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30：德國可能面臨的發展場景及相應對策

2030年，我們會從中國聽到怎樣的新聞？

2030年冬天，河南數千名兒童罹患麻疹，其中幾百人不治身亡。一名曾經親自為患兒進行過疫苗接種的兒科醫生對此進行了調查。結果他發現：由於錯誤的儲存方式，疫苗針劑在注射接種的時候已經變質。這名醫學工作者向當地衛生部門報告了這一發現，並且將相關信息公布在網際網路上。兩天之後，他被捕了，他所發表的內容也被刪除。

直到一位北京高官家裡的孩子患上了麻疹之後，政府才啟動了調查。中央電視台很快公布了調查結果，衛生部的一位高級官員是元兇。據稱，他收受了摺合150萬歐元的賄賂，將疫苗的經銷業務交給一家運輸企業，而這家公司連一輛冷藏運輸車也沒有。在一場簡短的公開審判中，這名衛生部高官及其同謀被判處死刑。而那個真正推動案件進展的醫生，則因為"散布謠言"和"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中共多年來一直都是利用這樣的壓制手段穩固政權。

儘管在領導層中也存在一些討論，即在不允許司法獨立、不允許媒體對政府持批評態度、不允許網際網路自由化和公民社會參與政治的情況下，能否真正贏得打擊濫用職權行為的鬥爭。然而對於改革的恐懼是巨大的，況且只要政府能夠拿出勉強像樣的經濟增長數據，它就具備足夠的財政手段和在意識形態領域自圓其說的能力，以維持中國現狀。

這一場景的設定前提是，到2030年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現狀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共產黨決定政治並操控經濟。中共的主要訴求就是維持現有的權力結構。穩定壓倒一切。在政權內部，經常有人言之鑿鑿地指出，中國的穩定面臨動搖，國家可能陷入混亂，這樣的威脅論成為威權統治手段的合法化依據。然而對於權力政治現狀的維持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發生變化。社會不公現象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加劇。儘管國家不遺餘力地進行政治宣傳，但是廣大民眾階層的不滿情緒仍然繼續增加。而即使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也無法改變這一現實。

經濟發展

在國家強力操控之下，經濟擴張的速度早已不再像中國經濟奇迹時代的前幾十年那麼驚人，但是經濟增長率仍然可觀。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中西部遲來的現代化進程。國家繼續為那裡的基礎設施項目和城市建設進行數以億計的巨額投資。內部市場消費因此而受益。儘管工資水平已經明顯提高，但中國仍然保持著世界出口冠軍的頭銜。規模效應使得中國與較小國民經濟體相比具有競爭優勢。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執行雄心勃勃的擴張戰略。在海外，人們帶著"表面抗拒、私下讚歎"的複雜心情看待中國企業，並稱之為"中國惡霸"（chinese bullies）。

國家的經濟規劃者對一些企業乃至整個行業進行扶植，比如替代驅動技術、信息技術、生物科技和機械製造。這一做法在個別領域（包括建築機械、發電站和基礎設施項目）取得了成功，但總體上講仍然缺乏效率。中國僅僅在個別領域取得了真正的革新領軍地位。大多數中國產品對於世界市場來說也仍然僅僅是品質"尚可"（good enough）。中國實行的國家調控措施還包括繼續嚴格控制人民幣匯率，將關稅和市場准入作為政治施壓手段，以及嘗試在一些關鍵行業設立自己的規範和標準。對於德國企業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市場，儘管保護主義和司法保障缺失等問題的繼續存在使得中國的商業環境越來越艱難。中國技術創新力量的缺乏使得德國高科技產業得以維持在諸多領域的世界市場領導地位。"德國製造"仍然是高品質的代表。

