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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脈相承？左翼記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和她任聯合國高官的表弟

作者：change?  於 2025-9-27 05:18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職場內外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

斯特朗於莫斯科，1937年
生於1885年11月24日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弗蘭德
卒於1970年3月29日（享年84歲）
中國北京
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母校：布林茅爾學院 
歐柏林學院
芝加哥大學
Bryn Mawr College
Oberlin Colle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配偶：喬爾·舒賓（1931-1942）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1970年3月29日）是一位美國記者和活動家，以報道和支持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而聞名。 她撰寫了30多本書籍和各種文章。

早年
斯特朗於1885年11月24日出生於內布拉斯加州弗倫德市（美國中西部）的一間「兩室牧師住宅」里。她的父母是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積极參与傳教工作和公理會。1887年至1891年，她與家人居住在俄亥俄州弗農山，1891年起遷居辛辛那提。她的父親悉尼·迪克斯·斯特朗是公理會的社會福音牧師，積极參与傳教工作，也是一位虔誠的和平主義者。斯特朗很快完成了文法和高中課程，之後又在歐洲學習語言。

她最初於1903年至1904年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州的布林茅爾學院，1905年畢業於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之後多次回到該學院演講。1908年，23歲的她完成了學業，並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其論文後來以《祈禱的社會心理學》為題發表。在美國教育部工作期間，她積極倡導兒童福利，並於同一時期加入了全國童工委員會。她組織了一個展覽，並在美國國內外巡迴展出。 1914年5月，她將展覽帶到了西雅圖，每天有6000人前來參觀，5月31日的參觀人數達到頂峰，達到4萬人。

此時，斯特朗已確信資本主義是造成工人階級貧困和苦難的罪魁禍首。30歲時，她回到西雅圖與當時擔任安妮女王公理會牧師的父親同住.1916年至1921年，她與父親一起生活，她欣賞那裡親勞工、進步的政治氛圍，那裡發生了西雅圖大罷工和埃弗雷特大屠殺等「激進事件」。

斯特朗也喜歡登山。她在喀斯喀特山脈組織合作夏令營，並帶領登山隊攀登雷尼爾山，這促成了1916年華盛頓阿爾卑斯俱樂部的成立。[

政治生涯
娜·路易絲·斯特朗於1918年被西雅圖學校董事會罷免時的照片。
1916年，斯特朗競選西雅圖學校董事會成員，憑藉其獲得婦女團體和工會組織的支持以及她對兒童福利事業的貢獻，她輕鬆獲勝。她是董事會中唯一的女性成員。她主張公立學校應該為貧困兒童提供社會服務項目，並將這些學校作為社區中心，但其他成員則希望「將會議專門用於討論諸如管道設備之類的瑣事」。

她當選西雅圖學校董事會成員的那一年，埃弗雷特慘案發生了。《紐約晚報》聘請她擔任通訊員，報道埃弗雷特工廠主雇傭的武裝警衛與世界產業工人組織（或稱「世界產業工人聯盟」）之間的衝突。她很快放棄了中立立場，成為了一位致力於工人權利的發言人。

斯特朗對左翼事業的支持使她在學校董事會中與同事們格格不入。作為一名和平主義者，她反對戰爭。1917年4月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她公開反對徵兵。一方面，家長教師協會和婦女俱樂部與她一起反對學校軍事訓練，但美西戰爭老兵西雅圖民兵組織卻採取了沙文主義的語氣，稱她「不愛國」。 同年，她致信司法部，寫道

……在這一地區，人們普遍認為，心懷個人恩怨的人只需打電話給司法部投訴，就能讓他們投訴的人的日子過得苦不堪言……然而，至少在這一地區，越來越明顯的是，司法部的活動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在美國人民中製造不信任、猜疑和分歧……對那些因證據不足而無法被起訴的個人和組織進行無端指控和試圖傷害，往往不會建立人們對政府的信心……我希望，我能在貴部門的某個地方，找到一些真誠希望在這個國家建立團結的人……民主忠誠，而非隱藏的恐懼分裂

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Wobblies）的和平主義立場導致路易絲·奧利維羅（Louise Olivereau）在西雅圖擔任打字員的辦公室遭到大規模逮捕。奧利維羅曾嚮應征者郵寄油印通告，敦促他們成為良心拒服兵役者。1918年，斯特朗在法庭上站在奧利維羅一邊，見證了她被判煽動叛亂罪併入獄。

此後，斯特朗的學校董事會成員迅速發起罷免運動，理由是她與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的關係，並以微弱優勢獲勝。 在下一次會議上，她出面主張必須任命一名女性作為她的繼任者。她以前的同事們同意了她的請求，但他們明確表示，他們想要一位主流的、愛國的代表，一位孩子在學校上學的母親。 1918年，他們用鄉村俱樂部的著名女性伊萬傑琳·C·哈珀取代了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結果，斯特朗「到處尋找社會主義的實踐」，她的探索首先來到了蘇聯，從1921年到1940年，她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然後返回美國「進行巡迴演講，通常是在一月到四月之間」。

新聞事業
早期職業生涯

斯特朗公開與西雅圖勞工所有的日報《工會記錄報》交往，撰寫有力的親勞工文章，並宣傳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1919年2月6日，即1919年西雅圖總罷工開始前兩天，她在著名的社論中宣稱：「我們正在進行這個國家勞工史上最偉大的運動，這一運動將走向——無人知曉！」 罷工導致西雅圖停工四天，最終和平結束，但其目標仍未實現。

1921年，在俄羅斯薩馬拉為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工作。
移居俄羅斯
不知所措的她聽從了朋友林肯·斯蒂芬斯的建議，於1921年前往波蘭和俄羅斯，擔任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的通訊員。 此次行動的目的是為伏爾加飢荒的災民提供第一批外國救濟。一年後，她被任命為國際新聞社駐莫斯科通訊員。斯特朗在歐洲期間進行了許多觀察，這些觀察激發了她的寫作靈感。她的作品包括《歷史上的第一次》（列夫·托洛茨基作序）（1924年）和《革命的孩子們》（1925年）。

