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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毓海：毛澤東與郭沫若--兼談明亡300年時的一場爭論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1-6-27 03:2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學而|通用分類:其它日誌|已有14評論

我講的這個題目可能不太有意思，因為跟現實關係好像不是很大。

現在對明朝的關心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今天也是如此了。比如說崑曲的《桃花扇》最近又在不斷的上演。《桃花扇》是孔尚任寫的明朝興亡的一個故事。很著名的一句話就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掉。這是明朝如此繁盛，如此繁榮，如此繁榮發達，1644，這個歷史時期，兩百多年，突然就發生重大的歷史狀況，好像就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突然就塌掉了。同時呢，網上對明朝興亡的關心也很多，（註：韓老師提到當年明月寫的關於明朝的暢銷書），所以明朝的問題一直是個熱點。

那麼討論明朝的問題，很重要的大家要看看時間，1368－1644，不單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也是世界歷史重要的轉折時期。

大家看看這個時期，看世界上發生的所謂葡萄牙和西班牙發現世界的大航海，在明朝滅亡的時候發生了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就是世界歷史啊，在這中間當然大航海隨之而來在美洲發現了白銀。所以啊，這也是世界歷史的極其重要轉折時期。所以對明朝的關注，也是對這一段世界歷史轉換的重要的關注。

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對明朝的討論，第一次對明朝興亡的討論，特別是明朝衰亡的討論，大家都知道就是發生在1944年，明朝滅亡三百年之後，就是在中國進行了很大的明朝為什麼會亡國的討論。大家想，1944年也是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那個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勝利，或者說決定兩個中國的命運的決戰還沒有展開，在那個時候蔣介石出版了一本很著名的書，就是《中國之命運》。《中國之命運》是經過一個很著名的歷史學家陶希聖的潤色，這個人是湖北黃岡人，是非常有學問的。在北大教過書，在很多地方教過書，有很重要的著作，比如說《中國社會史》、《中國古代政治史》。這個人後來在抗戰時期突然就不教書，搞政治去了，後來做了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中國之命運》是經過陶希聖的潤色，當然他後來陶希聖說他沒有狠狠的潤色，是大致潤色。當然不是說蔣中正水平很差，陶希聖認為蔣中正寫得還不錯，潤色呢他沒有完全潤色，他就說潤色的太厲害，大家可能就會懷疑不是蔣中正寫的了。所以呢，沒有潤色呢，就留下很多問題了。

《中國之命運》這本書實際上在1944年既是揭開了兩個中國的討論，也是關於明亡問題的討論。在這本書的開頭呢，蔣介石就慷慨激昂，開頭就犯了一個小錯誤，但是也很大的錯誤。他說，一個話說得是對的，就是說中國幾千年來，儒家儒學是歷經艱難困苦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這個話還可以，還算靠譜。也不盡然，因為大家都知道，魏晉隋唐基本上不是儒家的天下，所以儒家得意時間不能說是貫穿。但這沒有多大問題。后一句蔣介石用了一個非常階級分析的看法和馬克思主義觀點。他說儒學主要是他的核心是一種宗族思想，他使中華民族變成了同一個宗族。這個看法是很對的，我們今天看儒學，一句話就能講清楚。儒學實質是什麼呢，蔣中正這話是說得很對的。儒學就是宗族思想，他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幾千年下來把中華民族變成同一個宗族。這個他是破題，這句話是不錯的，不錯的之後他就開始說不對的話了。他就說一個宗族，他說你看實際上漢族，維吾爾族，滿族這都是一個宗族，都是一個祖宗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有文成公主嫁到那去了，他變成我們的舅舅，就是一個宗族了。

這個很明顯就是錯誤的，但是前面是對的，而陶希聖改的時候，當然這個就沒有改。當然這個就後來被陳伯達抓住。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這個文章是寫得極好的，中共歷史上非常棒的一篇文章。開頭就對蔣介石有問題，他說，同一個宗族？我們跟維吾爾族、蒙古，滿族是同一個宗族嗎？如果是一個宗族的話，那先總理為什麼還排滿叫做民族革命呢？如果是一個宗族的話，我們怎麼還叫五族共和呢？如果嫁過去以後就叫一個宗族，那現在你們國民黨裡面有很多人娶日本老婆，那你們跟日本就一個宗族啦。陳伯達這個滔滔雄辯，其實蔣介石也很怨陶希聖，騎虎難下。但是這裡面講民族，二戰快要勝利了，他也講他以中華民族的代言人自豪，從一開始說我們中華民族很輝煌，但近代以後很不幸，不平等條約，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稱之為血戰，英美各國接納我們為盟國，他們更應該自動廢除不平等條約。蔣介石說你看，在我國民黨領導下，在我國父思想的指導下，我們終於成了一個民族，我是這個民族的領袖。他就說中華民族原來很輝煌，為什麼後來不行了呢？轉變在哪呢？

他說轉變在明朝，明朝滅亡了，中華民族就同化了，就衰落了。明朝為什麼滅亡呢？他說明朝就亡於兩件事，一件亡於流寇，一件亡於外寇。外寇就很清楚，外寇就是建州女真，流寇就是李自成。他說你看，明亡之後，中華民族就衰了，而且明亡之後，中央軍衰敗就不斷重複，他說你們看我們今天，就跟當年的情況是一樣的。豈不是外寇在外，指日本，他說你看就像當年的建州女真一樣，流寇就不用講了，大家都清楚，那意思就是說共產黨是流寇。所以蔣介石就講，你們一定要記住先總理講的問題，知難行易。他說你先要解決思想問題，才能夠解決行動的問題。你不知道我們是個什麼民族，你不知道我們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不知道領袖是誰？那你就是去亂做了，那些流寇當然不知道我們是什麼民族，不知道領袖是誰，但是我們本黨有些黨員也不知道領袖是誰，也在亂搞。他說這個你要記住。第二個他說你要知道，『攘外必須安內』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什麼歷史經驗的總結呢？當時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當然今天依然著名了，好像他是中華文化的繼承者一樣。錢穆在《國史大綱》當中談到明朝為什麼會亡？他講其實對流寇長於撫益，而誤兵機。意思就是說對流寇老是搞統一戰線，而耽擱了剿滅他的時機。對滿洲又因隔得太遠，而不能言和。朝廷對滿洲無法議和，隨之亡國。若先和滿，一意剿寇，尚可救。意思就是說你如果先投降滿洲，然後一味剿寇，那明朝就還有救的意思。