政治與社會發展

在中國，鄧小平的那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仍然被奉為經典。如果這塊石頭感覺很穩，那麼就可以放心地踩上去；而如果它搖搖晃晃，那麼就要小心地去尋找另一塊石頭。這是一種小步前進的政策，而不是大步躍進，也不是勇敢的改革。然而，這種保守路線卻無法成功地縮小貧富差距，也無法明顯改善全體民眾的生活條件。在中國的14億人口當中，雖然已經有大約4億人屬於中產階層，但是大多數民眾還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工資成本和生產成本的上升導致出口增長速度放緩，仍然實行嚴格中央統一化、幾乎沒有改革的教育體系已經沒有能力將中國打造成為創意革新的基地。

政治的力量仍然凌駕於司法之上。

政府所預言的邁入高收入國家集團的前景，始終沒有成為現實。儘管諸多問題並未解決，但共產黨仍然能夠維持執政地位，主要是源於威權統治手段，比如對網際網路的審查以及對個人自由權利的限制。司法仍然受到政治的強大影響。國家宣傳機器還在大力渲染民族主義情緒。中國出現的所有問題，都要歸咎於外國。由於中國在領土主權爭議中表現得咄咄逼人，鄰國感到巨大的威脅，因此許多國家選擇了躲到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之下，從而使得美國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太平洋地區的強國地位。在國際上，由於氣候政策、對人權的侵犯以及強硬外交政策，中國常常招致反感。不僅僅在中國，在海外的中國人處境也並非盡如人意。

這對於德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如果中國繼續維持現狀不變，那麼機會與風險是並存的。這種延續性雖然會使得與中國合作並不總是那麼容易，但即使在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情況下，中國仍然會是一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總體上可以預測的行動主體。儘管存在保護主義壁壘，但是中國市場仍然對德國的出口產品敞開大門，許多德國企業的技術領先地位得以維持。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對於德國高品質產品的需求甚至越來越大。不過，司法保障仍然缺失的問題使得德國企業在華開展業務舉步維艱。規模效應和政治扶持給中國企業在出口領域創造了不少優勢。

德國可以選擇的應對策略

為了繼續與中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合作，德國應該加強在中國研究與教育交流方面的投資，同時增加在對華交流方面的投資。只有在充分了解中國的前提下，德國才能夠有效地促進中國去實行一些有利於德國產品在中國擴大市場的改革。不過，德國同時還需要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這樣才能夠和歐洲夥伴共同應對中國所帶來的挑戰，加強歐元作為貿易和儲備貨幣的地位，並且減少自身對中國的依賴性。

中國經濟得到自由化改革的助力，與此同時中共的權威保持不動搖。

2030年，我們會從中國聽到怎樣的新聞？

2030年，北京書寫了工業發展史的新篇章："中國新絲綢之路公司"收購了西門子公司的能源業務。而併購合同的締結也選擇了非常有象徵性意義的一天：整整127年前，西門子簽署了在中國修建第一家發電廠的協議。

締約雙方一致保證，在合併之後，兩家企業將會更好地整合資源；此外中方向西門子在德國的生產基地做出保證，五年之內不會削減就業崗位。但這並不能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世界市場上中國已經成為發電站領域的引力核心。國有企業中國新絲綢之路公司的成功史是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許諾的"中國夢"諸多側面之一。憑藉"一帶一路"的對外經濟政策，中國把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打造成了自己的出口招牌產品。中國國企在世界各地修建道路、鐵路、機場、港口、發電站、電力和通訊網路。中國人提供整套的工程方案，帶著自己的工人到工地上，甚至連項目籌資也是自己承擔。西方企業在這方面很難匹敵。由於全球經濟的增長動力大多數來自新興工業國家，而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給出的價碼十分誘人，因此西門子最終被迫退出能源業務。諸多西方傳統企業都帶著震驚的目光見證了中國如此迅速地成長為一個不僅能與西方並駕齊驅、甚至還常常更勝一籌的競爭對手，而西門子並不是其中的第一個。

這一場景的設定前提是，中國完成了習近平2013年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所規定的高難度動作：一方面，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自由化進程實現了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經濟增長率有所降低的"新常態"並未使得中國像人們所擔心的那樣走入"中等收入陷阱"。新的法律保證了廣大民眾階層可以從經濟增長中受益，而且經濟進步不再以環境污染為代價。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成功保持了政治現狀：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際上，共產黨的權威都無人質疑。

