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理論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框架對比研究

中國經濟對世界具有雙重意義。首先在實際意義上，中國經濟增長的規模對全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因此改善了中國乃至世界人口的社會狀況。其次在理論意義上，中國經濟政策的成功可以為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值得參考的借鑒價值。

就後者而言，這裡必須澄清的一點是，沒有國家可以機械化的模仿其他國家。正如該國的政治領導人和經濟學家們所強調的，中國的發展模式具有其獨特的「中國特色」。這一根本原則是由中國經濟改革創始人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鄧小平, 1979年3月30日）。

因而中國必須「走自己的道路」（鄧小平，1985年8月31日）。最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林毅夫再次強調了這一道路。他講到：「學習外國理論時應該非常小心，任何經驗或者理論在具體應用時都有一定的前提，假如前提發生了即使是非常細微的變化，產生的效果也會完全不同。」（林毅夫，2012年，第66頁，原文中強調）因此，這就意味著並沒有所謂的「中國模式」。但林毅夫同時還寫道：「有些人也許會認為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非常特殊，要複製其經濟模式是不可能的。我並不認同。如果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處於落後狀態下的優勢，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並進行產業升級，那麼每個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獲得相似的機會來支撐幾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同時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貧困人口」（林毅夫，2011年）。

但是，不同言論之間並不存在矛盾。經濟中所包含的基本組成元素都是一樣的，比如消費、投資、儲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貿易、貨幣等。然而，在每個經濟體中，這些元素在不同時間和地點下的不同結合方式是完全獨一無二的，這正是導致沒有國家間可以互相模仿彼此經濟政策，但是卻可以從其他國家經濟體中借鑒到有用東西的原因。中國已經解決了宏觀經濟理論中所遇到的實踐問題。因此，不同經濟元素及其組合方式對於其他經濟政策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定經濟元素和組合形成的相應經濟政策，在每個國家的不同時點是大相徑庭的。

中國經濟崛起的實踐影響已被各界廣泛關注。這篇文章的重點是，關注中國經濟崛起的理論影響。特別的是，本篇文章目的是把中國的經濟表現與該篇讀者們所更為熟悉的西方的經濟理論相結合。

用凱恩斯理論和馬克思經濟理論來論述中國宏觀經濟

當然，鄧小平所主導的改革開放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框架下進行的。我們確實可以很清晰的羅列出中國政策里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對於該問題請詳見下面的附錄（許，1991年）。然而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政策還可以從西方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下文將使用凱恩斯經濟理論來進行相關解讀。

用馬克思主義術語簡單說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批判了蘇聯經濟政策。因為蘇聯經濟政策混淆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更「高級」階段和社會主義，確切的說是社會主義初級發展階段。蘇聯經濟政策中，經濟管制是為了「按需分配」，而不是為了讓市場主導經濟。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嚴格意義上來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從資本主義向更先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渡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要有市場管制，且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些作家並不這麼認為，例如許（1991年），雖然這種分析和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但正如下面文章中展示，不一定非得用馬克思主義才可以解釋此經濟政策，更加詳細的分析請見附錄。

中國經濟政策爭論中採用的是中國特色的辭彙，除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沒有參照其他任何國家的經濟理論。鄧小平用中國習語確切的闡釋了這一中國特色方式，「實事求是」（鄧小平，1978年6月2日）。從中國實際出發，這種分析意味著對以往計劃經濟的放棄，取而代之的是控制國家主要宏觀經濟指標這種市場經濟計劃的實施。從所有制方面來說，這種模式意味著「抓大放小「，即維持大型國有企業的國有性質不改變，放活中小型企業，使中小型企業變為非國有/私有性質的企業。

重述凱恩斯經濟理論在中國經濟政策中的應用

在美國和歐洲，許多人並不知道或者不贊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因而，為了使相關經濟政策更加明確，這篇文章將會用西方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來闡釋，即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這本書中所提及的，而非經濟教科書中通俗易懂的版本。傑夫·帝利的《凱恩斯的背叛》（2007年，帝利）這本書是一本描述凱恩斯經濟理論和通俗易懂版本之間不同點的很好的書籍。然而，了解凱恩斯主義的最佳方式是讀凱恩斯《通論》這本書，因為這本書與大家平時接觸的「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是有很大出入的。例如，預算赤字在凱恩斯《通論》中和中國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起著次要而非主要的作用，即便是在2009年最大的控制危機舉措中，中國的預算赤字也僅佔到當年GDP（國內生產總值）的3%。不同於通俗易懂的理論，凱恩斯《通論》這本書的核心在於，著重強調決定投資的那些經濟因素。通過《通論》這本書，可以更好的了解凱恩斯主義和中國經濟措施。

