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了請了,做兄弟的,今日有幾句粗話要向列位講講。列位切不可把來做閑話看待,須知道兄弟這一篇話一不新奇,二不荒唐,三不狂悖,句句都是今日要緊的條件,一刻都慢不得,大家就要實行起來。見了兄弟這一篇話的,務當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互相抄寫,互相印送,把做陰騭文看待,天天研究,那就是咱們中國絕好的機會了。
兄弟所講的沒有別項,就是要凡當國民的都要曉得爭權利、義務,不可坐待人家來魚肉我們,這是兄弟對於列位一片的苦心了。但這「國民」二字,和那「權利、義務」四字,中國通常話少有講過,列位諒也有好多不懂的,兄弟先將這六個字的義例略為解明。
何謂國民?沒有國之時,一定必先有人民,由人民聚集起來,才成了一個國家。國以民為重,故稱國民。國民的講法,是言民為國的主人,非是言民為國的奴隸。所以國民對於國家,必完全享有國家的權利,也必要擔任國家的義務。國民的解釋如此。
何謂權利?人民在此一國之內,那一國的權柄必能參與,一國的利益必能享受,人家不能侵奪,也不可任人家侵奪,但各有界限。比如做皇帝的,做官長的,有特別的權利,那正當的人民不可侵他;不正當的人民不可許他。各依許可權做事,求於彼此有權,彼此有利,兩不侵犯。權利的解釋如此。
何謂義務?義務的話,猶言各人本分內所當做的事,所當負的責,通皇帝、官長、國民都是有的。蓋國家既是國民公共的,那皇帝、官長也不過國民中一個人。國民舉他出來,替公上辦事,不過他們的義務略重一些,非是國民遂全沒有義務了,皇帝、官長沒有辦得好,做國民的理當監督他們。國民本分內的各種義務,沒有一件不當盡的。當以義務向皇帝、官長要求權利,不可拋棄權利因就不盡義務。義務的解釋如此。
國民、權利、義務的義理,既經明白了,列位對於這六個字,就要切實講求,不可仍如從前的混過了事。一要拿出國民的身分,二要力爭國民的權利,三要勉盡國民的義務。
何以要拿出國民的身分呢?三代以上都是民重君輕。《書經》說:「民為邦本。」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國民的身分何等尊嚴!自秦以下,才把天下做為皇帝的私產,把國民做為皇帝的奴才,任意踐踏。君可以虐民,民不可以抗君,君的權無限,民沒有絲毫之權,比如牛羊任人宰割,有時要轉賣於他人,也只有聽從二字而已。不特一國的權參與不得,即自己一身的自主權都沒有了。強盜來了,服從強盜;外國來了,服從外國;連國民的稱呼都失掉了,不是小民,即是蟻民,卑賤無比。唉!世間哪有這個道理。明明的主人家,降做奴隸,明明的公奴僕(世界各國都把國民做一國的主人,皇帝、官長乃國民公共的奴僕),變做主人,豈不是強奴叛主的事嗎?所以兄弟奉勸列位,把國民的稱呼要恢復轉來,把國民的身分要拿了出來。對著這一班公奴僕,要儘力監察他、懲創他、命令他、禁止他,軟弱一點不得,退讓一點不得,畏懼一點不得,用泰山岩岩的氣象,施千鈞雷霆的威力,這方算是國民的身分了。
何以要力爭國民的權利呢?國民的權利,於今一點都沒有了。小的莫講,單就幾項很大的說:
一、政治參與權
如今文明各國,不是民主立憲(不立皇帝,由國民中間選一個人當總統,數年一任,叫做民主國,現在的法國、美國即是如此),即是君主立憲,由國民選舉議員,把國民所想要的,向皇帝、總統面前要求。一切法律都要議院承認,議院沒有承認的,即算不得法律。皇帝、總統不能脫離法律下什麼命令,做什麼事情,這叫做立憲政體,又叫做國民參與政治政體。立憲政體之外,有專制政體,國民全不能參與政治,全憑皇帝、官長幾個人獨斷行為,紅就紅了,黑就黑了,國事任憑他們弄壞到怎麼樣,國民說不得一句話。即把國民暴虐到什麼田地,甚至或斬或殺,全不以人類看待國民,也違抗不得,違抗了他,即是叛逆一方,都要血洗。這樣的專制政體,世界各國,惟有俄國、中國。這兩國的國民好如在九重地獄,永遠不見天日。現俄國的國民不服這專制政體,近幾十年間,大家起來反抗俄國皇帝,起了幾十次。現在俄皇尼古拉士的祖父名叫亞歷山大的,被俄國的國民用炸藥炸死,其餘大臣被刺死的不計其數。自去年來,愈加鬧得很,數萬做工的人,圍著俄皇的宮,各處蜂起水涌,四處響應。俄皇沒奈何,允准俄國國民改為立憲政體,差不多就要實行了。單剩得中國尚守著專制政體,政治的腐敗,千倍俄國,立刻就要滅亡。不比俄國雖然是專制,各項政治辦得井井有條,國富兵強,四遠無敵。況且俄國是自己一國人做皇帝,縱受些專制,尚可說得去。中國現在的皇帝不是本國人做,乃是滿洲的人。這滿洲是中國一個大大的仇敵,強要我們認他做皇帝。即是他自己改為立憲政體,事事以公道待我們國民,都不可忘了他的仇,何況專制到了極步,還要送我們全種於死亡境地。唉,這都忍得,也就沒有忍不得的了。俄國的國民,受同族的專制,都受不得;中國的國民,受異族的專制,到死都受得,相差那裡有這樣的遠!世界的大儒都說人若沒有政治思想,不曉得爭權利的,即算不得一個人,雖然沒有死,也和死差不多。所以兄弟奉勸列位,把政治思想切實發達起來,拚死拚命,爭這政治參與權,不要再任做皇帝、官長的胡做亂為,把中國弄得稀糟,這是爭權利的第一項。
二、租稅承諾權
這租稅承諾權,是立憲政體中頂一樁要緊的事。沒有這一項,立憲政體成了一句虛話。這是何故呢?皇帝、官長威權大得很,他要侵害國民的權利,做國民的也無法對付他們。只有這租稅總要從國民手中拿出,他才有得。大家不出租稅,遂要餓死他了。各國的國民有一句常話,不出代議士(即議員)不納租稅。他們的皇帝、總統,沒有一事不怕國民,國民要一件就依一件的,即因這個緣故。皇帝、總統皆有一定俸祿,俸祿之外,一錢不準妄取。要做一事,必先稟命議院,議院不答應,即不敢做。倘若執強妄做,國民即一齊不納租稅。要增抽租稅之時,也必將增抽租稅之故告知議院,議院皆以為可,然後答應,沒有答應的,即不能增抽半毫。所以他們各國的租稅雖極重得很,比中國要重幾十倍,卻都拿來開學堂、立醫院、修道路,擴張工藝,整頓海軍、陸軍,點點滴滴都用在國民事業上,沒有一文亂用的。國民也信得過,沒有一個不肯出的。中國的事情就不同得很。國民只有納租稅的義務,既納之後,他們如何用法,一句都不能問。今日要加抽厘金,明日要加抽百稅,不說明為什麼事要加抽,也不管國民答應不答應,用蠻力行之就是了。兼之專制政體,事前不和國民商量,及事做拐了,又把闖出來的禍移到國民身上,他們反逍遙法外,或且於中取利。
