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紐約周五拍出馬思聰弟弟馬思宏的天價提琴

紐約——周五，傳奇制琴師安東尼奧·斯特拉迪瓦里 (Antonio Stradivari) 於 1714 年製作的一把小提琴在紐約的一場拍賣會上以 1130 萬美元的價格售出，低於有史以來最昂貴的樂器的估價。

蘇富比拍賣行估計，「約阿希姆－馬 斯特拉迪瓦里
（ "Joachim-Ma Stradivarius" ）」小提琴的售價可能在 1200 萬至 1800 萬美元之間，最高價格可能超過十多年前有人在拍賣會上為另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支付的 1590 萬美元的紀錄。

據拍賣行稱，「約阿希姆-斯特拉迪瓦里. 馬」被認為是斯特拉迪瓦里最好的作品之一，是在他「黃金時期」製作的，當時他的工藝和聲學造詣達到了頂峰。

更令人感興趣的是，這把小提琴被認為影響了傳奇作曲家約翰內斯·勃拉姆斯創作著名的《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而且在 1879 年首演這首協奏曲時，這把小提琴也曾被演奏過。

「這把非凡的小提琴代表了工藝和古典音樂史的巔峰，其無與倫比的音色和傳奇的出處讓收藏家和音樂家都為之著迷，」蘇富比主席瑪麗-克勞迪婭·希門尼斯 (Mari-Claudia Jimenez) 說道。「約阿希姆。 馬-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引起了全球關注，創下了樂器史上最高價格之一——這證明了它的稀有性和歷史重要性。」

2025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小提琴家斯蒂芬·傑基夫 (Stefan Jackiw) 在紐約蘇富比拍賣行演奏 1714 年的約阿希姆-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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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思宏，美籍華裔小提琴家。生於中國廣東，7歲開始學琴，啟蒙老師是他的三哥，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音樂教育家馬思聰。馬思宏1948年赴美，1950年畢業於新英格蘭音樂學院，1951年成為第一位獲得海費茲獎的小提琴家。1954年與鋼琴家董光光結為伉儷。夫妻二人活躍在歐洲、美國和亞洲，被全球媒體譽為「世界最神奇的、最令人吃驚的夫妻二重奏組合」。2009年9月12日因病在美國費城去世，享年87歲。

馬思宏訃告
馬思宏逝世，享年 84 歲。小提琴家兼教師馬思宏於 9 月 12 日星期六在費城郊區的一家療養院去世。他的健康狀況一直不佳。馬先生是思宏音樂協會的主席，該協會於 1971 年至 2004 年期間在紐約舉辦了一系列年度室內音樂會。第一場音樂會在唐人街的中國學校舉行，他的妻子、鋼琴家董光光 (Tung Kwong-Kwong，他比他活得長) 也參加了音樂會。由於音樂會很受歡迎，很快就轉移到了附近佩斯大學的 Schimmel 禮堂。最後，音樂會被轉移到林肯中心附近的 Merkin Hall。在時友音樂會上與馬氏夫婦合作的音樂家有單簧管演奏家斯坦利·德魯克、女高音貝尼塔·瓦倫特、大提琴演奏家傑里·格羅斯曼、中提琴演奏家拉斐爾·希利爾等等。馬先生擁有並演奏過約阿希姆·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據說約瑟夫·約阿希姆在首演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時所用的就是這把樂器。馬氏於 1925 年 4 月 3 日出生於中國廣州附近，1948 年從中國來到美國。他就讀於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師從理查德·伯金，於 1950 年獲得碩士學位，1952 年獲得藝術家文憑。1951 年，他成為第一位在坦格伍德獲得海菲茲獎的小提琴家。 50 年代，他在喬治·塞爾的指揮下在克利夫蘭管弦樂團演奏，後來離開樂團聯手太太董光光，在歐洲巡演和表演了幾年，在薩爾茨堡和達廷頓音樂節等眾多音樂節上亮相。他們在哥倫比亞藝術家管理公司的領導下繼續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在美國巡演。馬氏兄弟在遠東進行了幾次巡演，在台灣和中國大陸以及香港和曼谷表演和教學。1958 年，他發明了一種新的弦樂器弱音器，它放在琴橋後面，不用時不必取下，比舊的標準弱音器有了很大的改進。它被命名為「Si-Hon 弱音器」。1971 年至 1994 年，馬氏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擔任音樂教授。在此期間，他繼續從事表演事業，並繼續在紐約市任教。馬思宏除了妻子之外，還有兩個姐姐、侄女和侄子。馬先生的葬禮將於 9 月 19 日星期六中午 12:00 在喬治華盛頓紀念公園舉行，地址為賓夕法尼亞州普利茅斯會議斯坦頓大街 80 號，郵編 19462。

