譚合成 寫的書《 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

第七十九章  華國鋒的指示

黃義大等人到長沙后，馬上急著去找省革籌領導和47軍首長彙報，但當時長沙市的武鬥已進入白熱化狀態，「工聯」派（湖南省工人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和「高司」派（湖南省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打得不亦樂乎，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武鬥人員，過去最熱鬧的五一大道上冷冷清清，設置了不少路障，用裝滿河沙的麻袋堆起一個又一個武鬥工事，一些武鬥人員坐在汽車上呼嘯而過，無緣無故地對天鳴槍，嚇得人心驚膽戰。省革籌和47軍的領導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作為省革籌第一副主任的華國鋒每天身背一個黃挎包，一個軍用水壺，袋內裝著餅乾，餓了啃幾塊餅乾，渴了喝兩口涼水，整天找兩派群眾組織的頭頭談問題，做工作，根本沒有一個固定的辦公地點和休息時間。章伯森也是一樣。要見到他們，非常困難。
（1967年）8月24日晚，黃義大為了解道縣近況，打電話到「革聯」總部，「革聯」副司令盤××接的電話，盤說：「現在道縣農村已經開始大殺人了！有的地方還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不經過任何上級機關批准，將人抓起來就殺，手段極其殘忍！據不完全估計，全縣已被殺1000多人，瀟水河裡漂起很多死屍……目前事態還在發展和擴大……」
黃義大大吃一驚，連忙和蔣全益、黃永利三人趕到省革籌辦公室彙報這個緊急情況，彙報后心裡還不踏實，又找到省革籌小組成員梁春陽（原省計委書記，黃義大與他非常熟悉）家裡向他彙報。梁春陽也深感震驚，馬上與章伯森 （原省委副書記，現省革籌小組副組長）、華國鋒通了電話，章、華答覆次日上午要黃等三人到省革籌辦公室見面，具體彙報並研究措施。
第二天（8月25日）上午8時，黃等三人到了省革籌辦公室，一進屋，梁春陽主任就說：「你們昨晚反映的情況，可能不太真實。你們走後，我叫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給道縣武裝部，是李永華部長接的，他說：『根本沒有那麼一回事，是四馬橋區靠近寧遠邊界的山區，有幾個四類分子搞暴動跑到了山上，被民兵圍住，用鳥銃打死了幾個，把屍體丟到了河裡。』所以此事就不必再研究了，國鋒、伯森同志他們也都有事出去了。」
既然如此，黃義大等人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當晚，黃義大心中惱火，打電話回到道縣，責問盤××為何彙報假情況。盤一聽就喊了起來：「天哪！現在道縣的情況，哪是李部長說的那樣。整個道縣農村可以說已經全面開始了大屠殺，據各方面反映來的情況統計，全縣被殺的人數不會少於2500人。從五洲到小江口這幾里路的河道里就飄了70多具屍體。今天上午，我們在二中後面的鋼絲橋上，看了一下，20多分鐘的時間，就飄下來17具屍體。現在殺人的事態還在擴大，有的地方已形成宗派殺人，整個瀟水河水臭風腥，河水已經不能吃了，老百姓晝夜都在武裝部旁邊的安家井排隊挑井水吃。就在眼皮底下的事情，武裝部怎能說不知道？明明是知道故意不管。」
放下電話，黃義大感到事態太嚴重了，當即找到蔣全益等人商量，這時道縣已有一些告狀人員冒死從縣裡跑出來反映殺人情況，有人在街頭貼出了「道縣殺人血流成河」的大字報。大家一致認為一刻不能耽誤，爭取時間就是搶救生命，必須馬上反映上去。當晚又到梁春陽家做了彙報。第二天上午，在梁的幫助下，又在省委禮堂找到黃義大從前的老領導章伯森，向他彙報道縣殺人情況，揭發縣武裝部李永華等人的謊言。
當時章伯森正在主持會議，非常忙，擠出時間來，聽取黃等人的彙報。黃義大說：「我作為道縣縣委副書記、政府縣長這一次冒著生命危險，跑到省城裡來找你們彙報，是因為道縣的武鬥和殺人的情況確實太嚴重了，現在道縣人民天天都在大流血，我們來的目的就是請求省領導和47軍支左部隊儘快採取措施予以制止。我們的責任已經算盡到頭了，如果省里再不下決心，其嚴重後果可以說不堪設想。」章伯森聽了，說：「義大同志，你在道縣工作多年，你看道縣目前的情況，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才能有效制止？」對這個問題黃義大早已思考很久，當即提出四條建議：「一、我們認為道縣之所以發生這麼嚴重的問題，並且日趨嚴重而得不到解決，首先是個領導問題。現在擔任支左任務的縣武裝部的幾個領導，原來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對立面，積極參與迫害革命群眾，現在又完全站在保守派一邊支持殺人，他們自身已經陷得很深，怎麼能解決道縣目前的問題？因此我認為想解決道縣的問題，首先要撤銷道縣武裝部的支左領導權，另派解放軍部隊到道縣支左。二、毛主席親自批發的『六•六』通令（不準亂殺人）和中央的『七•一三』通知（不準組織農民進城參加武鬥），他們不宣傳，不貫徹，不執行，反而利用廣大幹部和貧下中農的樸素的階級感情，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在營江公社建立武鬥司令部，組織農民進城武鬥，為的是消滅異己，亂中奪權。現在道縣廣大幹部和貧下中農完全受到他們的蒙蔽，聽不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所以我要求省里派飛機去道縣散發『六•六』通令和『七•一三』通知，讓中央的文件和毛主席的指示直接與群眾見面。三、現在道縣到處攔關設卡，物資得不到流通，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不到保證，我認為必須馬上撤銷攔關設卡，並宣佈道縣各地所成立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為非法，予以取締，通令立即停止殺人，對已殺人員按階級成分統計，如實上報省革籌和47軍支左辦公室。今後如再殺人，嚴懲不貸。四、要求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收回散落在保守組織手上的槍支，撤出對縣城的武裝包圍，不準農民進城武鬥。對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的分歧可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下，通過協商談判來解決。」
章伯森聽了黃的意見后說：「你講的這幾條很好，我回去與國鋒、黎原（47軍軍長，省革籌主任）同志商量一下，先跟零陵軍分區打個招呼，要他們先下去做工作，把殺人的問題先停下來。你是個筆杆子，就把道縣殺人情況和你剛才講的那些意見替省革籌和47軍起草兩個電報稿，一份給中央文革；一份給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電報稿起草好以後，直接交給我或者交給辦公室黃子林同志轉我也可以，越快越好。這些意見等我與黎原、國鋒同志研究后即答覆你們。」
章伯森又叫秘書登記了黃義大等人在長沙的住處（湘江旅社）和電話號碼，囑咐他們在旅社裡等候，不要外出。
回到住處后，黃義大等人馬上進行研究，開始起草電報稿。
一、        給中央文革的報告：

中央文革小組：
我省道縣自八月中下旬以來，發生了嚴重的未經批准就非法殺人的情況，有的地方還成立了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據悉已被殺人數達二千餘人，其中有四類分子及子女，也有革命群眾及其親屬，性質極其惡劣，對此省革籌小組已採取相應措施，責成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立即予以制止，並宣布「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為非法，立即予以取締。詳細情況以後再報。
                                           湖南省革籌小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二、        給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的電報稿：

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
據悉道縣農村目前攔關設卡和殺人情況十分嚴重，有的地方還成立了什麼「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不經上級依法批准就隨意殺人，已經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為此：（一）應宣布「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為非法，應立即取締。（二）迅速撤消攔關設卡，恢復交通，保證來往行人、車輛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三）對於目前的嚴重殺人問題，望你們堅決採取措施，立即制止；今後未經依法批准，不準再亂殺人，否則要嚴加追究，依法懲辦。（四）望你們將已殺人數分階級成分於三日內迅速上報省革籌小組和四十七軍。以上望立即執行。
湖南省革籌小組、四十七軍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這兩份電報稿均由黃義大執筆起草。起草完畢后，即送省革籌辦公室黃子林轉呈章伯森和華國鋒。
第二天（1967年8月27日）中午，黃義大等人在湘江旅社接到省革籌辦公室黃子林打來電話，要黃義大、蔣全益、黃永利三人在下午兩點之前趕到省革籌辦公室，華國鋒同志要接見。
下午，三人準時到達省革籌辦公室，華國鋒已經等在那裡了。在聽取了黃等人的彙報之後，華國鋒說：

你們反映的情況及意見很好。黎原同志本來要來的，因為在作報告，所以沒有來，我受他的委託，代表省革籌小組說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黨中央、毛主席對湖南的問題很重視，並已經作了決定，總的講來現在的形勢是很好的，你們道縣那裡，鬥爭很尖銳，也很激烈。兩條路線也很明顯，很容易看出來，問題也就容易解決。對你們所反映的問題及意見……我說以下幾點意見：
（一）        你們要求派飛機到道縣去散發中央的六六通令和七一三通知的問題，我們已請示了中央同意,最近就可去散發。
（二）        關於制止道縣的武鬥和亂殺人問題，我們已經給下面打了招呼，你們可代替省革籌和47軍起草個電報稿，由省革籌和47軍的名義下發，至於你們要求懲辦殺人兇手的問題，只有等待以後再來解決了。
（三）        關於你們要求的野戰部隊到道縣去支左的問題，我們請示了中央軍委，同意從你們附近的部隊調去。對於縣武裝部，你們要多做一些工作，要積極地多爭取一些人站過來，對於他們願意站出來，但態度還不夠明朗的，你們就從他不明朗做起吧！通過工作可以促進他明朗化。把縣武裝部的工作做好了，以後對爭取、團結區、社武裝幹部也有好處。
（四）        對於「紅聯」組織不能壓，要多做思想工作，主動地團結他們，特別是你們兩人（指黃義大、蔣全益）回去以後要多做領導幹部的工作。要通過多種渠道，如打電話、寫信，把他們找來當面談等，要他們迅速站過來，以挽救一批幹部。我們省里就有這個教訓，如有的人跑到河西去成了武工隊的政委和什麼負責人，而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五）        道縣現在的形勢比較亂一些，待形勢好轉以後，就可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長期沒有一個領導核心是不行的。以後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內部要注意團結。二是要注意幫助受蒙蔽的群眾。在嚴重的武鬥和亂殺人中，農民受了很大的害，要組織一些物資運送下去，幫助恢復生產生活。你們三人可以先回到零陵，找找郭治安同志一併儘快地解決道縣的問題。

