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為xx堅守中國: 他們是最幸福的人

作者:change?  於 2025-10-5 20:07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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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區的沙河大學城裡,有一塊面積不小的農田,在鋼筋水泥的現代化景觀中間,那一抹綠色顯得格外突出。這塊農田名叫「小王莊農場」,也稱北京農機試驗站,隸屬於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簡稱「農機院」)。它能在城市擴建中保留下來,要從在這裡工作過二十餘年的一對美國夫婦說起,他們就是兩位著名的國際友人:陽早(Erwin Engst,1918—2003)和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

1992年,北京農機試驗站(當時名為「沙河農機試驗站」)附近王莊村的一些麥地被圍起來,準備用於開發,遭到了陽早和寒春的強烈反對。經過商議,上級領導決定尊重他們二人的意見,並對農機院相關負責人約法三章:「第一,試驗站的農田未經批准,不許改變用途;第二,以後試驗站對外合作大項目,要和陽早、寒春商量;第三,試驗站這塊地要保住。」

陽早和寒春的態度之所以有如此分量,是因為這個試驗站的重點成果—中試奶牛場,是由他們嘔心瀝血、精心打造的。這也是我國第一個自主設計並建設的機械化養牛場,對於推進農業機械化改革、改良奶牛牛群有重要意義。

對於這對美國夫婦來說,中試奶牛場只是他們豐富的人生經歷中的一段。自20世紀40年代末第一次踏上這個東方國度以來,從延安到瓦窯堡,從內蒙古大草原到陝西農村、再到北京城郊,他們懷著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中國革命,在踏實、樸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始終堅定地走在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長征路上。

陽早、寒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革命伉儷 

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友人,他們撰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對外傳播20世紀中國社會的巨變,有一些留在中國,參與到教育、醫療、外交等事務中,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本書用非虛構寫作的方式講述這些國際友人的中國故事,借他們的目光來重返20世紀的歷史現場。國際友人的個體生命經驗與20世紀全球進步運動的思想與行動網路交織,與中國的革命與社會建設相互作用,呈現出一個複雜、動態的全球20世紀時代景觀,也為反思當下的國際關係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獨特的視野。

一、陽早:追求平等的農場主

陽早於1918年出生在美國的一個農場,從記事起就打著燈籠在牛棚裡邊幫著大人擠奶。陽早的父親是被農場主收養的孤兒,年輕時當過煤礦礦工,參與過工會,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思想。但陽早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母親愛德娜獨自一人撫養十個孩子,又恰逢大蕭條時期,家庭經濟十分困難。陽早靠勤工儉學讀到大學,最初在伊利諾伊大學學習醫學,後來發現自己還是更適合做農民,於是轉入康奈爾農學院,並與寒春的哥哥韓丁成為室友。20世紀30年代,歐美國家深陷經濟危機的泥潭,而蘇聯卻是高歌猛進、蓬勃發展,這種鮮明的反差對美國民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陽早的家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還有中間派,兄弟姐妹們經常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展開激烈討論,爭執不休。陽早站在左派一邊,他從15歲開始就閱讀了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對書中描述的蘇聯社會中「不允許高層幹部獲得高薪和特權」的內容很感興趣。

在大學期間,陽早結識了他在政治上的啟蒙者、韓丁的姐姐韓珍(Jean Hinton)。當時,韓珍受到身邊左派人士的影響,對美國和世界的政治問題很感興趣,並熱衷於宣傳進步思想。她常常來找弟弟韓丁,給他和陽早帶來華盛頓的最新消息以及一些進步書籍,其中就有埃德加 · 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讓陽早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韓珍還將一些活躍的美國左派人士介紹給陽早,在他們的影響下,陽早產生了參加更大範圍社會鬥爭的想法。

1946年,適逢聯合國救濟總署招募一批畜牧專家前往中國,可以提供路費和工資,陽早借這個機會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親眼看到了當時貧困、落後、飽受戰亂與疾病侵蝕的舊中國。來到中國不久,陽早就離開了聯合國救濟總署,從北平飛到延安,那是內戰爆發前飛往延安的最後幾趟航班。一到延安,陽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巨大差別。這裡雖然貧困,但沒有乞討、皮條客,也沒有坐在豪華汽車裡招搖過市的腐敗官員。雖然物質條件艱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們擁有積極、自信、樂觀的精神面貌。陽早很快就被這種平等且充滿熱情的革命氛圍所感染。幾天之後,時任中央外事組副組長的楊尚昆來看望陽早,隨後安排他去延安郊區的光華農場。在這裡陽早獲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這是農場的一些友人為他提的建議,為了紀念不久前被國民黨殺害的著名記者、中共黨員羊棗。

不久,傳來了胡宗南的部隊要進攻延安的消息,黨中央準備撤離、轉戰陝北。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在撤退前接見了當時在延安的幾位外國友人,包括美國記者安娜 · 路易 · 斯特朗、學者李敦白、馬海德大夫以及陽早。當時,他們四人均要求與所在組織一起撤離,經過考慮,最後中央通過了三人的請求,讓斯特朗回到國統區,希望她利用記者身份將解放區的真實消息帶到世界各地。就這樣,陽早回到光華農場,準備和同事們以及農場的一群荷蘭奶牛從延安轉移到內蒙古和陝北交界地區。

幼時的陽早

 

陽早(右)和寒春在延安

這次轉移行動非常危險,稍有不慎可能就會犧牲。那段時間,陽早一行人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艱難跋涉。他們每到一處,就派人與當地的黨組織聯繫,獲取國民黨的信息並制定下一步行動這次轉移行動非常危險,稍有不慎可能就會犧牲。那段時間,陽早一行人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艱難跋涉。他們每到一處,就派人與當地的黨組織聯繫,獲取國民黨的信息並制定下一步行動計劃。為了避開飛機大炮、電台測位儀,他們白天躲在窯洞、山溝里,晚上才能出動。一次,剛剛經過疲憊的夜間行軍之後,同志們正在村裡紮營,準備休息一下。但偵察兵的警報緊跟著傳來,全體人員必須立刻打包撤離。陽早和幾位同志在撤離隊伍後面負責趕驢,但是在過河的時候,一頭驢被鞭子抽了一下,突然發了瘋似的往上游跑,把背上馱著的補給包裹甩在河裡。陽早見狀立刻潛入水中,不顧安危地拚命撈取包裹。這一舉動深深地打動了農場的其他同志,從此以後大家對陽早這個大個子外國人更加信任,關係也更加親密了。在六個月里,陽早一行人居無定所、風餐露宿,還要隨時與國民黨軍周旋。陽早由於食物缺乏而嚴重營養不良,但他還是頑強地跟著隊伍一直走,直到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線。這段經歷讓陽早親身感受到共產黨的軍民一心、團結一致,親眼看到陝北老百姓如何一心一意地跟著共產黨走。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有幸經歷了西北解放戰爭,在六個月當中,親見了什麼叫人民戰爭、什麼叫和人民打成一片……有了正確的領導,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無敵的,這是因為他們依靠群眾。」①從此陽早對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也正是這種情感促使他最終選擇留在中國,為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無私地奉獻終生。

二、寒春:尋找方向的核物理學家

寒春(Joan Hinton)與陽早的成長經歷有很大差別,她出身知識階層,家族中不乏歷史上的名人,包括布爾代數的提出者喬治 · 布爾和著名小說《牛虻》的作者艾捷爾 · 麗蓮 · 伏尼契。寒春的父親是一名律師,母親從事教育工作。她的母親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發掘學生的好奇心和創造力。寒春在母親的培養下形成了自信、樂觀、獨立的個性,而且勇於探索、勤于思考、善於動手。中國媒體往往形容寒春初來中國時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感,其實並不恰當。寒春最喜歡的恰恰就是經歷一件事情從無到有的全部過程,她對這種挑戰帶來的新鮮感和成就感充滿了熱情。寒春在美國時,經常連續幾星期在森林公園野營,需要自己搭帳篷、尋找食物和水源。所以當她來到一無所有的新中國時,並沒有受到艱苦條件的影響,反而找到了能激發自己興趣與激情的事業。對於寒春來說,在中國從事農機具的工作和在美國研究核物理沒有太大差別,兩者都是要白手起家,在空白的領域創造新的東西。

寒春母親創辦的著名私立寄宿高中 The Putney School(寒春也畢業於此)位於美麗的佛蒙特州鄉間,目前每年學費73000美元,也有中國孩子入讀

看情形這裡會出現新的寒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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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視頻都非常短,只有這個今年的畢業式有點長,也最熱鬧

1945年8月在廣島、長崎爆炸的兩枚原子彈為二戰畫上了休止符,這場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浩劫將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捲入其中,無數人的命運因它而發生難以預料的轉變,寒春就是其中之一。而寒春與原子彈的密切關聯以及最後出人意料的人生轉折,讓她的故事富於傳奇色彩並且更加耐人尋味。1944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學攻讀物理學碩士學位的寒春入選曼哈頓計劃,前往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寒春協助美籍物理學家、「原子能之父」恩利克 · 費米共同完成了原子鈾的臨界質量的測量工作,這是原子彈研製工作中一個關鍵性的實驗。曼哈頓計劃完成後,寒春接受費米的邀請進入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她身邊雲集了諸如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歐文 · 張伯倫、「氫彈之父」愛德華 · 泰勒等核物理領域的重量級人物,同學中不乏楊振寧、李政道這些未來的學術明星。可以預見,如果寒春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她的科研事業前途無量。

年輕時的寒春

但當核武器首次用于軍事活動並造成了毀滅性的災難時,寒春開始意識到在純粹的科學研究之外,不可避免地要考慮「科學為誰服務」的問題。她積極加入科學家對軍方的抗議之中,參與了旨在爭取平民對原子能控制權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協會」,並跟隨協會到華盛頓進行宣傳、遊說。但是這些社會活動收效甚微,而且寒春發覺核物理領域越來越封閉,她申請的獎學金以及實驗所必需的某些試劑都來自軍方的支持,自己所做的實驗物理的成果,最終都不可避免地會被進一步改進成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寒春獻身純核物理研究的理想就此破滅,她深受打擊,同時也倍感迷茫,不知道自己在核物理研究之外還能做什麼。此時,在中國革命中幹得熱火朝天的陽早頻頻來信,反覆勸她來中國、來延安看看,信中描繪的另一個世界深深吸引了寒春。

在韓丁的幫助下,寒春向宋慶齡主管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申請物理教師的職位。拿到錄用函之後,她很快申請了護照準備遠行。寒春將自己去中國的決定首先告訴了楊振寧,楊振寧這才明白為什麼前一陣子寒春向他學習中文,她學會的第一句是「這是一支鉛筆」。後來寒春曾給楊振寧寄過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我還記得你教我的第一句中文,現在我在教我的孩子們第一句英文」②。寒春也沒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隱瞞去中國的決定,雖然費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見,但從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絲消息,因為他們都有著一致的想法:人們有權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與自己意見不合。寒春離開之前,同事們自發地為她組織了歡送會,費米還送給她一部照相機。此後40年裡,寒春用這部相機拍下了數千張照片,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1948年,寒春在舊金山搭乘「戈登將軍」號客輪前往中國,經過18天的漂泊到達上海。那時,解放戰爭的局勢已經日漸明朗,中國即將正式開啟新的歷史篇章,剛剛落腳中國的美國人寒春也從此開始了一條新的人生道路。

三、紮根中國的革命伉儷

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寒春就迫切地想要到延安去。但是,內戰時期國統區與解放區彼此隔絕,前往延安十分困難。寒春在中國的第一年是在漫長的等待和反覆失敗的嘗試中度過的。

1949年初,北平城外圍已經解放,國共雙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進行最後的協商。恰好此時一群燕京大學的學生要出城返回北平城外的校園,寒春就趁機混在燕大師生的隊伍中走出了城門。這時,她才第一次進入解放區,也見到了解放軍的風采,這令寒春格外激動。但是出城之後,寒春還是沒機會前往延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她又跟著解放軍進了北京城。這一出一進之間,老北平已經翻開了歷史的新一頁了。後來寒春曾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天整個城市都沸騰了!城門敞開著,解放軍正在進城,我便跟著隊伍走。人們向隊伍拋撒糖果,每個人都在鼓掌和歡呼,我被看作解放區來的一員而受到隆重的歡迎!」③

北平解放后不久,寒春被告知自己終於可以去延安了。她十分興奮,以至於當即在床上翻了個跟頭。很快,組織安排兩名戰士開著卡車護送寒春去延安,經過漫長、顛簸的旅途,她來到了心心念念、近乎神話般的延安。和陽早一樣,寒春也被延安火熱的革命氛圍與人們團結樂觀的精神面貌所震撼。她回憶說:「每個人都在為共同的目的而工作,我融入了一個非常宏大的事業之中,作為全世界普通大眾中的一員,我像回到了家一樣,那是一種享受,十分神奇。我自言自語道:『老天,這就對了!』」④

