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砍掉美教育部在即－－《紐約郵報》吁國會助川普

錢鋼老師附言

我是老三屆里的小不拉子 — — 68屆初中畢業生，1965年秋至1966年夏，上過完整的初中一年級課程，此後便進入李藝宸講述的教育革命時期，學過啥已全不記得，留下印象的是到農村割稻採茶、到蔴紡廠上夜班當小工。教育之災對一代人的影響，當時並無感覺，日後才有切膚之痛。

我的父親於1968年1月10日出生在河南。彼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人民日報》頭版上掛了一個大橫幅：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實，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毛主席最新指示」，出現在頭版的所有標題中。這個詞，文革中天天見、月月有，它代表了什麼？

檢索人民日報資料庫，我發現「最新指示」這個詞早在兩年前就出現了。1966年八一建軍節這天，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全軍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文中引用毛澤東的話，要求工人和農民學習軍事政治和文化，而對學生，毛澤東是這樣要求的：

「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這份指示其實是當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直到8月1日才由人民日報社論摘要公開。社論由毛澤東親自審閱，主要說的是把「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

這是一份社會改造綱領，「教育革命」是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是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狀。看來，經過反右和反右傾，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判斷沒有變化，連教書育人這種本職工作，他都不願意交到知識分子手上去。1961年提出用於「做好知識分子工作」的「科學十四條」和「高校六十條」，自此形同虛設。

僅僅七天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登上人民日報頭版，明確提出，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文革一開始，紅衛兵大行其道，許多高校教師成為批判、毆打對象，各地的教學陷入停滯狀態。「教育革命」第一步，帶來了混亂與無序。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學生們「邊上課邊鬧革命」，還提出各學校的教師和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除了地、富、反、壞、右分子以外，有些人過去犯了錯誤，只要他們能夠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就應該讓他們站出來工作。」

到了1968年，版面上的「毛主席最新指示」越來越多。媽媽生日報上的「最新指示」有的和黨內整風有關：「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有的則試圖彌合「無產階級」內部愈加分裂的情況：「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從「亂」到「治」，是這一年的基本訴求。兩年前的指示也在繼續發揚光大。媽媽生日當天的第四版，用了半個版面來講「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要怎麼開展？根據這篇文章，除了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政治挂帥，又紅又專」，突出的一點是要「縮短學制」。

毛澤東曾說過課程「可以砍掉一半」。教材則要徹底改革，刪繁就簡。從1966年開始，中國的學制由原來六年小學、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的的「九三」學制改成了「五四」學制，即五年小學、二年初中、二年高中。這個制度安排一直持續到了1977年文革結束。

伴隨著文革的進行，知識分子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成了排在「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的「臭老九」。高校教師不僅首當其衝受到迫害，大部分人還被下放勞動，很多人從此沒能再回到講台。文革十年，中國的大學教授和副教授從7800人減少到5800人。

文革前的教育部領導此時何在？1966年6月，高等教育部部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遭批鬥。

緊接著7月23日，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併。兩部合一后，擔任部長的何偉上任兩個月即被打成「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總代表」，遭受迫害六年後含冤逝世。1969年10月，教育部及其所屬事業單位全體幹部、職工共1258人被下放到安徽省鳳陽縣五七幹校勞動鍛煉。據統計，僅教育部下屬機構中受誣陷、迫害的幹部、教師就有14.2萬人之多。

教育部癱瘓了，老師不教書了，學生們學什麼呢？上文舉出北京林學院的例子，學生複課后，遇到「課如何上」的問題，解決辦法是研讀毛主席著作后，到工廠和林場「調研訪問」，聽取工人意見，最後的結論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生產鬥爭為主線，專業課和基礎課配套成龍，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和革命的工人三結合」。「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生產鬥爭為主線」，是教育革命的另一核心主張。自此，知識分子褪下的教師光環，戴到了工人階級頭上。

文革中使用的教科書也「大換血」，注入了雞血滿滿的「毛主席教導」和「毛澤東思想」。數學課本里，計算題設置了「階級鬥爭」的背景，要「清算狗地主剝皮殘酷剝削貧農」的「罪惡帳」；而下圖右邊似乎是生理衛生課的課本，直接宣稱要「用毛澤東思想戰勝疾病」 — — 你可別笑，這在當時可是真到不能再真、都登上了人民日報的真理。