第八十章  「9•23大武鬥」

華國鋒接見以後，黃義大等人每天都要跑到省革籌打聽情況，兩天後，親眼看見發給中央文革和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的電報稿，經華國鋒和黎原修改並簽了同意發出的批示以後，這才稍方寬心，準備回程。
之後又在長沙市逗留了幾天，主要是拜訪老領導，觀察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學習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經驗等等。9月18日，一行數人離開長沙，踏上了回道縣的歸程。
到了零陵，遵照華國鋒的指示，黃義大等人與郭治安等人見了面，研究解決道縣問題的措施，然後急著趕回道縣。郭治安告訴黃義大，道縣農村攔關設卡尚未撤銷，封鎖仍然很嚴，雙牌大坳根本過不去，走陸路危險甚大。因此決定走水路回道縣。這條水路原為道縣通向外界的最主要的一條通道，即沿瀟水穿過紫金山，經雙牌至零陵萍州而入湘江。據《道縣誌》載：「從州治東行沿江而下四十里，地名江村，有庳亭廟記神像。其下曰漫灘，舟行至此謂之入瀧，至零陵界之瀧泊（今為雙牌）灘，謂之出瀧。勢極險惡，春夏水漲往往為舟害。宋知軍州事林致祥命工沿瀧鑿山開道，自庳亭達之雷石，行者遇險則舍舟登陸。去州治八十里有麻灘、流灘、大家灘，皆為舟行所戒。」解放后，瀟水河道多次進行治理，使水勢平緩而水道暢通，舟行不再艱險。1958年前，出入道縣多走水路，零道公路修築通車后，因公路交通更為便利，走陸路的人漸多，而走水路的人漸少。此時因道縣「殺人風」水路運輸已經停航。黃義大一行人乘車到江村，在這裡安排了一隻小船，溯流而上去道縣。當年陽城是沿著這條河流去道縣的，寇準也是沿這條河流去道縣的，當然，已經不是同一條河流了。其時，道縣「殺人風」已基本趨於平息，但瀟水河中，依然水臭風腥，沿河的汊道和河灣，仍然漂浮著成堆的屍體。大水已經開始退去，岸邊的鬼柳和一些其他雜樹，根須都露出水面，像瘦骨嶙峋的手，強悍得怕人，一隻手拚命地伸進岸邊的泥土中，彷彿垂死掙扎般把每一塊粘土，甚至每一撮黑色的腐植質死死地抓住不放，另一支手則把一具又一具腫脹的屍體挽留在自己身邊，讓他們在這塊生養他們的土地上多滯留一段時間，甚至長久地留在那裡。小船犁破水面，艱難上行。黃義大坐在船頭，心頭無比凝重，嘆息道：「像這麼樣殺人那還行嗎？」明明是藍天麗日，他卻感到陰風慘慘，彷佛有一種什麼東西在這裡不斷地沉澱，不斷地凝固，不斷地板結……忽然兩具腰身脹得有浴桶那麼大的屍體順流而來，船上的人一片唏噓，船老闆若無其事地用篙桿戳著屍體的肚皮，用力將它壓向水下，噗，肚皮破了，一片被水浸泡成漿糊樣的物質順著篙桿滋上來，粘到船頭上。這時，船尾又有人發出驚叫，原來另一具屍體掛到了船尾上。船老闆探過身子，伸長篙桿，輕輕一撥就將屍體撥開了。黃義大隻覺得胸口打鼓，喉頭陣陣欲嘔。
不停流淌的瀟水波光瀲灧，將夾岸的青山揉得恍恍惚惚。風來掠起魚鱗般的微波，風去不回頭，這才是真正金風啊！

黃義大回到道縣后，首先作了三件事：
一、旗幟鮮明地反對殺人，反對武鬥，支持「革聯」的革命行動。而「革聯」也像「紅聯」對待熊炳恩那樣，稱他為「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領導幹部」 。
二、遵照華國鋒的指示，通過找熟人、打電話、寫信、當面約談等形式，向一大批縣委、縣政府幹部傳遞省革籌和47軍領導的講話內容，促使他們發表聲明，反對武鬥，反對殺人，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一邊來」。使得一些過去態度曖昧的幹部態度明朗起來，一些曾經有過錯覺的幹部，也不再支持那些殺人的主張和言論了。
三、協助6950部隊做通了「革聯」的工作，督促他們當著6950部隊領導和「紅聯」代表的面，將槍支彈藥清理登記並封存在二中的一間教室里。
一位道縣文化大革命過來人說：「我們道縣文革，就跟煎餅子差不多，煎了這面煎那面，煎了那面回過頭又煎這面（其實全國各地都差不多），前一段時間是『革聯』受煎，現在輪到『紅聯』受煎了。」
應當說「紅聯」的頭頭對這一點非常焦慮，為了展示力量，爭取在以後的鬥爭中，取得更多的發言權，（1967年）9月23日，「紅聯」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大遊行。
遊行隊伍通過二中門口時，黃義大發現有兩個從前與自己關係不錯的幹部也在其中，一個是縣委副書記歐陽××，一個是縣委統戰部長李××，他想起華國鋒接見自己時的指示：「要挽救一批幹部，讓他們迅速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我們省里就有這個教訓，有的人跑到河西那邊去，成了『高司』武工隊的政委……而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這兩個人，黃義大一直在找他們，一直沒有聯繫上，就告訴「革聯」的人，趕快把這兩個幹部請進二中來。結果「革聯」的頭頭採取了一個比較魯莽的行動，派了幾個人，把這兩個幹部從遊行隊伍里拉出來，拖進了二中。「紅聯」群眾看到「革聯」到遊行隊伍里來抓人，騷動起來，在一些「紅聯」頭頭的指揮下，衝進二中要把人搶回來。情況有些失控。個別「紅聯」頭頭乘機鼓動群眾沖向封存槍支的教室，想趁機「把槍搶回來！」
但是——他們低估了劉香喜對槍支安全的警惕性。他在封存槍支彈藥時多留了一個心眼，不但安排專人看守，而且槍支和彈藥並沒有完全分開封存，部分槍支配有子彈，以防不測。看到「紅聯」的人衝過來想要搶槍，「革聯」負責看守槍支的人員開槍了，當場打死12人，打傷幾十人，整個道縣為之震動。
「9•23大武鬥」在道縣城鄉引起巨大的混亂。
但，並沒有引起殺人。從道縣文革殺人時間表上可以看到，之後幾天殺人為零。
「殺人風」還在進一步平息。
此時，湖南省革籌和47軍支左部隊態度漸趨明朗，「紅聯」開始分化瓦解。特別是省革籌和47軍9•27聯合通告發出（通告內容見第五十二章，艱難的制止）和飛機散發傳單之後，「紅聯」基本上分崩離析。
一位道縣老幹部（不是黃義大）說：「殺人風平息以後，那些殺人的劊子手，特別是大屠殺的幕後黑手，如喪家之犬，驚恐萬分，有的潛逃到他們的家鄉和親友那裡，有的銷聲匿跡，根本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只有少數人還在負隅頑抗，比如原六區的武裝部長鄭有志就帶著一部分人員和槍支跑到了都龐嶺下的大坪鋪農場。整個道縣的混亂局面已經得到了完全平定，不斷地向好的方向轉化。」
10月底至11月初，駐道6950支左部隊，發出通告，號召各單位的領導和幹部一律儘快返回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原縣委機關的一些領導和幹部陸續返回縣城，集中在豆子街老縣委招待所內，準備集中學習一段時間，讓大家談談對近一段時局的看法和感受，做他們的思想轉化工作，教育和挽救絕大多數人。
一些「殺人風」被害者家屬，特別是一些因參加「革聯」而被殺者的家屬和部分「革聯」人員，在情況尚未搞清之前，認為是大屠殺的頭目回來了，衝進招待所，對少數領導和幹部進行鞭打和批鬥。駐紮在縣物資局倉庫的6950部隊聞訊后，迅速派出幹部戰士將招待所保護起來，才使事態未進一步擴大。儘管如此，仍有少數縣委領導和幹部遭到了毒打。