陽早(左)與寒春(中)在延安

得知寒春來到延安的消息,當時在瓦窯堡鐵廠工作的陽早立刻趕來與寒春相見。一別三年,重逢之後兩人甚是激動。有些男孩子氣的寒春一上來就照著陽早的胳膊來了一記重拳,而熟知她這般爽朗個性的陽早也當即笑著回了一拳。對革命的熱情、對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理想的信仰讓兩個人的命運從此匯入了同一條河流,他們之間的感情也迅速開花結果。當時,整個邊區政府都對他們二人寄予厚望,期待著這對進步的、要求革命的外國青年能夠立即在延安窯洞結成伉儷,締結百年之好。在眾人的關注下,領導詢問他們二人是否願意馬上結婚,陽早很痛快地答應了,寒春還稍有猶豫。但在濃厚的革命氛圍中、在同志們的熱切期待下,寒春不忍心讓大家失望,也很快同意了。

如果沒有中國革命,身為農場主的陽早和作為核物理學家的寒春或許不會結合在一起;如果不是對中國革命理想有著強烈的認同和堅定的信念,兩人大概也很難攜手共度後半生的風風雨雨。陽早與寒春夫婦的愛情不僅是彼此心儀的男女雙方的結合,更是充滿革命熱情的國際主義戰士的結合。這一點從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處贈給他們夫婦的錦旗中有直接的體現,錦旗上寫著:「正當全世界革命人民,以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緊緊地團結在一起的時候,欣逢你倆在中國人民革命的聖地—延安結婚,我們相信你倆今後在爭取世界和平與人民民主的鬥爭中,會發揮更多更大的力量。謹以革命的熱忱,祝你倆的幸福和成功。」⑤

四、三邊農場:草原上的革命歲月

新婚後,陽早、寒春被安排到瓦窯堡農具廠從事農機具的設計和製造,夫婦二人都遇到不小的挑戰。陽早原本是學畜牧養牛的,對機械製造並不了解;寒春雖然動手能力很強,但從核物理實驗轉到農機具改造,對她來說也是很大的考驗。由於條件極差和經驗不足,這一時期的嘗試大多失敗了。寒春為農場設計了一個風車,但是後來被大風吹爆了。陽早參考美國農場的經驗製造了一個四輪馬車,但是當地山路狹窄,大型馬車並無用武之地。

在瓦窯堡工作近五個月後,農具廠就被廢棄了。陽早、寒春受命到西北部建設新的農場。他們從延安走到內蒙古,從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來到一望無際的內蒙古草原。1949年9月,他們到達了農場新址城川,這裡是中共在內蒙古地區開闢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之一,位於陝西、寧夏、內蒙古交界處,新農場也據此取名為「三邊農場」。不久,新中國宣布成立,舉國歡慶。但是由於城川信息閉塞,20天後,當地人民才通過拉貨驢車帶回的報紙得知這一喜訊,整個城川都沸騰了。

在三邊農場時,陽早擔任副場長,負責整理文件、處理管理上的問題。他憑藉著豐富的畜牧經驗在農場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時農場面臨飼料不足的難題,陽早抓住時機帶領員工大量種植玉米和新品種牧草,待秋天收穫之後為過冬儲存飼料,大大緩解了奶牛冬季飼料不足的難題。寒春在農場擔任技術員,負責乳酪和酸奶生產。一開始,她按照美國的經驗製作,但都失敗了。後來,她想到向自己的蒙古族鄰居請教。一位名叫嘎拉的當地婦女不僅熱心地教給她奶油的製作技巧,還在休息時間拉著寒春切磋摔跤技術。幾次交往下來,嘎拉成了寒春生活中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三十多年後,陽早、寒春回到三邊農場,與當年的老朋友重逢,寒春和嘎拉又比試了摔跤。在聚餐上,寒春還唱起了老歌,歌詞頗具時代特色:「我們膽子大,什麼都不怕。原子炸彈落下來,我說是大西瓜。」

1952年,懷有身孕的寒春前往醫療條件較好的北京待產。宋慶齡獲知消息后,邀請她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寒春欣然應邀並加入美國代表團。會議期間,她還公開發表了一段演講,結合自己參與核物理研究的經歷,提出科學家必須考慮「科學為誰服務」的問題。在演講中,她這樣說道:「我很慚愧地承認,廣島和長崎恐怖的爆炸將我震出了這個自我滿足的象牙塔,事實上根本就沒有『純粹的科學』這樣的東西;科學的意義只在於其能夠服務於人類……我將和所有那些拒絕加入這一致命工作的人們一道,並在此號召,讓我們加倍努力,迫使禁止原子彈、細菌戰以及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⑥

寒春誠懇的發言獲得了與會人員的強烈反響,多家媒體對此進行報道。這個消息也傳到了美國,一度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那是「麥卡錫主義」猖獗的時代,由於寒春的特殊身份,當局認為她有叛國嫌疑,美國的《真相》雜誌甚至稱她為「逃走的原子間諜」,還對她在美國的家人、朋友進行調查甚至跟蹤。而在大洋彼岸的新中國,「間諜」寒春對這一風波毫不知情,在生下大兒子陽和平之後,她就返回陝北準備繼續投入工作中了。

五、  草灘農場:農機械改革初嘗試

20世紀50年代,由於新中國建設的重心逐漸轉向了城市,需要大力發展郊區農業以供城市所需。上級決定將陽早、寒春調往西安東郊的閆庄奶牛場,保證西安城市的牛奶供應。

1953年4月底,陽早結束了三邊農場的工作,告別內蒙古草原上的朋友們,乘火車前來與暫住在西安的寒春母子相聚,已經六個月大的小陽和平這才第一次見到了「姍姍來遲」的父親。陽早、寒春一家人團聚之後,立即前往閆庄奶牛場。之後的十幾年間他們都紮根於此,二兒子陽建平和小女兒陽及平也先後出生。在那個物質貧乏、條件簡陋的年代,他們始終和當地的普通農民一同生活、一同勞動,堅持和最基層的中國人民緊緊聯繫在一起。

在閆庄奶牛場,陽早擔任副場長,寒春擔任技術員。由於奶牛場負責為整個西安市供奶,所以在管理和壯大農場方面,陽早的工作負擔更重了。他和其他幾位領導成員共同籌劃開闢新的農場,從考察場址到設計和建造牛舍,各項工作都親力親為。新的農場取名為「草灘農場」,耗時三年才最終建成。這期間,陽早既要參與閆庄奶牛場的管理,又要跟進草灘農場的建設,每天騎著一輛自行車兩頭奔波。

草灘農場時期,是陽早、寒春最早嘗試農業機械化改革的階段,作為技術員的寒春更是全身心專註於技術創新。在閆庄奶牛場時,寒春和一位鐵匠合作,設計並製造出了牛奶高溫消毒殺菌的裝置。這是寒春第一次設計奶牛場設備,也是她今後幾十年設計奶牛場全套設備的開端。她還利用美軍在西安遺留的一台冰箱,配上馬達帶動壓縮機,使得牛奶在熱交換以後有可能保持低溫,加上冷藏設備,可保質運送到西安市。在與中國農民合作推進技術創新的過程中,寒春深深感受到基層群眾的智慧,體會到了知識與智慧相結合併湧現出無窮創造力的快樂,這正是她理想的生活狀態。

1954年初,農場派陽早等人去外地參觀學習。這期間,正趕上蘇聯農業機械展覽會在北京召開,陽早在展覽上發現了一台小型飼料鍘草機,他認為這台機器對提高農場效率很有幫助,就專程拜訪農業部副部長,請求將鍘草機運回草灘農場。寒春和其他技術人員經過一番嘗試,使得機器順利開始運轉,飼料經傳送帶被送進機器,刀片自動將它們切碎,然後直接運到堆積飼料的坑裡。這是當時中國較早的一台飼料鍘草機,機器和人工的鮮明差別讓全農場都為之振奮。但是,一段時間之後,鍘草機頻頻出現故障,寒春就和幾位修理工一起著手改進機器。後來,她在西安市圖書館找到了這台鍘草機的俄文設計書的中譯本,結合實際中出現的問題,有效地解決了機器的設計問題。這讓她感到格外驕傲,「天啊,我不僅能製造它,還能改進它。從一個核物理科學家,到農業機械使用、修理、設計、製造工程技術人員的轉變,是理論結合實踐,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⑦。

1962年的一天,寒春驚喜地接到了母親卡瑪麗塔從莫斯科打來的電話。當時,卡瑪麗塔正隨團到蘇聯旅行,她希望能來中國一趟,看望寒春一家。自1948年乘船離開美國以來,寒春和陽早一起全情投入中國革命和建設之中,與廣大勞動人民結合在一起,徹底告別了在美國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由於當時交通通信技術的限制,寒春極少與美國的親戚朋友聯繫,包括將她養育成人的母親也完全淡出了她的生活。突然得知卡瑪麗塔要來中國的消息,寒春既激動又糾結,激動的是可以見到闊別十多年的母親,而糾結的是,由於當時中美兩國的緊張關係,美國人想進入中國還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寒春發電報向宋慶齡尋求幫助,宋慶齡馬上聯繫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經使館工作人員安排,卡瑪麗塔順利來到了中國。卡瑪麗塔來華期間,經組織安排,寒春陪著母親到各地遊覽。她們去了上海、武漢、南昌等地,參觀了很多革命紀念館,對中國革命的歷史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還邀請卡瑪麗塔來北京參加國慶慶典。周恩來對於她不顧美國禁令、冒險來到中國給予高度讚賞。

陽早、寒春一家在草灘農場

陽早、寒春一家和寒春的母親卡瑪麗塔合影

卡瑪麗塔的首次中國之旅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和諸多啟發。1971年,中美關係開始正常化,周總理在接見韓丁、寒春兄妹時,建議請卡瑪麗塔組織10多名20歲左右的美國青年,來中國作一次工作、學習的旅行。卡瑪麗塔欣然應邀,當年就帶著一個美國青年代表團前來中國訪問。他們在最具先進模範性的大寨地區進行勞動,還由勞動模範陳永貴為他們講解「大寨精神」。那時,卡瑪麗塔患有高血壓,從大寨回到北京之後,病情逐漸惡化,被送往北京協和醫院。她一度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十分悲觀,甚至對寒春說:「我的一生美好而漫長,可能已經到頭了。」⑧周恩來總理得知這一情況后,特派多地專家組成醫療隊,對卡瑪麗塔進行治療,終於將她從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寒春與陽早深受感動,回憶起往事時曾動情地說:「我們在周恩來總理那裡感受到的是溫暖,是堅持原則。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偉大之處在於是完全忠誠的,沒有個人利益,是全心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的!」⑨

六、從農村到城市:與「特殊待遇」的抗爭

1959年夏天,林伯渠曾到草灘農場視察。當年陽早、寒春在延安喜結連理之時,林伯渠時任邊區政府主席。正是經他安排,大家用當時延安唯一的一輛轎車將這對進步洋青年拉到幾米外的「洞房」,共同見證了他們的結合。十年時間過去,林伯渠面前的陽早、寒春已經完全融入了中國的基層鄉村,操著一口西洋陝西方言,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忙得熱火朝天。當他看到這一家五口人連同保姆擠在一間簡陋的小屋子裡時,立即指示草灘農場領導要照顧好國際友人。於是,農場給陽早、寒春一家蓋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新房,有四個房間和一個廚房,還有一條走廊。陽早和寒春都反對搬進新房。經農場領導耐心勸說之後,這對固執的夫婦才不情不願地同意搬家。

1966年,北京方面又有官員來看望陽早與寒春,這次是為了請他們去北京做英文譯校工作。連搬新房都百般不樂意的陽早、寒春,自然更不願意離開農場到城市生活,他們當即拒絕了這一請求。

然而無奈組織上再三要求,最後他們只能服從安排。大兒子陽和平聽到這個消息后立刻就哭了,他之前曾在北京上過一年小學,與自由自在的農村相比,城市的生活單調乏味。他已經把農場當作自己的家鄉,對那裡充滿了依戀。

陽早與寒春勉強答應了調往北京的安排,但臨行前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不住友誼賓館,要和工作單位的同事住在一起;二是孩子們要在普通學校和中國的孩子們一起上學。負責人員答應了他們的請求,然而等陽早、寒春一家搬來北京后發現,負責同志為他們安排了比友誼賓館更高檔的新僑飯店,那裡居住的都是來華的外國人。陽早、寒春上下班均有豪車接送,他們有獨立的辦公室和特殊的薪資待遇,完全和普通職工分開,成為特殊階層。這種安排讓兩人幾近崩潰。陽早曾痛苦地說:「我到中國20年了,一直在群眾中工作和生活,到北京后卻被排除在群眾之外……我們非常難受,快要瘋了!」⑩

回想早年在瓦窯堡、在三邊農場時,生活條件極其惡劣,缺衣少食自不必說,與老鼠、虱子的「鬥爭」也是家常便飯。但陽早、寒春卻毫不在意,甚至樂在其中。寒春為學會抓虱子而感到十分興奮,稱「找到虱子是個絕妙的享受」。陽早製作過一個簡易的捕鼠器,有力回擊了老鼠的入侵。夫婦倆還很有生活情趣,陽早32歲生日時,寒春用泥土精心做了一個蛋糕送給他。在革命的理想和熱情面前,物質的匱乏和環境的艱苦顯得微不足道。事實上,但凡陽早、寒春有一絲在意物質環境和生活水平,他們也就不會選擇留在中國了,畢竟在當時經濟條件相對落後的中國,高級的新僑飯店也不過相當於美國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這兩位國際主義戰士不是來享受生活的,而是要投身革命,追求平等、獨立和自由的。他們的大兒子陽和平曾在採訪中說過:「很多中國人老覺得他們做出什麼犧牲之類的東西,人們都不理解他們,他們不是做了犧牲,他們到中國來是獲得解放了。」