這個觀點，當時北大的傅斯年寫了一篇文章，寫了一個非常學術性的文章《論建州與流寇相約亡明》。同樣的觀點，而這個觀點說白了在當時的歷史場合下就是要去鎮壓共產黨而跟日本講和。他們這樣講只是比較隱晦的講攘外必須安內，可是真正這樣去做的，卻是《往事並不如煙》的作者的父親（章伯鈞）。他去找周佛海，他說現在重要的是跟日本講和，如果不跟日本講和，將來天下就會是共產黨的。所以說後來毛澤東對錢穆的氣，對《往事並不如煙》作者父親的氣也不是說無源由，是有歷史根源的。就是在1944年的時候，以學術的方式，以建言的方式積極對蔣介石說，你去消滅共產黨跟日本講和，這才是免於亡天下的方法。所以蔣介石就說如此多的歷史學家都跟我說要先剿了你們，可是我呢都沒有接納，我還是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的放任你們，你們竟然還不認一個領袖，一個民族。所以陳伯達就激動起來，在《評（中國之命運）》中曆數國共兩黨合作的經驗和教訓，說怎麼叫一次次放任我們？你們國民黨從北伐開始一次又一次的殺我們共產黨，殺得我們無路可走了，你還說放任我們？也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中國之命運》揭開了1944年兩個中國之命運的論戰。

第一個起來反駁的是國民黨元老，後來被蔣介石開除的柳亞子，寫了《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後就是郭沫若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柳亞子這個文章出來之後，反駁的人是很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來之後，討論就終結了。因為國民黨最大的炮彈是陶希聖，替蔣介石改稿的，你惹出這麼多的麻煩來，你不最後赤膊上陣一下去駁倒他？陶希聖的學問是很好的。現在改革開放出版的一系列關於中國歷史的著作，確實公平的說，是沒有超過陶希聖的。陶希聖比起錢穆和傅斯年這些人的水平是高得多了。可陶希聖當時就是在看熱鬧，看你們表演，看你們爭論，等到最後看我扔一個東西出來，把你們都收拾了。他整來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不再寫了。因為《甲申三百年祭》這個文章，不用說，這是由郭沫若在中國學術界和中國歷史界的地位所決定的。

我附帶說一下，在介紹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順便說一點常識性的問題。就是關於郭沫若。為什麼呢？因為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可能是有一些非歷史專業的人啊，發起了，出於各種各樣，特別是因其他的原因，對郭沫若這個，力圖把郭沫若妖魔化。這個畢竟是有的啦，學術界嗎或者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喜歡造一些謠言。郭沫若是中國現代中國學術界，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界的一面旗幟，在這一點上魯迅在這方面也不如他。就是人文社會科學，當然郭沫若後來還是中國科學院院長。

郭沫若的成就呢，他這個人叫郭鼎堂。因為四川樂山啊，他家周圍有兩條河，一條叫沫水，一條叫若水，他後來寫文章就叫沫若。郭鼎堂這個說法，我們知道陳寅恪，陳先生是研究隋唐的，但是把他捧為簡直是中國文化的傳人。陳寅恪最佩服二個人，就是他說的二堂，即是王觀堂和郭鼎堂。王觀堂就是王國維，跳湖了。郭鼎堂郭沫若。陳先生說啊，把中國歷史真正推到商，把他破譯了，這個人是郭鼎堂。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如果沒有對甲骨文的研究，不認識甲骨文，中國歷史你說有四千年，誰信啊？誰信？這個是很重要的，我們現在很多人研究中國古代，研究中國古籍，你必須研究小篆（？這裡實在沒聽清），必須會認字。但是這個還是漢字，沒有多大變化。但是甲骨文和金文，這個還是郭沫若研究的。再一個呢，用那個所謂社會史的方法來把中國歷史穿起來，這個發明人是郭沫若。因為以前中國歷史，大家知道像司馬遷那樣的寫法，人物這樣寫下來，貨殖這樣寫下來，大事這樣寫下來。但是歷史中間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東西發現歷史之間的敘述模式呢，社會到底是怎麼變化的呢，這個沒有寫。真正用社會史的方法把中國歷史敘述出來的第一個人是郭沫若。

我們知道孔子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士』是什麼？孔子在講士，今天我們到處都在講士，于丹也在講，百家講壇也在講，但士到底指什麼？幾千年沒有人在講，士就是士，你也是士，我也是士，許三多也是士。郭沫若說這是在胡扯，士是指小地主。因為春秋的時候貴族占田漸少，小地主開始成為社會的主要力量，小地主把地租的十五分之一送給貴族。絕大部分地租留在了自己的手裡。這樣一些人，逐漸在春秋時期成為中國社會主導力量，這個叫小地主階級，小地主階級是士。這個，郭沫若很認真的從地租田賦考證出來的。所以孔子講有教無類，郭沫若認為孔子是要教育小地主。小地主，你們要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力量啊，成為主導力量怎麼能只知道賺錢呢？你們要知道怎麼樣統治社會，怎麼成為社會的表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我教給你們怎麼樣做一個合格的社會精英。所以是在這個角度上講的。從中國社會變遷的角度來講中國歷史，全世界沒有，郭沫若之前沒有，只有郭沫若。郭沫若之前有馬克斯·韋伯講中國歷史，講中國社會儒教就是教人當官，講道教，道教就是巫術，講中國文化沒有任何自由精神，沒有任何科學的種子。你們別看，馬克斯·韋伯對中國的宗教，世界的宗教，這些書，今天在美國大學社會學，都還是主要教材。我們現在說中國社會幾千年歷史都是停滯的，沒有發展的，這都是馬克斯·韋伯的看法。