第八十一章  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

1967年12月，47軍支左部隊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領導小組舉辦了湖南省第一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個學習班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為湖南省各縣、市革命委員會選配領導幹部。黃義大作為道縣代表參加了這期學習班，學期為兩個月。
學了大約不到十天，一天晚上，省革籌副主任華國鋒把他找到省衛戍司令部談話，華說：「根據道縣駐軍支左辦的要求，目前道縣沒有領導幹部抓工作，希望你回去主持一段工作，你回去配合部隊好好地抓一段吧。」徵求黃意見如何？黃說：「省領導對我的信任我很感謝，但感到回去的困難太大，很多問題自己無力解決，很難勝任省領導的要求。」華國鋒說：「有什麼困難就當面講吧，能不能勝任的問題就不要講了，省革籌已經作了研究，還有當地駐軍支左部門支持你。你就講講工作中的實際困難吧。」黃義大說：「文化大革命搞了這麼多年，縣裡領導幹部全被打倒了，職能機構也都癱瘓了，現在要做大量的恢復工作，首先就要有人去辦，各方面的責任必須要各部門去承擔，光靠少數幾個人和支左部隊顯然是不行的，所以我建議道縣能早一點把新生政權革命委員會建立起來，以便有一個領導核心，再逐步地把一批幹部扶起來，讓他們大膽工作……第二，道縣被殺了這麼多的人，將人殺了以後，就將全家的衣服、糧食全部抄光了，房子也被強佔了，這些被害親屬現在均流落在四方，據反映全縣被迫跑出去的不少於兩萬人，這些人在外無衣無食，無家可歸，到處流竄，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我作為道縣的父母官，回去以後，必然要想辦法解決，但是現在冬天來了，這些人回來吃什麼？穿什麼？住哪裡？實在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難題；第三，道縣在短期內殺了這麼多人，群眾義憤很大，特別是廣大受害親屬，迫切要求嚴懲殺人兇手，這個問題我想了很多，不處理不行，處理不好也不行，我的意見是：殺四類分子的先放一放，以後再說，現在首先要把那些報復殺人、殺夫奪妻、殺父奪女、強姦殺人、謀財害命、親自開口殺人和幕後指揮殺人的追究責任，繩之以法，情節惡劣者，必須嚴懲不貸！」華國鋒說：「關於成立權力機構的問題，你們可以快一點，我看你們就不必搞什麼籌備小組了，可以做好工作，直接成立革命委員會，兩步合成一步走算了。關於殺人的處理問題，待你們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後，將情況搞清楚，將各種類型的底子摸清，看看要依法處理的面有多大，你們寫一個意見報上來，當前除了那些繼續危害人民和那些罪大惡極準備逃跑的個別人外，一般的暫不要動他，以後待制定好一個政策再統一處理。關於將那些被害者親屬找回來，並妥善予以安置好，這確實是一個很重要又很現實的問題，我看不管怎麼樣，首先要儘快地將他們找回來，不要讓他們在外面再流浪了。至於目前的生活困難問題，你就帶點救濟款回去吧，你看要多少錢？」黃義大大膽地說了一句：「先要四十萬。」（當時四十萬，已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華國鋒二話沒說，就叫秘書給省民政廳負責人寫了一張條子，同意如數撥款。就這樣黃義大到學習班辦了離校手續，於一九六八年的元月六日回到了道縣。

回去以後，除安排了專人班子處理被害親屬的救濟和安置工作外，黃義大主要抓了兩件事：一是深入廣大農村，了解農民在生產中的困難，幫助恢復生產，作好春耕生產的準備工作，以便來年不餓肚子。為此將各區、社抓生產和工作的領導班子建立起來。第二件事，下決心將全縣人民都關注的大屠殺的蓋子揭開。
這時駐軍6950部隊，主要精力集中在抓道縣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上。經過緊張繁忙的籌備工作，道縣革命委員會於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一日正式成立，黃義大被任命為道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由駐軍6950部隊政委孫潤清兼任。革委會整個權力機構仍屬軍管性質，委員會下設機構的各負責人，正職由部隊同志兼任，副職是地方的，而且也是由軍方直接指定的。
縣革委會成立后，3月下旬，黃義大與6950部隊領導在縣三糧庫（東門縣委黨校）召開了有各單位領導與兩派群眾組織代表以及與殺人有牽連的250餘人的揭蓋子學習班。6950部隊參加主持和領導的有副參謀長，縣革委會副主任劉兆豐、股長吳榮華。學習班上本著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鬥、不搞逼供信，實事求是的原則，讓大家揭發檢舉，在殺人問題上犯有嚴重錯誤的人，也允許平等的、充分的申辯自己的意見和揭發別人的問題，與此同時，各區、社均成立了專案小組，會上揭發出來的問題再拿到下面由各區、社的專案小組分頭調查核實。
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召開的消息很快傳開，參加會議的人越來越多，有的用親身的事實進行了揭發控訴，有的從邊遠山區趕到縣城來進行血淚控訴。
據原6950部隊副參謀長、縣革委會副主任劉兆豐回憶：「殺人風平息后，我們發出通告，限令『紅聯』、『革聯』將槍支彈藥全部上繳，促使兩派群眾大聯合。1967年3月底到4月初，為了做好善後工作，我們與縣革委會一起辦了一個學習班對殺人事件進行調查。我們專門抽出兩個連隊，深入到每個生產隊、每個自然村進行調查、落實、安撫工作。要求各公社、大隊逐人作出登記。基本上核實了那次殺人大約有6000多人……」
這次學習班，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整整開了21天，經過上下核實，初步查明全縣被殺人數在6000人左右。並根據調查結果，制出了《道縣大屠殺數字統計表》，《關於道縣人武部幾位領導製造大屠殺的言行》、《道縣大屠殺情況的調查材料》等學習班文件，上報零陵地區革委和省革委。在這次學習班上，除了大量被害者家屬的揭發材料外，還有部分「紅聯」頭頭的檢討揭發材料，極個別縣委領導在會上受到批判，如原縣委常委、組織部長王安生因親自開口指示殺人，在會上與揭發人青口公社立山坪大隊支部書記唐芳明等人當面對質，併當場低頭認罪。筆者在前文中披露的大量殺人案例，有十例出自這次學習班，當時被稱為十大典型案例。
「揭蓋子學習班」召開期間，出了一件意味深長的小插曲：學習班召開不久，縣武裝部靠縣委會的間牆上，出現了一張醒目的匿名打油詩，這在舊社會叫做揭帖：

小小公雞莫耍雄，
哭的日子在後頭；
左手拿你砍一刀，
右手抓你進雞籠。

看到這首打油詩，主辦學習班的人都很震撼。黃義大找到6950支左部隊的領導說：「這次大屠殺，殺人人數這麼多，手段這樣殘忍，簡直無法無天，像這樣不經上級機關批准，隨便將人抓起來就殺，比捏死個螞蟻還容易，這還了得？如果不徹底揭露，嚴肅處理，不僅醜化了我們黨的形象，還會給子孫後代留下禍根。現在這幫人還是這麼猖狂，不把大屠殺的蓋子揭開，我們決不收兵，大屠殺的事實真相一天不搞清，我們這個會就一天不散。」6950部隊的領導對此亦深有同感。
劉香喜作為縣革委常委分管財貿工作，對這個學習班本來不太感興趣，因為他認為自己對道縣的文化大革命貢獻最大，對殺人風抵制最得力，但是革委會成立只讓他當了個常委，心裡很有些失落感，不想再多管閑事。看到這首打油詩以後，氣得老毛病犯了。他找到黃義大說：「義大書記，還等什麼？……趕快整材料上報，把這幫傢伙殺他幾個，關他幾個，撤他幾個……」黃義大說：「現在首先還是查清問題，提高認識，處理人的事放到運動後期再說吧。」劉香喜說：「義大書記，你就是太心慈手軟了。」黃義大說：「香喜同志，我不是心慈手軟。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處理人的問題要慎之又慎，人頭不是韭菜砍掉了還會再長。再說國鋒同志也指示了，處理人的問題放在後一段由省里統一拿一個政策出來。你放心，有這些材料擺在這裡，鐵證如山，跑不掉的。」
黃義大為什麼這麼大意呢？做了初一，不做十五呢？
我曾就這個問題問過他。他面有戚戚焉，吶吶道：「唉！就是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絕了……」
我又把這個問題問過一位與黃義大十分熟悉的道縣老幹部。該幹部說：「這個問題後來我們也想過很久……分析起來，不外乎這麼幾條：一是以為材料在手，鐵證如山，隨時可以拿出來；沒想到，真實情況我們雖然清楚，但上級領導不一定清楚。二是當時『地富組織黑殺團殺貧下中農，貧下中農反過來殺地富……』這個謠言沒有從根本上破除，把殺人事件的本質歪曲成了貧下中農的過激行動。三是當時殺人時打著保衛紅色政權的旗號進行的，殺人的絕大多數都是我們黨的依靠對象，被殺的絕大多數都是我們黨的革命對象，在這一點上，我們首先就輸了一著。四是對黨內路線鬥爭的本質和殘酷性反覆性缺乏認識，認為大局已定。五是對這幫殺人者的社會能量估計不足。六是黃以大本人受孔孟之道影響太深……總之一句話，當時太幼稚，想死理，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看不穿。」

第八十二章  天意從來高難問

1968年7月某日，駐道6950部隊突然悄悄連夜撤走了。走得非常倉促，甚至跟他們一手籌建的革委會的其他成員連招呼都沒打，就走了。關於6950部隊撤走的原因，在道縣有種種說法，但沒有一種有權威性。有一點可以肯定，撤走的原因在上面而不在下面，和上面的路線鬥爭有關。在當時，路線鬥爭是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
黃義大早晨上班，看到空空如也的辦公室，驚呆了，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他連忙與其他幾位革委會主要成員商議了一下，認為47軍的人走了，我們還是要堅守崗位，6950部隊很多沒有做完的事情，我們還是要繼續把它做好，特別是要傾注全力把生產恢復好，農民不比城裡的幹部群眾，端的是泥巴飯碗，田裡沒得收，嘴裡就沒得吃。
這時，道縣人武部的原領導也調走了，換了一批新領導。人們注意到，原來的幾個領導不是因為犯錯誤而撤了職，而是平調甚至是升遷了。改組后的縣武裝部重新接過6950部隊的支左領導權，原來支持「紅聯」的幹部和武裝部原班人馬，再次執掌道縣的黨、政、軍、財大權。像人們說的那樣，餅子又要翻過來煎那面了，「革聯」那班人又重新受到煎熬。不少的人被列為清查對象，進行審查。
但，黃義大還是縣革委的副主任。
此時，省城（長沙）裡面，梁春陽出問題了，據說是「炮打三紅」，企圖「毀我長城」，和他一起的還有一個叫尚春仁的省委領導幹部，統稱「梁尚者流」。道江鎮貼出了「打倒黃義大」的大字報，說他是「梁尚」伸向道縣的「黑手」，說他赴省彙報殺人情況是與「梁尚」掛鉤，進行「黑交易」。大字報稱黃義大是「炮打『三紅』的黑幹將」，道縣階級敵人的總後台，『四類分子』的孝子賢孫。
黃義大雖然感到強大的壓力，也深知這些大字報都是有來頭的，但心還是大的，穩穩地放在肚子裡面。他仔細檢查了自己文革開始以來的所有言行，認為沒有任何大的錯誤，都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都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大字報上街沒有幾天，武裝部副部長劉×、副政委樊××到黃家登門拜訪，軍人辦事痛快，寒暄之後，直截了當就話入正題：「最近我們舉辦了一個區、社武裝部長學習班，布置了今後一段時期的工作任務，大家的情緒很高，但心理壓力很大。因為前段時間，各方面都反映他們與殺人有關係，這個問題，我們了解了，與他們根本沒有關係。大家要求你去講講話，表一下態，說明殺人與他們沒有關係，要他們放下這個包袱大膽地工作。」黃義大說：「這個態我不能去表，根據前段揭蓋子會議揭發的材料看，道縣的殺人明顯與其中的某些武裝部長是有直接關係的，這個態我怎麼能去表呀？我表了也不算數啊！」
第二天中午，縣革委會主任、縣武裝部政委劉寬又來找黃，說：「昨天劉、樊兩位同志來找你商量，請你到區、社武裝部長學習班上去講講話，聽說你不肯去。我的意見你還是去講一講有好處，一是可以給他們放下包袱，大膽工作；二是可以加深相互之間的感情，以利於今後的工作，於己於公都有好處，你今後還要依靠這些人在下面工作的。道縣今後的工作擔子，主要還是你來挑。我們武裝部介入支左也是暫時的，長遠的還是要你們搞……」但黃義大仍是堅持說：「劉政委……這個態我不能去表呀，因為全縣的揭蓋子會議剛開不久，無數事實表明，殺人確實與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有關聯，而且有的人問題很嚴重，將來必然是屬於追究的對象。我要在這個會上去說與他們沒有關係，這一方面我說了不算數，另一方面我也不能違心地去講這些話呀……」劉政委見話不投機，沒有再說什麼，很不高興地走了。