如需植樹以示紀念，請訪問慰問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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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思聰：我為什麼逃離中國

1966年馬思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與女兒馬瑞雪、夫人王慕理、兒子馬如龍乘「002」號電動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難。

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國記者，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麼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講話。原文如下：

「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從1966年的春天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劫難，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打擊。5月底，被「革命口號」煽動起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們，給他們的院長貼出了大字報。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義分子」。往日熱鬧的馬宅也冷清了下來，學生再也不上門學小提琴。「文化大革命」，這個陌生的名詞，讓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堅決、熱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

1966年6月中旬，文化部系統的藝術院校的「黑線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區的社會主義學院的校園內，住進了「牛棚」。他們當中，有各院校的領導，知名的教授、畫家、音樂家、導演、名演員、作家，馬思聰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在那裡，馬思聰他們被迫每天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寫交待材料和揭發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把馬思聰等十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了學院，接受「紅衛兵小將」們面對面的批判。剛下卡車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一桶漿糊就倒在馬思聰的頭上，接著，一張大字報貼在他身上，一頂寫有「牛鬼蛇神」字樣的紙糊高帽子戴在頭上，脖頸上前後掛上兩塊牌子，前面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後面寫著「吸血鬼」。一個「紅衛兵」順手將一隻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馬思聰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馬思聰被這情景驚呆了。他同一群「黑幫」一起被「紅衛兵」押著在學院內遊街，一群狂熱的青年高喊著口號，向他們身上唾著口水。昔日學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關押「黑幫」的「牛棚」。馬思聰每天早上6時起床，學習、勞動、寫檢查，還要被迫唱著承認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將們」一高興或一不高興，馬思聰等人就要遭殃，輕則挨罵，重則挨打。馬思聰在中央音樂學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時，「造反派」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

8月14日晚， 「造反派」湧進馬思聰的家貼大字報，第二天又批鬥馬思聰的夫人。在這種情況下，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兒馬瑞雪在她家廚師賈俊山的幫助下，倉促離開北京南下，想暫時避一避，等運動結束再回來。她們先來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們又被迫逃到上海、廣州，投靠親友。在廣州，一再被「紅衛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覺得這次的運動沒有結束的跡象，再這樣下去一家人性命難保，危急之中產生了到香港暫避的念頭，就委託她的哥哥王友剛幫她想辦法。王慕理還讓女兒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賈俊山的幫助下和馬思聰見了一面。與此同時，王慕理在廣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準備工作。

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風提供的材料很說明問題：「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里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是匹馬，只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過後不久，大約是1966年9月份，馬思聰對我說：『這樣下去，什麼時候是個了啊！』」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生活又這樣困苦，常常冒著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馬思聰熬下去，已是相當困難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國正處於一個瘋狂的時期，海外的輿論都把目光投向中國「造反派」的奪權上，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大陸的奪權風暴。就在這時，1月19日，香港的幾十家中英文報紙幾乎用同一標題，報道了馬思聰出逃的消息：《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4月，馬思聰出現在美國的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我為什麼離開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馬思聰這一舉動，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

