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难中的侵华日军
庚子国难中，最大的入侵国是我们的东邻日本，这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第二次入侵中国。这次入侵中，日军将沦陷区当做一座巨大的走秀台，向西方世界展示它的“文明形象”。因为早在6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
在军事上，八国联军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战役中，日军几乎都担当了攻坚先锋，伤亡占到联军总伤亡数的40%左右。日军作战凶悍，给其他国家的军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外交官小田贝（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给《哈泼斯周刊》撰文，认为“那些在联军中与日军曾经并肩作战的他国军队，今后如果不得不与日军为敌，一定会犹豫再三的”。
另一方面，也是在日军走秀的刺激下，清政府开始全面改革。当然从此以后，“文明”面具的后面，在“亲善”、“共荣”的口号下，日本对中国毫不留情的一次又一次野蛮地举起带血的武士刀。
日本太阳旗走秀
1900年, 北京沦陷后，八国联军将北京城分区占领。北京人很快就发现身材矮小、能写汉字的东洋鬼子倒不显得那么穷凶极恶，日军所占领的东北区（朝阳门以北、德胜门以东）随即成为刺刀下讨生活的北京人的避难之地。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写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
日军有意将这座沦陷的城市作为走秀的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崭新”形象。在八国联军确定了各自的占领区后，仅仅3天时间，不仅日占区，而且整个北京城似乎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这是日军主力第五师团从广岛出发时就带上的“必要装备”，他们精心准备了数万面小型日本国旗，在那颗红太阳边上的留白处，用汉字醒目地写着“大日本帝国顺民”。随着铁骑入城，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发给对日友好的北京市民们，无论是朱门府邸、四合院还是贫民窟，都挂上了这一“门神”，西方人吃惊地发现：大清国首都的似乎被日本一家独占了。日本之行事缜密令西方人望尘莫及。
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后来推动了庚子退款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的建立）记载道，北京市民为了避免迫害，出行时手上都会拿着列强们的国旗，而以日本旗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的“山寨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涂料就掉色。英语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标语：“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爷开恩，这里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经作为义和团坛口的寺庙门上，也贴上了“God Christianity men”（上帝基督的子民），“Belong Japan”（属于日本）。
面对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调整，曾经满大街的义和团们早就没了踪迹，人们都将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么自然”（明恩溥语）。
日军的“文明”招牌
一个名叫川岛浪速的35岁日军翻译，应日本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的再三请求，在日占区开始指导警务工作。日军设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长、事务官和宪兵均由日本警官担任，巡捕则雇佣中国人，成为北京的新警察，在最为动乱的数月间在辖区内迅速恢复了秩序，日占区因此成为北京最早恢复市面繁华的区域。
川岛浪速还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国人参与“警务速成训练课程”，随后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复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给负责留守的大清国中央领导庆亲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势稳定后，肃亲王善耆，应日本公使的要求，从清军中精选了240名士兵，组成了“巡捕队”，臂缠白箍，上盖“安民公所”大印，腰间挂着佩刀或马棒，执行巡逻，开创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肃亲王因此与川岛浪速成为哥儿们，甚至其女还拜川岛为义父，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日军也参与抢掠
日军在占领区内显示出严明的军纪，这几乎得到了西方记者、外交官及军官们的一致认同。美国随军记者、《纽约时报》的奥斯卡（Oscar King Davis，当时派驻菲律宾，随美军第14团从马尼拉前往北京）为著名的《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详细报道了各国军队在京津地区的抢掠情况。他观察到，俄、法军军纪极坏，到处烧杀抢掠，而日军与美军相对恪守纪律，其中，日军的纪律更为严明。他引用一个西方军官的话说：“作为基督教国家的一名军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见到一名被我们长期地称为异教徒的日本军官，他说抢掠是不对的，并且绝不允许。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人都在抢掠，而他的人没有。我无法阻止抢掠，而他却能。”
当然，日军绝非不沾荤腥的猫，只是与其他军队的涣散相比较，日军更为克制、更有约束，甚至在抢掠方面也更有组织纪律性。
