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物種---1968年精神有可能再次出現

《乾淨屁眼詩》

比爾.柯林頓是第一位成長於20世紀60年代的總統，但柯林頓深受舊勢力的影響，包括南方愛國主義和聖經地帶保守主義。柯林頓在性解放的時代長大，他的個人行為顯示出20世紀60年代的自我放縱，但柯林頓的政策並未表現出我們在戴維斯.薩伊德、昂格爾、艾爾斯和賴特身上發現的那種對美國的敵意。

我相信即便今天去問柯林頓，他是否希望看見美國仍是世界第一，他會斷然說「是的」，並對自己被問到這個問題深感驚訝。可是，對奧巴馬，誰知道他會如何回答呢？但是，無論他回答什麼 都有可能完全背離他真正的想法。奧巴馬一直對他的交往情況遮遮掩掩，並對此撒謊，其原因是，他不想讓人們知道他從那些人身上學到了什麼，以及他們對美國的觀點在何種程度上轉化成了他的觀點。出生於1961年的奧巴馬當時太小，無法投身60年代的激進主義，但他是從那個年代的思想家處汲取知識的第一位總統，也是認為tadgjia是不可原諒的第一位總統。

是什麼造就了20世紀60年代？有人想把這個時代的思想根源定位於30年代。福利國家（林登.約翰遜總統稱之為「偉大的社會」）的擴展，似乎起源於39年前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的確，羅斯福總統作了些激進的演講，否定了建國的原則

。儘管共和國的締造者們認為政府是權利的敵人（《人權法案》的若干規定以這樣一句話開始：「國會不得制定法律……」），但羅斯福總統堅信，政府是權利的朋友和保證人。儘管開國元勛們認為經濟自由是一項基本權利，但羅斯福以經濟安全的名義壓縮了經濟自由。儘管如此，新政的實際項目相對較為溫和，這是對緊急情況，即大蕭條的一種回應。據歷史學家大衛.肯尼迪說，羅斯福擔心大蕭條后，美國的經濟再也無法增長；他認為財富總數是不變的，而他的再分配計劃建立在一個被證明是錯誤的假設上。我並非指責羅斯福總統：20世紀30年代的許多智者都相信資本主義已然失敗，必須試試新辦法。

相比之下，20世紀60年代的資本主義運行良好，經濟蓬勃發展。福利國家代表著大幅度擴張和政府項目的加速，因此，它構成了一個真正的轉變，脫離了1776年精神。另外，20世紀60年代還出現了另一些新元素（攻擊美國是一個流氓國家，拋棄傳統道德和社會價值），這在20世紀30年代根本聞所未聞。因此，從意識形態上說，20世紀60年代代表著各種激進衝動勢力的聚合、有些是舊的，有些是新的，這導致了美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一個真正的斷裂點。1968年精神與1776年精神截然相反。

回想一下，這是美國第一次真正出現了「代溝」，一種父母與孩子之間的分歧。過去，孩子們希望成為成為父母那樣的人，他們想儘快長大成人。可在20世紀60年代，孩子們認為他們在道德上優於父輩，儘管他們沉浸在諸如目無法紀、吸食毒品這些他們的父母都沒想過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中。很快，在父母們看來，這些孩子已變得無法理解，不光是聽他們的音樂、還包括他們的價值觀。父母們越來越老，而這些孩子，從某種意義上說 卻從未長大。他們似乎成了「永遠的青少年」。現在，他們已灰發斑斑，成了「灰發青少年」，此前，這個世界從未有過這種物種。所以，美國現在被划入一個團體中，這個團體是20世紀60年代的產物，而他們從未完全接受20世紀60年代的價值觀。隨著時間的推移，代溝已變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分歧。從某種意義上說 父輩代表的是1776年精神，而他們的孩子代表著1968年的新精神。

我們認為20世紀69年代反映在其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性愛實驗以及他們對美國的懷疑等事實上，的這些特徵在50年代「垮掉的一代」身上同樣能看見。

艾倫.金斯伯格（猶太人）在他題為《美國》的詩中公開他的同性戀狀況、對傳統宗教的排斥和對共產黨的喜愛：

「美國，我曾是一名共產黨員…..