經濟中投資比例的增加

古典經濟理論的開山之作---《國富論》的第一章第一句話，亞當·斯密就提出明確分工這一觀點，將分工的明確作為產業水平提升的基本動力。「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 (亞當·斯密，1776年，第1頁)。斯密得出的結論是：不斷詳細分工的必然結果是：隨著經濟發展，經濟中投資比例也會增加。「按照事物的本性，資財的蓄積必須在分工以前。預蓄的資財愈豐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細密，而分工愈細密，同一數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當分工進步了的時候，僱用工人數目不變，所必須預先儲有的食物供應，要和在分工沒有這樣進步時相同；而必須預先儲蓄的材料和工具，卻要比在分工沒有這樣進步時所需要的來得多」 (亞當·斯密，1776年，第277頁)。全面了解斯密的觀點請見（Ross，2011年）。馬克思也得出和斯密一樣的結論，即隨著經濟的發展，投資的貢獻也會有所增加，馬克思稱之為增長的「資本有機構成」(馬克思，1867年，第762頁)。

相似的，凱恩斯也曾經分析到：隨著經濟的發展，投資在經濟中所佔的比例也會隨著增加。然而，他的解釋與斯密的有點不同，凱恩斯認為投資的增長來源於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高儲蓄率。隨著擁有財富的增加，用於消費的部分所佔比例意味著會有所減少，而用於儲蓄的部分則必然會增加。「當人們收入增加時，消費也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的快。較高的絕對的收入水平，一般地會擴大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差距」 (凱恩斯，1936年，第96頁，中文版第89頁)。因為總儲蓄必然等於總投資，儲蓄占的比例增加，則意味著投資水平的必然增加。

投資在經濟發展中佔比的增加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是，任何投資的減少則會產生更大、更嚴重的後果。「社會越富，其實際產量和可能產量之間的差距越大。一個貧窮社會傾向於以它的大部分產品用於消費，因而一個很小的投資量即可達到充分就業。反之，在一個富裕的社會裡，如果其富裕成員的儲蓄傾向與貧窮成員的就業不相矛盾，就需要有更多的投資機會。如果在一個潛在富裕社會中，投資引誘較弱，那麼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將迫使該社會減少它的實際產量，直到不管其潛在財富如何，該社會會窮到如此地步，以至於其產量超過消費的剩餘部分會減少到正好與其微弱的投資引誘相適應」 (凱恩斯，1936年，第31頁，中文版第89頁)

嘗試反駁凱恩斯主義中投資比例上升的失敗

20世紀中期，有不少人試圖推翻由斯密創立的古典經濟學理論，米爾頓·弗里德曼專門寫了一本書《消費函數理論》（弗里德曼，1957年）來試圖推翻凱恩斯對於經濟中投資比例增加這個觀點。然而現代計量經濟的研究結果表明，斯密和凱恩斯的觀點是對的，而弗里德曼的觀點是錯誤的。安格斯·麥迪森通過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多次研究，明確驗證了這一結論（麥迪森，1992年）。實際上，正如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所分析的，經濟趨勢正是經濟中投資比例的上升。為了說明這點，圖表一表明：連續經濟增長周期中主要經濟體的固定資產在GDP（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為了增強數據的說服力，統計數據的時間長達300多年。

表1

弗里德曼沒有成功推翻凱恩斯對於經濟中投資比例增加這一結論，其中一個原因在於，我們預計的這一趨勢是潛在不穩定的。弗里德曼曾經寫道：「（理論）結構的分析命題的核心在於否定自由企業經濟的長期均衡勢必處在完全就業的位置上」 (弗里德曼，1957年，第237頁)。

有效需求

在利潤和投資的作用方面，凱恩斯的分析和馬克思主義有著共通之處的。後者提到，如果沒有其他可抵消的因素，經濟中投資比例的增長和資本中利潤流的增加都將會導致利潤率的下降。也就是說，依照亞當·斯密的分析，增加勞動分工，可以提高投資在經濟中的比例，而投資在經濟中比例的增加，將使得利潤率出現下降的趨勢(馬克思，1894年，第317頁至375頁)。

