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框架对比研究

中国经济对世界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在实际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因此改善了中国乃至世界人口的社会状况。其次在理论意义上，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值得参考的借鉴价值。

就后者而言，这里必须澄清的一点是，没有国家可以机械化的模仿其他国家。正如该国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其独特的“中国特色”。这一根本原则是由中国经济改革创始人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 1979年3月30日）。

因而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1985年8月31日）。最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再次强调了这一道路。他讲到：“学习外国理论时应该非常小心，任何经验或者理论在具体应用时都有一定的前提，假如前提发生了即使是非常细微的变化，产生的效果也会完全不同。”（林毅夫，2012年，第66页，原文中强调）因此，这就意味着并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但林毅夫同时还写道：“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非常特殊，要复制其经济模式是不可能的。我并不认同。如果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处于落后状态下的优势，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并进行产业升级，那么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获得相似的机会来支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同时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贫困人口”（林毅夫，2011年）。

但是，不同言论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经济中所包含的基本组成元素都是一样的，比如消费、投资、储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贸易、货币等。然而，在每个经济体中，这些元素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下的不同结合方式是完全独一无二的，这正是导致没有国家间可以互相模仿彼此经济政策，但是却可以从其他国家经济体中借鉴到有用东西的原因。中国已经解决了宏观经济理论中所遇到的实践问题。因此，不同经济元素及其组合方式对于其他经济政策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定经济元素和组合形成的相应经济政策，在每个国家的不同时点是大相径庭的。

中国经济崛起的实践影响已被各界广泛关注。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关注中国经济崛起的理论影响。特别的是，本篇文章目的是把中国的经济表现与该篇读者们所更为熟悉的西方的经济理论相结合。

用凯恩斯理论和马克思经济理论来论述中国宏观经济

当然，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我们确实可以很清晰的罗列出中国政策里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对于该问题请详见下面的附录（许，1991年）。然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还可以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下文将使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进行相关解读。

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简单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批判了苏联经济政策。因为苏联经济政策混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高级”阶段和社会主义，确切的说是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苏联经济政策中，经济管制是为了“按需分配”，而不是为了让市场主导经济。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市场管制，且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些作家并不这么认为，例如许（1991年），虽然这种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但正如下面文章中展示，不一定非得用马克思主义才可以解释此经济政策，更加详细的分析请见附录。

中国经济政策争论中采用的是中国特色的词汇，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没有参照其他任何国家的经济理论。邓小平用中国习语确切的阐释了这一中国特色方式，“实事求是”（邓小平，1978年6月2日）。从中国实际出发，这种分析意味着对以往计划经济的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控制国家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这种市场经济计划的实施。从所有制方面来说，这种模式意味着“抓大放小“，即维持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不改变，放活中小型企业，使中小型企业变为非国有/私有性质的企业。

重述凯恩斯经济理论在中国经济政策中的应用

在美国和欧洲，许多人并不知道或者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因而，为了使相关经济政策更加明确，这篇文章将会用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阐释，即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中所提及的，而非经济教科书中通俗易懂的版本。杰夫·帝利的《凯恩斯的背叛》（2007年，帝利）这本书是一本描述凯恩斯经济理论和通俗易懂版本之间不同点的很好的书籍。然而，了解凯恩斯主义的最佳方式是读凯恩斯《通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与大家平时接触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是有很大出入的。例如，预算赤字在凯恩斯《通论》中和中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起着次要而非主要的作用，即便是在2009年最大的控制危机举措中，中国的预算赤字也仅占到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不同于通俗易懂的理论，凯恩斯《通论》这本书的核心在于，着重强调决定投资的那些经济因素。通过《通论》这本书，可以更好的了解凯恩斯主义和中国经济措施。

经济中投资比例的增加

古典经济理论的开山之作---《国富论》的第一章第一句话，亚当·斯密就提出明确分工这一观点，将分工的明确作为产业水平提升的基本动力。“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亚当·斯密，1776年，第1页)。斯密得出的结论是：不断详细分工的必然结果是：随着经济发展，经济中投资比例也会增加。“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而分工愈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当分工进步了的时候，雇用工人数目不变，所必须预先储有的食物供应，要和在分工没有这样进步时相同；而必须预先储蓄的材料和工具，却要比在分工没有这样进步时所需要的来得多” (亚当·斯密，1776年，第277页)。全面了解斯密的观点请见（Ross，2011年）。马克思也得出和斯密一样的结论，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的贡献也会有所增加，马克思称之为增长的“资本有机构成”(马克思，1867年，第762页)。