当联军大多数官兵到处为自己寻找发财机会时，日军却在严密的组织下，加上“大日本帝国顺民”的指引，直插大清国的财政部（户部），一举掠走库存白银近300万两。同时，他们从各衙门抢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开，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为期待的宝库之一。
除了集团性的抢掠外，日军个人也参与抢掠，但与其他国家军人相比，他们更为隐蔽。《中国与联军》一书作者、英国画家、作家亨利（Henry Savage Landor）在现场观察到：“日本军队在抢劫时与西方列强毫不相同，显得十分有文化、有内涵”，他们在中国人的房子里搜寻古瓷器，还聚在一起认真欣赏，如果不带走，便轻轻放回原处，“而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更不用提德国人，他们除了碰到坚固的铜块、石块之外，没有不打碎、弄弯、弄脏以及损坏的……日本人也抢掠，但他们抢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静的，他们不把东西乱扔，不摔碎，也没有任何不适当的艺术破坏。他们任意拿取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但是做得是这样精细，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抢掠。”
日本另有鬼胎
义和团拳乱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本来都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
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战争的完胜，获得了朝鲜与中国台湾，需要时间对这些巨大的战利品进行消化、而在以俄国为首的俄、法、德三国联合干涉下，日本却被迫退还了中国割让的辽东半岛，俄国随后就从中国手中半是巧取、半是豪夺地“租借”了旅顺、大连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俄国的咄咄进逼下，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其实只限在朝鲜南部。
在北面的朝鲜和南面的中国台湾之间，日本将对华关系的重点确定在南部，希望能将中国福建纳入其势力范围，并进而扩展到浙江、江西，以便能与台湾呼应，获得巨大的战略空间。日本虽然在中国台湾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建设，但抗日运动依然活跃，并且以中国福建为基地，令日本殖民当局头疼不已。
按照当时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的说法（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命线”和“利益线”），中国东南的这个区域，平时可以作为中日贸易区和日本的加工区，战时则可以轻易扼住中国台湾海峡这一“东亚的咽喉”，应对任何敌人的挑战。1898年，日本从中国获得了保证，不会让任何列强染指福建，但当日本在1900年初正式提出要求在福建修筑铁路时，遭到了大清政府的坚决拒绝。
随后，义和团拳乱迅速转化为暴力排外事件，日本驻北京使馆的书记员杉山彬被清军杀死。驻扎在天津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向东京紧急报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冷处理。在内部，他们必须对南北战略进行权衡，而在外部，他们必须先征询列强的意见，以免无谓树敌。实际上，他们此时的重点依然是南方，军部甚至电令台湾总督，立即做好军事动员，准备随时武力进占厦门。
此时，华北局势日益糜烂，列强们纷纷增派军队，日本的宿敌俄国更是一马当先，在东北地区大举增兵，矛头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而与日本同样心急的，还有俄国的第一敌人、当时世界老大英国。英国的军力被南非的布尔战争所牵制，不得不从澳洲、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调兵（参阅本报2月8日《北京城里的澳洲军旗》），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日本，一是解决北京问题，二是牵制俄国北极熊。
而在南方，日本则大打出手，出兵占领了中国厦门。但南北两线作战，遭到了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的坚决反对，当俄国从北京首先撤军并收缩到东北，对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构成巨大威胁时，尤其是列强也纷纷派出舰队前往中国福建时，日本政府才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厦门事件”。自此，日本在东亚的战略重点转向北方，四年后爆发了惨烈的、被国际史学界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
日本撕下面具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人在八国联军这根钢丝上的精彩表演，收获巨大。经此一战，日本与大清政府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得到了加强。日本人在北京占领期间显露出的行政管理能力，给大清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被中国朝野当做了效仿的榜样。
在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作为战场所在地的大清国虽然宣布中立，但实际上朝野上下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日军，令日本在此获得了显著的“主场”优势。这场中日亲善的喜剧，在日俄战争后，因为日本完全继承了此前俄国所攫取的在华特权，戛然而止。大清朝野最后发现：最该当心的还是这位“侏儒”兄弟，在“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背后，是丝毫不亚于北极熊的贪婪和冷酷，并在三十年后彻底暴露出了野蛮之师、虎狼之师的真面目……
参考文章:
http://www.duwenxue.com/html/594/59435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