凱恩斯也是通過利潤盈餘來解決經濟波動。「經濟周期最好被認為是以資本邊際效率的周期波動為誘因」 (凱恩斯，1936年，第313頁，中文版295頁) 。然而，凱恩斯的經濟發展理論是通過有效需求理論來解決由於經濟中投資的增加而帶來潛在不穩定後果這一問題的。

有效需求理論是由消費和投資共同構成的，相對於前者，即消費而言，隨著時間推移，後者投資更傾向於增加。凱恩斯如是說：「總實際收入增加，總消費也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樣大。因此，要維持任何既定的就業量，就必須有一定的現行投資量，足夠吸收在該就業量之下總產量超過社會消費量的部分。假定社會的消費傾向為既定，則就業量的均衡水平決定於當前投資量。所謂的均衡就業水平，即在該水平下對僱主整體都沒有引誘，他們既不想擴大也不想縮小雇傭人數」 (凱恩斯，1936年，第27頁，中文版第26頁)。

凱恩斯指出，為了維持有效需求，任何確保必要投資量的自動調節機制是不存在的：「與充分就業相適應的有效需求是一種特例。它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能存在：由於偶然的巧合或者認為的設計，使現時的投資提供的需求量恰好等於充分就業所造成的總產量的總供給價格超過充分就業下的社會消費支出的差額」(凱恩斯，1936年，第28頁，中文版第29頁)。拿凱恩斯的經典理論來說，就是：「個人的儲蓄行為——可以說是——今天不用餐的決策。但這並不是需要決策在一周以後或者一年以後用餐或者一雙皮靴」 (凱恩斯，1936年，第210頁，中文版第195頁).。用更專業的術語來講，即：「老式說法的錯誤在於進行似乎有道理的推論，即：當單個人儲蓄就會等量地增加總投資」 (凱恩斯，1936年，第83頁，中文版第79頁)。

任何投資的不足都可以被我們熟知「乘數效應」放大，最終產生更大程度上的經濟周期波動。即：「我們還是要乘數的一般原理來解釋，在國民收入中只佔相對較小比例的投資數量的波動，如何能夠產生總就業量和總收入量的波動，並且其波動的程度遠遠大於投資數量自身波動的程度」(凱恩斯，1936年，第122頁，中文版第111頁)。投資和消費中的波動會反過來決定就業情況：「消費傾向和新投資量二者才決定就業量。就業量又惟一地同一定的實際工資水平相關聯」 (凱恩斯，1936年第30頁，中文版第28頁)。

預算赤字

大家都知道，伴隨經濟衰退而來的是預算赤字。凱恩斯將預算赤字當做「貸款支出」來解釋，而 「貸款支出」這一通俗易懂說法的存在使得凱恩斯理論中支持預算赤字的力度有有所減小，對於他所支持的財政支出理論並沒有影響。凱恩斯指出：「『舉債支出』這個名詞便可表示公共當局在一切賬目上的凈借款額，不論借款是用於資本賬目還是用於彌補預算赤字。舉債指出的運用形式：一是增加投資，一是提高消費傾向的數值」(凱恩斯，1936年，第128頁，中文版第117頁)。

因而，在一篇知名度很高的文章中，凱恩斯提到：「如果財政部把鈔票塞滿用過的舊瓶子，並且把它們埋在廢棄不用的煤礦的適當深度，同時把它們留給私人企業，讓它們再把鈔票挖出來。在由此造成的反響的推動下，社會的實際收入和資本財富很可能比現在多出很多。確實，建造房屋以及這類的東西會是更加有意義的辦法。但是這樣做，如果遇到政治的和實際的困難，那麼，上面講的挖窟窿的辦法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好」 (凱恩斯，1936年，第129頁，中文版第117頁)。