在該地區待了幾年後，斯特朗逐漸成為新成立的蘇聯社會主義的熱情支持者，並擔任多家「美國激進報紙」以及《國家報》等其他報紙的駐外通訊員。 1925年，在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她回到美國，致力於激發商界對蘇聯工業投資和發展的興趣。在此期間，斯特朗還廣泛演講，並成為蘇聯「軟新聞」（例如《如何獲得公寓》）方面的權威。她繼續「為貧困和受壓迫的人們揮舞旗幟」，無論革命在哪裡發生，那裡都有「斯特朗女士」。她的經歷讓她更加堅信，社會主義或許是解決世界問題的答案。

亞洲遊記
20世紀20年代末，斯特朗遊歷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她與宋慶齡和周恩來成為朋友。一如既往，她的遊記也促成了她創作書籍，包括《中國的百萬人口》（1928年）和《撒馬爾罕的紅星》（1929年）。1925年，她訪問中國，會見了馮玉祥；1927年，她再次訪問中國，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第一次統一戰線的失敗。

蘇聯作家重返莫斯科
1930年，她回到莫斯科，參與創辦了莫斯科第一份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她擔任了一年的主編，之後成為特約撰稿人。1931年，她與社會主義者、記者喬爾·舒賓結婚，兩人的婚姻一直持續到舒賓於1942年去世。雖然舒賓經常陪同斯特朗返回美國，但兩人經常因工作原因分開。據路易·艾黎的記載，斯特朗後來說道：「也許我們結婚是因為我們都非常孤獨……但我們非常幸福。」

在蘇聯生活期間，她對蘇聯政府更加熱情，並撰寫了許多讚美蘇聯政府的書籍。這些著作包括：《蘇聯人征服小麥》（1931年）、《中國百萬人：1927年至1935年的革命鬥爭》（1935年）的修訂版、暢銷自傳《我改變世界：一個美國人的重塑》（1935年）、《這個蘇聯世界》（1936年）和《蘇聯憲法》（1937年）。 她還為《美國水星報》撰寫了幾篇文章，讚揚蘇聯生活。

重返美國
1936年，她再次回到美國。儘管她內心深處對蘇聯事態發展（「大清洗」）感到憂慮，但她繼續為《大西洋月刊》、《哈潑斯雜誌》、《國家》和《亞洲》等主要期刊撰稿。

繼續旅行
訪問西班牙后，她創作了《武裝西班牙》（1937年）。1938年，斯特朗訪問了位於中國山西的八路軍司令部，會見了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和林彪。訪問中國，包括訪問抗日「根據地」，促使她創作了《人類的五分之一》（1938年）。

 1940年，她出版了《我的祖國》，同年她前往中國並多次會見周恩來。次年，她在3月發表的長達15頁的文章《中國國共危機：遠東歷史上最關鍵時期之一的第一手資料》中揭露了蔣介石分裂抗日「統一戰線」的陰謀。其他著作包括《蘇聯預料到了》（1941年）；斯特朗的代表作包括：以俄羅斯為背景的小說《野河》（1943年）；《蘇聯人民》（1944年）；《我看見了新波蘭》（1946年）（基於她隨紅軍佔領波蘭期間的報道）；以及三本關於早期中共在中國內戰中取得勝利的著作。斯特朗在其著作《蘇聯人預料到了》中寫道：「斯大林在蘇聯國內外二十年來聲望的持續上升，確實值得政治學學者關注。」

在蘇聯期間，她遊歷了蘇聯各地，包括烏克蘭、庫茲涅茨克、斯大林格勒、基輔、西伯利亞、中亞、烏茲別克等等。她還訪問了波蘭、德國和英國。在蘇聯期間，斯特朗會見了約瑟夫·斯大林、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許多其他蘇聯官員。她還採訪了農民、行​​人和工廠工人。[27]她為報刊雜誌撰寫文章，也出版小冊子，贏得了「許多朋友，並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與此同時，她也引起了蘇聯和聯邦調查局對其「政治忠誠度」的懷疑，聯邦調查局獲得了斯特朗本人的大量檔案。在此期間，她始終致力於蘇聯的政治事業，捍衛蘇聯免受反共主義的侵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在她被蘇聯驅逐之後，她對中國的支持程度超過了對蘇聯的支持程度。

與蘇聯決裂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紅軍開始向納粹德國推進，斯特朗留在後方，跟隨士兵穿過華沙、羅茲和格但斯克。她公開支持中國共產黨，這種傾向源於她1925年訪華以及1947年之前採訪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經歷。這可能導致她在1949年被蘇聯「逮捕、監禁和驅逐」，據報道，蘇聯聲稱她是「美國間諜」。據報道，多年後，即1953年，蘇聯報紙《消息報》再次提出了這一指控。

斯特朗因1946年採訪毛澤東而在中國成名。毛澤東在採訪中指出，美國人民應該與各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盟友。  

此後，她與蘇聯斷絕了聯繫，遭到美國共產黨的排斥，美國政府也拒絕向她發放護照。她定居加州，在那裡寫作、演講，並「投資房地產」20世紀50年代，她住在安吉利諾高地的一座塔樓里，名為「紅峽谷」。

「當時我72歲，住在洛杉磯，朋友比任何地方都多。我有一棟聯排別墅，山裡有一間避暑別墅，沙漠里有一間冬季小屋，還有一輛車和一張駕照，可以隨身攜帶。我有足夠生活的收入。我現在應該去中國嗎？」

洗清蘇聯指控，最終移居中國
1955年，她終於洗清了蘇聯對她的指控，而中央情報局認為這是「向中國共產黨示好」。1958年，她在美國最高法院勝訴，護照恢復，她立即返回中國，直到去世。 她是唯一獲得「毛澤東欽佩」的西方人之一。

在中國的最後歲月
斯特朗與毛澤東，1967年

斯特朗與在20世紀50年代末大躍進期間訪問中國的W.E.B.杜波依斯見面，並附上了一張杜波依斯在1959年左右的一次旅行中拍攝的毛澤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W.E.B.杜波依斯的照片。