所以在郭沫若之前沒有人從中國社會的變遷，從井田，從遷陌，從郡縣，從這樣的社會變遷角度敘述中國的歷史，誰開蒙的？是郭沫若。青銅時代，郭沫若為什麼要寫青銅時代呢，本來不想這樣乾的，沒辦法了，逃亡了，趕得滿地跑。為什麼呢，郭沫若聰明得不得了。小的時候他和哥哥在一起背書，哥哥背了半天沒背下來，他就說，你別背了，你在旁邊睡覺吧，我早背下來了。這個人是學醫，在日本九州大學學醫，後來研究哲學。後來就寫詩，寫著名的《女神》。現在有人妖魔化郭沫若，就說他不好，誰的好呢，胡適的好。這當然是胡扯的。其實大家只要隨便看一看《女神》，打開一看，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樣。胡適的水平是『兩隻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不飛還，剩下他一個』。哎，郭沫若在他年輕時的《女神·鳳凰涅磐》隨便找一段……郭老去世了，當時中國科學院要送一個輓聯，怎麼想也想不出來，就隨便從《女神》里找出來『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當作輓聯了。這都不用說的，郭沫若也沒有很認真的寫。《女神》是可以朗誦的中國新詩，這就是郭沫若在新詩上的貢獻，在歷史劇上的貢獻。中國當代成就最大的，現在越來越認同是電視劇，小說沒法看，但是中國發明歷史劇是郭沫若。在抗戰時期就是郭沫若的幾個歷史劇起到了最為重要的作用。在重慶陪都天天演《虎符》《高漸離》《屈原》。

一個人一輩子能做出這些貢獻，都是開創性的，就已經極不容易了。郭老當然後來很有意思，周揚說『哎呀，郭老您很了不起，您是歌德啊，您是球形人物啊』。什麼什麼形啊，郭老說我這是一輩子十個手指拿勺子，一個沒拿著。他是很謙虛。這個不重要啦，但是重要的是郭沫若這個人是一介書生啊，當然還是中國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開創者。可是呢，他在現代中國革命時代，很早就積極投身於中國革命，這個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他在日本留學時候，日俄戰爭爆發。所以他就自己參加驅俄義勇隊跑回來，寫詩明志，跑回來一看國內沒什麼動靜，他就在北京轉悠。　楊昌濟先生是日本留學監理，郭沫若是日本留學生才俊啊，就去　楊昌濟先生家去玩。去玩，有一個年輕人來給他開門，郭老後來回憶說，這個年輕人開門之後默默就走了。後來他們談話結束了，這個年輕人好像聽到一樣，趕快跑來就開門，送他出來，一句話都不講，他說月亮之下，覺得那個人個子高高的，留著長頭髮。後來郭老在反鎮時候回憶說那個時候眼真拙啊，這就是中共領袖毛潤之啊。這個是郭沫若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五四時期，就是毛澤東給郭沫若開門。

大革命時期郭老就積極參與北伐，那個時候他是《女神》的作者，了不得，日本九州大學的洋學生，一下子就官至國民革命軍行營政治部主任。（註：韓老師這裡提到《人間正道是滄桑》的楚才，早期的造型有郭沫若的影子）國民革命軍行營就是蔣介石，政治部主任就是蔣介石的政治軍事秘書。這個時候也跟毛潤之有一面之緣。郭老也是在反鎮前後回憶說有一天毛潤之來要見張發奎時看到他，郭沫若就問『咦，你是毛潤之吧？』毛澤東當時是國黨黨宣傳代部長，其實那個時候算是我的上司了，但是我是蔣介石的秘書。要見張發奎啊，『好，我就寫介紹信吧』。毛澤東就拿著總司令秘書的介紹信去找張發奎。張發奎在睡午覺，護兵就問有名片沒有？毛部長說沒有，只有一個介紹信。『介紹信放這吧，張長官在睡覺』。張發奎醒來，看到介紹信，哎，中央領導來了，還拿了總司令秘書的介紹信，趕緊出來迎接。後來直到毛澤東重慶談判，郭沫若送給毛澤東一個手錶，這個手錶毛澤東戴了一輩子。

所以簡單的說，郭沫若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是中國社會科學體系的開創者。八十年代以後，有很多人他不懂嗎，就妖魔化郭沫若，最有意思的一位就說郭沫若有些觀點是抄余英時的。余英時就出來反駁，說這不可能，因為郭沫若實際上是我老師那一輩的，錢穆那一輩的，不可能他抄我，我抄他，觀點歸觀點，但是家法歸家法。

郭沫若的生平就簡介到這，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啊，他是談到這個明亡的時候呢，他跟這個很簡單很可笑的那個錢穆，傅斯年的觀點，什麼亡於流寇，亡於外寇啊，這些都沒意思，沒有必要去講了。郭沫若想說的就是說，他的第一句話，第一個意思是說到李闖王啊，他說當時明朝的時候，是『官家忙於聚斂，而寇在放糧』。他說官家還好意思說自己是官家，別人是寇啊。這個話就很厲害，當然這個很簡短啦，這個問題都不用說了，你有什麼資格稱別人是流寇，你有什麼資格稱自己是官家呢？你的合法性從哪來呢？但是他最主要，最核心的觀點是，明朝這個國家能力為什麼越來越下降，國家威信越來越下降？就是國家救災的能力沒有了，遇到災害不救，反而要『寇』來救災？