但搬到北京之後,「不理解」他們的中國人用特殊待遇將他們完全束縛住了。更糟糕的是,孩子們的情況又加重了陽早、寒春的痛苦。他們的第二個要求也沒有得到滿足,二兒子建平和小女兒及平被送入一所外交官和高級幹部子弟較多的寄宿學校,學習負擔很重,沒有遊戲的時間,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在農村的泥巴里摸爬滾打出來的孩子自然無法適應這種死板嚴肅的城市教育,及平甚至由於精神過度焦慮而性情大變。在一位兒童醫院大夫的建議下,陽早、寒春帶著小女兒到北京附近的一個公社住了一段時間,及平的心理狀況才慢慢恢復。

工作生活中的各種不如意令陽早和寒春十分難受,而就在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各種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陽早和寒春受到啟發,也想通過大字報來表達自己目前的困擾,與他們二人深有同感的韓丁妻子史克和美國老鄉安 · 湯珊一同參與進來。四人先給國家外國專家局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被轉抄成大字報貼在友誼賓館門外。當時,全國都在抄大字報、貼大字報、看大字報,大字報成了消息傳播的一個重要渠道。當幾個外國人寫的大字報傳出來后,人們覺得很意外,都願意抄。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陽早、寒春等人的大字報很快傳遍全中國。這份大字報也傳到了毛主席那裡,毛主席對其中的內容表示贊同,並給出批語:「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請你們討論一下,凡自願的一律同樣做。如何請酌定。」 這樣一來,陽早和寒春就從特殊待遇中「解放」出來了。

1972年,外交部長黃華受周總理委託看望陽早與寒春,詢問他們的工作意願,他們強烈要求回到生產勞動第一線,特別是希望繼續從事奶牛事業。不久,組織安排他們從文化部門調回農業部門,在北京南郊的紅星公社從事科研工作。陽早擔任北方乳品廠革委會副主任,寒春擔任技師。夫婦二人原本想去大西北,結果還是沒能遠離城市,陽早有些失望且誇張地形容紅星公社「距離天安門廣場只有拋擲一塊石頭那麼遠」 。但是總算回歸了生產一線,他們又一頭扎進農具改進和技術革新之中,在公社積極推廣在草灘農場時期設計的鍘草機,還研製了牽引式青飼收割機和擠奶機。

他們的三個孩子則相繼離開,由於好奇「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他們先後去了美國。老二建平選擇留在美國,把自己稱為「父母的右派朋友」。小女兒及平則與丈夫定居法國。老大陽和平在中美之間往返三十多年,但始終感到不能完全適應美國的生活,他描述自己在美國的感受「像看電影一樣,我不過是個銀幕外的觀眾而已」 。父親陽早去世后,陽和平決定落葉歸根,回到中國陪伴母親。

1972年還發生了一件轟動世界的大事,即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這之後,中美關係快速升溫,兩國開始頻繁的交流活動以促進彼此了解與互信。1975年,陽早應時任美中人民友好協會主席韓丁之邀去美國做巡迴演講,他在六周之內訪問了25個城市,出席講座並接受採訪,獲得很大的成功。兩年後,寒春也受邀赴美。在這次「旋風之旅」中,她在53個城市發表了250多場演說,還與楊振寧、李政道等昔日好友重聚。

七、紅星公社:農機械改革之再次出發

改革開放后,陽早與寒春多次受到中央領導人的接見,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曾到他們家中吃餃子,中共中央委員王震曾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並宴請陽早、寒春一家。1979年,農機部聘請寒春、陽早為顧問。此後,他們又相繼收到機械工業部、國家機械委、機械電子工業部的聘書。

進入80年代,寒春與陽早在農業機械化改革方面又取得了諸多成果。1980年,他們在北京南郊德茂牛場試製了管道擠奶設備,獲得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接著,他們又在西安草灘農場「牧三」隊開展了魚骨式擠奶台的技術改造。這兩項技術改造,為進一步試製成套設備奠定了基礎。1982年,在寒春、陽早的積極建言下,國家經濟委員會和機械部下達了「奶牛場成套設備研製、牛場設計和中間試驗」科研課題。該項目由工人、技術人員和領導幹部「三結合」組成課題組,寒春與陽早擔任組長。經過五年的辛勤工作,一系列顯著成果問世,包括可移動式犢牛欄、卧式直接冷卻奶罐(系列)、戶外井式地熱保溫飲水器等,將中國奶牛場設計和成套設備的技術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寒春、陽早將項目成果在西安草灘農場「牧六」隊首先進行推廣。從勘查、基建到設備安裝、試運轉,他們全程跟進奶牛場的設計和建設過程,最終落成的中國農機院沙河試驗站奶牛場(簡稱「中試奶牛場」)得到外國專家的高度肯定,認為「無論是設計還是質量都非常出色,管理上稍作改進就可生產出世界水平的牛奶」,這也是我國自行設計、研製的第一座機械化奶牛場。

陽早與寒春在沙河的家中

陽早與寒春在中試奶牛場

在寒春、陽早的精心努力下,中試奶牛場成為國內現代機械化奶牛場的典範。奶牛場以優質、純凈的奶源和高產、低耗的奶牛聞名全國,「卡夫」及「三元」乳製品廠都曾以較高的價格收購試驗站的牛奶。全國各地來中試奶牛場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寒春、陽早熱情細緻地講解,無償提供設計圖樣、資料和零部件。他們實打實地希望這套先進實用的設備在國內得到推廣,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讓廣大中國人民喝上新鮮、優質的牛奶,至於自己是否能從中獲取名利這些問題,他們卻毫不在意。除了技術革新,在奶牛場經營方面他們也積累了諸多經驗。陽早認為搞機械化農場,不僅要效率高、產量高,而且還要效益高,如果不掙錢就沒有推廣價值。在他的領導下,中試奶牛場開展多元化經營,獲利頗豐。除了作為主業的牛奶,中試奶牛場還利用有機肥種植無公害、無污染的水果及蔬菜。

80年代中後期,寒春與陽早又著手進行奶牛牛群的品質改良。他們參照北美的經驗,認為進口高等級優質公牛精液和優質母牛胚胎,繁殖出中國自主的優質公牛、母牛譜系,是「多、快、好、省」改良中國奶牛牛群品質的最佳選擇。他們密切關注北美選拔出來的最優質的公牛和母牛,不惜自己花大價錢購買精液和胚胎。這種自掏腰包為國家購置先進裝備的事情他們做過很多次了。之前,陽早想用四年積蓄兩萬美元買擠奶自動計量裝置,錢不夠,便賣了一塊工藝毯換美元。他說:「用中國給我的錢給中國買東西,應該的。」 在寒春與陽早的推動下,中試奶牛場通過胚胎移植改良牛群,培育出一批批優質公牛和母牛,顯著提高了牛奶產量和質量。中試奶牛場的公牛是全國許多公牛站養殖公牛的首選,母牛和胚胎則被大量提供給其他奶牛場改良牛群,或用於高校的科研項目。

八、不忘初心:革命本色始終如一

陽早、寒春對革命的忠誠和熱情貫穿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兩位「老革命」依然堅持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他們對於物質生活的態度是:能住就行、能用就行、能步行騎車就不坐小轎車。多年來,兩人一直穿著滿是補丁的舊衣服,住在辦公室兼卧室的老舊平房裡,用的都是硬板床、舊傢具。組織上想幫忙重新裝修房屋,他們一直不同意。直到房頂漏雨、電線漏電起火,才勉強同意大修。在吃飯方面,他們也非常簡單:菜是自己種的,早晚玉米粥、烤饅頭片抹芝麻醬。一次,曾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宴請他們,陽早看到宴席上豐盛的菜肴轉身就走,王震趕忙命人換上豆腐白菜,這段「罷宴」的故事後來廣為流傳。和他們一起出國考察的技術人員曾回憶,陽早、寒春在考察團開支方面極度節儉,有制裝費卻不做衣服,有住宿伙食費卻不住賓館,帶著考察團成員到他們的朋友家免費吃住,或在公園住一晚上1美元的帳篷。省下的錢除了用來買機械零部件,其餘全部上交國家。

陽早、寒春還格外重視與人民群眾保持最緊密的聯繫,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始終和普通農民共同勞動、生活的他們,對群眾的智慧與力量有著最深的感觸和敬意。寒春晚年回憶自己在農場工作的幾十年經歷時,曾表示,自己在和群眾相處的過程中慢慢認識到,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眾的力量,群眾有智有才,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和蒙古族婦女學習製作乳酪,在草灘農場和農民學習養鴨子,與普通工匠合作改進農機具,這些經歷讓寒春放下了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驕傲,真正地融入人民群眾中,相互學習、互相啟發,充分發揮聰明才智,解決實際生產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工作中,他們更是兢兢業業、盡職盡責,憑藉這些可貴的品質打動並感染了很多人。陽早與寒春的一位同事曾回憶:「老陽老寒要求我在工作中要認真,要實話實說。有一次收割青貯,老陽發現收割機沒有磨刀,很嚴肅地批評我,使我意識到每一個小細節都可能會影響牛的產奶量。老陽每天到地里觀察青飼生長情況,確定最佳收割日期。」 在打造中試奶牛場的過程中,寒春與陽早積累了大量的工作筆記,還為農場的每一頭牛都建立了詳細的檔案,其圖案、譜系、胎次信息都清晰詳盡。寒春設計的描述胚胎生長發育情況的表格令農業科學院畜牧所的朱教授驚嘆不已:「胚胎的狀態如此一目了然!我們研究胚胎移植多年,沒有想到設計這樣好的表格。」 在場的中國農機院黨委書記李偉民說:「老寒就是這樣,要麼不做,要做就最佳。」

2003年12月25日,陽早在北京病故,享年85歲。他生前表示,「一、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二、捐獻遺體;三、用最簡單最省事的方式處理骨灰;四、為全人類的解放奮鬥一生」。遵循他的遺願,寒春讓工作人員買了最便宜的骨灰盒子,把部分骨灰埋在位於北京北郊的中國農機院沙河中試奶牛場的草地下面。

2010年6月8日,寒春離世。國家外國專家局張建國同志在追思會上表示:「寒春同志立志為全人類的事業奮鬥一生,她忘我工作、一絲不苟、精益求精,是白求恩式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由於陽早、寒春把陝北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他們的孩子後來將夫妻二人的骨灰撒在陝北和內蒙古交界的廣袤草原上,以紀念那段革命熱情如火的崢嶸歲月。

如今,新中國已走過七十餘年的征程。遙想當初,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曾吸引不少國際友人來到中國這片熱土,他們追求進步、平等,有志於為人類的解放和幸福貢獻力量。時移世易,大多數人只是短暫地同中國革命同行了一程,最終選擇留下來的外國專家甚至不到十人,陽早、寒春夫婦就是這極少數中的兩位。

陽早、寒春的長子陽和平曾這樣說過:「我父母把自己的愛好和人民的需要融為一體,因而,他們是最幸福的人,我們慶賀他們的一生。」

(撰文:馬遙)

註釋

①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頁。

②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249頁。

③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頁。

④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頁。

⑤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頁。

⑥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頁。

⑦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頁。

⑧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頁。

⑨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頁。

⑩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頁。

⑪ 觀察者網:《陽和平走進人民網,談父母陽早寒春的紅色情懷》,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1—12—02—62545.shtml.

⑫ 青島新聞網:《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外國人》,http: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19—08/11/content.8115411.htm.

⑬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196頁。

⑭ 彭丹:《陽和平: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文匯客戶端,2019年10月13日,網頁鏈接: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1910/13/294379.html.