比如庚子年義和團滋事,全是滿洲的王公大臣和皇太后所主張,我們東南各省,既沒有打過公使館(各國各放一個欽差駐紮中國北京,叫做公使,其所住之館叫做公使館。庚子年,皇太后使官兵和義和團攻打各國的公使館,打了三四個月都沒打破),又沒有殺過洋人(北京的官兵在路上殺了德國的公使,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因此犯了萬國公法,八國聯兵問罪,打進北京,皇太后同光緒帝逃往陝西,出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分作三十九年攤還,連本息共九萬萬八千萬兩),分攤賠款,都在東南各省,他的老家東三省(盛京、吉林、黑龍江稱東三省,又稱滿洲),一文都不出。
又如湖北每年攤還賠款一百二十萬兩,湖北的官場藉此向民間加抽各稅五六百萬兩。一百二十萬兩之外,所余的四百餘萬,都入了他們的荷包。各省一例。列位想想,有這樣的情理嗎?練陸軍無錢,復海軍無錢(現各國注重海軍,沒有海軍立不得國。甲午以前,中國的海軍和日本差不多。自甲午中日戰爭那一回,中國的海軍全行覆滅,日本則加了四倍,每年海軍經費三千六百餘萬元。中國雖有言要復立海軍者,都以無錢而止),開學堂無錢(北京要修一個大學堂,須銀三十萬兩,說沒有錢,至今沒修。日本比中國小三十倍,每年學堂經費四千餘萬,中國不及百分之一),買槍炮無錢(馬玉昆防守山海關外,買洋槍三千桿,戶部不肯發錢),興工藝無錢(中國沒有一項不將就洋人的,從不肯由官場提倡,都說經費無出),辦新政無錢,皇太后每年修頤和園數百萬,壽陵數百萬,佛照樓五百萬,正陽門樓八十萬,其餘隨舉一件,動要幾十萬、幾百萬,又有錢了。每年在頤和園請酒唱戲,一切賞賜,一切開銷,總共要七八百萬,又有錢了。逃往陝西時候,一碗粥都難得到手;及迴鑾之時,從陝西到北京,費用一千三百萬兩。去年日本和俄國在東三省開戰,一切海防、邊防都置之不理,一點預備不講;卻使鐵良(滿洲人,戶部侍郎)到南方,借練兵辦防堵為名,搜刮南方各省的錢財,把來做皇太后七旬萬壽,共用去一千二百萬兩。各省做皇會所花費的也有一千餘萬兩。文、武各官所進的貢品,多的要值幾十萬,少的也要值幾萬兩。合計算起,大約也有幾千萬。艱難到極品時候,尚這樣的恢闊,比 (以前承平時節不知要多用幾十倍。他一個人一年要花費許多的銀錢,以外有數千的王爺、公爺,數萬的官員,數百萬的吏胥,五百萬的滿洲人(光緒帝的老家又叫做八旗人,共有五百萬。一半住在北京,一半駐防各省,都不農、不工、不商、不士,坐吃漢人的),合算起來,恐怕就算不清了。
哪一點不是咱們身上的血,哪一項是咱們該當納貢他們的!講到國事上,咱們插一句嘴都插不得。獨至於納租稅一層,他們講了的就是,慢都慢不得半刻,問都問不得半句,強盜打劫人家也沒有這樣。他若用到正經地方去,莫說是這點子,就再要加好多,也是應當的。他們這樣的用法,就是減少幾倍,也一文都不當出,何況是有加無已呢?所以兄弟奉勸列位,當仿照各國的辦法,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不先說明用法,及用到哪裡去,決不能應允。總之,無論哪項稅,必要先經我們的承諾;沒有承諾的,作為無效,這叫做租稅承諾權,即包含於政治參與權內。沒有那個辦法,就沒有這個辦法了。以下所講的,都是從政治參與權內,分出的條件。
三、預算、決算權
怎麼叫做預算呢?現在文明各國,將來年所要出款,哪項要好多,樁樁件件,開載出來,先送到議院。議院核准哪一項當緩,哪一項浮報,都除出來,實實在在要多少,照實數徵稅,不能浮冒中飽半毫。不比中國籠統乾坤,任他浮收虛耗,每年實收若干,用去若干,在先既沒有向國民報明,在後也沒有一句報告。咱們出一兩,正用了的不過十之一二,浮冒中飽十之七八。所以每年國家所收的總共不滿八千萬兩,實則咱們出的不下六七萬萬兩。即如漕糧一石,每石不過二兩,解到京時,要開銷一十八兩,各項都可做個比例。外國的稅雖是很重,然沒有浮冒的,故民間不大吃虧,且因之而做出許多事業,為國富兵強的一個原由。中國的稅,名雖輕,其實重,且沒有限定;當用的不用,不當用的亂用,即使稅輕到什麼樣,於民間沒有什麼益處。況於沒有門目的稅,有加無已,不知他用到什麼地方去了,連一個數目都沒有得。即如國債(向外國借錢叫做國債)一項,中國自甲午年以來(以前也欠過外國的,但已完清了),欠外國的債,本息共有二十萬萬兩。此外又有昭信股票(光緒二十二年,發昭信股票向民間借錢,后一概不還,作為報效)的銀三千萬兩。除賠日本兵費二萬萬三千萬兩(甲午中日之戰,中國賠日本兵費二萬萬三千萬兩,又割去台灣一省),庚子年賠八國的兵費本息九萬萬八千萬兩外,其餘的四五萬萬兩,不知他們做為什麼用處了。這是要我們累世子孫變牛馬還於外國的,他們都忍於乾沒,也還有一點子人心嗎!咱們至今尚沒有看見他們一筆實在數,只見今年加餉,明年加稅,橫硬要咱們出就是了。世間有要人出錢不告知人家用錢的出向的理嗎?出了錢文,毫不問一問,任他亂丟,也算得一個人嗎?所以兄弟奉勸列位,大家逼迫政府把一年之中所要用的,照實先向國民呈一張預算表;國民將每年應收若干,應出若干,細細查清,又當派人四處調查收稅實數,總不準有一項多征,一毫中飽,這是頂不可緩的。
四、外交參議權
如今的皇帝、官長,因得中國不是他們自己的,不甚愛惜,把土地主權順便送與外國,只圖他們偷一日之安,全不顧及咱們同胞四萬萬人(中國人口四萬萬),永遠要為牛為馬絕子滅孫了。列位不要說土地主權是他們做皇帝、官長的,與咱們無涉。這土地是咱們的土地,主權是咱們的主權。中國比如一個公司,咱們是公司的股東,皇帝、官長不過是從外前請來的當家先生。當家先生把公司私自賣與人家,公司中的事權,私自使人家干預,做股東的也可不要說話嗎?