當然，這一有關赤字支出的評論並不意味著凱恩斯對於赤字的分配問題漠不關心，現如今，我們也應該把對環境可持續發展所做的投資歸於已存在的凱恩斯理論中。針對赤字在何種情況下才是公正合理的，存在一個雙重標準，而凱恩斯對於這種雙重標準是嚴重不屑的：「如果我們的政治家由於受到古典學派經濟學的教育影響至深而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那麼，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戰爭也可能起增加財富的作用。普通常識往往傾向於採取全部『浪費式』的舉債支出，而不是部分的浪費式形式，因為部分的浪費式形式並非全部都是浪費的。它採用與否是按照嚴格的『企業經營』原則來判斷。例如，用借款來資助失業救濟金比起用借款來進行效益小於現行利息率的設備改進，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政治家們認為戰爭是大規模舉債支出的惟一形式」 (凱恩斯，1936年，第129頁，中文版第117至118頁)。

利率

凱恩斯支持赤字支出，而經濟衰退的原因更多在於影響投資的基本因素，這些基本因素反過來受到利率的影響：「資本邊際效率相對於利息率的波動，可以用來描述和分析繁榮與蕭條的連續交替發生」 (凱恩斯，1936年，第144頁)。這是因為資本邊際效率「是一種貼現率，使得資本資產在其壽命期間預期的一系列年收入的現值正好等於該資本資產的供給價格」(凱恩斯，1936年第135頁)。結果就是：「對投資的引誘，部分地取決於投資需求表，部分地取決於利息率」 (凱恩斯，1936年，第137頁，中文版第125頁)。

由於利率影響投資水平，因而為了維持有效需求，必須讓投資保持在一個充足的水平。其中的關鍵問題是，要保持較低的利率水平，但這樣又會因為經濟中投資比例的增加而使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在一個富裕的社會裡，不僅邊際消費傾向較微弱，而且由於其資本積累量已經很大，除非利息率以較快的速度下降，則進一步投資機會的吸引性就很小。這就牽涉到利息率理論，以及為什麼利息率不會自動下降到適當水平」 (凱恩斯，1936年，第31頁，中文版第29頁)。

低利率的目的是重新進行新一輪的投資，這要通過確保投資回報率高於利率和克服流動性偏好所要求的升水加總來實現。但正如凱恩斯曾經公開承認，這種短期利率不利於那些依靠利息收入生存的人們，這也是為什麼凱恩斯在他的名言中，首先遇見「食利者階級的消亡」 (凱恩斯，1936年，第376頁，中文版第356頁) 。他總結到：「我把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食利者階級看成一種過渡現象，它完成了其使命以後便消亡」 (凱恩斯，1936年，第376頁，中文版第356頁)。

投資社會化的一些理解

然而，儘管凱恩斯支持低利率，但他並不認為低利率本身就可以克服投資下降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因此，有必要呼籲國家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只有經驗表明：在何等程度上，對利息率的管理能夠持續地刺激投資，使它達到合適的水平。我現在對僅僅利用貨幣政策來控制利息率的成功多少有點懷疑。我希望看到國家擔負起更大的責任來直接組織投資」 (凱恩斯，1936年，第164頁，中文版第149頁)。因而，凱恩斯認為是國家而非私有部門要承擔起控制投資水平的責任：「我的結論是，我們不能把決定現時投資量的職責安全可靠地放在私人手中」 (凱恩斯，1936年，第320頁，中文版第301頁) 。因此，有必要設法「由社會控制投資量」(凱恩斯，1936年，第325頁，中文版第306頁)。

然後，如果國家決定了「投資的現有水平」，凱恩斯會得到如下結論：「單靠銀行政策對利息率的影響似乎並不足以決定一個適當的投資量。因此，我感覺到，投資的某種程度的綜合社會化，將證明是確保充分就業的唯一手段」 (凱恩斯，1936年，第378頁，中文版第358頁)。

凱恩斯指出所謂的「投資的某種程度的綜合社會化」並不意味著私有部門的減少，而是和私有部門一起進行社會化的投資操作：「這並不排除政府當局和私人主動性合作的一切折中和饋贈的形式。實行社會化的必要手段要逐步地引進，不要打破社會的一般傳統。除去中央控制機構對消費傾向和投資引誘進行調節的必要性以外，比過去提不出更多的理由來實行經濟生活的社會化。保證充分就業所必要的中央控制，當然會擴大政府的職能」 (凱恩斯，1936年，第378頁，中文版第358至359頁)。