相似的，凯恩斯也曾经分析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会随着增加。然而，他的解释与斯密的有点不同，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增长来源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高储蓄率。随着拥有财富的增加，用于消费的部分所占比例意味着会有所减少，而用于储蓄的部分则必然会增加。“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的快。较高的绝对的收入水平，一般地会扩大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 (凯恩斯，1936年，第96页，中文版第89页)。因为总储蓄必然等于总投资，储蓄占的比例增加，则意味着投资水平的必然增加。

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占比的增加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任何投资的减少则会产生更大、更严重的后果。“社会越富，其实际产量和可能产量之间的差距越大。一个贫穷社会倾向于以它的大部分产品用于消费，因而一个很小的投资量即可达到充分就业。反之，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如果其富裕成员的储蓄倾向与贫穷成员的就业不相矛盾，就需要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社会中，投资引诱较弱，那么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将迫使该社会减少它的实际产量，直到不管其潜在财富如何，该社会会穷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产量超过消费的剩余部分会减少到正好与其微弱的投资引诱相适应” (凯恩斯，1936年，第31页，中文版第89页)

尝试反驳凯恩斯主义中投资比例上升的失败

20世纪中期，有不少人试图推翻由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专门写了一本书《消费函数理论》（弗里德曼，1957年）来试图推翻凯恩斯对于经济中投资比例增加这个观点。然而现代计量经济的研究结果表明，斯密和凯恩斯的观点是对的，而弗里德曼的观点是错误的。安格斯·麦迪森通过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多次研究，明确验证了这一结论（麦迪森，1992年）。实际上，正如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所分析的，经济趋势正是经济中投资比例的上升。为了说明这点，图表一表明：连续经济增长周期中主要经济体的固定资产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了增强数据的说服力，统计数据的时间长达300多年。

表1

弗里德曼没有成功推翻凯恩斯对于经济中投资比例增加这一结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预计的这一趋势是潜在不稳定的。弗里德曼曾经写道：“（理论）结构的分析命题的核心在于否定自由企业经济的长期均衡势必处在完全就业的位置上” (弗里德曼，1957年，第237页)。

有效需求

在利润和投资的作用方面，凯恩斯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共通之处的。后者提到，如果没有其他可抵消的因素，经济中投资比例的增长和资本中利润流的增加都将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也就是说，依照亚当·斯密的分析，增加劳动分工，可以提高投资在经济中的比例，而投资在经济中比例的增加，将使得利润率出现下降的趋势(马克思，1894年，第317页至375页)。

凯恩斯也是通过利润盈余来解决经济波动。“经济周期最好被认为是以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波动为诱因” (凯恩斯，1936年，第313页，中文版295页) 。然而，凯恩斯的经济发展理论是通过有效需求理论来解决由于经济中投资的增加而带来潜在不稳定后果这一问题的。

有效需求理论是由消费和投资共同构成的，相对于前者，即消费而言，随着时间推移，后者投资更倾向于增加。凯恩斯如是说：“总实际收入增加，总消费也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样大。因此，要维持任何既定的就业量，就必须有一定的现行投资量，足够吸收在该就业量之下总产量超过社会消费量的部分。假定社会的消费倾向为既定，则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决定于当前投资量。所谓的均衡就业水平，即在该水平下对雇主整体都没有引诱，他们既不想扩大也不想缩小雇佣人数” (凯恩斯，1936年，第27页，中文版第26页)。