文革開始后，中國的大學教育中止，時間長達5年，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通知認為，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必須「徹底改革」。高考被定性為「培養了資產階級的接班人」。為了籌備新的招生辦法，當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

教育部緊接著暫停了研究生招生和選拔派遣留學生的工作。到了7月份，則乾脆發布通知，取消高考。大批高等院校被裁撤。1965年時中國總共有高等院校434所，到了1971年減少了約四分之一。

到了1968年7月21日，又一條針對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出爐了，毛澤東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這段話通過廣播公布，稱作「七•二一指示」，短短90個字，引起了各地開辦「七二一大學」的熱潮。據《中國教育年鑒》記載，至1976年底，全國共有七二一大學33374所，學生148.5萬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學生數的3倍之多。

7月22日的人民日報報眼上登的就是這條指示，頭版還刊登了一篇「調查報告」，以上海機床廠為研究對象，大書特書學校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好處。

至於為什麼只辦理工科大學，文革研究專家、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教授宋永毅認為，這是因為理工科只是工具，不會挑戰毛的權術和革命理論，人文學科則不同。從毛澤東以往的言論看，他對人文學科的不滿積累已久。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學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

直到1971年8月，毛澤東還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里老調重彈，提出對教育界的「兩個估計」，一是宣稱在教育路線上「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二是批判大多數教師和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工人、解放軍和貧下中農的各種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執行上層指示，進駐了學校，意在結束校園革命的混亂局面，掌握學校的領導權。但事實證明，教育的「無產階級路線」是走不通的。由於自身文化程度局限，又不熟悉教育工作，工宣隊逐漸成為校園中遊離的權力一極。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廢除考試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決定先在兩校進行試點。文件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當時入學的工農兵學員，很多人都只有初中、小學學歷。據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調查，學員入學前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僅佔20%。即使是1973年以後，高校招生改為推薦和文化考試并行，也出現了像張鐵生這樣，交白卷也能上大學的情況。

極端的政治化制約了教育的發展，甚至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文革十年對中國教育造成了巨大的衝擊，造成了人才的斷層，這是一代人的噩夢。

作者介紹

李藝宸，2014級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財經傳媒碩士畢業生

文革中教育事業的十大劫難

文革中，「教育界」可稱為造反派攻擊最烈、折騰最歡、受災最重的一個領域。因為這裡是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誕生地，因為這裡是紅衛兵的根據地，因為這裡是反動學術權威最集中的地方，還因為教育改革是文革的重點目標之一。

1、大學校長首當其衝

1966年6月1日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無疑是引爆全面文化大革命的一顆原子彈。高校首先受到巨大衝擊波，青年學生教師紛紛響應，大字報頃刻間貼滿校園，許多教授學者成了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判。大學領導人更是首當其衝成為被「揪出」的「黑幫」。由此開始，在短短的一個月里，全國各所高校的校長們，像滾雪球一樣紛紛被打倒、罷官、受批判、靠邊站。他們成了文革暴力迫害的第一批受難者，有的因之慘死。

6月1日，北京大學校長陸平向全國播出的聶元梓大字報點名，應聲落馬，「榮登」大學校長「黑幫榜」的榜首。74年後始得以恢復工作，任航天部部長。

6月9日-11日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身兼高等教育部部長）先後由張際春在高教部，「工作組」在清華大學，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宣布為黑幫分子，停職反省，成為這一榜單中的領軍人物。77年後才得以重獲解放。

6月10日，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在上海市委召開的「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上被宣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隨之在全國性報紙上受到點名批判。此後賀綠汀遭抄家，被關押。上海成立了「打賀指揮部」，在1968年3月13日，先後兩次召開全市電視大會批鬥賀綠汀。賀綠汀的三個女兒都受到「隔離審查」，1968年4月7日，次女賀曉秋自殺。

1973年1月24日，經與毛澤東同學的三哥進京面見毛主席求情，他才得以獲釋。

6月11日，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實際代陳垣行校長職權）程今吾被打倒。7月康生親自到北師大點名："程今吾是彭真、陸定一黑幫的親信"。1970年10月因癌症去世。