結論

當前，更加清晰了解凱恩斯理論的框架是可能的，即經濟中投資比例的增加意味著以後發生的任何經濟衰退會導致更嚴重的後果。預算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經濟中投資比例的增加，但因為關鍵因素在於投資，而投資的決定因素又在於利潤和利率之間的相互關係，可以看出低利率是必不可少的。低利率可能會導致「食利者階級的消亡」。然而利率自身不可能充分調節到位，因而國家需要進入「投資的某種程度的綜合社會化」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家要和私有部門相互協作。

在這番爭論中形成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模式，雖然是在凱恩斯而非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框架之下形成。「抓大放小」，即維持大型國有企業的國有性質不變，放活中小企業，使中小企業成為非國有/私有性質的企業，與此同時放棄原有計劃經濟的行政監管。這就意味著中國的經濟政策已不再是行政監管，而是宏觀調控，宏觀調控的核心在於提高投資水平，而這正是凱恩斯所極力提倡的。

啟示

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意義何在？用鄧小平最有名的經濟理論—「貓論」來說，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只要同樣的經濟政策存在，我們就不必關心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還是西方經濟理論來解釋相關經濟政策；因而，「貓論」是適用於經濟學理論的。「抓大放小」既可以用凱恩斯理論來解釋，也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來解讀。

人們不關心「貓論」中貓的顏色是情有可原的，但不可能對政府當局所採取的經濟政策無動於衷，即關心政府在預算赤字、利率以及投資等方面所採取的措施是否具有實用性和適用性。在這裡，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政策是相同的，而中國的經濟政策與他們有一個本質區別，請看接下來的詳細分析。

在美國和歐洲，預算赤字已經被充分利用，儘管人們紛紛指責這種行為。央行追求低利率，並且通過一些寬鬆的量化條例的使用，即通過央行購買債券來實現長期利率的下降。但嚴格意義上的國家投資計劃從未實施，更不用說凱恩斯的「投資的某種程度的綜合社會化」。

相反，在中國，相對有限的預算赤字與低利率共同存在。中國擁有國有銀行體系（「食利者階級的消亡」)以及很龐大的國家投資計劃。西方實施經濟復甦計劃小心翼翼，而中國尋求的是更為全面、更為徹底的經濟復甦政策。這一復甦政策採取了凱恩斯《通論》中合理的部分，並結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身特點。為什麼會有這種鮮明對比，為什麼中國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比西方國家的經濟計劃效果要成功的多？

原因在於，在美國和歐洲，「貓論」中貓的顏色還是很重要的。政府只會支持私有制企業的發展，而對於國有制企業的發展則是置若罔聞。因而即使私有企業發展的並不好，即經濟處於嚴重衰退階段，政府當局也不會允許壯大國有企業。在中國，國有和私有企業可以同時發展，因而中國經濟發展的更好。

凱恩斯認為，西方經濟體中的衰退是由投資下降所導致的。在大多數國家，固定投資的減少可以解釋三分之二到百分之九十的GPD（國內生產總值）下降 (Ross，Li 和Xu， 2010年)。凱恩斯認為，這種狀況不僅僅需要預算赤字和低利率，更需要的是國家著手於「投資規劃」。但在西方，由於不允許國家參與經濟干預，是不會採取這種舉措的。

換句話說，美國和歐洲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但是只用一條腿—私有制來向前發展。中國則是國有和私有共同發展，共同促進經濟發展。難怪中國的經濟發展的比美國和西方發展的快。

順著上文的比喻，我們轉向關注經濟政策的另一條腿。比如中國模式，即國家大規模的投資房地產建設和運輸業基礎設施，以此應對經濟危機，其本身不僅有實際價值的產出，而且通過措施還可以提高投資水平，進而通過宏觀經濟效應推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但在西方，是不允許這種國有投資。因為國有投資會對私有企業造成競爭上的威脅。由於美國和歐洲經濟舉措的重心不在刺激經濟，而在保護私有制企業上，如此大規模的經濟投資計劃是不會出現的。

這是多麼的具有諷刺意味。凱恩斯的理論很明顯是用來挽救資本主義經濟的。而當面臨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危機時，美國和歐洲經濟體的結構卻沒能採取凱恩斯主義。凱恩斯的理論是通過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體得到的，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採取的反危機舉措與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更為貼近。比如，經濟危機期間，美國的固定投資減少了25個百分點，而同時期的中國，城市固定投資增長超過30個百分點。自上次美國經濟周期最繁榮時期以來（即2007年第四季度），中國的經濟在四年中增長了41.4個百分點，而美國經濟增長了0.7個百分點。這一現象的出現不足為奇。