中國近幾十年的外交,哪一項不失策!土地一塊一塊的割(俄國自咸豐以來,所侵佔東三省的地方共有數千里,光緒二十四年又佔領旅順、大連灣,因庚子年之亂遂全佔東三省,致有今回日俄交戰之事。英國則於道光二十二年佔領廣東的香港,光緒二十四年佔領山東的威海衛,去年遂佔領西藏。法國則於光緒二十四年佔領廣東的廣州灣。德國則於光緒二十三年佔領山東的膠州灣。日本則於光緒二十一年佔領台灣、澎湖。內只有香港、台灣、澎湖因戰敗割讓,其餘未交一兵,都是一班賣國賊拱手送與人家的。又俄國指定長城以北,英國指定長江一帶,法國指定雲、貴、兩廣,德國指定山東、河南,日本指定福建、浙江為他們的勢力範圍。凡在各國勢力範圍里內的,不準中國將其內的地方礦山、鐵路讓送人家,分明各認為己之所有了。那一班賣國賊也含糊認諾,是明明已把中國全數分送與別國了,特留著那一班賣國賊替各國彈壓國民而已),主權一宗一宗的送(中國的海關,永遠用外國人做稅務司。近今的郵政局也是由稅務司兼理。各省的機器局都是外國人。若說中國人不會,自應當設學堂派人學習,豈有永遠用外國人的理?況且練兵權、教育權也漸漸落於外國人的手。近幾年來用人行政的權,也要問過外國。如俄國之在東三省,德國之在山東,官員有不合他的意的,遂要另換一個,雖是督撫大員也不敢不聽命。至於外國在租界內有審案權柄,不特外國人住在中國地不受中國官場管轄,並且中國人在本國倒要受外國官員管轄,大不合理的事。這是自外國人到中國來已是如此,更不消說了。大抵一個國家,必有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主權。土地、主權有一項不完全,哪裡能成一個國家?列位尚恐怕中國瓜分,不知這樣的辦下去,比瓜分還利害得很呢)。斷送中國命脈的,尤在於把各省的礦山、鐵路送與各國(各國在中國所得的鐵路,合已成的、沒成的、計劃中的,延長將近五六萬里。中國自己修的不滿一百里。礦山被外國買去的不計其數)。各國得了鐵路,得了礦山,遂借保護鐵路、礦山為名,駐兵防守,鐵路、礦山佔到哪裡,兵也扎到那裡。鐵路、礦山佔滿中國,中國的地遂算佔盡了。俄國在東三省,德國在山東,就用這個手段(俄國在東三省以保護鐵路為名,駐兵十餘萬。日本要他退兵,俄國不肯,遂致開戰。現日本得勝,旅順、大連灣已歸了日本,東三省又將自俄國手中送與日本。中國置之不問,宣布中立。現德國在山東也以這個手段,沿鐵路旁邊駐兵二十餘處,每處三四百人,又為第二個東三省。將來各省都將為第三個東三省了)。列位尚不想個法兒,收回這鐵路、礦山,自己去修,自己去開,那就是咱們一宗滅門大禍,別想子孫燒香了。是何故呢?礦山比如咱們的寶庫,鐵路比如咱們的脈筋。寶庫被人家取去了,脈筋被人家抽去了,怎樣能活呢?所以兄弟奉勸列位要向政府爭這外交參議權,不准他們任意把中國的土地、主權、礦山、鐵路贈送各國,保守他們的私利益,預為後日做印度王(印度各王私自把國賣與英國,每年向英國領取俸祿,存一個空王號,印度的國民受英國的百般壓制,置之不顧)、貳臣(投降別國,再做別國的官叫做貳臣)地步。如再敢照從前的行為,咱們大家就獨立(不要政府,自己做主,叫做獨立)起來,各守各地。他們所訂的條約,全然不認。現在各國的皇帝、總統,倘若私把自己土地、主權、礦山、鐵路送與別國,各國的國民恐怕要鬧得天翻地覆。各國革命(從民間起義軍,掃除暴君貪官,叫做革命)不過因得政治有一二宗不好,大家容不得,遂把這不好的政府傾倒,另立一個頂好的政府。何況把國家公共的土地、主權、礦山、鐵路私送別國,安有可以容忍的理!各國的國民,也是一個人,列位也是一個人,怎麼就這樣的懦弱?不過是以前沒有人告知列位,兄弟這一番告知了,列位諒是一刻都容不得的。
五、身命、財產權
