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可能會成為第二個加拿大 原因何在

（待續）《一個國家的自殺－－如果世界沒有了美國》作者 Denish D'Souza 2014年出版

法瓦茲·A·格爾格斯（阿拉伯語：فواز جرجس；黎巴嫩語發音：[fawˈwaːz ˈʒeɾʒes]）是一位黎巴嫩裔美國學者和作家，其研究領域涵蓋中東、美國外交政策、國際關係、社會運動以及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的關係。

格爾格斯目前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中東政治與國際關係教授。[1] 他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當代中東阿聯酋教席教授，並於2010年至2013年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中東中心首任主任。[2]

格爾格斯的著作《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西方與中東民主的失敗》於2024年5月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3]本書探討了如果二戰結束后美國領導人鼓勵獨立的中東領導人和人民，而不是支持君主、獨裁者和強人，中東的歷史可能會有所不同。[4]
傳記

法瓦茲·A·格爾蓋斯於1959年出生於黎巴嫩貝魯特的一個希臘東正教家庭。黎巴嫩內戰期間，他的家鄉遭到戰火破壞，他的家人被迫逃往敘利亞，在基督教修道院避難。格爾蓋斯在敘利亞待了一年，之後移居美國。[5]

格爾蓋斯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理學碩士學位，在牛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曾在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並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了兩年研究員。他曾擔任莎拉·勞倫斯學院克里斯蒂安·A·約翰遜奮進基金會中東研究和國際事務教席教授。[6]

格爾格斯著有眾多著作和出版物，包括：《塑造阿拉伯世界：納賽爾、庫特布與塑造中東的衝突》（2018年）、《聖戰者之旅：穆斯林激進主義內幕》（2007年）以及《遠方敵人：聖戰為何走向全球》（2009年）。

《華盛頓郵報》將《遠方敵人》評選為該領域最佳十五部著作之一。《聖戰者之旅》曾連續數月位居巴諾書店和《外交事務》雜誌暢銷書榜單。

沙迪·哈米德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稱，《塑造阿拉伯世界》是「一部引人入勝且經過深入研究的修正主義歷史著作，揭示了在塞西統治表面平靜之下，埃及仍然動蕩不安的勢力……格爾格斯對埃及歷史上一個關鍵時期的重新審視，有力地說明了所有意識形態——即使是那些看似最固定、最堅定的意識形態——實際上都是流動的，並且取決於事件本身。」[7]

在「9·11」事件十周年之際，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格爾格斯的著作《基地組織的興衰》（2011年）。[8] 一年後，《奧巴馬與中東》[9]（2012年5月）由佩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出版。

格爾格斯的節目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電視和廣播網路上，包括CNN、ABC、CBS、NPR、BBC和半島電視台。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前的幾周里，他經常做客《奧普拉·溫弗瑞秀》、PBS的《吉姆·萊勒新聞一小時》和《查理·羅斯秀》。