經濟發展

為了保證經濟的積極發展，中國用一切力量去和諧地融入世界經濟。政府致力於促成商品、資本和技術的自由流通。北京支持回歸以世貿組織為框架的國際貿易秩序；而地區性的貿易協定對於中國人來說僅僅是第二選擇。在同樣的思路下，中國努力推行能夠為全球所接受的工業規範和標準。中國對原材料市場的自由和有效運行有著巨大的利益關切，其中包括石油和稀土市場領域。

人民幣在世界市場上與美元平起平坐。

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並且已經成為全球認可的儲備貨幣。中國更進一步地融入世界經濟，這使得過去曾經阻礙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以及中國企業在海外擴張的壁壘逐漸解除。外國企業也因此有動力更快速、更心甘情願地將新技術引入中國，比如幫助中國解決環境問題等。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也可以自由開展業務，企業高管也無需為海外業務去申請北京有關政府機構的批准和融資許可。中國採取多軌道并行的方式扶植關鍵工業產業的發展。政府一方面鼓勵企業擴大在國內的產能，另一方面也支持跨國企業的建設，促使它們利用國外的區位優勢，打造成為廣受認可而成功的國際企業。已經相當先進的中國大企業並不在意新技術是在自己的海外基地，還是在矽谷，或者是在公司的中國總部研發問世，儘管政府出於形象的考慮，還是更希望有更多的技術革新是"中國製造"。不過在這樣的發展體系下，中國只能在很少的行業領域取得真正的技術領先地位。貢獻出口營業額的主力軍仍然是在全球大眾市場上銷售的那些品質"尚可"的中國產品。

政治與社會發展

共產黨已經認識到一點：要想充分發揮中國的經濟發展潛力，僅僅局限於調節經濟政策的螺絲是不夠的，需要在社會政策方面也做出改變。一個運行有序的市場需要由一個行之有效的法治國家體系來構建公平的競爭環境--對中國和外國企業也應該一視同仁。因此知識產權保護得到了重視。公開招標程序全面透明化，貪污腐敗也更難找到立足空間。教育領域也經歷了改革：告別傳統的"事實知識"（Know-what），轉向貼近實踐的"技能知識"（Know-how）。職業學校為中國經濟界輸送著高素質的專業技術人才。中國高等院校培養了大批有能力的學者、科研工作者和經理人。他們中很多人在大學期間都有一部分時間在國外度過，但是在留學完成之後都更願意回到家鄉。因為在中國不僅有好的工作機會，而且那裡的生活氛圍也變得更加自由化。言論自由程度有所上升，曾經非常嚴格的網路審查制度已經寬鬆了許多。一個自由價值體系發展形成，它能夠保證不同觀點、不同生活理念和不同信仰之間進行坦誠和公開的討論。在國際上，中國作為一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值得信賴的夥伴地位已經得到認可。

這對於德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如果"中國夢"真的成為現實，那麼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機遇將會大於風險。在這一場景下，中國會成為解決國際衝突和應對全球挑戰的可靠夥伴，比如在氣候變化、國際貿易問題和打擊恐怖主義方面。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衝突得以緩和，對於德國來說，與兩個大國同時發展關係也不再需要擔心顧此失彼。在中國市場上，日益進步的司法保障使得德國企業在華開展業務的環境得到改善。中國經濟崛起同時還給德國企業創造了更多高端產品和環境科技產品的銷售機會。來自中國的投資越來越多，使得德國的就業崗位得以保障和增加，經過改革的中國教育體系可以填補德國企業在華的專業技術人才空缺。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崛起，德國和歐洲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將會有所流失，已經能夠自由交易的人民幣成為歐元的又一個競爭對手。

德國可以選擇的應對策略

因此，德國應該推動像歐盟這樣的現有聯盟的發展融合，同時也要盡全力保持其作為中國在歐洲最重要夥伴的特殊地位。為了在與中國的競爭中保持勢均力敵，德國必須通過大力加強教育投資來提高自己的技術革新力量。"德國製造"作為高品質產品象徵的地位必須得到加強。德國和歐洲企業還應該整合成為一些大型財團，這樣才能在爭取國際上的巨額訂單時拿出全套解決方案，從而和中國競爭對手一爭高低。

