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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首】在戰火中搶救了居延漢簡的徐森玉先生

作者：change? 於 2025-3-26 01:0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兩千多年前，一個叫元敞的人，給好友子惠寫了一封信——

「子惠容聽侍前，數見，元不敢眾言，奈何乎，昧死言。會敞絝元敝，旦日欲使偃持，歸補之。願子惠幸哀憐，且幸藉子惠韋絝一、二日耳！不敢久留。唯賜錢非急不敢道。」

信中說了一件火燒眉毛的事，元敞的褲子破了，要等明天才能拿去縫補，可這是他唯一的褲子，現在沒辦法出門，只好厚著臉皮借子惠的褲子穿一兩天，等自己的褲子補好后，立馬歸還。字裡行間，透露著元敞的窘迫。

元敞是漢代戍守居延的戍卒。居延位於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和甘肅金塔一帶，古稱「弱水流沙」，「弱水」即額濟納河，「流沙」為居延澤，是一片水草豐美的綠洲，也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

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遠征河西，把匈奴趕出河西走廊后，設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即河西四郡。為防止匈奴鐵騎再次踏入，漢武帝又在居延澤以西、額濟納河沿岸修築了長約250公里的烽燧鄣塞，派兵屯田戍守。

元敞和他的戰友們來自五湖四海，有的攜帶家屬屯戍，有的則孤身一人。邊塞苦寒，他們每天除了守望烽燧，還要種菜、伐木、養馬等，可謂活多、錢少、離家遠。一個月的工資也買不起一條褲子。

缺吃少穿時，他們不得不東借西借。「借條」或給親友的書信，用毛筆寫在當時的書寫材料木簡——用紅柳、胡楊等削製成的木片上，通過「郵人」徒步或騎馬傳送。

很有可能，元敞這封信並沒有寄出去。而他大概也不會想到，他和戰友們寫在木簡上的信札、文書和關於邊塞生活的種種實錄，在黃沙下掩埋了兩千年後，被一群考古學家發現了。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寫：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驃騎將軍霍去病攻打小月氏，曾「居延至祁連山」；在《史記·匈奴列傳》中亦記載霍去病「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查《尚書·禹貢》中，凡「或」「過」字，皆指水名，可見漢代這裡有水。

「流沙澤」漢稱「居延澤」，唐稱「居延海」。唐著名詩人王維任監察御史時，於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奉使途徑居延，寫下名詩《使至塞上》：「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肖關逢侯騎，都護在燕然。」詩中「居延」即居延海。

公元1270年前後，馬可波羅曾經來到居延，見到居延百姓，說明直到元代居延還有水，後來乾涸了，如今地面上還有河床遺址。

《漢書·地理志》「居延縣」下注引中有「闞?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句。因漢代居延為匈奴南下河西走廊必經之地，漢武帝時為加強防務，也為防止匈奴和羌人聯繫，令路博德在此修長城，名「遮虜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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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紀錄片：萬里長城33 居延古塞

漢武帝時，在居延設都尉，歸張掖郡太守管轄，不僅築城設防，還移民屯田、興修水利、耕作備戰，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墾戍邊，居延即為中心地區，居延長城周邊兵民活動在漢代持續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漢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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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距酒泉衛星中心一箭之遙

簡是在中國古代沒有發明紙張以前，用來著書立說及進行種種記錄的竹片或木片。書寫的方法或用刀刻，或用筆寫。古人說某人讀書讀得多，叫「學富五車」。秦始皇事必躬親，每天要看一百多斤重的奏章。把許多簡一片一片地用繩子編起來（像編竹簾），就叫冊。一卷書就是用幾十根木簡（或竹簡）編連在一起捲起來。現在我們讀的書叫第幾卷或第幾冊，也就是從古代的大簡冊制度里沿用下來。

但木簡流傳下來的很少，或者因為埋在地下爛了，或被燒掉了。宋朝時能有幾根，就已經很珍貴了倒是近代才有了較多的發現。最初發現漢簡－－－即敦煌漢簡的是英國人斯坦因，以後還有法國人伯希和。另外還有日本人。他們發現的數量很有限，而且找到的都拿走了，自己研究去了。這些簡都是歷史上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學術價值很高，而中國人卻只有很少的幾根。

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初，曾組織過中西合作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到蒙古，甘肅和新疆等考察了很長一段時間，很並沒有發現簡。後來，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隔了兩三年之後自己從蘇聯通過蒙古，進入現在甘肅境內的額濟納河，即蒙古與甘肅交界的地方，由當地人配合，發掘了一批木簡，數量號稱上萬根。這是空前的大發現，過去英國人斯坦因發現的「敦煌漢簡」也只有近三千根，所以當時就轟動了全世界的考古界和歷史學界。

發現木簡的那個地方古代屬居延海，東漢時曾設居延郡，漢朝時是駐屯軍隊北防匈奴的邊陲地區，所以這批木簡簡稱「居延木簡」或「居延漢簡」。居延漢簡運到北京，經馬衡，劉半農，沈兼士，周養庵等著名學者與外國合作者商議，木簡留在北京。存放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里，中外學者可利用這批資料進行研究。

因為漢代居延海是個屯兵的地區，故這批木簡寫的大半是有關兵器，軍事，屯戍等，內有書信，還有天子直接下的詔令等。它和敦煌漢簡相同，都屬於中國邊塞上的記錄，還涉及到政治，經濟和一般生活問題。這些記錄有的瑣細而無關宏旨，有些卻非常重要，有的可補文獻之不足，有的可糾正文獻的錯誤，或給文獻中的不明之處一個較好的註釋。

居延漢簡的珍貴價值與傳奇經歷，使得它的聲名逾越了小小的學術圈，為大眾所矚目。關於居延漢簡從日據的北平，被安全轉移至香港的經過，已有包括當事人沈仲章在內的很多記錄。正如沈仲章自述中所言，他的行動，除了從北大將漢簡運出是自發行為之外，其他部分其實是得到西北科學考察團常務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領導和指揮的。

1937年，已在長沙後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漢簡處於危地，經天津親至北平，取出5箱漢簡自攜南下至港。剩下的3箱，則由沈仲章自行設法運出。沈將殘存北平的木簡及相關材料先運津，再從海道經青島而至港。雖有波折，而有驚無險。居延漢簡及相關對象，遂由徐、沈二人攜出險境，在1938年1月底之前安全抵達香港。

徐森玉

一
居延漢簡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漢代社會軍事文獻，其價值之可貴，早已為學界所周知。再加上這批漢簡的傳奇經歷，使得它的聲名，更是逾越了小小的學術圈，而為大眾所矚目。學術內涵與其外在的傳奇，在這批漢簡上得到了完美的統一，尤其是它的流布過程，是與中華民族的自我奮鬥與苦難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講，居延漢簡的命運，是與我們民族的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的，也因此之故，居延漢簡的故事，得到了大眾的很多關注。

關於居延漢簡從日據的北平，被安全轉移至香港的經過，已有包括當事人沈仲章在內的很多記錄。【《搶救居延漢簡歷險記》，沈仲章口述、霍偉記錄、胡綉楓整理，見於《文物天地》1986年第4期，p.33-37。下文所言沈氏自述均出此文，不再出注。】雖不能說浩如煙海，但也是讀不勝讀。

這些記述文章都有兩個特點，一是大都從沈氏自述中脫胎而出，再就是基本都是以沈氏為中心來展開敘述的。但事實上，正如沈仲章自述中所言，他的行動，除了從北大將漢簡運出是自發行為之外，其他部分其實是得到西北科學考察團常務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領導和指揮的。

這一點，在他多年之後的回憶中，有著更加明確的說法：「1937年我以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辦事員身份，奉徐森玉之命（徐森玉自到天津叫我），叫我將這批漢簡運到香港。在香港我的領導人就是徐森玉，我只接受徐森玉的命令。據我聽徐森玉說起，袁守和想把這批簡賣到美國去（約1938-1939年），但未成功。約在1940年上半年，徐森玉對我說，胡適、傅斯年等要把這批漢簡從香港賣到美國去。據我回憶，徐森玉可能和葉恭綽等人商量過，但這批漢簡的最後決定權是屬於徐森玉的。」【沈仲章1967年8月23日提供材料摘抄複印件。】

既然連當事人沈仲章都認為居延漢簡一事，事實上是由徐森玉先生做主的話，那麼就很有必要來探究一下徐先生與居延漢簡的關係。更何況，沈氏自述，一則是成於晚年，再則發表時候未曾經其過目，難免在很多細節上有所疏漏，故對其自述中的相關問題，也需要重新審核。【此說見沈女亞明女士2017年8月23日晚7:42分發我的微信：「口述發表前未經父親審閱，我出國前代父親寄交某處部分勘誤，不知下落。我答應再梳理補充，一直沒時間。」】

二
事實上，徐森玉先生與居延漢簡的關係極為深厚，早在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自行組織科考團打算至西北考察之初，中國學界為了反對這一行徑，而於1927年3月5日，在國立北京大學三院研究所成立了中國學術團體聯席會議（后改名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用意在於反對外人隨意採取中國之古物。據《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報告》：「三月五日，由前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招請北京重要學術團體開會討論，籌劃發掘採集國內各種學術材料，反對外人私入中國採集諸事宜。到會者計有古物陳列所兼中國畫學研究會代表周肇祥先生，中華圖書館協會代表袁同禮先生，國立京師圖書館代表徐鴻寶先生，中央觀象台代表高魯先生，中國天文學會代表徐炳昶先生，清華學校研究院代表李濟先生並院員吳其昌先生、馮國瑞先生、張立志先生、朱廣福先生、姚名達先生、黃綬先生、宋玉嘉先生，地質學會兼北京圖書館代表李四光先生，國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代表袁復禮先生，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代表沈兼士先生並教授馬衡先生、劉復先生，助教黃文弼先生、華尚嚴先生。」【轉引自《高尚者的墓誌銘》，王忱編，中國文聯出版社，2005年，p.530。】

徐森玉先生就作為京師圖書館代表參與此事。而這次會議，可以說是促成日後成立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關鍵。3月9日，北京學術團體聯席會議發表《北京學術團體反對外人採取古物宣言》，北平的新聞媒體也緊密跟進，《晨報》第六版刊發了《北京學術團體反對外人採取古物之宣言昨日業已發表》。

鑒於中國學界的這種壓力，3月10日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代表進行了首次會晤。據《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誕生經過》：「3月10日，在一所大學的房間里，我們與反對組織進行了第一次會面。長桌旁坐著對方的12位代表，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對我們充滿了敵意的科研機構。」【斯文赫定著，徐十周譯，轉引自《高尚者的墓誌銘》，p.567。】這12位代表中，徐森玉先生也包括其中。

西北考察團團徽
經過屢次磋商，1927年4月17日，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召開第八次會議，決議於北京成立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並推選徐先生為理事。

西北考察團的徐旭生（左）和斯文赫定（右）在哈密

4月26日，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主席周肇祥代表中方、斯文赫定代表瑞典方，下午7時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正式簽訂協議，決議成立西北科學考查團。

