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戰租界：1843-1943

      1943年8月1日，青天白日旗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高高揚起。汪偽政權的頭面人物褚民誼致電日方：「上海公共租界向為英美侵略敝國及大東亞之最大據點，此次收回，足使盤踞租界內之英美侵略勢力完全肅清，回復其本然之姿態。」10月10日，租界地區240條外國路名被更改為中文路名。如霞飛路改為泰山路（今淮海中路）、卡德路改為嘉定路（今石門二路）、福開森路改名武康路、克能海路改名康樂路、哥倫比亞路改名番禺路、林肯路改名天山路......不少名稱沿用至今。

      在日軍的刺刀下，近百年的上海外國租界終結了。無論主事者的目的究竟為何，上海的城市面貌都由此發生了劇變，長期分裂成三片的上海至少在名義上得以被統一的中國市政管轄。上海與租界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爭鬥，以這樣的方式告一段落。

      1843年11月17日，根據《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規定，上海正式開埠，上海歷史進入了全新的一頁。英法相繼在上海縣城以北，黃浦江邊的荒地上組建了獨立於中國政府的租界。而在中國政府治理下的上海城區則稱為「華界」，於是逐漸形成了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足鼎立的格局。租界從誕生以來，就顯示出其與原上海縣城的雲泥之別。外國資本聚集於此，興辦國際貿易與近代工業，吸引著國內資本和人口向租界聚集。近代化的市政管理體制也首先出現在租界。新式的馬路，醫院，電廠，自來水廠迅速建成，優良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吸引著中上層華人移居其間。上層人口與資本的流失，加速了華界的衰落。上海的摩登繁華集中在了洋人的租界里，相鄰的廣大華界總是光彩暗淡的配角。不僅如此，租界還屢次擴張，壓縮華界。到1914年，兩個租界的面積已經遠遠超過了上海縣城的面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橫亘於城市的中部，將華界攔腰橫截。

      固然，租界的崛起也給華界帶來了諸多展機會。上海的工廠以租界為中心向華界擴散。到辛亥革命之前，上海華界已經初步形成了楊樹浦、閘北、滬西、滬南等四個工業區。在租界的示範作用下，華界也開始引入近代市政。20世紀初閘北地區建設通商場，設置了華人第一個城市自治機構「閘北工程總局」，1905年上海縣城內也設置了自治機構「城廂內外總工程局」。然而，這些成就並不能抵消上海官紳的敵意。

      租界的光鮮，一方面刺激日益滋長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由於治外法權和關稅優惠，中國民間商業資本一直面臨著外資的強大壓力。租界便成了上海華界士紳們的眼中釘。租界每次試圖擴張，他們都會組織聲勢浩大的集會加以抵抗。如1924年，工部局以交還會租界內與華人有關的司法機關（會審公廨）為條件，要求北京政府允許租界擴張，上海華界官紳立刻組織「國土維持會」，竭力抗爭，使得租界被迫放棄計劃。直接擴張不成，租界方面改變策略，用跨界修路的辦法，順便將道路兩旁土地納入管轄範圍，形成「准租界」。1900-1925年間，公共租界越界築路共39 條，圍成的區域面積47000畝，甚至超過了租界的面積（33503畝）。

      越界築路的擦邊球止於1925年。五卅運動后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迫於民意，北京政府對租界擴張的立場也變得非常強硬，在1925后租界未能獲得任何擴張。為了限制租界，另一面的華界上海人又生一計。當時還沒有立交橋這樣的交通工程，鐵路鋪設會直接切斷市內一切交通，於是，鐵軌就成為了限制租界擴張的天然屏障。20世紀早期，上海兩條對外聯繫的鐵路滬寧線與滬杭甬線的車站都設在租界之外，兩條鐵路要建設聯絡線時，華界便主張利用這條鐵路包圍租界，限制其擴張。

      1910年，鐵路總局局長梁士詒與滬寧鐵路局的英國工程師達成高架鐵路方案，計劃讓鐵路穿過公共租界，用最短的距離，最經濟的辦法，溝通南北兩個火車站。沒想到，上海道道員虞洽卿立刻聯合一大批官商激烈反對，一大理由就是鐵路是限制租界的利器：「以我之鐵路，圍彼之租界，實踐天然一語，永使不得擴充」。就這麼穿界而過，就喪失了這一重大意義。最終，1916年建成的鐵路聯絡線繞了個彎，從南面和西麵包圍了租界（大致是今天上海地鐵3號線的位置）。租界工部局在內部會議上不得不承認，兩路聯絡線將「形成新的西部界線，又在徐家匯路以西虹橋路將形成租界的南部界線」。然而，鐵路包圍網終究奪不走租界的繁榮。租界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來自黃浦江上的港口，及由此而生的對外交通貿易。

      但黃浦江也有著容易淤積的天然弱點。光緒年間，黃浦江泥沙積累，日漸淤淺，外海來船不能直接駛抵市區，只能在吳淞口起貨轉運，或駁運減載后乘潮漲時進出。為此，英、美、法等國公使多次要求清廷疏浚黃浦江水道，均被拒絕。中國方面看重地處入海口的吳淞口，打算自行開發，並計劃通過鐵路連接吳淞口，形成海路聯運以重新奪回港口優勢，由此架空上海租界。

       1898年4月，清政府宣布吳淞口開埠，但不久即因《辛丑條約》內文規定要疏浚黃浦江，航運優勢重回租界之手而告失敗。

       1920年11月，北京政府決定實行第二次開埠，由張謇主持，準備系統經營吳淞港口。

        但恰逢亂世，在外國勢力保護之外的吳淞口投資環境十分惡劣，民間資本缺乏信心，北京政府更是財政拮据。1924年9月，吳淞又遭到軍閥亂兵洗劫。張謇無奈辭去督辦職務，吳淞商埠重建又半途而廢。不過，華人重奪上海主導權的事業並非就此中斷。歷史機緣下，南方的革命黨很快成了從洋人手中重奪上海灘的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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