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战租界：1843-1943

      1943年8月1日，青天白日旗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高高扬起。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褚民谊致电日方：「上海公共租界向为英美侵略敝国及大东亚之最大据点，此次收回，足使盘踞租界内之英美侵略势力完全肃清，回复其本然之姿态。」10月10日，租界地区240条外国路名被更改为中文路名。如霞飞路改为泰山路（今淮海中路）、卡德路改为嘉定路（今石门二路）、福开森路改名武康路、克能海路改名康乐路、哥伦比亚路改名番禺路、林肯路改名天山路......不少名称沿用至今。

      在日军的刺刀下，近百年的上海外国租界终结了。无论主事者的目的究竟为何，上海的城市面貌都由此发生了剧变，长期分裂成三片的上海至少在名义上得以被统一的中国市政管辖。上海与租界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斗，以这样的方式告一段落。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上海历史进入了全新的一页。英法相继在上海县城以北，黄浦江边的荒地上组建了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租界。而在中国政府治理下的上海城区则称为「华界」，于是逐渐形成了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足鼎立的格局。租界从诞生以来，就显示出其与原上海县城的云泥之别。外国资本聚集于此，兴办国际贸易与近代工业，吸引着国内资本和人口向租界聚集。近代化的市政管理体制也首先出现在租界。新式的马路，医院，电厂，自来水厂迅速建成，优良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吸引着中上层华人移居其间。上层人口与资本的流失，加速了华界的衰落。上海的摩登繁华集中在了洋人的租界里，相邻的广大华界总是光彩暗淡的配角。不仅如此，租界还屡次扩张，压缩华界。到1914年，两个租界的面积已经远远超过了上海县城的面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横亘于城市的中部，将华界拦腰横截。

      固然，租界的崛起也给华界带来了诸多展机会。上海的工厂以租界为中心向华界扩散。到辛亥革命之前，上海华界已经初步形成了杨树浦、闸北、沪西、沪南等四个工业区。在租界的示范作用下，华界也开始引入近代市政。20世纪初闸北地区建设通商场，设置了华人第一个城市自治机构「闸北工程总局」，1905年上海县城内也设置了自治机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然而，这些成就并不能抵消上海官绅的敌意。

      租界的光鲜，一方面刺激日益滋长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治外法权和关税优惠，中国民间商业资本一直面临着外资的强大压力。租界便成了上海华界士绅们的眼中钉。租界每次试图扩张，他们都会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会加以抵抗。如1924年，工部局以交还会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司法机关（会审公廨）为条件，要求北京政府允许租界扩张，上海华界官绅立刻组织「国土维持会」，竭力抗争，使得租界被迫放弃计划。直接扩张不成，租界方面改变策略，用跨界修路的办法，顺便将道路两旁土地纳入管辖范围，形成「准租界」。1900-1925年间，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共39 条，围成的区域面积47000亩，甚至超过了租界的面积（33503亩）。

      越界筑路的擦边球止于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迫于民意，北京政府对租界扩张的立场也变得非常强硬，在1925后租界未能获得任何扩张。为了限制租界，另一面的华界上海人又生一计。当时还没有立交桥这样的交通工程，铁路铺设会直接切断市内一切交通，于是，铁轨就成为了限制租界扩张的天然屏障。20世纪早期，上海两条对外联系的铁路沪宁线与沪杭甬线的车站都设在租界之外，两条铁路要建设联络线时，华界便主张利用这条铁路包围租界，限制其扩张。

      1910年，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与沪宁铁路局的英国工程师达成高架铁路方案，计划让铁路穿过公共租界，用最短的距离，最经济的办法，沟通南北两个火车站。没想到，上海道道员虞洽卿立刻联合一大批官商激烈反对，一大理由就是铁路是限制租界的利器：「以我之铁路，围彼之租界，实践天然一语，永使不得扩充」。就这么穿界而过，就丧失了这一重大意义。最终，1916年建成的铁路联络线绕了个弯，从南面和西面包围了租界（大致是今天上海地铁3号线的位置）。租界工部局在内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两路联络线将「形成新的西部界线，又在徐家汇路以西虹桥路将形成租界的南部界线」。然而，铁路包围网终究夺不走租界的繁荣。租界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来自黄浦江上的港口，及由此而生的对外交通贸易。

      但黄浦江也有着容易淤积的天然弱点。光绪年间，黄浦江泥沙积累，日渐淤浅，外海来船不能直接驶抵市区，只能在吴淞口起货转运，或驳运减载后乘潮涨时进出。为此，英、美、法等国公使多次要求清廷疏浚黄浦江水道，均被拒绝。中国方面看重地处入海口的吴淞口，打算自行开发，并计划通过铁路连接吴淞口，形成海路联运以重新夺回港口优势，由此架空上海租界。

       1898年4月，清政府宣布吴淞口开埠，但不久即因《辛丑条约》内文规定要疏浚黄浦江，航运优势重回租界之手而告失败。

       1920年11月，北京政府决定实行第二次开埠，由张謇主持，准备系统经营吴淞港口。

        但恰逢乱世，在外国势力保护之外的吴淞口投资环境十分恶劣，民间资本缺乏信心，北京政府更是财政拮据。1924年9月，吴淞又遭到军阀乱兵洗劫。张謇无奈辞去督办职务，吴淞商埠重建又半途而废。不过，华人重夺上海主导权的事业并非就此中断。历史机缘下，南方的革命党很快成了从洋人手中重夺上海滩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