1927年，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國團員在包頭第一次出發工作。左起：丁道衡、黃文弼、詹蕃勛、袁復禮、徐旭生、白萬玉、崔鶴峰、庄永成。

5月9日，西北科學考查團於西直門車站搭乘專車出發前往包頭，徐森玉先生偕周肇祥等人同至送別。

西北考察團申請輔助經費的文件

可見，從西北科考團尚在母腹之際，徐森玉先生便積極參與其事。到最後中國學界與瑞方達成協議，雙方合作，共同組織考察團，從而促成了居延漢簡後來能夠留存在中國。

居延長城烽燧遺址
1930年7月始，瑞典學者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陸續於居延長城烽燧遺址（即額濟納河黑城附近之破城子、大灣等地）發掘出漢代木簡萬餘枚，這就是後來的「居延漢簡」。

瑞典學者弗克·貝格曼

1931年5月，居延漢簡被運回北平。根據中瑞協議，這批漢簡交給了北平圖書館保存。

居延漢簡發現時的照片資料

到了1933年7月，北大教授胡適、傅斯年分別出任北平圖書館委員會正副委員長，同時也為了研究和攝影上的方便，這批漢簡被轉運到了沙灘的松公府北大研究院考古學會。

最初參與清點登記的傅振倫曾經記述過當時的情形：「松公府藏文物之處在大院的最後面，前進為一個四合院，北屋三楹為語音實驗室。西屋三間，貝格曼在北間整理古物。甘泉寶在中間修復古器物，還有安德生助手白萬玉推薦的通州人潘某在此作整潔木簡，拼湊膠合之事。我和傅明德在南間整理木簡，將登記的木簡納入卡片長方座櫃中，按照號次做成囊匣分裝其中。」【傅振倫《第一批居延漢簡的採集與整理始末記》，見於《文物天地》1987年第1期，p.27-29。】

北平淪陷之時，居延漢簡就儲存在這裡，而沈仲章也就是首先從這裡將居延漢簡運出，先後存於北大紅樓圖書館後面及北長街15號三時學會徐森玉先生的居所的。【按：沈仲章文中只說到後來轉運至北長街一個小廟裡徐森玉的住處，而傅振倫文中則直接指出是三時學會南鄰的徐森玉寓所。但傅振倫先生的說法可能會引發一點小誤會，事實上，從1927年秋開始，徐森玉先生就一直寓居在現在門牌為北長街27號的三時學會內，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將其物品完全清理出來。並非是在三時學會的隔壁。】

1930年，沈仲章在熱河，可能是木簡存放處。

另外值得一說的是沈仲章當時的身份。在自述中，沈仲章說：「那時我已從北大畢業，留校擔任北大研究所的語言、音律實驗室的助教，同時又兼任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的幹事，即做秘書及譯述工作。」

從他的敘述中看，似乎沈氏是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中的一位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而由其自述所生髮的那些文章，正是受到這個誘導，都把沈仲章說成是一位小角色。

但據1937年3月6日考察團理事會理事長鬍適的日記：「與徐森玉先生同邀袁復禮、徐旭生、黃文弼、沈仲章、沈兼士吃飯，談談西北科學考查團的事務。」【《胡適日記全編（六）》，轉引自胡頌平《胡適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八冊，胡頌平編著，聯經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第三次印本，p.662。】

又羅常培《七七事變后北大的殘局》：「事變發生的第二天，我到米糧庫四號去看胡先生。在他那裡遇見了徐森玉(鴻寶)、張奚若、陳之邁、張佛泉、沈仲章五位。大家詢問胡先生對於時局的意見，他當時以為蘆溝橋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於擴大。」【見於《北大舊事》陳平原、夏曉紅編，三聯出版社，1998年，p.150-159。】兩次聚會，座中其他人物都是學界要人。尤其是前一次，除了沈仲章，都是理事會的理事。可見，沈仲章當時的職位或許並不高，但他卻是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中，參與核心事務的一位人物。

三
據沈仲章自述，他是1937年8月12日到達天津，應該是在不久之後，就寫信給徐森玉先生報告情況：「前文提到徐森玉，他是文物界著名人士，是文物、博物、圖書館等方面的權威。當時他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劉半農先生去世后，他就負責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工作。這時他隨著北大撤退到長沙，我當然寫信向他報告情況。他得知后又高興又驚奇，沒想到我這個小小工作人員竟能把木簡搶救出來，認為我做了他們所不敢做的事。

徐將此事告訴了傅斯年，立即發來了電報叫我在天津待命，他們會派人來的。那時電報要通過淪陷區，來取要幾天，等人來就更慢了，足足等了個把月。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徐森玉先生本人。他那時已是六十歲的人了，輾轉遠來，歡然道故。

他告訴我說，他們幾個負責人研究過了，叫我一個人秘密進行，把寶物由北平運到天津，再由天津運到香港。我義不容辭，接受了這個任務。」從沈仲章寫信通報，再經過長沙的傅斯年、徐森玉等人研究，再到徐先生間關至津，期間到底需要多久，現在因文獻無征，還不能確認。

不過現存一個由北至南的行程所需時間，大概可以參考：「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直至11月17日，鄭天挺、羅常培、羅庸、魏建功等才離北平南下。12月14日，方輾轉抵長沙。」【見於《北京大學圖史：1898-2008》，北京大學檔案館校史館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p.128。又可參鄭天挺《滇行記》，見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一）·總覽卷》，北京大學等編，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p.73-83。】即因戰亂之阻，長沙到京津一帶，大概需要近一月時間。

另據徐森玉先生1937年11月3日致傅斯年函【傅斯年圖書館藏原件】，有「晨間奉到十月廿五日航示，漢簡事承先生直下承當，毫無猶豫，擔任一切費用，熱心毅力，至堪欽佩……」云云，並請傅斯年致函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孫洪芬以申請北返經費等，則沈仲章所言傅、徐二人商議之說，確有其事。而傅斯年收至此函，已在9日，無論其是否再致函上海孫洪芬處商議經費事宜，還是堅持以史語所之款項支持徐先生北返，等徐先生真正動身，必已在中旬之後。以上種種信息綜合起來，則徐森玉先生到達天津的時間，應該是在1937年的12月間。

1939年7月26日徐森玉致葉景葵函

另據1939年7月26日徐先生在致葉景葵函【上海圖書館藏】中說：「寶前歲七月，自舊京南下，溯江而上，僦居長沙四越月。得青島友人電，居延漢簡尚陷在北大研究所中。遂遵海潛回北平，設法將簡二萬餘運出，送存香港（現在港影印，年底可竣）。」按照信中所言，徐森玉先生是親自到北平去取的竹簡。這個說法雖然是孤證，但一則是出自當事人在兩年之後的回憶，可信度自然較沈仲章等人多年後的回憶為高。

再則這個說法也能很好地解釋了為何徐森玉會親自攜帶5箱漢簡到香港的問題【說詳后】，也彌補了沈仲章自述中相關說法的不足，因此是值得相信的。

徐氏函中，也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就是他講是收到青島友人電，才得知漢簡陷落的消息。這個說法與沈仲章曾寫信向他報告漢簡消息的自述似有矛盾，但其實衝突不大。還是根據前引11月3日徐致傅氏函：「昨得仲章兄由青島轉來一函，茲附呈。」此函不知是否即沈仲章所言報告漢簡轉出之函，抑為後續報告之函？如是前者，則在沈氏發函之前，傅、徐等人已知漢簡之近況，傳遞消息者另有其人。但無論如何，沈仲章從天津發函於徐，在當時局面下，是需要通過青島中轉的。

綜上所述，在1937年，已在長沙後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漢簡處於危地的時候，經天津親至北平，取出5箱漢簡自攜南下至港。而剩下的3箱，則由沈仲章自行設法運出。沈遂將殘存北平的木簡及相關材料先運津，再從海道經青島而至港。【需要說明的是，沈仲章當年從北大運出的不僅是居延漢簡而已，據其自述記載，還有「考察團的重要對象也偷運出來了，如居延筆的模型（複製品），貝格曼在居延海發掘木簡的地形坑位草圖，西北科學考察團木製彩色套版和印有壁畫佛像的信箋、郵票，還有我國郵局特為西北科學考察團發行的紀念郵票一大包（一千多套），還有許多原始記錄、賬目等等，這些全是與木簡有關的東西。」】途中雖有波折，而有驚無險。居延漢簡及相關對象，遂由徐、沈二人攜出險境，安全抵達香港。

四
根據前引沈仲章所述，徐森玉先生派他獨自一人想辦法將漢簡運至香港。他在文中還說到：「徐森玉走後，又剩我孤單一人暗自籌劃。我秘密回北平一趟……我這兩隻箱子並未引起注意，交了貨，取得一張收據，這份國寶就運到了天津。」又說在青島意外脫船之後，請船長將這兩隻箱子交給同船的吳景楨，「這位船長很負責，果然把箱子交給吳。吳也很負責，把箱子取出后交給了蔣夢麟，由蔣夢麟交給了香港大學圖書館存放。」這個說法其實很有問題，但現在所有研究居延漢簡流傳的文章，竟然都習焉不察，沿用此說。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將漢簡從險地運出之方法，是出自徐森玉先生。在前揭1937年11月3日致傅氏函中，徐先生云：「至如何運出北平之法，在此無法懸揣，俟寶到津后與仲章兄切實商酌，相機辦理。梁思（誠）[成]、劉士能二君均來湘，言營造學社各種珍品系托外人包運，甚為妥當，將來或循此途徑辦亦可。」而之後漢簡之出運，據沈氏自述，正是通過外人協助。

再根據時任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1938年1月4日的日記：「高寶森帶了葉譽虎到中文學院來（見）徐森玉先生……」【《陳君葆日記》，謝榮滾主編，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p.333。】而同一天，徐森玉又到蔡元培寓所報告北平圖書館南遷善本及居延漢簡轉移等事。

蔡元培在其日記中記到：「徐森玉來，言北平偽政府欲究提北平圖書館寄滬之圖書，現已與香港大學商，可運港寄存。惟起運手續尚待商討。我素知平館寄滬之善本書有五百部，但據森玉說，守和已提最要者，如《永樂大典》、宋寫本《文苑英華》之類九十箱到北平。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獲之木簡二萬餘枚，本儲北大國學研究所，近由沈君□□秘密運出，經徐君攜至香港，現已寄存香港大學圖書館。」【《蔡元培日記》，蔡元培撰，王世儒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p.531。】

葉譽虎即葉恭綽，為長期資助北平圖書館的中英庚款委員會的董事，該董事會後來還出資資助漢簡的整理印行及沈仲章在港期間的生活費用，蔡元培則為原北大校長、現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他們兩人對於北平圖書館以及與平館、北大均有極深關係的居延漢簡無疑是異常關心。這裡提到徐森玉先生向蔡元培當面言及漢簡已由自己帶至香港，顯然不可能是誤會。

