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悖論
過了十月一日,新中國已經走過風雨兼程的65年,若是人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然而,我們的祖國卻像剛脫離了懵懂稚氣的青少年,面對的是「成長的煩惱」和困惑。
大約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的國慶十周年前後,有媒體報道:在境外有人舉辦了什麼「馬列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的討論會。當時我覺得十分可笑,馬列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已經十年了,還討論什麼?然而,殊不知從那時起一個陷國人於水火的災難正在拓展開來, 「馬列主義」或曰「階級鬥爭」險些打倒新中國,這時我才恍然大悟。
回首新中國60多年顛簸歷程,「馬列主義」伴隨著我們一路走來。曾經給了我們諸多的「實惠」:如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勞苦大眾,用「馬列主義」消滅了一個代表著進步生產力的致富階層,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讓奪取政權的共產黨得到了政治的實惠。三,四十年之後,又用「馬列主義」培植了一個先富起來的階層,釋放了人們勤勞致富的積極性,進而讓國人享受到了富裕生活的實惠。儘管今天還不能夠須臾離開,但是「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信條或將成為歷史。
上世紀的30年代曾經有過一場「民主與獨裁」的論爭。1933年時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的蔣廷黻(fú)先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革命與專制」的文章,文中蔣教授斷言「以個人專制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性比任何其它方式的可能性高,因為中國人私忠既過於公忠」「即使現在的專治只是兩千年來的延續,但是因為現在有了科學與機械這兩個東西,儘管政府全無做為,只要它能維持治安,這兩個東西就要改造中國,給它一個新生命」。
在20世紀初的中國,最引人入勝的辭彙莫過於「革命」。3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已經度過了十年華誕。在中國不少的政治精英對「十月革命」趨之若鶩,而蔣廷黻教授卻鎮定地提醒國人:「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侈品」。
正是他的清醒和睿智,使其成為輿論上風雲一時的焦點人物。今年是蔣廷黻教授的文章發表81周年,我們終於見識到,蔣教授的預言得以驗證。真正改變中國的並不是「馬列主義」,而正是蔣廷黻教授所預言的「科學與機械」這兩個東西,這兩樣東西其實是一樣——科學技術為標誌的生產力。
新中國社會經濟的先哲,被認為是「1949年至文革結束中國大陸惟一思想家」「中國市場經濟之父」的顧准先生說:「不管立意多麼真誠美好,沿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後又回到了原處。」
在當時人們對「馬列主義」為之傾倒時,顧准先生能夠發出如此振聾發聵的聲音,是何等難能可貴。這對於至今還熱衷於「製造革命」的人們是否能有一點啟示呢?遺憾的是這聲音不僅沒能阻止「馬列主義」的放任,反而使顧准身陷囹圄。
把今天的經濟騰飛歸功於改革開放,沒有錯。但確切地說,是因為有了寬鬆的社會環境,解放了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標誌的生產力,促進了經濟發展,借走向市場經濟和向外開放之力,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財富,從而改變了中國。
縱觀今日世界之列強,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堅持「馬列主義」而經久不衰。由此我以為,對於馬克思的大腿,我們可以鬆手了。
這讓我想起了那句箴言:「中國人從來都不缺智慧」,也不缺什麼「主義」。而我卻總覺得彷彿還缺點什麼。缺什麼呢?是自信嗎?當然不是。對此我們信心滿滿的領袖們已經做出了回答。
還缺什麼呢?我以為,我們最缺就是對知識應有的尊重,對知識分子不同意見的壓制甚至是打擊迫害不勝枚舉。顧准先生兩次被打為「右派」,慘遭迫害。最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死於冤獄之中的悲慘結局,就是中國知識精英命運的最具代表性的真實寫照。
眼睜睜的看著知識籠罩在專制的權利下而無可奈何。縱觀華夏千年歷史的周期性變化,封建專制一脈相承。即便是「還看今朝」的「數風流人物」毛澤東先生亦未能走出封建專制的藩籬。由此,倍感先知們的遠見卓識不可多得。
今天,我們的改革開放將進入第四個十年,改革讓我們成為了聞名於世的「暴發戶」。在這歡度國慶的時候,我們看到節日的市場繁榮,寬裕的生活讓人們對過節已趨於平淡。但是,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在幸福生活的背後還有隱憂。如同肥胖未必健康一樣,我們的社會發展仍面臨嚴峻的考驗;改革實踐中的經驗教訓急待總結;從而找出治本之策,已是當務之急。「亡羊補牢」終非久計。
改革開放使我國的經濟迅速崛起,但社會的轉型愈顯政治體制僵化滯后,造成諸多社會亂象乘風而行。自私功利、不負責的行為成為當今社會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並且愈演愈烈,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強勢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極大地損害了的政府公信力。使社會的穩定面臨著前所未有困難和考驗。
因此,經濟學家對我國社會經濟深刻的剖析和提醒無疑是及時和必要的。
顧准先生的學生,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指出:當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醜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緣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后,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造成廣泛權利尋租活動的結果。
吳敬璉警告:中國已進入瘋狂;現在出現了大躍進式嚴重問題:1、為了錢,不擇手段,不惜生命代價;2、過度開發資源;3、環境日趨惡化;4、政府權力過大;5、亂花錢大建樓堂館所;6、大量佔用耕地;7、房地產開發隨意性;8、太依賴土地財政;9、腐敗現象制約體制改革 。
我以為吳先生的話是深刻的。聯合國「基尼係數」排名(2007——2008版)顯示,中國大陸貧富差別已超過美國。但是,美國的資本主義畢竟發展150多年了,而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30多年,這不是「大躍進」嗎?
吳敬璉先生提醒到:「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我們的體制改革將進入攻堅階段」。可見,空前急切的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並且不容迴避。嚴峻的形勢無所不在地挑戰著社會矛盾的紅線以及倫理道德的底線。
最近領導層推出了一系列的法規,儘管是些治標不治本的表面文章,但是它畢竟體現了我們社會環境向好的意願。然而,要納入「依法治國」的軌道,確立民眾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認同感與責任心,還相去甚遠。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說的多好哇!求真務實應該從少說空話、套話開始。因為空話、套話往往「雲山霧罩」。不僅無益於解決問題,反而疏離幹群關係,令人反感。在民主法治思想已深入人心的今天,群眾更注重的是自身民主權益能否得到尊重。
在這紅十月里衷心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走出任人唯親,我行我素的封建專制藩籬。「快刀斬亂麻」的銳意進取。也希望我們的執政黨,能夠忘記「偉大」,放下身段,大刀闊斧的推行「依法治國」的改革新政。從根本上改善法律環境,讓法律不再是特權者隨心所欲的「遊戲」。讓「中華復興」的「中國夢」不再是口頭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