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難中的侵華日軍
庚子國難中,最大的入侵國是我們的東鄰日本,這也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后第二次入侵中國。這次入侵中,日軍將淪陷區當做一座巨大的走秀台,向西方世界展示它的「文明形象」。因為早在6年前的甲午戰爭時期,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對華宣戰詔書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於平和之治」這樣的「導語」。
在軍事上,八國聯軍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戰役中,日軍幾乎都擔當了攻堅先鋒,傷亡佔到聯軍總傷亡數的40%左右。日軍作戰兇悍,給其他國家的軍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國外交官小田貝(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給《哈潑斯周刊》撰文,認為「那些在聯軍中與日軍曾經並肩作戰的他國軍隊,今後如果不得不與日軍為敵,一定會猶豫再三的」。
另一方面,也是在日軍走秀的刺激下,清政府開始全面改革。當然從此以後,「文明」面具的後面,在「親善」、「共榮」的口號下,日本對中國毫不留情的一次又一次野蠻地舉起帶血的武士刀。
日本太陽旗走秀
1900年, 北京淪陷后,八國聯軍將北京城分區佔領。北京人很快就發現身材矮小、能寫漢字的東洋鬼子倒不顯得那麼窮凶極惡,日軍所佔領的東北區(朝陽門以北、德勝門以東)隨即成為刺刀下討生活的北京人的避難之地。美國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寫給美國親友的信中提到:「中國商人帶著貨物回到北京時,先是悄悄溜進日本人的轄區,因為他們最信任日本人。後來,這些街道變得擁擠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們必須到城裡別的地方去,他們立刻就湧進了美國人的轄區,擠滿了街道,並留了下來。」
日軍有意將這座淪陷的城市作為走秀的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嶄新」形象。在八國聯軍確定了各自的佔領區后,僅僅3天時間,不僅日佔區,而且整個北京城似乎到處都是日本的太陽旗。這是日軍主力第五師團從廣島出發時就帶上的「必要裝備」,他們精心準備了數萬面小型日本國旗,在那顆紅太陽邊上的留白處,用漢字醒目地寫著「大日本帝國順民」。隨著鐵騎入城,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發給對日友好的北京市民們,無論是朱門府邸、四合院還是貧民窟,都掛上了這一「門神」,西方人吃驚地發現:大清國首都的似乎被日本一家獨佔了。日本之行事縝密令西方人望塵莫及。
美國著名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漢學名著《中國人的性格》,後來推動了庚子退款及清華大學、協和醫院的建立)記載道,北京市民為了避免迫害,出行時手上都會拿著列強們的國旗,而以日本旗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製的「山寨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塗料就掉色。英語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衚衕的牆壁上刷上了標語:「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爺開恩,這裡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經作為義和團壇口的寺廟門上,也貼上了「God Christianity men」(上帝基督的子民),「Belong Japan」(屬於日本)。
面對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調整,曾經滿大街的義和團們早就沒了蹤跡,人們都將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使自己適應新的環境,如同水被倒進容器里那麼自然」(明恩溥語)。
日軍的「文明」招牌
一個名叫川島浪速的35歲日軍翻譯,應日本派遣軍司令福島安正的再三請求,在日佔區開始指導警務工作。日軍設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長、事務官和憲兵均由日本警官擔任,巡捕則雇傭中國人,成為北京的新警察,在最為動亂的數月間在轄區內迅速恢復了秩序,日佔區因此成為北京最早恢復市面繁華的區域。
川島浪速還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國人參與「警務速成訓練課程」,隨後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復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實行可持續發展的眼光,給負責留守的大清國中央領導慶親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勢穩定后,肅親王善耆,應日本公使的要求,從清軍中精選了240名士兵,組成了「巡捕隊」,臂纏白箍,上蓋「安民公所」大印,腰間掛著佩刀或馬棒,執行巡邏,開創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肅親王因此與川島浪速成為哥兒們,甚至其女還拜川島為義父,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川島芳子」。
日軍也參與搶掠