在「阿拉伯之春」抗議活動十周年之際，格爾格斯警告說，阿拉伯世界社會動蕩的根源仍在醞釀，並補充說「現狀難以維持，下一次爆發將是災難性的」。

個人生活

格爾蓋斯的妻子是諾拉·科爾頓教授，她是一位經濟學家，也是倫敦大學學院全球健康商學院院長。[11] 兩人育有四個孩子。

格爾蓋斯出生於1958年黎巴嫩內戰期間，屬於1975年戰爭一代。據他所說，「我們這一代人被徹底摧毀了——在1975年至1990年間，我們這一代人要麼被宗派部落衝突殺害、殘害和污染，要麼被迫流亡。」[12] 儘管格爾蓋斯為了逃避衝突移民到美國，但他的弟弟巴薩姆在1990年的戰爭中喪生。格爾蓋斯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生活，現居倫敦。
作品
格爾蓋斯，法瓦茲·A. (2018). 《塑造阿拉伯世界：納賽爾、庫特布與塑造中東的衝突》。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ISBN 9780691167886。
Gerges, Fawaz A. (2016)。《ISIS：歷史》。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ISBN 9780691170008。
Gerges, Fawaz A. (2015)。《中東的爭議性政治：阿拉伯起義之後的民眾抵抗與邊緣化行動主義》。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ISBN 9781137537218。
Gerges, Fawaz A. (2013)。《新中東：阿拉伯世界的抗議與革命》。劍橋大學出版社。ISBN 978-1107616882。
Gerges, Fawaz A. (2012)。《奧巴馬與中東：美國時代終結了嗎？》。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ISBN 978-0230113817。
Gerges, Fawaz A. (2011). 《基地組織的興衰》。牛津大學出版社。
Gerges, Fawaz A.；Wynbrandt, James (2009). 《巴基斯坦簡史：事實檔案》。ISBN 978-0-8160-6184-6。
Gerges, Fawaz A. (2009). 《遠方敵人》。劍橋大學出版社。ISBN 978-0521737432。
Gerges, Fawaz A. (2006). 《聖戰者之旅：穆斯林武裝組織內幕》。Harcourt出版社。ISBN 0-15-101213-X。
Gerges, Fawaz A. (2005). 《遠方敵人：聖戰為何走向全球》。劍橋大學出版社。ISBN 0-521-79140-5。
Gerges, Fawaz A.；Wynbrandt, James (2004). 《沙烏地阿拉伯簡史》。Checkmark Books出版社。ISBN 0-8160-5795-8。
Gerges, Fawaz A. (1999). 《美國與政治伊斯蘭：文化衝突還是利益衝突？》。劍橋大學出版社。ISBN 0-521-63957-3。
Gerges, Fawaz A. (1994). 《超級大國與中東：1955-1967年的地區和國際政治》。Westview出版社。ISBN 0-8133-8696-9。

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1905年11月22日-1987年7月28日）是一位美國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他曾任紐約大學哲學系主任。

他的處女作是《哲學分析導論》（1931年）。伯納姆在20世紀30年代成為著名的托洛茨基主義活動家。他最著名的著作《管理革命》（1941年）對一個日益程序化、因而僵化的社會的未來進行了思考。在寫這本書的前一年，他拒絕了馬克思主義，並成為美國保守運動的領袖，成為一位頗具影響力的右翼政治理論家。伯納姆是威廉·F·巴克利的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的編輯和定期撰稿人，文章涉及多個主題。他反對遏制蘇聯，並呼籲在世界範圍內推翻共產主義。

早年生活
詹姆斯·伯納姆於1905年11月22日出生於伊利諾伊州芝加哥。他的父親克勞德·喬治·伯納姆是一位英國移民，曾擔任伯靈頓鐵路公司的高管。詹姆斯自幼信奉羅馬天主教，但在大學期間拒絕天主教，終生信奉無神論。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之後進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師從J. R. R. 托爾金和馬丁·達西等教授。1929年，他成為紐約大學哲學教授。

1934年，他與瑪西婭·萊特納結婚。

托洛茨基主義
1933年，伯納姆與西德尼·胡克一起組織了由荷蘭出生的和平主義牧師A. J. 穆斯特領導的美國工人黨。伯納姆支持1934年與美國共產主義聯盟的合併，該聯盟組建了美國工人黨。1935年，他與該黨的托洛茨基派結盟，並主張與美國社會黨融合。在此期間，他與列夫·托洛茨基成為朋友。伯納姆為《黨派評論》撰稿，也對德懷特·麥克唐納和菲利普·拉夫等作家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伯納姆與托洛茨基主義的接觸並不長久：從1937年起，兩人之間出現了一些分歧。

1937年，托洛茨基主義者被開除出社會主義黨，這一舉動導致同年年底社會主義工人黨（SWP）成立。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伯納姆與馬克斯·沙赫特曼結盟，參與了一場派系鬥爭，爭奪由詹姆斯·P·坎農領導、列夫·托洛茨基支持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多數派的地位，捍衛蘇聯作為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抵禦帝國主義的入侵。尤其是在目睹了1939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約瑟夫·斯大林政權入侵波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以及1939年11月蘇聯入侵芬蘭之後，沙赫特曼和伯納姆開始認為蘇聯是一種新的帝國主義階級社會，因此不值得社會主義運動給予哪怕是批判性的支持。