中國的野蠻官場,把國民的身命如草芥一般,任意殘殺虐待;把國民的財產如泥土一樣,任意勒取索詐。列位都是習見慣聞的,不用兄弟多說。甚至外國的人到中國,也可以亂殺橫騙,中國官場不特不管,且幫著外國人欺壓國民。如去年俄國的水兵,在上海殺死周生有一案,俄國領事官不容中國官員會審,私自擅定四年監禁之罪,中國官場不特不反對俄國領事,且以中國國民之動公憤為多事。又某洋行欠漢口商人十餘萬金,湖北官場不敢代為追討,含糊了事。這樣看起來,中國國民的生命財產全沒有保險的地方了。外國人所養的鳥獸侵害一毫不得,中國的國民連鳥獸都當不得了。以前中國人到了外國,被他們不把做人看待(美國所屬的檀香山有一萬餘人的中國街,死了一婦人,洋人謂是疫症死的,放火把全街都燒了。在美國做工的共有數十萬人,美國屢議禁止上岸,非常的虐待。近南非洲開礦的工人,也是英國從中國招去的,受苦更甚,一日要死數人。總之,外國人到中國如天仙一般,中國人到外國牛馬都比不上)。現在外國人到了中國,反不把中國人當人。這都是做官員的一心媚外,不盡保護國民之職所致;做國民的,不曉得自己爭權利,也要分任其咎。
這人權是從天賦來的,不容人家來侵奪,也不容自己放棄。所以兄弟奉勸列位,要以死力爭這身命、財產權,即是以死力爭這天賦的人權,有一毫沒有爭還,大家都不可放手,不可僅保著一人一家,遂不管他人的是非了。蓋這身命、財產權,要通中國的人合力來爭,才可爭得轉的,斷不能以少數人的力能保得住的。只要是中國人,不論在本國在外國,都不可有一個被人侵侮。有侵侮了的,大家至死不與他罷休。如此行之,咱們的身命、財產權,才可保得住了。
六、地方自治權
地方自治權是立憲的先聲;縱不能立憲,這地方自治權不可不先去要求的。日本沒有立憲之前(日本自明治初年變法到明治二十三年才立憲),也先頒布地方自治,市町村各有一個完全的自治機關,好像一個小國家,合無數的小國家,遂成了一個日本國。中國正宜仿照辦理。怎奈中國的官場平日於地方的情形毫不講求,任什麼大奸大惡在地方混鬧也不一問。只有地方講求自治,為保衛閭閻、維持秩序的事,他倒要說是侵了官權,大行干涉,不推翻一切,他總不甘休。
兄弟平日說如今的政府,說他專制也說不得,說他不專制也說不得,當專制的他倒不專制,不當專制的他倒要專制。如現在的留學生,有好多不用功讀書,做出多少壞事的,他毫不管;中間有愛國的,想替中國內辦幾分事業,不肯玩耍了事,他倒干涉得很。如想自己出錢學陸軍的,他也不準;學政法的,他也不準。俄國佔了東三省,留學生結集一個義勇隊,想往東三省和俄國打仗,也要拿辦。著書出報,把現今的大勢報告國民,也遂犯了他們的忌諱。推之內地,做官府的一事不管,害國殃民的賊,全沒有處分;略想振作的,即不穩當得很。總而言之,是專制不作事,非是專製作事;以專制保守弊政,非是以專制改變制度。比如人家要向前進的,死死扯住;人家如不向前走,和他同在一塊弄鬼,他就心愿了。
所以兄弟奉勸列位,不要怕做官府的干涉。遂要地方自治起來,關乎地方一切事情,和官府劃清許可權。何者歸官,何者自理,參照各國的地方自治章程(在下當另編一書),切實施行起來。更有以前所已有的,如團練、保甲、鄉約、蒙養學堂各種善舉等事,只要參仿時事,略為改變,實力行之,也就可以了。這是今日所易行、所必要的條件,大家不可把來做等閑看待的。
七、言論自由權
世界進步,由於思想進步。言論不能自由,一切事都不能發達。所以專制國的政體全憑幾個人的意見,抹殺一切人的言論;他們所行的所言的無一項不是,句句件件都要人家奉行。國民所言的如狗屁一般,全沒有效驗;有違反他們所行的所言的言論,遂目為大逆不道,本人治罪,還要株連好多人(清朝二百餘年,文字之獄數千餘案,往因一句詩、一句話附會出來,誅滅全家,還要牽連親戚朋友多人)。猶恐怕國民通知古今,熟悉掌故,窺破他們的伎倆,不準人讀本朝之書、引用本朝人名(科場有引用本朝人名事迹者降黜),不準人上書言事、議論朝政(卧碑載:士子上書論軍國大事者,科以大罪),無非閉塞人的聰明,箝制人的言語。現在雖大勢所趨,稍稍有議論時事的,他必用百般的手段,禁止國民演說、著書。
比如一個房屋,管守的人不盡其責,漸漸要傾倒了,做房東的警戒他們要盡責任,告示他們補救房屋的方法,即或說要改易管守的人,重新起造一個房屋,也是房東所應當說的。那管守的人倒要說房東不該說,定要依從他們所為才是。現在的政府,其意思不和這個一樣嗎?
