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聶文蔚》 [2017/04]
- 奧巴馬致女友：我每天都和男人做愛 [2023/11]
- 愛國者的喜訊，干吃福利的綠卡族回國希望大增 [2017/01]
- 周五落軌的真的是個華女 [2017/03]
- 現場! 全副武裝的警察突入燕郊 [2017/12]
- 法拉盛的「雞街」剛剛又鬧出人命 [2017/11]
- 大部分人品太差了--- 中國公園裡的「黃昏戀」 [2019/12]
- 亞裔男孩再讓美國瘋狂 [2018/09]
- 年三十工作／小媳婦好嗎 ／土撥鼠真屌／美華素質高? [2019/02]
- 看這些入籍美加的中國人在這裡的醜態百出下場可期 [2019/11]
- 黑暗時代的明燈 [2017/01]
- 文革宣傳畫名作選之 「群醜圖」 都畫了誰？ [2024/01]
- 當今的美國是不是還從根本上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 [2017/10]
- 香港的抗爭再次告訴世人 [2019/06]
- 中國女歡呼日本地震 歐洲老公驚呆上網反思 [2024/01]
- 加入外國籍，你還是不是中國人？談多數華人的愚昧和少數華人的覺醒 [2018/02]
- 周末逛法拉盛，還是坐地鐵？ [2017/10]
- 春蠶到死絲方斷， 丹心未酬血已干 [2017/03]
未必在眾心當中她明白我心
回顧茫茫的一生清宵忽淚落
>> More Videos
這份1945年西南聯大的電磁學試卷，用紙是當時昆明出產的土紙，非常粗糙，顏色已經深黃，答題者是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出題人和閱卷者是西南聯大物理學系教授葉企孫先生。葉企孫生前一直保存著這份考卷，葉先生去世后，他的侄子葉銘漢院士整理遺物時發現了這份試卷。後來，葉銘漢先生將試卷捐贈給清華大學。這份珍藏了幾十年的試卷既見證了可貴的師生之情，也反映了為師者的慧眼識英才。
葉企孫先生1945年批改的李政道電磁學考卷的局部。供圖：微言傳媒·上海三聯書店。
2006年，李政道在回憶葉企孫先生的文章中寫道：
我自1946年離開祖國后，很遺憾再也沒有機會見到葉老師。1993 年，葉老師的親屬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有三張泛黃的紙片，上面有葉老師批改的分數：「李政道：58+25=83。」原來是我1945年在西南聯大時的電磁學考卷。這份考卷用的紙是昆明的土紙。電磁學的年終分數由兩部分合成，一是理論考試部分（即這份考卷），滿分是60分，我的成績是58分；第二部分是電磁學實驗成績的分數，滿分是40 分，我得了25分。兩部分相加得83分。這份考卷葉老師一直存藏著，直到他含冤去世16年之後才被發現。當葉老師的侄子、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葉銘漢院士把這份半個世紀前的考卷給我看時，我百感交集，葉企孫老師的慈愛容貌，如在目前。
2008年2月11日，在清華大學舉行紀念葉企孫先生誕辰110周年大會上，李政道以「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為題發表講話，回顧他和葉企孫先生的交往，再次提到這份試卷。李政道深情地說：
更令人感動的是，竟然發現了他保存完好的一份試卷。那是我在1945 年在西南聯大的電磁學考卷，老師正是葉先生，那時是他在教我們電磁學。我上他的課後不久，他得知我在閱讀較深的電磁學書籍，他就跟我講，你不必上我的課，期終參加考試就可以了，但是，實驗你一定要做，實驗是很重要的。這說明葉先生一貫重視理論和實驗，他這種思想給我的教育很深。
在後來的研究工作中，我雖然一直搞理論研究，但是我也十分重視實驗，就是受到葉先生這一思想的影響。在這份試卷上，我的理論部分得了58分，滿分是60分；實驗部分得了25分，滿分是40分。實驗得分少是因為我在做實驗的時候，不小心把珍貴的電流計的懸絲弄斷了，當時管實驗的老師很心痛，所以給的分數較低，僅僅及格。這件事情還說明，葉先生對於學生是多麼關愛，一份普通試卷，竟然保存了幾十年！
一份保存幾十年的考卷，見證了葉企孫與李政道之間的師生之情。其實，在李政道的成長過程中，葉企孫起過重要的助推作用。
1945年春，李政道從浙江大學物理系轉學至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二年級就讀。當時西南聯大名師薈萃，教學水平高，校園氛圍寬鬆自由，這讓天資聰穎又刻苦勤奮的李政道如魚得水、迅速成長，也讓諸多師長和同學對他刮目相看。
在西南聯大物理系，李政道選修了葉企孫先生的電磁學課程。據葉銘漢回憶：
政道除了聽吳大猷的課和其他高年級的物理、數學課之外，還選修了電磁學。他雖已經自學過高深的Jeans的電磁學，為了學分，不得不按規定選電磁學。跟他一起選電磁學的李德平院士回憶，政道在上電磁學的時候看別的較深的電磁學書，被教課的我的叔父葉企孫先生髮現了。課後葉先生找李政道了解了情況。葉先生說，我教的內容，你都學過了，你不必上我的課，學期終了時你參加考試就可以了，但是，你對電磁學實驗沒有接觸過，實驗很重要，你一定要受到做實驗的訓練。學期終了，你的實驗成績跟你期終考試成績一起計算。
可以想見，電磁學課堂上李政道給葉企孫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經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吳大猷推薦，葉企孫決定讓李政道和朱光亞一起作為吳大猷的助手赴美學習。當時李政道只是大二學生，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是沒有資格去美國進研究生院的。可是，基於對李政道學識和潛力的賞識，葉企孫力排眾議批准吳大猷的推薦。這在當時是破例，對李政道而言則是人生的一個關鍵轉變。對此，李政道始終心存感念，他寫道：
1946年春，華羅庚、吳大猷、曾昭掄三位教授受政府委託，分別推薦數學、物理、化學方面的優秀青年助教各兩名去美國深造。吳大猷老師從西南聯大物理系助教中，推薦朱光亞一人，尚缺一人他無法確定，就找當年任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的葉企孫老師，葉老師破格推薦當時只是大學二年級學生的我去美國作博士生。所以沒有葉老師和吳大猷老師，就沒有我後來的科學成就。葉老師不僅是我的啟蒙老師，而且是影響我一生科學成就的恩師。
李政道沒有辜負葉企孫先生的期望。他傑出的科學成就和為中美兩國科技交流與中國高層次物理學人才培養做出的突出貢獻，就是對葉企孫先生當年慧眼識才、無私提攜的最好回報。
「當我想到一生不過是有數的幾十年/
自己還正走在中途，說不清再有多遠/
就達到大家共同的目標，那時，向後轉/
看看從前的事準是可悲可笑又可憐/
同時我又怕我尚未將我的工作趕完/
我的筆就和我一齊在土中深深收殮/……」
吳興華寫下這首詩的時候不過17歲，他沒有想到自己此後的人生道路真的像詩裡面寫到的那樣，在最輝煌的中點隕落，只留下徒然的呼喊。