6月12日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在群眾大會上被揪斗，會上宣布了江蘇省委關於撤銷南京大學第一書記匡亞明一切職務的決定。6月16日，《人民日報》點名打倒匡亞明。1978年復出，擔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

同日，人大副校長、黨委書記孫泱（校長吳玉章因年事已高，基本挂名，原二把手郭影秋剛剛上調到北京新市委，孫泱實際主持人大工作）被打倒。1967年9月陳伯達和江青先後在群眾大會上說，孫泱是壞人，是蘇修特務、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1967年10月6日，慘死於人大的地下室中。一年之後，1968年10月16日，妹妹孫維世因追查此事也被抓，慘死於獄中。

6月17日西安交大校長彭康被打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撤銷一切職務。1968年3月28日，在游斗中被毆打致死。

6月21日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被市委決定停職檢查。7月30日，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在會上宣讀鄭「反黨反社會主義罪狀」。8月2日，被強制隔離前用剃鬚刀割頸自殺。

6月21日太原工學院院長趙宗復被造反派批鬥中從三樓墜下，當場死亡。這是目前有案可查的全國第一個自殺的大學校長6月25日，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被甘肅省委在萬人大會上宣布「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當日下午自殺。江隆基是黨內資格最老的教育家之一，原北大校長。

6月30日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中共一大代表）被湖北報紙電台點名「批判」。8月24日被湖北報紙電台點名「批判」，直接寫信向毛主席求救未果，被迫害致死（一說為自殺）。

6月，遼寧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邵凱，被錯誤地定為「三反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67年1月23日，含冤去世。

7月6日北京鋼鐵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高芸生不堪工作組和紅衛兵的批鬥毆打，自殺身亡。

7月復旦大學原副校長（已調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長）陳傳綱被校黨委拋出，宣布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隨後服大量安眠藥自殺。

7月28日，原人大副校長郭影秋（實際代替吳玉章主持工作，剛剛調任北京新市委文教書記），因為康生編造的二月兵變謊言，被揪回學校批鬥。1967年3月，戚本禹在人民大學群眾大會上宣布「人民大學的敵人是孫泱、郭影秋、胡錫奎。」此後長期受迫害致殘，失去一條腿。

８月，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成仿吾被山東省委宣布＂停職反省。10月，被《人民日報》點名。批鬥中被打折三根肋骨。

9月11日，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言慧珠因連續遭批鬥、毆打，寫下三封絕命書後自殺身亡，死前特意換上戲裝。

11月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副校長常溪萍被聶元梓污衊為出賣北大社教的叛徒，在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支持下，常溪萍很快被打倒。1968年5月25日墜樓死亡。自殺或他殺存疑。

1967年之後被迫害至死的大學校長還有許多。我們不再一一列舉。

2、大學教授整體蒙難

如果說大學校長們是最先獻上文革祭壇的「祭品」，大學教授們就是被打入文革地獄最深的的「冤魂」。他們所遭到的肉體折磨和精神屈辱，那種欲哭無淚、生不如死的煎熬，那種斯文掃地、尊嚴盡失的痛楚，那種知識被踐踏、書籍被焚燒的絕望，可謂中國上下五千年所未有，世界各文明時代所未聞。