他們要保守他們的私利,自然是不準咱們談論他們的短長。咱們豈可因為他們一禁即止嗎?各國的政府起先也不準國民言論自由的,經國民屢次鏖戰,政府終是沒可如何,遂公布言論自由之法律,載在憲法內,何曾是輕易得來的?所以兄弟奉勸列位,不要怕這野蠻政府的禁令,各各擴張言論自由權,用來改變風氣,監督政府,這是很要緊的。
八、結會自由權
各國所以強盛的,每一宗事集多人的才力來講究。政治有政黨,學問有學會,沒有一事不有一會。國家不特不禁止,反極力保護。獨有中國不準國民集會。彼此不相親愛,不相團聚,凡事各由各人的意做之,全沒有合群研究的辦法,國家安得不弱?事業哪裡能做?況且所禁的,不過於政治上、學問上、社會上的事情,禁得極嚴;如結黨營私,以及聚眾賽會、迎神、唱戲、聚賭,凡有害於人心風俗的事,他到不禁了,即禁也不過貼一張告示,全沒有實行。至於做官的,有年誼、世誼、鄉誼,又有官官相與之說,明目張膽為之,沒有一點顧忌。且國民要結會,正正堂堂的,他可以干涉;秘密的會黨,如哥老會、三合會、大刀會,沒有一處不有,他又無可如何了。各國的政府獎勵會社,國勢陡強,內亂全泯。中國的政府嚴禁立會,其結果君子沒有會,小人有會;正事沒有會,歪事有會。在這糊塗的政府,原是難和他說清的。在我們國民,要認清結會的事,為富強中國的根原,無論如何禁製得嚴,都要冒禁結立的。但要仿照文明各國結會的辦法(在下後日當另有一書詳言之),注眼政治上、學問上、事業上,不要仍如從前的結黨營私及為不正之事結會,這是頂當記著的。
以上八項,都是國民所當力爭的權利,沒有爭到,死都不可放手的。
何以說國民當勉盡義務呢?世界上不負義務的,便不能享權利。只知責人,不知責己的事做不出的。這一個國非是幾個人所能擔任得起的,要大家共來擔任。不可因皇帝、官長不好,遂大家都不管國家的閑事了。皇帝、官長不好,咱們要設法監督他們,豈可把來當借口,遂丟了自家的責任?所以兄弟奉勸列位,這一個義務總要盡呢。國民的義務千般萬狀,從哪一項說起?也先把幾項頂大的說說:
一、人人有納租稅的義務
從前中國的老話,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踐土食毛,即應當報效皇家,這是一句頂混帳的話。我這一個地方,是從祖父以來已經有的,自耕自食,與他皇家哪樣相干!況且自有中國以來,不知換了好多朝代,當初沒做皇帝之時,也不過是一個國民,及僥倖做了皇帝,遂說天下是他一家的私產,哪有這等道理!至於清朝,本是從滿洲進來的,人都不是中國人,怎能說中國是他家的。若說降伏了他,即把中國歸他一家所有,這樣說起來,清朝是我們一個不共戴天的大仇,我們應當報復他,怎能報效他呢?不知這些話都是說錯了。做皇帝的,不過替國民經理國家,國家一定不是皇帝一家的私產(其說詳前)。國民納租稅是納與國家,不是納與皇家(以前的是納與皇家,所以國民急宜革命,把政體改變)。納於皇家的一定要有限制,以少為主;納於國家的限制不得,過少不得,只能看那宗事當辦不當辦,當辦的就不能計及多少了。蓋納於皇家的是納貢他,沒有報酬的,一去不復返,少數都不應該,何況多要。納於國家,非是一個私人得了,仍為我們辦公共的事業。比如自己所做的事,每年雖用去一千、一萬都不嫌多,因為這些事都是當做的,省無可省。且不僅用去,要把用去的少數,保全現在及增進將來的多數,所以雖多用些,也是心愿的。這國家所做的事,也是自己所應當做的事,不過是有人代替我們做,由我們出資本就是了。資本不肯出,叫做事的人怎樣做法呢?
雖說如今做事的人有名無實,租稅出了,國家的事仍是沒辦,這當依兄弟上面的話,做國民的,大家干涉他們,不許他們胡鬧,或就另換一班人來辦國家的事。但是這國家一日不亡(改易皇帝,不是亡國。亡國者,是為外國所滅,所瓜分。若能由國民而改易皇帝,這是光復,不是滅亡),就一日不能不辦事。辦事就要經費,現在國家的經費,不比從前可以因陋就簡,至少要加多十倍才能夠用(外國的經費,都比中國多百餘倍。日本只有中國三十分之一,今年經費九萬萬,比中國現在經費多十倍)。這是何故呢?現在弱肉強食,沒有海軍、陸軍(日本經費用於海軍、陸軍的三分之二),這國家一定保不住(現在只有七八強國,將來稍弱一點的決不能存)。自機器發明,軍火改制,比從前海軍、陸軍的費用加多百倍不止(大戰艦一隻——全身是鋼,要一千五六百萬兩。大炮一個,要四五萬兩。大炮打去一次的子葯,要四五百兩。日俄交戰兩點鐘,只子葯一項,要二千五百萬元,兵丁一人每月要費三百元)。咱們若是顧惜經費,不大大的擴張海軍、陸軍(俄國有陸軍四百萬,其餘各國二三百萬不等。中國雖說有兵勇三四十萬,能戰者不滿三萬人,海軍僅有日本五分之一),國家一定為人家所瓜分,各人的身命、財產,一概沒有了(家與國相連,無國即不能有家)。我們此時都出些錢文,擴張海軍、陸軍,即保全了國;保全了國,即保全了身家。此時雖出得重,所保全的也大了。
又國家所當重的不是僅僅海軍、陸軍,如開辦學堂,比海軍、陸軍還要在先咧。各國所做的事業哪一項不是從學問來的?沒有學問一件事都做不來了(造槍炮、造火藥、造戰艦、造種種機器,都要一二十年的學問。海軍、陸軍的極小將官,也要讀十多年書,通幾國語言文字。無論男女沒有不讀書認字的。不讀書認字,即當極**的職役也沒有人請。將來世界斷沒有不讀書的人可以存種)。中國從前雖是有人讀過書,但到了如今不能適用(外國的學問分普通學、專門學。普通學是倫理、歷史、地理、算學、物理、圖畫、音樂、體操,這是人人都要兼學,共一十三年。進了高等學堂、大學堂,才分專門。各國大同小異。日本是分文科、理科、法科、工科、農科、醫科,每科又分子目,聽人專習一科。此外有師範、海軍、陸軍、商業各專門學堂,沒有一件不是有用。不比中國以前做八股,現在做策論,毫沒有一點實用)。要想中國站得腳住,比得人家上,這學堂是一定不可不開了。要開學堂,必要先籌經費。日本只有中國一省之大,每年學堂經費四千餘萬,中國即當十倍之了。