馬思聰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無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對他殘酷迫害的結果。1966年11月，馬思聰的肝病複發，被「造反派」批准離開「牛棚」，回家居住。此時，馬家的四合院已搬進了四五戶人家，馬思聰只得一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偏房裡。下旬，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廚師賈俊山和馬思聰的朋友、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資助下，馬氏父女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住在郊區丹灶的親戚家。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著到香港的「偷渡線」，一些「蛇頭」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此時，馬思聰的「失蹤」引起了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的重視，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廣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馬思聰的安全難以保證。擺在馬思聰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接受批鬥，其後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遠離內地混亂局勢，但萬一被抓住則性命難保，而偷渡成功則全家安全，馬思聰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馬思聰被迫做出了選擇。

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帶著其夫人、兒子、女兒，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漁輪廠的電動拖船「002號」。這次偷渡的組織者為廣州一街道服務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號」拖船的司機何炳權，船是他們偷出來的，乘坐者共5戶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嶼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馬思聰把胸前掛的毛像章摘下來扔進黑黑的大海。馬思聰一家在一個岩洞中躲了一天，當天晚上，來到九龍的一個親友家暫住。由於香港的報紙登了丟棄在大嶼山的「002」號拖船的照片，使馬思聰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擔心被引渡回內地。

經過反覆思考，馬思聰選擇了到美國去投靠他的九弟馬思宏，他要到美國定居，憑著自己的提琴來養活一家。當時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係，政治上處於敵對狀況，而馬思聰又沒有任何證件，只得通過一個朋友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取得了聯繫。1月19日下午，在美國駐香港領事的陪同下，馬思聰一家四日登上了飛往華盛頓的飛機，踏上了一條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

馬思聰歸來

城牆上有人，城牆下有馬，想起了我的家鄉，我就牙兒肉兒抖。

舉目回望四野蒼涼，落日依山雁兒飛散，廟台的金頂閃閃光，駝群的影遮列天邊，哎噢咦啊想家鄉。——1937年馬思聰創作不朽名作《思鄉曲》

馬思聰思鄉曲

廣州藝術博物院背靠白雲山，面向麓湖。步入藝博院聚芳園正門不到50米，左拐向前眺望，便可看到百米外山坡上的馬思聰雕像。南國冬日的暖陽灑在「他」身上，「他」側身拉著小提琴，眉頭緊蹙，雙唇緊閉，似陶醉又似沉思。

四十年前，被稱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的著名音樂家馬思聰不堪迫害，冒險從廣州經香港遠赴美國；20年客居他鄉，創作了《思鄉曲》的音樂家滿懷鄉愁與世長辭；四十年後，他的骨灰終於回到了廣州，長眠於故鄉的青山綠水中。一「去」一「回」中，多少辛酸事！

最快樂的日子

馬思聰雕像屹立在一塊紅色大理石上，走近前去可以看到，花崗石的正面刻著1937年他譜寫的流傳最廣的《思鄉曲》，石座基上則刻著─—馬思聰（1912-1987），廣東海豐人。中國20世紀傑出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和音樂教育家。新中國成立后，出任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文革』期間受到迫害，於1967年定居美國。」

這段簡單的文字對其跌宕起伏的一生而言，顯然太過蒼白。

時間回溯到1995年前。1912年5月，馬思聰出生在廣東海豐縣海城鎮幼石街的書香門第。父親馬育航是清光緒庚子科秀才，曾任廣州市財政局局長，後為廣東省財政廳廳長。1923年秋冬，11歲的馬思聰隨20歲的大哥來到法國巴黎學習音樂，五年後考入巴黎國立音樂學院提琴班，成為亞洲第一個考入這座高等學府的黃種人。

1929年初，馬思聰回國，先後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譽為「音樂神童」。抗日戰爭爆發后，馬思聰在戰火中完成了自己不朽的名作─—《思鄉曲》，傳唱至今。

馬思聰之所以被稱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並不僅僅因為他的《思鄉曲》，而是在於他致力於在國內普及小提琴。