1940年2月，他撰寫了《科學與風格：給托洛茨基同志的答覆》，在文中他與辯證唯物主義決裂。在這篇文章中，他回應了托洛茨基的請求，即提請他關注「那些應該為無產階級取代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著作」，並提到了羅素和懷特海的《數學原理》以及「目前正在合作編寫新版《統一科學百科全書》的科學家、數學家和邏輯學家」。

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討論之後，各派系在一系列激烈的內部討論公報中各抒己見。1940年4月初，該組織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最終以55票贊成、31票反對的結果，以坎農多數票通過了該決議。儘管多數派試圖通過繼續辯論並允許少數派在黨的執政黨全國委員會中按比例代表制來避免分裂，但沙赫特曼、伯納姆及其支持者還是退出了社會主義工人黨，並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再次被稱為「工人黨」。

然而，這次決裂也標誌著伯納姆參與激進運動的終結。1940年5月21日，他致信工人黨全國委員會，宣布退出該組織。在信中，他明確表示自己已經遠離了馬克思主義：

如你所知，我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 ...

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歷史」理論，就其經驗內容而言，已被現代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所否定。

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要麼是錯誤的，要麼是過時的，要麼在應用於當代經濟現象時毫無意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那些仍然有效的方面，在我看來，並不能證明其理論結構的合理性。

我不僅認為「社會主義不可避免」的說法毫無意義，而且認為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唯一替代方案」也是錯誤的；而且我認為，根據我們目前掌握的證據，一種新的剝削社會形式（我稱之為「管理社會」）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比社會主義更有可能成為現實。...

因此，無論出於何種意識形態、理論或政治原因，我都無法承認或感受到與工人黨（或任何其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任何聯繫或忠誠。事實就是如此，我再也無法假裝如此，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他人。

1941年，伯納姆寫了一本書，名為《管理革命：世界正在發生什麼》，分析了他所看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這本書被《生活》雜誌評選為1924年至1944年間100本傑出書籍之一。

OSS 和《國家評論》

二戰期間，伯納姆離開紐約大學，前往戰略情報局（OSS）工作，該局是中央情報局的前身。經喬治·F·凱南推薦，伯納姆受邀領導政策協調辦公室下屬半獨立的「政治與心理戰」部門。[7]

隨後，在冷戰期間，他呼籲對蘇聯採取積極戰略。作為20世紀50年代初《自由人報》的撰稿人，他認為該雜誌過於關注經濟問題，儘管該雜誌對蘇聯威脅發表了廣泛的看法。在《世界之爭》（1947年）中，他呼籲美國、英國和英國各自治領建立共同公民身份，並建立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世界聯盟」。伯納姆的思考對象是霸權世界，而非權力平衡：

我們已經認識到，一個由美國發起和領導的世界聯盟將是一個世界帝國。在這個帝國聯邦中，美國憑藉其對原子武器的壟斷，將擁有超越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決定性物質力量優勢。也就是說，在世界政治中，將不再存在權力平衡。[17]

1955年，他幫助小威廉·F·巴克利創辦了《國家評論》雜誌，該雜誌從一開始就在外交政策上與伯納姆保持一致。他在《國家評論》上撰寫了一篇題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專欄，其中提到了冷戰。[18] 伯納姆終身為該雜誌撰稿，巴克利稱他為「自《國家評論》創刊以來對其影響最大的思想家」。[7] 他的外交政策方針使一些人將他視為第一位「新保守主義者」，儘管伯納姆的思想對美國右翼的古保守派和新保守派都產生了重要影響。[19]

1983年，羅納德·里根總統授予他總統自由勳章。

1978年11月初，他中風，影響了他的健康和短期記憶。[20] 1987年7月28日，他因腎癌和肝癌在康涅狄格州肯特的家中去世。[22] 1987年8月1日，他被安葬在肯特。[

理念：管理革命

伯納姆1941年版開創性著作的封面

伯納姆的開創性著作《管理革命》（1941年）基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世界資本主義的未來進行了理論分析。伯納姆開篇即指出：「所有社會和經濟群體，無論規模大小，都努力提升其在社會中的權力和特權相對地位，這是一條歷史規律，迄今為止沒有明顯的例外。」 他隨後權衡了三種可能性：(1) 資本主義是一種永久的社會和經濟組織形式，並將無限期地持續下去；(2) 它是暫時的，其本質註定會崩潰並被社會主義取代；(3) 它目前正在轉變為某種非社會主義的未來社會形式。[24][25] 由於資本主義在14世紀或多或少有一個明確的開端，因此它不能被視為一種不可改變的永久形式。[26]此外，在古希臘和羅馬帝國等早期經濟體系的末期，大規模失業是「某種社會組織形式即將走向終結的徵兆」。[27] 大蕭條時期全球範圍內的大規模失業也表明資本主義本身「不會持續太久」。[27]