「中國2030研究」場景之三：長城

中國選擇了普京領導下俄羅斯所走的道路：民族主義和強硬外交使其陷入國際上的孤立境地。中國經濟深受其害。

    

2030年，我們會從中國聽到怎樣的新聞？

10月1日中國國慶日這一天的清晨，數千名中國海軍陸戰隊士兵登上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幾十年來，中國和日本之間圍繞著這八個無人居住的小島爭吵不休，如今北京製造了既成事實。中央電視台直播了中國軍人將國旗插在島上的情景。

兩支中國航空母艦編隊在釣魚島周邊形成合圍之勢，以阻止日本和美國海軍進入島礁附近海域。直升機將裝配式營房和碼頭裝置送到島上--昭示著中國將會在那裡長期駐紮。中國國家主席宣布，中國"實現其歷史賦予的領土主權的步伐是任何事和任何人都不能阻攔的"。在這一彰顯中國強大力量的舉動得到國內輿論歡呼喝彩的同時，日本和美國對這種單方面違反國際法的侵略性行動表示譴責。華盛頓方面將自己的航母編隊也部署到相關海域，以防止中國在其它領土主權爭端中創造新的既成事實，比如在台灣問題上，或者是在南中國海地區。許多西方國家，以及諸多亞洲國家都在進行磋商，如何通過制裁措施來給中國施加壓力。這導致中國股市暴跌、人民幣貶值，但是並未引起政治上的轉向。恰恰相反，北京相信，日本和西方很快就會妥協放棄，因為中國對於世界經濟來說至關重要，誰也不會冒險和中國發生長期衝突。

這一場景的設定前提是，中國與鄰國之間的衝突繼續激化，而北京選擇了與俄羅斯在烏克蘭衝突中類似的路線。雖然中俄兩國在很多方面的國情不同，但是也存在相似之處。比如強大的、受到國家操控的民族主義情緒，復興歷史強國地位的願望，與鄰國之間不斷發酵的領土主權衝突，對失去地區影響力的恐懼，以及對西方的極度不信任，尤其是對美國。而在內政領域，俄羅斯和中國也同樣面臨緊張局面，因此急於通過在外交領域採取強硬態度，以轉移輿論對於內部問題的注意力。

經濟發展

政治上的孤立和可能面臨的制裁使曾經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國際市場的中國經濟遭遇重創。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暴跌，人們對於中國股市和人民幣的信任度也一落千丈。國際企業開始收縮對華業務，一部分中國企業家也失去了對自己國家未來的信心，紛紛舉家移民海外，並且將資產也轉移到海外以求安穩。外國對於中國的懷疑態度越是強烈，中國企業就越是依賴於國家的操控和支持。由北京選定的一些關鍵工業領域得到了國家的特別扶植，並且繼續在政府支持下向海外擴張。但是中國企業的聲譽不佳，在很多領域遇到了技術革新障礙，中國產品幾乎無法和國際產品競爭。國家試圖憑藉保護主義措施，保護中國廠商至少在國內市場上不被來自外國的競爭者擊敗。

自我孤立的長城將會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政治上的寒冬。

政治與社會發展

中國選擇的對抗路線極具風險。但是在北京領導人看來，他們從中可以得到的內政方面的利益超過了在外交層面的顯而易見的損失。可以設想的是，這種路線會在一個獨裁者或者一個小集團嘗試穩固集權的情況下出現。在這一場景下，中國的政治體制會比目前的一黨專政體制更為獨裁專制。在司法領域，法治國家原則已經幾乎被遺忘，公民自由權利和新聞自由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網際網路受到嚴格的審查。許多社會政策領域也紛紛出現停滯甚至倒退，比如在教育領域，或者是像社會保障體系或環保等重要的改革領域。面對民眾的不滿，政府嘗試用民族主義和反西方的政治宣傳來加以消弭。在國際上，中國不遺餘力地動用金錢和軍事上的支持手段，來為自己贏得盟友。這樣的策略主要適用於那些依賴於中國的發展援助和基礎設施項目的國家。但這樣也最多是和弱國之間結成一時的利益共同體，這些國家本身也處於和西方以及地區強國之間的衝突中。中國在國際組織和國際聯盟中的影響力大為削弱。