如今的讀者，知道吳興華的已經不多，他的詩論、譯著和文學批評更是藏於高閣，很少有人注意。這時候我們看到《吳興華詩文集》引用詩人當年在燕京大學的老師謝迪克（Harold Ernest Shadick）對詩人的評價，不免感到唏噓：「吳興華是我在燕京教過的學生中才華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爾大學教過的學生、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 年 7 月 11 日 - 2019 年 10 月 14 日 猶太人）是一位美國文學評論家，也是耶魯大學斯特林人文教授。 2017 年，布魯姆被譽為「可能是英語世界最著名的文學評論家」。）相匹敵。」布魯姆如今大名鼎鼎，是西方最主流的文學批評大家，而吳興華卻只留存在少數人的記憶當中。
吳興華對詩歌技巧有執著的追求，借鑑西洋文學的敘事技巧，發展成新古典主義的風格，注重形式上的整齊排列，大多不押韻。同期詩人中，他較欣賞卞之琳和何其芳二人。
吳興華有些詩篇變化自舊詩七絕和五言古詩，十分耐讀，如以下一首：
絕句
語言表現到此時皆窮竭無靈
未必在眾心當中她明白我心
回顧茫茫的一生清宵忽淚落
焉知別人對我無同樣的深情
另一方面，吳興華倣效各種西洋的詩體寫作新詩，包括無韻五拍詩、十四行詩、史賓塞體、歌謠體（ballad）、敘事史詩等等，成績斐然。他有幾首詩取材於《戰國策》和《史記》中信陵君這類英雄，表明他對長篇史詩的興趣。
吳興華詩歌創作最活躍的時代大致是1941年前後，當時中國詩歌主流一是解放區如賀敬之類似民謠的創作，一是以穆旦等九葉詩人為代表的現代派風格。
不少文學史家認為，吳興華是抗戰時期寫作成就最高的詩人。他極受燕京大學同學宋淇（林以亮）推崇，認為可與陳寅恪、錢鍾書比美：「陳寅恪、錢鍾書、吳興華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後逝世，從此後繼無人，錢、吳二人如在美國，成就豈可限量？」
他學貫中西，博通文史，一手寫出《威尼斯商人-衝突與解決》，一手寫出《讀通鑒札記》和《讀〈國朝常州駢體文錄〉》，被海外學者譽為現代中國真正學貫中西的少數幾位學人之一。
他是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介紹進中國的第一人，他那現已佚失的《神曲》譯稿被譽為譯林神品，他譯的莎翁劇作《亨利四世》受到廣泛推崇。此外，他還為流行的朱生豪《莎士比亞全集》譯本作了大量校譯工作。
夏志清先生曾有言，20世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就學養而論，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陳寅恪，第二代是錢鍾書，第三代就是吳興華。
王世襄曾經說：「如果吳興華活著，他會是一個錢鍾書式的人物。你應該寫寫他。」而曾經教過吳興華的英籍導師謝迪克則這樣追憶他的學生：他是我在燕京教過的學生中才華最高的一位。
吳興華先生妻子口述-------
給錢鍾書的《談藝錄》提意見
吳興華先生出生在一個醫生的家庭，父親是一個留日的醫生。他的中學是在崇德中學念的，就是絨線衚衕的三十一中，他家就在那一帶。興華從小就被稱為「神童」，記憶力超人，很多文章他看過一遍就能背誦。這種過目不忘的本領讓他的老師感到驚奇。1937年，興華考取了燕京大學。他入學考試的作文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當時燕京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驚嘆於一個未滿16歲的孩子能夠寫出水平那麼高的作文。 在學校期間，他寫了很多詩。他跟我說起那段時光的時候，興華說當時有激情，也有靈感，加上年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不覺竟然寫下了那麼多的詩。他的詩後來經過同學宋淇的介紹，輾轉到了一些國外的專家那裡，獲得了他們很高的評價，包括葉維廉、賀麥曉等人，這些專家認為興華的詩開創了一個新的詩路。但是他的詩又是很超前的，一個人如果沒有一些文學和歷史的根基，看起來會比較困難，興華的有些詩我也看不懂，只是有一種感覺，覺得很好。 還在興華讀書的時候，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出版，興華提了一些意見，都被錢先生接受。興華也因此被同學們稱為「小錢鍾書」。錢先生因此很器重他，興華去世之後，錢先生對我們家一直很好。當時我的大女兒十幾歲，從兵團回來之後沒有工作，錢先生就讓她幫著抄一些東西，變相給我們一些幫助。 興華在學校里修的是英國文學，他覺得自己已經學得很好了，又加修了義大利文、法文和德文， 這些是他的第二、三、四種外語。結果一學期下來，四門語言的第一名都是興華。興華的外語雖然很好，但是卻從來沒有出去留學，因為父母雙亡，興華身為長子，需要撫養八個年幼的弟妹。抗戰勝利之後，興華獲得了哈佛和牛津的全額獎學金，司徒雷登好幾次想把他送出去，但是因為家庭的緣故一直沒有成行。
由師生戀而結合
我認識興華是在1949年底。那一年我從上海的滬江大學轉考到燕京，到了燕京之後，根據燕京的傳統，無論什麼系都要讀兩年的英文。我第一學期是跟張景榆老師讀的，張老師的英語講得非常好，人也非常能幹。 我跟張老師讀完一學期之後，就分到了興華的班上。興華講課時口若懸河的風采讓我非常佩服，我經常去找他借一些小說，慢慢地我們的關係走得很近。興華的學問我並不了解，但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會給我講一些偵探小說，很吸引人。有時我們還會用英文在一起唱歌，興華輕輕地唱：「像一個向日葵，升起也好，落下也好，總是對著它，它崇拜的偶像。」當時我父親已經去世，母親一個人生活很不容易，我很希望能夠給母親一個安定的生活，當時興華已經是燕京大學副教授了，學問人品一流，而且我母親也很喜歡興華，覺得興華很優秀。就這樣，一畢業，我們就結婚了。 我1952年畢業，7月份我和興華舉行了婚禮。當時燕京剛剛要和北大合併，婚禮是系裡給舉行的，在燕東園的一個大花園裡，弄了很多大桌子，好多的飲料和蛋糕擺在桌子上。結婚沒有多久，燕京就被合併了，興華被任命為英語教研室主任。
斷斷續續的治學經歷