凯恩斯指出，为了维持有效需求，任何确保必要投资量的自动调节机制是不存在的：“与充分就业相适应的有效需求是一种特例。它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存在：由于偶然的巧合或者认为的设计，使现时的投资提供的需求量恰好等于充分就业所造成的总产量的总供给价格超过充分就业下的社会消费支出的差额”(凯恩斯，1936年，第28页，中文版第29页)。拿凯恩斯的经典理论来说，就是：“个人的储蓄行为——可以说是——今天不用餐的决策。但这并不是需要决策在一周以后或者一年以后用餐或者一双皮靴” (凯恩斯，1936年，第210页，中文版第195页).。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讲，即：“老式说法的错误在于进行似乎有道理的推论，即：当单个人储蓄就会等量地增加总投资” (凯恩斯，1936年，第83页，中文版第79页)。

任何投资的不足都可以被我们熟知“乘数效应”放大，最终产生更大程度上的经济周期波动。即：“我们还是要乘数的一般原理来解释，在国民收入中只占相对较小比例的投资数量的波动，如何能够产生总就业量和总收入量的波动，并且其波动的程度远远大于投资数量自身波动的程度”(凯恩斯，1936年，第122页，中文版第111页)。投资和消费中的波动会反过来决定就业情况：“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二者才决定就业量。就业量又惟一地同一定的实际工资水平相关联” (凯恩斯，1936年第30页，中文版第28页)。

预算赤字

大家都知道，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是预算赤字。凯恩斯将预算赤字当做“贷款支出”来解释，而 “贷款支出”这一通俗易懂说法的存在使得凯恩斯理论中支持预算赤字的力度有有所减小，对于他所支持的财政支出理论并没有影响。凯恩斯指出：“‘举债支出’这个名词便可表示公共当局在一切账目上的净借款额，不论借款是用于资本账目还是用于弥补预算赤字。举债指出的运用形式：一是增加投资，一是提高消费倾向的数值”(凯恩斯，1936年，第128页，中文版第117页)。

因而，在一篇知名度很高的文章中，凯恩斯提到：“如果财政部把钞票塞满用过的旧瓶子，并且把它们埋在废弃不用的煤矿的适当深度，同时把它们留给私人企业，让它们再把钞票挖出来。在由此造成的反响的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比现在多出很多。确实，建造房屋以及这类的东西会是更加有意义的办法。但是这样做，如果遇到政治的和实际的困难，那么，上面讲的挖窟窿的办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凯恩斯，1936年，第129页，中文版第117页)。

当然，这一有关赤字支出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对于赤字的分配问题漠不关心，现如今，我们也应该把对环境可持续发展所做的投资归于已存在的凯恩斯理论中。针对赤字在何种情况下才是公正合理的，存在一个双重标准，而凯恩斯对于这种双重标准是严重不屑的：“如果我们的政治家由于受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教育影响至深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那么，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也可能起增加财富的作用。普通常识往往倾向于采取全部‘浪费式’的举债支出，而不是部分的浪费式形式，因为部分的浪费式形式并非全部都是浪费的。它采用与否是按照严格的‘企业经营’原则来判断。例如，用借款来资助失业救济金比起用借款来进行效益小于现行利息率的设备改进，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政治家们认为战争是大规模举债支出的惟一形式” (凯恩斯，1936年，第129页，中文版第117至118页)。

利率

凯恩斯支持赤字支出，而经济衰退的原因更多在于影响投资的基本因素，这些基本因素反过来受到利率的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的波动，可以用来描述和分析繁荣与萧条的连续交替发生” (凯恩斯，1936年，第144页)。这是因为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贴现率，使得资本资产在其寿命期间预期的一系列年收入的现值正好等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凯恩斯，1936年第135页)。结果就是：“对投资的引诱，部分地取决于投资需求表，部分地取决于利息率” (凯恩斯，1936年，第137页，中文版第125页)。

由于利率影响投资水平，因而为了维持有效需求，必须让投资保持在一个充足的水平。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要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但这样又会因为经济中投资比例的增加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不仅边际消费倾向较微弱，而且由于其资本积累量已经很大，除非利息率以较快的速度下降，则进一步投资机会的吸引性就很小。这就牵涉到利息率理论，以及为什么利息率不会自动下降到适当水平” (凯恩斯，1936年，第31页，中文版第29页)。