黃義大的這種態度引起了縣武裝部和縣委縣政府部分幹部的極大憤怒。殺幾個「四類分子」，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你小子就要揪住不放，還想運動後期處理我們。豈能讓你的陰謀得逞！你小子刮「五風」的時候，犯的錯誤還小呢？「三死兩荒」，死了多少人，還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組織上都給你擔了擔子，我們殺幾個「四類分子」你就死揪住不放了？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你小子富裕中農出身，實際上就是一個漏網富農，跟我們貧下中農就是不一條心。這就是真正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你是個筆杆子，會整材料，我們就不會了？
於是以道縣革命委員會和支左領導辦公室的名義，迅速地總結一份「關於黃義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事實」的材料上報零陵地區革命委員和湖南革命委員會。
在這個材料中，總結了黃義大的四大「錯誤事實」：一、隱瞞家庭出身社會關係；二、為社教下台幹部和國民黨餘孽翻案；三、虛報浮誇，造成『三死兩荒』；四、在革委會內部撥弄是非，製造分裂，把鬥爭鋒芒指向『三紅』。
這四條在當時，哪一條都不是小問題，可謂刀刀見血。看起來這班人搞這些事比黃義大這班人強多了！黃義大套路全懂，但心慈手軟；劉香喜心狠手辣，但套路不足。
（1968年）10月12日，道江鎮街頭掛出好幾幅大橫幅：「經上級批准，撤銷黃義大縣革命委員會委員、常委、副主任等一切職務!」
橫幅標語一上街，整個道縣為之轟動。「革聯」的末日到了。
接下來就是一場場的批鬥大會。後來這些批鬥會幾乎開到下面的每一個區社，當時喊出的口號是：黃義大把毒放到哪裡，我們就把毒消到哪裡。
據黃義大說：「這些批鬥，比原來斗『走資派』凶多了。運動初期，我也被打成過『走資派』，開過批鬥會，不過是喊喊口號，讓你彎腰低頭認罪，或者跪一下子，最多不過踢兩腳打幾拳。這以後的批鬥會，上去首先就是『五花大綁』，然後一頓拳打腳踢，打得死去活來。尤其是那個綁人，就是成心要把你的手捆斷，用腳踩住你的身子勒緊繩子，捆緊了，還要拚命地往上拉……雙臂痛得像斷了一樣，接著就麻木了，心臟好像馬上就要炸開一樣，打得胸口嘭嘭地響，血一下子全都衝到了頭頂，太陽穴像打鼓一樣的跳，兩隻眼睛漲得向外爆了出去，整個人像一隻蝦公鉤成一團……他們就是成心把我斗死！」
劉香喜當然也是在劫難逃，他是和黃義大同台批鬥的不二人選，所受到的待遇，比起黃義大來說沒有最凶，只有更凶。
兩隻蝦公在批鬥台上第一次見面時，劉香喜說了一句：「心慈手軟害死人！」
黃義大一言不發，把頭深深地低了下去。
11月14日，天氣開始轉涼，黃義大已經穿上了棉衣，剛吃過早飯，就來了幾個人，把他押到了道縣一中後面的大體育廣場。縣革命委員會在此召開全縣城幹部、職工、城鎮居民萬人大會，宣佈道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對黃義大等人執行拘留的決定。這天大會，聲勢特別浩大，戒備森嚴，會場四周都有持槍的武裝民兵站崗。主持人點到黃義大的名字后，幾個民兵將他反剪雙手，壓著頭推到台上，在一陣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黃義大被『五花大綁』，直接送進了看守所。
道縣公安局看守所，就在縣人民政府的大院里。過去黃義大當縣長時，坐在辦公室就能聽到看守所里犯人喊操的聲音，但一次都沒有去過。看守所的領導曾經幾次請他去檢查工作，他都婉言謝絕了，實在是不想去這個不祥之地。這一次被『五花大綁』送了進來，老所長歐××看到他雙手已經發紫，一動也不能動，一邊解繩子一邊說：「黃義大，這下好吧，原來我找過你幾次，要你來看守所視察一下，你總說沒有空，這下有空了吧，你要整天坐在這裡了。反正夠你坐的了！……早知道自己會坐進來，當時多批點錢，把牢房蓋大點，多好。進去以後好好地看一下監規吧，千萬不要違反了。」
黃義大原來以為不就是拘留嘛，坐不了多久就會出去的。聽老所長這麼一說，心裡一驚，感到了情況的複雜性和嚴重性。
與黃義大先後被抓進牢房裡的還有當時的縣委書記石秀華（他的罪名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蛻化變質分子），公安局長宋××，檢察長閻××、副縣長劉××、劉××等人（這些主要是因為站錯了隊）。
劉香喜也被抓進來了，這是任何人都能夠想象到的事情。
沒想到的是，鄭有志也被抓起來了，賀霞也被抓起來了，賀霞的罪名是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資本家的黑管家、階級異己分子。

公安局長宋××被揪出來，關進牢房以後，縣公安局進行了改組，由下面調上來一位新局長×××。另外教育部門也從下面調上來一名青年幹部鍾昌斌加強領導。鍾昌斌與×局長兩人原來同在一個區里工作，關係一直很好。調到縣裡以後，因為人地生疏，家屬一時沒有過來，下班以後兩人經常一起在公安局的辦公室里喝點小酒、談談天。這一天，兩人喝酒談天時，鍾昌斌看到辦公室牆腳邊堆了一大堆材料，出於好奇，撿起一份看了看，大吃一驚，原來竟有這樣的事情！他叫過×局長來問這是怎麼回事。×局長說：「這是6950部隊走到的時候留下的文件，沒什麼用的。」鍾昌斌說：「哦，哦，可不能說沒有用的。這件事將來遲早要追查的，你在這個位置上，脫不了責任的。」兩個人找來一個文件櫃，就是那種木製的老式兩門櫃，把材料收攏來，裝進去，然後找了幾塊床板，用釘子把櫃門釘死，又打上一張封條。
十六年後……道縣處遺工作開始，鍾昌斌被任命為道縣處遺工作組組長。時過境遷，千頭萬緒，處遺工作怎麼開始呢？鍾昌斌想起了當年的那個文件櫃。但是，這麼久時間了，它還在么？他急急忙忙跑到縣公安去找，一看，大櫃原封不動，立在原處，照樣子用木板釘死，封條上的字跡還依稀可辨，打開，除紙張變黃了以外，所有的資料都原封不動躺在裡面，十六年來竟沒有任何人動過它們……
鍾昌斌以手加額道：「天意啊，天意啊……」