中國儒家的思想，到了漢代之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董仲舒用了『天人合一』的方法把儒家重新包裝了一下，因此他很重視災疫，他認為災難是上天對統治者的一種警視。這是儒家關於『受命於天，天人合一』的想法，是董仲舒開始的，所以我們前段時間發生地震了，就有人說『你看你看，天譴了』，這就是董仲舒的看法了，歷代儒家的看法。所以救災這個問題，是統治者親民的一個表現。但是你看明朝，災難來了，不但不救災，還搞出了好多笑話。郭沫若舉了一個李岩李公子的例子，李岩是小地主，官家不救災，他看到就開倉放糧救災。結果之後州官就把他抓起來了，說他為什麼救災，你憑什麼救災？你這樣做只是邀名，你這樣做只是反襯我們不救災。他是做好事啊，結果抓到牢里判了死罪。那個山寨王紅娘子早就傾心於李岩，就打到牢里，強行劫牢，強行成婚，強迫造反。於是李岩這樣的人就造反。

郭沫若就說，流寇歷史上從來就有，需要考慮的是為什麼『官家聚斂，寇家放糧』？這是其一。其二，為什麼像李岩這樣的人會造反？李岩是士，是小地主。他去救災，當志願去了，結果抓起來判了死罪，於是成全了一段傳奇愛情故事。其實郭沫若後來講，《甲申三百年祭》並沒有刻意去講李岩，本來是郭老寫歷史劇寫出了熱情，就想寫一個李岩和紅娘子的奇特愛情故事。後來才寫進文章里。所以郭老就提出個問題，明朝的這個國家為什麼這麼沒有能力，這麼沒有威信？翻過頭說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不單不能抵禦流寇，也不能抵禦外寇。為什麼會這樣？

第二個郭沫若就在講李自成的農民起義，他到最後也沒有一個如何去建立一個國家，振興一個國家的綱領。李岩這個人啊，代表了明朝思想很重要的一面。他的思想是平等的思想，是個人自由的思想。這一點，這是郭沫若很特殊的，他在分析中國古代史，分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史的發展，就是XXX說的，我們現在搞這社會科學的人啊，就分成兩部分，一部份人就是治中國古代就專門研究中國古代，一部份人治西洋就專門研究西洋。就是在中國問題上，凡是從西方現代的觀點來看中國古代歷史，就是韋伯的思想，韋伯認為中國的儒家思想當中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科學思想，這個是郭沫若給他推翻的。郭沫若認為不可能的，中國的儒家思想是一直在不斷發展的。在春秋戰國時期可能是政治學，到了董仲舒時代就變成『天人合一』思想，理學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但是到明朝的時候，儒家思想有很大的變化，這變化主要體現在王陽明的身上。

王陽明講什麼呢？最主要的核心，大家知道主要是講『治良知』。主要是人的良知，人的良心，主要是你的良知。良心認識到了，就會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渺視等級權貴，憑自己的真心去獲得自由，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那個時候那個康德，黑格爾都還沒有自由的思想，王陽明這個想法實際上對中國近代影響很大。毛澤東年輕時候也是受王陽明這種『貴我』思想影響，糞土當年萬戶候啊。他年青的時候到北京驅張請願，　章士釗先生說他『人很沉靜』是個大人物，但實際上當時他是個年輕人。他跟楊昌濟先生學習的時候，學到很多王陽明的思想。就是所謂『貴我』，良知自由思想影響。所以後來魯迅的兩句詩，他就很贊成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儒子牛』。這一代人都知道，其實這兩句詩是魯迅討好王陽明的想法啦。就是說你只要認清楚你的良知，良知保持在自由的情況下，你對權貴和等級就會渺視他了，你才會有比較正確的認識，這個是明朝末期很重要的思想，從這個思想當中產生出關於平等的思想。

所以郭沫若的分析，對明朝的分析，這當然不是講《甲申三百年祭》，這是他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明朝中期以來隨著海洋貿易的發展，隨著城市的發展，產生了一個所謂的平民的城市社會，所以平等意識很強，郭沫若說為什麼中國四大名著主要的都產生在明朝，跟這個平等自由思想有很大關係。所以平等和個人自由思想在明朝是很重要的思想，所以這樣的思想就體現在李岩這樣的人身上。可惜李自成的平等思想是一種《水滸傳》的平等思想，這種平等是一種消費共同體的平等，就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塊分金銀。這種消費共同體的思想，就導致了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後，繼續搜刮金銀去了。所以郭沫若就從這個角度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中國五百年來國家的能力不斷下降，越來越弱，甚至救災的能力都沒有了，越來越少。這個清朝也遇到這個問題，就是中國這個國家能力從明朝開始下降？

大家都知道，1840年，大家都講是國家歷史的轉折。清朝的軍隊被七千個遠道奔襲而來的、當然是英國人領頭啦，當然這裡面三分之二主要是印度人啊，尼泊爾人啊，，被這些人打得毫無還手之力。就是說國家能力下降到這個地步，到1840年國家能力是絕對的下降，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很多人討論到，就說很簡單啊，西方文明先進啊，中國人落後啊，中國閉關自守啊，這個，這種教育真是很成問題的，從幼兒園一直教到大學，這是一種培養蠢材的教育（響起掌聲）。這個事說起來複雜，但實際也很簡單。

第一，中國歷史上並不都是閉關自守的，一直都有海洋貿易和邊關貿易。但毫無疑問，隨著海洋貿易的，也是不斷的有海禁。中國大陸的海洋貿易從宋代開始。宋代是積極面對海洋的王朝，海洋貿易很發達，但是他的海禁也是相當的多。元朝也是積極面對海洋的，打遍了全世界，忽必烈一佔領中原，馬上積極的下海去招商引資，還想著過海去打日本。馬克·波羅從陸路來元，但卻是坐海船走的。所以這個我們大家都忘記，好像從西方發現世界新之後，但這個看法不對。明朝也不是封閉的，但是中國確實不斷有海禁，為什麼有海禁？沒有人認真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因為閉關自首啊，文化不好。但不是這樣的，中國文化一直都有發展，儒家也不是一直都佔主導地位的。說簡單其實也很簡單，就是說中國始終是一個貨幣比較缺乏的國家，就是銀，銅都缺乏。所以這個是中國曆朝歷代的核心矛盾。我們現在搞經濟學的，完全是在搞西方的那種很短的，只不過二，三十年的經濟學，所以經濟學家當中有知識的人很少，他們不太能夠從人類歷史，或者西方歷史，中國歷史的過程中去看。