這對於德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如果中國要將自己封鎖在長城之內，那麼在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都是風險大於機遇。在這一場景下，在國際舞台上與中國合作將會更加艱難，在政治上中國變得更加難以預測。在應對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方面，中國不再是值得信賴的夥伴。中國強硬的外交路線可能會使得東海和南中國海海域的軍事對峙局勢升級。中國的盟友如朝鮮可能會威脅到國際政治穩定與和平，世界甚至還面臨新一輪冷戰的危險。

德國可以選擇的應對策略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這一場景之下，儘管美中矛盾不斷激化，中國也仍將依賴於在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盟友。這樣，德國將得以強化其作為中國在歐洲最重要夥伴的地位，扮演斡旋者的角色。德國經濟也有可能從這一特殊角色中獲益。雖然中國的貿易政策可能會意味著國際範圍內貿易保護主義時代的開始，而且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缺失、匯率的風險、司法保障的不健全以及日益惡化的生產條件都可能導致德中經濟關係受損。但同時，德國的特殊角色可能會使北京為德國的出口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優惠條件，一些政府項目的訂單也會交給德國企業。此外，由於中國革新力量的疲軟，德國企業在許多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毫不動搖。為了緩衝中國走向孤立而產生的政治、社會與經濟領域的消極影響，並採取非軍事手段來應對一個充滿攻擊性的中國及其夥伴，德國應該繼續推進歐洲一體化，強化現有的盟友關係。同時，與中國的政治對話必須要保持下去。但德國不應該出於經濟利益的顧慮，而忽視中國侵犯人權的作法以及在國際上的侵略性行動。此外德國經濟界還應該加強開發第三方市場。

中國2030研究」場景之四：新加坡模式

除了市場經濟改革之外，中國也經歷了一些政治上的革新。在國際上，中國作為大國的領導地位得以鞏固。

    

2030年，我們會從中國聽到怎樣的新聞？

2030年10月2日--中國國慶節的第二天，也是德國國慶日的前一天--"習近平經濟與改革政策研究所"在柏林自由大學正式揭牌。

該研究所由中國政府出資建立。德國師生將在這裡對中國崛起成為世界最大國民經濟體和全球領袖大國的經驗進行研究總結。研究所首位所長由中國一位前副總理出任。退休的部長和省長在這裡授課，課程包括"革新構建學"，還有"地區經濟發展學"等。德國並不是北京出資開設首家"習近平研究所"的國家。這些研究所是中國全球發展合作的一部分，因為在2030年中國已經成為經濟調控和政府治理方面的成功典範。習近平在2013年向國民所許諾的遠景，已經成為現實：中國取代了美國，成為全球頭號政治和經濟大國。

這一場景的設定前提是，共產黨除了市場經濟改革之外，還啟動了政治革新進程。自從鄧小平時代起，新加坡就一直被視為值得考慮的範本。因為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和他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就成功建立了一個政治體制，將事實上的一黨專政與選舉、部分民主式的公民參與以及運行有效的政府機構結合在一起。新加坡是全球最富裕、經濟環境最優、生活質量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些帶著"之最"的標籤也是中國所希望得到的。雖然兩國國情差異巨大，新加坡模式在中國只能部分借鑒適用，但是新加坡仍然被北京視為榜樣。