第八十三章  牢獄生活

砰!身後傳來一聲沉重的鈍響，鐵門關嚴了。黃義大抬起頭看了看牆上貼的「監規制度」，白紙黑字，一共六條：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不準交頭接耳，不準高聲喧嘩；不準帶火柴硬器入監房；不準抽煙飲酒；一切服從看守人員的管制；所有情況都要向看守人員報告等等。
從這一刻起，黃義大開始了人世間的另一種生活。
儘管所有的人從來都沒有告訴他，為什麼把他送進這裡來，但「監規」上寫得明明白白，送你進來就是要你「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
這個陳舊的看守所，共有12間監室，每間約10平方米，原為住4個犯人設計，現在大約要關三十人左右。監室里只有靠外牆三米高處有一個很小的通氣鐵窗，小到把所有的鐵欄桿弄斷，也難容一個人爬出去；地面是水泥地面，非常潮濕，特別是春夏之交，一發「水南風」，牆上、地上均是濕淋淋，伸手一摸全是水珠。只要在看守所里住上一年的人，手腳都會患上關節炎。縣廣播站站長唐厚文是一個文人，文革初被打成「小鄧拓」關了進來 ，在裡面坐了不到一年，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膝蓋腫得很大，白天、黑夜「哎呦」地叫個不停，吵得眾「牢友」無法入睡。牢房裡面又潮濕又陰暗，白天黑夜都要開燈。每天「放風」的時間只有五分鐘，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才能看到天日，看到太陽從雲層中灑下的金光。放風的時間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呼吸，抓緊時間、集中一切精力拚命地呼吸。唐厚文已經痛得走出去放風的能力都沒有了，眾人可憐唐厚文，每到放風時，便分頭攙扶他到外面去見點陽光，吸吸新鮮空氣。
犯人們睡的床，是四邊用磚頭砌有一尺高的一圈，中間搭上幾根木料，用長木板並排釘成的一個大統鋪。犯人進來從外面依次挨著睡，像擺鹹魚條子一樣，床的對面有50公分寬的空間，供犯人上下床和通行，裡面的檔頭放了一個大便通，前面的床位被先進來的老犯人占上了，最後進來的只有靠裡邊睡，腦袋邊上就是便桶。剛進來的人，不說別的，光是便桶濃烈的臭味就能讓你馬上暈倒過去。
因為每天只有五分鐘放風時間，而且是一個號子（監室）一個號子地輪流放風，放完一個號子，關好了，再放第二號子，所以必須跑步前進才能解完大便，即使沒有解完，五分鐘時間一到，武裝看守鈴聲一響，就馬上必須提上褲子拚命地往回跑，稍有遲緩，就要在外面的地上罰跪。夏天不管太陽有多毒，冬天不怕下雪下雨有多冷，露天中一跪就是一兩個小時。所有的人都特別害怕，不敢有絲毫遲延。
由於號子空氣齷齪，衛生條件十分惡劣，每天都有幾個犯人「拉稀」，沒有辦法，只能屙在便桶里，在那個窄小的空間里，那個臭氣可想而知。黃義大剛進去的幾天，聞到那種熏天臭氣，就想嘔吐，頭昏腦脹，根本吃不進任何東西，送進的囚飯甚至一連幾天不碰，眼睜睜地看著別的犯人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個精光。
對於每天放風上廁所，他也非常難以適應。當縣長時，坐辦公桌的日子長了，習慣了慢條斯理地上廁所，從從容容地方便，像很多搞腦力勞動的人一樣，把上廁所看成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時間。為了適應這種嶄新的方便程序，他真的沒有少吃苦頭。
號子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新進來的犯人首先要先倒7天便桶。就是在放風時，負責把便桶里的屎尿到進廁所。黃義大住進的那間監室，共關了31個人，黃義大一進號子，就有人說：「哎呀，義大書記，黃縣長，你也進來了？」經他一說，大家都知道了這位新進的犯人的身份，因著這個特殊的身份，加之一看，雙手捆得發紫，連筷子都提不起來，於是決定法外施恩，免了他7天倒便桶的「規矩」。
這間監房的三十多人，有因「派性鬥爭」遭報復抓進來的；有參與宗族械鬥的頭子和基層幹部；有因長期外出雲南、新疆等地區搞副業謀生的所謂「流竄犯」；也有個別偷摸扒竊的人；還有在外面打死人殺了人的刑事犯。這些從農村被關進來的人，最難受的是吃不飽、餓得發慌。有一些關得時間長了的人，因為肚子里一點油水也沒有了，更是餓到了貪饞的程度。每人每餐十六兩一斤的秤，只有二兩八錢米（按規定是三兩米，因為每人要抽出二錢米的飯加給在外面挑水或搞其它勞動的人吃），飯菜分別用兩個小木桶送進來，每人一個鋁製缽子，大家推選出兩個分飯菜分得均勻的人來分飯菜，飯菜分好以後，統一擺在那裡，喊了釣（號）再依次按順序拿。菜里根本看不到一點油，吃的主要是蘿蔔、白菜，早餐就是幾塊酸蘿蔔。喝的水每個間子一天一桶子，大約二十斤，每人只分得一小口杯，天氣再熱，渴得難受，也只能留著這點水潤潤喉嚨，從來不敢大口喝水；一身再臭，不到一月，不得放你出來洗一次澡。大家只好每天早上送進的那十來斤水，各人用自己的洗臉巾浸濕擰乾，擦一下臉，餘下的水按每天三人輪流擦擦澡或洗洗短褲。所以凡進來的人，都希望早一點判刑到勞改場去，不管怎麼樣，勞改場總可以吃得飽一點，活動面也寬一些，寧願判重一點，也不願意關在看守所里，受這個閻王罪。
劉香喜也被關進了這個看守所，他受的折磨比黃義大隻多不少，可以說整個看守所三、四百號犯人中，第一個遭罪的就是劉香喜，黃義大隻能屈居第二。比別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從關進這張鐵門的那一刻起就下定了必死的決心，這也是性格的使然，他對自己說：「進來了就別想著活著出去，出去了就要把這幫『殺人犯』送進來！」他的這種態度，理所當然地使他遭到比別人更多的打擊。對於自己的牢獄生活，劉香喜寫了一首劉氏七律《死牢》：

春來大地鳥無聲，
鐵窗驚夢桔花聞；
勒索捆打催人命，
老君爐里整七年。

後來成了「告狀油子」的李念德也在這前後，被送進了這個看守所，他沒有和劉香喜關在一個號子，也沒有和黃義大關在一個號子里，而是關在勞動號子里，這裡關的都是罪行稍輕的犯人。
顯而易見，李念德對於牢獄生活比黃義大、比劉香喜這些人適應多了。首先關在勞動號子這邊本身就要輕鬆很多，而且還可以見天日，每天還可以多吃得幾兩米。即便是不安排勞動，關在號子里的日子，李念德也顯得遊刃有餘。僅以放風為例，每天鈴聲一響，他第一個走出號子，到院子里溜一圈，伸伸腿，吸吸氣，然後慢騰騰地走進廁所，解完手，系好褲子，走出來，晃晃悠悠朝監房裡走，收監的鈴聲一響，他的一隻腳正好踏進號子里，什麼都不耽擱，時間一點都不浪費。他年輕，身體壯，勞動力好，做事又機靈，為人又強霸，當時牢裡面也是「階級鬥爭為綱」，不像後來有牢頭、牢霸這些現象，若不然很可能成為一個牢頭或者牢霸。
李念德的這個號子關了也有將近30人，其中有兩個重要人物，都與殺人事件有些牽連，一個是「紅聯」副政委賀霞，一個是「革聯」司令張福山。
賀霞的主要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對於一貫認為自己「根正苗紅」的賀霞，這一點打擊最大，試想一下，一個階級立場最堅定，階級鬥爭覺悟最高的人，突然一下變成了「階級敵人」，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賀霞就像受了宮刑一樣，身體的損傷說不上很大，但在心靈上比死還難受。但即便是在號子裡面，他還是很堅決地與身邊的這些人劃清界限，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地監督身邊這些「階級敵人」的活動。據李念德說：「這個人最喜歡打小報告了。」而李念德也確實是一個不老實的角色，不老實的人到什麼地方都不老實，李念德在號子裡面經常干一點點違反「監規」的事情，大錯誤不犯，小動作不斷。這一天，李念德又做了一點違反監規的小動作，被賀霞彙報了上去。結果，從號子里拖出，跪到坪子里足足曬了兩個多鐘頭的太陽。這是李念德自進牢房以來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平日挨罵、挨打、挨跪、挨罰，都是別人的事，從來沒有搞到他身上過。他跪在坪子里被火辣辣的太陽把腦筋曬出了毛病，心想：屌你老母親個「階級異己分子」，比起老子還要低人兩等 ，敢打老子的小報告，老子不活了，老子跟你拼了。
體罰結束以後，回到號子里，李念德走到賀霞面前：「你這個畜牲養的，敢打老子的小報告！」「我沒有……」賀霞剛要辯解，李念德的雙手已經卡住了他的脖子，這雙拿慣了鋤頭把子的手，鐵鉗一樣，掐得賀霞臉也漲紅了，眼也翻白了，嘴巴張得老大地拚命抽氣……監室里的人看到要出人命了，喊了起來：「報告武裝……」
武裝看守聽到喊聲，跑過來，把賀霞解救出來，又把李念德用銬子銬上，關了整整四十天的小號子。
張福山的罪名是「反動組織壞頭頭，打砸搶分子」。他入獄以後非常緊張，表現得極度惶恐不安，對自己的前途非常悲觀，身體狀態也越來越差。李念德看在眼裡，對他很同情，利用自己身強力壯的優勢經常幫助他，慢慢地兩人成了朋友。在李念德準備出獄的前一個晚上，張福山趴在李念德身邊悄悄地告訴他：「小李，我求你辦個事，我有一本材料，關於殺人的事的，放在我老婆手上，這個東西非常重要，都是證據。我自己保管不了啦，放在我老婆那裡也不安全，你出去以後，到鹽業公司找到我老婆……就說我叫你來取的。你千萬要把它保管好，這個東西遲早是有用的……」
李念德出獄之後，信守諾言從張妻處拿到了這本材料，這本材料就是「揭蓋子學習班」的材料匯總，李念德一看，知道是朋友的生死相托，連忙帶回去找到一個妥當的地方藏了起來。后因生活漂泊動蕩，又先後換了10個地方保管，直至1982年才拿出來。李念德寫給鄧小平的「告狀信」就是根據這份材料寫成。
關於黃義大的牢獄生活，筆者想用黃義大本人寫的一段申訴材料說明之，非親身經歷者無論如何寫不出這樣入木三分的文字。