鄧小平曾說過他死後會去見馬克思。其實鄧小平還可以與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來次深度對話，凱恩斯也會對鄧小平的「貓論」感興趣的。鄧小平似乎比任何西方當政者更能準確把握《通論》中所要表達的內涵。

簡單說來，因為中國允許「社會控制投資量」和「投資的某種程度的綜合社會化」，中國的經濟體制可以採用凱恩斯提出的理論工具，而美國和歐洲經濟體卻不能採用。雖然凱恩斯希望可以拯救資本主義經濟，結果西方資本主義不採用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策工具，中國卻採用這些工具。鄧小平理論無法契合凱恩斯理論框架，而凱恩斯理論卻可以更好的契合鄧小平理論框架。

附錄—重申馬克思經濟理論下的問題

上文中所提到的，可以用凱恩斯經濟理論框架來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解釋。然而，作為共產主義者的鄧小平，當然會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來闡釋中國的經濟政策。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產物。更確切的說，鄧小平提到：「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為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則用到自己的實際中去」 (鄧小平，1985年8月28日)。 所以，「我們的原則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走中國自己的道路，我們叫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1985年8月21日)。

包括許（1991年）在內的作家認為，鄧小平的經濟政策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並不相符。然而，中國的經濟政策與蘇聯在1929年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採取的經濟理論顯然不同。當時，蘇聯引入全面管制和必要的完全國家所有制，而中國的經濟政策還是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相一致。不管中國的經濟政策是用凱恩斯主義還是馬克思經濟理論來闡釋，這應該留給人們自己來判定。最重要的不是經濟的性質，而是經濟的性質能否促進經濟的發展，即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相應的政策結論。下面的附錄簡明扼要的證明了1978年鄧小平在開創中國經濟改革中所提出的主要經濟理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鄧小平提到的中國經濟改革政策，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來說：中國處於社會主義，而不是處於（更高級的）共產主義階段。中國要想實現向共產主義階段的過渡，大規模的發展生產力/產出是前提。「共產主義是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產品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沒有極大豐富的物質條件是不可能的。要實現共產主義，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階段的任務。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根本一條就是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1985年8月28日)。更為確切的說，就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中國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在確定政策的時候是非常關鍵的：「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鄧小平，1987年8月29日)。

直到現在，鄧小平所提倡的基本原則仍被沿用，例如，2011年7月胡錦濤主席強調：「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新華社， 2011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中則指出：「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華社， 2010年) 。許得出的結論是：「根據這個觀點，過去的嚴重錯誤在於極左地認為中國能夠跳過初級階段並且立即開始實行全面的社會主義」(許， 1991年，第11頁)。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如前文鄧小平所提到，圍繞著到底應該「按勞分配」還是「按需分配」展開）之間的對比表明，當前的社會主義階段是本著按勞分配的原則提出的：「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 (鄧小平, 1978年3月28日) 。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來說，在其《資本論》（馬克思，1867年）的第一章就提到，根據工作形成的分工是商品經濟生產的基本原則，而且商品生產必然意味著市場的形成。在社會主義階段中，市場必須存在，中國的特有名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和他以後的歷屆繼任者都提出上述的中國經濟分析，儘管它們是非常精鍊的，但卻是與馬克思理論一脈相承的。

顯然馬克思設想的是，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第504頁)。所提及的「根據發展程度」，馬克思設想的是，在一定時期內，國有財產和私有財產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在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體制中，國有和私有所有制是自發形成且並存的，這種情況很明顯是符合馬克思的理論，而與斯大林在1929年所開創的「暴力式」全面國有化是不相符的。

鄧小平有關共產主義事業的闡釋是「按需分配」還是之前馬克思在從后資本主義時代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按勞分配」，對於此，馬克思的原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其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而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箇舊社會的痕迹」(馬克思，1875年，第85頁，中文版第12頁)。