其實中國經濟貫穿幾千年來的很重要的矛盾，就是貨幣缺乏和經濟市場蓬勃發展之間的矛盾。因此中國從明朝隆慶元年，也就是1576年，這是個很重要的分界。在此之前中國歷代政府誰上台都要考慮這個矛盾。就是經濟發展之後貨幣短缺的問題。貨幣短缺必然帶來牟利。第一個就是富人窖藏貨幣，他挖個坑把金銀收藏起來，不拿出來用，貨幣還短缺。還一個呢，他利用出口，貨幣下海。歷朝海禁，主要就是為了防止貨幣下海。在宋朝的時候，一邊貿易一邊海禁，貨幣不能下海。明朝的時候，金、銀，銅、鐵都不能下海。為什麼鐵不能下海呢，當然也有用鐵做貨幣的，因為缺鐵造武器啊，出於戰略考慮。這個事情一直到明朝隆慶元年，1576年才發生改變，因為美洲發現了白銀。中國外貿的內容就變了。

過去中國就是出口物資換取貨幣，以物易物啊，但是1576年之後就出口物資換取白銀，才把這個矛盾緩解了。這個才是所謂海禁的原因啦。我們看明朝的這個衰亡啊，簡單的說就是郭沫若所講的國家能力持續的下降，到了清朝的時候下降到最低谷。這個是郭沫若最擔憂的。他提出一個問題，這是個問題就是明朝這個國家，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可是怎麼眼見他就塌了呢？為什麼會這樣呢？郭沫若苦苦思索著這個問題。中國真正要面對的課題是這個，就是怎麼扭轉中華民族和中國這個國家五百年來持續衰落的問題。這是在他這個文章當中所深深包涵的。這比蔣介石以及幫他幹活的那些國學大師都要強，因為他超越了，甚至超越了國共兩黨的思想。

後來很多人說郭沫若是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御用文人，從郭沫若的歷史來看，完全是錯誤的。如果說郭沫若這一輩子當過御用文人，那就是蔣介石的御用文人了。陶希聖這些人只是郭沫若後輩的後輩，在這個位置上。蔣介石秘書班子的第一人就是北伐的時候國民革命軍行營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以後都是他的小老弟，跟他學怎麼當秘書。這個秘書就是第一個造反的秘書，這個四·一二發生以後，他發表一篇文章叫做《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後來南昌起義啊，郭老在鐵路上搖著那車就去了，結果南昌起義失敗了，沒趕上。那個時候朱老總南昌起義的時候是南昌公安局長，他後來見到郭沫若，說『哦，我想起來了，您可是大人物』。朱老總當時只是一個小人物，公安局長。朱老總說『北伐當時遙遠的看到過您』，郭老說『怎麼看到過我』，朱老總說『是給部隊訓話，蔣總司令說一句，你拿著喇叭在下面擴一句』因為只有郭沫若能聽懂蔣介石的話，別人聽不懂啊。到了這樣的地步，如果郭沫若做過御用文人，國民黨第一個御用文人，最高御用文人就是他，其他的人都是小菜。像錢穆啊這些人希望做，希望做國民黨宣傳部長。國民黨第一個宣傳部長是毛澤東啊。希望做美蔣委員長秘書，只是沒做上，蔣委員長第一個秘書不是楚才，是郭沫若哦。這個是真正的，其他的都比他差遠了。郭老南昌起義沒趕上，就發表了一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把他老闆揭露的，真是要氣死了，老闆做什麼壞事，秘書都知道哦。這更厲害，比炮彈了，結果就流亡了，跑到日本躲起來了。

躲起來蔣介石也不饒他，通過日本政府照會，把他看好了，不准他亂跑。他住在日本千葉縣，日本警察天天在他門口值班，他就在裡面寫書，寫《青銅時代》啊，當時日本最了不起的內藤湖南啊，日本京都學派的開創者，後來知道了郭沫若在日本。內藤這個人架子大得不得了，首相來了也不見，天天躲在別墅里學朱子。他要去看郭沫若，郭沫若說你別來了，我去看你吧，你來了我都沒飯給你吃。結果郭沫若就去看他，這個事在日本很鬨動啊，鬨動以後家門口的崗哨給加多了。領頭的警察就問啊『你老人家在國內還有多少兵啊？』郭沫若在寫東西，聽著便伸出五個手指頭，『哎喲，你還有五千人？』『不是』『五萬？』搖頭『哎呀，還得了，你老在中國國內還有五十萬大兵啊』。郭沫若說『哎，不對，我，我老婆，三個兒子，就沒人啦』。他那個時候在日本寫歷史書啊，他不可能是共產黨的御用文人，這個是真正的冤假錯案，國民黨的御用文人，在日本關了七、八年啊，逃回來的。中日開戰了，我就絕不可以在日本，日本是很重視啊，若是放在現在有那個學者得到當年郭沫若在日本那個待遇，他還會回來？中日開戰，郭沫若逃回來的。