我們不想對那不堪回首的年代進行全景式掃描，只選取了；兩所大學的兩個鏡頭，讓今天的未經歷文革的人們，對當年的浩劫有一點點感性認識！

鏡頭一：北京大學1966年6月18日六·一八」事件這一天，部分北大學生在學生宿舍區先後批鬥了40多名（有的回憶說是60多人）教師、幹部，其中包括著名教授王力、吳組緗、王瑤等。這些學生在39樓設了「斗鬼台」，採取戴高帽、掛牌子、打罵、罰跪，將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臉上，拿廁所的紙簍套在被斗人頭上，甚至污辱女性等各種肆意折磨蹂躪、人格侮辱的手段。很多人反對並譴責了這種野蠻做法，工作組出面予以制止，並將此事件寫成《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簡報》。劉少奇批准轉發了《簡報》，表示支持工作組的做法。聶元梓卻認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動，工作組的做法是鎮壓群眾。遠在外地的毛澤東則表態「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北大的這次事件，與後來在全國各大學發生的集體迫害教師事件相比，只能算冰山一角。但其重要意義在於：它是同類事件中最早的，而且發生在全國最有影響的北京大學，從而有了示範作用。它是文革的標誌性事件之一，為劉少奇否定，但得到毛澤東的肯定，最終成為劉少奇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鐵證。當毛主席的態度通過中央文革等渠道被傳播出來后，全國立刻聞風而動，掀起了批鬥、侮辱、迫害教授學者的高潮。在後來的北大校園內，不少大名鼎鼎的教授都遭受過類似的折磨，如美學教授朱光潛、東語系教授季羨林、西語系教授吳興華，等等。劫後餘生的季羨林在後來出版的《牛棚雜憶》中詳細描述了這讓人不堪回首的歲月。許多被批鬥、被折磨的教授、教師們無法忍受前所未有的侮辱，而選擇了自殺。

鏡頭二復旦大學1966年8月5日「斗鬼風」這一天，復旦大學校園內出現了瘋狂的「打鬼運動」，粗暴地揪鬥了一大批「牛鬼蛇神」，颳起後來人們所稱的「斗鬼風」。從８月５日傍晚批鬥經濟系老教授蕭純錦開始，接著在８月６日、７日兩天之內，連續批鬥了4０多名「牛鬼蛇神」，紅色恐怖籠罩整個校園。在用乒乓球桌搭起的斗鬼台上，各系競相拉出本系的「牛鬼蛇神」上台批鬥。他們被逼跪在台下，手裡舉著牌子，上面寫著某某分子某某某，然後輪流被揪到台上進行批鬥。他們被反架雙臂，手揪頭髮，不斷的拳打腳踢，變著花樣肆意折磨，有的不幸當場死去。

從復旦開始的斗鬼風，不但在本校越刮越烈，而且迅速蔓延至上海的其它高校，各校互相模仿，變換花樣，使此風越演愈烈，直到次年轉入奪權鬥爭，才漸被冷落。

文革十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教授何止成千上萬。許多老教授和專家學者因不堪忍受，選擇了以死抗爭。有的還選擇了夫妻同時自殺：如北大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與妻子戴淑宛、陝西師範大學著名地理學家與妻子范雪茵、武漢大學著名文學家劉綬松和妻子張繼芳、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楊嘉仁與妻子程卓如、復旦劉德中夫婦、北師大胡明夫婦、趙亮鏗夫婦等等。

以上所披露的不過是冰山一角。

3、停課停考課堂關閉

大學造反鬧翻天，中學自然不甘落後。

6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北京四中高三（5）班學生的來信和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學生的倡議書，要求廢除高考制度。同時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中學生們以一種近乎病態的狂熱迎接這一決定，歡呼他們的狂歡節日的到來。確實，從這一天開始，他們將有一個最長最長的假期，不用為任何功課煩惱，不必受任何記律的約束和家長老師的管束；他們將享受從未有過的自由，不但可以在校內，甚至沖向社會，跑遍全國，去任意妄為，衝殺打鬥；他們將擁有一個無限風光的頭銜——「紅衛兵」，被毛主席賦予文革重任，被江青誇讚為「小月亮」，被全社會當作寵兒，從前嚴厲的教師和令人敬畏的校長如今在他們面前瑟瑟發抖。這是中國幾千年，世界五大洲的青少年從未有過的「魔幻世界」。

原定推遲半年的高考一推就是十二年，原定半年的停課鬧革命一停就很難再復。就是這些當年狂熱消費寶貴青春的一代人，在恢復高考時才感受到什麼才是真正的節日歡樂，又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歲月蹉跎的惆悵。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除了短暫的戰亂或異族入侵，通過各種方式選拔人才的工作從未中止過。在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中，許多大學仍克服種種困難，在紛飛的戰火下堅持辦學招生上課。像文革這樣，在國家處於最穩定最興旺的時期，為了一場運動的需要就自行停課停招停辦大學，實屬自毀國運的曠世奇聞。而最終最大的受害者，首先就是當初的狂熱支持者。但你能要求他們承擔責任嗎？他們當年只是一群充滿熱情的十幾歲的孩子！