⑮ 繆平均:《白求恩式國際主義戰士陽早、寒春夫婦的感人故事》,《檔案天地》2013年第2期,第23頁。

⑯ 曉緣:《美麗人生:記陽早、寒春的養牛情結》,《農業機械》2004年第6期,第70—72頁。

⑰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225頁。

⑱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225頁。

⑲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頁。

⑳ 陽和平、李維民:《寒春陽早畫傳》,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版,第241頁。

本文摘自《不遠萬里:國際友人與20世紀中國》,上海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版。





外國的「紅衛兵」和中國的外國人「紅衛兵」
被捲入瘋狂旋渦的外國「造反派」


    當「文化大革命」如狂飈驟起般席捲中國大陸時,不僅廣大幹部群眾滿懷革命激情與對毛澤東的無限信仰投身其中,甚至連當時正在中國幫助建設的外國專家們也被卷了進去,這些外國專家與中國民眾一起參加了這場起初顯得像是革命的正劇、後來才逐漸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劇和鬧劇的史無前例的演出。然而,對外國專家在「文革」中的「造反」活動和後來的種種可悲境遇,國內的「文革」研究卻很少涉及。本文希望通過對相關情形的回顧,填補中國現代史研究中的一小塊空白,也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文革」的認識。

外國專家也寫出「馬列主義大字報」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以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公開宣傳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所寫的那篇攻擊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有關領導人的大字報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36-199606027.pdf為開端。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5-202.htm中,高度評價聶元梓等人的這張大字報,譽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此「樣板」的啟示下,一時間大字報在全國鋪天蓋地般湧現出來。寫大字報的人們,當然並非都是像聶元梓那樣的個人野心家,也並非都能像聶元梓那樣得到來自中共高層的鼓勵和支持。不少大字報作者是懷著真誠的革命熱情響應毛澤東「反修防修」、「保衛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的號召而「拿起筆作刀槍」的。 

    當時,有許多外國專家在北京的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外文局、中共中央編譯局和一些大專院校、科研、出版部門工作。這時,外國專家們也紛紛提筆寫起了中國特色的大字報,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四個外國專家陽早、史克、寒春、湯普金斯合寫的一張[1],後來被譽為「外國專家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寫於1966年8月31日,即毛澤東第二次檢閱紅衛兵那天。在1967年3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曾有一篇題為「在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里成長──訪問一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女專家」的報導,談到了美國女專家寒春和她的丈夫陽早參加寫作這張大字報的經過:「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強烈地要求參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愛人,還有另外兩位美國朋友一起,寫了一張大字報,表達了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無限熱愛。……」 

    但是,此報導只摘引了這張大字報中的幾句表態性的話,而沒有介紹大字報的具體內容。不僅今天的人們,就連當時的許多「文革」親歷者也只知有其事而並不了解這張大字報究竟寫了些什麼。若幾位外國專家僅僅是表達了對毛澤東的熱愛和對「文革」的擁護,那顯然太一般了,不足以被稱為「馬列主義大字報」。 

    現將這張大字報全文轉引如下: 

    給外國專家局的大字報 

    為什麼在世界革命的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的道路???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種待遇?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是什麼態度,都受到這種「五無二有」的待遇:「五無」:一,沒有體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觸工農兵機會;四,不搞階級鬥爭;五,不搞生產鬥爭。「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這種待遇是什麼思想支配的?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赫魯曉夫思想,是修正主義的思想,這是剝削階級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結果又是什麼呢?1.使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掌握毛澤東思想,只能在口頭上說條條;2.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3.阻礙在中國的外國小孩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兄弟隔離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原則的問題,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待遇。 

    我們決心要成為堅強的革命者,成為堅定的反修戰士。為了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煉和考驗我們自己。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決不允許他們變成修正主義分子。 

    因此我們要求:1.以階級兄弟看待我們,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我們;2.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3.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4.允許並鼓勵我們緊密地結合工農群眾;5.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6.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8.取消特殊化。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成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國人民、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萬萬歲!! 

    這張大字報很快就被上報到最高層。9月8日,毛澤東作了批示。不過當時有關部門並未向外國專家們傳達這個「最高指示」。據在新華社工作的比利時專家邱亨利1967年4月19日在中國礦業學院「東方紅」召開的批判《修養》(即劉少奇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大會上發言「揭發」:「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拒不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在外辦和外國專家局頑固地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2] 但是,毛澤東這個批示仍然不脛而走,並被紅衛兵、造反派錄入當時編印的各種「文革大事記」。當時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國建設》雜誌工作的著名專家愛潑斯坦(從小在中國天津長大的波蘭籍美國記者,「文革」前已取得中國國籍並加入了中共,但仍被紅衛兵們視為「外國朋友」),在1967年的一次「批判大會」上向群眾公布了毛澤東的批示內容:「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凡自願的,一律同樣作。」 

    大字報的作者之一、美國農業機械專家寒春,後來在一次揭發批判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談到他們獲悉毛澤東批示后的心情時說:「現在,我們聽到了毛主席的聲音!毛主席沒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無限相信人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只用了幾個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義者分裂世界無產階級的陰謀詭計砸得稀巴爛!我們擺脫了枷鎖!大門向我們敞開了!現在靠我們自己去學游泳了!」[3] 

    我們現在來看這張大字報,仍然不能不承認,除去其中個別的「文革」詞語外,大字報表現出的是外國專家們對中國革命的一片赤誠之心。這正如當時在外文編譯局工作的法國專家戴妮絲·李─勒布雷頓在其回憶錄《愛是不會凋謝的》一書中談及她的「文革」經歷時所說的那樣:「因為我們從無惡意,一直為尋求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為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努力。假如說我們有時在某些方面搞錯的話,也是和許多無辜的人一樣,因為不了解情況,過於天真。」[4] 此話確實樸素而真切地概括了當時許多狂熱投身「文革」的人們的特點。 

    這張大字報的作者中陽早和寒春夫婦最有名。陽早(原名歐文·恩格斯特或希德·恩格斯特)是美國農學家,1946年28歲時到中國,希望改變中國農業的落後面貌。他在延安進入中共創辦的最早的農場工作,寒春(原名瓊·韓丁)是其好友的妹妹,原在美國從事核物理研究,參加過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和試驗工作,后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與楊振寧在同一研究小組。她為了愛情和理想,放棄了在美國的條件優厚而大有前途的工作,於1948年初來到內戰炮火中的中國,次年春在貧寒的延安窯洞里與陽早結婚。此後,夫妻倆從延安到「三邊」,從陝北黃土高原到內蒙草原,從西安草灘到北京郊區,為中國農業的機械化和發展畜牧業兢兢業業工作(1987年中國政府為表彰他倆在中國連續工作40年,向他們頒發了《國際科技合作獎》)。從他們的經歷可知,他們屬於那種如今已十分罕見的理想主義者。 
    
  在1967年一次批判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上,寒春談到了她和丈夫陽早寫這張大字報的背景:從1959年開始,外國專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與中國民眾拉大了距離,特別是在困難時期,為他們規定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們難於容忍的則是政治待遇的變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個變化就是不許我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旅行變得越來越受限制」,同中國工人甚至幹部的關係也疏遠了。1966年5月他們被調到北京后,情況更為嚴重,「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車外,我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們主動要求降低工資、以縮小與中國同事的差別,「費了老大的勁兒,我們的工資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就讓孩子們回家,不許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只能關在住宿的飯店房間里,除了坐小汽車外不許上街,不許去公園玩。他們9歲的女兒在這種環境里變得情緒反常,變得對什麼外國東西都憎恨,還對他們大罵:「打倒你們這些美國特務!」[5]......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好給外國專家局寫了一封長信,談到給外國專家的這種待遇是錯誤的和有害的。「7月17日晚上有位副局長來看我們。雖然他的態度很熱情,可是他對我們提出的為什麼外國人硬被推向修正主義道路上去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給予滿意的答覆。……解釋了半天,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詞兒『安全』。」這兩位外國專家感到這種「令人窒息的政治壓迫」是不能容忍的,在當時的大氣候下,他們自然將這些問題聯想成了是有人「明目張膽地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來全面攻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尖銳的階級鬥爭」。於是,在紅衛兵運動爆發后,他們受到鼓舞,便寫出了那張大字報。[6] 據寒春說,大字報的另一位作者史克在文革前有一次因病住院需要動手術,外語學院一位認識史克已14年的領導聽說了,打電話詢問她的病情,史克沒法在電話里說清楚,就寫了一封信詳細解釋。誰知當她出院后,那位領導卻對她說:「以後不要再給我寫信了。」寒春認為,這說明幹部「竟然害怕收到外國人的信」。[7] 

    當時寒春「揭發」的這些情況,除去生活待遇的特殊化既有體制弊端上的原因,也有照顧外國專家生活習慣的考慮,而所謂的「政治壓迫」問題,實際上正是他們所景仰的毛澤東日益強調階級鬥爭、造成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而派生出來的社會政治問題,並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或「修正主義路線」的「迫害」。而這些左傾的外國專家並不能認識到這點。法國專家戴妮絲在回憶中說:她當時就是因為對毛澤東充滿敬佩之意才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她認為「他有勇氣抨擊自己領導的政黨,目的也許是通過『文化革命』為這個黨洗滌灰塵,使黨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8] 英籍作家韓素英在回憶「文革」的《再生鳳凰》一書中也談到,「毛的品質,毛的遠見,他對中國以及世界歷史的影響吸引了我,使我著了迷。我決心去理解他,理解所發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幾年,我要擺脫這種迷戀是不可能的。」[9] 當她在「文革」初期見到周恩來與康生、陳伯達等人一起接見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時:「我心裡不禁愣了一下。……周恩來與他們在一起。不知為什麼,因為周出來接見我們,因為我信任他,我就認為和他在一起的其他人也必然是好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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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早、寒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革命伉儷| 不 ...

寒春一家和寒春的母親卡瑪麗塔合影。卡瑪麗塔是位於佛蒙特州的美國著名自由派私立寄宿高中 The Putney School 的創辦人,寒春也畢業於這所學校。目前這所學校的學費是每年73000美元。

    當時許多外國專家都寫了「革命的大字報」。[11] 例如,北京白求恩醫院英國骨科專家洪若詩開了一個通宵的家庭會議,「他們堅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們決心起來造反,同中國同志一起造修正主義的反。於是,他們打破思想上的顧慮,寫了一張全家署名的大字報……」。[12] 在新華社工作的比利時專家邱亨利說,他在1966年9月初寫了第一張大字報,要求和中國同志一齊學習、並肩戰鬥。[13] 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加入中國國籍但享受外國專家待遇的美裔專家沙博里(沙博理(原名:Sidney Shapiro;1915年12月23日—2014年10月18日),其中文名取「博學明理」之意,中國籍猶太人,翻譯家,1915年12月23日出生於美國紐約,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法律系) ,直到1984年仍維持著當年對「文革」的認識:「多年來,在中國社會的某些領域中,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觀念和方法滋長起來。這種現象有多大代表性,有多麼廣泛,我不得而知。但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顯然認為形勢是非常嚴重的。」[14] 

全國政協最後一位「洋委員」沙博理去世
沙博理(詳見附后短文)

    正是基於類似認識,為支持中國革命而來華的外國專家們紛紛表示擁護「文化大革命」。戴妮絲回憶說:「我們有決心為革命的新發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犧牲。」這位在1936年就與中國旅法畫家李風白結成夫妻,五十年代初隨同丈夫來到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法國共產黨員,也為了支持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作出了兩點「犧牲」:「我的第一個『犧牲』是向我所在的法共支部提出退黨申請。這個行動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身處異國,我不能與我所在的黨共同戰鬥,但是,多年以來,我一直認為這個黨過於聽命於蘇聯,過多地指責中國。……總之,太『修』了。這可能是個有意義的行動,我申請加入了一個年輕的法共(馬列)。不管怎樣,我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過去,有些(法共)同志對我很信任,我也以自己的忠誠引以為榮。可今後他們就會把我當成叛徒。『叛徒』,我反覆掂量著這個字眼,感到剌痛。我做出的第二個『犧牲』相對來說容易些,和其他外國專家一樣,我要求降低工資,以求接近中國同志,特別是那些即將去農村的同志。」[15] 

    在當時外國專家所寫的大字報中,還有另一張也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和批示。那是在群眾性的造反、奪權浪潮已經席捲全中國大陸的1967年初,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舉行群眾集會,由群眾(大多不是中共黨員)來通過決定開除某個「走資派」的中共黨籍。造反派中颳起了動輒打、砸、搶的歪風,甚至還有人提出「革命的打砸搶萬歲」的口號。在西安外語學院工作的外國專家大衛·庫普於1967年3月10日寫了一張大字報,認為西安正受著「左傾機會主義」的影響,由群眾大會開除一個人的黨籍是「全民黨的做法」;「革命的打砸搶」問題需要注意,這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做的,是流氓行徑。「要把那些存心把我們引上背離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才能實現群眾、幹部和解放軍的三結合。」西安市政府外事辦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他將這張大字報的抄件轉給了毛澤東。3月20日,毛澤東閱后批示:這個外國人很能看出問題,分析得很不錯。總理閱后又批送文革小組閱,周恩來對此件的批示是:「建議將這張大字報和主席批語登文化革命簡報。」[16] 不過,這張大字報的影響遠不如「外國專家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那麼大,因為此時繼「一月革命」之後遍布全國的群眾「造反」行動正進入新的高潮,而「文革」領導者和「造反派」都不願意對這種規範和限制群眾運動的觀點作過多宣傳。


外國的「紅衛兵」和中國的外國人「紅衛兵」     

    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後,年輕幼稚的紅衛兵們急欲將造反之火燃向全世界,「讓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遍全球」、「解放世界上佔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當時在北京有學生打出了「國際紅衛兵中國支隊」的旗號;每天都有很多紅衛兵跑到外交部催促成立國際紅衛兵,有的年輕人還激烈地提出,若不儘快成立國際紅衛兵,就會給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造成損失,就是犯罪。一些外國留學生還向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提出,要回國去組織紅衛兵,但受到陳毅的勸阻。 

    在中國的紅衛兵運動的影響下,日本、墨西哥等國也出現了「紅衛兵」,當然馬上就被取締。但也有個別當時未遭取締的,如義大利共產主義青年聯盟(馬克思列寧主義)辦起了機關報《紅衛兵》報,熱情歌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7];丹麥一位共產黨員所組織的「紅衛兵」直到1967年8月還宣稱,要在丹麥貼出更多的大字報。[18] 此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內分裂出了「造反派」,以「××共產黨(左派)」、「××共產黨(馬列)」之類的名義另立山頭,宣布與原所屬的「修正主義黨」決裂。比如,從1966年9月起,日本共產黨的一些基層組織受到中國「文革」的影響,在山口、佐賀、愛知、福岡、兵庫等縣建立了日共縣委「革命左派」,對日共中央「造反」。日共中央認為,這是中共插手其內部事務,造成了日共的分裂,於是在1967年8月召回其駐中國代表砂間一良和日共中央《赤旗報》駐北京記者紺野純一,兩黨關係徹底斷絕。[19] 此後日共即被中共稱為「日修」或「宮本修正主義集團」。 