馬之庸是馬思聰的堂侄女，現定居廣州。這位七十多歲高齡的老人的客廳里擺著一張馬思聰拉小提琴的照片。她說，馬思聰在國內時一直致力於普及小提琴，提倡西洋樂器可以演奏出民族化的東西，為此，他不僅在大城市演出，還踏遍新會、汕尾等小城，為民眾演奏。抗戰時期香港淪陷時，馬思聰帶著夫人和學生回到家鄉海豐，當時年僅8歲的馬之庸經常可以聽到馬思聰應當地鄉民要求而上演的「小提琴獨奏會」。

在馬思聰的兒子馬如龍的回憶中，父親在國內「最快樂的日子」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時，父親被人們稱為『老周的寵兒』，事業上風生水起，音樂創作也達到一個高峰。」。「老周」指的是周恩來。許多可考的資料中都記載了周恩來和馬思聰的友誼。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約見馬思聰，問道：如何在一片廢墟上發展新中國的音樂事業？馬思聰提出「人才第一」的觀點，培養新中國的音樂人才，首先要辦學校。周恩來應聲說道：正在考慮建立中國最高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擬請馬思聰先生出任院長。12月18日，馬思聰隨周恩來出訪蘇聯歸來，即被政務院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時年37歲。在那段時間，他創作了《春天大合唱》、《歡樂組曲》等作品。

馬思聰隨周恩來

被隔離的歲月

快樂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文革」一開始，馬思聰的噩夢也開始了——「音樂權威」轉眼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他和其他五百多名文藝界知名人士一起被關進了「社會主義學院」，在軍管人員的監督下，他們讀報、討論、書寫批判自己和揭發同榻朋友的「反黨言行」。

關於馬思聰在文革期間所遭受的折磨，從一個「吃草」的段子就可以窺見一斑。據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灃回憶：「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里拔草。一個造反派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姓馬，只能吃草！』說完，竟然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

在那段風雨飄搖人人自危的年月中，即使是最親的家人，見面時也往往「相顧無言」。

馬思聰的十妹、長笛演奏家馬思芸也曾任教於中央音樂學院。她回憶說，「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老師們開始遭到批鬥，馬思聰等學院領導每天都被叫去掃廁所，幾個月來家人見面都不敢對話。

1966年11月的一天，暮色初合，她在學院水房拐彎處巧遇馬思聰。「他四處張望確定周圍沒有人後，小聲問我，『媽媽怎麼樣？』我趕緊回答說『媽媽很好』。」說完兩人就匆匆分開。她怎麼也想不到，那是她和哥哥見的最後一面、說的最後一句話。

在馬思聰被隔離的這段時間，家人也開始踏上倉皇逃亡的路。那時的馬如龍已經是20多歲的小夥子。朋友看情勢惡劣捎信讓他們趕快出逃。馬如龍從北京逃到廣州，母親帶著姐姐逃到南京，過了一段時間，才在南海會合。

馬思聰的小女兒馬瑞雪曾經回京偷偷去看過父親，「回來后告訴我們，父親完全變了一個人，臉上塗了墨，全身貼滿了大字報，被打得遍體鱗傷……」女兒把打算到香港避風的計劃和盤托出，遭到馬思聰拒絕。「父親總想著受批鬥可以熬過去，但一走開就等於叛逃，什麼都完了。」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爭執，身心極度疲憊的馬思聰終於同意先回南海休息養病。

《思鄉曲》作者終成思鄉人

2007年12月11日晚，馬思聰的兒子馬如龍帶著父母的骨灰飛越太平洋回到廣州。看到接機的熱情的人們，他說：「想起四十年前與父母從廣州離開時，我們走得很悲涼；但現在，一下飛機就感覺到廣州人的熱情，真是很不一樣！」話里似有無限感慨。

他提起當年的經歷，彷彿在說著昨天剛發生的事情。

「（1967年1月）我們離開廣州前後那十幾天，實際的驚險過程要比葉永烈先生所著的《馬思聰傳》所描寫的可怕很多。」

當年有兩個船工─—何炳權和狗頭，他們答應帶馬氏一家外逃到香港，一來是想收路費賺點錢，二來這兩個船工都很崇拜馬思聰。當時馬思聰身上沒有錢，狗頭要求到了香港后寫給他欠交5萬港幣的字據。