隨後運動來了。「三反五反」的時候，一些人對興華有看法，他檢討說自己過去埋在故紙堆里，對革命了解得很少。這樣的態度，加上興華年紀輕，歷史清白，院校合併之後，他被任命為北大英語教研室主任。 當時北大英語教研室人才濟濟，有朱光潛先生、錢鍾書先生、李賦寧先生等人。對於他當教研室主任，這些老先生都很贊成，但是卻讓一些人嫉妒。 「反右」時，興華因為質疑蘇聯專家教英文的方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他也沒有怨言，他總是對我說：你放心，我盡量改造，爭取把「帽子」摘掉，不連累你和孩子。在他的身上，我也看不到一點的怨恨。但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大字報、開會批判接踵而來。我們走在路邊上，人們都繞著走。女兒在學校里品學兼優，卻被別的孩子欺負，她的那些同學圍著她取笑：「你的爸爸是右派！」後來由於周培源及朱光潛先生等人說興華精通那麼多種語言及文學，北大實在需要這樣的人才，所以將興華留在了北大，沒有讓他去勞改，但是級別從二級教授降到四級，也不允許他教書及寫作了。那以後興華就整理一些資料，編了一本《英語常用詞詞典》，但是出版的時候也沒有署名，作為集體成果。 戴上「右派」的帽子以後，興華在家裡開始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我在家裡經常看到他讀，看到他做筆記。當時李健吾對興華不錯，就讓他翻譯了大量的拉丁文及希臘文戲劇理論，但是這些譯稿後來都不知去向了。 1962年，興華的右派帽子摘去了，算是摘得比較早的。雖然摘帽右派和正常人還是不一樣，但是總算讓他講課了。一開始興華教公共英語，他教的課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課之一，興華也被認為是西語系最好的老師之一。 那段時間我被下放，常常不在家。1964年我回到家裡，看到他的狀態還算不錯。興華說他要開始寫東西了，寫柳宗元。在他的計劃里，是想把唐朝的歷史背景和柳宗元的個人生平結合起來，並且綜合歐洲的歷史、作家和文化背景。他說這本書寫出來就可以概括他的學識，那時候，《神曲》也翻譯完了。
逃不過命運的劫數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家是最先貼滿大字報的。別人的衝擊還不嚴重的時候，我們家就被貼上了大字報，這讓興華覺得這一關在劫難逃，他開始寢食不安。無論我怎麼安慰他，好像都沒有什麼作用。但是他跟我說：「我不會自殺的，那樣會更加連累你們，我會咬牙忍著。」當時家裡有一部《四部叢刊》，十二箱，包括經史子集。這是興華經常翻看的，翻得很亂。這時候，興華把那套書重新整理了一遍，跟我說：「萬一將來我被關起來或者怎麼樣了，這套書應該還值點錢。」
大概就是興華整理《四部叢刊》的第三天，我在單位接到電話，讓我快到醫院。我還記得那是在1966年8月2日，前一天我還在人民大會堂聽一個動員報告，當時我在單位被扣上資產階級出身的帽子，日子也很難過，當晚興華跟我說到學校里的一些情況，他說：「不太妙，第二天不知道要幹什麼，去也不好，不去更不好。」
第二天我也沒有說什麼，就去上班了，上班的時候他還好好的。到了下午我就接到電話，讓我趕快到北醫三院，說吳興華病了。我趕到醫院，看到興華已經昏迷不醒、不停地瀉肚子。我和大女兒在那裡守著，守了一夜。到了8月3日早晨5點，興華就不行了。
後來通知了北大，紅衛兵就去了，說興華是畏罪自殺。我說不可能是自殺：第一、興華自己說過不會自殺；第二、我們家裡沒有東西可以讓興華自殺，家裡僅有的安眠藥還是我吃的，興華從來不吃。 後來僵持不下，紅衛兵說那就解剖屍體。經過解剖，證明了興華不是自殺，而是因為喝了有毒的污水，得了中毒性痢疾。
後來我聽別人說，在8月2日那天，興華被紅衛兵叫去清理校園，當天天氣十分炎熱，興華跟紅衛兵說想喝點水，紅衛兵對他又打又罵：你牛鬼蛇神喝什麼水？後來紅衛兵就拿陰溝里的水給他灌了下去。沒有多會兒，興華就昏迷了，倒在地上。但是這幫紅衛兵卻說興華「裝死」，對興華又踢又打，拒不送醫。後來一看興華被打得遍體鱗傷，昏迷不醒，才把興華送到校醫院，校醫院一看就說治不了，又送北醫三院。就這樣，興華走了。
1978年興華平反以後，我的大女兒吳同正好從兵團回來。她找到當時北大西語系的領導，要求懲辦迫害她父親致死的兇手。可是北大西語系對此推諉再三，說興華是被外來的紅衛兵強行灌下污水害死的，無法追查兇手。興華走時還未滿45歲。他才華蓋世，學貫中西，如果活下來，其成就不可限量。就像我的大女兒所說：「可惜天妒英才，玉樹中摧，父親壯志未酬，這也可謂是中國文壇的巨大損失。」
「在這片荒涼的世界里，愛人同時被人所愛。」
這是詩人吳興華在《森林的沉默》一書中的憧憬，表達了他對理想愛情的嚮往。儘管他的生命如同短暫的流星，充滿了不幸，但他無疑是幸運的——他遇到了那個同樣深情的女子，謝蔚英。
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謝蔚英從上海的滬江大學轉學到燕京大學。剛踏入燕京，她便聽聞了關於吳興華的傳奇故事：吳興華少年時期才華橫溢，16歲便考入燕京大學，且同年發表的長詩《森林的沉默》引起了廣泛關注，轟動一時；他不僅精通英語、法語、義大利語和德語四種語言，而且每一門都名列前茅；不僅如此，他的國學造詣也堪稱一流，年僅27歲，便已晉陞為西語系副教授。
「雖然從未出過國，但他的名聲遠勝那些出國深造的學者。」對於這位傳奇人物，謝蔚英充滿了好奇。她的第二學期剛好被安排到吳興華的課堂。
吳興華對謝蔚英也有所耳聞。謝蔚英以自由奔放、愛打扮著稱，她不僅上課時時常翹課、作業沒交，且在學校內外都因其出眾的美貌與異國風情的打扮被稱為「燕京校花」。不過，謝蔚英依然心懷敬畏，當她在一次逃課中被吳興華當場抓住時，第二天便準時回到了課堂。那天的課堂上，吳興華風趣幽默，娓娓道來外國文學的軼事與故事，讓在場的每一位學生都聽得如痴如醉。謝蔚英亦不例外，她為吳興華那股難以掩藏的才華所吸引。
漸漸地，謝蔚英和吳興華有了更多的接觸。有時在學校的小食堂，她會碰見吳興華，最初的聊天只是從偵探小說談起，但很快，他們的交往逐步加深。吳興華也開始注意到，雖然謝蔚英表面上看起來桀驁不馴，個性張揚，但她其實有一顆善良的心，只是有些小姐脾氣罷了。
謝蔚英來自廣東，出身富貴之家，早年在香港長大。然而，家道中落，父親在戰亂中去世，生活陷入困境。了解到她的過去后，吳興華也不禁對她產生了深深的同情與共鳴。兩人的成長軌跡竟如此相似：吳興華來自一個書香門第，他在大學時也失去了父母，後來又親眼看著病魔奪走了兩個妹妹的生命。每當謝蔚英在他身邊時，他總會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小時候和兄弟姐妹們一起在家裡辦詩社的快樂時光。
有一次，吳興華借用一首英文歌，用他那深情的男中音含蓄地表達著自己的情感：「像一朵向日葵，無論升起還是落下，總是朝著那崇拜的偶像。」這一番話深深打動了謝蔚英。某個周末，她原本計劃去吳興華家，卻因為臨時被邀去跳舞而爽約。兩個小時后，當她匆匆回到車站時，發現吳興華還在那裡默默等著她。那一刻，謝蔚英的內心被深深觸動，最終，她決定與吳興華走到一起，選擇了這位年長她八歲的男人。
戀愛后的謝蔚英才真正意識到，吳興華並非只會埋頭讀書的書獃子，他給她讀詩，講故事，情趣盎然。儘管他的詩歌充滿哲理與深邃，甚至讓她有些難以理解，但她仍舊喜歡聽，因為每一首詩都讓她感受到不一樣的情感世界。她曾對朋友說：「有些詩我看不懂，但我就是覺得它們很美。」
閑暇時，他們常常一同唱歌，最愛的是兩首英文情歌。那兩首歌曲的歌詞哀婉，旋律憂傷，每次唱起時，他們總是深情地對望，將其中的纏綿與哀愁演繹得淋漓盡致。多年後，當謝蔚英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她不禁感慨：「這些歌彷彿在暗示著某種預兆，似乎在告別，彷彿冥冥中早有暗示。」
1952年，謝蔚英大學畢業，她原本打算和吳興華一起去香港工作，所有的安排都已做好，但吳興華卻拒絕離開祖國。於是，謝蔚英為了愛情決定留在北京，二人在這一年7月舉行了婚禮。婚後，吳興華對謝蔚英充滿了寵愛，他是她的丈夫，亦是她的朋友與摯友。儘管謝蔚英對學術不感興趣，吳興華也從不強求，而是通過溫和的言語與關懷讓她感受到愛與支持。