1938年1月5日，北平圖書館駐港辦事處鄧衍林（竹筠）也致函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言及居延漢簡存港狀況：「木簡已安全運到，現儲中文學院，港當局甚珍視之。徐主任忙甚。」【（檔年3.7），《北京圖書館館史數據彙編》，p.471。】及至次日，徐森玉先生將所攜居延漢簡經香港大學陳君葆等人的幫助，暫存香港上海銀行保險庫中，據《陳君葆日記》【p.334】：「徐森玉的漢代木簡共五箱，今日用副監督（史洛士）的名義寄存在上海銀行的保險庫里，午間由我親自送去。

史洛士對於這事似乎特別慎重，不知何故？也許他對這幾箱東西的所有權頗發生一點疑問，不過這實在是太過分些了。」從蔡元培到陳君葆，都是當事人記當日之事，不可能發生誤解。也就是說，徐森玉先生曾經親自攜帶5箱居延漢簡至港，是一件確定無疑的事情。

1月11日，徐森玉先生親至沈仲章託運居延漢簡之海口船，打算與受沈仲章之託攜交漢簡之吳景楨接洽，但竟然毫無頭緒。

第二天，徐先生無奈之下赴香港大學，托中文系主任許地山等人協助收核漢簡，具體過程據《陳君葆日記》所述【p.337-338】：「漢代木簡乙事，弄得非常的不好，徐森玉接到沈仲章的電報，說自己在青島脫了船，因此託了船上的吳景楨把東西帶來。吳景楨是誰大家都不知（到）【道】。海口船從天津到了兩日了，昨天徐到船上去找吳，已登岸去了，又不得要領，因此今天來找地山想辦法。我下第一課時發現幾個人齊集在我的辦公室裹想計策，徐森玉急的了不得。我說，這事最好找一個熟識太古的買辦的人到他們寫字間和海口船上去查查，並且事不宜遲，怕船開了更沒辦法。一句提醒了許地山，結果他立刻和森玉跑到太古輪船公司去找莫恩如商量。約一點鐘后地山回來了，一路進來，一路喘息，說『東西沒有丟，正從船上搬進來，徐森玉在小祈園等你，要立刻去，好在中飯後到太古洋行去領回各行李。』這時剛因芬尼克約在下午到淺水灣去逛逛，我打電話給他告訴了他要下午兩點四十五分才能在大學會齊，然後才趕到小祈園去。在小祈園門口下車，森玉已經在那間茶室裡面等得十分不耐煩了。我才進門他便叫『夥計，開飯，開飯，快點，快點拿來。』他性子急的了不得，我倒覺得這一點很可愛，因為穿長褂的民族第一種毛病便迂緩不切事實，所以每致僨事。鳳坡的可愛亦在此點。在我坐定后之兩三分鐘內，森玉又催那夥計不下七八次了。素菜端來了，我急忙的吃，但是結果還是森玉比我先吃完。我想他性急有點像煥文。付款后，我們離開了小祈園，看看時計只不過十二點一刻，這心裹才舒服。但到太古洋行，莫恩如告訴我們說，東西要到三點半才能搬到岸上來。並且船上的買辦有一個條子給他，說沈仲章們還欠下伙食四十五元未交，提行李時須先繳清此數雲。於是我對徐講，事情如此也只好等了，他不妨放心，其餘的事，可由我們關照。他下午（趁）【乘】三點半的芝沙加喇荷蘭船到上海去，船票已打好了，因此我就在電報局門口和他作別。」

但這次接洽是否成功？到底有沒有收到沈仲章所攜漢簡？陳君葆並沒有記錄。從道理上來說，如果真的沒有接到，這麼重要的事情，日記中應該有所記錄才對。既然沒有再提，那應該是有所收穫才對。

到1月15日，陳君葆以徐森玉、許地山就漢簡事所寫的函件轉交港大當時的副監督史洛士，據《陳君葆日記》【p.339】：「為許先生草的關於漢木簡事致史洛士的信今日送去，信內並夾上了徐森玉給他的函。這信我提議另打出數份，分致西北學術考查團的幾個理事，如胡適之、陳（壽貽）【受頤】等，使他們都了於這事的經過始末。現在木簡的其餘一部分已有了下落，吳景楨致守和的信說，他過港時，把東西徑帶到長沙去，不及在香港停留雲。」

根據陳君葆這裡的記錄，似乎是在1月12日的時候，並沒有在船上接到漢簡，或者並沒有全部接到漢簡。可惜的是，因文獻有缺，這個問題暫時還不能確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吳景楨確實是將部分漢簡攜至了長沙。這裡提到的吳景楨，是北大地質系1937年的畢業生，故而得到沈仲章的信任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而根據沈仲章的記述，吳景楨又將所攜漢簡交給了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由蔣轉給了港大存儲。1937年7月，蔣夢麟接任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再加上平館與臨大圖書館當時合併，聯合辦公，以原平館副館長袁同禮為館長。故而，吳景楨此舉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合情合理。

據1938年1月5日鄧衍林致袁守禮函：「蔣校長已於日前飛港。木簡已安全運至，現儲中文學院，港當局甚珍視之。徐主任忙甚。」【見於《北京圖書館館史數據彙編》（1909-1949）第一部分《歷年館務活動資料》1.168，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p.471。】單從字面來看，似乎是在此一兩日前，蔣夢麟從長沙乘飛機至港，將木簡攜來，存入港大。但正如前所揭，沈、吳所乘之海口船是1月10日才到香港，蔣夢麟絕無可能在此之前就將木簡由長沙攜來。

那麼，沈仲章的說法到底是不是有誤呢？事實上，根據1938年1月7日第41次長沙臨時大學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蔣夢麟並未參加當天的常務會，1月19日第42次常務會議，蔣仍未參加。但次日的第43次常務會，蔣夢麟則列席其中，可見，蔣氏1月初這次赴港，是大約在3、4日，到19或20日之間的。到了1月24日的第45次常務會上，蔣夢麟被推舉為臨大的昆明辦事處主任，負責臨大遷往昆明的前期工作，故而在1月25日之後，他就從常務會上缺席，直到4月19日昆明的首次常務會上，蔣夢麟才再度參與。【所有會議記錄及詳情，均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二）·會議記錄卷》，北京大學等編，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p.33-47。】

這就說明，大概在1月25日或者之後的一兩天內，蔣氏已經出發，轉道香港，后又搭法國郵船到越南的海防，再從海防搭火車到河內，復由河內乘火車經滇越鐵路，最終到達昆明。而居延漢簡應該就是在此次赴昆明之途中，被蔣氏由長沙帶到香港的。

據上文所揭1月15日《陳君葆日記》，徐森玉先生在12日匆匆離港之際，還曾留書與史洛士，商借港大主樓內圖書館之大波樓 (即漢口圖書館特藏室，時稱 Room H )，以便幹事沈仲章從事漢簡數據之拍照、剪貼、編號、排比、編寫索引等工作。1月27日，徐森玉再次赴港，寓新華飯店。1月31日，他發電報給傅斯年云：「韮菜園一號中研研究院傅孟真先生鑒：木簡已全運港，擬用公及仲章、鴻寶三人名義存香港大學，務希電允。排比影印亦擬進行，並盼指示。回電由許地山轉。寶，卅一。」【台灣地區「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I-1237，轉引自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p.921-952。】也就是說，最晚在1月底時，所有的居延漢簡都已經運到香港了。

但漢簡這次由北至南轉運中涉及到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1938年5月9日，沈仲章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到：「木簡整理工作經多次啰蘇后，終已在港大漢口圖書室中進行。校方供備鐵櫃一架，容量不大。故只得將所有津滬運來之簡品共八箱拆散……」【台灣地區「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I-1217，轉引自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見於《中研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三分，p.921-952。】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津滬」的說法，不知何以與「滬」有關？又前述沈氏自述中，說他帶出的漢簡是兩箱。對於這個問題，邢義田認為一則可能是因為原簡經過多次包裝，所以造成數量有變。再則可能是沈氏為了運送方便，所以將小箱盛入大箱之中。【邢說見《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p.921-952。】具體情況如何，現在已經無法確知，但信中說到「八箱」這個信息值得重視。這8箱中，5箱是由徐森玉先生親自至港的，毫無疑義。其餘的3箱，按道理來說就是由沈仲章押送而又轉託給吳景楨的。但據前揭《陳君葆日記》及從情理上來講，也有可能這3箱又因某種因素被分為了兩批，一批由吳景楨轉交給了蔣夢麟，然後又帶到香港。另外一批則是在1月12日的時候，由海口船方交給了陳君葆等人。

五
根據前引5月9日沈仲章致傅斯年函中描述的情形來看，居延漢簡此時存放於漢口圖書室中，整理工作也已經漸次開展，逐步走上了正軌。但到沒過多久，此事又生波瀾。

據6月13日徐森玉先生致函傅斯年函：「孟真先生賜鑒：春間寶離港太速，未能晤教，耿耿至今。昨奉惠書，辱蒙勞問，並審鈞體惟寧，感慰兼至。漢簡承大力籌劃，印刷等費均告齊備，聞之惟有額手稱慶。港大屢加疑難，實由許地山兄措辭錯迕所致，已追悔莫及。今用北平圖書館名義取出，當不致為北方奸偽所攫奪也。委不腆撰序，惶恧無似，萬不敢承，將來仍求先生撥冗一揮（已函仲章兄將各種材料搜集匯呈），並望略去賤名。蓋此案四周之暗潮尚未平息，寶實不能稍攖其鋒，惟有仗大雲含蓋，則一切魑魅罔兩自隱遁無遺，務懇見許為禱。」【原函藏上海圖書館，影印件見鄭重《徐森玉》，《中國文物名家畫傳》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p.85。】

則漢簡又因歸屬權問題受到港大方面的質疑，而被迫在此時從港大取出。但取出之後，到底如何處理？是遷地另儲，還是經過斡旋后又重新存入港大，似乎並無記載。但既然大家都沒有特意提到這個問題，很有可能後來還是重新存入港大。而歸屬權問題所以產生，當是因許地山致史洛士函言及木簡的歸屬權屬於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而徐森玉先生等人則考慮到其他因素，而採用的是北平圖書館的名義。兩者之間既不無扞格，所以會引起港大方面和史洛士的懷疑。

這封信中又提及傅斯年希望徐先生來為即將影印出版的函件圖版撰序，而為先生所推脫。徐先生的理由說是「此案四周之暗潮尚未平息，寶實不能稍攖其鋒」。其實，這兩件事情的原委就是一個，根據傅斯年1940年8月25日致考察團理事會理事袁復禮函中言：「弟當時所以不敢主張用西北科學考察團名義者……查弟等未舉為理事時，每次開會，總是周肇祥主席……此人行為，當時已有漢奸之嫌，故為政府扣押，今則附逆數年矣。又森玉先生、仲章兄將漢簡移出北平后（時淪陷未久），周逆即往北京大學查覓此物（森玉先生雲）可見此事在北方之可引糾紛……故不如徑由國家之機關出名，如教育部、北大、中英庚款會，彼即無從爭論。」【見於《傅斯年遺札》，王泛森等主編，中研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p.1107-1111。】

可見歸屬權之爭的關鍵所在，是為了防止以周肇祥為首一班人物，借著西北考察團理事會的名義鬧出糾紛。而森玉先生之所以對此避之唯恐不及，是因他早年與周氏交往綦密，在1927年秋搬入三時學會之前，曾長期借居周府，故公私兩端皆不便與周相爭也。