斯特朗寫了兩本書，支持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政策。 在《西藏訪談》中，她批評西藏叛亂分子違反了達賴喇嘛與中國之間的協議。斯特朗還批評了美國的西藏政策，她寫道，國務卿克里斯蒂安·切斯特「全力以赴地進行一場道德運動，以捍衛『人類不屈不撓的精神』」，在這裡指的是「農奴主堅持保留他們的農奴」。 斯特朗於1959年訪問西藏，並於1960年中期出版了《當農奴在西藏站起來》一書。討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併西藏的問題，並批評了艾倫·杜勒斯等人，稱他為「一個被枯燥的言辭束縛的人」。

1961年，斯特朗訪問了北越，寮國。 她寫了《寮國和越南的金錢與暴力》，書中將美國描述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並批評美國通過軍事資助不斷加強在寮國、柬埔寨和南越的存在。 在書中，斯特朗讚揚了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並寫道：「中國憑藉插秧機和紡織廠的饋贈，將比華盛頓用炸彈取得更大的成就。」

1962年至1966年，斯特朗出版了《來自中國的信》，在書中，她和其他旅居中國的美國僑民讚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30]: 33 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她創辦了這本通訊。 斯特朗信的內容取材於對中國領導人的採訪及其講話、她自己在中國的經歷、中國的新聞報道以及其他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的著作，例如以色列·愛潑斯坦和西德尼·李敦白。

部分原因是擔心返回美國會丟失護照，她永久定居中國，直至去世。 在此期間，她與周恩來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並與毛澤東交往甚密。 1946年8月，毛澤東在與她會面時發表了那句著名言論：美國的原子彈和美國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兩年後，她就中國現實發表了主旨演講，試圖改變美國政府支持中國國民黨的立場。斯特朗住在北京的舊義大利公使館里，那裡已被改建成供「外國友人」居住的公寓。公寓的分配「基於資歷的殘酷基礎」；紐西蘭公務員傑拉爾德·亨斯利回憶說，1973年他拜訪路易·艾黎時，艾黎住在樓下最好的公寓里，這套公寓是斯特朗的住所，直到她去世。斯特朗去世后，艾黎搬了進去，其他人也都搬到了同一個地方。

經歷了這一切，她「對政治制度和人民感到不滿」，但她並沒有失去對正義的熱情，繼續寫作，中國出版商「將她的許多作品重新出版成集」。 即使年事已高，她也沒有停止對「馬克思主義」的奉獻，尤其是在中國和世界各地，她創作的充滿情感、色彩豐富的作品廣受歡迎。

到1966年，斯特朗已成為「紅衛兵榮譽隊員」，並時不時地返回蘇聯。儘管《多倫多星報》報道稱紅衛兵稱斯特朗為「帝國主義間諜」，但她晚年仍然「受到中國人的尊敬和崇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仍然「深受中國人的青睞」，中國領導人視她為「他們在英語世界的非官方發言人」。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1970年，她住在北京（當時的北平）的一家醫院，在那裡她一直拔掉「靜脈輸液管，拒絕進食和服藥」。據報道，周恩來總理、郭沫若和其他政府高級官員都曾探望過她。周恩來鼓勵她與醫院的醫生合作，因為「你們有對我們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重要事情要做」。斯特朗於1970年3月29日因心臟病發作去世。郭為她致悼詞，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等中央高層領導向她敬獻花圈。


遺產
斯特朗是首批傳播毛澤東思想以及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戰略的英語作家之一。

斯特朗的論文現藏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圖書館特藏。埃莉諾·羅斯福的論文中收錄了「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在訪問俄羅斯和中國期間及之後的報告」，但這並不意味著斯特朗和埃莉諾之間存在任何職業關係。

作品選集
小說
《風暴之歌與寓言》。芝加哥：蘭斯頓出版社。1904年。
《國王宮殿》。伊利諾伊州：橡樹葉出版社。1908年。（獨幕劇）
《城市之歌》。伊利諾伊州橡樹園：橡樹葉公司。約1908年。
《粗糙的詩句》。西雅圖：皮格特-華盛頓出版社。1937年。（詩歌，作者：阿尼斯）
《狂野的河流》。波士頓：利特爾·布朗出版社。1943年。（小說，背景設定在烏克蘭）
《上帝與百萬富翁》。加州蒙特羅斯：明德學院出版社。1951年。（詩歌，作者：阿妮絲）
宗教小冊子及社會工作
《聖經傳記研究》。朝聖者出版社。1906年。（與其父悉尼·斯特朗合著）
《聖經英雄經典》。希望出版社。1906-1908年。（與其父悉尼·斯特朗合著），包括《聖經中雅各的故事》（出自《創世記》）以及很可能是《城市之歌》。
《祈禱心理學》。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09年。
《聖經中的男孩和女孩》。芝加哥：霍華德-塞弗倫斯出版社。1911年。
《自治前夕：1914年意義重大的夏天愛爾蘭快照》。奧斯汀：奧康奈爾出版社。 1914年。
兒童福利展覽：類型與準備。美國兒童局。雜項系列；第4期。局出版物，第14期。華盛頓：政府印刷局。1915年。
報告文學和遊記
《歷史上的第一次：俄羅斯新生活的兩年》。紐約：Boni & Liveright出版社。1924年。（列昂·托洛茨基作序），也收錄於互聯網檔案館。
《革命的孩子們》；伏爾加河畔約翰·里德兒童殖民地的故事，同時也是俄羅斯整個偉大結構的故事。西雅圖：Sydney Strong出版社。1925年。
《現代農業——蘇聯風格：俄羅斯農村的革命》。波士頓：國際出版社。1930年。也可在Hathi Trust購買。
《通往灰色帕米爾之路》。波士頓：Little, Brown & Company出版社。1931年。
蘇聯征服小麥。紐約：亨利·霍爾特公司。1931年。
《中國的千百萬人：1927年至1935年的革命鬥爭》。紐約：奈特出版公司。1935年。
《這個蘇維埃世界》。紐約：亨利·霍爾特公司。1936年。
《武裝西班牙》，1937年。紐約：亨利·霍爾特公司。1937年。
《新蘇維埃憲法：社會主義民主研究》。紐約：亨利·霍爾特公司。1937年。
《人類的五分之一》。現代圖書；第69期。紐約：現代圖書。1938年。
《立陶宛的新道路》。波士頓：勞倫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41年。
《蘇聯人預料到了這一點》。紐約：戴爾出版社。1942年。
《蘇聯農民》。紐約：美蘇友好全國委員會。1944年。[42]
《蘇聯人民》。紐約：麥克米倫公司。1944年，1945年再版。
《我看到了新的波蘭》。波士頓：利特爾布朗公司。1946年。
《明日的中國》。紐約：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1948年。
《朝鮮內幕：目擊者報告》。加利福尼亞州蒙特羅斯。1949年。
《斯大林時代》。紐約：主流出版社。1956年，PDF格式。
《中國人民公社的興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59年。
《西藏訪談》。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59年。
《當西藏的農奴站起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60年，也在互聯網檔案館。
《寮國和越南的現金與暴力》。紐約：主流出版社。 1962年。
《來自中國的信》第1-10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63年。
自傳
《我改變世界：一個美國人的重塑》。紐約：霍爾特、萊因哈特和溫斯頓出版社。1935年。（1979年由西雅圖The Seal出版社再版——芭芭拉·威爾遜所寫的引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她留下了第二卷自傳，至今仍保存在中國。」）
Anna Louise Strong - Alchetron, The Free Social Encyclopedia