4、恢復高考成面目全非

從1966到1970年，我們的大學校園變成了什麼樣子呢？

有的大學已經關閉，例如久負盛名的中國人民大學。有的已經外遷，例如北京八大學院中的礦業學院、地質學院、林學院和石油學院。北京市文革前的55所大學，只剩下18所。這些劫餘苟活的大學，隨著最後一批大學生的畢業，已經沒有在校的學生。管理學校的已不再是校長，而是工宣隊和軍宣隊。教師有的被打倒批判，有的去了五七幹校，留下的每天被迫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就是沒有人再關心業務。教學科研設施大都被毀被棄，一片狼藉。學校的地盤也被一些部隊、單位進佔，變成了超級大雜院。北京如此，外地也不例外。在中國，大學已經奄奄一息，名存實亡。

1970年7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成立了國務院科教組。停課5年之後，大學開始試點招生。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明令廢除高考，高校招生要嚴格堅持「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的「十六字」原則。《紀要》還由張春橋、姚文元提出「兩個估計」——認為建國后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大多數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十六字」和「兩個估計」也由此成為金科玉律。招生辦法是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制縮短為2-3年。這就是後來通稱的工農兵大學生。

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普遍較低，學習文化課有很大困難，教師為此可謂絞盡腦汁。特別是工科院校，不學習高等數學，就無法講授哪怕是最起碼的專業課程，但要讓許多連初等數學都沒有弄懂的學員聽懂高等數學，又無異於「隔山對話」、「講天書」。清華大學組織力量，費盡周折。最後總算編出了一本《微積分》，用銼鋼件成圓來解釋微積分原理。四人幫控制下的輿論則為此歡呼，稱」一把大銼捅開了微積分大門。「但仍有很多學員連這樣的門檻都邁不過去。而被徹底否定了的高校教育和完全變了樣的招生方式，則使恢復高考成為一出鬧劇。

5、校園禁唱「園丁歌」

1973年，距離1967年10月14日中央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已過去五年有餘。全國的中小學雖然已經全面複課，但校園裡仍瀰漫著濃重的文革造反之風，學生不愛學習，教師不敢管理，尤其嚴重的是文化課被衝擊壓縮，不僅時間減少，而且內容簡單。這種情況引起了復出的鄧小平和一些主管教育同志的重視，試圖進行正確的引導。在這一年的高校招生中，對文化知識的考核有所強調。這立刻遭到江青一夥的阻擾。他們以批判《園丁之歌》為突破口，進行了瘋狂反撲。

湘劇《園丁之歌》熱情地歌頌了忠於教育事業、辛勤培育學生的小學教師，並批評了學生不好學，教師不能教，教育質量下降的現象，強調只有掌握了文化知識，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1973年4月，根據華國鋒指示，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成電影。

7月28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在審查此片后，就橫加指責。

江青說，劇名就不合適。園丁應該是共產黨，怎麼能是教員？男教師的人物形像也不好。又說：「沒有文化怎能擔起革命重擔」，這句話問題大了，這句話簡直是反攻倒算。女的表演簡直是青衣花旦，化妝像少奶奶。

張春橋說，這個戲在教育路線上也有問題，學生受教師擺布。現在有一種傾向不好：讓孩子像小大人一樣。女教師有一點還是符合這個人物的，她熱愛工人；但最後，又給孩子出了個難題，這是壓服。結果是聽她擺布。最後矛盾沒有很好解決和發展下去。

從1974年初到7月份，江青在接見電影工作者的兩次談話中，都責令要批判《園丁之歌》。1974年6月14日，江青批示「《園丁之歌》」的電影應上演，上演的同時發表批判文章。」於是國務院文化組發出了批判《園丁之歌》的通知，發動了一場圍剿電影《園丁之歌》的批判。受此影響，剛剛有些復甦的中學校園一度又重新陷入混亂。