    不過,中外紅衛兵們想把「文革」造反之火燃遍全世界的天真意圖並未實現。真正經歷過象中國紅衛兵那樣對「走資派造反」的外國人,只是在中國大陸、特別是在北京的一些外國專家。在毛澤東為陽早等四位外國專家的大字報作出批示四天之後,定居北京的81歲高齡的著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接受了紅衛兵贈送給她的袖章,成為一名「名譽紅衛兵」──她可能要算是外國專家中第一個「參加了組織」的「造反派」,不過她的參加只是象徵性的。1966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在發表一組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照片的同時,發表了戴著紅衛兵袖章的斯特朗請毛澤東在她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的照片。由於斯特朗支持「文革」,她在為美國的21,000個讀者訂戶撰寫的《中國通訊》(又譯作《中國來信》或《北京來信》)中,曾熱情介紹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歌頌那些得到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在北京的外國專家紛紛仿效其中國同事們的作法,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國際燎原造反隊」等造反組織。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成立會上,「大會宣讀了由在京外國友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賀信。紅衛兵代表們對國際戰士的祝賀報以極其熱烈的掌聲。」[20] 這大概是官方媒體首次報導外國專家造反派組織的活動。這個外國專家造反團1967年夏天已有70名成員,傾向於支持最激烈的造反派系。[21] 法國專家戴妮絲當時就參加了這個「造反組織」,她在回憶中寫道:「外國專家也投身到運動中,參加了『白求恩──延安戰鬥隊』。這個名字既好聽又響亮,紅袖章上也寫上了這個名字。」[22] 沙博里在他的回憶錄中也寫道:他先是參加了《中國文學》的一個戰鬥隊,「後來又參加了一個外國人組成的『革命』隊」。[23]…… 

被捲入瘋狂旋渦的外國「造反派」     

    1967年所謂的「一月風暴」奪權鬥爭開始后,外國專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也與中國的許多紅衛兵、造反派一樣,被捲入了瘋狂的旋渦里,語言和行動都變得極端左傾。在文革中,「成名成家」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批得臭不可聞。在一次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大會上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漢名艾培,中國籍猶太裔波蘭人,記者、作家。 愛潑斯坦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是為數不多的幾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國裔人士,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 被中國共產黨評價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傑出的國際主義戰士」說:「這個『家』字是不好聽的,現在叫我們是『外國專家』,我們也是不愛聽。我們就是外籍的工作人員,工作者,不是什麼『專家』,不是什麼別的『家』。」[24] 當時,紅衛兵、「造反派」有一個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學來的常用口號,即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美國專家李敦白在「批判劉少奇黑《修養》」的大會發言中甚至創造性地提出:不僅要踏上一隻腳,而且要踏上兩隻腳;一隻腳,是因為他出賣了中國革命,另一隻腳,是因為他毒害了全世界的一切革命幹部。[25] 

    「文革」中一些外國專家以往認識上的倫理是非也被顛倒過來了。北京外語學院的外國專家柯魯克在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時發言說,以前他的岳母(曾作過30年傳教士的基督教徒)讀了他推薦的《修養》,對劉少奇十分欽佩,當時他認為這是岳母進步了;而在「文革」中才認識到,「劉氏黑《修養》」得到「帝國主義的奴才」的欽佩,正說明了劉少奇的「反動本質」。[26] 

    而「文革」中流行的那種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階級鬥爭」方式,也同樣影響到外國專家的行為。法國專家戴妮絲回憶,在當時突擊翻譯《毛主席語錄》外文版時,兩位來自拉丁美洲不同國家的專家對某些辭彙的譯法有分歧,因而推遲了發稿時間,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語錄》的出版落後於其他文本。此事被在中國的外國「造反派」們「上綱」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資派」「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大罪。外國專家造反組織「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為此召開了批判大會。戴妮絲聞訊后曾找到她所在的「戰鬥隊」頭頭、一位講西班牙語的美洲人,說明「這不是他們(外文出版社領導人)的錯,原因是翻譯過程中有改動;只要譯稿一準備好,外文出版社的人馬上就把它送到印刷廠,連星期天也是這樣!」但是那位外國專家「造反派頭頭」卻聽不進去,他回答說:「不管怎樣,這本書耽誤了。而且,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27] 

    英籍作家韓素英寫道:「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中,發生了奇怪的現象。想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外僑成立了一個『白求恩』組織。他們把突然發現的革命熱情用到像路易·艾黎[28]、馬海德[29]這樣的在中國工作了幾十年的可靠的高尚的人身上。他們揭發路易是『特務』,與國民黨暗中有來往。路易受到『審查』,發現他曾寫過讚揚賀龍元帥的文章,還有一張他與賀龍的合影。朋友們再也不去看望他了,只有馬海德和另一位醫生,漢斯·米勒[30],他們經受了種種難以想象的壓力,始終與路易緊緊站在一起。這些外國人召開了『鬥爭會』,中國式的『鬥爭會』,批判路易。後來,他的一些書也被銷毀了。......這些西方人,其中也有美國人,表現出的惡毒──沒有別的詞來描述──是群體性精神變態的一個可怕的實例。『你應當看看他們當時的那個樣子,』幾年後路易溫和地笑著對我說,『他們就像無知的孩子,眼睛都瞪出來了,噴著怒火。他們認為他們是站在革命的最前列。』」路易還對韓素英談到,外國專家「造反派」們不僅對他提出各式各樣的「指責」,而且還不讓他去醫院看皮膚病,後來還是周恩來得知此事才下令讓路易到醫院看病。韓素英氣憤地寫道:「如果這些事是中國人乾的,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些西方人發了什麼瘋,竟這樣對待一個最偉大、最堅定和對中國最有用的人?」[31] 

    1967年「一月風暴」掀起后,外國專家「造反派」也參加了「奪權鬥爭」。其中最為有名的,莫過於當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參加了廣播局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奪權」(據李敦白回憶,他們在廣播局奪權的時間是1966年的最後一天,比「一月風暴」還早)。這件事影響極大──因為當時電視尚未普及,廣播電台就是最快捷、最有影響的大眾傳播媒體,「文革」時期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有關「文革」部署的重要文章,都是首先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向全國及全世界廣播后才在報上刊登的,這就是當時所說的「紅色電波傳喜訊」。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Chinese: 李敦白; pinyinLǐ Dūnbái; August 14, 1921 – August 24, 2019)猶太裔)生長於美國南方,原是美國共產黨員,出身名門而「離經叛道」,17歲就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運動。1946年,他在為聯合國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工作時認識了周恩來,在周恩來的鼓勵下,他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從此就留在「解放區」,投入了中共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儘管他在1949年初曾因被蘇聯當局誣衊為所謂「斯特朗國際間諜網」成員而由中共有關部門逮捕,含冤入獄達6年零3個月之久,但出獄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獻身於中共領導的事業,並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周恩來認為,他保留美國國籍更有利於將來中美的友好交往,他才聽從勸告,保留了美國專家的身份。 
Meet the American Who Joined Mao's Revolution | by Kevin ...
    「文革」中李敦白成了活躍於北京各群眾組織之間的風雲人物。《人民日報》1967年4月8日用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同月14日的《人民日報》又大段報導了李敦白在會上的發言。在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那次著名的「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上,「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點發言:「7年前,中國的無產階級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魯曉夫揭露出來了,給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國人民,清華井岡山的戰友們,揪出了一個王光美,揪出了一個劉少奇,揪出了另外一個世界革命的大叛徒,也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們感謝你們!」[32] 


    英籍作家韓素英在《再生鳳凰》一書中記敘了一位既信仰馬克思主義又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外國經濟學家、「一位滿懷激情而富有魅力的女人」對她的談話:「『我已寫信給林彪,』她語氣非常堅決地說。她的兩個兒子對住在北京的外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及他們所起的作用極為不滿,百般挑剔。『你知道嗎?是一個叫做西德尼·里頓伯格(引者註:即李敦白)的美國人幾乎完全控制了中國的無線電廣播大權!』她憤憤不平地對我說。」[33] 

    1967年春夏之間,外國專家的「造反」組織在北京十分活躍,僅舉幾例即可見一斑。「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首都三司」)主辦的《首都紅衛兵》報曾報導:「外國在京朋友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組織了『白求恩──延安』戰鬥隊,貼出『祝賀革命造反派奪權!』和『為什麼革命友誼賓館和資產階級的賓館沒有什麼兩樣!』等大幅標語。」[34]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辦的《新北大報》也報導過:「5月2日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北京體育館召開了『最最熱烈慶祝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大會』。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聶元梓同志到會並講了話。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美國朋友李敦白同志,日本朋友、國際燎原戰鬥隊代表,非洲學習毛著小組代表,首都工代會、農代會的代表,北京工農兵文藝公社,上海芭蕾舞學校『白毛女』小組赴京演出團代表都發了言。」[35] 首都紅衛兵主要組織之一、「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紅衛兵李全華在四川成都兩派群眾組織衝突中中彈身亡,「首都革命派」為此於1967年5月6日召開了追悼大會,據「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主辦的《東方紅報》報導,出席大會的除了有來自全國的「造反派」之外,還有「來自八個國家的幾十位國際友人」。這期報紙上還刊載了兩位外國專家(一位是「白求恩──延安造反團」代表,法國女專家安娜·巴隆,另一位是「國際燎原造反隊」代表,日本專家土肥駒次郎)的發言全文和他們發言時的照片。在發言中這些外國「造反派」都慷慨激昂地譴責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罪行」,表示要同中國的「紅色造反者」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奪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並爭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全世界的勝利。[36] 官方的《人民日報》也對外國專家「造反派」的活動時有報導。比如,1967年5月17日報導「首都四十萬革命群眾到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時便提到:「今天,一些在京國際友人和外國專家,也和首都的革命群眾一起來到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遊行,他們用不同的語言高呼口號。」……當時,這種逢會必請「外國造反派」出席並邀請他們上台發言或上主席台就座的作法,在北京風麾一時。 

    同中國的紅衛兵、「造反派」們一樣,外國專家「造反派」當時的一些作法也一度發展到了瘋狂的程度,正如韓素英所評價的是「群體性精神變態」。在「外事口」紅衛兵、「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長陳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養》」的大會上情緒激動地說:「外事口,口對外,就是幹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領導一定要,也一定會在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手裡,決不允許在右派手裡,也不允許在中間派的糊塗蛋手裡。所以,一切猶豫不決的人最好趕快站過來,站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37] 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謂的「外事口」領導中的「右派」就是指陳毅(文革中廣為流傳的毛澤東講話中稱陳毅為他的「右派朋友」,此語廣為人知)。儘管後來李敦白在回憶中說,陳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他還關心問候過陳毅的健康 [38],但他當時確實以其言辭為造反派「炮打」陳毅火上加油,這也是眾目睽睽之事。在8月下旬著名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中,也有外國「造反派」參加。一位外國駐華外交官事後說:「真正最恐怖的是在這群毆打襲擊的暴徒之中,有一些英國人,其中有一個頭目還是出身『豪門』,她穿著手工縫製的半統靴在一幅女王畫像上跳來跳去。[39] 李敦白後來在回憶中坦率地寫到:「在這樣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裡,我們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時甚至令人髮指的事。日後我常想,我們怎麼會那麼得意忘形?」[40] 

    隨著全國各地的「造反」、「奪權」引起的意見分歧演變為派性鬥爭,外國專家也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其中。據李敦白回憶,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屬於少數保守派。他們強烈主張外國人應該遠離中國的政治紛爭,我和喬治是多年好友,卻為這個問題成為死敵。他為我成為廣播事業局領導的事非常不諒解,『你沒有權利告訴中國人應該怎麼做,也沒有權利批評他們的領袖,涉入他們的政治。』他說。此後他幾乎沒再跟我說過話。」[41] 「和中國的團體一樣,文化大革命也使外國團體之間產生了分歧和關係緊張。……他們仿效中國人的模式也在進行『造反派』與『保皇派』之間的權力鬥爭。......『激進分子』奪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權。指責發起人是『保守分子』。」[42] 

    不過,這些外國「造反派」並未象中國人那樣把派性衝突發展為真刀真槍的「武鬥」;相反,還有一些在華外國「造反派」批評「武鬥」。1967年7月9日,美國專家弗蘭德和瑞士專家米雪琳在北京用大字報向「親愛的中國戰友」發出呼籲:「你們是否想到,現在正有那麼一些人,他們非常高興你們不聽毛主席的教導,不斷挑起武鬥,他們正在利用你們的這些缺點拚命地在世界上做反華宣傳,你們是否願意讓這些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高興呢?你們是否想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在努力地學習你們的榜樣,學習你們的經驗,但有些人卻熱衷於打架,難道你們願叫他們失望嗎?......同志們,武鬥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做為在世界革命的延安──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作的你們的外國戰友,我們誠懇地呼籲:全中國的革命的戰士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聯合起來,立即制止武鬥,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43] 