另請參閱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埃德加·斯諾
米哈伊爾·鮑羅丁
路易·艾黎
海倫·福斯特·斯諾
特蕾西·B·斯特朗
註釋
^ 參見朱迪思·尼斯，《九位女性：美國激進傳統的肖像》，加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ISBN 0-520-22965-7，第166頁


喬爾·舒賓（Joel Shubin，卒於1942年3月24日）是一位俄羅斯農學家、記者，據稱是共產國際駐美國共產黨的代表。[1] 他曾擔任蘇聯農業部副部長。

傳記
舒賓出生於猶太人家庭[1]，20世紀30年代在莫斯科擔任《農民公報》的編輯。他是一位喪偶的丈夫，育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兒。1931年，他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未經儀式就結婚[2]，兩人的婚姻持續了一生。當時，斯特朗是另一家蘇聯報紙《莫斯科新聞》的英文版編輯。雖然舒賓經常陪同斯特朗返回美國，但兩人經常因工作原因分開。據路易·艾黎記載，斯特朗後來說：「也許我們結婚是因為我們倆都太孤獨了……但我們非常幸福。」[2]

1942年3月24日，舒賓因肺病離奇去世。[3] 當時正在加利福尼亞工作的斯特朗直到同年8月才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4] 1949年，有報道稱，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蘇聯官員懷疑舒賓已被「清算」。[5]

參考文獻
羅伯特·L·科恩，《戰後早期旅行者對波蘭猶太人未來生活的看法》，《波蘭評論》，53(3)，2008年
https://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1499&dat=19840226&id=HXEaAAAAIBAJ&sjid=ACoEAAAAIBAJ&pg=6932,2920050 [失效鏈接]
杜克，大衛·C. (1975年1月1日)。「安娜·路易絲·斯特朗與對正義事業的追尋」。《太平洋西北季刊》。66 (3): 123–137R。JSTOR 40489406。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論文——華盛頓大學圖書館特藏」。
「雪崩晨報，1949年2月18日，第23頁」。1949年2月18日。
註釋
^ 參見朱迪思·尼斯 (Judith Nies)，《九位女性：美國激進傳統的肖像》，加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ISBN 0-520-22965-7，第166頁。
^ 以下非同行評審出版物聲明了其著作權：赫伯特·羅默斯坦 (Herbert Romerstein) 和埃里克·布賴恩德爾 (Eric Breindel)。《維諾納的秘密：揭露蘇聯間諜和美國叛徒》，華盛頓特區，Regnery Publishing, Inc.，2000年，ISBN 0-89526-275-4，第71頁。
延伸閱讀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在華美國作家」，摘自《中國傑出女性：商代至二十世紀初》。紐約，M.E. Sharp出版社，2000年 ISBN 0-7656-0504-X，第379頁。
David Caute.《同路人：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朋友》，耶魯大學出版社，ISBN 0-300-03875-5，第79-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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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ice Frederick Strong
莫里斯·斯特朗 閣下
PC CC OM FRSC FRAIC
莫里斯·弗雷德里克·斯特朗（猶太人）
斯特朗，c. 1971
個人信息
出生：莫里斯·弗雷德里克·斯特朗
1929年4月29日
加拿大馬尼托巴省橡樹湖
逝世於2015年11月27日（享年86歲）
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華
配偶：波琳·奧利維特

（1950年結婚；1980年離婚）
漢娜·馬斯特蘭德
（1981年結婚；1989年9月離婚）
父母：弗雷德里克·米爾頓·斯特朗
瑪麗·費夫
居住地：美國科羅拉多州克雷斯頓 (1972-1989)
安大略省洛斯特湖
英國倫敦
中國北京
職業：商人、公共行政人員、聯合國官員
莫里斯·弗雷德里克·斯特朗（1929年4月29日 - 1929年11月） （2015年2月27日）是一位加拿大石油和礦產商人，也是一位外交官，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

斯特朗最初在阿爾伯塔省的油田創業，並擔任加拿大電力公司總裁直至1966年。20世紀70年代初，他擔任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秘書長，隨後成為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首任執行主任。1976年至1978年，他回到加拿大，擔任加拿大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他曾領導北美最大的電力公司之一安大略水電公司，擔任世界基督教青年會聯盟推廣委員會全國主席兼主席，並領導美國水務開發公司。1986年，他擔任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委員[7]，並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認定為國際環境運動的領袖。

他曾於1998年至2006年擔任和平大學理事會主席。近年來，斯特朗積極擔任北京大學名譽教授及其環境基金會名譽主席。他曾擔任東北亞安全與可持續性研究所顧問委員會主席。他於2015年去世，享年86歲。