不過，為居延漢簡圖版撰序一事，傅斯年後來又託付給了葉恭綽。想來一則是以葉氏德高望重，且「漢簡一事，得先生護持印傳，自是千秋之盛事，其功德固不在流通《磧沙藏》之下。」【1940年4月7日傅斯年致葉恭綽函，見於《傅斯年遺札》，p.1078-1080。】再則是因葉氏代表中英庚款會在港協助印行木簡，該會「辦理此事為國家出史料，為國家保古獻，千秋萬世，自為嘉話。」【1940年9月19日傅斯年致葉恭綽函，見於《傅斯年遺札》，p.1116-1120。】但最後漢簡的圖版既然並未出版，則葉序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此書原版毀於1941年底香港陷落時期。】

居延漢簡歸屬權是個異常關鍵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會引發存儲上的不便，還會引發漢奸的覬覦，尤其是對於出版而言，更是一個巨大的障礙。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傅斯年建議直接委託中英庚款委員會與負責出版的商務印書館接洽。因此之故，他糾合徐森玉、徐炳昶等考察團理事會理事，聯名致函與葉恭綽云：「玉甫先生左右：關於居延漢簡出版一事，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斥巨資以成之，而先生在港料理，尤深感佩。茲出版在即，不可不與商務印書館訂約。茲由炳昶等聲明，炳昶等謹以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資格，將與商務印書館訂約一事，一切委託貴會辦理。即乞先生就近與之接洽一切約中辦法，並由先生主持，無須寄下討論，以求速成。以後若此事萬一發生糾葛，皆由炳昶等負其責任，與貴會及先生無涉，特此此聲明。」【徐炳昶等致葉恭綽函，見於《傅斯年遺札》，p.1113。按此函原編者繫於1940年8月，恐有誤。因此函內容與上引9月19日傅斯年致葉恭綽函相接，當作於此後。】但遺憾的是，雖然從歸屬權方面來看，經幾位理事的委託之後似乎再無異議。但因局勢迅速惡化，居延漢簡正文圖版付印一事，終於未能完成。

1940年6月4日徐森玉致葉景葵函

六
1938年居延漢簡運至香港，有關方面即安排沈仲章開始排序、整理、拍攝。但以種種緣由，進展始終有限。雖然確實存在種種不利條件，但沈仲章自身原因也是其中之一。據1940年3月23日，徐先生給傅斯年函中所說：「寶前上先生書後數日，即寄仲章兄一函，將各工作限定時日辦竣，始有一月廿八日議出各條，特次序略更動耳。渠辦事大體極可佩，誠如尊論。惟其身體素羸，多憂善病，非時加迫促，不能貫徹始終。」【原函影印件。徐先生網孫女王聖思教授提供。】故而，隨著時間流逝，大局愈發惡化，徐森玉先生終於不得不不顧病體殘軀，以耳順之年，再赴香港督促辦理諸事。【1940年3月23日徐森玉先生致傅斯年函：「賤疾漸挩體，柱杖可步行數里，旅行必無困苦。辱承慮及，尤征見愛之厚，私衷感紉。」】據1940年6月4日，徐先生在函致葉景葵函中述及此事經過云：「揆初先生賜鑒：去冬奉手教，當裁末牘，略達鄙忱。昨舍弟來函雲，尊處迄未收到，想付沉浮，愈增馳仰。邇維起居多祜為祝。寶因居延木簡在港影印，倏逾兩載，結束無期，不得已來此催促。兼旬策勵，已全部照竣，校改排比，十月間可印成。現香港已非安全之地，擬將原簡移至昆明，與中央研究院殷墟遺物同置一處。惟滇越路甚不易通行耳。」8月6日，中英庚款委員會委員，當時流寓香港的葉恭綽曾以《保存居延漢晉木簡工作報告》為名致函中英庚款委員會，說：「厥後工作，較為順利，沈君亦勤奮逾前，滿以為可以如期竣事。但切實研究，始發現以前該館（商務印書館）一方的工作，尚有須加補正之處，而以相聯關係，沈君因亦不能如期告竣，即本年四月止。正在躊躇間，適徐森玉先生有來港之議，因候其來此商議。及徐君抵港，逐一細勘，發覺以前雙方疏略，未及切實進行之點，與館方力謀協進改良之策，由徐君逐日在館督同辦理。兩月有半，始將原底運出前所應做之工作做畢（即以後可不必再用原底），但並非就此即可製版。」【台灣地區「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I-1226，轉引自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p.921-952。】可見，居延漢簡最終能夠整理有序、拍攝完成，徐森玉先生不僅有領導之責，更是身體力行，方克蕆事。
這次徐先生赴港之緣起，據先生1940年1月25日致傅斯年函：「居延漢簡在港攝照，由沈仲章兄董理，二年以來，屢事延宕。曾寄函詢詰，無隻字見答，令人縈念不已。聞編號以後，須重加包裝、覆校，必須赴港辦理。且寄存問題亦頗重要，應籌置安妥之地。凡此諸事，若不速加約束，恐一再蹉跌，或致悉歸泡影。上負先生始終維護西北文物之盛心，罪實難逭。清夜自思，如芒在背。寶擬親自赴港一行，嚴事督促，將上陳各節限半年辦畢，用特作函，徵求先生同意。如蒙許可，自當力疾前往，務懇示遵。」【原函影印件。徐先生外孫女王聖思教授提供。】傅斯年對徐先生自告奮勇之舉，顯然極為感佩，1940年4月17日傅斯年致徐先生函云：「前談我公赴港一行之事，重慶相關友人均覺有此必要，並深佩先生不辭辛苦。」【見於《傅斯年遺札》，p.1080。】5月2日傅斯年致杭立武函中也談到：「關於漢簡之保管與出版兩事，待辦者多，似非請徐森玉先生前往一行不可。且此物之存香港大學也，由森玉出名，故保管一事，非彼自往無法與港大接洽。弟上月到渝時，面陳此事原委，荷承同意，並謂可預先函告葉譽虎先生。茲森玉先生已自安順抵此，明後日赴港，弟今日發一信致譽虎先生矣。此事森玉既肯惠然一行，一切必可順利進行，出版可期，保存得法，各得其宜，吾等心愿可了，不亦快哉！」【見於《傅斯年遺札》，p.1081-1082。】又云：「此事有森玉一行，可以了此公案。」事實上，此次徐森玉先生赴港，是由中英庚款會與史語所共同負擔費用，傅斯年與庚款會對於這批文獻的保存，也是居功至偉。
根據上引傅斯年函及5月18日傅斯年致商務印書館李澤彰函：「徐森玉先生抵港，聞已快晤。漢簡一事，當可於出版、保存兩者皆得其宜矣。」【見於《傅斯年遺札》，p.1082。】徐森玉先生此次大概是五月初自昆明出發，而至中旬到達香港。因商務印書館館方的一些工作疏漏，以及一些新增加的工作，導致漢簡出版延誤，上引葉恭綽《保存居延漢晉木簡工作報告》中談及工作進度時候說：「據該館（商務印書館）行政技術兩方負責人均稱該館制印工作，自本年十一月起，必須明年四月方能出版。」而正是由於這種種緣故，導致居延漢簡圖版遲遲未能印出，終於毀於日寇入侵之時。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徐先生不僅對於居延漢簡始終其事，縈懷在心，對於負責整理漢簡的沈仲章更是關心備至。在前揭1月25日致傅斯年函中，即云：「去歲港幣猛漲，英庚會所給仲章兄之生活費當然不敷開支，工作遲緩，此亦原因之一。現聞生活費久已告罄，尚懇大力於該會續籌款若干，付給仲章兄，俾竟全功，感盼無似。」漢簡圖版一書，雖然因戰亂被毀。但不幸中的萬幸，因徐先生等人的密切關注、協調有方，漢簡終於在日軍入侵之前，得以完成整理、攝影等工作，並順利運出香港。

徐森玉

七
徐森玉先生在港的指導工作，其實應該很早就完成了。據1940年7月10日傅斯年致袁同禮函：「目下港越交通阻斷，森玉先生不能返……」【見於《傅斯年遺札》，p.1088。】實際上，隨著局勢的逐漸惡化，雖然對於整理出版工作的督導很快完成，徐先生已經意識到另外一個更加急迫的問題，即居延漢簡自身的安全。

傅斯年在致葉恭綽函中提到：「今春旭生、森玉堅命斯年將此物存之敝所，斯年曾竭力反對。及森玉到港又來信，又回信聲明其困難。后立武兄來一電，詢運往馬尼剌如何？當復以個人贊成，去美尤佳，但全是貢獻於朋友之意見。此事先生將費神運美，感佩之極，深愧斯年無此毅力。」【1940年9月19日傅斯年致葉恭綽函，見於《傅斯年遺札》，p.1116-1120。】

徐森玉《木簡問題》說明材料複印件

徐先生自己在多年之後也回憶當時漢簡的轉運情況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因為香港有被日本佔領的危險，打算把木簡運出香港。胡適在那時任偽駐美大使，與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聯繫后擬寄存美國。我當時對美帝國主義毫無認識，認為這批木簡存放在美國，比運到『重慶』安全。便由我和沈，請示蔡元培同意后，空運美國（箱上寫明直接寄胡適）。」【徐先生木簡問題說明材料複印件。】

1940年7月30日徐森玉致傅斯年函複印件

居延漢簡5箱，後來在1940年8月4日離港，在10月中旬抵達華盛頓中國大使館，10月26日正式存入了美國國會圖書館中。這個過程，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一文中已經有著極為細緻的描述，因此不再贅言。

最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對於所以參與居延漢簡相關事宜，傅斯年在致袁復禮函中說的很清楚：「弟於此事，純是為文物熱心，亦緣深感森玉前輩老先生之督勉，故為此往來之信盈尺……」【見於《傅斯年遺札》，p.1107-1111。】而居延漢簡後來的釋文者與考證者勞干，也曾反覆在其大著中表達過對於徐森玉先生的感謝，在《居延漢簡考釋序目》中，他說：「我最要感謝的是徐森玉先生，胡適之師，傅孟真師，沈仲章先生，他們都是非常熱心的。」【見於《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中研研究院歷史與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一，1957年，p.21。】勞乾的感謝，是因為：「這一次所印的圖版，還是民國二十九年時在香港照出的照片。當時原簡尚在香港，照好洗了兩份，一份寄到上海去製版，一份寄至昆明由我來做釋文。」【見於《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序，p.3。】正是由於徐、沈、傅、胡等人的努力，才使得漢簡這一中華瑰寶安然留存至今。而勞干從1942年此書的初版序中，就對上述諸人感念不已，每次再版，也均保留這一致謝，也是不亦宜也。

發現居延漢簡的漢代要塞復原圖
作者繫上海博物館研究員，作者所擬原題為《徐森玉先生與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內容概述

居延舊簡中其最早的紀年簡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為東漢建武六年（公元30年）。綜覽居延漢簡，容涉及面很廣，現略分為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文化簡要概述：

