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盧鶴紱： 他和毛澤東的大企圖

　　盧鶴紱（１９１４－１９９７）祖籍山東掖縣，生於瀋陽。１９３６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同年赴美留學，獲得明尼蘇達大學碩士（１９３９）、博士（１９４１）學位。１９４１年回國后在中山大學、廣西大學、北京大學任教，１９４５年到浙江大學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調整時被調入復旦大學。１９５５年被調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１９５７年回到復旦大學任教，１９５９年參與建立該校物理二系（原子能系），１９８０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７日，時任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編輯的王德祿先生對復旦大學物理學教授盧鶴紱進行了訪談。盧教授在訪談中談到他在文革中的一部分經歷，記錄如下——

　　盧鶴紱：文革期間，「四人幫」要造反，復旦造反派順水推舟就把我打壓了，不讓我做系主任，表現出不尊重我。他們說，你老了，就在家頤養天年吧。他們列舉了我的十大罪狀，第－大罪狀是「串通外國」，當「洋奴」。因為我在浙江大學用英文講課，我不講中國話不是大洋奴嘛，而且我跟國外也通過信。十大罪狀我背不下來了，也記不清楚當時他們是怎麼批判的。復旦大學還算客氣，在辦公室拘留了我三個禮拜，洗澡可以回家，有人陪著我回去，拘留時間長一些。當時還有專人監督，是中國科學院上海物理研究所副所長監督我的。
　　１９６７年（疑為１９６９年之誤——引者注）２月，復旦大學張貼布告給我平反。復旦大學教授平反的只有我一個人。錢偉長解放后，復旦大學學習清華大學的經驗，第一個解放的就是我。當時我是老百姓，一聽到解放的消息，馬上回到復旦大學。１９６９年下半年，我一回去，上海市委就給我安排了工作，參加量子論大批判，我主要負責提供資料。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給我布置的任務，後來就變成了這本書。
　　王德祿：這本《哥本哈根學派量子論考釋》？當時是讓您批判的？
　　盧鶴紱：讓我調查，我不負責批判。我說我不夠資格批判，我的馬列主義水平很低，但是我可以提供材料。據說，這是毛主席給的任務。
　　王德祿：為什麼要搞這個？
　　盧鶴紱：我不全知道。儘管我也知道一點，就是不好意思講。我給你看幾個大字，「知而告之，告而以實，仁信也＂，是古文的名言。我可以按照這個哲學給你提供素材，我不接受馬列主義批判的任務，我是物理學家，沒有這個任務。……我是完全從第三者的立場寫。當時我敢不說實話嗎，如果不說實話被發現了可能被砍頭。毛主席對我感興趣是什麼意思呢？我告訴你吧，我對你不保密了。要寫那本書的作者已經去世了。如果這個人還活著，他的抱負會很大，大到我認為我們很難做件事。眾所周知，列寧有過一本書《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這本書中只寫到了愛因斯坦剛出頭，愛因斯坦以後的科學家都沒有涉及，所以要續寫列寧這本書，續寫到量子論。毛主席說蘇聯沒資格續寫，只有中國有這個資格，只有他有這個資格。他要續寫這本書，這個企圖是很大的，這可不是小企圖啊！那時候，列寧這本書可以說是「聖經」，現在沒人看了。毛主席要續寫這本書，一定要找個知情的，不知情的寫出來不像樣，那不糟糕了嗎？我感覺很榮幸，他找到了我，北京那麼多物理學家不找，跑到上海來找我。這說明還有人識貨。當時是上海市委通知的。〔王德祿：〈留學歸國科學家訪談錄（下）·盧鶴紱〉，載《院史資料與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總第１６０期），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中心·院史資料室編，４４—４６頁。〕

　　先對這段訪談做一點說明，盧教授在談話中提到的「毛主席給的任務」是由上海市或復旦大學當時的有關人員向他傳達的，迄今未見到成文的高層指示，其中經過了層層轉述，有的話也未必是指示的原話，有些話也不夠準確。例如說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只寫到了愛因斯坦剛出頭，愛因斯坦以後的科學家都沒有涉及」就不準確。事實上，列寧的這本書完全沒有涉及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關於狹義相對論的論文發表在１９０５年的德國《物理學年鑒》上。由於其概念的新穎和顛覆性，學術界人士化了幾年時間才開始理解，大約到１９１１年才受到物理學界的普遍接受。１９１２年，愛因斯坦首次被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和洛侖茲一起），但未能成功。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完稿於１９０８年，當時愛因斯坦還在伯爾尼的瑞士專利局任職，一年以後才離開專利局，到蘇黎世大學擔任副教授。所以愛因斯坦的名字當時還沒有進入一個流亡的俄國革命者的視野。不過，該書確實提到了一個對相對論誕生有重要貢獻的人物——龐加萊（Henri　Poincaré）。在書中，龐加萊和該書的主要批判對象馬赫都被列寧歸入「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之列。