為什麼看不慣他的老上級蔣委員長，1944年，中國抗戰還沒勝利，中國前途未明，你看那副得意，哎呀，不平等條約在我手裡基本廢除，中華民族我成為唯一領袖，這得意勁，你看他成不了事啊。郭沫若看這人，哎，中華民族的災難，前途還不知道在哪呢，五百年持續國力衰弱，當時共產黨還沒有得到天下，即使共產黨得到了天下，前途在何方？會不會像李闖王那樣？郭老的文不可能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講話的。所以毛澤東看了他的文章之後，恭恭敬敬的給他回了一封信說『弟現在每日如履薄冰』啊，『做每一件事都事必躬親』啊，『你的文章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所以毛澤東把這篇文章作為全黨整風文件，最後他一句話做了總結：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這個是真正抓住了郭沫若的危機意識，毫無疑問，郭沫若和共產黨的觀點是相同的。

所以這個是郭沫若提出來的重要問題。就是說為什麼明朝會亡掉？背後的問題就是中華民族五百年以來持續的衰弱，一直到鴉片戰爭達到低谷。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會變成這樣？而且在五百年以前曾經創造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鄭和航海。

鄭和的航海啊，最近我們不大關心了，但是鄭和航海啊，是世界史上一個很重要的象徵性標誌了。所以最近在鄭和航海，世界史研究當中，是外國人有很大的一個突破。我介紹一下這個突破，有一個人呢叫加文·孟席斯，他寫了一本書叫做《1421，中國發現了美洲》，我們知道鄭和最多跑到了非洲的東海岸，『包羅萬象，長達四千卷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編纂時，處於文藝復興前沿的歐洲，對印刷術還一無所知。實際上那個時候亨利五世的圖書館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還是借來的。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商人擁有十二本書，其中八本還是宗教著作。』這個一點不誇張。

我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給我很大的震撼，就是在文藝復興之前，所有的世界文明基本上是中國。因為博物館太大了，我去問『我應該從哪參觀起？』他很熱情他說『你先去參觀中國館吧』，我說『我是中國人啊』『哎呀，那你要去看日本館啊？』哎，那個日本館很小，博物館里有一本書，歐洲文藝復興前的，羊皮書，很大，用鐵鏈拴著，有書桌那麼大。所以啊，那個時候，歐洲的書是很少的。（韓老師繼續讀文章）『　1421年2月2日　，中國的春天，這一天來自亞洲，非洲，阿拉伯，印度洋周邊的使節和統治者們群集天子腳下的北京城，這些被中國的超級巨輪接來的使節們，有幸成為訪問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宮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過二十八個國家的首腦和使節獲得了這項殊榮，但是卻不包括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諸國的國王，而他們之所以沒有受到邀請，只是由於他們是既缺乏科學知識，又沒有可貿易貨物的落後國家的元首，在中國皇帝朱棣的眼裡根本不入流』。

這個，要是今天我們中國人這樣寫啊，那可壞了，就是說這還得了，你這個閉關自守（韓老師的意思大致明白，就是如果中國人這樣寫啊，中國親西方的右派都能吐口水淹死作者）但是加文·孟席斯是個很嚴肅歷史學者，他原來是英國皇家海軍的領航員，他有個特長，他認識海圖。這個是很絕的，我們今天搞歷史的，不要說沒有那個知識，別說海圖，地圖看得水平都差。他收集了很多海圖，他因為一張海圖促發了他的研究，這張海圖啊是在哥倫布航海之前啊，但是這個海圖很清楚的標出了美洲，標出了從中國至歐洲至美洲的，哎，他說這個是什麼原因，後來他就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圖書館去調查，調查之後他開始堅定的相信，哥倫布出發前有一個寶，知道目的地在那，知道怎麼回來。他後來調查了全世界的博物館，最後他得出一個線索，這個是鄭和航海的海圖。先是流失到朝鮮，不過朝鮮的好東西現在都保存在日本了，後來他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找到了最原始的圖本，這個海圖逐漸逐漸流傳到歐洲。所以根據他的研究，在1421年的時候，明朝的船隊實際上進行了環繞世界的航行。

這個書出來后一直在紐約圖書排行榜，這個書出來后沒有人去攻他，為什麼呢，因為沒法攻他，因為書裡面全是地圖，完全是地圖，一張又一張的地圖，這個地圖證明是去那，那個地圖證明是什麼什麼，到那去那，只是在最後講到明朝。這個是很了不起的發現，我們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推到哪呢？推到弘曆年間，有個太監突然精神病犯了，他說要去航海，朝廷就在爭論了，明朝最厲害的就是道學家。什麼是道學家，現在《炎黃春秋》那幫作者就是道學家。道學家是幹嗎的啊，就是靠領袖帝王家事治天下，道學家認為全世界除了三綱五常啊沒有別的。所以道學家在明朝是很得勢，他們怎麼干預政事呢？他就管帝王家事，現在這個《百家講壇》也是道學家講壇，講那些小道消息，就是說他老婆怎麼樣，他有幾個老婆，有幾個私生子，道學家在明朝，皇帝見了他們就想打他們（韓老師此時的表情很有趣）原因就是這樣，此乃朕的家事也，你們關心關心鹽務，關心關心失業，關心關心貧民，關心關心下崗好不好？你老管我家事做什麼？這是道學的傳統，明朝最得意的是道學家，弘曆年間這個太監要航海，朝中就爭爭爭，結果皇帝決定去航海，可是鄭和的所有航海資料，都被一個叫劉大夏的傢伙給燒掉了。這個可了不得，這可比秦始皇燒書厲害，而現在孟席斯所找的，是朝鮮的抄本。（那麼其實也就是說鄭和航海的資料，我們應該到日本，到朝鮮，到東南亞各國去找，甚至到阿拉伯國家的圖書館去找，當時不可能是孤本收藏在國家檔案館，司馬遷還抄了兩本《史記》呢，何況已經可以印刷書的明朝）也就是說哥倫布航海啊，用的那些海圖都是鄭和用過的。這個很厲害，這個就是說葡萄牙發現世界的說法是錯誤的。這個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很大的變化。