我對此並不後悔。「 

「我不會禱告。」

「美國，我已經盡了我這個同性戀者的全力。」

在《嚎叫》一詩中，金斯伯格激烈抨擊了「機器人寓所」「隱形的郊區」惡魔的工業」和「巨大的炸彈」。這首詩的第一句清楚地表明了自我放縱的傲慢：

「我看見這一代最傑出的頭腦毀於瘋狂。」

最傑出的頭腦顯然屬於他和他那些反傳統的朋友。金斯伯格與傑克.凱魯亞克、尼爾.凱塞蒂以及其他一些人定義了一種「垮掉派」的敏感性。凱魯亞克的《在路上》（On the Road) 不僅象徵著一種游牧生活，也代表了游牧民族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與美國的傳統價值相違背。

20世紀80年代，我在達特茅斯學院遇到了金斯伯格，他和他的面首）意為「男寵」）彼得.奧爾洛夫斯基一同來到這裡。當我試著向他了解是什麼促使他（或造成他）成為這樣一個叛逆者時，它不停地敦促我讀讀奧爾洛夫斯基的新詩集《乾淨屁眼詩》（Clean Asshole Poems)。金斯伯格向我保證，這個標題來自於印度，那裡的人們用水清洗，因此，他們的屁眼比西方人乾淨得多。

因為我來自印度，金斯伯格對我有一種特別的興趣。他似乎將印度與超自然力和性解放聯繫在一起，我努力讓他了解嫁妝、包辦婚姻或種姓制度（印度的制度很難被稱為「解放」），但事實證明，他對此不感興趣。我從金斯伯格那裡獲知，「垮掉派」是「同時代的超前者」，20世紀50年代，這種波西米亞式文化局限於舊金山和（紐約的）格林尼治村的的小社區，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主流。金斯伯格告訴我：「突然間，到處都是我們的同道中人。」

這是如何發生的呢？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越戰」、人權、女權主義和性解放。這些都是重大事件，但它們無法完全解釋20世紀60年代；相反，正是20世紀69年代精神使得這些運動一我們看到的方式蓬勃發展。想想「越戰」，那是場可怕的戰爭，但它無法解釋為何如此多隔膜因它而起，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比它可怕得多。在其敵人看來，這是一場「殖民戰爭」，但與朝鮮戰爭相比，它有什麼不同嗎？這裡面還有更多的東西。

女權主義和性解放同樣無法解釋20世紀60年代。實際上，這二者真正開始並成為可能，憑藉的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的技術革命。女權主義和性解放是技術帶來的不僅僅是藥丸，還包括節省勞力的家用設備 例如吸塵器等。對婦女們來說，控制自己的生育能力突然間成為了可能，家務成了一種兼職。這些設備在20世紀60年代濕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但潛在的變化是價值觀的轉變，這導致大批人群尋求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儘管人性一直就這樣，但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突然間，越來越多的女性擁有了婚前性愛（和未婚先孕） 並要求獲得「與男人們同樣」的對待。我們要問問，是什麼是她們提出這種要求的？

儘管60年代的許多激進分子現在承認了他們的自我放縱，但他們一致認為，當初的他們也受到一個更高目標的推動，這個目標就是民權。

但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分子們處於民權運動的外圍，那是一場由黑人領導、以黑人為主導的運動。當然，柯林頓和希拉里之流也許在南方過了個夏天，享受了性愛，還擔任過糾察隊員，但他們對民權運動的影響微乎其微。

斯派克.李在電影《黑潮》（Malcolm X)中描繪了一個真實的場面：一個白人激進分子走到馬爾科姆.X身邊，問她能為黑人的事業做些什麼。馬爾科姆.X回答說：「什麼也做不了。」這個姑娘頓時崩潰了。這看上去似乎只是麻木不仁的回答，但卻是誠實的。

馬爾科姆.X 知道，年輕姑娘做不了太多事，而她的目標也不是為了做很多事情。她主要是想獲得一種良好的自我感覺，這就是她離開時眼含淚水的原因。馬爾科姆告訴她的是實情：她幫不了忙，也無法幫忙，她該做的只是回家。