經濟發展

中國能否借鑒新加坡的發展模式，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話題。

按照新加坡的範本，中國把大手筆的國家激勵政策與強有力的市場經濟競爭結合起來。雄心勃勃的政府發展方案讓廣大民眾階層也從經濟繁榮中受益，城鄉之間的社會分配不均問題得以緩解。在嚴重環境問題的壓力之下，中國成長為環保科技領域的革新領軍力量，並且將這些技術出口到世界各地。到2030年，在信息技術和醫藥技術等其它領域，中國產品被公認為創新和品質兼備。中國抄襲西方先進技術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中國創新製造"在國際上成為品質的標誌，而中國高科技產品成為世界各國爭相模仿的對象。中國政府投資重金以推動技術革新，並且支持中國企業去收購外國企業。作為世界領先的創新大國，中國已經成為許多行業的國際標準制定者。中國領導全球的雄心在金融市場上也得到體現。人民幣已經可以自由兌換，並且頗受信賴。在非洲大部分地區，人民幣已經成為儲備貨幣。上海成為全球業務量最高的金融中心之一，中國的直接投資在德國和其它國家得到廣泛歡迎。

政治與社會發展

政治領域經歷了深入改革。在仍然嚴格的中央政府操控之下，地方政府的職權範圍得以擴大。聯邦制被寫入憲法。各地區之間雖然存在競爭關係，但是為了使全國各地的生活條件得到全面改善，地區間再分配體制仍然存在，類似於德國的各州財政平衡體系。國內政治層面也進行了小心謹慎的自由化改革，反對派團體獲得政治影響力的機會得以加強，工會、非政府組織、公民倡議活動和人權組織的許可權得以擴大。司法體系得到了逐步的發展，已經可以給大型國際企業提供更高程度的司法保障，這一點從外國投資不斷增長的數字就可見一斑。中國在革新領域的飛躍發展得益於教育體系的大力改革。從2018年起，各所高校可以按照自己的標準招生，教學計劃則根據就業市場的實際需求制定，這樣大學生在學校里學到的知識就不再是傳統的"事實知識"（Know-what），而是現代化的"技能知識"（Know-how）。中國與鄰國也維持著緊密的政治和經濟夥伴關係。領土主權爭議得到平息，中國為了保持睦鄰友好關係而做出了大幅讓步。中國在世界上的威望不斷提升。在全球權力架構中，中國已經作為一個具有影響力且值得信賴的夥伴得到認可。

這對於德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與在"中國夢"和"民主"兩個場景下一樣，這一模式所帶來的機遇是大於風險的。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也給德國經濟帶來了巨大挑戰。政治上的價值觀轉向使得中國在解決氣候變化和恐怖主義等國際問題時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夥伴。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來自中國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甚至還有可能成為促使歐洲加快和深化一體化進程的動力。強大的中國，還有越來越有品位的消費者，使得德國企業在中國為其產品找到了更好的銷路，也激勵著它們不斷提高自身革新能力。在華開展業務的德國企業在司法領域得到更多保障，在進行企業發展規劃時也更加放心，同時還可以在當地招聘高素質的工作人員。此外，中國的直接投資也能給德國創造就業崗位。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使得企業和投資者能夠進行更加多樣化的投資。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德國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可能會有所削弱。面對品質越來越高的中國產品，德國經濟界在中國、德國和世界市場上可能會面臨巨大競爭壓力，而且規模效應還會使中國製造商更具優勢。此外，中國對原材料的饑渴需求可能會推高國際原材料市場的價格。生活條件的改善可能會使中國成為國際高端人才發展事業的理想之選。在爭奪高級人才的競爭中，德國面臨人才流失的危險。

「中國2030研究」場景之五：民主

中國變成一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具備民主國家的所有優勢和弱點。經濟與社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2030年，我們會從中國聽到怎樣的新聞？

這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選舉：大約10億中國人被動員起來選舉自己的議會。這已經是中國人第二次通過自由選舉來決定，誰將在未來四年裡在政治上代表自己。