1974年冬，毛澤東到湖南，指定要看影片《園丁之歌》，看完后鼓掌，說：「為什麼要批判，你們講講有什麼問題?我看是出好戲。」但江青等竟把毛澤東的話當作謠言進行追查，繼而仍嚴密封鎖，不準上演。圍繞這個問題的鬥爭一直延續到1976年。76年10月至11月，《創業》、《海霞》、《園丁之歌》等受到「四人幫」批判的電影陸續恢復上映。

6、白卷先生成英雄

從1972年開始，根具周總理「加強基礎理論教育」提議，教育上採取了一些新舉措，出現一些新氣象。1973年鄧小平復出后，在總理的支持下，繼續採取了一些整頓措施，包括在高校招生中加強文化課的考核。被四人幫」大肆攻擊為「右傾複辟」，掀起「反回潮」的妖風，並先後製造了「張鐵生白卷事件」和「考教授」的鬧劇。

1973年6月30日，正在遼寧省興城縣插隊的張鐵生被推薦參加大學考試，卻幾乎交了白卷，理化課只得了8分。眼見錄取無望，張鐵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寫了一封信，表示對考試的不滿，同時又希望各級領導在入學考試中對他加以照顧。7月19日，《遼寧日報》《遼寧日報》頭版頭條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這封信。時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毛遠新得知這一情況后，如獲至寶，親自為原信作了刪改，指令《遼寧日報》發表，並在編者按中說：「張鐵生的『白卷』，是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封信，其後，《紅旗》雜誌等也紛紛轉載，發表評論，說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張春橋說這是「反攻倒算」，江青稱讚張鐵生「真了不起，是個英雄，他敢反潮流」。「四人幫」藉機掀起了對高考制度的猛烈批判。文化考核又被迫取消。

7、曠古奇聞考教授

四人幫對「白卷英雄」的宣傳，不可避免地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僅《遼寧日報》在短短一個月里就收到兩千多封表示質疑和抗議的群眾來信。

為了壓制反對之聲，毛遠新狂叫：張鐵生「是塊有稜有角的石頭，我要拿起這塊石頭打人了。」他來到瀋陽醫學院。讓學院革委會和工宣隊以開會為名，把學院基礎部的38名教授、講師召集到教室，拿出事先策劃好的考題，釆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進行考試。考試的結果可想而知，於是就把這些教師趕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直到他們承認「張鐵生交白卷是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張鐵生是「反潮流英雄」，才讓他們走出學習班。毛遠新聽到彙報后大為高興，指示：「這個辦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試試，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么！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考考教授又有什麼不可以！」很快，在江青一夥的支持之下，這股「考教授」歪風就在從遼寧刮向全國。

1973年12月中旬，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肯定了毛遠新「考教授」的做法，他還提議在北京要把八大學院的教授集中起來，出一批題考他們。江青根據毛澤東的談話，在北京搞了一場規模更大的「考教授」。

1973年12月30日，江青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召集國務院科教組、北京市革委會科教組開會，決定對教授「突然襲擊」，進行考試。為了怕教授們預先知道，釆取了欺騙手法，以召開座談會的名義把教授們騙到考場，突然拿出試題說要考試。理由是毛主席講過：老師成天考學生，現在也要考考老師。既然大學要考查學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師。組織者還假惺惺地說：「考教授不是出哪一個人的丑，而是出舊考試製度的丑」，是要「破師道尊嚴」。於是發下數學、物理、化學考題，強迫這些多年來從事文史哲、外語、體育、藝術、醫學、生物等不同專業的「臭老九」們當場答卷。這些考試的題目跟這些教授學的專業毫無關係，純粹是為了要反一反「師道尊嚴」，以證明「高貴者最愚蠢」。結果北京市參加考試的正、副教授共613名，200名教授、副教授交了白卷；及格者53名，佔8．6％；不及格的是560名，佔91.4%，總平均為20分，其中一個學校6個教授得了6分，人均只有1分。

上海不甘落後，也如法炮製「考教授」。1974年1月3日，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召開各大學負責人會議，要求參照遼寧及北京的做法，也對大學正、副教授進行一次考試。考題以1973年高校招生測試中若干中等水平的試題為主要內容。1月5日上午，市革委會文教組對上海市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進行考試。試題不顧教授專長，分政治、語文、數學、理化四部分共17題，考試結果及格65人，佔10％；不及格585人，佔90％。