政治方面

可以從簡牘中了解到漢代的養老制度、撫恤制度、吏制等內容.《漢書》記載劉邦稱帝不久，即下詔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以十月賜酒肉。」居延舊簡（126.41此數字指簡號，下同）記述有「月存視其家，賜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寵，郡太守，諸侯相，內史所明智也。」可以見證漢代養老制度。

又有簡文「各持下吏為羌人所殺者，賜葬錢三萬....」（297.19）可以見證漢代的撫恤制度的有關規定。漢代官吏俸祿的支付方法也可從簡文中得到解疑：「始元三年九月四日，以從受物給長中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給始元三年正月盡八月積月奉」（509.19），這是居延漢簡中載有以布帛充奉的實例。

經濟方面

關於農墾屯田的記載，在居延漢簡中佔有較大比例。其學術史料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其內容涉及屯田組織、農事系統、屯墾勞力、田倉就運、田卒生活、剝削形式和剝削量，以及農具、籽種、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內銷、外運、糧價、定量等等。例如簡文「胡豆四石七斗」（310.2）。居延簡中常有大石、小石的記載，是漢代兩種不同的計量法，如簡文「入糜小石十二石為大石七石二斗」（148.41）.「出糜小石三石為大石一石八斗」（275.2），可見小石為大石的六斗，這無疑有助於我們對漢代計量方法的理解。

軍事方面

居延漢簡多是西北邊塞烽燧亭鄣的文書檔案，所以與軍事有關的簡牘可以說比比皆是。根據簡文記載考證，漢代的居延地區，為了軍事防禦設有兩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

其中肩水都尉府即為今大灣城遺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屬官有都尉丞、候、千人、司馬及其他僚屬，都尉駐地稱城，候官所在稱鄣。城尉下屬有司馬、千人、倉長等。

都尉府直接的下屬軍事機構稱候官，候官的下一級軍事機構是部，部的下一級即燧，燧有燧長，管轄戍卒，少則三、四人，多則三十餘人不等，這是最基層的瞭望防禦組織，與哨卡職能近似。邊塞的戍卒其服役的性質可分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簡文中所記載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見者為弩。

科技文化方面

居延舊簡中記載有九九表，如簡文「五九，三八廿四」（75.19）。同時，居延紀年簡，載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與日序之間註明朔旦，這對核定研究兩漢朔閏之排列無疑是第一手資料。

居延新簡的發掘由於方法得當，不但發掘數量多，而且比較完整，成冊的較多，除在地面和攏土中採集的少數木簡外，絕大多數都有出土方位或層位，更為可貴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較完整的簿冊70多個，這為簡牘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和準確性，這70多個冊子，有的出土時就連綴成冊，有的編繩雖朽但保持冊形，有的散落近處可合為一冊，這些漢簡多數有紀年，內容連貫。

居延新簡文書有來文、來文的復文，有文書的底稿，其中一些還保留著標籤，如詔書、律令、科別、品約；牒書、爰書、初狀等，這些文書的格式、形制、收發程序都有統一規定，對研究古代文書檔案制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居延新簡中的紀年簡約1200餘枚，最早者為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最遲者為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以宣帝時期為多。

居延新簡內容非常豐富，它不僅記述了居延地區屯戍活動的興衰，而且保存了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重要文獻資料，這些文書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學、民族等領域。

如簡冊《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該冊對研究漢代的烽燧制度以及邊塞防禦系統，是十分重要的資料。這個冊子是居延都尉轄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臨敵報警、燔舉烽火、進守呼應、請求馳援的聯防條例。條例規定，在邊塞的不同部位、敵人人數、時間、意圖、動向以及天氣變化異常等各種情況下，各塞燧燔舉烽火的類別、數量、方式、如何傳遞應和，發生失誤又如何糾正等。

又如簡冊《侯粟君所責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訴訟檔案。該冊不僅闡明了漢代治獄刑訊制度的具體內容與訴訟辭的格式以及訴訟程序等。簡冊《甘露二年御史書》，是西漢宣帝時追查武帝之子廣陵王劉胥集團陰謀篡權活動的御史書，內容主要是通緝叛逆逃犯向全國發布的文件。

居延新簡中反映關於竇融治理河西的資料也不少，根據出土漢簡綜合分析可知竇融在任河西五郡大將軍期間，在居延地區重點地保持和加強了西漢以來的各種軍事設施，從而保持了河西地區的穩定與安全。

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冊，該冊記載了竇融任河西五郡大將軍期間，頒發的居延官吏俸祿文書，文中載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內容。

居延漢簡就其質地而言，可分為竹、木兩類，竹質的稱之為簡，木製的為牘，一般都稱之為簡。竹質的所佔比例甚微，不到1%，所出土的竹簡，一般保存情況不好，不僅字跡多處漫漶不清，而且大多為殘簡斷簡，相反，木簡保存情況較好，可能因為這裡的自然條件和環境有利於木簡的保存，根據出土的木簡的木材鑒定，有松杉、白楊、水柳、紅柳等。

發掘過程

1926年，北京中國學術協會和瑞典學者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到內蒙古、甘肅、新疆、寧夏等地，進行天文、地理、文物、古迹、風土、民情等綜合考察，初步了解到居延漢簡的一些情況，在漢代長城居延地段的甲渠侯官的城堡、甲渠第四燧的瞭望台和肩水金關的關城等三個不同等級的軍事設施和建築物發現了漢代木簡。1930年4月20日至5月8日，考察團成員瑞典學者弗克·貝格曼（Folkeergman）首先在居延長城烽燧遺址發掘出漢代木簡。同年12月27日至1931年1月25日，貝格曼一行又在破城子甲渠侯官的城堡遺址，發掘出漢簡5200多枚，漢代遺物1230件，中國學者根據漢簡文字，確定破城子乃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所屬的「甲渠侯官」所在地，為重點發掘地區。

甲渠侯官的城堡

「甲渠」為地名，「侯官」不作官長解，而是長城要塞上瞭望防範敵人的哨所，相當縣一級。弱水自北向東流向40公裡外的居延澤，此地有水有人，乃匈奴重點進犯地區，亦為漢朝重點防務地區，設26個烽火台和一個城堡（名「鄣」），由長城連接。

城堡東側是戍卒宿舍、廚房，有一間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貝格曼在小屋遺址中發現了成冊的木簡，有一冊為3枚木簡，內容是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一個下級武官父死居喪的報告書；還有一冊為77支木簡編在一起，內容為漢和帝永元五年（93年）的賬簿，如包括兵器、錢穀、器物、車馬等分類賬簿，以及名冊、報表、家信等等。「冊書」的出現，專家們推測此小屋很可能是當時的檔案室，後來在此的發掘證實了這一推斷。

距城堡東門30米處，是廢棄物灰燼堆積，從中發掘出222支木簡和739件漢代遺物。這些漢簡有皇帝的詔書，甚至發掘出成冊的詔令集，如漢武帝時期的《詔書輯錄》殘冊，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的《詔書冊》16枚木簡及王莽的《詔書輯錄》殘冊等。

甲渠第四燧的瞭望台

距甲渠侯官城堡以南5公里許，有侯官和3個烽火台遺址，1913年貝格曼曾在此發現一枚漢簡，定名為「甲渠第四燧遺址」。漢長城侯官之間每隔約5公里建立一亭燧，用以夜間報警。每一燧下有若干烽火台，每燧有戍卒三、五人，多達30人左右，有一人經常瞭望，其餘則積薪、炊事等。「絲綢之路」從長安開始，共2萬餘里，僅漢朝境內就有1萬多里，在河西走廊則依仗烽燧保護商旅，它對「絲綢之路」作用重大。若匈奴南下，「以烽主晝，以燧主夜」，白天放煙，（在柴草中放入狼糞，煙則直入雲霄，故稱「狼煙」），夜間點火，以通敵情。在這裡出土的漢簡上，記載有第四侯長何某的治所，因而得知這裡是第四燧，後來成為第四侯侯長長駐在的烽燧。

肩水金關的關城

肩水金關在甘肅省金塔縣，漢代是肩水侯官所屬的一座烽燧關城，歸張掖郡管轄。1930年貝格曼在這裡遺址發掘漢簡850多枚和50多件漢代遺物，如麻紙、封泥、筆、硯、木版畫等。

20世紀30年代初，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60個區域內挖掘，其中有21個區域發現漢簡，在挖掘的586個坑中，463個坑有漢簡，共掘出11000餘枚。1931年5月下旬，這批漢簡運抵北平，立即引起學術界震驚，許多史學家、考古學家、檔案學家參加整理和詮釋，成績很大。1937年抗戰爆發，這批漢簡經上海輾轉運至香港，又到美國，保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20世紀50年代又運到台灣，現存台北市的「中央研究院」。

1937年秋，在上海的簡牘照片原版毀於戰火，勞干先生將留下的照片副本帶到四川奧地南溪，繼續單獨研究，1943年他在四川出版了石印本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三部共四冊，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三部二冊，是迄今為止研究這批漢簡的權威之作。

1972年至1976年，中國考古隊又在居延地區全面、深入發掘，出土19637枚漢簡，其中有紀年的漢簡就達1222枚，乃歷年出土最多者。

20世紀這兩次大規模發掘的居延漢簡，其形成年代，上起西漢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下達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昭帝時最多，未發現建武八年以後至和帝（88年）以前的木簡，殤帝以後僅發現一枚。

出土文物

兩次發掘的漢簡，多為木簡，竹簡極少，乃因西北少竹之故。木簡長度為漢尺1尺（23.1厘米）。簡牘形式與文種：有簡（唐代孔穎達解釋為：「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孔釋：「牘乃方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檢（覆蓋在簡牘正文外的表皮，如今曰信封）；符（木製的通行證、身份證或相當於今日之護照）；棨（出入關津用的憑證，亦稱「棨信」，在肩水金關遺址發掘，為21×16厘米的紅色織物，上寫「張掖都尉棨信」，其文字為鳥蟲書。）；簽（亦稱「遣策」，墳墓內隨葬品的清單或目錄）；多棱之觚（在一塊方木的四面寫字）；兩行（加大寬度的木牘）；削衣（將木牘上錯字削下來的木片）等等。還有其字體有小篆、隸書、章草。

這批簡牘的形式，有的以前只在古籍文獻中有記載，如「檢」，此次人們首次見到實物，方知在「檢」上還寫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如發掘出一「甲渠侯官」檢，中間一行是收信人官職「甲渠官」，右側「高弘」乃封信人姓名，左側小字寫上何時到達，收到信后在簡側簽名。「檢」下端有一凹處，用以綁上細繩，繩之結頭封上泥，泥上蓋鈐記，別人則不便私拆了。因陽文印章蓋在泥上，字成陰文，不明顯，易仿造，因而紙張發明前，簡版泥封多用陰文印章，用陽文印章乃發明紙張之後的事。從發掘的「檢」中可知漢代公私信件以這種方式傳遞，進而還可了解漢代公文和郵傳制度。