當然，這個事件就說明中國在當時的科學技術達到了什麼樣的地步，但問題是擁有這麼領先的科學技術的中國，為什麼在五百年之間會跌落谷底？這個是郭沫若真正關心的問題。不是簡單的外寇，流寇。這些問題簡單的說幾個結論，第一個是說中國宋朝，明朝之後啊，封建社會的力量以脫胎換骨的形勢發展，就是說這個封建力量啊，不是我們現在有些人天天叫『反封建，反封建』變成『反共產黨』了，所以說現在中國有些很討厭的道學家，沒法跟他講話。這個封建主義啊，在宋明之際有很大的發展，是因為這個陸九淵啊，宋代的思想家，他有一個很著名的話，這個話叫做『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官吏啊，這句話是很重要，非常看準了中國，宋代以後呢，你表面看到的是皇權集權加強，加強到什麼程度呢？太守無兵權無財權的地步，宋太祖自己就是太守造反奪天下，所以你看宋朝為什麼又打不過遼，又打不過金，連西夏都打不過？太守無兵權無財權啊，沒法守土，只有一個岳家軍。但岳家軍不是國家軍隊，是子弟兵，所以岳飛就倒霉了，他破壞了體制。這表面上看是集權得很厲害，但是宋代以後中國這個體制又有一個很大變化，就是官吏分開。官是怎麼來的呢，是科舉來的，經史論書，除此之外一概不會。至於經濟，財政，司法一概不懂。（好像現在還是如此）會做什麼？會做詩，（現代是會吃飯喝酒）而經濟，財政，司法全部委之於吏，吏去做。宋代以來的制度是『官常有升遷，常有調防，而吏永無升遷，永無調防』。所以宋代以來最大的地方利益就是吏，因為實際上國家權利是操控在吏的手上，經濟，財政，司法，所以後來吏成為很重要的職業。魯迅的家鄉紹興就是出吏的地方，出師爺的地方。所以有人罵魯迅是一個『刀筆師爺』，宋代以後中國封建制度的發展很大程度就是這個『吏』的轉折，因為他永遠都在那個地方，他跟當地的豪強勾結在一起。國家任何改革，無論他的出發點好還是不好，這些改革從王安石開始經過張居正到康有為，改革重要的核心就是整理經濟，整理財政，改善司法，這些首先必須觸及吏的利益。所以總是會把這些改革到最後變成欺壓老百姓，這是中國封建制度的自宋代以後的一個重要變化。這個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啊。毛主席講那個《紅樓夢》，很重要的是那個《葫蘆僧判斷葫蘆案》那一節，那個吏，那個小門子多厲害。

再一個呢，就是宋明，我前面已經講了，中國的經濟的發展很快，貿易發展很快，城市發展很快。他首先面對的社會矛盾呢，就是商，鉅賈的壟斷。在宋代出現了『牙人』不是牙醫啊，就是經濟人。這個壟斷到什麼程度？就是說你要做生意，你必須到我開的場所來，最後這個宋代的鉅賈，他的壟斷性，成為王安石變法的主要打擊人，就是說商的力量越來越強。而到了明朝呢，這個商又發生變化，開始跟那個海商勾結在一起，出現海盜。海商，鉅賈，壟斷商，一直通到朝廷去。所以明朝要打擊海盜。明朝最厲害打擊海盜的一個人叫朱X，他是浙江巡府。最後這些人能逼得他自殺。中國海盜傳統是浙江、福建兩省，養海軍養海盜，海盜和海商是不分的。而這個海商在海外貿易上，很快與國內的豪門巨族勾結在一起，勢力直上朝廷啊。

中國宋代之前啊，叫重農抑商，為什麼要重農抑商？很簡單，我們現在很多搞經濟的人不懂事，就是講中國歷史上不重視商人，他重農抑商，所以就造成商人不發達，就發展不出資本主義，就落後了。歷史要真這麼簡單的話，那就把歷史系都解散了。這個真是太荒謬了，搞經濟的人並不知道歷史，為什麼重農抑商？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的商啊，不事生產。中國的商人一旦發了財，干兩件事，一件是什麼？買地。第二件呢，放高利貸。買地就兼并啊，土地一兼并，國家稅收沒有了。土地稅沒有了，國家就是從稅收的角度，他也得抑商。你放高利貸不是個生產的階層啊。中國歷代最後他想解決的問題，就是要使那個商去生產。所謂勞資兩利，就是講要保護資本，要保護勞動者。這兩個為什麼不矛盾？就是這個商人他從事生產了，而不是窖藏金銀，不是放高利貸，不是金銀下海，不是把錢運到國外去，這個就叫好啊，這個就是上層階層與下層階層結合，美好的理想，共同綱領。商，不是一個生產階層，這個是宋之前。

宋明之後，商又有一變。特別是到了明朝，1576年，隆慶之後啊，那個時候海禁停止了，國家就徹底重商了。為什麼？兩個重要的經濟政策。從宋代王安石，到明代張居正，兩個基本政策。一個政策是開耕法。什麼叫開耕，就是比如說國家要搞運輸，要打仗，就讓商人去運糧，讓商人買了糧去運，然後讓商人拿了鹽營，鹽是國家專賣，再讓他們回來販鹽賺錢。為什麼用這個方法，就是制止商人窖藏金銀放高利貸。我要你把錢拿出來為國家所用。這是王安石開始，北方邊患啊。第二次是一條鞭法。就是明朝隆慶年間，國家財政困難，那誰有錢呢？浙江巡府發現就是浙江、福建沿海的走私商人，他們有的是銀子，就好像現在走私商人手裡有很多美鈔，歐元一樣，但當時國家不認銀錢，但是國家手裡又沒錢，怎麼辦呢？一條鞭，從浙江巡府開始，從浙江進行小試點，就是浙江的所有的稅，賦，租等等，全部收銀子。也就是說從今天起，浙江所有的稅收收美元。這樣，就是大規模的白銀往上收啊。