把我拘留審查以後，對我的人生摧殘，那就更殘酷了，因為這個牢房是（縣）武裝部軍管的，他們把我看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認為他們殺「四類分子」是「革命」行動，我身為一個共產黨員，當時又是道縣的縣長，跑到省里去四十七軍和省革籌的領導彙報，是為「四類分子」說話，是道縣「牛鬼蛇神」的總後台，是「階級異己分子」。他們依此上報了我與劉香喜兩人的死刑（劉香喜：復退專業幹部、群眾組織負責人，原縣革委會常委，堅決反對殺人，並為此而鬥爭），而且已經得到零陵地區支左領導小組，即原零陵軍分區的批准同意，並蓋上了大印上報到湖南省革命委員會要求處以死刑。因為我當時是省管幹部，地區還沒有權處死。後來，據說是華國鋒同志知道了此事，說：「這個人我知道，道縣大屠殺時他到長沙來找過我，為解決道縣的嚴重問題出了力，做了很多工作，有什麼問題叫他檢討檢討就行了……」判死刑省里沒有批，我這才從死亡線上倖存下來。
但是像我這樣手中掌握了他們殺人證據，而且又準備清算他們罪惡的人，倘若不能除掉，豈不是要留下無窮的後患嗎？他們豈能輕易放過我呢？因此他們採取了更加殘酷的手段，企圖把我關死在牢中。
他們摧殘我的第一個手段是，嚴格禁閉，不准我與外界有任何聯繫。同我關在一起的人，他們的親屬，甚至已判死刑犯的親屬，都可以送點吃的東西進來，而我則不行。我們把我愛人孫美姣（當時在縣文化館工作）流放到僻遠的小甲公社，幾個小孩也不準在縣城念書。把我的家庭搞得支離破碎。當時是低工資制，我每月工資90元，在縣一級來說還是比較高的，愛人工資每月40多元，由於物價低，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每月有一百多元錢，養活四個小孩，只要節儉一點，一般還可以過得去。把我抓去坐牢以後，他們把我的工資也停發了，每月只給30元生活費，還要扣出9元錢交坐牢的伙食費，剩給家裡的只有21元，愛人以及幫我帶著四個孩子的大姨，六口人，每個月只有60多元錢，生活非常困難。幾個孩子每天向媽媽鬧著說：「吃不飽，餓得作難！」我愛人只能是含著眼淚，無法解釋。大姨這時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了，見著這個情況就帶著我的大孩子（年僅12歲）每天去挖土方賣，小女孩子年僅10歲，就去檢一點鐵礦砂賣……弄幾個錢維持生計……
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愛人聽說我在牢房裡身體很不好，千方百計省下一點錢來，在鄉下買了一些葯，並買了一點豬肉，煮好後送到看守所。當時不准她請假，她頂著風浪，硬著頭皮送回來。沒有錢買車票，只能一個人走幾十里山路，徒步趕到看守所。她到了看守所，找到老所長歐春林同志，將東西放在他的辦公桌上，對老所長說：「老黃已關了這麼久了，身上又患有多種疾病，聽說他近來身體已經很虛弱了，我這裡給他送了點吃的東西和一點葯來，你行行好，給我轉交一下吧！」老所長說：「老孫啊，不行啊！武裝部對他看管得很嚴，每天都死死盯著他，軍管小組也經常給我們打招呼，不准他出來搞勞動，不准他與外界接觸，堅決不準接受他親屬送來的東西。我怎能給他送進去呢？萬一被武裝看守人員知道了，他會被整死，我也下不了台。他們說黃義大是反革命……現在只有慢慢地熬，看以後怎麼樣吧。」我愛人沒辦法好想只有含著眼淚，拿起那些東西，痛苦地回去……
開始進牢房半年多，我不怎麼覺得餓，甚至吃不下東西，半年以後肚子里的油水沒有了，飢餓成了一個讓人難受的惡魔。我感到胃在痙攣、在萎縮，但有一隻手從裡面伸出來，伸到喉嚨口，想要向裡面抓東西。再臟再臭的東西，吃到嘴裡都又香又甜。在這種近乎貪婪的食慾面前，人的尊嚴幾乎都喪失完了。牢里一年到頭只有春節的大年三十，每人才能吃三、五點像螺絲肉般大小的肉丁和一點點粉絲，湯里可以見到一點油星子；平時的菜里是嘗不到油味的。
1969年的春節，也是我到看守所以後的第二個春節。我心裡盤算著，今年的春節怎麼過？想來想去，也沒有什麼可求的，因為這裡天天餓得慌，就想過年這一天非要吃一頓飽飯不可。於是，在春節前七天，我就開始作準備，每天從我分得的老秤2兩八錢飯里留下手指大小的一坨飯，儲存在口杯里（冬天不會餿），準備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餐飽飯！我想在這三百多犯人的看守所里，也只有我一人有這個創造和發明。誰知過年的頭一天，又開始「清籠」了。「清籠」就是清理監房。這一天烏雲密布，北風刺骨，整個看守所戒備森嚴；武裝看守、軍管小組的人員全部出動，一個一個監房清理，清到哪個監房，監房裡的所有被關押人員帶著自己的衣物用具，全部站到監房門口的坪子上，一個個地進行搜身檢查，褲子上有皮帶的一律脫了丟了。到檢查我的時候，武裝部的科長、軍管小組成員，還有看守所的武裝人員全部圍攏過來，特別凶象，一件件的衣服要我脫下，被子抖了又抖，一個個衣服口袋翻了又翻，都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來，這時他們突然看到我的口杯里有些剩飯，武裝部的一名科長高聲叫道：「黃義大，你這飯是怎麼來的？」我說：「是我昨天不舒服，不想吃，又捨不得倒掉留下來的。」他們把眼睛鼓鼓地看著我沒說什麼。可另一個軍管小組的人走上來說：「他媽的，簡直扯淡，牢里還有飯剩？跪下！交代你究竟搞什麼鬼！」一腳將口杯踢起，滾出好幾步遠。我處心積累的過年飯，被他們踢得撒了一地。多麼痛心啊！叫我跪，我偏不跪，我昂首挺胸地站在原地。這時歐所長過來低聲地說了一句：「你撿起杯子進去吧 !」待我進去以後，他「咣」的一聲將門鎖上了，我才沒有吃更大的虧。
第二天，大年三十，下午六點鐘，各個監房的門鎖均在響動，送飯的人來了，大家分完了飯菜，都在不聲不息地各自吃著。這時外面的爆竹聲響徹雲霄，我家離看守所也就是200米遠，我將飯菜放在床頭，心裡想著：我的小孩子是最喜歡放鞭炮的，他們今年還會放鞭炮嗎？我愛人帶他們回家過年來了嗎？他們能吃些什麼呢？大年三十講的是過年團圓，可他們的爸爸卻不能同他們坐在一起過年，他們能吃得下嗎？我愛人這時會不會哭？我希望她不要當著孩子們的面哭，無論如何要帶著孩子們好好地過一個年，告訴他們爸爸是無辜的，用不了多久就會出來的……一旁的牢友，見我獃獃地坐在那裡，有的過來勸我，給我端起飯說：「老黃，吃吧，等一會飯菜都涼了……」第三天是大年初一。我從小在家，爸爸媽媽每次過年都要說，這一天是新年的開頭，一言一行都關係著全年的吉凶禍福，小孩子不得亂說話，要講也得講那些吉利得福的話。可以說，人們對大年初一這一天是很迷信的。我一早起來，從監房的小窗戶往外一看，白皚皚地下了一地雪，感到很興奮，隨口就念起了毛主席的《沁園春•雪》：「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恰好看守「武裝」就在外面，被他聽見了，大喊一聲：「黃義大！你剛才說什麼？」我說：「沒說什麼，念了一下毛主席的詩詞。」他說：「什麼詩詞不詩詞的，你就是故意搗亂！出來！」把監房門打開，把我叫了出去，命令我跪下。我說：「我又沒有違反監規，跪什麼？」他更兇惡了：「你跪不跪？再不跪下，我拿根繩子來捆死你！」這些人是說得出做得到的，捆人更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他是受上司指使，特意躲在我的監房門口監聽，等著要找我的麻煩，我真怕在這個「大吉大利」的大年初一里，就被他們死死地勒一繩子。只好在雪地里跪了一個多鐘頭。其它監房的人看到這個情況，都在悄悄地說：「黃義大一大早就被弄出來拜年了，我們可千萬小心點。」
我們對我狠下毒手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對我進行死捆狠勒，這對我的身體摧殘是最嚴重的。我自1968年10月被抓入牢房后，以批鬥為名，對我進行勒捆不下百次。每次都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大體盤算了一下，批鬥會開了一百多場，一般是我和劉香喜同志二人一起去的。每次把我們兩人喊出去，先弄到看守所的一間小房子里，早有六、七個拿著繩子的人等在那裡，我們一進去，就叫我兩跪在地上，然後他們就用新棕繩將我們的雙手反捆到背後，又在我們的身後放一張木凳椅，他們一隻腳站在木凳椅上，一隻腳踩在我們肩背上，雙手用力拚命地勒，拚命地往上提，勒得繩子「咯咯」發響，有時新棕索經不起力勒斷了，又重新換一根接著勒，捆得我們雙手烏紫，血在手指頭上變成烏黑，心臟「咚咚」地跳到嘴裡，最後不知疼痛昏厥過去才放手。就這樣先在看守所內死死地勒捆以後，再「五花大綁」拉去批鬥會場。到了台上，又是一陣兇狠的捆勒，加以手腳上的「動作」，整得死去活來。上午從看守所拉出去，折騰一整天，傍晚才能回到看守所，那時已經是面目全非、不成人樣了。雙臂紅腫紫脹，渾身疼痛難耐，臉也腫了，嘴唇卻乾渴得裂開了口子，眼皮像鉛一樣沉重，麻辣火燒，像有人拿著燒紅的煤球烤著我的眼睛。走進監房，同監的牢友都圍到我身邊，問今天怎麼樣？我只有搖搖頭，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他們把分給我的那一份已經涼了的飯菜端來給我，我嘗了嘗，哪裡吃得下啊！有時吃幾口，吞咽的痙攣使喉嚨像刀割一樣難受，只好躺下不吃了。就這麼被折磨得飢不能食、寢不能安。可是一到第二天黎明，牢門一響，照例又來了幾個手持繩索的暴徒，一邊吼叫著我的名字，一邊架著我出去，拉到鬥爭會場上，昨天做的一切今天又重新來一次……如此循環反覆地拉到各鄉、鎮、場和一些重點村去進行批鬥，使我的血管、肋骨均受到了嚴重的內創，把我這樣一個過去身體很棒的人，摧殘得左手殘廢不能提重東西，以及心血管病、心臟病、高血壓等多種疾病纏身。現在一到冬春之際，渾身的骨骼均痛得難受，常常是夜不能眠。
特別是1969年春，在道縣一中大禮堂，有武裝部的劉××副部長和周××科長以及縣革委副主任王安生等人主持召開的以鄉、鎮、場、廠的武裝部長為骨幹、全縣每個村民兵營長參加的一次所謂的「貧下中農抓革命、促生產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們打算不把我整死，也要把我整成一個廢人。這一天，整個看守所的早飯比平時提前一個小時送來，監房裡的氣氛一下緊張起來，有的人預測，今天准有大事了，可能是要召開槍斃人的宣判大會啦！大家均在一種緊張的氣氛中等待著，突然七號監房的門響了，我的心「咯噔」一跳，難道今天是我要大難臨頭了？果然是把我喊了出去。接著九號監房的門也響了，把劉香喜同志也喊了出來。仍是像往常一樣，先把我們兩人拉到看守所的那一間小房子里，照例又是他們站在板凳上，將我們兩人死死地捆勒一陣以後，給我們訓話說：「今天你們兩個在會上要老實一點，否則要你們的命！」上午八點鐘，我們兩人被拉進了大會場，在一陣吶喊聲中，把我們架到了台上。根本還沒有人發言批判，就上來一群人就對我們緊勒死捆，把我們捆得臉青手紫。這時候台上有人提出，要把我們的衣服脫光了再捆。從會場的氣氛和指揮這場鬥爭會的主持人的情況看，我感到今天的事態特別嚴重，是一場生與死的博斗。當時我想，我死不足惜，沒有什麼可怕的，但那數以千計含冤被殺的無辜生命，沒能得到平反昭雪，那些指揮殺人的犯罪分子還沒能清算，我不能這樣不清不白地被他們整死！我一定要愛惜自己生命，保衛自己的生命，決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這時有十多個人圍著我，按頭扯頭髮，用腳踢要害部位，剝我的衣服……這天外面陰雨綿綿，室內很寒冷，他們我的棉衣扣子全部撕脫了，毛衣扯爛了，扯著衣領「嘩嘩」地往下拉。我口喊著「暴徒！暴徒！」雙手緊緊箍住衣服，護住胸膛，躺在地上不停地滾動。他們則拚命得拳打腳踢剝衣服……他們把我踩在地下毒打的時候，我已經沒有疼痛的感覺，只覺得天黑了，一個巨大的聲浪在我身邊滾來滾去，當時我好像只有一個意識還存在著：我還沒死，我還沒死，我還沒死，沒死……這時候台下有的人站起來高喊：「不能這麼搞！黃義大犯了什麼罪？你們乾脆拉出去槍斃他算了……」台上的人則高呼：「打倒保黃派！保黃有罪！罪該萬死！」台下的人也高喊：「要文斗！不要武鬥！」主持會議的那幾個人，原來裝著什麼都沒看見，現在看到這種混亂局面，對著麥克風大聲喊道：「大家不要亂動，一切行動聽指揮。」但是整個會場大亂了，人民群眾對他們的倒行逆施發出了抗議的聲音。鬥爭會顯然無法開下去了，他們只好宣布散會，把我和劉香喜押出會場送回看守所。途中經過我家門口時，我看到我愛人流著淚站在那裡。她見我一身衣服撕得稀爛，被打得鼻青臉腫、嘴角流血，氣憤地跑到縣武裝部，找到了新調來的政委兼革委會主任陳鳳國同志質問：「黃義大究竟犯了什麼罪？是不是構成了死罪？即使構成了死罪也要依法判決才能執行！怎麼能這樣把人家整得死不死、活不活的呢？今天在一中的批鬥會上，就是想把它的手搞脫，剛才拉起從街上經過，鎮上的人哪個不議論紛紛，根本看不下去，今後就是要勞動改造也要有一雙好手嘛！」陳政委聽后說：「今天的事我不知道，我再查一查吧！」此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拉我們出去批鬥。