又國家如或要自己修鐵路、開礦、建工廠,以挽回利權,保全種族(各國的政策,不僅用兵力征服,尤在用工商吸取中國的錢財。錢財盡了,中國的人民自然要餓死,極狠是先把鐵路、礦山搶到手裡,即制中國的死命。現聞英、俄、美、德、法五國,打算集款五十萬萬元,包攬中國的鐵路,一枝一節都不準中國自修。此議若成,中國無一點生望了。所以大家當一面嚴告政府,不可把鐵路許與人家;一面要多開工廠,多開礦山,莫使人家來占頂,不可惜費用的),我們也要極力幫忙,吝惜一點不得。總之,我們在這一個國家內,就要擔任這一個國家的經費。只有查問經理人的權,並沒有不問好歹,不肯納租稅於國家的理(即或不認舊日的政府,馬上要立一個新政府,對著新政府不可不納租稅)。這是人人有納租稅的義務了。
二、人人有當兵之義務
中國古時,寓兵於農。現在各國都用徵兵的制度,人到了二十歲,即要當常備兵三年,以後當預備兵、後備兵,直當到四十歲,就是王子也不能免。這是何故呢?國家是公共的,即應大家任保衛之責,不可把一國的人分出界限來,哪一個該當保衛國家,哪一個就不該當,又不可請外國的人當兵(各國憲法內都有不準用外國人當兵一條),所以要人人當兵了。各國都把兵看得極重(犯了罪的人不準當兵),不比中國的兵從招募來的,看得極輕賤,不是極無賴的人,萬不肯當兵(中國有「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之謠)。這樣的人,怎麼能敵得人家住(以前是以烏合之眾對敵,烏合之眾尚可以得。如今各國都是國民軍,怎樣能敵呢)?況且各國都有兵數百萬,中國這點子的兵,怎麼能夠保守疆土?所以一定要仿著人人皆兵的制度。無論何項人等,都要當這義務兵,集心合力,保衛土地、主權,但不可幫著現在的野蠻政府傷害同胞(李鴻章到德國的時節,拜會德國宰相俾士麻克,誇張他在中國殺長毛的功勞。俾道:「我們的兵,只把來和外國打仗,不把來殺害同胞,你替異族的滿洲殺害自己同族的長毛,這是你莫大之罪,哪裡算得功呢?」李聽了羞愧得很。現俄國大大的革命,俄皇調兵平亂,俄國的國民都對兵丁言道:「你們不是俄國的人嗎,為何要殺害同胞呢?」兵丁一聞此言,立刻丟槍散去。各國的陸軍和外國開起戰來,都是奮不顧身,從沒有在本國替政府殺害同胞的)。這是頂當記著的。
三、人人有借錢於國家的義務
國家有時為公眾上的利益及不得已的事,要向國民借錢。只要實是當用的,無論好多,我們國民都是當借與他的。何故呢?國家既是公共的,國民不借錢於國家,自然是要向外國去借。民間有盤算人家的手段,各國也然。利息既重,越積越多,國家終是沒有錢的,少不得仍是要國民攤還(中國所借各國的錢,按年由各省攤還)。等到攤還不起,所借各國的錢,都是有抵擋的,各國照契管業,那就亡得成了(埃及國之亡就因借項一端)。所以我們當於他們借錢的時,要實實在在盤問。萬不可少之數,即由大家承借,免使受他國的盤算,貽後日的重累。這是一句頂要緊之話。
以上三項,都是要爭得權利之後,才是有的。但權利是要去爭,不是可以坐得,又不是可以哀求,並不是空空不盡義務,可製得他住。蓋你若不把租稅,要求參政權,這是租稅也是要你出的(現在的租稅,哪項是人民心愿,又哪項能免)。你雖不當兵,這養兵的費用,也是要你出。況且他征了你們的錢,招兵壓制你們,生死之權操在他手,怎若國民自己當兵,可以監製他們的暴政呢(當兵不儘是義務,又是權利)?至於不借錢於他們,仍是國民受累,前已說明了。所以咱們要想對付他們做皇帝、官長的,一定要先拿出主義和手段來。
這主義、手段怎麼樣?把咱們對他的義務,求一個相當的權利,這是主義。每縣各公舉幾個人,齊到北京,要求他們把以上八項交給我們,如有一項不依從的,我們大家齊到北京去,把這不好的政府去了,另立一個好政府;或各把本地的租稅截留,專辦本地的事,公舉人來經理。不要以前的官府;他們和各國所訂的條約,所借的款項,一概不認,這是手段。但是要達這個主義、手段,先要有四個條件:
第一,要學問。
各國的國民,所以能享權利的,由於人人都有學問,政府不能欺瞞他。若毫沒有知識的人,怎樣能有權利呢?中國以前的讀書人,雖是沒有用,官府總當另眼看待,比沒有讀書的人好多了,這是列位親眼看見的,所以大家要講求學問。即年紀大了,不能進學堂,也當把新出的白話書(《猛回頭》、《黑龍江》、《中國白話報》等書都好),買幾部看看。或並字都認不得的,也當請人把古今的大勢講講,總要明白一些。事理明白,那權利是不期有而有的。
第二,要武力。
如今的世,稍弱一點的,便不能保存。各國文學固然是重,武力越發重得很。各學堂都有體操一門,此外遍處有體育會。無論男女,武藝都操得很好。有武藝的人,人人尊敬,武官的身價比文官大得多(武官可做文官,文官不能做武官,有極大的文官帶一個極小的武官銜,即以為榮寵)。所以人人都可以當兵,國家有禍事,擔當得住;政府若不好,推倒得翻。中國若想有翻身的日子,非把重文輕武的鄙見丟了,人人有尚武精神,人人有當兵資格,決無可望了。
第三,要合群。
外國雖極小的國,都能強的,即是合群二字盡之了。中國雖說有四萬萬個人,即是有四萬萬個心,如散沙一般,所以弱到這個地步。要想以後中國可以救得轉,如非大家都捐除意見合起群來,一人被害大家救應,不分彼此,即萬無可救之理。
第四,要堅忍。
民間起事的也有其人,往往一敗即塗地,全沒有人即起,這是不能堅忍之過了。各國革命,多的幾百年,少的也有幾十年,才能變成一個頂好的政府,斷沒有一舉成功的。所以咱們做事要以堅忍為主,即失敗到十幾次,百餘次,斷頭到數十萬,數百萬,都不可怕,總要越做越凶,以達了咱們的主意為止。
有了以上的四個條件,才能盡義務,爭權利;沒有以上的四個條件,義務也就不能盡,權利也就不能爭,坐待人家來滅就是了。現在的政府,把咱們一切所有賣與人家,已剩不多了,再慢半刻,什麼都賣去了。那時向政府說,政府已經沒有了;向各國說,各國是有人送與他的,也說不上。所以列位要說就要說起來,要爭就要爭起來。
自由乎?死乎?二者必有一項。願列位於這兩項任擇其一也。中國國民萬歲!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