所以從宋明開始，國家為了解決經濟和財政困難，開始越來越重商，重的是什麼商呢，不事生產的商，後來卻是跟海外貿易有關的商，而自己1576年以後呢，海禁開了之後，中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好像是一舉解決了困擾我們千年的問題，就是經濟不斷發展和貨幣短缺的矛盾。但是自此之後，我們整個經濟就變了，變成什麼樣呢？變成出口物資來換取海外貨幣。從1576年開始，中國經濟的模式啊，就已經變成了把貨幣和金融市場放到國外。所以中國商的階層位置一變，從過去兼并的豪商外，逐漸變成了海商。五百年來不斷的發展。由於封建主義的，『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地方勢力不斷擴展，由於不事生產階層的商人發展和變遷，由於在這個過程當中國家的稅收，國家的困難。為什麼國家困難？因為這個精英啊，沒有多大變化。在明朝的時候道學，就是靠關心帝王家事啊來治理國家，今天還這樣，是靠關心毛主席，周總理的家事啊來治理國家。這樣的一些人號稱精英，國家怎麼會有經濟，國家怎麼會有國防？所以逐漸發展，就發生了1840年導致中國崩潰的幾個因素啊。

第一，封建主義，第二，買辦資產階級。就是由兼并商和海商發展來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他不止是商人，他還是金融力量。官僚資產階級。我們說明朝為什麼國家能力下降？吏治的敗壞，任何的改革都推行不下去，國家因為嚴重的財政困難，不得不走向嚴重的重商道路，扶持的卻是不事生產的商，漸漸變成兼并商，海商，把國家的錢放到國外，士大夫階級，除了道學以外，就是胡說，這樣搞了五百年，中華民族還沒有亡國滅種，那真不錯了。中國革命，有些人就瞎說，說中國革命是『窮棒子造反』，這話在台灣講是不行的。你在台灣講中國革命有問題，學術界，台大，中央研究院都跟你過不去的。為什麼呢？中國革命的偉大先生者孫中山，說『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毛澤東就講『革命進行到底』是孫中山先生遺囑。所以台灣有位錢先生，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他到北大參加研究班，他很惶恐，他說『毓海兄啊，你們這裡可以講革命不好的啊？』我說你們那裡不可以講啊。他說不可以講，講了就是反對國父啊，國父就是孫中山先生。他說這其實沒有道理的。

你們看，我們這個比台灣要解放了。五百年來，中國的改革家，志士仁人啊，他們都想提振國家的能力。從王安石，張居正，康有為啊，他們都提了很多主張，『復井田』、『廢科舉』限兼并，限墓地等等，可是講了五百年，都沒能真正實行，都反對。是誰實行的？是中國革命啊。什麼叫『復井田』？耕者有其田。只有耕者有其田，在這個基礎上老百姓才能保家衛國，保我家園。這是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為什麼要『廢科舉』『興學校』？從王安石講到康有為。講到大學里去，科舉都沒有了，就講些拍馬屁的學問，講些辭章了。學校要學現實當中的學問啊。儒家開始孔子是當會計的啊，從現實當中感受學問。所以是中國革命重新築造了中國。人民戰爭實事求是，五百年來誰著史，中國革命真是要復三代之志，中國革命要培養的，在人民當中才有發明創造，才有辦法，人民當中自己組織起來，通過保家衛國，通過耕者有其田，實現中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啊，首先是軍事上的勝利。不能小看軍事上的勝利，軍事上的勝利不是開玩笑的，那是實打實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驅逐買辦官僚階層到台灣去，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這個是前所未有的。戰爭的勝利，人民戰爭的勝利，改革開放。我對改革開放可能跟烏有某些同志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當然這可以探討了。

改革開放以前啊，顧准在他的文集里有段話，這個很好玩啊，顧準是個直率人啊，他是個偉大，合格，了不起的經濟學家。不是說他是高粱先生的父親，我是高梁先生的朋友才這樣說的啊。他說啊『我們現在不要管西方資產階級錢柜子，我們就利用我們的廉價勞動力，把我們的產品捅到國外市場去，把他搞個人仰馬翻』。文革那個時候他就這樣寫了。那個時候我們還在講援助亞非拉，第三世界，但是他說『援助亞非拉還不夠，我們現在還要對資產階級來硬的。』來什麼硬的？把我們的東西捅到西方，把他們的市場搞得人仰馬翻。從某種意義來講，顧準的理想，改革開放后實現了。這是不是一個進步？我認為是。雖然確實在國內出現了很多問題和反思，但是確實結束了西方社會壟斷市場的現實。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怎麼樣改變和結束五百年來，自白銀髮現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啊，他們壟斷金融市場和科技的問題，特別是金融問題。這是擺在我們面前極其重要的任務。如果這個任務不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談不上的。不完成這個任務啊，改變這個世界不合理的秩序是談不上的，社會主義是談不上的，所以這個任務對於我們來說，還是萬里長征啊。這就是從五百年的歷史來看啊。　

羅嗦了那麼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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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評論 (14 個評論)

回復 hu18 2011-6-27 07:02: 談此博文一遍，本周末不能算虛度了。回頭再來反芻。

回復 RidgeWalker 2011-6-27 08:20: 很久沒有讀這麼長的文章了，居然讓人不能放手。
那些叫囂西化的嘍羅們，讀些文章，還祖先以功德吧。你知道的僅僅是皮毛。

回復玉石 2011-6-27 11:37: 《我認為是。雖然確實在國內出現了很多問題和反思，但是確實結束了西方社會壟斷市場的現實。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怎麼樣改變和結束五百年來，自白銀髮現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啊，他們壟斷金融市場和科技的問題，特別是金融問題。這是擺在我們面前極其重要的任務。》
如何能讓更多的人認識到這個問題，如何喚醒民眾，讓全中國人覺醒，我覺得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