隨著女兒的出生，家庭充滿了歡聲笑語，吳興華也變得愈加意氣風發，他在翻譯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時充滿了激情。然而，隨著1957年政治氣候的變化，吳興華因公開批評蘇聯專家的英語教學方法不適合中國而被打上「右派」標籤，不僅遭到職務撤銷與降級，還被禁止發表任何學術文章。儘管如此，他依然不放棄學問，繼續自學拉丁語和希臘語，為學者們提供幫助，還每天到圖書館編寫《英語常用詞用法詞典》。他常安慰謝蔚英：「放心，我會爭取改正，盡量把這頂『帽子』摘掉，不會連累你和孩子。」
不久后，1962年，吳興華開始著手兩個大的學術計劃，一個是翻譯但丁的《神曲》，另一個是以柳宗元為主角的歷史小說。但命運並未給他時間完成這些夢想，隨之而來的政治運動再一次使他陷入困境，許多指控重新浮出水面，家庭也遭遇了巨大的壓力。為了避免更大的麻煩，吳興華忍痛燒掉了自己辛苦完成的書稿，雖然謝蔚英偷偷保存了一小段《神曲》的內容。
1966年，吳興華的身體因長期承受精神壓力而出現問題。1966年8月2日，謝蔚英接到電話時，吳興華已經昏迷不醒，幾個小時后他含冤去世，年僅45歲。謝蔚英深感悲痛，並堅決否認吳興華因「畏罪自殺」的說法。最終，醫學證明吳興華死因是因受污水污染而導致的中毒性痢疾，而不是他人所說的自殺。
吳興華去世后，謝蔚英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她與兩個女兒先是被趕出家門，之後又經歷了多次動蕩。然而，她依然堅強地撫養著女兒們，並為她們的未來感到自豪。兩位女兒不僅繼承了父親的才華，還雙雙考入名校，后又赴美深造，成就了輝煌的學術生涯。
儘管經歷過人生的種種艱辛，謝蔚英從未後悔與吳興華的選擇：「他是一個正直忠誠，學識淵博，深深熱愛祖國、熱衷事業的人。」2017年，《吳興華全集》出版，88歲的謝蔚英深情誦讀起當年與吳興華共同度過的時光。「上星期我送給你一束朝霞的玫瑰……」每一字每一句，彷彿那段已逝的時光重新浮現，吳興華的面容依舊鮮活，在她的記憶中，這段愛情始終是她生命中最璀璨的一部分。
胡蘭成
胡蘭成：文學的天才與政治的娼妓
胡蘭成是一位在中國文學史上被嚴重低估的作家。張愛玲自稱狂熱地愛他充滿哲理的散文，甚至以他為原型寫下了一篇《色戒》；而當年汪精衛發現胡蘭成的才華后，也處處敬他三分，並且提拔他為汪偽政權的文膽，全權充當自己的代言人。即便胡蘭成晚年復出台灣，也影響了當地的一代作家，成為台灣文學界繞不開的一個人物。
但也正因為他的漢奸身份，胡蘭成在歷史評判中，被長期地邊緣化，甚至連他的書在大陸境內也被全面封殺。我極度地反對他的賣國立場，並且絲毫不同情胡蘭成如今的政治處境。但比起全盤否定，我更希望能夠探討一下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字，可以有如此大的影響力；而胡蘭成又是如何從一位孤高自傲的書生墮落為漢奸的。
這兩個問題，比一刀切的價值評判，要重要得多。
登峰造極的修辭美學
胡蘭成和柳永相似，他的風月辭章是他在文學上最重要的元素。胡蘭成的散文體自傳《今生今世》，一度被人稱為是一本「群芳譜」。
他這一生都是情場中的盪子，但他的浪蕩不像是秦樓酒館里的輕浮子弟，而是像《紅樓夢》里的賈寶玉，貪婪地希望每個人都能夠站在永恆里愛他。
而在這本書中，胡蘭成也不惜文墨地對他生命中出現過的每個女性加以了高度的讚美。
他寫新婚時的唐玉鳳，是「如雨過牡丹，日出桃花……新娘惟垂旒端坐，不舉杯筋，真好比九天玄女娘娘」；
寫初見時的張愛玲，是「頂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種震動......世人各種身份有各種價錢的衣料，而對於她則世上的東西都還未有品級」；
寫醫院裡的周訓德，是「見了她，當即浮花浪蕊都盡」。
胡蘭成善於用浮華的文字來描繪女性，而他的文風也完美地詮釋了古典主義的中文美學。在他登峰造極的修辭學里，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胡蘭成有意地在把他的語言詩詞化。「雨過牡丹，日出桃花」都是詩詞間常見的意象，而「浮花浪蕊」完全是出自韓愈的手筆。
與柳永相比，胡蘭成的文字「華而不艷」，美得很自然，卻又沒有「鴛鴦綉被翻紅浪」的那一種猥褻。
而胡蘭成不僅文字表現力強，對於文章的結構，也幾乎拿捏得行雲流水。在多篇文章的開頭，他都恰到好處地借用詩詞或其他的國學典故來引出整篇文章，比如在悼念亡妻的那篇《生死大限》中，開頭他這樣寫道：
「蘇軾南貶，朝雲相隨，朝雲原是個歌扇舞袖的女子，而在惠州時她只燒茶煮飯，做做針黹，人世多少悲歡離合，亦只是這樣尋常的日子，尋常的兩人。蘇軾作她的墓誌銘，只短短的一百字，這朝雲幾歲來我家，十五年來待我盡心盡意，是個知禮的人，她跟我來惠州，某月某日病瘴誦金剛經六如偈而歿，我葬她在此雲。此外她生得如何美貌聰明，身世之感，悼亡的話，一句亦不提。我避匿雁盪山時在蘇詩綜案中讀到，不覺潸然流下淚來。人世是可以這樣的浮花浪蕊都盡，惟是性命相知，我與玉鳳七年夫妻，亦行於無悔。」
胡蘭成引用蘇軾悼念朝雲的典故來為文章起頭，自然流暢地表達出他獨特的生命哲理，說人世間真情的本質是彼此生命之間的互相貼近，之後在情感上馬上順利地過渡到他對亡妻唐玉鳳的深情。
當然，這裡面他誇大了自己的情感，真正的胡蘭成並不重情重義，但從文章的角度上來看，這完全是模範級的開頭。
而每每在這樣華美驚艷的開頭下，胡蘭成也依舊能夠完美地承接住整篇文章，並且在多數時刻的結尾，能讓讀者感到第二次驚艷。
好比他在《白蛇娘娘》的那篇文章中，通篇論述完民俗故事白蛇傳后，結尾卻是這樣寫的：
「白蛇娘娘說要報仇，亦並非像西洋那樣的，卻依然是中國豪俠的生平重意氣，恩怨在人世。而那法海和尚則後來天上亦憎惡他的僭越，他逃去躲在蟹殼裡，至今紹興有一種小蟹，蟹黃結成一個和尚形，名稱便叫和尚蟹，比起白蛇娘娘的轟轟烈烈來，他的真是卑劣了。和尚蟹我沒有吃過，可是後來我在杭州讀書時，一個星期六下午在白堤上，忽聽得一聲響亮，靜慈寺那邊黃埃衝天，我親眼看見雷峰塔坍倒。」
我當年讀到這最後一句的雷峰塔轟然倒塌之時，整顆心也彷彿跟著倒塌了下來。這篇文章以這樣悲壯的畫面收束，使結尾也有了一種千鈞下落之勢。而同時他也借「和尚蟹」的來由，表達出對法海類強權勢力的反抗與嘲諷，把民俗故事的主題再度上升到了一種民間力量與強權的博弈，是十分高明的寫作手法。
同樣是寫民俗，胡蘭成卻寫得比沈從文更加雅緻與自然；同樣是寫情感，胡蘭成卻寫得郁達夫更加熱烈與明艷。胡蘭成的這本《今生今世》，算得上是現代散文中的巔峰之作。如果他在主流文學圈沒有被刻意地邊緣化，胡蘭成在文學史的地位絕不會輸給任何一位民國大家。
但胡蘭成的作品仍舊作為「反動刊物「被封禁了。胡蘭成作為漢奸文人，他本身對於政治的消解和扭曲，從思想上來看是卑劣的。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定性不能改變，也不該改變。但在這個政治大前提不變的基礎上，我想告訴各位的是，胡蘭成叛變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漂泊無依的人生軌跡以及他對權力既反對又迷戀的矛盾態度。
孤傲書生的亂世浮沉
在他的少年及青年時代里，胡蘭成也曾有過一副書生的傲骨。
當年胡蘭成在杭州的蕙蘭中學一面念書，一面又擔任蕙蘭中學校刊的英文總編輯。而在他即將畢業的前一段時間內，學校里恰好有一位青年會的幹事因為賬目問題被校方罷免了職務。這一則新聞不久就被投到了校刊，當時的胡蘭成見狀正要刊登，卻一下子被學校的教務主任方同源給攔了下來。