伯納姆同意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即資本家階級必然會在階級鬥爭中失敗，但他不同意他們會因為工人階級過於混亂和軟弱而輸給工人階級。相反，他認為一個被稱為管理階級的新階級將戰勝資本家階級。伯納姆將這個新階級定義為負責「生產過程的技術指導和協調任務」的個人。管理階級負責指導技術專家，包括「運營主管、主管、行政工程師、監督技術人員；或者，在政府中……行政人員、專員、局長等等」。伯納姆認為，管理階級的崛起是由於現代經濟日益複雜且範圍日益擴大。由於某些任務需要極其專業的技術知識，資本家階級無法獨自完成所有必要的任務。這意味著資本家階級必須雇傭人員來管理其他從事技術工作的人。這樣做，資本家階級就被淘汰了，因為管理者才是真正控制生產的人。儘管管理者仍然受雇於資本家階級，但伯納姆認為這種安排是不可調和的。這最終會導致實際擁有生產的管理者階級從名義上擁有生產的資本家階級手中奪取生產。根據伯納姆的說法，管理者階級將通過實施生產國有化來奪取權力。鑒於現代經濟的複雜性和規模龐大，伯納姆認為，這種國有化形式將比個體資本家統治更有效率。伯納姆認為，「管理革命」將導致資本主義民主的衰落和生產管理控制的興起，並以「無限國家」為載體。

通過分析世界各地新興的社會形態，伯納姆發現納粹德國、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以及羅斯福新政下的美國的經濟形態之間存在某些共通之處。伯納姆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短暫時期內，一個新的社會已經出現，其中，一個由「管理者」組成的社會群體或階層發起了一場「爭奪社會主導地位、權力和特權以及統治階級地位的鬥爭」。[28] 至少在過去的十年裡，美國已經形成了現代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理念，伯利和米恩斯在《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一書中對此進行了特別闡述。[29] 伯納姆擴展了這一概念，他認為，無論所有權是公司制還是私人所有，還是國家制還是政府制，統治精英（由官僚和公職人員支持的高管和管理者）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本質界限，與其說是所有權，不如說是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

伯納姆強調，他所謂的「新政主義」，「讓我重申一遍，並非一種發達的、系統化的管理意識形態」。然而，這種意識形態確實促使美國資本主義走向了「管理化方向」：

新政主義也以其自身更為混亂、欠發達的方式，將國家與個人、計劃與私營企業、工作（即使是救濟性工作）與機遇、保障與主動性、「人權」與「財產權」等重點傳播開來。毫無疑問，新政主義的心理效應正如資本家們所說的那樣：破壞公眾對資本主義理念、權利和制度的信心。其最顯著的特徵有助於讓大眾做好接受管理型社會結構的心理準備。[30]

伯納姆認為，資本家階級的權力將會衰落，而一個新的管理階級將會崛起取而代之，領導國家和工業。他認為納粹德國和蘇聯都擁有一個管理階層，其經濟模式優於自由資本主義。正因如此，他錯誤地預測納粹會贏得二戰。[25]
後期著作

在《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一書中，他發展了自己的理論：如果新興精英階層保留一些民主的外在特徵——政治反對派、新聞自由以及受控的「精英流通」，他們將會更加繁榮。

他1964年出版的《西方的自殺》一書成為戰後美國政治保守運動的經典著作，宣揚了伯納姆對傳統道德價值觀、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反共產主義的新興趣。他將政治意識形態定義為一種綜合症，其支持者飽受各種內在矛盾的折磨。他的作品極大地影響了古保守主義作家薩姆·弗朗西斯，後者撰寫了兩本關於伯納姆的著作，並以「管理革命」及其由此產生的管理型國家為基礎，構建了他的政治理論。