日軍在佔領區內顯示出嚴明的軍紀,這幾乎得到了西方記者、外交官及軍官們的一致認同。美國隨軍記者、《紐約時報》的奧斯卡(Oscar King Davis,當時派駐菲律賓,隨美軍第14團從馬尼拉前往北京)為著名的《哈潑斯周刊》(Harper』s Weekly)詳細報道了各國軍隊在京津地區的搶掠情況。他觀察到,俄、法軍軍紀極壞,到處燒殺搶掠,而日軍與美軍相對恪守紀律,其中,日軍的紀律更為嚴明。他引用一個西方軍官的話說:「作為基督教國家的一名軍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見到一名被我們長期地稱為異教徒的日本軍官,他說搶掠是不對的,並且絕不允許。我無話可說,因為我的人都在搶掠,而他的人沒有。我無法阻止搶掠,而他卻能。」
當然,日軍絕非不沾葷腥的貓,只是與其他軍隊的渙散相比較,日軍更為克制、更有約束,甚至在搶掠方面也更有組織紀律性。
當聯軍大多數官兵到處為自己尋找發財機會時,日軍卻在嚴密的組織下,加上「大日本帝國順民」的指引,直插大清國的財政部(戶部),一舉掠走庫存白銀近300萬兩。同時,他們從各衙門搶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開,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最為期待的寶庫之一。
除了集團性的搶掠外,日軍個人也參與搶掠,但與其他國家軍人相比,他們更為隱蔽。《中國與聯軍》一書作者、英國畫家、作家亨利(Henry Savage Landor)在現場觀察到:「日本軍隊在搶劫時與西方列強毫不相同,顯得十分有文化、有內涵」,他們在中國人的房子里搜尋古瓷器,還聚在一起認真欣賞,如果不帶走,便輕輕放回原處,「而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或俄國人,更不用提德國人,他們除了碰到堅固的銅塊、石塊之外,沒有不打碎、弄彎、弄髒以及損壞的……日本人也搶掠,但他們搶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靜的,他們不把東西亂扔,不摔碎,也沒有任何不適當的藝術破壞。他們任意拿取他們所喜愛的東西,但是做得是這樣精細,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搶掠。」
日本另有鬼胎
義和團拳亂和八國聯軍的入侵,本來都是日本所不願意看到的。
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完勝,獲得了朝鮮與中國台灣,需要時間對這些巨大的戰利品進行消化、而在以俄國為首的俄、法、德三國聯合干涉下,日本卻被迫退還了中國割讓的遼東半島,俄國隨後就從中國手中半是巧取、半是豪奪地「租借」了旅順、大連這一重要的戰略要地。在俄國的咄咄進逼下,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其實只限在朝鮮南部。
在北面的朝鮮和南面的中國台灣之間,日本將對華關係的重點確定在南部,希望能將中國福建納入其勢力範圍,並進而擴展到浙江、江西,以便能與台灣呼應,獲得巨大的戰略空間。日本雖然在中國台灣開始了大規模的殖民建設,但抗日運動依然活躍,並且以中國福建為基地,令日本殖民當局頭疼不已。
按照當時日本首相山縣有朋的說法(他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命線」和「利益線」),中國東南的這個區域,平時可以作為中日貿易區和日本的加工區,戰時則可以輕易扼住中國台灣海峽這一「東亞的咽喉」,應對任何敵人的挑戰。1898年,日本從中國獲得了保證,不會讓任何列強染指福建,但當日本在1900年初正式提出要求在福建修築鐵路時,遭到了大清政府的堅決拒絕。
隨後,義和團拳亂迅速轉化為暴力排外事件,日本駐北京使館的書記員杉山彬被清軍殺死。駐紮在天津的日本海軍指揮官向東京緊急報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對此採取了冷處理。在內部,他們必須對南北戰略進行權衡,而在外部,他們必須先徵詢列強的意見,以免無謂樹敵。實際上,他們此時的重點依然是南方,軍部甚至電令台灣總督,立即做好軍事動員,準備隨時武力進佔廈門。
此時,華北局勢日益糜爛,列強們紛紛增派軍隊,日本的宿敵俄國更是一馬當先,在東北地區大舉增兵,矛頭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裡,急在心中,而與日本同樣心急的,還有俄國的第一敵人、當時世界老大英國。英國的軍力被南非的布爾戰爭所牽制,不得不從澳洲、新加坡、中國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調兵(參閱本報2月8日《北京城裡的澳洲軍旗》),因此他們寄希望於日本,一是解決北京問題,二是牽制俄國北極熊。
而在南方,日本則大打出手,出兵佔領了中國廈門。但南北兩線作戰,遭到了以伊藤博文為代表的持重派的堅決反對,當俄國從北京首先撤軍並收縮到東北,對日本在朝鮮的勢力構成巨大威脅時,尤其是列強也紛紛派出艦隊前往中國福建時,日本政府才下令從廈門緊急撤軍,將廈門無條件交還中國,這就是所謂的「廈門事件」。自此,日本在東亞的戰略重點轉向北方,四年後爆發了慘烈的、被國際史學界稱為「第零次世界大戰」的日俄戰爭。
日本撕下面具
功夫不負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國聯軍這根鋼絲上的精彩表演,收穫巨大。經此一戰,日本與大清政府的關係非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還得到了加強。日本人在北京佔領期間顯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給大清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國朝野當做了效仿的榜樣。
在隨後爆發的日俄戰爭中,作為戰場所在地的大清國雖然宣布中立,但實際上朝野上下都是一邊倒地支持日軍,令日本在此獲得了顯著的「主場」優勢。這場中日親善的喜劇,在日俄戰爭后,因為日本完全繼承了此前俄國所攫取的在華特權,戛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後發現:最該當心的還是這位「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師」和「文明之師」的背後,是絲毫不亞於北極熊的貪婪和冷酷,並在三十年後徹底暴露出了野蠻之師、虎狼之師的真面目……
參考文章:
http://www.duwenxue.com/html/594/5943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