在習近平離職之後，中共走上了民主改革道路。在首次選舉中，共產黨仍然獲得了絕對多數。但是從那時起，多個新政黨逐漸發展壯大，並且已經成功進入了一些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在當下的2030年，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可能會需要聯盟夥伴來共同執政。因為已經自由化的媒體在過去幾年裡就中共的經濟治理不力、貪污腐敗和對人權的侵犯進行了大量曝光報道，共產黨的形象嚴重受損。但與此同時，對民主的狂熱亢奮也被蒙上一層陰影。在經歷了差不多75年的一黨專政之後，人們終於迎來了自由選舉，對於和平變革的勝利而歡呼雀躍。但是幾年之後，許多中國人開始批評，如今的新精英階層其實與過去相比就是新瓶裝舊酒，而且和美國一樣，在中國也只有那些能夠籌集最多資金用在選戰上的人，才能贏得選舉。一種對於"印度處境"的恐懼情緒在不斷散播：經濟界抱怨連天，因為曾經強有力而高效率的國家機器現在運轉起來越來越緩慢而且繁冗。

這一場景的設定前提是，中國2030年走在和平的民主化道路上，也就是選擇了類似台灣或韓國的發展模式。這是在冷戰結束之後很多西方人--以及不少中國人--所預言、期望並且要求的發展道路。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先是選擇了自己的"中國道路"，這在外國被視為自相矛盾，甚至是令人難以理解、更難以接受的。儘管現在就唱起共產黨的終曲也許為時過早，但是中共至今為止表現出的強大的生存和適應能力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政治模式就是毫無爭議、顛撲不破的。民主化的進程會帶來經濟、社會和國際關係的重新構建，創造一個徹頭徹尾的"新中國"。

經濟發展

政治社會的民主開放將會吸引越來越多的「留洋」人才回國發展。

中國的民選政府要證明，新的執政改革和經濟改革能夠促進經濟繼續繁榮發展，並因此背負巨大壓力。作為與世界經濟緊密聯結的國民經濟體，中國對國際經濟合作十分感興趣。意識形態上的立場觀點不再成為阻礙合作的絆腳石。中國致力於減少貿易壁壘，促進原材料市場的有效運行以及全球標準的引入。人民幣成為可以自由兌換的國際儲備貨幣。為了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國家不得不從許多過去曾經直接掌控的經濟領域中撤出。但這一過程進行得並非一帆風順。許多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在很多行業領域，過去因為國家高額補貼、錯誤的激勵政策和扭曲的競爭環境而造成的嚴重產能過剩，如今必予以消減，這就導致企業大量裁員。市場更開放的同時，中國產品在國內市場上也面臨來自國際產品的更強勁競爭。這樣的發展趨勢在中國國內並不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然而政府則不遺餘力地進行宣傳，強調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會從這些改變中受益。隨著政治上的變革，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中國產品已經普遍得到好評，中國企業在海外實施併購的時候也不會再被人懷疑是不透明的獨裁政權所實施的陰謀。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還在採取保護主義措施來阻止中國進入自己的市場。中國大企業早已成為廣受認可的國際康採恩，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樂意到那裡就職。社會上的自由化發展吸引了很多已經在海外工作很長時間的中國高端人才選擇回國發展。在這些已經國際化的海歸人才的幫助下，中國形成了一種新的、對世界開放的革新文化。這使得人們產生了希望，也許很快中國就不再只是為全球大眾市場製造產品，"中國製造"也會成為技術創新產品的高品質標誌。

「中國2030研究」場景之六：混亂

共產黨無力應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難題，失去對局面的控制。

    

2030年，我們會從中國聽到怎樣的新聞？

2030年春節期間，中國發生人民起義。導火索是北京一個名叫張悅的女保姆的自殺事件。她在遺書里寫下了自己的僱主、一名省政府高官是如何虐待她的。在春節到來之前，這名高管拒絕發放工資，並且不允許她回鄉與家人團聚過年，就這樣，張悅從一棟高樓上跳了下來。

這封遺書很快曝光，在審查機構和國安人員做出反應之前，民眾自發的聲援運動已經組織形成。喊著"我是張悅"的口號，人們抗議貪污腐敗和濫用權力。示威者在試圖衝擊政府大樓的時候，與警方發生了流血衝突。保姆張悅的命運遭遇只不過是一星火花，但是它卻引起民眾當中多年來累積的憤怒情緒大爆發。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貪污腐敗、食品安全醜聞還有災難性的生態環境使得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動搖。赤裸裸的現實揭穿了國家宣傳機器的謊言。中共領導層不僅失去了民眾的擁護，而且在自己的陣營中也在失去支持。黨已經不再是無所不能，而是病入膏肓。