方同源認為這則新聞將有損教會的名聲，當下就責令胡蘭成抹殺這篇關於學校的醜聞。但作為總編輯的胡蘭成卻認為學校不該鉗制新聞自由。因此他在向教務主任把緣由說明了一番之後，仍舊把這一則新聞白紙黑字地登了出去。
事後，方同源勃然大怒，把還在念書的胡蘭成叫到辦公室里罵了個狗血淋頭。而當時血氣方剛的胡蘭成自然受不了這份氣，當場就把方同源的話一句句全都頂了回去。於是這位失了面子的教務主任，馬上以辭職為要挾請求校長開除胡蘭成，而幾天之後，胡蘭成就這樣草率地被開除了。
這是年少的胡蘭成第一次遭受到權力的打擊，他後來回憶起這件事，卻仍然覺得自己「並不驚悔」。即便在此後的社會歷練中，胡蘭成也依然沒有改變他清高孤傲的性格。
輟學以後的第二年，杭州市郵政局忽然寫信聘請胡蘭成去當他們的郵務員，原來這個職位是他三年前在蕙蘭中學時就已經考來的，工作能保留至今，讓胡蘭成自己也覺得驚訝。
當時杭州市的郵務員一個月工資就已高達三十五元，是胡蘭成在農村裡整整半年的收入。而那個年代的郵務員又是鐵飯碗。於是接到此信的胡蘭成就借錢去了杭州工作，並在每個月把大部分的工資都寄回了家去，來養活自己的母親和妻子。
但心高氣傲的胡蘭成，並不甘於這種按部就班的生活，覺得這樣未免「志氣太短」；而體制內上下級地位的巨大差距，以及郵政局區別對待華人與洋人的惡劣現象，也同樣讓他感到極度的不滿。
此後有一天，胡蘭成因為不想讓一位英國婦人享受到同胞們沒有的特權，公然地違背上級命令，堅決不肯給她蓋章。之後的他再度與上級發生爭吵，不久便又像當年在學校里一般，被上級無情地開除了。
而他的性格也正如他自己所說：
「我不過是不服權威，不以為現存的秩序規律是一切，看事偶有合於天機，亦只如童言婦語無忌罷了。而我觀測，是因我身在與強橫勢力相接觸中，多有鬥志。」
在他二十一歲的那一年，胡蘭成又萌生出讀書的念頭。他經同學介紹，順利地到燕京大學的副校長辦公室抄寫文書。這時候的他，為的是在大學里旁聽課程。也正是在此期間，胡蘭成陰差陽錯地加入了國民黨，也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中的托派理論。胡蘭成對托派始終有著一種狂熱的喜愛。此後哪怕在他輾轉到杭州、廣西兩地教書的那幾年裡，胡蘭成也依舊一門心思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並且抽出自己微薄的薪資，去資助學生參加上海的工人運動。
那一時期的他，甚至想過背棄國民黨，去江西參加紅軍；但胡蘭成卻又始終沒有以身入局的勇氣，而只是選擇在當時的亂世中做一個獨善其身的旁觀者。
直到民國二十五年，六一事變發生，兩廣軍閥以抗日為名反蔣，擁兵北上。胡蘭成才在反叛軍軍長廖磊的支持下創辦了《柳州日報》。
當時的胡蘭成在報上不僅主張抗日，而且還希望國內的軍閥不要藉此內鬥，製造更多不必要的傷亡。兵變失敗后，胡蘭成受到牽連，他在桂林被監禁了三十三天，直到最後一刻寫信給白崇禧才重新獲得了人身自由。
從此以後，胡蘭成就憑藉著他傲人的文學才能，正式地開啟了他在新聞界的生涯。
1937年，古泳今聘請胡蘭成去《中華日報》當總主筆。《中華日報》是汪精衛集團主辦的報紙，而當時的汪精衛還沒有完全淪為漢奸。
但剛出獄的胡蘭成，對著政治抱有審慎的態度，因此他在一開始也宣稱不想加入汪精衛派系，並主動地把總主筆的職位讓了出去，只是低調地寫一些評論，把新聞工作純粹地當作一種謀生的方式而已。
不久日寇侵華，戰後的報社每個月只發放四十元的補貼充作生活維持費。國難當頭，物價又飛漲，胡蘭成窮到連小兒子得了肺炎都治不起，兩次向他的上司林柏生借錢，也只零零散散地借到十五元。
他沒有辦法，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才出生二十天的孩子在病痛中死去。
同年十一月，胡蘭成被調到香港的《南華日報》當總主筆。但他的工資卻依然沒有提升，每月六十元港幣的胡蘭成，窮到連出走都湊不齊路費。
而胡蘭成回想起自己清清白白的過去，卻發覺自己一直在因為貧窮而被迫面臨親人的死別。
他的首任妻子唐玉鳳因瘧疾死去。
第一個小女兒因為請不起奶媽，也活活地被餓死。
第三個小兒子更是得了肺炎沒有錢醫治，早早地夭折了。
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發表艷電，那天胡蘭成一個人到山上去散心，天氣晴和，胡蘭成坐在一塊大石頭上，一個人出了很久的神，於是下山之後，他終於答應加入汪精衛派系了。
從汪偽文膽到兵變失敗
1939年，陳春圃代替汪精衛來香港約見胡蘭成，並帶來了汪精衛的親筆信。此後，胡蘭成的月薪即刻從六十元漲到了三百六十元；而除了翻了六倍的工資外，汪精衛還派人送了兩千元的機密費給他。
到了上海后，汪精衛親自接見胡蘭成，並把漢奸集團里的主要宣傳任務全權交付給了他；一方面又讓人為胡蘭成提早租好了公寓，並再次從室內拿出了兩千元，來給胡蘭成置辦新的傢具。
多年後胡蘭成回憶起自己當初的春風得意，只是提筆寫道：
「我辭別汪先生出來，只覺什麼事都像新做人家。」
1940年3月，汪精衛攜胡蘭成一行人拜謁中山陵，並在南京舉行「還都儀式」，其後汪偽政府正式成立，胡蘭成開始擔任偽行政院宣傳部次長。
在此期間，胡蘭成成為汪精衛的代言人，寫了大量的社論為汪精衛洗白。
但胡蘭成的良知，卻在這時候時不時地出來刺他一下。在偽政權剛建立時，經常有偽政府的官吏因為在城門口不下車，而被日本憲兵打耳光的事情發生；到汪偽政府成立的第三年，甚至還發生偽軍和日本兵互相開槍的情形。
胡蘭成對此感到極大的憤慨，他在《素靈夜嘆》中寫道：
「便是日本的兵威與汪先生的政府亦不久長......人欺人欺不殺，人有九算，天有一除......我在中華日報發表社論，對承認滿洲國表示哀痛，寫道：『這些皆未能算數，卻是要等到國際局勢大變動的結果才見分曉』。」
但他在良心上的痛感，很快就在他追求權力的野心中消失了。
之後的他一度捲入了汪偽政權內部殘酷的政治鬥爭里，並且在抗戰勝利后試圖建立自己的政權。
當年七十六號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因為擔心自己的手下吳四寶有朝一日會功高震主，於是就準備借日本憲兵的刀來殺他，不料胡蘭成前來勸阻，而後李士群只好假意地從日本人的手裡將吳四寶營救回來，轉而將他直接關在自己的特務機關里，將吳四寶折磨到七竅流血而死。
這件事讓胡蘭成對李士群十分失望。此後偽政府中熊劍東力量的崛起，再度威脅到了李士群，當時的李士群企圖聯合胡蘭成形成新勢力，但被胡蘭成斷然拒絕。不僅如此，胡蘭成還為熊劍東出謀劃策，利用日本憲兵毒死了李士群。
不久，日寇在中國連連敗退，汪精衛也在日本人手中獲得了更大自治權。於是他竟然開始同情起日本人，宣稱偽政府要對英美開戰；而汪精衛這個主張在提出之時，就被胡蘭成當面反對了。
此後，胡蘭成在汪精衛派系裡就被逐漸邊緣化。起初的胡蘭成還是偽宣傳部次長，後來就降落為沒有實權的經濟會特派委員了。
胡蘭成大概料到自己有朝一日要被逐出汪政府，於是就在家中寫了一篇政論文，預備將來給自己的漢奸生涯做一個正面的收尾。他在文中寫了汪精衛集團失敗的種種事迹，並以日本帝國主義必敗和汪偽政權必將覆滅作為文章最終的結論，並且在文中大膽地提出要日本從中國完全撤兵。