童年與青年
莫里斯·斯特朗童年時期正值大蕭條時期，生活極度貧困。他的父親在大蕭條初期下崗，此後靠打零工養家糊口；母親患精神疾病，死於精神病院。他出生於加拿大馬尼托巴省橡樹湖鎮，該鎮位於加拿大大草原上，毗鄰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幹線。他是美國記者兼活動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表親。

斯特朗後來表示，大蕭條時期的成長經歷使他變得激進，他認為自己「在意識形態上是社會主義者，在方法論上是資本主義者」。他14歲高中輟學，沒有上大學。儘管缺乏正規教育，他還是成為了多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商業
1948年，19歲的斯特朗被溫尼伯一家名為James Richardson & Sons, Limited的經紀公司聘為實習生。在那裡，他對石油行業產生了興趣，並被調到阿爾伯塔省卡爾加里的理查森公司擔任石油專家。在那裡，他結識了石油行業的一位重要人物傑克·加拉格爾，並聘請他擔任助理。在加拉格爾的Dome Petroleum公司，斯特朗擔任過多個職位，包括財務副總裁。1956年，他離開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公司M.F. Strong Management，協助投資者在阿爾伯塔省的油田尋找投資機會。

20世紀50年代，他接管了一家小型天然氣公司——阿賈克斯石油公司（Ajax Petroleum），並將其打造成為業內最大的公司之一——諾森資源公司（Norcen Resources）。這引起了加拿大主要投資公司之一——加拿大電力公司的關注，該公司在能源和公用事業領域擁有廣泛的業務。該公司最初任命他為執行副總裁，後於1961年至1966年擔任總裁。

1976年，應加拿大總理皮埃爾·特魯多的要求，斯特朗返回加拿大，領導新成立的國家石油公司——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16]

他原定於1979年聯邦選舉中代表加拿大自由黨在士嘉堡中心區參選，但他選擇放棄競選，重返私營企業[17]，管理他之前收購的丹佛石油推廣公司AZL Resources[18]。[18]他擔任該公司董事長兼最大股東。1981年，斯特朗因涉嫌在最終失敗的合併前炒作股票而被起訴。在保險公司的堅持下，斯特朗以420萬美元和解。[19]AZL與托斯科公司（Tosco Corporation）合併，斯特朗從托斯科公司手中收購了位於科羅拉多州的16萬英畝（6.5萬公頃）的巴卡牧場，斯特朗的曼尼圖基金會（Manitou Foundation）將落戶於此。[18]

斯特朗後來成為加拿大發展投資公司（Canad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董事長，該公司是加拿大一些主要國有企業的控股公司。1992年，他成為安大略水電公司（Ontario Hydro）的董事長。[18]

查爾斯·林奇指出，斯特朗「往往比那些利用他才能的公司和機構表現得更好」。[3] 據說，他憑藉幾項投資成為了億萬富翁，[18] 但在2010年，他表示自己「從未接近過這樣的高度」。

美國水務開發公司
1986年12月31日，斯特朗創立了美國水務開發公司（American Water Development Incorporated，AWDI），該公司由他與他的合伙人威廉·拉克爾豪斯（William Ruckelshaus）、理查德·拉姆（Richard Lamm）、塞繆爾·貝爾茨伯格（Samuel Belzberg）和小亞歷山大·克拉奇菲爾德（Alexander Crutchfield Jr.）共同控制。[20]該公司向科羅拉多州阿拉莫薩市水務分庭第三區地方法院[21]提交申請，要求獲得從科羅拉多州聖路易斯谷的路易斯·瑪麗亞·巴卡撥款4號地塊和科羅拉多州薩瓦奇縣其他土地抽取地下水並將其出售給科羅拉多州前嶺城市走廊水務局的權利。該項目遭到鄰近水權所有者、當地水資源保護區、科羅拉多州自然資源部和國家公園管理局的反對，他們聲稱該項目會影響其他人的水權，並通過減少地表水流量對附近的濕地和沙丘生態系統造成重大環境破壞。[20]經過漫長的審判（於1992年結束），科羅拉多州法院判決AWDI敗訴，並要求反對者支付310萬美元的部分律師費，這筆費用用於對抗AWDI試圖將地表水用於有益用途的行為。[21][22]在此期間，斯特朗離開了公司。

熔融金屬技術公司
莫里斯·斯特朗曾任熔融金屬技術公司（Molten Metal Technology, Inc.）董事。該公司是一家成立於1989年的環保技術公司，聲稱擁有可將危險廢物回收利用成可重複使用產品的創新技術。1992年至1995年間，這項創新技術吸引了美國能源部約2500萬美元的研究經費。在1995年3月28日至1996年10月18日期間（即所謂的「集體訴訟期」），熔融金屬公司通過一系列公開聲明，嚴重歪曲其技術性能，人為抬高了其股價。截至1996年3月11日，斯特朗持有約4萬股公司股票，另有26.2萬股由斯特朗擔任董事長的一家公司持有。[23] 該公司申請破產，最終以1180萬美元和解，且未裁定存在過錯行為。

聯合國工作
聯合國旗幟
1947年，斯特朗與首任聯合國財務主管諾亞·莫諾德同住一棟房子。莫諾德應斯特朗的要求，為他安排了一份聯合國的工作，最初在紐約成功湖聯合國總部擔任初級安保人員。後來，他回到加拿大，並在萊斯特·B·皮爾遜的支持下，於1968年主持成立了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引文待定]

斯德哥爾摩會議
1971年，斯特朗委託撰寫了一份關於地球狀況的報告，名為《只有一個地球：一個小星球的呵護與維護》[25]，由芭芭拉·沃德和雷內·杜博斯共同撰寫。該報告總結了來自58個國家的152位頂尖專家的研究成果，為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一次聯合國環境會議做準備。這是世界上第一份「環境狀況」報告。