作者:陳天華 清
1905年10月20日
署名「思黃」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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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孟德斯鳩恫法政之不如英善也,爲《萬法精理》一書,演三權分立之理,而歸宿於共和。美利堅采之以立國。故近世言政治比較者,自非有國拘流梏之見存,則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國沉淪,奴伏於異種之下者二百數十年。邇來民族主義日昌,苟革彼羶穢殘惡舊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體,亦宜莫共和若。何也?朱明爲漢敺元,一家天下,滿洲從而攘之,以民族之公而行其私,君主專制,政敝而不能久存也,而況虎視鷹瞵,環於四鄰者,其爲優勝百倍滿、蒙,奈何爲之敝耶!且以一大民族形成國家,其間至平等耳,而欲以一人擅神聖不犯之號,以一姓專國家統治之權,以勢以情,殆皆不順。然則言中國變革,而盛誦夫君主立憲之美者,爲彼少數異種方握政權者計,而非爲我漢族光復於將來者計也。顧其間反對共和之說者,要以就程度立言者爲最堅,貌爲持重,善於附會,而怠乎方張銳進之人心,其最不可不辨也。
持程度之見者曰:「國之治化,其進在羣,羣之爲道,其進以漸;躐等而求之,則反蹶而仆,或且失其最初之位置。法蘭西之革命流血至多,而卒不若英國民權之固,由程度之不逮也。中國經二十餘朝之獨夫民賊,閉塞其聰明,箝制其言論,靈根盡去,錮疾久成,是雖塊然七尺之軀乎?而其能力之弱,則與未成年者相差無幾,遽欲與他人之成年者同享自由之福,其可得乎?其不可得乎?此殆爲當今切要之問題也。欲解決此問題,當有三前提:第一,能力果絕對不可回復乎?抑尚可以回復乎?第二,回復之時期,能以至短之期限回復之乎?抑必須長久之歲月乎?第三,回復之後即能復有完全之權利乎?」吾儕以爲此問題至易解決也。
第一前提,吾儕直斷其可以回復而不待費辭也。天下事惟無者不易使之有,有者斷難使之消滅。如水然,無水源斯已也,苟有源流,雖如何防遏之、壓塞之,以至伏行於地中至數千年之久,一旦有決之者,則滔滔然出矣。無目者不能使之有明,本明而蔽之,去其蔽斯明矣;無耳者不能使之聰,本聰而塞之,拔其塞斯聰矣。吾民之聰與明,天所賦與也,於各族民中不見其多遜,且當鴻昧初起,文明未開之際,吾民族已能嶄然見頭角,能力之偉大,不亦可想?特被壓制於歷來之暴君汚吏,稍稍失其本來,然其潛勢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從外觀之,而即下斷語曰:「中國之民族,賤民族也,衹能受壓制,不能與以自由。」外人爲是言,民賊爲是言,浸假而號稱志士,以大政治家、大文豪自負者,亦相率爲是言,一夫唱之,百夫和之,幷爲一談,牢不可破。一若吾民族萬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爲牛爲馬爲奴爲隸者,何其厚誣吾民族也!吾民族有四千餘年之歷史,有各民族不及之特質姑不論;即以目近而言,民族主義提倡以來,起而應之者,如風之起,如水之涌,不可遏抑,是豈絕對無能力者所能之耶?地方自治,西人所豔稱者也,而吾民族處野蠻政府之下,其自治團體之組織,有可驚者。朝廷既無市町村制之頒,而國民亦不克讀政法之學,徒師心創造,已能默合如是,使再加以政治思想、國家思想,其能力豈可限制耶?盛京、吉林之間,有韓姓其人者,於其地有完全之自治權,擧日、俄、清不能干涉之,其實際無異一小獨立國。而韓亦一鄉氓也,未嘗讀書識字,其部下亦不聞有受文明敎育者,而竟能爲文明國民所不能爲,謂非天然之美質曷克臻是!己身不肖斯已也,勿辱衊祖先,勿抹殺一切,而故作悲觀之語,以阻我國民之志氣也。吾儕之所以敢於斷言國民能力必可回復者此也。
第二前提,吾儕以爲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復之也。觀之於敎育未成年者與成年者得以知之矣。天機之發育未達,則必歷若干歲而始能言,歷若干歲而始有知識,歷若干歲而始能行動。蓋有天然之步驟,有非人力所能爲者。若夫年限已至,因人爲而迷其良知者,則固可以特別之速成法敎之。近來採速成敎法者,縮短十餘年之學程而爲二三年之學課,其程度亦畧相等。曾謂已經開化之國民,其進步之速度,與未曾開化者同其濡滯乎?南山可移,吾腕可斷,此言吾決不信也。質而言之,吾民族之進步,實具長足之進步也。西人未脫於榛狉之時,吾族之文明實達於極點,特因四傍皆蠻夷,無相競爭之族,侈然自大,流於安逸,漸致腐敗;幸與歐美接觸,其沉睡亦稍醒悟矣。醒悟之後,發奮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孰能限制之!不觀之日本乎?四十年之前與我等也,以四十年之經營,一躍而爲宇內一等強國。矧以土地、人民十倍之者,不能駕軼之耶?夫創始者難爲功,因就者易爲力。以歐美積數百年始克致之者,日本以四十年追及之;日本以四十年致之者,我輩獨不能以同比例求之乎?故合中西爲一爐而共錘之,其收效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譬如餚然,使必待求種蒔之,則誠非立談之間可以得之也;若珍羞已羅列於幾桉之前,惟待吾之取擇烹調,則何不可以咄嗟立辦?世人有倡言中國之敎育難於普及,民主制度終不行於中國者,盍不取此譬而三思之也!吾儕謂中國國民之能力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復之者此也。