    法國專家戴妮絲記敘了由「白求恩─延安戰鬥隊」組織的一次反對「武鬥」的遊行示威:「我們所在的戰鬥隊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遊行,我自告奮勇地參加了,而且戴上了紅臂章。我們竭盡全力地喊著,手裡揮動著標語或小旗子,『要文斗,不要武鬥!』好像在背誦一段經文。我們的隊伍走得很快,我盡最大努力不讓自己掉隊。……這些膚色不同、年齡各異、來自眾多國度的外國人顯然是沒有私心,為了中國和毛主席的利益,他們把可能遭到毆打的危險置之度外。起初,人們對著我們微笑,後來就鼓掌表示支持。遊行在一片歡呼喝彩聲中結束。」[44] 戴妮絲的丈夫李風白的兩位親戚從爆發了大規模「武鬥」的四川成都逃到北京來避難,戴妮絲如實記載了她當時的心情:「由於我們堅信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所以不由自主地認為出來躲避的人是錯誤的。」[45] 

    「文革」前期外國專家的「造反」行動是得到毛澤東首肯的。當年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後來的回憶中曾提到:「我不贊成主席要兄弟黨的人參加我國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視同仁』。我主張『內外有別』。我說,要兄弟黨參加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既不好要其他黨來解決我們黨的問題,也不好用這個大革命來解決其他黨的問題,這不合乎兄弟黨的關係準則。主席未置可否。」[46] 王力所言之「主席要兄弟黨的人參加我國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視同仁』」,即前面談到的毛澤東對外國專家「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批示(當時外國專家中有不少是美共、英共、法共黨員)。外國專家「造反派」的沒落、受難與平反 

    在中國幫助建設的外國專家參加「文化大革命」、向中共黨內的「走資派」「造反」、「奪權」,是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里才會發生的「史無前例」之事。這些外國專家在「造反」中有時言論過激、行動過火。韓素英在《再生鳳凰》一書中說,澳大利亞作家尼爾·亨特譏稱他們為「百分之三百的革命者」。法國專家戴妮絲就回憶了一件頗具諷刺意味的事:「漸漸地,我發現極『左』行動逐漸泛濫,某些外國專家甚至走得比中國人還遠。一天,開會討論取消當年休假,要放棄北戴河的沙灘和大海,心裡很不是滋味。這時,我們當中的一位女專家激烈地喊了起來:『不!不要休假!再也不要休假了!』實際上,這與她毫無關係,因為她馬上就要回國了。」[47] 從總體上來看,外國專家們參與「造反」並不是為了個人私利,而是出於對毛澤東與中共的崇敬與信任,出於對理想主義的追求而投身這場運動的。他們大多是象「文革」中反覆宣傳、奉為經典的毛澤東「老三篇」之一「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有兩位比利時專家在大字報里說:「我們不是為了錢來中國的,而是為了幫助中國人民來的。錢只能使佔有它的人腐化。」[48] 這樣的話並非唱高調,當時那些外國專家們確實多持此想法。 

    但是,外國專家「造反派」的處境卻相當困難。「白求恩─延安造反團一開始就遇到了一些特殊困難。中國造反隊大多是在他們自己的工作單位和學校基礎上組織起來的,所反映的人和事是他們所熟知的,而外國友人工作單位分散,大多數人不會講和閱讀中文,妨礙了他們參加中國的政治活動,特別是由於不能進行語言交流,集會上他們要依靠翻譯才能溝通。文革的發展進程中,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總是跟在中國造反隊的後面。外國友人的子女們用毛主席語錄『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寫了一張批評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大字報,警告他們的父母由於對當前的政治形勢的複雜性不了解,他們正在被一些政治目的不明確的組織利用。」[49]

    這些左派外國專家把「文革」當作一場真正的革命來看待,如此天真的想法必然會與那些另有企圖的「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們發生衝突。無論這些外國「造反派」如何「緊跟形勢」、如何「革命」,在毛澤東信任重用的中共「文革」領導成員眼中,他們卻始終是值得懷疑的「革命對象」。1967年9月17日康生接見「首都紅代會」代表時,就誣陷那些外國專家「造反派」是「蘇修、日本、美蔣特務」,並斥責紅衛兵們「甚至和敵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江青也指責中國的紅衛兵們歡迎外國專家「造反派」參加其活動是「奴隸主義,洋人什麼都好,放個屁也是香的,外國月亮也是大的」[50]。康生和江青的上述言論流露出他們對這些一心要使中共更加純潔的外國專家們的厭恨之情。 

    1967年9月開始清查和鎮壓所謂的「五一六分子」后,外國專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連同被造反派當作批判對象的一些外國專家)紛紛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國際間諜」之類的罪名受到批鬥,有的被迫離開中國,還有的甚至被抓進監獄。樹大招風的李敦白自然成為一個重要目標。當時,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院內貼出了大字報:「一個美國人如何奪了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紅色政權」,一些外國專家甚至把批判李敦白的大字報貼到了友誼賓館,如「爬得高摔得狠」、「李敦白是個投機者」等。李敦白於1968年2月被逮捕入獄。滑稽的是,中國「造反派」關押審訊李敦白這個激進的外國「造反派」時,堅持把他視為「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的同黨,硬要狠狠批判過劉少奇的李敦白承認,他領導著一個「國際間諜網」,發展了王光美,並通過她發展了劉少奇。[51] 

    「隨著打倒李敦白的呼聲不斷升高,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聲譽日見低落。……在李敦白被捕后,除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組織者和少數追隨者外,大多數人同意解散或者停止活動。不久,中國當局逮捕了該組織的主要成員:愛潑斯坦、丘茉莉、沙博里等人。」[52]外國專家的親屬也大多受到株連。李敦白的兒女被歧視和欺凌,其中國妻子去五七幹校「變相勞改」后,孩子們一度無家可歸,流落街頭;李敦白的岳父遭此打擊而含冤病逝。韓素英談到,一對外國專家西蒙和伊雷娜夫婦的長女莫妮克從其念書的巴黎趕回中國參加「文革」,「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愛的盛大節日」,結果卻被以「帶回淫穢書籍」(法國愛情小說)的罪名投入監獄達三年之久。[53] 

    曾在1937年繼埃德加·斯諾之後冒險進入中共紅色區域採訪的美國女記者海倫·福斯特·斯諾(埃德加·斯諾的前妻)1972年底重返中國訪問時得知,柯魯克與伊莎貝爾夫婦曾被關進監獄,「聽說伊莎貝爾已經出來,但是她的丈夫還關著。......埃爾西·費爾法克斯─喬姆利(引者註:一譯丘茉莉)和她的丈夫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也遭到拘留。我在北京聽說埃爾西出來了,愛潑斯坦還在囚禁中(但是我回美國后得悉他在12月我在北京期間獲釋,並給他在布魯克林的父親寫了信……)。」她寫道:「文化革命期間有十幾位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遭到『拘留』,主要原因顯然是他們有極左行動。大概他們想表現革命熱誠,卻又不懂得當時形勢的政治內幕。……就公開知道的情況而言,他們被拘留後不能保釋,沒有人身保護法保護,也沒有審判。」[54] 

    外國專家「造反派」在「文革」初期的「捧場」作用消失后,他們終於變成了「潛在的階級敵人」。即令是那些在「文革」中行為小心而溫和、並無極端行為的人,如法國專家戴妮絲,也受到了「幽禁」般的對待。她回憶說:「同事們都和外國人保持距離,躲著我們,甚至漸漸地發展到不講話了。他們像拋一塊骨頭一樣把工作扔到我們的桌子上,然後扭頭就走。」[55] 

    1968年,中央發布了149號通知,規定在中國的外國專家不能再訂閱《參考消息》,這樣他們就完全失去了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機會,如同生活在封閉的「籠子」中。[56] 這一切似乎都說明,寒春曾批判過的「文革」前那種對外國專家的「政治迫害」並未因「文革」而改變,甚至更加變本加利了。當時,中國人當中「對外國人的恐懼」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甚至外事部門工作人員在涉外活動中都不敢接觸外國人,也不敢講外語。[57] 

    在這樣的境況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陷入了極度的苦悶之中。「文革」前曾陪同她在中國各地採訪的李敦白(當年曾被蘇聯當局誣衊為她的「國際間諜網」成員,在中國坐了6年多冤獄),如今又被中國政府以「國際間諜」罪名逮捕。她的一個侄孫要從美國來探望她,也被中國政府拒絕,她給周恩來寫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邊去見這個侄孫,卻得不到任何答覆。這位耄耋高齡、足不出戶的老太太難以理解,她曾熱情謳歌的「文革」到底是怎麼了。很快,她的健康迅速惡化,終於在1970年初住進了醫院。大概是為了表示對所遭遇的一切的抗議,她拒絕進食,也不肯接受治療。直到周恩來親自到病床邊勸告后,她才答應與醫生配合。雖然周恩來後來為了挽回國際影響,趕緊下令通知她的侄孫前來中國,但為時已晚,斯特朗次日即去世。 

    直到中美關係開始鬆動之後,外國專家的處境才有所改善。197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外交部和國務院外國專家局聯合舉行了「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茶會,招待在京的外國和中國女專家,根據「文革」后中國的官方說法,周恩來在對到會的各國專家及其家屬的講話中,「對『文化大革命』以來......一些專家及其家屬受到不公正、不禮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況逐個舉例說明,表示這個責任我們要負,作為政府的負責人,我負更多的責任。還當場向在座的一些專家賠禮道歉。」[58] 據西方研究者說,當時「周列舉了各種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外國人:第一種是受到冷遇和不受歡迎的;第二種是離開中國之前受到非禮對待的;周說『歡迎他們回來,我們將改正沒有照顧好他們的錯誤』。另一種則是在文革中參加了某個組織,參與了壞份子的破壞活動。李敦白是代表人物之一,捲入了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團,還有愛潑斯坦、丘茉莉和沙博里(儘管認為他們是受到欺騙而參加)。」[59] 

    當時中國的官方媒體並未報導周恩來的道歉講話,可是據與會外國專家的回憶,周恩來當時的講話其實是把責任推給了「林彪及其他『壞份子』」,並沒有因為他自己是政府總理而表示也「要負責任」。據英籍作家韓素英對與會者的採訪記述:「周恩來主持招待會,發表了......一次『打破常規』的講話,官方未予報導;對這種講話,中國常常這樣處理。但是參加招待會的人會寫信給他們在海外的朋友,會談論它。周恩來說,林彪及其他『壞份子』利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亂,幹了許多壞事;其中之一就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西方人關進監獄。他代表中國政府向因此而受到折磨的西方人道歉,並保證為他們平反,採取補救措施。周然後走到幾張桌子前,同人們握手擁抱;其中有一名美國婦女,她確實吃了不少苦頭,然而她仍自願繼續在中國工作。她說:『我個人的遭遇事小……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事大。』華西蒙(詳見后另附專文)說:『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進,周要我去坐牢,我也會心甘情願。』大衛·柯魯克說:『現在我對革命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國。』大衛·柯魯克是英國人,被人捏造罪名,在監獄里度過了將近4年。」[60] 

    在茶會上坐在周恩來身邊並第一個得到周恩來賠禮道歉的,是82歲高齡的英國女專家露絲·史密斯。她早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前的1920年就參與了英國共產黨的創建,「文革」前以71歲的高齡來到中國,先後在外文局和新華社工作。她對中國革命滿懷熱忱,「文革」開始后也積極參加。當時她說:「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在我七十五歲的時候,在中國參加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生活在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中國,使我感到恢復了青春,充滿了活力、信心和熱情。」[61] 然而她的純真熱情卻受到了無情的嘲弄,「文革」中她從一個受到讚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變成了受到懷疑的人物,最後因無法正常工作而被迫回到英國。儘管她在中國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她回去后仍然不肯說中國的壞話。直到1971年她80大壽時,新華社記者代表周恩來去看望她,向她轉達了邀請其再次到中國工作的意向,她才重返中國並在華度過了她的餘生。 

    大衛·柯魯克原是英國共產黨員,曾參加西班牙內戰中的國際縱隊英國旅作戰。1940年在中國成都與生於成都的加拿大傳教士之女、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心理學碩士伊莎貝爾相識並相愛,兩年後在倫敦結婚。1947年,柯魯克由英國共產黨介紹,帶著妻子來到中國,調查「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夫妻倆在河北武安縣十里店村深入生活,採訪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後來寫成了極有社會學價值的《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一書,被英國許多社會學教師指定為學生的必讀書。1948年,應中共邀請,柯魯克夫婦留在中國幫助培養外語人才,成為參加創辦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師。然而,當這位因一心想讓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儘快照耀全球、早日埋葬帝國主義而積極參加「文革」的國際友人被關進中共的冤獄后,他卻聽到看守如此威脅他說:「毛澤東思想照耀全世界,毛澤東思想欣欣向榮,你不要抱帝國主義主子拯救你的幻想。」[62] 

    在這次茶會上,周恩來還向此次茶會前不久剛從監獄被釋放出來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團」成員、被打成「國際間諜」的愛潑斯坦與丘茉莉夫婦、以及六旬高齡的英國專家夏庇若等賠禮道歉。 