面對突然襲擊考試，教授們備受屈辱，心懷激憤，他們中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進行了抵制和反抗。有的拒絕作答，乾脆交了白卷。有的當場在考卷上寫下自己的反對意見，有的故作怪異的答案，或諷刺詩句，表達內心的憤懣。北師大歷史系著名教授白壽彝被騙進「考場」后，在卷子上只寫下名字，便拂袖而去。，結果被廣播批判、通報全國。

對於突襲考倒教授的「成果」，江青一夥十分得意，被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毫無知識、一竅不通、連大學生入學資格都沒有的事例而廣泛宣傳。他們發表了一篇《考教授有感》，登在國務院科教組的刊物上，嘲諷教授們：「這樣的考試結果，用參加考試的一位教授的形象語言來講就是：考（烤）『糊』了！「考，考，考，老師的法寶……可是，這個法寶，一旦用到了自己的頭上，怎麼就考（烤）糊了呢？」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姚文元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何用「考教授」戲弄知識分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什麼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潔衛生。還有說是《水滸傳》是講什麼東西呢？有的教授說是講社會上很怪的事情。」江青接著說：「最糟糕的是，自命為社會科學家，但是對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哪，五大特點哪，一概答不上，那麼，這就不能夠說是考得不對了。你自己專業是社會科學家嘛，列寧的名著嘛，《帝國主義論》嘛，有五大特徵嘛，一個也答不上。」江青們甚至還專門拍了一部未來得及上映的電影《反擊》，重點講述了這個「考教授」，作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戰果」。而文革后的一部「傷痕電影」《苦惱人的笑》，則讓人們帶著眼淚回顧了」考教授「的荒誕場面。

8、電影《決裂》成笑柄

從1970到1976年，圍繞高校辦學方針和招生辦法的鬥爭始終沒有停止。江青一夥拍攝於1975年的電影《決裂》就是這場鬥爭的真實反映。這部電影雖然把時間設定在1959年，但卻完全被「文革化」了，出現了很多諸如貼大字報，交白卷，反對工作組，群眾辯論等文革中才有的場景和「徹底批判」，「橫掃」，「工農學生」，「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人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等極富文革色彩的語言。而電影中的正反雙方鬥爭更使人處處聯想到鄧小平、周榮鑫整頓教育與四人幫的「辦學方向」之爭。影片中著意渲染了兩個情節。一個是沒有合格文憑的貧下中農子弟被拒於大學門外，而作為正面人物的龍校長則高舉起考生滿是老繭的手掌，充滿激情地說：「這手上的硬繭，就是資格！」，當工農學員因參加勞動而在考試中交上白卷時，龍校長又慷慨激昂地說：「這些白卷很說明問題。在這些白卷裡面，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有同學們的汗水，有貧下中農的幾萬斤糧食。同學們做得好，做得對！」這明顯是對白卷先生張鐵生的赤裸裸的宣傳。另一個情節是「反動學術權威」在課堂里大講「馬尾巴的功能」，被學生們和當地農民嘲弄，成為「知識無用」，「教育脫離實際」的典型。這顯然又是清華大學「考教授」鬧劇的再現。

9、師生關係成對立

文革造成了學校里極不正常的師生關係，學生有錯不讓管，教師見錯不敢管。下面是當年發生在中小學里的兩起最著名的事件。

「馬振扶事件」   1973年7月10日，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初中二年級的15歲學生張玉勤在期末考試英語考卷的背面寫下這樣幾句話：「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也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英語老師把考卷交給班主任楊天成。第二天早操后，校長羅長奇在會上批評了張玉勤，要求各班對此事討論批判。1973年7月14日張玉勤投水自殺身亡。

1973年9月，南陽地區革委會文教局和唐河縣革委會文教局組成聯合調查組，做出「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所造成嚴重惡果的調查報告」。12月15日，唐河縣委對「馬振扶公社中學事件」做出處理，撤銷該校黨支部委員、革委會副主任羅長奇的職務，開除班主任楊天成公職，留用察看兩年。後來調查報告被刊登在《人民日報》內參上。