馬克思概述了在這樣一個過渡時期的社會形態中，即便是在國有經濟佔主導地位的經濟體中，收入、產品和服務的分工，不可避免的要根據其貢獻大小來進行分配。因此，個人生產者（在對國有經濟的分配之後）得到社會的回饋，這是個人生產者提供個體勞動后應得的。例如，社會工作日是個人工作時間的加總；個人的工作時間是社會工作日的組成部分，而且是貢獻社會的一部分。個人從社會中得到認可，根據自身提供的生產要素，個人得到相應的收入分配（這部分工作是扣除其共同基金之後的工作）；得到社會認可之後，個人從社會消費存量中得到的回報和其付出的勞動成本是一樣的。個人給社會做出貢獻，社會反過來給個人相應分配作為其勞動的回報。

「顯然，這裡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這裡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同樣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所以，在這裡平等的權力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生產者的權力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 (馬克思，1875年，第86頁，中文版第13頁)。

在這種社會形態中，不平等現象會不可避免地依然存在著：「一個人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一個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為了要使它能夠成為一種尺度，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力，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力。它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力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力。權力，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一的尺寸；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一的尺度來計量，就只有從同一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來對付他們，例如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做拉動著；在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麼，把他們一切都撇開了。其次，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則沒有；一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在勞動成果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品中分的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謝，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力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馬克思，1875年，第86頁至第87頁，中文版第13頁)。

馬克思認為，只有經過一段時期的過渡，即通過按貢獻大小分配的收入才能實現最終的目標，那就是達到按需分配產品。

「權力永遠不能超出社會ide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發圈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馬克思，1875年第87頁，中文版第14頁)

因而，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比起蘇聯的斯大林在1929年後所採取的經濟措施，后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政策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更相符合。考慮到1978的中國是完全國有的經濟體制，鄧小平就採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即保持國有大型企業的國有性質不變，放活中小型企業，使中小型企業成為非國有性質的企業。這種經濟體制的改革與馬克思之前所預測的一致，而與1929年之後的蘇聯所採取的全面國有體制不一致。可以清楚的看出，鄧小平堅持的體制是在過渡時期按勞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這與馬克思的分析是相同的。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蘇聯，很多經濟學家都以相同或者相似的理由反對斯大林1929年之後採取的經濟政策，這些經濟學家包括布哈林 (布哈林, 1925年) , 康德拉季耶夫 (康德拉季耶夫), 托格茨基 (托格茨基, 1931年) 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1921-27) 。但他們的著作並不為人所熟知，原因在於斯大林殺害了這些經濟學家。斯大林不能接受與其持不同觀點的人，而且斯大林還禁止出版這些經濟學家的書籍。但是有些書籍和觀點在蘇聯外的國家得以出版，比如雅思尼（1972年），列文（1975年）的有關書籍和觀點。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爭論是將馬克思經濟理論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得到的，而過去的蘇聯是不會有這類爭論的。

因而，正如之前所分析的中國經濟狀況，中國后改革時代的經濟政策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一致，而蘇聯在1929年之後採取的經濟政策是背離馬克思經濟理論分析的。許和其他人認為這一論斷是正確的，而蘇聯所採取的經濟政策是錯誤的。

中國當前的經濟政策和結構既可以用凱恩斯理論來解讀，也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來理解，具體選擇哪個理論只是一個偏好的一般性問題。「不管白貓還是黑貓，逮到老鼠就是好貓」似乎是一個恰當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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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仝真，趙宇捷，王娟翻譯

註釋

在過去的25年裡，中國使超過6.2億的人脫離了絕對貧困。也就是說，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丹尼·全的研究結果，這是那些全世界生活在極端貧困水平的人數的100%的下降（全，2010年）。我們可以知道，沒有國家可以與中國在減少世界貧困人口中的貢獻相媲美。這個事實已經讓那些對中國合理、亦或不合理的批評顯得無足輕重。

人們有時會誤解中國較快的經濟增長是沒有將消費這一因素考慮進去的。這是一個經濟誤解，他們對GDP（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消費佔比和消費增長率產生混淆。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的消費佔GDP的比例較低，但如果考慮中國的消費增長率的話，中國是這些國家中最高的（參見表一）。中國在當今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擁有最快消費增長率的，原因在於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在所有經濟體中，消費增長率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是高度相關的。

這種趨勢的結果就是，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以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將會在2016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用市場價值計算，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將會在2018—2019年排名世界第一（ROSS，2011年）（《經濟學家》，2011年）。在金融危機之前，高盛公司曾預計過，以官方匯率來計算，2026年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將會超過美國的GDP，當然這一金融危機前的預測已不合時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