    李敦白作為「文革」中最積極的外國專家「造反派頭頭」,因「案情重大」,從1967年8月底被「中央文革」宣布停止工作並「另有任用」,12月25日開始被軟禁在家中,1968年2月21日被捕。但1973年的那一波「平反」中並未包括李敦白,依照周恩來的說法,因為李敦白「參與了壞份子的破壞活動」、「捲入了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團」,這種說法與當時紅衛兵中的所謂「五一六分子」的罪名相似。一直到「文革」結束整整2年後的1978年10月,李敦白才獲無罪釋放、平反昭雪。他大概是外國專家「造反派」中最後一個被平反的人。一個熱愛並獻身於中共領導的事業的外國人,卻先後兩次在中共的監獄中度過了16年。 

    「據調查,『文革』初期,全國有外國專家410人。其中以『特務嫌疑』、『搜集情報』、『間諜活動』等罪名拘留、逮捕、驅逐出境的17人,被審查、批鬥的8人,使他們受到不應有的待遇和侵害。」[63] 直到1981年這些受政治迫害的外國專家才全部得到徹底平反。對那些嚮往中國革命的外國左派來說,這是一個極大的悲劇和諷刺。儘管如此,他們中許多人的觀念和生活已緊緊地與中國的那個年代聯繫在一起了,個人的人生價值是和過去的選擇分不開的;他們可能不願再改變自己的理想主義,如今也還在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熱情工作著。有趣的是,多數外國專家在「文革」初期都一致反對過中國政府對他們實行的「內外有別」的政策,要求與中國人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得到同樣對待;但「文革」後期給他們帶來實際益處的,恰恰還是這個「內外有別」的政策,正是因為恢復了這一政策,受批判和被監禁的外國專家「造反派」才幾乎無一例外地得到了平反,恢復了名譽及優裕的生活。而中國的「造反派」就不會如此幸運了。倘若當年毛澤東批示中說的「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的話被完全落實,這些外國「造反派」的結局或許就不同了。 

【註釋】     
[1]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教學批改組」、「外國留學生工作批改聯絡站」、「首都紅代會北京語言學院紅旗兵團」編印,《革命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大字報、發言稿選編》,1967年6月,第1頁。此大字報有另一種譯本,四個作者譯名為「唐春、司克、楊鎬、安·湯福金斯」,見「首都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戰鬥大隊」《紅衛報》編輯部編印的《國際友人批〈修養〉》,1967年,第32頁。 
[2] 《揚州紅衛兵》,第39期,1967年5月19日。 
[3] 《革命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大字報、發言稿選編》,第20頁。 
[4] 《愛是不會凋謝的》,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頁。 
[5] 據海倫·福斯特·斯諾1972年底至1973年初重返中國訪問時在北京郊區農村陽早和寒春家中所見:「我注意到兩個孩子顯得很安靜、規矩,文靜到了拘束的地。」(《重返中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1年,第306頁)由此可見,如此性格的女兒在極左教育下的變態會使寒春多麼吃驚。 
[6] 《革命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大字報、發言稿選編》,第15至20頁。 
[7] 出處同上,第16頁。 
[8]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2頁。 
[9] 《再生鳳凰》,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77頁。 
[10] 出處同上,第26至27頁。韓素英並未在中國大陸參加「文革」運動,而是在海外大量發表歌頌「文革」的文章和講話。 
[11] 「他們和我們並肩戰鬥──在京外國朋友熱情支持我國文化大革命」,《人民日報》,1966年10月9日。 
[12] 「聽毛主席的話,學習白求恩」,《人民日報》,1967年4月17日。 
[13] 《揚州紅衛兵》,第39期,1967年5月19日。 
[14] 《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 
[15]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2頁。 
[1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39頁。 
[17] 《人民日報》,1967年4月6日報導。 
[18] 《參考消息》,1967年8月9日報導。 
[19] 曾勇明,「分析中日兩國共產黨關係正常化」,《探索與爭鳴》(上海),1998年第9期,第36頁。 
[20] 《人民日報》,1967年3月3日。 
[21] 李敦白、雅瑪達·伯納,《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台北,智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8月,第478頁。 
[22]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6頁。 
[23] 《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第223頁。 
[24] 首都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戰鬥大隊《紅衛報》編輯部,「揭發劉少奇黑〈修養〉在國際上的毒害,為在國際上清除黑〈修養〉流毒而鬥爭」,《國際友人批〈修養〉》,1967年,北京,第34頁。 
[25] 《革命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大字報、發言稿選編》,第11頁。 
[26] 出處同上,第25至26頁。 
[27]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7頁。 
[28] 路易·艾黎,紐西蘭作家、詩人、社會活動家,1927年到中國,抗戰中與美國記者斯諾等組織了「中國工業合作社」、發展工業支援抗戰,還與英國記者喬治·何克一起在西北創辦了「培黎工藝學校」、培養農村建設人才。1953年起長住北京,1957年加入紐西蘭共產黨。 
[29] 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美國醫學專家,瑞士日內瓦大學醫學博士,1933年來到中國,1936年與埃德加·斯諾結伴進入中共紅色區域(因馬海德要求對他的行蹤保密,斯諾後來在他的《西行漫記》書中隻字未提這位同伴),馬海德留在紅軍中工作,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顧問,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即加入中國國籍,成為新中國第一個有外國血統的中國公民。長期擔任衛生部顧問。 
[30] 漢斯·米勒,德籍內科學專家,瑞士巴塞爾大學醫學博士,1939年來到中國,隨即到延安參加醫療工作,被譽為「活著的白求恩」。1950年加入中國國籍,1957年加入中共。 
[31] 《再生鳳凰》,第69、91頁。 
[32]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井岡山》報,1967年4月11日。 
[33] 《再生鳳凰》,第52頁。 
[34] 《首都紅衛兵》報,1967年2月14日(第29號)。 
[35] 《新北大》報,1967年5月6日(第71期)。 
[36] 《東方紅報》,1967年5月3日(第35期)。 
[37] 《革命的外國專家、外國留學生大字報、發言稿選編》,第10頁。 
[38] 李敦白、雅瑪達·伯納,《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第480頁。 
[39] 《毛澤東與紅衛兵風暴》,《春秋》(武漢),1989年第3期,第19頁。 
[40] 李敦白、雅瑪達·伯納,《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第430頁。 
[41] 出處同上,第478頁。 
[42] 安妮·M·布蕾迪,「文化大革命中的國際友人和毛澤東思想造反團」,《黨史研究資料》(北京),1999年4期,第21頁。 
[43] 《揚州紅衛兵》,第59期,1967年8月8日。 
[44]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8至219頁。 
[45] 出處同上,第228頁。 
[46] 王力,《文革第一年》,《傳記文學》(北京),1995年第5期。但王力當時是否真的反對過毛澤東的這種意見,除王力本人所述外尚未見到其他證據。李敦白的回憶談到,王力的秘書在廣播事業局調解造反派兩派衝突時遭到圍攻,主張兩派聯合的李敦白曾協助解圍,因此「中央文革」後來下令建立以李敦白為首的「奪權三人領導小組」。 
[47]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13頁。這位本與休假無關的外國專家如此激烈地表示她的激進態度,是否是想通過好的「革命表現」有助於順利達成本人目的(回國),就不得而知了。在中國人當中這種政治投機行為是十分普遍的。 
[48] 出處同注[11]。 
[49] 出處同注[42]。 
[50] 《中央首長接見紅代會部份代表講話(1967年9月17日)》,文革時期傳單,未署明印刷單位。 
[51] 出處同注[42],第22頁。 
[52] 出處同上,1999年第4期,第23頁。這個記敘中有個別失誤,沙博里並未被捕,但他的中國妻子、中國戲劇家協會編輯鳳子被隔離審查。但這與「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無關,而是因為30年代她曾與江青同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出過,江青怕她散布有損其「旗手」形像的言論。 
[53] 《再生鳳凰》,第182頁。 
[54] 海倫·福斯特·斯諾,《重返中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至313頁。 
[55] 《愛是不會凋謝的》,第224頁。 
[56] 周恩來在1970年11月27日對新華社《關於出版外文參考資料的請示報告》上批示:「近來外賓、專家和友好人士苦於無外文消息可看。......1968年149號通知屬於臨時性質,不能長此不加恢復,近於與世隔絕。」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16頁。 
[57] 周恩來在1970年12月3日國務院「業務組」會議上的發言。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17頁。 
[58] 出處同上,第583頁。 
[59] 出處同注[42],第24頁。該文作者對這段話的來源未說明出處。其中提到沙博里顯然有誤。 
[60] 《再生鳳凰》,第206至207頁。 
[61] 「在京外國女專家熱烈讚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人民日報》,1967年3月8日。 
[62] 出處同注[42],第23頁。 
[63] 「全國冤假錯案的複查與平反」,《黨史通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1987年第6期。

何蜀 歷史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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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西蒙的故事

2025年5月8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歐洲戰場勝利紀念日,值此之際,歐洲時報記者在北京採訪了曾在歐洲參與反法西斯活動的華裔建築師華西蒙的侄女、散文作家華新民,她為記者講述了她的姑姑華西蒙(Simone Hoa)在二戰期間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離開集中營不久的華西蒙。(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二戰期間,華西蒙因參與抵抗運動而被德國法西斯逮捕進入集中營,在那裡她熬過了近兩年的時間,於1945年4月底重獲自由。而他的哥哥,也就是華新民的父親——曾設計建造了北京兒童醫院的建築師華攬洪(Leon Hoa)那段時間也在法國參與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動,前期在巴黎,後來是在馬賽,兩次與蓋世太保派來搜捕的人擦肩而過。

華家的這對兄妹來自一個國際化家庭——他們的父親,也就是華新民的祖父華南圭,是上世紀初留學法國后回國參與建設事業的土木工程師,他們的母親華羅琛(Stéphanie Rosenthal)是一位同樣在法國求學的波蘭女作家。

學生時代的華西蒙與哥哥華攬洪。(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事實上在以後的歲月里,華西蒙很少提及在集中營的那兩年,只在親人問起的時候說,「當時唯一的目標就是『活到第二天』。」在1990年達豪集中營解放45周年的時候,她曾同意公開分享她在達豪的經歷,並與獄友林根斯博士形成了一段對話錄。此後一部關於建築師華西蒙的傳記也提及了這一部分內容。

華新民也是從資料中才詳細地了解到姑姑這段往事。她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她的記憶里,姑父讓•吉耶森(Jean Guillissen)是一位比利時工程師,二戰期間參與抵抗運動被法西斯逮捕並殺害,姑姑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師,曾進過集中營。後來接觸到了更多的資料,那些故事才更清晰地浮現在華新民的眼前。「讀了,流淚了。」在閱讀了一段詳細介紹姑姑姑父在二戰期間的資料后,華新民這樣說。

華西蒙和讓·吉耶森,1936年。(圖片來源:源自華西蒙藏品,布魯塞爾CIVA收藏)

那份讓華新民流淚的資料記載著讓•吉耶森的戰爭歲月,一位核物理工程師,二戰爆發后成為地下刊物《新時代》(Temps Nouveaux)的主要撰稿人,隨後加入比利時武裝游擊隊,並利用其化學知識製造用於破壞法西斯活動的武器。

讓•吉耶森於1942年2月被蓋世太保逮捕,資料上記載著在嚴酷的審訊下,他始終沒有泄露任何信息。1942年5月9日,他在根特(荷蘭語:Gent、法語:Gand)被納粹槍決,年僅27歲。如今,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有一間講堂以他的名字命名。

彼時的華西蒙在努力維持著生計,做各種零工,還參加了多個工業設計方面的競賽。雖然那時她與讓的婚姻已幾乎走到了盡頭,但彼此仍是很好的朋友,讓的犧牲成為華西蒙人生的一個轉折點。華西蒙的傳記作者這樣寫道:「曾經那個充滿活力,一心想著事業、美食和與朋友聚會的年輕女子,如今被悲傷、失望和覺醒所取代。很可能從這個時候起,她開始投身於抵抗運動。」

而華西蒙在與林根斯博士的對話錄中則自述,「我是一個左翼抵抗組織的成員,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成員。」

華新民通過翻閱資料了解到,姑姑華西蒙在地下抵抗組織的住房部門工作,她有一個化名——佩吉(Peggy)。住房部門負責為地下組織成員尋找住所並進行分配,或負責物資供應,「總之是一個重要且敏感的部門,掌握著所有地下成員的地址。」

華西蒙化名「佩吉」時使用的徽章與秀有花紋的本子。(圖片來源:源自Jean-Pierre Hoa藏品,Jean-Dominique Burton攝)

華西蒙1943年7月被捕,在蓋世太保總部接受一個叛徒的審訊。「他試圖從我這裡逼問出抵抗戰士埃米爾・阿爾托費爾(Emile Altorfer)的信息。這太卑鄙了,阿爾托費爾還幫助過他解決住處。」

華西蒙被捕后在布魯塞爾監獄關押了7個月,之後被轉移到荷蘭的韋斯特博克(Vught)。1944年9月又被押上「運送畜牲的車廂」駛往慕尼黑達豪集中營,她是被挑選上的視力好的囚犯之一,「雖然我的視力不好,但還是本能地舉起了手。」在那裡華西蒙和其他工人們一起在工廠的流水線上工作。「每天清晨即起,步行半小時后,5:30或6點開始工作,19點結束。儘管試圖消極怠工,但因身處流水線中,很難偷懶。」