低利率的目的是重新进行新一轮的投资，这要通过确保投资回报率高于利率和克服流动性偏好所要求的升水加总来实现。但正如凯恩斯曾经公开承认，这种短期利率不利于那些依靠利息收入生存的人们，这也是为什么凯恩斯在他的名言中，首先遇见“食利者阶级的消亡” (凯恩斯，1936年，第376页，中文版第356页) 。他总结到：“我把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食利者阶级看成一种过渡现象，它完成了其使命以后便消亡” (凯恩斯，1936年，第376页，中文版第356页)。

投资社会化的一些理解

然而，尽管凯恩斯支持低利率，但他并不认为低利率本身就可以克服投资下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必要呼吁国家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只有经验表明：在何等程度上，对利息率的管理能够持续地刺激投资，使它达到合适的水平。我现在对仅仅利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多少有点怀疑。我希望看到国家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组织投资” (凯恩斯，1936年，第164页，中文版第149页)。因而，凯恩斯认为是国家而非私有部门要承担起控制投资水平的责任：“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现时投资量的职责安全可靠地放在私人手中” (凯恩斯，1936年，第320页，中文版第301页) 。因此，有必要设法“由社会控制投资量”(凯恩斯，1936年，第325页，中文版第306页)。

然后，如果国家决定了“投资的现有水平”，凯恩斯会得到如下结论：“单靠银行政策对利息率的影响似乎并不足以决定一个适当的投资量。因此，我感觉到，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将证明是确保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 (凯恩斯，1936年，第378页，中文版第358页)。

凯恩斯指出所谓的“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并不意味着私有部门的减少，而是和私有部门一起进行社会化的投资操作：“这并不排除政府当局和私人主动性合作的一切折中和馈赠的形式。实行社会化的必要手段要逐步地引进，不要打破社会的一般传统。除去中央控制机构对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进行调节的必要性以外，比过去提不出更多的理由来实行经济生活的社会化。保证充分就业所必要的中央控制，当然会扩大政府的职能” (凯恩斯，1936年，第378页，中文版第358至359页)。

结论

当前，更加清晰了解凯恩斯理论的框架是可能的，即经济中投资比例的增加意味着以后发生的任何经济衰退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预算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经济中投资比例的增加，但因为关键因素在于投资，而投资的决定因素又在于利润和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低利率是必不可少的。低利率可能会导致“食利者阶级的消亡”。然而利率自身不可能充分调节到位，因而国家需要进入“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家要和私有部门相互协作。

在这番争论中形成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模式，虽然是在凯恩斯而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框架之下形成。“抓大放小”，即维持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不变，放活中小企业，使中小企业成为非国有/私有性质的企业，与此同时放弃原有计划经济的行政监管。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已不再是行政监管，而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核心在于提高投资水平，而这正是凯恩斯所极力提倡的。

启示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意义何在？用邓小平最有名的经济理论—“猫论”来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同样的经济政策存在，我们就不必关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是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相关经济政策；因而，“猫论”是适用于经济学理论的。“抓大放小”既可以用凯恩斯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解读。

人们不关心“猫论”中猫的颜色是情有可原的，但不可能对政府当局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无动于衷，即关心政府在预算赤字、利率以及投资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有实用性和适用性。在这里，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政策是相同的，而中国的经济政策与他们有一个本质区别，请看接下来的详细分析。

在美国和欧洲，预算赤字已经被充分利用，尽管人们纷纷指责这种行为。央行追求低利率，并且通过一些宽松的量化条例的使用，即通过央行购买债券来实现长期利率的下降。但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投资计划从未实施，更不用说凯恩斯的“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

相反，在中国，相对有限的预算赤字与低利率共同存在。中国拥有国有银行体系（“食利者阶级的消亡”)以及很庞大的国家投资计划。西方实施经济复苏计划小心翼翼，而中国寻求的是更为全面、更为彻底的经济复苏政策。这一复苏政策采取了凯恩斯《通论》中合理的部分，并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特点。为什么会有这种鲜明对比，为什么中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比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效果要成功的多？

原因在于，在美国和欧洲，“猫论”中猫的颜色还是很重要的。政府只会支持私有制企业的发展，而对于国有制企业的发展则是置若罔闻。因而即使私有企业发展的并不好，即经济处于严重衰退阶段，政府当局也不会允许壮大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有和私有企业可以同时发展，因而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好。