這篇文章胡蘭成本來是不打算髮的，是當時有一個叫作池田的日本人，自作主張地把這篇文章拿給了日本大使看，緊接著便一發不可收拾，這篇文章一傳十十傳百，最終傳到了汪精衛的眼前。
於是汪精衛集團就開始策劃捕殺胡蘭成的行動。
他們先是讓胡蘭成的老上司林柏生請他來家裡做客，而胡蘭成一到客廳，才坐了五分鐘就被一個彪形大漢給帶走了。
他當晚就被關進了特務機關，在牢里睡了一夜。
但胡蘭成畢竟是政治嗅覺很靈敏的人，他一早就料到事有蹊蹺，於是臨走前就囑咐自己的妻子說，如果自己到了晚上還不回來，一定要去請日本人池田來解救他。
他的妻子照做了。此後便是日本方面向林柏生施壓，胡蘭成被重新請到辦公室里去談話。汪偽政府要求胡蘭成寫信向陳壁君悔過，而胡蘭成只寫了幾句話就交上去了。後來這件事一直拖到了除夕，直到池田以憲兵隊武力包圍特務機關為威脅，胡蘭成才被徹底地放了出來。後來日本人又派了六個憲兵來保護胡蘭成的寓所，以防汪精衛再度暗害胡蘭成。
至此，胡蘭成與汪偽政權算是正式的決裂了，但他並沒有就此擺脫漢奸的身份，而是希望自己能夠繼續利用賣國的立場，藉助日本人的力量為自己另起爐灶。
胡蘭成在漢口接收了《大楚報》，漸漸收回了湖北各地的報紙發行權。日本人本來許諾他，要給他偽湖北省政府的實權，但這個管轄權很快就被汪政府里的葉蓬給奪了回去。於是胡蘭成又想拋下報館，去創辦自己的軍事政治學校。但無奈報館內的人個個難成大器，因此胡蘭成只好就此罷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對中國無條件投降。胡蘭成眼看大事不好，即刻勾結鄒平凡宣布武漢獨立。他們聯合了數萬偽軍和日寇的殘餘勢力，企圖擁兵自重，並抵抗國民政府。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場兵變在未成氣候之時就已經被蔣介石的一封電報給撲滅了。經過蔣介石和日本方面的溝通后，日軍總部不再支持胡蘭成，而他的同夥鄒平凡也早已被重慶方面給策反，整個武漢市裡，只剩下胡蘭成一個人還在做著「開創新局」的迷夢。
可笑的是，胡蘭成在兵變之初就患上了登革熱，他在床上天昏地暗地睡了整整一個星期。醒來的時候，國民政府的接收大員已經在門外等他好幾天了。
胡蘭成見自己大勢已去，也只好答應讓他們明天就開始接受武漢地區。而這場僅僅持續了十三天的政權就此宣告覆滅。
不久國民政府送來「聘任書」，希望吸收胡蘭成為政府效力；但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胡蘭成是個政治嗅覺十分敏銳的人，他害怕這只是國民黨捕殺他的前奏，因此他在看到這封聘書後即刻逃離了武漢，並留下一封信，其中說：
「國步方艱，天命不易，我且暫避，要看看國府是否果如蔣主席所廣播的不嗜殺人，而我是否回來，亦即在今後三五個月內可見分曉。士固有不可得而臣，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殺者。」
政治難民的流亡與復出
逃離武漢的胡蘭成偽裝成日本傷兵，輾轉南京上海等地，最終流亡到溫州，化名張嘉儀，先後進入溫州中學和甌海中學任教。但不久就因種種原因被罷免了教職。
1950年9月19日，胡蘭成經香港偷渡到日本，並開始在日本新聞界寫報紙；此外又四處演講，參加座談會。四年後，與吳四寶的遺孀佘愛珍結婚。
胡蘭成在日本沉寂了十多年後，忽然又有一個歷史時機，讓他抓住了重返中國的機會。
1972年，日本宣布與台灣當局斷交。胡蘭成就此藉機以華僑代表的身份進入了台灣，而當時的中華文學學院也正好邀請胡蘭成到學校來任教，於是胡蘭成在台灣順利復出。文學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一度引來許多文化界人士的仰慕。先是鹿橋、唐君毅等人相繼來訪，其後朱西甯一家也因為欣賞他的文采而為之傾倒，到後來朱天文朱天心兩姐妹甚至在胡蘭成面前爭起寵來；而即便是連當時的余光中，也高度地評價了他的作品，說他：
「文筆輕靈圓潤，用字遣詞別具韻味，形容詞下得尤為脫俗。胡蘭成於中國文字，鍛煉極見功夫，句法開闔吞吐，轉折迴旋，都輕鬆自如，遊刃有餘，一點不費氣力。」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台灣。不久之後其子蔣經國繼位。
而這時的胡蘭成又再度萌生出參與政治的想念，他在蔣經國任內上書提出政治改革，希望台灣社會可以徹底實現民主化，但他的這一舉動，很快就觸怒了國民黨中央。
其後，《中央日報》在蔣經國的授意下，開始撰文攻擊胡蘭成，指責他曾經為汪精衛代言，是地地道道的漢奸；而胡秋原更是在標題上就破口大罵，他在《中華雜誌》上發表《漢奸胡蘭成速回日本去！》；到了這個時候，早先讚美他的余光中，反而成了調轉槍口最快的人，他搶在《中央日報》之前就控訴胡蘭成說：
「現在非但不深自歉疚，反圖將錯就錯，妄發議論，歪曲歷史，為自己文過飾非，一錯再錯，豈能望人一恕再恕？」
於是不久，胡蘭成被中國文化學院停職解聘。
1975年11月，胡蘭成在台灣地區的簽證到期，只好重回日本，依靠妻兒子女來供養。
六年後，胡蘭成因心臟衰竭死於東京。
胡蘭成這一生，始終在被貧窮異化，被權力異化，被他無法掌控的野心異化。他也曾經考慮過民族的興亡，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資助過各地的工人運動。甚至在叛變的早期，他還曾拿汪偽政府的錢來資助托派。但政治的選擇沒有回頭路。從胡蘭成決心加入汪精衛集團的那一刻起，他在政治上的貞潔，就已經被他自己完全地放棄了。而他原先的文人風骨，也終於在貧窮的腐蝕中被摧折殆盡。
但文學評論本就應該超越政治立場，江弱水一度說胡蘭成是「其人可廢，其文卻不可因人而廢」。而我亦始終認為，胡蘭成那登峰造極的古典修辭美學，不應當在中國文學史中覆沒。
眼下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請把政治還給政治，請讓文學回歸文學。
我身在忘川 (胡蘭成)
愛玲：
我坐在忘川里的湖邊，看微風拂過，湖面浮著枯黃的柳葉，柳枝垂落水面，等待著風給予的飄落，那是種凋零的美。風的蒼涼里，我聽到了那款款襲來的秋的腳步正透過水麵五彩的色調，蕩漾而來。湖水的深色給人油畫的厚重感，那天邊的夕陽，是你愛看的。不知道你經常仰望天空的那個窗檯，如今是何模樣，如今是誰倚在窗邊唱歌。
我常以為，天空是湖泊和大海的鏡子，所以才會如此湛藍。我坐在這兒，靜靜地等你，我的愛。而你，此刻在哪裡呢？真的永不相見了嗎？愛玲，你可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想想也是好笑的，到現在我還無法解釋當時的魯莽。在《天地》上讀了你的文，就想我是一定要見你的。從蘇青那裡抄得了你的地址后就急奔而來，得來的卻是老媽媽一句：張小姐不見人的。我是極不死心的人，想要做的事一刻也耽擱不下，想要見的人是一定要見的。當即就立於你家門口寫下我的電話和地址，從門縫塞進。
你翌日下午就打電話過來，我正在吃午飯，聽得電話鈴聲，青芸要去接，我那時彷彿已感應是你的，就自己起身接了。你說你一會兒來看我，我就飯也不吃了，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吩咐青芸泡茶，只等你來了。我那時住大西路美麗園，離你家不遠，不一會兒你就來了。我們一談就是五個小時，茶喝淡了一壺又一壺。愛玲，你起身告辭，我是要堅持送你歸去。二月末的天氣里，我們並肩走在大西路上，梧桐樹兒正在鼓芽，一枝枝蠢蠢欲動的模樣，而我們，好得已經宛若多年的朋友。