第三前提,吾儕以爲中國國民可享完全之權利也。語有之,不能盡義務者不能享權利。吾國民之能盡義務,置之各國,未見其不如也。而今若於國事甚冷澹者,則政府不得其人,而民不知國家爲何物也。苟一日者皆明國家原理,知公權之可寶而義務之不可不盡,羣以義務要求公權,懸崖墜石,不底所止不已,倘非達於共和,國民之意慾難厭,覇者彌縫掩飾之策,決其不能奏效也。今人爭稱條頓民族與大和民族,條頓民族以能殖民聞,大和民族以武勇聞;而吾民族實兼有此二長也。外人之殖民也,政府爲之後援;吾民族之殖民於海外也,政府不特不與以援助,且視之若仇讐,等之於盜賊,挫折無所不至。而吾民以不撓不屈之氣概,與外族戰,與土番戰,與寒暑戰,卒能斬荊披棘,蕃育其子孫至數百萬,輸大財源於母國,是條頓民族之所長,吾民族有之也。日本之與俄戰也,所攻必克,所戰必勝,南山之取,旅順之拔,驚動全球,無不以「敢死男兒」之徽號上之於日本國民;顧吾漢族之宣揚於塞外者,遽豈乏人?勒銘燕然之山,飲馬烏孫之水,姑以湮遠置之;湘、楚各軍,徒步以平定二萬里之回疆,轉戰於沙漠雪窟之中,其壯烈豈讓日俄之戰爭乎?中國行軍,以扎硬寨、打死仗爲要義,肉搏攻城、衝鋒陷陣之擧,殆已視同習慣,不見其可畏,所缺者無新戰術耳。使與日本有同等之敎育,有相當之將官,則中日之兵,正不易分優劣也。夫日本視軍士爲無上之榮譽,國家之所以鼓舞之者,殆不遺餘力;而中國則至賤者兵也,其出征也非如日本之有軍人援助會也,其死也非如日本之有勳號年金也,其傷也非如日本之有廩給終身也。至於社會上之待遇,則不特不能與日本兵士同科,且適成反比例;而一有召募,則爭先恐後,一臨戰陣,則駢首不辭,以視日本維新之初,革除武士,改行徵兵,而應之者寥寥,卒至用大強力而始就緒,孰謂日本之武勇非因政策而養成者乎?中國之不武勇非因政策而消失者乎?改易其政策,而中國之武勇不日本若,吾決不信之也。中國民族既具條頓民族、大和民族之所長,則其能享二族所有之權利無疑也。顧吾謂吾民族不僅能享有條頓民族、大和民族所有之權利已也。拿坡崙曰:「將來世界,或爲支那民族所支配,亦不可知。」夫以能支配世界之民族,而不能享有世界最上之權利,有是理乎?吾儕以爲中國國民能享有完全之權利者此也。
夫以中國國民之能力可以回復,並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復,能享有完全權利之證據又確鑿如是,而猶曰歐美可以言民權,中國不可以言民權;歐美可以行民主,中國不可以行民主,爲是言者,無論何人,皆知其失。然而庸俗之見以爲列強環伺,羣志未孚,專制行之,猶恐不濟,況啓紛議之端,來解散之象,不與救時之旨相悖乎?是殆誤認吾儕之所主持爲無政府主義,而以民主政治爲取放任者也。不知吾儕原不欲爲過高之論,不切時宜之談,以誤我國民之視聽,固按時切勢,求其可行者言之也。彼無政府之主義,寧吾儕今日之所主持乎?至於以民主政治爲取放任,則曷不取法、美、清、俄四國現時之行政而比較之,敎育之強迫,內政之整飭,秩序之維持,孰能實行,孰不能實行,當不待智者而辨也。使中國而改共和也,當興立興,當革立革,雷厲風行,毫無假借,豈若今政府之泄泄乎?吾儕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箇人之自由者也,以個體之自由解共和,毫釐而千里也。共和者亦爲多數人計,而不得不限制少數人之自由。且當利未見,害未形之時,自非一般人所能分曉,於是公擧程度較高於一般人者爲之代表,以興利於未見,除害於未形,當其始也,似若甚拂衆人之欲者,及其既也,乃皆衆人之所欲興欲除者也。政府之制治同,而其所以制治者異也。不問政府之內容,而一概排斥之,是不得謂爲真愛自由者也。惟欲求總體之自由,故不能無對於箇人之干涉,然而以望之現政府不可也。現政府之所爲,無一不爲個人專制、強橫專制者,其干涉也,非以爲總體之自由,而但以爲私人之自利。今以政府爲不可少,干涉爲不可無也,彼乃變易面目,陰濟其私,是無異敎猱升木,助桀爲虐也。現政府之不足與有爲也,殆已成鐵據。其一由於歷史:中國未有於一朝之內,自能掃其積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予以除舊佈新,然後積穢盡去,民困克蘇;不革命而能行改革,烏頭可白,馬角可生,此事斷無有也!第二由於種族:今之政府,非漢族之政府,而異族之政府也,利害既相反,則其所操之方針,不得不互異;吾方日日望其融和,彼乃日日深其猜忌,外示以親善,而牢籠欺詐,毒計愈深,黨獄之起,未央之誅,指顧間之事。諸君不信,請讀康、雍、乾三朝之史,觀光緒戊戌、庚子之事,可以知往而則來矣。《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戎狄豺狼,不可親也。」諸君欲認賊爲父,竊恐徒足以取辱,而無秋毫之補也。
日本之奏維新之功也,由於尊王傾幕。而吾之王室既亡於二百餘年之前,現之政府,則正德川氏之類也。幕不傾則日本不能有今日,滿不去則中國不能以復興,此吾儕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憲,而必主張民主立憲者,實中國之勢宜爾也。中國舍改爲民主之外,其亦更有良策以自立乎?諒諸君亦無以對也。無已則惟有苟且偷安,任滿政府轉售之於人耳,是則非吾儕之所欲聞也。吾儕既認定此主義,以爲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之以開明專制,以爲興民權、改民主之豫備;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寧擧吾儕盡犧牲之,此目的不可不達。嗚呼!吾欲彼志行薄弱者姑緘其口,拭目以俟吾人之效果也。而何有程度之足雲哉!何有程度之足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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