看到那位姑娘對馬爾科姆.X的話做出的反應（這裡代表了一種普遍存在於20世紀69年代的焦慮），我們必須探尋其深層次的原因，這種原因有助於解釋1968年精神的出現。我們探尋的是美國某種新感性的起源，它以一種上一代所沒有的方式（當然，以往任何時候都沒有過）處理著諸如「越戰」、女權主義、民權和性解放等問題。對於答案，幾年前我在閱讀湯姆.布羅考《美國最偉大的一代》時，得到了一個有價值的線索。這本書頌揚了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代人的美德。讀這本書時，我想：是什麼使得「最偉大的一代」如此偉大呢？答案是：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一代人的美德源於物質稀缺和戰爭。困難和需求鑄造了勇氣、犧牲和團結等令人欽佩的品質。但最偉大的一代在一個重要方面失敗了：他們沒能產生出另一個偉大的一代。

為什麼沒有呢？很明顯，答案是富裕。當最偉大的一代成為父母后，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擁有自己從未有過的條件，孩子們總能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節儉、自律、犧牲的「二戰」一代造就了20世紀60年代（柯林頓這一代）那些被寵壞的孩子。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痛斥資本主義的這一代，恰恰是資本主義的慷慨所造就的一代。這個結果早已被上一代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預料到。熊彼得警告說，資本主義製造出一股「創造性破壞的風暴」，推翻了傳統機制和傳統道德觀。熊彼得還明確預言，資本主義的富裕將在首先創造出這種富裕的地方腐蝕辛勤工作、嚴格自律和延遲享樂的品質。

那些成長於史無前例的幸福中的年輕人，為何會變得如此忘本、如此卑鄙、如此寡廉鮮恥呢？我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喪失了前幾代人一直維持的目標意識。我說的並非宗教價值觀或愛國主義情感。相反，我說的是嚴肅感、以及人們與困境作鬥爭把戰勝困境后所得到的滿足感。早幾代美國人不得不努力工作，以便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提供食物、衣服和住處。這是個艱苦、無休止、極其累人的任務，但它也提供了一個生活目標和希望，它也賦予了人們尊嚴以及一種真正的意義感和成就感。

相比之下，20世紀60年代的孩子們擁有無可比擬的生活條件。就他們所能看見的來說，與困境作鬥爭的情況已不復存在。他們也不想了解父輩們經歷過的一切；相反，他們認為父母是沒有頭腦的隨大流者，缺乏真正的開明和理想主義。拋棄舊方式，尋求新方式，這推動了20世紀60年代的發展。「解放」現在的意思是從舊價值觀，從1776年精神中獲得解放。這引發了許多形式和種類，包括毒品、宗教實驗、性亂交，甚至是「燒胸罩」運動，另外還有抗議、搶劫和騷亂。最令人厭惡的也許是年輕人想父母展示的無情的忘本，甚至是卑鄙的行徑。節儉、勤勞、愛國的父母看著他們的孩子朝他們和他們所珍視的東西豎起中指時心碎欲絕，他們知道，這一切都是他們的辛勤工作和儲蓄造成的。20世紀60年代末，從父母的角度看，美國已變成另一個國家。

但到1970年，這些運動喪失了勢頭，1980年前已徹底銷聲匿跡。美國從越南脫身，參加工作的婦女人數刷新了歷史記錄，民權運動成功體現出法律規定下的權利平等。對於嬉皮士、燒乳罩、暴亂和公開性交，mgr不再報以更多的寬容。截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60年代所定義的靜坐示威和性愛集會已變得陳舊、難以理解。米歇爾.福柯死了，同性戀浴室也被關閉。那麼，那些激進人士做了些什麼呢？他們中的許多人和比爾.艾爾斯的選擇一樣，當上了教師。他們並未拋棄原來的意識形態，而是帶著它們衝進大中學的教室里。

正如艾爾斯指出的那樣，教學對他來說僅僅是行動主義的另一個名字。我們在達特茅斯學院辯論時，我問艾爾斯，他是否放棄了像本拉登那種炸毀美國政府建築的努力，這是否意味著他不再是一個革命者？艾爾斯回答說，從尋求基本社會轉型的意義上說，他仍是個革命者，但他現在找到了一種更好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即通過課堂。將他作為一名恐怖分子的舊生活與作為一名教授的新生活相比，艾爾斯寫道：「當然，革命者希望改變世界，事實證明，教師也想改變世界。」

通過暫時撤離政治領域，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分子們意圖扶持起新一代人以鞏固他們的力量，這一代人可能比他們更加成功。一個保守主義時代正在來臨，里根的當選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但進步主義也許能鳳凰涅槃，通過其堅定追隨者的努力，1968年精神有可能再次出現。

from 《一個自殺的國家－－想象沒有美國的世界》

作者 迪納什 德索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