斯德哥爾摩會議將環境問題確立為國際發展議程的一部分。這促使聯合國大會於1972年12月成立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總部設在肯亞內羅畢，並選舉斯特朗擔任署長。UNEP是第一個總部設在第三世界的聯合國機構。[26] 作為UNEP的負責人，斯特朗召開了第一次氣候變化國際專家組會議。[27]

斯特朗是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委員之一，該委員會是聯合國於1983年設立的獨立機構。

地球峰會
斯特朗領導聯合國在非洲的飢荒救濟計劃，這是他一系列聯合國顧問工作中的第一個，之後他又擔任了一系列顧問工作，包括聯合國改革以及被任命為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秘書長。該會議以地球峰會而聞名，於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約熱內盧舉行。[28][29]斯特朗認為，里約會議的與會者雖然採納了合理的原則，但並未做出足以防止全球環境悲劇的行動承諾。他認為，用於發展中國家環境項目的資金應為1250億美元，而與會者承諾的資金不到5%。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也贊同他的觀點，他對與會代表表示：「目前的承諾水平與問題的規模和嚴重性不成比例。」[30]

地球峰會後，斯特朗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通過建立地球理事會來落實地球峰會的各項協議成果。在地球憲章運動初期，他擔任地球憲章委員會的聯合主席，並擔任世界資源研究所的主席，同時擔任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非洲-美洲研究所、印度尼西亞生態研究所、瑞典皇家科學院貝耶爾研究所等機構的董事會成員。斯特朗曾長期擔任世界經濟論壇基金會董事、世界銀行行長高級顧問、豐田汽車公司國際顧問、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顧問委員會成員、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成員、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成員、未來資源組織成員以及艾森豪威爾獎學金獲得者。他的公益活動也得益於其商業活動，這些活動包括擔任西圖集團（CH2M Hill）、斯特羅維斯特控股公司（Strovest Holdings）、技術開發公司（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c.）、澤農環境公司（Zenon Environmental）以及最近擔任的科斯莫斯國際公司（Cosmos International）和中國碳排放權公司國際顧問組主席。

斯特朗積極遊說，試圖改變非政府組織對世界銀行的看法。 一些人認為，他啟發了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關於氣候變化的著作。1999年，斯特朗承擔起恢復和平大學（總部位於哥斯大黎加，根據一項條約成立）活力的任務。[32] 和平大學的聲譽一度岌岌可危，因為該組織管理不善、資金被挪用以及治理不力。作為和平大學管理機構理事會主席，以及最初的校長，斯特朗領導了和平大學的振興進程，並幫助重建了大學的項目和領導層。他於2007年春從理事會退休。

2003年至2005年，斯特朗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的私人特使，領導國際社會應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人道主義和發展需求。[33]

和平大學
和平大學由聯合國大會於1980年成立。莫里斯·斯特朗於1999年出任校長，此後他再次陷入爭議，尤其涉及備受喜愛的國際和平電台（RFPI）被驅逐、地球理事會於2003年撤離以及在校園內實施軍事訓練計劃。斯特朗曾是地球理事會的董事會成員，該理事會是一個國際機構，旨在推廣1992年地球峰會上制定的環境政策。哥斯大黎加政府捐贈了超過20英畝（8.1公頃）的土地供地球理事會使用，但建設計劃失敗后，據稱這塊土地以165萬美元的價格售出。地球理事會曾暫時遷至和平大學校園，直至2003年12月，在政府的指控和165萬美元的索要下，才遷至加拿大。 2002年7月，RFPI收到驅逐通知，理由是該電台未經適當許可運營，RFPI對此予以駁斥。知情人士稱，UPEACE官員不認同電台對他們的批評，並自行處理此事，切斷了大樓的電源，並在周圍設置了鐵絲網。

2005年石油換食品醜聞
2005年，在對聯合國石油換食品計劃的調查中，聯邦調查人員和聯合國授權對保羅·沃爾克進行的調查獲得的證據表明，斯特朗在1997年為安南工作期間，曾在約旦一家銀行開具的一張抬頭為「M.斯特朗先生」的988,885美元支票上背書。據報道，這張支票是由韓國商人朴通善（Tongsun Park）親手交給斯特朗先生的。朴通善於2006年在紐約聯邦法院被判犯有合謀賄賂聯合國官員，操縱「石油換食品」計劃，以利於薩達姆·海珊。斯特朗先生從未被指控任何不當行為。在調查期間，斯特朗辭去了聯合國職務，並表示他將「暫時退出，直到烏雲消散」。

據稱，此事源於「現代聯合國所體現的錯綜複雜的個人關係、公私合作關係、不透明的信託基金、未經審計的資金渠道以及錯綜複雜的機構」，而斯特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斯特朗對此回應稱：「我所做的一切都與美國仔細核實過。」

此後不久，斯特朗搬到了他在北京擁有的一套公寓，似乎已經在那裡定居了。 他說，他離開聯合國並非因為「石油換食品」計劃的調查，而是因為他當時作為安南先生的朝鮮問題特別顧問，感覺聯合國陷入了僵局。「這恰好與我所謂的邪惡活動被曝光的時間相吻合，」他堅稱。「我根本沒有參與「石油換食品」計劃……我只是置身事外。」沃爾克在9月7日的報告中總結道：「雖然有證據表明伊拉克官員試圖與斯特朗先生建立關係，但委員會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斯特朗先生參與了伊拉克事務或與該計劃相關的事務，或應伊拉克官員的要求採取了任何行動。」

聯合國秘書長的致敬
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在其任期即將結束時，向莫里斯·斯特朗致以如下敬意：

回顧我們共事的時光，我們共同經歷了許多考驗和磨難。我感激您以全球視野，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尤其是在朝鮮半島和中國在世界地位變化等敏感問題上，提供了睿智的建議。我尤其讚賞您對環境、多邊主義以及和平解決衝突的堅定承諾。

後期參與

莫里斯·斯特朗於2010年榮獲「四大自由獎」（因「免於匱乏而獲得」）
2010年，斯特朗描述了他當時的活動性質：

我已從所有官方職位上退休，但我仍然非常活躍。我與聯合國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我在聯合國沒有任何職位，但我仍然積極配合聯合國的多項活動，特別是與中國及該地區的活動。我沒有任何政府職責或正式職務。不過，我仍然很活躍。