他們摧殘我的第三個手法是企圖把我關死在牢中。
關在看守所，比在勞改場更受罪。每天吃不飽，見不到陽光，空氣污濁，整天要你坐在窄窄的木板床上，不準下地走動，不準與人交談，有一段時間就連在監房內解小便均要事先喊一聲：「報告武裝，解小便。」才能下床，否則也要拉出去罰跪挨打。
我在看守所內，睡的地方只有2尺1寸寬？每天喝的水只有不到1市斤。
我從1968年11月14日入牢起，到1972年4月1日止，四十個月的牢獄生活，等於下了一次長時間的地獄。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沒有一個人來找過我問話和提審；也沒有要我寫什麼交待材料。我曾兩次向道縣軍管小組寫信，質問他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為什麼不經任何手續，也沒有逮捕證和拘留證，我本人從未在任何一個證件上籤過名，畫過押，就將我關押這麼久？我要求你們當面審訊我，最好是公開得審訊我，有罪就判刑，無罪就釋放。
1972年4月，林彪反黨集團垮台以後，這一夥殺人的指揮者，感到再也無法一手遮天了，才與1972年4月1日，將我從看守所放了出來，押送到距縣城30多公里的一個叫做洞尾煤礦軟禁起來。此後我開始過著比看守所稍好一點的軟禁生活。軍管小組專門派了兩個人跟著我，並給我劃定了活動範圍，規定「四不準」：不準接見外人；不準接見家屬；不準寄信、打電話等任何形式與外聯絡；除勞動和吃飯，不準離開反省室。
王安生這時已當上了縣革委副主任、軍管小組組長，他親口指示看守我的兩個人和洞尾煤礦礦長周××同志，要我下煤井去挖煤。周礦長見我身體已極度虛弱，又患有心臟病、高血壓、關節炎等多種疾病，不用說下礦井去挖煤，恐怕走不到礦井底下就會摔死。他跑到縣城，找到武裝部政委兼縣革委主任陳鳳國同志說：「根據黃義大目前的身體狀況，絕對不能讓他去下井，如果一下井，馬上就會出事故。」陳政委答覆說：「那就安排一點力所能及的事給他干吧，不能下井，就不要勉強了。」以後才改為養豬和種菜。
在洞尾煤礦的軟禁生活，整整過了一年，隨著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深入揭露，很多問題逐步清楚，我才被宣布恢復自由，回到家中與家人團聚。


後記
要寫的東西還很多。
可寫的東西就更多了。
但是，真正完成這篇歷史紀實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和全民族的努力。筆者所能起到的作用不過是一架照相機和一支錄音筆而已。
切勿以為我的這篇歷史紀實只是一個遙遠的血的神話；切勿以為大屠殺的陰影已經離我們遠去不再回來；記得某人說過：「世界上哪怕最荒唐的一個理論，在中國走上一圈，都能找到上千萬的信徒。」雖有危言聳聽之嫌，但也確實驚心動魄。
我在這篇紀實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過這樣的意思，我們反思道縣文革大屠殺，更多地是為了生者，為了子孫後代和民族的未來。我們老了，無所謂，而我們的子孫還要繁衍生存，我們的民族還要發展壯大。新的問題、新的矛盾還會層出不窮，我們雖然無能預知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的辦法，但應當知道哪些辦法絕對不能使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重蹈覆轍、重複災難的例證實在太多了！哪一次沒有付出沉重的代價？哪一次深受其害的不是下層人民？
從某種意思上說，道縣大屠殺也是一份寶貴的民族遺產。關鍵在我們怎麼對待它！拒絕承認和反思歷史的社會，是無法建設起穩定的價值觀和道德感的，自然也難以產生安全感和歸屬感。一個民族在被迫面對其歷史上「最黑暗篇章」的時候，最能檢驗這個民族真正的力量。
當時光進入到21世紀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越來越少地被人提及，電影、電視上偶爾出現的所謂「文革」鏡頭，也是如此粗淺和模式化，甚至成為某種搞笑的噱頭。須知那背後全部都是人命和鮮血！真的一點都不可笑。年輕一代連「貧下中農」、「四類分子」、「階級鬥爭」，這些三十年前使用頻率最高的辭彙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這篇歷史紀實中記錄的殺人理由講給他們聽，甚至可能被斥為「造謠」，筆者就親身碰到過這種事情。須知這些理由在當年剝奪一個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經綽綽有餘了。今天的中國在建摩天大樓，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送衛星上天遨遊太空，在快速地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快速地遺忘著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雙重墮落的深淵滑行。我們這個民族，曾在絕對權威的蠱惑下經過一場昏天黑地的自相殘殺，剛剛遍體鱗傷地爬起來，還沒有認真地治療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傷痛，認真地檢視一下殘殺的真正原因，又一窩蜂地擠上了不知終點的慾望之車，將殘存的一點道義、良知，乃至羞恥都踐踏得一乾二淨。三十年前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整個國民性提供了長達十年的舞台空間，表演得足夠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筆重大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惡都可以從中找到源頭和腳註。然而，我們錯過了療治民族心靈創傷的最好時機，也就錯過了中華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復興的最好機會。
道縣大屠殺期間，縣委某些領導人說：「道縣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徹底，需要補課。」竊以為，中華民族歷史是悠久的，但缺乏民主傳統和科學精神，人權匍匐在金錢下，金錢匍匐在權力下，（所謂窮不和富斗，富和官斗。）再不補課為時恐晚。
我在本紀實初稿時，曾寫過一個類似後記的東西，此次補充修改時原擬刪掉，因為那不過是筆者就事論事的一點膚淺的思考罷了，其中充溢了過多的激憤和不平，這不應當是一個歷史記錄者應持的態度。但一位看過初稿同時也看過本稿的朋友說：「道縣大屠殺的殺人事件是歷史，你們對這場大屠殺的採訪也進入了這個歷史之中，甚至成了這個歷史的一部分，既然是歷史，就應當尊重歷史的原貌。」思之，以為然。故將這部分依然保留下來：