1972年重點對懷疑是甲渠侯官的「檔案室」遺址挖掘，在此出土了從王莽天鳳元年（14年）到東漢建武元年（25年）的各種簿籍70餘冊，每個簿冊以二道或三道繩索編綴，綴以紅線的多屬於王莽時期，為簡牘的斷代提供了依據。在此「檔案室」內還發掘出各種簡牘900餘枚。在北、東、南三面出土的簡牘多為昭帝、宣帝時代的，西北部多為元帝、成帝時代的，西部為王莽時代的，說明在「檔案室」內的簡牘是按形成時期分類保存的。其文種還有律令、檄文、符券、匡方、日曆等等。

就發掘的居延漢簡之內容而言，更是豐富多彩，有記載政策漢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書及侯官組織、有追捕亡人的通緝令、有邊境備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號的規定，還有一些抄寫的殘簡，如《算術書》、《九九術》、藥方、《卷頡篇》等等，反映了漢代科技文化知識之普及。

漢代最偉大的科技成就，莫過於繼承秦朝，大力修築長城，秦漢修長城資料，現存極少，但在居延漢簡中卻有充分的記載。後人經常疑問，在西北荒涼的不毛之地，如何大規模築城？居延漢簡的記載解答了這個問題，秦漢以屯田、徙民來實現築城、戍邊的任務。有一枚居延漢簡記載了屯田情況：「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護鄯善以西校尉吉、付衛司馬富昌、承慶、都尉寅重郎」，這枚木簡講的是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設立了西域都護，以管理當時西域50個屬國的行政事務和屯田，自此西域屯田大發展。

還有的木簡寫有「……詣居延為田，謹詣故吏，孝里大夫……」。是說派一個有經驗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管理屯田。「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為事。」「……郡?陽槐里景?，家居第五辟……」。「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歸遮虜田舍一宿」等等。可知居延有「田作」所居之「辟」若干、有田舍若干、城裡有里居，由孝里大夫這樣級別的官吏來管理，可見居延在西漢是屯田、實邊的戰略要地。

居延漢簡還詳細記載了發現敵情時，如何發揮長城要塞烽火台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遺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約》木簡17枚。「品約」是漢代的一種文書形式，用於同級衙署之間簽訂或互相往來的文書。《塞上烽火品約》是居延都尉下屬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這三個要塞（即「鄣」）共同訂立的聯防公約，反映了發現敵情時，長城各要塞應如何點烽火以傳遞消息，無疑這對於研究長城禦敵詳情，彌足珍貴。

《塞上烽火品約》第九條：「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燔薪者，旁亭可舉烽、燔薪，以次和如品」。是說如果匈奴人攻來，守要塞者來不及燃薪，或被圍困而無法燃薪，鄰近的烽火台有義務點燃自己的薪火。

《品約》第十條：「若誤，亟下烽滅火，侯尉史以檄馳言府。」若萬一信號有誤，立即「下烽滅火」，由侯官的尉史將書面報告馳報都尉府。

《品約》第十四條：「匈奴人即入塞，千騎以上，舉烽，燔二積薪；其攻亭鄣塢，□□□舉烽，燔二積薪，和如品。」不滿千騎，只燒一積薪；超過一千人，燒二積薪；兩千人以上，燒三積薪。其他烽火台以火勢大小判斷來敵之數。

《品約》第十六條：「匈奴人入塞，天大風，風及降雨，不舉燃者，亟傳檄告入，走馬馳□以夜，急疾□□□。」是說如果天氣惡劣，無法點薪，則應立即寫書面報告馳送上司。

上述幾枚木簡的內容，形象描繪出長城要塞，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的生動畫面。

檔中珍品

長城不僅起到禦敵作用，它還是聯繫各屬國友好往來的紐帶，有一枚漢簡十分難得地記錄了漢朝和屬國的密切關係：「皇帝陛下，車騎將軍下詔書曰：烏孫小昆彌烏就屠……」，記載的是何事呢？查《資治通鑒》載：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派鄭吉為使都護西域騎都尉，西域都護府設在烏壘城，管理西域的烏孫、大宛、康居等36個屬國。甘露元年（前53年）烏孫內部爭奪王位，烏就屠自立為昆彌，漢宣帝特下詔書曰：「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遣長羅侯將三校屯赤谷（今哈薩克共和國伊塞克湖畔）。」這枚木簡記載的就是這件事。以後西域發展為50個屬國，「自驛長至將相王侯，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西域王公接受漢王朝冊封。

尤為難得的是，還發掘出完整成套的冊書，毫無缺損。如貝格曼一行在張掖辟郡肩水都尉府的廣地侯官遺址發掘出的《永元兵物簿》，共77枚木簡編為一冊，其中有字者75枚，空白2枚，極為罕見的是，出土時，這77枚木簡不僅次序未亂，而且編繩殘跡猶存，由兩道麻繩編綴而成，出土時裹作一卷。對研究漢代整理和保存木簡檔案的方法，提供了僅見的例證。其內容為東漢和帝永元年間（89—105年）廣地侯官下屬的侯長向侯官的報表，按月上報兵器狀況，記載了烽燧中各種兵器的名稱和數量，所使用的「敢言之」。「叩頭死罪敢言之」為漢代公文的固定用語。

1974年前後發掘出《甘露二年御史書》一套，木簡三枚，約500餘字，相當於今日的通緝令，是一套法律檔案，其內容為：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署名為「丞相少史、御史守少史」，「移（送）郡太寧」的一道律令，追捕一個女逃犯。她是漢武帝女兒蓋主的貼身大婢，漢昭帝元鳳元年（前80年）蓋主死，她家牽涉到謀反罪，判處「絕戶」（剝奪宗室籍，倖存者一律免為庶人），這個大婢乘亂逃跑，未被抓獲。甘露二年，大婢的胞兄，是蓋主之弟、漢武帝第五子廣陵王劉胥的馬車夫，犯了叛逆罪，大婢再次受到株連，罪名是「大逆同產」，而被追通緝。

這套通緝令木簡是給張掖太守的，張掖太守又將文件轉給各都尉，都尉又轉給各鄣塞侯官，鄣塞侯官又轉給各侯長。發掘出的這套木簡反映了漢王朝中央政府發布文告、律令的文書形式，以及邊塞各級官署上下級組織關係，和公文傳遞時的層層照轉關係，對於研究漢朝的政治制度及文書檔案制度，意義重大。

發掘出36枚木簡一套的《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責寇恩事》，記載了東漢建武三年（27年）甲渠塞鄣侯官一個叫粟君的，誣陷僱工寇恩欠他的債，告到居延縣裡，縣官查明情況，做出公正判決的經過，是研究漢朝司法訴訟制度不可或缺的珍貴檔案史料。這一套木簡按案情發展階段和公文程序，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十二月乙卯（初三日）的木簡，粟君向居延縣官上劾書告發寇思欠債，居延縣將劾書轉給寇恩所在的都鄉，都鄉專管刑訟的嗇夫（官名），複審寇恩，嗇夫依寇恩的口供寫了爰書（復文）回復居延縣，認為寇恩不欠債。粟君不服，再次向居延縣衙的上司居延都尉府上告，居延都尉府令居延縣「更詳驗問」，居延縣下文都鄉再次驗問。

第二部分是十二月戊辰（十六日），嗇夫再次審問寇恩，寫成爰書。

第三部分是十二月辛未（十九日），嗇夫把堅持原口供的初三日爰書再次上報居延縣，並將十六日書以附件形式隨同呈上。

第四部分是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縣衙接到都鄉爰書後，給甲渠侯官的移文，並抄附都鄉爰書和給居延縣的報告，甲渠侯官將這份文件連同爰書一起存檔，並標其卷名為「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責寇恩事。」

這一組木簡不僅給我們展示了漢代訴訟程序的全過程，還客觀地記錄了漢代衙署形成文書、上報下達、存檔立卷的原則和方法。例如，木簡的第四部分居延縣衙給甲渠侯官用「移文」，就很有講究。「移文」用於兩個平級衙門或兩個沒有隸屬關係的機關。居延地區甲渠侯官相當縣級，且又是軍事單位，而居延縣衙是地方政府，因而用「移文」，這種作法和「移文」文件名稱一直沿用到民國。

1973年在肩水金關的關城遺址發掘出《永始三年詔書冊》，共16枚木簡編連而成，內容為漢成帝劉驁永始三年（前14年）臣僚的奏章和皇帝的批詔。這組木簡從內容上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共3枚木簡，記載丞相方進、御史孔光給成帝的奏章名稱。

第二部分：共6枚木簡，記載了方進、孔光奏章的內容，如奏請頒布「除貸錢它物律」，規定「還息與貸者必不可許」的禁令，以及永始三年成帝的批詔，為本組木簡主要部分。

第三部分：共3枚木簡，記載了永始三年七月丞相方進將皇帝詔書下至「少府、衛將軍、二千石」和各州郡刺史、郡太守諸官吏。

第四部分：共4枚木簡，記載當年十月張掖太守譚、守郡司馬宗行長史事，將詔書發布至肩水金關嗇夫「令民皆知之」，事後此組木簡為肩水金關嗇夫收藏。（現存甘肅省博物館）。

這批珍品中的珍品之發現，不僅真實地反映了漢代歷史原貌，而且將漢代文書檔案制度栩栩如生、無可替代地描繪和展現給了後人。

綜上所述，20世紀兩次發掘的居延漢簡，有例行公文，官吏任免，人事變動，邊塞動靜，軍紀處理，奉廩勞作，物資輸調，物品出入、檢核、折傷等等。此外，還有郵信、名籍、牒書、爰書、勛狀、存檔公文底稿以及吏民之間的買賣和借貸契約等等。

這些漢簡乃中國長城歷史的真實記錄。在挖掘過程中，由於採用了現代科學方法，因而其出土場所、層位關係的記載，都十分準確而清楚，發掘后的復原和整理皆十分規範、科學，海峽兩岸對其保存也都精心、重視，未受到人為破壞。

居延漢簡的出土，對研究長城乃至漢代的政治、經濟、軍事、邊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狀況，均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有的可以彌補文獻古籍略而不載或載而不詳之不足，有的可以糾正史書上記載的錯誤，還有的可以為文獻古籍上述而不明之處作詮釋，因而居延漢簡無論其自身，還是其內容，以其價值而言，列為中國檔案界20世紀的「四大發現」之一，當之無愧。

發現與整理

20世紀初年，新史料的發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學術的發展，如王國維利用甲骨文驗證《史記·殷本紀》的正確，利用漢晉木簡考證西北史地，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績。而數量巨大的居延漢簡的發現，更為歷史研究帶來一股新鮮活力，勞榦利用這批資料，在居延漢簡研究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30年，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人斯文·赫定合作，共同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對中國西北地區的內蒙古、甘肅、新疆等省區進行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瑞典學者貝格曼（FaukBergman）在額濟納河流域調查居延烽燧遺址時，在大約30個地點發掘採集了一萬多枚簡牘，其中出土數量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簡，地灣（A33）2383簡，大灣（A35）1334簡。這就是聞名中外的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是繼敦煌漢簡之後發現的最重要的漢代邊塞屯戍文書。在內容和數量上都大大超過了敦煌漢簡，為漢代歷史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居延漢簡自1930年發現后，於次年5月運抵北京，由勞榦、賀昌群、向達、馬衡、余遜等先生分工合作，對漢簡作了部分整理、考釋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學考察團首先將勞榦、余遜二先生的部分考釋用曬藍紙印刷成冊出版，世稱「曬藍本」，所考釋的漢簡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是最早的居延漢簡釋文稿本。