凯恩斯认为，西方经济体中的衰退是由投资下降所导致的。在大多数国家，固定投资的减少可以解释三分之二到百分之九十的GPD（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Ross，Li 和Xu， 2010年)。凯恩斯认为，这种状况不仅仅需要预算赤字和低利率，更需要的是国家着手于“投资规划”。但在西方，由于不允许国家参与经济干预，是不会采取这种举措的。

换句话说，美国和欧洲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但是只用一条腿—私有制来向前发展。中国则是国有和私有共同发展，共同促进经济发展。难怪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比美国和西方发展的快。

顺着上文的比喻，我们转向关注经济政策的另一条腿。比如中国模式，即国家大规模的投资房地产建设和运输业基础设施，以此应对经济危机，其本身不仅有实际价值的产出，而且通过措施还可以提高投资水平，进而通过宏观经济效应推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在西方，是不允许这种国有投资。因为国有投资会对私有企业造成竞争上的威胁。由于美国和欧洲经济举措的重心不在刺激经济，而在保护私有制企业上，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投资计划是不会出现的。

这是多么的具有讽刺意味。凯恩斯的理论很明显是用来挽救资本主义经济的。而当面临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危机时，美国和欧洲经济体的结构却没能采取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理论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得到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采取的反危机举措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更为贴近。比如，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的固定投资减少了2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的中国，城市固定投资增长超过30个百分点。自上次美国经济周期最繁荣时期以来（即2007年第四季度），中国的经济在四年中增长了41.4个百分点，而美国经济增长了0.7个百分点。这一现象的出现不足为奇。

邓小平曾说过他死后会去见马克思。其实邓小平还可以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来次深度对话，凯恩斯也会对邓小平的“猫论”感兴趣的。邓小平似乎比任何西方当政者更能准确把握《通论》中所要表达的内涵。

简单说来，因为中国允许“社会控制投资量”和“投资的某种程度的综合社会化”，中国的经济体制可以采用凯恩斯提出的理论工具，而美国和欧洲经济体却不能采用。虽然凯恩斯希望可以拯救资本主义经济，结果西方资本主义不采用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策工具，中国却采用这些工具。邓小平理论无法契合凯恩斯理论框架，而凯恩斯理论却可以更好的契合邓小平理论框架。

附录—重申马克思经济理论下的问题

上文中所提到的，可以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框架来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解释。然而，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邓小平，当然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更确切的说，邓小平提到：“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 (邓小平，1985年8月28日)。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1985年8月21日)。

包括许（1991年）在内的作家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并不相符。然而，中国的经济政策与苏联在1929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采取的经济理论显然不同。当时，苏联引入全面管制和必要的完全国家所有制，而中国的经济政策还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相一致。不管中国的经济政策是用凯恩斯主义还是马克思经济理论来阐释，这应该留给人们自己来判定。最重要的不是经济的性质，而是经济的性质能否促进经济的发展，即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相应的政策结论。下面的附录简明扼要的证明了1978年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经济改革中所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提到的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说：中国处于社会主义，而不是处于（更高级的）共产主义阶段。中国要想实现向共产主义阶段的过渡，大规模的发展生产力/产出是前提。“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1985年8月28日)。更为确切的说，就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在确定政策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1987年8月29日)。

直到现在，邓小平所提倡的基本原则仍被沿用，例如，2011年7月胡锦涛主席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新华社， 2011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则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华社， 2010年) 。许得出的结论是：“根据这个观点，过去的严重错误在于极左地认为中国能够跳过初级阶段并且立即开始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许， 1991年，第11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如前文邓小平所提到，围绕着到底应该“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展开）之间的对比表明，当前的社会主义阶段是本着按劳分配的原则提出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邓小平, 1978年3月28日)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说，在其《资本论》（马克思，1867年）的第一章就提到，根据工作形成的分工是商品经济生产的基本原则，而且商品生产必然意味着市场的形成。在社会主义阶段中，市场必须存在，中国的特有名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和他以后的历届继任者都提出上述的中国经济分析，尽管它们是非常精炼的，但却是与马克思理论一脉相承的。