2012年，在里約+20峰會上，他為費利克斯·多茲和邁克爾·施特勞斯合著的《只有一個地球——經由里約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漫漫長路》一書撰稿。該書回顧了過去四十年的發展歷程，並展望了未來的挑戰。他出席了此次會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承擔了他的全部差旅費。

逝世、葬禮和追悼會
斯特朗於2015年11月27日在安大略省渥太華去世，享年86歲。[ 2015年12月初，斯特朗的葬禮在渥太華舉行。2016年1月下旬，在國會山對面舉行了一場公開追悼會。追悼會在加拿大太平洋政治行動委員會（CPAC）播出。 詹姆斯·沃爾芬森、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約翰·拉爾斯頓·索爾和阿奇姆·施泰納出席了此次會議。[44]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和科菲·安南也紛紛致以敬意。

影響
斯特朗雖然外表平平無奇，[45] 卻據說擁有「令人震驚的人脈」，連接著不同的利益集團。一位觀察家形容他「幾乎毫不掩飾地樂於解釋自己經常玩弄的馬基雅維利式政治手腕」。[45]

在環保運動中，他推動政府資助環境非政府組織並使其參與國際會議發揮了重要作用。

批評
莫里斯·斯特朗對質疑並不陌生，例如他捲入「石油換食品計劃」醜聞，以及他畢生參與石油行業以及與環境問題密切相關的批評。一些人[誰？] 想知道，為什麼一個「石油大亨」會被選中擔任如此令人垂涎和受人尊敬的環境職位。

斯特朗旗下的生態發展公司（Desarrollos Ecológicos）在哥斯大黎加的海羅莫拉桑多瓦爾甘多卡-曼薩尼約混合野生動物保護區內建造了一座耗資3500萬美元的豪華酒店，該保護區的開發受到限制，必須獲得凱科迪印第安人協會的批准，但最終卻未獲批准。「他（斯特朗）支持世界各地的印第安人和自然保護事業，而在這裡，他卻反其道而行之，」凱科迪印第安人協會主席德米特里奧·米奧爾加感嘆道。



榮譽與獎項
莫里斯·斯特朗榮獲多項榮譽、獎項和獎章。他曾獲53個榮譽博士學位，並在7所大學擔任榮譽客座教授。

加拿大榮譽等級表所列的榮譽包括：

加拿大勳章同伴勳章（1999年）[47]
曼尼托巴勳章（2005年）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銀禧勳章（1977年）
加拿大聯邦成立125周年勳章（1992年）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金禧勳章（2002年）[48]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鑽禧勳章（2012年）[49]
北極星勳章（瑞典）（1996年）
南十字勳章（巴西）（1999年）[50]
金方舟勳章司令勳章（荷蘭）（1979年）
其他榮譽和獎項包括：

1992年7月1日：宣誓就任加拿大女王樞密院成員。
2003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公共福利獎章：首位獲此殊榮的非美國公民，2007年[51]
2002年：西蒙弗雷澤大學莫里斯·J·沃斯克對話中心頒發的傑克·P·布萊尼對話獎[52]
2002年：馬車房全球問題中心頒發的燭光獎[53]
1995年：宜家環境獎[引證需要]
1994年：朝日硝子基金會頒發的藍色星球獎
1994年：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國際理解獎
1993年：國際聖弗朗西斯環境獎[引證需要]爾菲獎
1989年：皮爾遜和平獎章[
1981年：查爾斯·A·林德伯格獎
1977年：亨利·皮蒂埃勳章委內瑞拉
1975年：美國奧杜邦協會獎
1974年：泰勒環境獎[61]
1967年：喬治·威廉姆斯爵士大學（后更名為康考迪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62]
國際聖弗朗西斯獎，院士
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FRSC）
加拿大皇家建築學會院士（FRAIC）
大衛·鈴木基金會榮譽董事[65]
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傑出研究員[66]
美國哲學學會常駐會員[4]
約翰·羅爾斯頓·索爾將其論戰著作《伏爾泰的私生子：西方的理性獨裁》獻給斯特朗。

Honours appearing in the Canadian order of precedence are: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1999[47]
Order of Manitoba2005
Queen Elizabeth II Silver Jubilee Medal1977
125th Anniversary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Canada Medal1992
Queen Elizabeth II Golden Jubilee Medal2002[48]
Queen Elizabeth II Diamond Jubilee Medal2012[49]
Order of the Polar Star (Sweden)1996
Order of the Southern Cross (Brazil)1999[50]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Golden Ark (Netherlands)1979

Other honours and awards include:

John Ralston Saul dedicated his polemic Voltaire's Bastards: The Dictatorship of Reason In The West to Strong.


論文
斯特朗的論文現收藏於哈佛大學圖書館環境科學與公共政策檔案館。

另見
吉姆·麥克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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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威廉·麥克尼爾（James William MacNeill，OC，1928年4月22日-2016年3月5日）是一位加拿大顧問、環保主義者和國際公務員。[1]

他曾任巴黎經合組織環境事務主任（1978-1984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布倫特蘭委員會）秘書長及其里程碑式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的主要作者（1984-1987年）[2]，以及世界銀行監察組成員兼主席（1997-2002年）。

他曾任裏海發展諮詢小組成員、沃爾沃基金會環境獎評審團成員[3][4]，以及包括馬薩諸塞州伍茲霍爾伍茲霍爾研究中心在內的多個機構的董事會成員。

背景
麥克尼爾出生於薩斯喀徹溫省，1949年獲得薩斯喀徹溫大學物理學和數學理學學士學位，1958年獲得機械工程學士學位[5]，1951年獲得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研究生文憑。

職業生涯
從瑞典研究生院畢業后，麥克尼爾於1952年在薩斯喀徹溫省開始了他的公共服務生涯，在T. C. 道格拉斯內閣的經濟諮詢和規劃委員會擔任研究經濟學家。1959年，他成為南薩斯喀徹溫河流開發委員會的執行主任，負責協調該項目的電力、灌溉和其他方面。1964年，作為薩斯喀徹溫省水資源委員會副主席兼執行主任，他的職責範圍擴大到管理該省的所有水資源。