傳記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之處,比如說到華西蒙無論在哪裡都是一位特別的女性。「她對審美有極高的要求,自製過一張『PS』照片。」華新民回憶道,在姑姑被捕前,工作室的朋友曾寄去一張為她拍攝的照片,她不喜歡那張照片中的自己,但又十分欣賞照片背景中勒・柯布西耶的畫,於是用膠水和小剪刀製作了一張合成照片,將一張瘦了13公斤后拍攝的新照片疊加在朋友寄去的那張照片上。一個略顯粗糙的陰影掩蓋了拼接的痕迹。「那可能是最早的PS技術。」華新民笑道。

照片「蒙太奇」。(圖片來源:源自華西蒙藏品,布魯塞爾CIVA收藏)

即使在集中營里華西蒙也沒有放棄對美的追求,在那裡她設法弄到了一些回收紙和蠟筆,她畫下了同屋的夥伴們,那些肖像保留了下來,成為那段特殊歲月的註腳。在曾經的獄友眼中華西蒙是一位特別的女性。「所有達豪的人都愛我們的華西蒙。」納粹集中營獄友協會會長喬治・瓦萊里・瓦勒雷夫(Georges Valéry Walraeve)這樣回憶道。

華西蒙為獄友畫的素描。(圖片來源:源自Jean Pierre HOA藏品)

然而,那段回憶的底色終究還是灰色的,「我們穿著從被殺害的猶太人身上扒下的衣服,通過剪裁和拼接不同顏色來防止逃跑。」這是華西蒙剛剛被轉移到荷蘭的韋斯特博克時的情景。「第二負責人是狂熱的200%納粹分子,非常殘暴。」在達豪集中營,她和納粹副營長鬥智斗勇。

她曾對身邊的人解釋,她能在集中營活下來是因為她努力過好每一天。華西蒙傳記封面上的照片是她剛剛從集中營中出來不久時照的,「從照片上完全看不出她曾經受過怎樣的折磨。」華新民感嘆道。照片上的華西蒙穿著帶有設計感的襯衫,戴著白色項鏈,手中握著筆尺,正在伏案工作。或許正是因為在高牆之外,有她熱愛的工作,有她惦記的人,使她終於熬到了重獲自由的那一天。

華西蒙在戰後不久。(圖片來源:源自華西蒙藏品,布魯塞爾CIVA收藏)

1945年4月底的一天,在德國巴伐利亞的達豪集中營里,華西蒙發現,自己醒來時已經過了早上8點,她馬上意識到這很不尋常——自從她去年9月被轉移到這裡以後,每天都會被很早喚醒去工廠工作,她還發現那名她時刻警惕的納粹副營長不見了。隨後她和600名女性被轉移,路上她們得知這是一次通往自由的遷徙——收音機傳來盟軍逼近的消息。美軍抵達后,她們被安置在湖邊度假村,並在那裡停留了大約15天。

從地獄到天堂的這15天里到底是怎樣的複雜心情,華西蒙沒有描述,只把一些無法抹去的記憶獨自保留了下來——她一直保存著一個盒子,裡面是一些「小圓片」,那是在集中營的獄友們用從拆卸的零件中取出的硬紙板夾層製作的迷你小書。而她從未和自己的兒子提起過這個盒子。

集中營的獄友們用從拆卸的零件中取出的硬紙板夾層製作的迷你小書。(圖片來源:源自Jean-Pierre Hoa藏品,Jean-Dominique Burton攝)

華西蒙在對話錄中說道,「我被捕時26歲——正是適合參與抵抗運動的年齡,既不太年輕也不太老。許多被捕的年輕人身心受創,而50歲以上的人則體力不支。」然而,華西蒙的健康還是受到了永久性的損害,戰後,她一度曾住進了伊迪絲・卡維爾診所(Clinique Edith Cavell)進行治療。

華新民最後又補充道,「在戰爭中我祖母的波蘭家族受到了重創,我去年本想去她波蘭老家尋親,但沒有找到任何一個親戚的線索,都不在了。」在那段黑暗的歲月里,在納粹的陰影之下,有太多的人永別了他/她們想擁抱的生活。華西蒙是勇敢的,也是幸運的,但若非戰爭,這份勇敢和幸運本該在更光明的地方綻放。(文/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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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沙博理:在中國「旅行」一生(3)2014-11-09 10:09  作者:周翔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沙博理
10月18日上午,98歲的美裔中國籍外文專家沙博理在家中去世。自1947年來華后,他在中國度過了67年時光:翻譯、寫作、研究,並以政協委員的身份各處考察,上交提案。在中國的「旅行」,沙博理持續了一生;而在這趟旅行中,中國變成了他的家園。

多重身份

「人們會感興趣,想知道為什麼一個很典型的美國人,會想在中國度過他的一生。」1979年,沙博理在美國出版了《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自傳,試圖回答這個他遭遇過無數次的問題,並且向世界介紹他眼中的中國。20年後,沙博理補充其間的見聞經歷,寫成《我的中國》,在美國發行時名字被改成《我選擇了中國》,態度更加直截了當。

1983年沙博理從《人民畫報》社退休,同時又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並且連任六屆。這期間他隨著考察團走遍中國大江南北,積極就各類他看到的問題提出建議。同時他陸續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國封建社會的刑法》、《中國學者研究古代中國的猶太人》等。從文學翻譯起步,沙博理了解中國社會的「觸鬚」一點點張開。在舒乙看來,沙博理是一個學者型的人:「他會發現工作中的問題,這就變成了他的課題。不管是中國古代的法律還是中國古代猶太人的變遷和遭遇,都是他自己選擇研究的,是他經歷中碰到的。」

2011年4月2日,沙博理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因你而美麗——2010~2011影響世界華人盛典」,並獲頒「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圖見主題文】

在周明偉的印象中,沙博理從來不避諱自己是個猶太人,甚至是「把作為『猶太人』放在作為『美國人』之前的」。因為研究猶太人在中國的情況,沙博理受邀成為最早訪問以色列的中國公民,當時中國與以色列還未建交。在北京,他也和以色列駐華大使館保持了親密的關係,每一任以色列駐華大使都會前去看望他。接觸沙博理越久,身邊的人們就會發現他身上存在著多重身份的烙印,而這一切又顯得協調自然:猶太人的精明,美國人的幽默獨立,中國人的溫和善良,最後變成典型而有趣的疊加。

對沙博理猶太人式的「精明能幹」,李霞印象特別深刻。「有一次,他跟我談到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他說,我覺得這個問題不難解決,為什麼老解決不了?政府可以在每個公司成立時收取保證金一類的東西,如果將來拖欠工資,政府可以拿這筆錢先支付給農民工,然後再追究公司的責任。」

舒乙記得,沙博理辦事情很講約定,出書一定要有合同,合同的條文一定會親自把關。「他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遇到不依法辦事的地方,他不習慣,就會跟人爭執,但一般最後他是勝利者,因為他有道理。」舒乙覺得,沙博理在中國活得非常愉快,因為他得到了諸多尊重,同時又保持著自己獨立自由的性格和思維方式。「他不是中國哲學培養出來非常中庸的人,相反,非常有原則,觀點非常犀利。他不怕提意見,而且每次都能提建設性的意見。」「他根本不在乎誰的官大、誰的官小,有時候他身邊坐了一個人盡皆知的大政治家,他會悄悄地問,這傢伙是誰?他沒有等級觀念。」舒乙說。

多重身份又正是沙博理的優勢。「他的價值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外國人說中國話,他的離世使我們少了一位能給國際社會講故事的大師。我們現在說的事國際社會還不太聽得懂,不光因為講故事水平本身不夠,還因為我們需要更多了解對方文化。中國文化能在國際交流中走多遠,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你對外國文化了解多少。沙博理深深了解兩邊的文化,這是我們難以企及的。」第一次見到沙博理之前,周明偉已經專門讀了沙博理翻譯的作品,他把沙博理稱作「大師」,沙博理卻又一次用形象的語言重新表述自己。「他對我說,我不在乎大師這個名聲,我希望是一座橋,它是能夠溝通中文和英文之間的橋。通過這座橋,能讓說不同語言、有不同宗教背景、有不同族群膚色的人都來看看中國風景,讀讀中國故事,聽聽中國聲音。」周明偉說。(實習記者張蘭英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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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9 個評論)

回復 浮平 2025-10-5 21:12
外國與中國「紅衛兵」造反派在人性和社會層面造成的影響,本質區別在於社會制度的不同。

民主制度建立了基本的倫理共識與法律底線;政治分歧不會打亂社會的道德秩序,違法言行也必須接受透明一致的法律追責。

這正是缺乏道德與法律約束的民粹運動,與民主社會中正常政治表達在人性災難和社會後果上的根本區別。
回復 successful 2025-10-5 22:23
很多人尤其是中國以外的人, 看到造反兩個字, 就極為恐懼和反感, 因此, 就對於文革的造反派天生的痛恨. 你們為什麼不想一想, 當年中國的十億人民都造反? 十億人民都是壞人嗎? 中國的有名成語叫做 ----官逼民反--- 為什麼不從這個方面去想一想? 達到理解. 當然毛澤東也是利用了這一點, 掀起來文化大革命運動 . 而其中重要的因素, 就是劉少奇,鄧小平走資派長期對人民群眾官僚壓迫, 苛政如虎, 所集成下來的民怨. 所產生的火山爆發!
回復 浮平 2025-10-5 22:35
successful: 很多人尤其是中國以外的人, 看到造反兩個字, 就極為恐懼和反感, 因此, 就對於文革的造反派天生的痛恨. 你們為什麼不想一想, 當年中國的十億人民都造反? 十億人民
【很多人尤其是中國以外的人, 看到造反兩個字, 就極為恐懼和反感, 因此, 就對於文革的造反派天生的痛恨. 】

正因為文革造反的行為特徵打破了人文人道底線,對受害者造成了慘無人道的傷害和悲劇。任何有人性,有公正心的人們都會通過事實而首先產生人性層面的反感和恐懼,特別是生活在同樣制度下的民眾,而並非只有等到這樣的行為侵犯到自己的家庭,親人才會有這種反應,不同於跳躍式的進入政治立場來看待產生悲劇的直接因素。

如同,現代中國人沒有直接經歷過抗戰,為什麼對日本侵略行為一直會產生恐懼反感呢?在人性層面道理是一樣的。 不同的是,現代的日本改變了制度。現代的日本民眾並沒有在言行上與抗戰時期的日本軍國主義有同樣的言行,更多去過日本的中國人都感覺到日本民眾的言行禮貌文明。

不受約束的權力更容易讓悲劇重演,因此,反感和恐懼感就必然加重。
回復 successful 2025-10-6 04:32
浮平: 【很多人尤其是中國以外的人, 看到造反兩個字, 就極為恐懼和反感, 因此, 就對於文革的造反派天生的痛恨. 】

正因為文革造反的行為特徵打破了人文人道底線,對受
中國有10 億人民跟著毛澤東造反有什麼錯? 中國就是有幾千年來就是農民造反優良傳統. 這就是歷史, 這就是中國 3000年來的文明史. 你否定得了嗎?  毛澤東的巨大照片仍然高高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 習近平鄭重的宣布不能否定文革, 就是對那些 仇恨造反的最好回答.
回復 Wuming123 2025-10-6 23:13
兩個有理想的美國人,從始至終的參與了中國這個偉大,可悲,可惜的烏托邦是實踐,而且不離不棄,實在難得!特別是寒春,一個見證了美國核武器研發過程的科學家,即使沒有參與中國的核計劃,她的一句半句指點,也會讓中國的研發少走不少彎路。

他們對共產主義宗教般的虔誠,不惜以一生的的代價參與其實踐之中,可敬可佩!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他們身上成了例外。
回復 浮平 2025-10-7 00:24
Wuming123: 兩個有理想的美國人,從始至終的參與了中國這個偉大,可悲,可惜的烏托邦是實踐,而且不離不棄,實在難得!特別是寒春,一個見證了美國核武器研發過程的科學家,
這個特例反應出兩點事實:

1)現代文明的民主社會不僅容許不同的政治觀點和選擇,也允許不喜歡民主制度的政治信仰者離開或返回該社會;

2)這對夫婦到中國后受到最高權力者的特殊照顧,待遇不同於一般有理想的科學家,即使在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中,也未經歷其他科學家所遭受的悲慘後果。

「幸福的堅守」 與那些無法倖存的堅持者,有本質區別。
回復 rfw1972 2025-10-8 02:03
沒有白求恩那一代理想主義者,就沒有福利制度,西方社會矛盾會更早激化。
回復 rfw1972 2025-10-8 02:03
浮平: 外國與中國「紅衛兵」造反派在人性和社會層面造成的影響,本質區別在於社會制度的不同。

民主制度建立了基本的倫理共識與法律底線;政治分歧不會打亂社會的道德
白人造的廁所機器人即使看到白垃圾也是好的
回復 浮平 2025-10-8 09:10
rfw1972: 白人造的廁所機器人即使看到白垃圾也是好的
毫無是非善惡價值體系和邏輯理性的二維認知者無法理解三維世界的規律,只能停留在以自我中心的低層次水平和非文明道德水準, 即使想極力為大外宣賣力自嗨,那根舌頭除了彈出皇帝萬歲,就是廁所里的攪屎棍,言論毫無理性價值,無人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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