1974年1月，江青看到這個材料后如獲至寶，聲稱「我要控訴」，王洪文也講「對馬振扶公社中學的負責人要判重刑」。1974年1月19日，江青派遲群、謝靜宜調查此事。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發了「現場調查報告」的文件（即中發[1974]5號文件），把這件事稱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進行復辟」的典型；要求「河南省委認真複核，嚴肅處理，各地區也應注意，檢查有無類似情況」。

河南省委接到中央文件后，追認張玉勤為「革命小將」、「優秀共青團員」，為她立了碑，碑文是「胸懷朝陽戰惡浪，敢把青春獻給黨」。

1974年2月，有關部門又做出逮捕法辦馬振扶公社中學校長羅長奇、班主任楊天成的決定，均判處有期徒刑2年。全省一大批忠於職守、熱心教育工作的中小學教師因之被打成「復辟典型」。僅唐河縣就被揪出「羅長奇、楊天成式人物」280人，全國教育戰線也很快掀起了落實中央5號文件，揪「羅、楊式人物」的狂潮。

這一冤案直到四人幫倒台後的1979年才平反昭雪。

「黃帥事件」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以《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為題，刊登了海淀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學生黃帥反對「師道尊嚴」的日記和來信，並加長篇編者按語。原本日記表現的不過是師生之間的日常衝突，但卻被別有用心的四人幫一夥看中，報刊、電台一載再載。一時間，黃帥成了小學生「反潮流」的好榜樣，孩子們又開始像紅衛兵一樣，轟轟烈烈地造起反來。

事件本身其實並不複雜。1973年9月，她在學校里與老師發生了一些矛盾，在日記中寫道：

「今天，××沒有遵守課堂紀律，做了些小動作，老師把他叫到前面，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這句話你說得不夠確切吧，教鞭是讓你用來教學，而不是讓你用來打同學腦袋的。我覺得你對同學嚴厲批評很多，耐心幫助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決思想問題嗎？希望你對同學的錯誤耐心幫助，說話多注意些。

「今天，××在課上向老師提了意見，老師說是我起的頭，說我提意見純粹是為了拆老師的台，降低老師的威信。同學應該正確接受老師批評，老師應該冷靜考慮同學的意見。」她的父母指使黃帥給《北京日報》寫信反映日記中的事情。黃帥在信中說：「我是紅小兵，熱愛黨和毛主席，只不過把自己的心裡話寫在日記上，也表示了日記中是有缺點的，如個別用詞不當影響了老師的尊嚴。可是近兩月老師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許多天，我吃不下飯，晚上做夢嚎聲驚哭，但是，我沒有被壓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見。究竟我犯了啥嚴重錯誤？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北京日報》公開發表黃帥日記后，許多人寫信給黃帥聲援，一些中小學生則爭相效仿。而反對這種「反潮流」做法的人卻遭到迫害。幾名內蒙知青化名王亞卓寫信對這一事件提出質疑，竟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受到殘酷迫害。

10、知青歲月枉蹉跎

文革十年，浩劫十年，教育受害尤烈。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幾代人才遭劫。當年風華正茂的大學生，在事業的黃金期一事無成，壯志難酬；當年的小學生，沒能得到完整的初、中等教育，留下了終生難以癒合的文化基礎薄弱的硬傷；最慘的還是那些當年的中學生，他們以革命的狂熱參與了砸爛高考制度，為自己關上了大學之門。同時又為自己打開了另一扇上山下鄉的大門。除了少數「工農兵學員」幸運兒，大都只能望大學興嘆。而當這扇大門重新打開后，才發現自己的人生列車早已過站。

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他們是最值得同情的一代人。無數本應進入大學進而成為學者專家的年輕人莫名其妙地長期務農，以致八十年代以後我國出現了嚴重知識斷層，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

鄧小平在1978年曾說：「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我們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反思不能脫離文革的背景，上山下鄉所造成的後果，也只是文革動亂的惡果之一。儘管很多人強調上山下鄉對青年人生成長的積極意義，也有一些當年的知青誓言今生無悔，但那與文革摧殘人才的罪過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