抗日戰爭爆發后，原藏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漢簡由沈仲章、徐森玉秘密護送至香港，並拍攝成照片，準備交由商務印書館影印，但在製版過程中香港淪陷，書版全部毀於戰火之中。所幸的是，就在香港淪陷前夕，傅斯年與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聯繫，於1941年將居延漢簡運往美國，暫存國會圖書館，避免了被毀滅的厄運。1965年，這批珍貴的文物被運回台灣，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

勞榦保存了一部分反體照片，他克服了不見實物的困難，根據這些照片寫成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3]，於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問世，次年，《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也以石印出版，這是有關居延漢簡較早的釋文和考證。

勞榦在自序中闡述了簡牘資料的價值；「正史對於邊塞屯戍的事，只能記載一點廣泛的一般原則，其具體事實的供給，則要倚賴發現的新史料。必須利用正史和新史料來鉤距參伍，才可以得著事實的真像。」

但是，由於地處大後方，條件艱苦，勞榦在做考釋時，手邊連一個詳細的居延附近的地圖都沒有，並且貝格曼的發掘報告也沒有刊布，因而無法知道詳細的出土地點及隨簡出土的器物，這給考釋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不便，誠如勞榦自己所言，他「對於簡中提到的烽燧名目，一律不敢加以排比。」

由於勞榦《居延漢簡考釋》出版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條件之惡劣，可以從該書所用的粗糙土紙和石印方法可以想見，且只印300部，流傳不多，再加上所收簡牘不全，又沒有圖版，不利於研究的深入開展。因此抗戰勝利后，勞榦又重新整理，將舊版釋文根據照片重新核對，校改，加上簡號索引，於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鉛印本。195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漢簡甲編》，圖版較好，釋文也有較大改進，可惜只收入2596簡，約佔全部簡牘的四分之一。1956-1958年，居延漢簡的發掘報告（貝格曼原稿）終於由索馬斯特羅姆（BaSommastrom）編成《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出版發行。這是居延漢簡研究的第一階段，以勞榦等人的研究為代表，除了考釋簡文之外，多結合簡文內容作歷史考證，同時也對漢代邊塞的屯戍和烽燧制度作了某些研究。

居延漢簡全部圖版遲至1957年才在台灣公布，即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這是一萬餘枚居延簡影第一次公諸於世。1960年他又根據新出簡文照片又對《居延漢簡考釋》一書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之部》，於是居延漢簡的照片和釋文有了比較準確的本子，也反映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

直到198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發表了照片和經過重新修訂的釋文，同時註明出土地點，這推動了居延漢簡研究的進展。

1998年，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整理小組，藉助紅外線顯示儀等先進技術設備，在核對原簡的基礎上，對原來的誤釋和未釋的簡牘進行整理，並對原有的釋文作了糾正和補充，出版了《居延漢簡補編》，補充了《居延漢簡甲乙編》未曾收錄的編號簡和未有編號的簡牘。

居延漢簡圖版公布后，學者們從單純研究孤立的簡文，擴大到研究成冊或同類的簡，復原了各類文書檔案，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也從文字考釋轉向對簡牘形製作考古學的研究，這是居延漢簡研究的第二階段，以陳夢家、大庭脩、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為代表，突出的特點是將古文書學、考古學的方法納入簡牘研究的範疇，指示了居延漢簡研究的新方向。

整理出版

2010年12月16日，甘肅漢簡保護整理出版座談會在蘭州召開，會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與上海中西書局簽訂了金關漢簡的出版協議，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簽訂了合作整理金關漢簡的工作協議。我省居延肩水金關漢簡將被整理出版，該協議的簽訂標誌著新一階段居延漢簡整理出版工作的啟動，將把甘肅漢簡整理工作再向前推進一大步。甘肅是漢簡大省，歷年來共出土漢簡6萬餘枚，不僅數量多，內容豐富，而且特色顯明。

在上世紀，無論在漢簡發掘、整理還是研究等各方面，都曾取得過重要成就。上世紀70年代，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居延地區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獲得的居延新簡成為轟動社會的重大考古發現，為研究漢代社會歷史狀況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其中，甲渠候官出土的8000餘枚簡牘已於1994年整理髮表，把中國漢簡研究推向了新的歷史階段，但目前仍有3萬多枚尚未出版。

據悉，會上專家結合近年來各地簡牘出土、整理、研究的發展趨勢，對金關漢簡的保護、整理、出版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此外，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與上海中西書局簽訂了金關漢簡的出版協議，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簽訂了合作整理金關漢簡的工作協議。肩水金關漢簡將在2011年陸續面世。

分類方法

勞榦的居延漢簡研究方法，基本上承襲王國維的漢晉木簡研究而來。他在自序中說："自斯坦因獲漢簡於長城遺址，王氏國維作《流沙墜簡》一書發其端要，鉤深致遠，多所創穫。"

其中他根據簡牘內容來進行分類整理的方法，即是沿襲王國維的簡牘分類方法而稍加變通而成的。勞榦在1944年的考證中以性質和用途分簡牘為五大類：

（一）文書：書檄、封檢、符券、刑訟；

（二）簿冊：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錢穀、名籍、資績、器物、車馬、酒食、計簿、雜簿；

（三）信札

（四）經籍：歷譜、小學、六經諸子、律令、醫方、術數；

（五）雜類：無年號者、有年號者。

在1960年的修訂本中，勞榦又重分簡牘為七大類66項，其中新增的條目如下：

（一）簡牘之制

封檢形式、檢署、露布、版書、符券、契據、編簡之制；

（二）公文形式與一般制度

詔書、璽印、小官印、剛卯、算貲、殿最、別火官、養老、撫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馬、大司空屬、地方屬佐、文吏與武吏、期會、都亭部、傳舍、車馬、行程；

（三）有關史事文件舉例

漢武詔書、五銖錢、王路堂、王莽詔書用月令文、西域、羌人；

（四）有關四郡問題

四郡建置、祿福縣、武威縣、居延城、居延地望；

（五）邊塞制度

邊郡制度、烽燧、亭障、塢堡、邸閣、兵器、屯田、將屯、農都尉、罪人徙邊、內郡人與戍卒、邊塞吏卒之家屬、雇傭與「客」；

（六）邊郡生活

糧食、穀類、牛犁、服御器、酒與酒價、塞上衣著、縑帛、蟾褕、社、古代記時之法、五夜；

（七）書牘與文字

書牘、「七」字的繁寫、《倉頡篇》與《急就篇》，共包括釋文簡10156枚，圖版605幅。

勞榦的分類方法儘管有一定的局限，標準也不盡科學，但在簡牘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後，中外學者沿著這一思路，以出土地點、年代、書寫格式及人名為標準，不斷嘗試建立新的分類方法。

如英國學者魯惟一（Michael Loewe）在《漢代行政記錄》（劍橋大學出版社，1967年）一書中依出土地點、筆跡，把形制相同、內容一致的文書進行分類。而日本學者永田英正則把漢簡分為定期文書和不定期文書，前者包括簿檢、名籍、現有人員、疾病、日跡、作簿、舉書、備品、俸錢、卒衣糧、卒家屬食糧、鹽、驛馬、茭、谷搬運；後者包括書檄、封檢、發信記錄、遞傳、通關、除任、秋射、刑訟、貰賣、負債、爰書、書簡等；此外還有卒名、候燧名、器物札及其他。

薛英群則運用現代考古學理論，在對大量漢簡資料進行排比、歸納后，將簡牘文書分作中央文書、地方文書、律令與規章制度、經史子及集四類。應該說，他們都是在繼承了王國維、勞榦分類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完善、科學化的結果。「

簡牘文書分類，既要依據其出土地點、形制和書式，也要分析考辨其內容、題楬，進行綜合比較、研究，才有可能在全面的多因素考慮下，優選出合理的、科學的分類法。」

勞榦居延漢簡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將漢簡資料與漢代歷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在以簡證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蘋芳評價道：「他（勞榦）在《流沙墜簡》的基礎上使簡的分類更加詳密，大體上概括了居延簡的類別。他研究的範圍廣泛，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王國維所創立的方法上更加完善，通過對居延漢簡的研究來恢復漢代歷史。在居延漢簡的研究上，勞榦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相關事件

抗日戰爭前夕，有人在甘肅額濟納河發現了近萬根木簡，其文字瀟灑、書法講究、波磔奇古、風韻飄逸。那裡古名居延海，所以也稱「居延漢簡」，它同晉朝出土的「汲冢漢簡」一樣是舉世矚目的珍寶，后存放在北京大學。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寇進佔北大校園，將許多古書、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漢簡」也面臨滅頂之災，很多學者憂心如焚。

一天深夜，助教沈仲章約了語言學副研究員周殿福及一個工友，來到一間房前，他們熟悉地撬開窗子，悄悄爬進室內，遞出幾捆東西。午夜的北平街頭，巡邏的日本兵來回遊盪。沈仲章三人邊探路邊行進，東繞西拐，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把東西運到工友家。

幾天後，一輛日本轎車把日本特工處的三村大佐送到北大，這傢伙指名要看「居延漢簡」。誰知房門開后，室內空空如也。三村暴跳如雷，下令全城搜查。沈仲章聞訊后連夜扮成難民逃往天津。正待找店住下時，一個日本兵用刺刀把他的草帽挑落，嘴裡不停地嘰哩咕嚕。沈助教心裡一驚，草帽里藏著「居延漢簡」的清理清單。他竭力鎮靜下來，假裝聽不懂日本話的憨厚模樣，混過檢查，住進了義大利租界。他想把這批國寶運至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沈仲章去滬的念頭落空。正當他束手無策之際，驀然想到了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森玉，便設法與他取得了聯繫。此時，徐森玉雖已南遷，但愛國激情促使他冒險來津。經仔細磋商后，徐要沈單人秘密將木簡由北平運往天津，再轉運香港，由他另外安排人接貨。沈欣然受命。

「居延漢簡」的失落，早已引起日方注意。交通要道上的檢查極為嚴密，運走國寶談何容易！經反覆籌劃之後，沈仲章佯裝逃難，將國寶交給中立國瑞士的伯利洋行代辦託運，「居延漢簡」終於順利到達天津。

木簡到津后，一晃半年，無法啟運香港。1937年12月底，日本特工人員注意到了沈仲章。一天，乘他不在之際，與義大利警察到旅店查詢沈仲章。此後，他三天兩頭在租界內調換住處，苦捱時光。然而，最使他放心不下的還是寄存在伯利洋行的兩箱國寶。沈仲章心急如焚，只得冒險買票，以圖迅速離津去港。