显然马克思设想的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第504页)。所提及的“根据发展程度”，马克思设想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体制中，国有和私有所有制是自发形成且并存的，这种情况很明显是符合马克思的理论，而与斯大林在1929年所开创的“暴力式”全面国有化是不相符的。

邓小平有关共产主义事业的阐释是“按需分配”还是之前马克思在从后资本主义时代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对于此，马克思的原话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其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1875年，第85页，中文版第12页)。

马克思概述了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中，即便是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中，收入、产品和服务的分工，不可避免的要根据其贡献大小来进行分配。因此，个人生产者（在对国有经济的分配之后）得到社会的回馈，这是个人生产者提供个体劳动后应得的。例如，社会工作日是个人工作时间的加总；个人的工作时间是社会工作日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贡献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从社会中得到认可，根据自身提供的生产要素，个人得到相应的收入分配（这部分工作是扣除其共同基金之后的工作）；得到社会认可之后，个人从社会消费存量中得到的回报和其付出的劳动成本是一样的。个人给社会做出贡献，社会反过来给个人相应分配作为其劳动的回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同样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力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生产者的权力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马克思，1875年，第86页，中文版第13页)。

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不平等现象会不可避免地依然存在着：“一个人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力，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力。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力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权力，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寸；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来计量，就只有从同一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来对付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拉动着；在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他们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的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谢，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力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马克思，1875年，第86页至第87页，中文版第13页)。

马克思认为，只有经过一段时期的过渡，即通过按贡献大小分配的收入才能实现最终的目标，那就是达到按需分配产品。

“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ide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发圈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1875年第87页，中文版第14页)

因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比起苏联的斯大林在1929年后所采取的经济措施，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策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更相符合。考虑到1978的中国是完全国有的经济体制，邓小平就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即保持国有大型企业的国有性质不变，放活中小型企业，使中小型企业成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这种经济体制的改革与马克思之前所预测的一致，而与1929年之后的苏联所采取的全面国有体制不一致。可以清楚的看出，邓小平坚持的体制是在过渡时期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这与马克思的分析是相同的。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苏联，很多经济学家都以相同或者相似的理由反对斯大林1929年之后采取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布哈林 (布哈林, 1925年) , 康德拉季耶夫 (康德拉季耶夫), 托格茨基 (托格茨基, 1931年) 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921-27) 。但他们的著作并不为人所熟知，原因在于斯大林杀害了这些经济学家。斯大林不能接受与其持不同观点的人，而且斯大林还禁止出版这些经济学家的书籍。但是有些书籍和观点在苏联外的国家得以出版，比如雅思尼（1972年），列文（1975年）的有关书籍和观点。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是将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得到的，而过去的苏联是不会有这类争论的。

因而，正如之前所分析的中国经济状况，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政策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致，而苏联在1929年之后采取的经济政策是背离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的。许和其他人认为这一论断是正确的，而苏联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

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和结构既可以用凯恩斯理论来解读，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具体选择哪个理论只是一个偏好的一般性问题。“不管白猫还是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似乎是一个恰当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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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仝真，赵宇捷，王娟翻译

注释

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使超过6.2亿的人脱离了绝对贫困。也就是说，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丹尼·全的研究结果，这是那些全世界生活在极端贫困水平的人数的100%的下降（全，2010年）。我们可以知道，没有国家可以与中国在减少世界贫困人口中的贡献相媲美。这个事实已经让那些对中国合理、亦或不合理的批评显得无足轻重。

人们有时会误解中国较快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将消费这一因素考虑进去的。这是一个经济误解，他们对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消费占比和消费增长率产生混淆。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较低，但如果考虑中国的消费增长率的话，中国是这些国家中最高的（参见表一）。中国在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拥有最快消费增长率的，原因在于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快，在所有经济体中，消费增长率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高度相关的。

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将会在2016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用市场价值计算，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在2018—2019年排名世界第一（ROSS，2011年）（《经济学家》，2011年）。在金融危机之前，高盛公司曾预计过，以官方汇率来计算，2026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超过美国的GDP，当然这一金融危机前的预测已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