大屠殺已經成為過去，傷口在艱難而緩慢地癒合著。此次處遺工作歷時兩年，一千三百餘名幹部在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整個處遺工作分四步進行：第一步，開展宣傳教育，進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法制教育，讓黨的處遺政策與群眾見面。第二步，查清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此項工作進行了將近一年時，僅道縣一縣就成立了401個專案，進行重點審查。第三步，安置被害者遺屬，給數以千計的被害者和被殺者遺屬發放了《平反通知書》，以及相應的補償金；第四步，對殺人責任人進行處理（全部都是在封閉狀態下進行的）：一、對近二千名殺人事件策劃者和殺人兇手做了開除黨籍、免登、撤銷職務等黨紀政紀處分（道縣一千多名）；二、幾十名在公社以上範圍內為首組織策劃殺人的國家幹部被判有期徒刑；三、對那些謀財害命、強姦輪姦殺人者、積極主動充當殺人兇手情節特別惡劣的，上級明確制止殺人後仍成批組織殺人者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仍然有許多遺屬不服，仍在上告。他們被侮辱被折磨，他們的親人慘死於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中，他們自己的人格遭到最徹底地踐踏，甚至他們的一生都在1967年8、9月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毀滅了。幾十元幾百元人民幣和一紙「平反通知書」是無法撫平滴血的傷口的；各種似是而非的解釋也是無法自園其說的；不公開的，象徵性的處理是很難以撥亂反正的。那些殺人事件的策劃者、製造者和實施者，至今沒有誰公開地、發自內心地認罪、懺悔，更說不到向被害者道歉或為無辜慘死者的墳頭添一坯黃土。（絕大多數的被害者至今屍骨未收。）
究竟誰是真正的主謀兇手，發生這場野蠻屠殺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受害者有權追究個水落石出，如果不是這樣，誰知道以後還有沒有類似的甚至更為可怕的事情發生？當政者也有責任對這場屠殺向社會向人民解釋清楚，因為他們對民族負有更大地責任。
在這場打著西方馬列主義旗號，行東方封建專制之實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貧下中農」（還有「工人階級」）這個字眼就像上帝一樣神聖，作為一個階級被抽象化和神聖化，賦予了「領導一切」的權力，實際上，每個具體的貧下中農的實質性的權利和利益又在哪裡呢？他們與那些「只准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的「階級敵人」一樣，除了對統治者的絕對服從之外 ，一無所有。毫無地位，毫無希望，任人擺布，勞累困苦，每況愈下……唯一可以做的即是充當專制制度的利刃，管制和虐殺那些比他們更可憐的同胞，來滿足名譽上高人一等的虛榮。一位道縣被害者遺屬說得好：「可憐啊，他們就是一些只有一條褲子穿的奴隸，管著我們這些連一條褲子都沒有得穿的奴隸。」而這一切之所以能夠行得通，則是建立在國民的奴性人格之上。這種奴性人格是專制社會的必然產物，生長於專制制度的土壤中，為專制者所培植，亦為專制者所利用。
應當承認，殺人事件的責任人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或出身貧下中農，他們與被殺者之間沒有什麼個人仇恨，然而是誰點燃了他們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誰打開了人的獸性之門？是誰發給他們刀槍，並賦予生殺大權？是誰灌輸給他們那麼多「你死我活」的理論？
這些問題都必須有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
其實，我們一腳踏上這塊血染的土地，便感到自己像貧血一樣蒼白無力。我們是在試圖做一件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除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別無選擇。這是一塊見不得人的傷疤，是某些人的一塊心病，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大恥辱！只是當時我們沒有想到，這竟然是一個黑洞，把靠近它的一切統統地吸進，不論鮮血，不論熱淚，甚至不論陽光。不怕你有多麼勇敢，也不在於你是多麼懦弱，靠近了，就吸進去，吸進去就永遠永遠出不來……
哪一天才能客觀公正地將道縣大屠殺的真正元兇押上歷史的審判台，還數千無辜慘遭屠殺的平民一個公道，給受害者及其家屬一個永久的安慰；也給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個明確的交代。這一天，還需要我們等待多長的時間？

我在這段後記中，引用艾青的兩句詩表達當時的心情：
「為什麼眼中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而且我也確確實實流下了滾滾的熱淚。

本歷史紀實1986年11月完成初稿。
1989年完成二稿。
二稿完成之後，被長期束之高閣，其中既有社會環境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本人應當反省的問題。人在很多時候，其實很無奈，其實很可憐。但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關注和補充調查一直沒有停止，因為它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與我血肉相連了。上天用它莫測高深之手把我安排成了一個窺視全過程的目擊證人。同樣，不是我選擇地它，而是它選擇地我。

公元2007年8月，道縣大屠殺四十周年前夕，在眾多朋友的幫助、支持和關心之下，我終於補充、核對、完善了本歷史紀實，是為第三稿。
然而還有些話想說。
二稿完成後的這些年來，我思考的東西轉向民族性、民族魂和民族復興這些方面，不再囿於殺人事件的是非罪過、因果報應，只有這樣我才感到能夠從覆蓋我的血瘀中，鑽出來，喘一口氣。
有朋友笑話我「居江湖之遠而憂其君」。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大多是政治動物；北京市貧民窟里的老頭、老太太，就著大白菜喝著大碴子粥，談論的都是政治局開會研究的問題，我輩又何能免俗呢？
毋庸置疑，中華民族是有重大性格缺憾的民族，當然其他民族亦有自己的性格缺憾，但相對而言，我們民族的缺憾要更致命一些。對於這些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和醬缸文化培育出來的民族劣根性，已述頗多，如一盤散沙、奴性、愛說假話，窩裡斗，窩裡橫等等，竊以為歸根結蒂一句話，重利輕義，缺乏追求真理和實踐真理的勇氣。這使得我們的民族經常重複過去的錯誤，而且很難以糾正。我們反覆在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然而，我們的歷史反覆告訴我們，我們在歷史中什麼也沒學到。中國歷史，特別是現代史，充滿了假歷史，假事件，假典型，假榜樣，只有把這些東西通通送進歷史的垃圾箱，我們的民族還有真正的未來。
我們的民族魂多被解釋為一往無前、百折不回、堅忍不拔、多難興邦的偉大精神。這無疑是對的。問題是這種精神不能懸在半空中，它需要也必須有薪火相傳的載體，這種載體只能也必須是一大批「鐵肩擔道義」的人文知識分子，而這些人文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則是一批具有社會批判精神的深邃而偉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批御用的理論家。上個世界三十年代，魯迅先生逝世時，在送葬的隊伍里，有人打出了「民族魂」的祭幡，祭奠的既是魯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同時也是他這個人。一個民族，無論歷史多麼悠久，無論人口多麼眾多，甚至無論經濟多麼發達，如果缺少偉大的思想家，都是比較渺小的。英國哲學家羅素說：「人畏懼思想甚於世上萬物——甚至死亡。思想具有顛覆性、革命性和破壞性，令人畏懼；思想對特權、陳規陋習毫不留情；……思想探視苦難之深淵，無所畏懼……思想是偉大的、敏捷的和自由的，它是世界的光芒，人類的首要榮譽。」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歷史也是人類的思想史。倘若人來從來不會思想，我們至今還會在茹毛飲血的狀態下，依靠殺戮和死亡的淘汰而掙扎於殘酷的進化之中。一個民族認為「知識越多越反動」，無疑是自取滅亡；然而如果著力於把讀書人都培養成鸚鵡學舌的應聲蟲，那就是在閹割自己的靈魂。
世有千年糧，人無百歲壽。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就像養豬一樣，飼料搭配不當，囚壞了胚子，思想能力遭到重大削弱，但，思想的精神不能放棄，不論怎麼說，都要把思想的火炬舉起來，交到下一代的手裡。我相信他們之中，一定會有偉大的思想家出現，因為時代在呼喚，家國在呼喚，民族在呼喚。
現在，我們的祖國正在向現代化猛進，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世所矚目。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曾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後來有一段時間，這個口號被作為一種笑話在談論。然而今天看來，這個口號好像並不是什麼毫無根據的空話。但民族復興的最終目標並非是純粹為了追求物質的富有，而是要讓每個社會成員都享有個人尊嚴和自身價值的實現。偉大的復興必須包括兩個層面的東西，一是精神文化，二是經濟社會。僅有經濟的發展，而無精神文化的復興，可以成為一個富有的民族，而無法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更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民族就像一個人，我們碰到一個富有的人，可以很羨慕他，不一定會很尊敬他；我們碰到一個有權的人，可以很羨慕他，不一定會很尊敬他；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一旦喪失了財富和權力，會墮落成什麼樣子。然而我們碰到一個一身正氣、品德高尚的人，可以不羨慕他，但絕對不會不尊敬他，甚至仰視他。一個獨腳巨人能夠承受起越來越龐大體重的壓力嗎？能夠承受起歷史巨浪的不斷衝擊嗎？企圖用犧牲資源和可持續發展為代價換來的經濟大發展，掩蓋制度的困境，最終只能緣木求魚。
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要重鑄偉大的民族魂。有了真正的民族魂才能保證經歷風雨，愈挫愈勇，多難興邦！
停下筆來，我不像當年二稿完成時那樣激憤和心旌動搖，反而感到平靜和如釋重負。當年「告狀油子」李念德在蚣壩橋上，與徐老師一席長談，頓悟到道縣大屠殺是一個整體的歷史事件，個人冤屈的伸張必須要靠整個歷史事件的平反。而我也早已在對道縣大屠殺的幾次補充採訪中悟到，道縣大屠殺其根深植於民族的劣根性中，若要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審判和全民族的痛切反思，須待整個民族的進步和歷史的頓悟。
留下這些文字，為的是後人不會受到歷史的欺騙。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比人類生活更具欺騙性，更變幻莫測。
窗外此時夜已漸深，寧靜、美好，燈火璀璨，賦詩一首以抒胸臆。

當所有的苦難和渴望
如流星雨飛逝
當無數的血與淚
凝固成赤地千里的戈壁
我的心中只剩下了愛
我愛嬰兒響亮的哭啼
和母親甘甜的乳汁
我愛同桌的女同學
和美麗的女教師
我愛朋友們一起的歡聚
和歡聚后微醺的醉意
我愛孩子天真的笑容
和老人們愛打的麻將
我愛清晨新鮮的空氣
和星漢燦爛的夜幕
我愛這塊叫做中國的土地
和這土地上所有的姐妹兄弟

今夜我又回歸於嬰兒
依偎在母親的懷抱
不要說話  豎起耳朵聆聽
那激情的歌如曾經的青春在唱
不要聲張  把心底的秘密
向親愛的媽媽傾訴
這輩子下輩子都不敢忘記
的媽媽呀
天高地厚無以為報
只能像低頭認罪那樣
把頭低下  再低下
感謝你遺傳給我的忠貞良知和愛
儘管我是一個沒有軍裝的戰士

2007年8月

      全文完，謝謝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