眼看開船日期逼近，沈仲章還是沒有想出上船的好辦法。他只好事前買通檢查員和搬運工，終於躲過了日本兵的檢查，將國寶運上輪船。趁輪船在青島裝貨之機，沈仲章上岸向港發電。不料，11條日艦向青島港開來，船長唯恐有變，急令輪船迅速起錨離去。沈仲章站在岸上望著遠去的輪船，不禁痛哭失聲……岸上的幾位漏乘旅客，相互磋商，決定和輪船公司交涉。幾經周折后，沈仲章才和他們一道乘坐另一條船到達上海。

「居延漢簡」到達香港后，由蔣夢麟先生存放到香港大學圖書館。沈仲章在港期間，廢寢忘食地將木簡拍照、剪貼、編號、排列、編寫索引。蔣先生非常欽佩這位年輕人的赤子之心。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眼看香港也將淪陷，「居延漢簡」只得第二次逃難。經眾多學者商量后，由胡適之先生設法運到美國華盛頓。時至如今，這批中華瑰寶仍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

上世紀六十年代，台灣出版了《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使人得以重見居延漢簡大部分圖片。1973年甘肅東部又發現了「甘谷漢簡」。中國甘肅、新疆為古代屯兵之域，地下埋藏著很多中華文化瑰寶，發掘這些人類文明的寶藏，將會為中國古代史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漢簡百年

居延漢簡，1930年出土於居延地區的古代簡牘。以簡證史，居延漢簡為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對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被譽為「20世紀中國檔案界的四大發現之一」。同時，出土的古代漢簡中的書法墨跡，極大程度的豐富了漢代隸書的研究內容，為中國書法史填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2013年，國家中文核心期刊《中國書法》特為居延漢簡出版專刊《漢簡百年》。值此百年之際，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內蒙古書法家協會理事劉學謙先生，以古代簡牘為形式，精心選材創作了「居延漢簡」。居延漢簡弘揚了額濟納地區優秀的民族歷史，展示了我國傳統的書法藝術，彰顯了堅韌不拔、生生不息的精神，重現了豐富多彩的古代居延文化，將距今約兩千多年的居延人民的智慧結晶傳承發揚。

位於內蒙古額濟納旗的居延遺址

【再回首】

居延漢簡是指1930年在內蒙古居延地區的城障、烽燧、關塞遺址發掘出的一萬餘枚漢簡，別稱居延舊簡。之後，於1972年至1982年間，又在居延地區發掘出土兩萬多枚漢簡，依出土地點分別稱作居延新簡，肩水金關漢簡，額濟納漢簡。

發現始末

自1901年以來，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英國考古學和探險家斯坦因等在中國尼雅、樓蘭等地進行調查發掘，並帶走大量漢晉簡帛文書，八年後國人才輾轉得知此事。羅振玉寫道「光緒戊申（1908年），予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魏簡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焉疚懷」，同時文物被收藏海外后「典守森嚴，不殊秘閣，苟非其人，不得縱覽」。於是，羅振玉設法通過伯希和與整理這批簡牘的沙畹建立了聯繫，沙畹允諾簡牘整理好后，即提供文書寫本。辛亥革命后，羅氏雖身在日本，但仍惦念簡帛一事，1912年再次向沙畹催問，終於在1913年得到手校稿本。經三子羅福萇翻譯，重新按內容分類，與王國維分任考釋，於1914年出版近代簡牘學的奠基之作——《流沙墜簡》。

最早發現的是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

1927年5月，黃文弼隨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亦稱「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出發，經內蒙古包頭、百靈廟等地，前往中國西北腹地考察。

此次考察的緣起是，德國漢莎航空準備開通一條中德航線，邀請瑞典著名探險家、樓蘭古城的發現者斯文·赫定考察沿途地貌及氣候。斯文·赫定找了幾位外籍科學家，準備在中國開始他的第五次考察，並得到北洋政府和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同意。沒成想，出發前在中國學界引起軒然大波。

以北大教授劉半農為代表的學者，召集北大、清華、北平圖書館等十幾家機構，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一致反對外國人擅自在中國領土上隨意往來，肆意掠取我國學術和文物資源。

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在談判桌前，談了兩個多月，最終達成十九條合作協議。根據協議，中瑞雙方共同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經費由斯文·赫定籌措，團長由中方徐炳昶、瑞方斯文·赫定擔任，團員包括中外科學家。

黃文弼是考察團中唯一的中國考古學者。他隨團抵達內蒙古后，在額濟納河西岸松杜爾的漢代遺址內，發現了一枚木簡，第二天又發現了三枚。他在考察日記中寫道：「此地如細掘，必可多得木簡，決不止此也。詳考字跡，與斯坦因等在玉門舊障所掘得者，疑皆漢晉故物。」

1927年，黃文弼（右）在西北考察途中。

遺憾的是，黃文弼並沒有在此地「細掘」，而是按計劃轉入新疆地區考古。雖然他後來在新疆地區的考古成就斐然，但與這批木簡就這樣擦肩而過，實在令人唏噓。

黃文弼把「多得木簡」的機會，留給了考察團的另一名考古學家——弗克·貝格曼。

1927年，24歲的貝格曼剛從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考古專業畢業，就接到斯文·赫定的邀請，加入西北科學考察團。他隨團到額濟納河大本營時，原計劃留下來考古，但中途計劃改變，和黃文弼一樣去了新疆地區。

三年後，貝格曼重返故地。一開始，他「並沒有期待任何發現」，而當他路過居延澤南端的博羅松治烽燧遺址時，發現烽燧和旁邊房屋廢墟下面有院牆的痕迹。他拿出工具準備測量牆體，隨身攜帶的鋼筆掉在了地上。

彎腰撿鋼筆的一剎那，他意外發現，鋼筆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漢朝硬幣——五銖錢。他接著在附近仔細搜尋，不一會兒，又發現了一隻青銅箭頭和一枚五銖錢。於是，他決定在這裡考古發掘。

第二天，貝格曼與中方隊員陳宗器等，從最東邊開始發掘，很快發現一枚寫著漢字的木簡，字跡依稀可辨。根據木簡上的紀年辨別，是漢代的木簡。

「我們帶著極為興奮的心情又開始四處搜尋起來。果然，不一會兒就找到另幾塊保存更好的木簡。」貝格曼在《考古探險手記》里回憶道。他小心地撿起這些木簡，即使是碎片也撿起來，繫上紅繩小簽，用銀箔紙包好，裝在金屬煙盒裡。

貝格曼和隊友進行了地毯式考古發掘，從北到額濟納河流域，南到金塔毛目地區，歷時11個月，踏查了410多處遺址，發現了一萬多枚漢簡和37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陶器、青銅器、絲綢碎片和漢代毛筆等。

由於這些木簡是在居延地區漢代烽燧遺址發現的，所以被命名為「居延漢簡」。

1934年左右，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左）與考古學家弗克·貝格曼（右）。圖自斯文·赫定基金會

1930年，斯文·赫定與以沈兼士為首的中國學者合作，組成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一起在甘肅附近考察。1930年4月27日至1931年3月27日，考查團成員弗克·貝格曼在11個月的時間裡沿額濟納河流域踏查了南北250公里，東西60公里的範圍，發現古遺址410多處，其中在30個地點出土漢簡。共出漢簡10085枚。1931年5月下旬，這批漢簡運抵北平。抗日戰爭期間，為躲避戰火，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沈仲章冒著生命危險，幾經周折，將西北科學考察團存該所的居延漢簡轉移至香港大學。

從1938年初到1941年秋，沈仲章在香港大學花費近4年重新整理全部簡牘，用紅外線拍攝照片，編製圖冊。原簡於1940年8月4日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暫存，1965年10月21日[3]運至臺灣，現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並在2014年後，重新整理出版，仍名為《居延漢簡》，並建置「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簡牘資料庫」供各界使用。

由於漢代時紙張數量有限，居民仍習慣在竹木上寫字，多為木簡，少數為竹簡，居延漢簡書體為隸書章草，內容多為修築邊塞、兵制、屯田、置亭燧所遺屯戍文書，也論及市易，如《居延漢簡甲乙篇》記有「用馬五直二萬」，「其平宗馬直七千」的記載。居延漢簡紀年簡最早者是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最晚者是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居延漢簡是王國維所稱的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界四大發現（另外三個分別為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故宮明清檔案）之一。

甘肅省文物部門分別於1972、1973、1976、1980、1982年對居延遺址進行過5次調查，於1973-1974年、1986年進行過正式發掘。1972年秋，居延調查組沿黑河（額濟納河）進行了踏察，獲得漢簡800多枚。1973-1974年，甘肅省居延考古隊對肩水金關、破城子（即甲渠候官遺址）和甲渠塞第四隧三處遺址進行發掘，出簡19637枚，其中肩水金關11577枚，破城子7865枚，第四燧195枚。1976年，甘肅省博物館考古隊、酒泉地區文化局、額濟納旗文教局共同組成調查組，對額濟納旗境內的漢代城障烽燧遺址進行複查，在卅井塞次東隧採獲漢簡173枚。1982年在破城子採獲漢簡22枚。破城子、第四燧、卅井塞次東隧與其他零星採集簡集合后被稱為居延新簡出版，肩水金關出土的萬餘枚漢簡出版時被稱為肩水金關漢簡，現皆藏於甘肅簡牘博物館。1986年9-10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地灣肩水候官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獲得漢簡700餘枚，尚在整理。1999-2002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館、額濟納旗文物所聯合考古隊選擇甲渠候官附近的第七、第九、第十四、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隧以及甲渠候官東南三十二公里處的察汗川吉烽隧進行了發掘，出土漢簡500多枚，稱為額濟納漢簡，藏於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至此，居延地區前後總共出土漢簡32037枚。其中1973年在肩水金關的關城遺址發掘出《永始三年詔書冊》，在甲渠侯官遺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約》木簡17枚。

歷險與救護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大事記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文科研究所沈仲章冒著生命危險，幾經周折，將西北科學考察團存該所的居延漢簡轉移至香港大學」。

胡適致楊聯陞函1944年8月23日：「漢簡全部由沈仲章救出，送到香港，二次照相后，全部寄給我。」

沈仲章

勞榦：「這一批國寶在敵人及炮火威脅下，能夠搶救出來，已經十分不容易……如其不然，漢簡也會像北京人的遺骨一樣，不知道遺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鄧廣銘：「1930年，由中外學者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甘肅與內蒙接境的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海發現了萬餘枚漢代簡牘，運北平后歸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由勞榦、余遜、沈仲章負責保管整理，及日寇接管北大之後，沈仲章冒生命危險由北大文研所移至校外一民居存放，后又歷經艱險移至天津，急急電告在長沙的傅斯年先生。傅請徐森玉親自去天津與沈相會，要他負責把這兩箱漢簡運往香港。其後，果然又在諸多艱難情況下運抵香港，由沈把木簡拍照、剪貼、編號、排比。當我於1939年秋經香港去昆明時，把這批照片帶交傅先生。后即交勞榦全部加以考釋，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就在沈仲章把這批漢簡從北大文研所運出數月之後，周作人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長，日本人向他查問漢簡下落，周作人向我查詢，我答以『一無所知。』可見，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機智和膽量，及時把這批漢簡轉移出去，則這些國寶定會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給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