這一場景的設定前提是，共產黨失去了對全國局勢的控制。自從毛澤東時代結束以來，北京始終把維持社會穩定作為最高任務--而國家控制力的崩潰則被政府描述為災難性場景，並用它來為自己在一黨專政體制下使用壓制性的統治手段提供辯護。至於中共是如何逐漸失去權力的，在這一場景設定下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這種權力的喪失並不一定是像中國之前所鼓吹威脅的那樣，回到文革時代的混亂；可以想象的是，一些省級政府、部委、黨內派別或者軍事單位宣布獨立，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不管具體情況如何，中國之前一度建立在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基礎上的穩定秩序都會土崩瓦解。

經濟發展

在政治經濟局勢全面失控的情況下，失業人數將會激增。

國家行動能力的喪失也導致經濟崩潰。政府之前一直用來直接控制關鍵行業領域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陷入癱瘓。國有銀行對資本的分配，對關鍵產業的資助扶植，對技術發展的激勵，由北京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方案--只要曾經強大的國家干預能力不復存在，這一切立刻成為泡影。外國企業撤離中國；甚至那些較為先進的中國企業所有者也在努力將自己的資本和技術轉移到國外以求安全。中國與現代全球經濟脫節。中國商品的質量日益惡化，世界市場對於中國製造商的不信任感不斷加劇，導致中國產品已經基本無法出口。許多工廠被迫關門，失業率急劇上升。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供應遭遇瓶頸，因為本國的資源不足以滿足需求，而國際貿易又因為對外關係的不穩定而嚴重受損。為了加大國內市場對於本土產品的需求量，同時給外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設置障礙，北京或者是地方自治政府開始肆意徵收保護性關稅，引入地方標準。人民幣不再被視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大部分地區倒退回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政治與社會發展

在政治控制力全面喪失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基礎設施也面臨崩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交通體系陷入癱瘓，公共安全已經無法得到保障。教育體系也分崩離析。富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學校，或者送到國外讀書。而貧窮的大多數民眾則只能在破碎凌亂、早已與國際脫節的中小學和高校體系中勉強維持。法治國家原則在司法體系已經基本不見蹤影，像肆意抓捕監禁這樣的人權侵犯行為也成為家常便飯。社會規則由權貴階層制定。在國家無力維持秩序的地方，腐敗盛行。此外，少數民族、社會群體和宗教團體也在嘗試壯大自己的權勢和影響力。一個忙於應對內政危機的中國，已經幾乎無力關心國際政治。在世界舞台上，中國的地位和聲望迅速削弱。

這對於德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如果中國陷入混亂，政治和經濟領域的風險將大於機遇。在這一場景下，中國將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成為一個令人難以預測且無法信任的夥伴。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的進程必須在沒有中國支持的情況下進行。此外，在壓力之下，中國政府還有可能通過可能導致整個地區不穩定的強硬外交手段，來轉移公眾對於內政問題的注意力。中國經濟的崩潰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世界經濟危機，對於以出口為導向的德國經濟則打擊尤為嚴重。

德國可以選擇的應對策略

儘管如此，在這一混亂的場景下，德國也仍然有機會可循。隨著中國重要性的下降，德國作為一個非軍事化的中等強國的地位反而會有所提升。歐元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重要性不斷增加，而西方民主式的政治與社會模式也重新煥發出魅力。隨著中國經濟的全面崩盤，德國得以維持在許多行業的技術領先地位，德國企業有更多機會在國際上獲得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訂單。但由於風險明顯大於機遇，德國應該不遺餘力地支持中國走上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健康發展道路。德國應該在中國選擇一些有潛力阻止中國繼續陷入混亂深淵的公民社會與政治力量，並加以支持。與此同時，德國經濟界還應該努力開發替代市場，拉動內部市場，以擺脫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