　　胡大年的研究顯示，１９６９年７月，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親信王知常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會議，動員物理系的教師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並指使復旦的物理學家們成立一個專門的批判寫作組。名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寫作組」（以下簡稱「上海理科批判組」），主要由復旦大學的物理系、哲學系和歷史系的教師以及《文匯報》的記者所組成。「上海理科批判組」聽命於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胡大年：〈「文革」中的「無產階級科學革命」——中國科學院「相對論批判組」再考〉，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３７卷第３期（２０１８年）〕而根據盧教授在王德祿的訪談中所說，他接受「參加量子論大批判」任務的時間是１９６９年下半年，這個時間同上述「上海理科批判組」成立的時間基本上相合。我們有理由猜想，這不是偶然的。很可能，在王知常動員復旦大學物理系的教師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同時，也提出了批判量子論的任務，而盧教授就是為這一任務而被「解放」的，這項任務是否還涉及其他人？盧教授是不是「上海理科批判組」的成員？他那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任務是在１９６９年７月的會議上布置的，還是單獨向他交代的？這些問題尚有待進一步研究加以澄清。

　　盧教授的特殊任務可以看作是上世紀５０到７０年代中國開展的一系列自然科學領域中批判運動的一部分，批判的矛頭所指是各種「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思想」，以確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指導思想地位。這些運動中影響比較大的是對摩爾根遺傳學說的批判，導致了傑出科學家的去國出走；以及對心理學的批判，一度導致整個心理學科被取消。〔胡化凱：〈破而不立，欲速不達——２０世紀５０至７０年代中國開展的科學批判運動〉，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３９卷第２期，（２０２０年）〕所有這些批判運動都是從蘇聯「引進」的，把蘇聯類似的批判拷貝到中國來，是１９５０年代向蘇聯「一邊倒」政策的產物，一方面是向蘇聯方面表達全面學習的誠意，另一方面是配合對國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以肅清自然科學領域裡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具體到物理學領域，就是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解釋。１９５６年由國家制定的《自然辯證法十二年研究規劃草案》規定了物理學領域批判的對象，包括「不可知論、非決定論、相對主義、唯能論、神秘主義、實證主義」六項。其中「不可知論、非決定論」是針對哥本哈根量子力學解釋的，「相對主義、唯能論」是針對愛因斯坦和他的相對論，而「神秘主義、實證主義」則是它們的共同的哲學基礎。對於兩者的批判在文革之前時起時伏，綿延十多年。

　　１９６６年夏天文革開始，所有科學刊物停止出版，原來在官方刊物上對愛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學派的批判停止了，但是科學哲學領域裡的「革命大批判」擴散到了大字報和民間出版的各種油印、鉛印小報。這種民間的批判跟文革前相比，語言中火藥味更濃，「橫掃一切」的「氣派」也更宏大，其風格可以從下述一份文革初期的油印資料中窺見一斑。

　　這份資料名為《評玻爾與愛因斯坦的爭論》，是對愛因斯坦與玻爾之間關於量子力學的基礎問題的爭論所作的評論。〔關於這場爭論的簡介，請參閱華新民：〈愛因斯坦—玻爾之爭和馬赫的實證主義〉，載《賽先生》２０２３年６月２日〕在此文中，作者以高度的「理論自信」對這場愛—玻之爭做了如下評論：「玻爾與愛因斯坦關於電子軌道和因果性問題的爭論，表面上是非決定論和決定論之爭，實際上是一個執迷於經驗，另一個醉心於思維，從經驗論和先驗論這兩個極端出發，相互進行指責。他們各自把近似於螺旋曲線的人類認識的一個片斷，當成了獨立的完整的直線，並沿著這條直線分別滾進了唯心主義的泥坑。」「玻爾和愛因斯坦從兩個不同的極端出發去要求『理論的完備性』，表面上針鋒相對，實際上是一丘之貉，他們都只能在唯心主義中找到其『完備性』的歸宿。」這篇奇文認為，玻爾與愛因斯坦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唯心論的經驗論和唯心論的先驗論之間的相互攻擊。」「是一場唯心主義內部的派別之爭，這樣的爭論在唯物主義看來，只不過是『信黃鬼的人和信綠鬼的人之間的爭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用語），是不會得出什麼有益的結果的。但是，通過對這場爭論的深入分析，卻使我們清楚的看到了形而上學和唯心論在自然科學研究中還佔據著很大的地盤。」〔胡化凱，〈２０世紀５０－７０年代中國對哥本哈根學派量子力學詮釋的批判〉，載《科學文化評論》第十卷第１期（２０１３年）〕