翌日一早，忍不住地一睜開眼就想要見到你，我打電話去，老媽媽接的，說張先生忙了一夜，在休息。但我還是很早就去了，從電梯管理員那裡拿了報紙，坐於你家門口的樓梯上等你。老媽媽開門出去買菜，見到我，一定要我到屋裡坐，我怕擾了你，還是坐在樓梯上安心，直到你醒。你從門洞里歪出半張臉，從眼睛里看得到你是欣喜的，這是我希望得到的回應。換了鞋，跟在你身後進了房間，你房裡竟是華貴到使我不安，那陳設與傢具原簡單，亦不見得很值錢，但竟是無價的，一種現代的新鮮明亮幾乎是帶刺激性……當時我就想：「三國時東京最繁華，劉備到孫夫人房裡竟然膽怯，愛玲你的房裡亦像這樣的有兵氣。在愛玲面前，我想說什麼都像生手抱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著正字眼，絲竹之音變為金石之聲。」那天，你穿寶藍綢褲襖，戴了嫩黃邊框眼鏡，越顯得臉兒像月亮。你給我倒茶，放了糖的，才知道你原是跟孩子一般極喜歡甜食的。此後的數日，每隔一日，我是必去的，到後來竟是止不住地天天要去了，而你也是願意見我的。我們整夜整夜地說話，才握著手，天就快亮了。
這樣，有半年光景，我們就結婚了。可是世事布下的局，誰能破了？
之後，因為時局發展，我又輾轉武漢，在那裡認識小周，自此背信於你。可是生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人人都要瘋掉了。次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我被劃為文化漢奸被政府通緝，到溫州老家避難，與秀美成婚。你來看我，要我於小周同你之間作出選擇，我不願捨去小周，更不願失去你，我無法給出選擇，你在大雨中離去。間隔沒幾日，我又回到上海，去你那裡，我們再不像從前那般親近，甚至我輕觸你手臂時，你低吼一聲，再不願我碰你。我睡了沙發，早晨去看你，你一伏在我肩頭哽咽一聲「蘭成」，沒想到那竟是我們最後一面。我起身離去，回到溫州。數月後收到你寄來的訣別信，隨信附一張三十萬的支票，是你的《太太萬歲》和《不了情》的劇本費。
自你與我分手后，我依舊是每寫一文都要寄予你，直至寫成《吾妻張愛玲》后，你把我寄去的所有書信原址退回。想我是不自量力的，而你是說到做到的。「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經不喜歡我的了。這次的決心，是我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你不要再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了。」愛玲是真的不喜歡我了，那個「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裡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的愛玲不見了。愛玲，記否我們初見時我寫給你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如今看來，我終究是不能明白你的。你原是極心高氣傲的，寧可重新回到塵埃之中，也不甘讓我時時仰望了。之前我竟一直愚笨到想你永遠是我窗前的那輪明月，我只要抬頭，是時時都能仰望見你的。
上次遇見炎櫻，炎櫻說我們：「兩個超自以為是的人，不在一起，未必是個悲劇。」我說：「愛玲一直在我心上，是愛玲不要我了。」聽了這話炎櫻在笑，又說：「兩個人於千萬人當中相遇並且性命相知的，什麼大的仇恨要不愛了呢？必定是你傷她心太狠。有一次和張愛玲一起睡覺，張愛玲在夢中喊出『蘭成』二字，可見張愛玲對你，是完全傾心，沒有任何條件的，哪怕你與蘇青密會，被她撞個正著。還有秀美為你墮胎，是張愛給青芸一隻金手鐲讓她當了換錢用。這些，雖然她心頭酸楚，但也罷了，因為你在婚約上寫的要給她現世安穩的。」我無語。當時炎櫻是我們的證婚人，你在婚書上寫道：「胡蘭成與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我親手在後面又加了一句「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可是沒有做到的是我。
我去找你，熟悉的靜安寺路，熟悉的一九二號公寓六樓六五室，矗立門前，門洞緊閉。我曾經無數次地在門洞打開后看到你可愛的臉，可是你畢竟是不在了。六三室的婦人粗聲對我說六個月前你已經搬走。我想象不出那一屋的華貴隨你到了哪裡，那一層金黃的陽光如今移居到了哪兒，還有那隨風翻飛的藍色窗帘遺落在何處。離開的時候第一次沒走樓梯，我在這昏黃的公寓樓梯間里隔著電梯的鐵柵欄，一層層地降落，彷彿沒有盡頭，又恍惚如夢，我彷彿是橫越三世來見你的，而你卻不在。
想你我之間的事，彷彿是做了一場夢，你是一直清醒著的，而我……
夢醒來，我身在忘川，立在屬於我的那塊三生石旁，三生石上只有愛玲的名字，可是我看不到愛玲你在哪兒，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歲月空惆悵，而我，終將是要等著你的。
三生石原石。在杭州下天竺。
柴靜訪談美國心理學家--「政治抑鬱症的核心是無力感」The Core Of Political Depression Is Powerlessness"
>> More Videos
「真有政治抑鬱症這回事嗎？為什麼它與恐懼有關？它能治癒嗎？」，這是柴靜與美國心理學家盧森博士的一場私人談話。她的朋友每天用七八個小時瀏覽新聞，對工作，生活和人生失去興趣。當他開始談論死亡時她非常擔心，開始查找這個話題，發現相關研究很少。中文世界里引用最廣的一篇文章來自美國心理醫生羅伯特盧森。柴聯繫了盧森博士，錄製了談話。此後半年她持續接到觀眾來信談論承受政治抑鬱症之苦。今天她徵得醫生同意，播出一部分交談內容，希望能對痛苦中的人有所幫助。
三個天才?台戲
毛澤東 陳永貴 錢學森
- [11/06]【時評】共和黨人因放棄川普的經濟民族主義而敗北——2025年11月5日
- [11/06]十足的北藝術家 難得的青綠山水
- [11/07]周四直答: 周二選舉 + 川普關稅案 -為何本周將改變一切
- [11/07]最新！華人父親萬聖節當街被槍搶，年幼女兒目睹全過程！
- [11/07]紐約「當選」「穆斯林」猶太小市長的秘密資金來自全球主義億萬富翁！
- [11/08] 謝幕人生滋味濃::李政道仰望葉企孫 楊振寧不如胡蘭成?
- [11/08]【直播】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在國家戰爭學院發表演說
- [11/09]糊口不易 讀者熱議 清潔女上錯門 中槍死夫前
- [11/10]特立獨行 結局不同
- [11/10]【老外熱議】佛蒙特東北美女大媽一隻餃子熱賣2.5美元是啥樣的？
- [11/11]政府停擺內情發展：川普大戰醫保公司
- [11/12]老兵節放話！川普痛斥外國人無功享福利 退伍兵有難卧錐地
- [11/16]萬斯： 十年政變浩劫 一朝審判光復
- 查看：[change?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文史雜談]
發表評論 評論 (6 個評論)
- 回復 change?