小說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靈感源自伯納姆的《管理革命》及其對權力的闡釋，這為奧威爾1949年的小說《一九八四》提供了素材。奧威爾在1945年寫道：「伯納姆對新世界的地理圖景已被證明是正確的。地球表面正越來越明顯地被分割成三大帝國……」。小說中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這三個超級大國的設定，部分受到了伯納姆對羅斯福時期的美國、納粹德國和蘇聯作為管理型國家的評價的影響。 1946年，奧威爾總結了伯納姆的管理革命，並勾勒出《一九八四》的地緣政治格局：

這個新社會的統治者將是那些有效控制生產資料的人：也就是企業高管、技術人員、官僚和士兵，伯納姆把這些人統稱為「管理者」。這些人將消滅舊的資本家階級，壓制工人階級，並將社會組織成所有權力和經濟特權都掌握在他們手中。私有財產權將被廢除，但公有制將不會建立。新的「管理」社會將不再由一些獨立的小國拼湊而成，而是由圍繞歐洲、亞洲和美洲主要工業中心的超級大國組成。這些超級大國將為爭奪地球上剩餘的未被佔領的土地而相互爭鬥，但可能無法完全征服彼此。從內部來看，每個社會都將是等級森嚴的，頂層是人才貴族，底層則是大量半奴隸。

雖然奧威爾部分同意伯納姆的分析，但他從未完全接受伯納姆對馬基雅維利式管理權力的態度。這種懸而未決的想法啟發了奧布萊恩這個人物的創作，他在《一九八四》中探討權力和政體。

著作
書籍
《哲學分析導論》（與菲利普·惠爾賴特合著）。紐約：亨利·霍爾特公司，1932年。
《管理革命：世界正在發生什麼》。紐約：約翰·戴公司，1941年。
《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自由的捍衛者》。紐約：約翰·戴公司，1943年。ISBN 0-89526785-3。
《為世界而奮鬥》。紐約：約翰·戴公司， 1947.
《戴高樂的理由：安德烈·馬爾羅與詹姆斯·伯納姆的對話》。紐約：蘭登書屋，1948年。
《共產主義即將到來的失敗》。紐約：約翰·戴公司，1949年。
《遏制還是解放？對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的探究》。紐約：約翰·戴公司，1953年。
《顛覆之網：地下網路》。紐約：約翰·戴公司，1954年。
《國會與美國傳統》。芝加哥：雷格納里，1959年。ISBN 0-76580997-4。
《熊與龍：莫斯科與北京的關係是什麼？》紐約：《國家評論》，與美亞交流協會合作，1960年。
《西方的自殺：論自由主義的意義與命運》。紐約：約翰·戴公司，1964年。
我們所處的戰爭：過去十年和未來十年。紐約州新羅謝爾：阿靈頓之家，1967 年。

書籍貢獻
引言。收錄於：列夫·E·多布里揚斯基，《凡勃倫主義：新批判》。華盛頓：公共事務出版社，1957年。

小冊子
《戰爭與工人》（約翰·韋斯特著）。紐約：美國工人黨，1935年。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為什麼「認罪」？拉狄克-皮亞塔科夫審判研究》。紐約：先鋒出版社，1937年。馬克思主義者。
《人民陣線：新的背叛》。紐約：先鋒出版社，1937年。布爾什維克。
《如何打仗：孤立、集體安全、無情的階級鬥爭？》紐約：社會主義工人黨和青年社會主義聯盟（第四國際主義者），1938年。
《讓人民投票決定戰爭！》紐約：先鋒出版社，1939年？》。
《保衛馬克思主義（反對小資產階級反對派）》（與列昂·托洛茨基、約瑟夫·漢森和威廉·沃德合著）。紐約：先鋒出版社，1942年。

公開演講
一個國家為何走向共產主義？1951年3月31日在印度文化自由大會上的演講。孟買：民主研究服務處，1951年。

精選文章
「反對阿德萊·史蒂文森的案例。」《美國水星報》，第76卷，1952年10月，第11-19頁。
「華盛頓能進行政治戰爭嗎？」《美國水星報》，1952年12月，第10-24頁。
「美國文化自由協會（ADA）掌控著新邊疆嗎？」《國家評論》，第14卷，第18期，1963年5月7日，第355-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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