　　比較起來，由於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比量子力學更加廣為人知，批判相對論的群眾運動首先在北京發展為狂飆式的群眾性大批判，由於毛澤東女婿孔令華的組織和參與，更吸引和鼓勵了許多青年學生參加。１９６９年，這場運動由於陳伯達的支持而獲得了更多的官方資源，陳伯達親自指示《紅旗》和《中國科學》等權威性刊物準備發表他們撰寫的批判相對論的文章，科學院還召集資深科學家開會專門對此進行了討論。然而在第二年的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受到批判，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運動失去了主要的推動力量，有組織的批判運動很快在北京偃旗息鼓。北京的批判於１９７０年末收場之後，上海在姚文元的支持和指導下，成為新的中心，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包括建立在廣義相對論基礎上的大爆炸宇宙學，作出了一系列意識形態上的和哲學上的聲討。上海方面的批判運動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從本文開頭盧教授的談話中我們得知，對玻爾和哥本哈根量子論的批判，雖然沒有像批判相對論那麼聲勢浩大，但其背後似乎蘊藏著更大的「企圖」，那就是毛澤東要親自參加到這個批判運動中來，以批判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解釋為契機續寫列寧的哲學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看來，盧教授在１９６９年第一個獲得了「解放」，也是為這個「大企圖」服務的。作為給毛澤東的批判提供資料的主要科學家，他為這些資料化費了六年的巨大心力，按他的說法，他不敢犯「欺君之罪」：「當時我敢不說實話嗎，如果不說實話發現了可能要砍頭了。」

　　盧教授說：「北京那麼多物理學家不找，跑到上海來找我。」為什麼到上海找盧教授？我們無法得知原因，不過這樣的事例也不是獨一無二，文革期間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在他的《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一文中說：「從１９７１年下半年起，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後，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毛澤東病危期間，他通過姚文元要我們（上海市委寫作組）陸續標點和註釋了一批大字本（毛澤東到了晚年患有白內障、視力退化）送給他閱讀，或者建議中央政治局委員讀。」由此可知，毛澤東在文革中如要參考什麼古文資料，除了在北京找學者以外，到上海去找也是通常的做法。從盧教授的訪談來看，他在其中的角色是準備批判靶子的資料，有點類似馮友蘭和周一良等老教授在「梁效」寫作組中的作用。不過，按朱永嘉的回憶，這類事都在１９７１年之後，而且都是標點和註釋古文資料，而盧教授的任務是１９６９年就下達的，而且是關於自然科學的外文資料，所以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毛或許在某個場合議論到要續寫列寧著作的「大企圖」，姚文元知悉之後，希望在這場批判運動中起主導作用，把協助毛實現其大企圖的任務攬到他自己麾下，事成的話，功勞當不在他前些年直接聽命於江青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之下，於是私下裡告訴了在上海掌權的親信，捷足先登組織起一個寫作班子。盧教授也因為這個機緣而獲得了「解放」。

　　在關於文革中批判相對論的個人回憶和學者研究中，雖然可以看到毛澤東對他們的支持，但是沒有任何親歷者或研究者提到毛澤東要在理論上超越列寧、並且有續寫《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企圖。這樣的「大企圖」是盧教授的訪談中第一次透露出來的，筆者相信這不是盧先生的虛構，也不是當時上海市領導人的假傳聖旨，應該是真實的，值得有關的歷史學者作深入的追蹤。至於盧鶴紱教授的考察報告——由上海市委印成大字版本——在１９７５年上呈后，毛澤東是否真的讀過？我們不知道，估計是沒有，畢竟，這時毛離他的人生終點已經時日不多了。我們只知道，在毛澤東逝世后，盧教授在１９８４年將他的報告以《哥本哈根學派量子論考釋》的書名交付出版，他在該書的序里說：「１９７５年筆者有機緣對哥派關於量子論的觀點、言論和態度，作過較全面的調查，據所得分十二章撰成小結，力求實事求是，避開成見，並將據以考核的哥派成員原話擇其要者附后，供讀者自行判斷。」〔盧鶴紱：《哥本哈根學派量子論考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４）〕筆者通讀全書，覺得盧教授對哥本哈根學派的主張確實搜羅得十分全面詳盡，解說和評論雖不免有些許大批判的痕迹，也堪稱客觀公允，是了解哥本哈根學派量子力學解釋的不可多得的資料。至於毛澤東的「大企圖」，則隨著毛澤東的逝世和文革結束也被永遠地擱置了。所有對愛因斯坦相對論以及哥本哈根學派量子論的批判也都無疾而終。

發表於《文革博物館通訊》第1210期（zk230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