- 1902年9月30日—1993年12月21日
人們不止一次地稱讚哈羅德·沙迪克是一位擁有兩種文化和兩種職業的人。雖然他出生於倫敦，逝世於伊薩卡，但他的精神卻是中國人。他的第一份職業將他帶到了中國，在北京燕京大學教授西方歷史和文學；他的第二份職業，作為一名中國學者、教師和翻譯家，將他帶到了康奈爾大學。
哈羅德·沙迪克曾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城市學校接受教育，並在多倫多大學威克利夫學院學習哲學。該學院的校長奧米拉博士對他的成長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同樣與多倫多大學有聯繫的黃博士也向哈羅德·沙迪克介紹了在中國工作的想法，他認為中國的教育需求正是哈羅德·沙迪克才能的恰當挑戰。
1925年，清朝覆滅僅十四年後，哈羅德·沙迪克開始在北京燕京大學教授西方歷史和文學。他還抓住一切機會學習古典漢語和口語漢語，並結識了許多中國學者和作家。1937年7月，北京被日軍佔領，之後哈羅德·沙迪克繼續在燕京大學任教。珍珠港事件后，日軍當局進入校園並關閉了學校，打斷了他正在講授莎士比亞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課程，並命令他解散學生。隨後，哈羅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海倫·拉姆克特·沙迪克被關押在山東省維縣集中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戰後，他於1945-46年間重返燕京大學任教，之後成為康奈爾大學的客座教授。1946年6月，他正式受聘為康奈爾大學遠東研究系（1962年更名為亞洲研究系）的中國文學教授。他教授漢語語言文學，並於1952年出版了小說《老桑遊記》的譯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的導言中，他回憶起自己於1934年開始翻譯這部小說。當時，他乘坐火車從北京前往天津，途中偶然結識了胡適博士（14屆畢業生）。胡適博士是首位對《老桑遊記》提出批評意見的學者，也是該書作者劉鐵雲的贊助人。哈羅德·沙迪克的另一部著名著作是三卷本教科書《漢語文學入門》（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68年），至今仍在康奈爾大學和其他大學使用。哈羅德對中國文學的興趣促成了中國口頭與表演文學研討會（CHINOPERL）的成立，該研討會每年舉行一次。
在長達十八年的時間裡，直到1987年，他一直擔任《CHINOPERL論文集》的編輯，該期刊研究各種類型的漢語口語或歌唱表演。
1946年，哈羅德·沙迪克加入康奈爾大學任教，他與系主任奈特·比格斯塔夫合作，計劃在紐約州北部建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當時，中國和漢語仍被視為異域風情，除了哈佛大學之外，其他地方都沒有中國研究中心。
1950年，哈羅德·沙迪克創立了中國項目，並擔任主任至1966年。在此期間，憑藉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慷慨資助，他將康奈爾大學打造成為北美主要的中國研究中心之一。他與一系列傑出的館長攜手合作，使沃森藏書成為當時美國五大最佳中國藏書之一。他深知，要想吸引傑出的學者來到伊薩卡這樣偏遠的地方，康奈爾大學必須擁有優秀的中國圖書館。在他幫助招募的傑出學者中，包括經濟學的劉大中和費約翰，人類學的威廉·斯金納和阿瑟·沃爾夫，政治學的約翰·劉易斯，以及語言學的尼古拉斯·博德曼。因此，在哈羅德·沙迪克擔任中國項目主任期間，康奈爾大學在與中國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聲名鵲起。他在教學項目方面最令人難忘的成就之一，是與著名語言學家趙永榮（Y.R. Chao，1914屆畢業生）合作，在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CLS）的支持下，在台北建立了大學間漢語教學項目，該項目最初由康奈爾大學中國項目負責實施。
1986年，他自1946年以來首次重返中國，並與他在那裡的眾多朋友，包括許多以前的學生，重新建立了聯繫。應北京大學的邀請，他在那裡做了兩場講座，其中一場是他45年前因日本皇軍入侵而中斷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講座的總結。他的第一任妻子海倫也曾在康奈爾大學教授她的母語俄語，在她去世幾年後，哈羅德與吳欣敏（莉迪亞）結婚。吳欣敏曾於1929年至1930年在燕京大學就讀，是他的學生，後來於1947年至1952年在康奈爾大學擔任他的助教。他的妹妹溫妮弗雷德·伍德蓋特仍然健在。
奈特·比格斯塔夫、愛德華·岡恩、梅祖林
康奈爾大學教職工悼詞 http://ecommons.library.cornell.edu/handle/1813/1781
- 回復 change?
- Harold Shadick
September 30, 1902 — December 21, 1993
It has been said much more than once that Harold Shadick was a man of two cultures and two careers. Although
he was born in London and died in Ithaca, he was in spirit Chinese. His first career took him to China, teaching
Wester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t Yenching University, Peking; his second career as a Chinese scholar, teacher, and
translator brought him to Cornell University.
Harold Shadick was educated at Westminster City School in London and studied philosophy at Wycliffe Colle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where the Principal, Dr. O』Meara, took a personal interest in his development. So, too,
did Dr. Hwang—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who introduced Harold Shadick to the idea of
working in China by identifying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China as an appropriate challenge for Harold Shadick』s
talents.
In 1925, just fourteen years after the overthrow of the Manchu dynasty, Harold Shadick began teaching Wester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t Yenching University in Peking (Beijing). He also took every opportunity to study classical
as well as colloquial Chinese, and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many Chinese scholars and writers. Beijing was
occupied by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in July 1937, after which Harold Shadick continued to teach at Yenching
University. Following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Japanese military authorities entered the campus and closed
the university, interrupting a lecture he was giving on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and ordering him to
dismiss his students. Subsequently, Harold and his first wife, Helen Lamkert Shadick, were interned at the Weixian
Concentration Camp in Shandong Province for the duration of World War II.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he resumed teaching at Yenching University during 1945-46, before becoming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Cornell, where he was given a regular appointment as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June 1946 to
the then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renamed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in 1962). He taught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in 1952 published his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 (1990) provides his recollection that he began the translation in 1934 after
a train trip from Beijing to Tianjin during which he happened to meet Dr. Hu Shih 『14, the scholar who first called
critical attention to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and became the patron of its author, Liu Tieyun. Another of Harold
Shadick』s most notable works is the three-volume textbook, 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 Chines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which is still in use at Cornell and other universities. Harold』s interest in Chinese literature led to the
Cornell University Faculty Memorial Statement http://ecommons.library.cornell.edu/handle/1813/17813
formation of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 (CHINOPERL), which meets annually.
For eighteen years, until 1987, he served as editor of the journal, CHINOPERL Papers, on the study of all types of
spoken or sung performance in Chinese.
When Harold Shadick joined the Cornell faculty in 1946 he worked with the chair of his department, Knight
Biggerstaff, to plan 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 upstate New York. China and Chinese language were then still
regarded as exotic subjects, and no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existed anywhere, with the exception of Harvard.
In 1950, Harold Shadick founded the China Program and served as its director until 1966. During this time,
with generous grants from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he established Cornell as one
of the major centers of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Together with a succession of able curators, he made
the Wason Collection one of the five best Chinese collections in America at that time, knowing well that to
attract a distinguished faculty to an isolated location such as Ithaca, Cornell must provide an excellent Chinese
library. Among the distinguished scholars he helped recruit as Cornell faculty were Liu Ta-chung and John Fei in
Economics, William Skinner and Arthur Wolf in Anthropology, John Lewis in Government, and Nicholas Bodman
in Linguistics. As a result, while Harold Shadick was Director of the China Program, Cornell became pre-emin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subjects related to China. One of his most memorable achievements in teaching programs
was his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minent linguist Y.R. Chao 『14,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 to establish the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aipei,
first administered through the China Program at Cornell.
After his retirement in 1972, Harold Shadick continued to be involved actively in the China Program (today the
East Asia Program) and CHINOPERL. In 1986, he revisited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46 and reestablished
contact with several of his numerous friends there, many former students among them. At the invita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he there delivered two lectures, one of which he presented as the conclusion to his lecture on 「Romeo
and Juliet,」 interrupted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forty-five years earlier.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his
first wife, Helen, who had also served Cornell teaching her native Russian language, Harold married Wu Hsinmin (Lydia), who had been his student at Yenching University in 1929-30 and later came to Cornell as his Teaching
Assistant (1947-52). He is survived by his sister Winifred Woodgate.
Knight Biggerstaff, Edward Gunn, Tsu-lin Mei
Cornell University Faculty Memorial Statemen
- 回復 94111
-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葉企孫：帥！大才！偉大的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在大世下，依然如是雨打浮萍。如果當年留在美國，諾獎對他如探囊取物。人生選擇大於努力，大於有才，大于帥！真令人唏噓不已！
- 回復 goofegg
- 大雜燴的文章哦，看到吳興華
https://goofegg.github.io/content.html?id=3
change?最受歡迎的博文
其它[文史雜談]博文更多
- pcw：曼哈頓藝術區
- 文廟：盛世狗娃擼袖子做男兒
- bobzhou：文革有名的「洋造反派」吃了苦頭才反思
- bobzhou：政治運動的數字「指標」
- bobzhou：毛澤東翻臉「革」資本家的「命」
- 謝盛友：羅德茲，一處法國歷史古迹
- 顧曉軍53：俄烏戰爭綜述（2025年10月）與特朗普
- bobzhou：文革使中國的中秋月亮凄慘無光
- 顧曉軍53：我的一點李敖睡了柏楊的老婆的看法及其他
- 蘇誠忠：漢語是終極解決
- 謝盛友：德國典雅小城薩爾費爾德Saalfeld
- bobzhou：50年代的調整教會學校和摧毀全國聖母軍組織
- 顧曉軍53：中國人政治啟蒙必讀的十本書（歐洲篇）
- change?：【名可名不可】嘉慶帝秀警惕 徐長卿羞御醫
- change?：九月之死,誰能接替他的位置?
- bobzhou：不要忽略中國幾乎所有的好醫院前身都是教會辦的醫院
- 蘇誠忠：查理柯克是種族主義嗎？
- bobzhou：這個法國神父保護了30多萬上海難民卻少有人知
- 8288：《半夜雞叫》的作者高玉寶臨終懺悔：「我心懷愧疚……」
- bobzhou：文革最慘痛的是對佛教的褻瀆和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