1965年至1976年間，他在加拿大政府擔任過多個高級職位。他曾任當時新成立的加拿大能源、礦產和資源部政策和規劃主任（1965-1968年），1968年任水和可再生資源代理助理副部長。1969年，他被任命為樞密院辦公室憲法和環境特別顧問。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制定了政府在環境和憲法方面的基本立場，並撰寫了他的第一本書《環境管理》。1971年，他加入當時新成立的加拿大環境部，擔任政府間事務總幹事，領導了加拿大為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所做的大部分實質性準備工作。1972年，他成為新成立的城市事務國務部助理部長，1974年，他擔任該部的部長（或副部長），這是加拿大首次在國家層面干預城市增長和發展進程的嘗試。 1975年，他被任命為加拿大駐華大使兼特命全權大使，負責加拿大在國內和國際層面籌備1976年5月在溫哥華舉行的首屆聯合國人類住區會議。

1977年，吉姆·麥克尼爾轉戰國際舞台，在巴黎擔任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環境事務主任七年。在OECD任職期間，他負責一項關於環境與經濟關係的實證研究項目。1984年，這項工作促使OECD發現「環境與經濟可以相互促進」，這一理念此後逐漸成為主流。

1984年，他成為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布倫特蘭委員會）成員兼秘書長。他是該委員會享譽全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的主要策劃人和主要作者，該報告於1987年提交給聯合國大會。該報告制定了新的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並建議召開1992年在里約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地球峰會）。1989年至1992年，他擔任會議秘書長莫里斯·斯特朗的特別顧問。他還設立並主持了生態基金，為會議的籌備工作籌集專項資金。

1988年至2006年期間，麥克尼爾擔任過多個加拿大和國際職位：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1988-1993年）；國際發展研究中心（IDRC）主席高級顧問（1992-1997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高級顧問（1994-1999年）。在此期間，他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工作進行了根本性的重組。 1994年至1997年，他擔任安大略水電公司（當時北美最大的電力公司）董事會成員。1990年，沃爾沃首席執行官佩爾·吉倫哈默邀請他協助設計沃爾沃基金會環境獎，並自此一直擔任該獎項評審團成員（現任主席）。[3][4]

1994年，作為荷蘭首相魯德·呂貝爾斯的顧問，他促成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與荷蘭政府的一項協議。

1994年，作為荷蘭首相呂德·呂貝爾斯的顧問，他促成了國際綠十字會主席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與地球理事會主席莫里斯·斯特朗達成協議，共同制定《地球憲章》。該憲章是一部道德原則準則，目前已得到全球8000多個組織、代表1億多人的認可。1990年，他是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的三位創始成員之一，該研究所由加拿大總理布賴恩·馬爾羅尼和曼尼托巴省省長加里·菲爾蒙發起，並於1994年至1999年期間擔任主席。[6]

1997年，麥克尼爾成為世界銀行獨立監察小組成員，並於1999年擔任該小組的全職主席。受世界銀行資助項目影響的人們可以向該小組提出申訴，要求對其政府和世界銀行管理層的投訴進行調查。自2003年以來，他一直擔任裏海開發諮詢小組成員。該小組是由英國石油公司集團首席執行官約翰·布朗勛爵（John Browne）委託的獨立機構，負責就1700公里（1100英里）長的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輸油管道以及英國石油公司在亞塞拜然、喬治亞和土耳其的其他相關活動的經濟、環境和社會影響向布朗勛爵提供諮詢。

與莫里斯·斯特朗的關係
2005年，《紐約太陽報》刊登頭版特別版，報道了莫里斯·斯特朗捲入石油換食品計劃醜聞的事件，並稱吉姆·麥克尼爾是加拿大同胞莫里斯·斯特朗的親密夥伴，麥克尼爾在聯合國的職業生涯也受益於這段關係。

共同活動

他們有著共同的背景，包括分享備受矚目的獎項、擔任同一家非營利性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以及將麥克尼爾在美國籌集的數百萬美元慈善資金轉交給斯特朗在加拿大創建的組織。斯特朗協助撰寫並提交了1987年布倫特蘭報告（名為《我們共同的未來》），該報告後來提交給聯合國大會，並成為1992年地球峰會的基礎。1992年，莫里斯·斯特朗以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秘書長的身份創立了地球理事會基金會（現為地球理事會聯盟），吉姆·麥克尼爾是首屆董事會成員之一。[9]一份截至1993年10月31日的地球理事會基金會獨立審計報告顯示，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由麥克尼爾運營的慈善機構，名為「EcoFund '92」（現更名為美國地球理事會基金會），曾將其130萬美元的自有資金捐贈給莫里斯·斯特朗在加拿大的地球理事會基金會。該基金會並非慈善機構，而是一家非營利性公司。[10] 2002年，兩人成為聯合國燭光獎的唯一獲獎者，該獎項由科菲·安南親自頒發。[11]

自斯特朗於2005年因石油換食品計劃醜聞離開聯合國以來，兩人之間似乎沒有什麼聯繫。

獎項
1983年，他榮獲巴黎市銀質獎章。
1984年，他榮獲家鄉薩斯喀徹溫省最高成就獎。
1991年，他榮獲氣候研究所功績獎。
1991年，他榮獲瑞典國王頒發的WASA環境獎。
1994年，他榮獲加拿大環境部頒發的終身成就獎。
1995年，他被授予加拿大勳章官員稱號。
2002年，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向麥克尼爾及其同事莫里斯·斯特朗頒發燭光獎，以表彰他們對聯合國的傑出貢獻以及在促進和推進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的關鍵作用。[11]
2006年，他榮獲伊麗莎白·豪布環境外交獎。
榮譽
1988年，他被薩斯喀徹溫大學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5]
1992年，他被麥吉爾大學授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
1993年，他被滑鐵盧大學授予榮譽環境研究博士學位。
1994年，他被湖首大學授予榮譽人文文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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