馬如龍說，從廣州逃離時，連手提布袋都不能拿，怕被懷疑，更不敢背小提琴。父親那把名貴的小提琴事先由何炳權放入工具箱拿到船上藏起來。到江邊前為了不使人注意，全家人假裝互不認識，和其他船友分乘公共汽車，然後散步似地走到預定水邊。

到了香港，天還沒亮，怕被英國水警抓到，何炳權把船開向岸邊一塊大石頭旁，大家爬上岸找岩洞躲起來。何炳權和狗頭出去找地方打電話被巡差抓住，守在附近接應的親戚趕緊上前把厚厚一疊港幣塞給了巡差，這樣才放人。

在香港逗留沒幾天，馬思聰就攜家人匆匆飛往美國。

促成他們一家離港赴美的主要人物是馬思聰的大姐馬思錦的女兒徐美芬。徐美芬回憶說，當時她在香港定居，1966年底，香港的報紙開始鋪天蓋地刊登馬思聰離開北京的消息，她越來越擔心舅舅的安全。「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給學生上聲樂課，突然保姆過來說，馬思聰的電話。當時我愣了一下，隨後趕緊結束課程，跑去接電話。」

「Naccy，我是三舅，我已經到香港了。」電話那頭傳來馬思聰低沉的聲音，徐美芬放下電話后便驅車從港島去新界接舅舅。「把他們接到車上后，我也不敢往家裡帶。報紙上到處都是他的照片，很容易被人認出來。無奈之下，我只能把他接到九龍的一個親戚家先住下來。」

徐美芬建議他們出國避一避，「因為當時英國政府也不希望他們呆在香港」。隨後，她通過美國領事館的一個朋友，把他們送上了去美國的飛機。

抵美后，馬思聰發表了《我為什麼離開中國》的著名講話：「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和許多黨內外多年以來雖然不是一直掌權但畢竟是起過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樣的。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叛國投敵」罪致數十親友受牽連

當時的馬思聰還並不知道，他離開后，國內的親友們受到了廣泛的牽連：親戚中幾十人被牽連入獄，在上海生活的馬思聰的二哥跳樓身亡。岳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

「太突然了！隨後，中央音樂學院到處都貼著批三哥的大字報。三哥走後，家裡人接連受到牽連……」馬思聰出走的消息，其妹馬思芸是從「美國之音」的廣播節目中聽到的。但她至今都不願重提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出走前，馬思聰是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現任中國音協名譽主席、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吳祖強是學院里的青年教師、學生會主席。據他回憶，1968年5月，根據康生和謝富治「徹底清查」的旨意，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馬思聰專案組」。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

馬思聰這個罪名，株連了他在上海、南京、廣州、北京的親屬數十人。1967年，馬思聰的胞兄、上海外語學院教師馬思武不堪折磨，跳樓自殺。這一消息傳至美國，馬思聰在日記里悲憤寫到：「國內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於家散人亡。」

此事波及面之廣，令其侄女馬之庸至今談起仍然憤慨。「他走了后，兄弟姐妹都被隔離審查了。」馬之庸當年三十多歲，在廣播電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離審查，被調到麻袋場工作，直到1979年才調回原單位。而在那十多年間，她及國內的親戚都和馬思聰失去了聯繫，直到電視上播出馬思聰獲平反的新聞。

儘管馬思聰一直都有回國的心愿，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幾次邀請都沒有促成他回國。馬如龍和馬之庸等親友在追溯這段往事時都提到，「文革」期間的這些經歷給馬思聰帶來巨大的創傷和陰影，以至於他在決定是否回國這件事上顯得尤其謹慎，馬思聰屢次對親友說：「還是等國內再穩定些了，等適當的時候再回去吧。」

剛剛整理出版的《馬思聰全集》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1980年6月3日，馬思宏在京期間，曾受到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的接見，對馬思聰歸來發出邀請。當年6月14日，馬思聰夫人王慕理給女兒馬碧雪的信中，提到馬思聰當時的心境：「爸爸對大陸有餘驚……」。

「我沒有對不起祖國」

馬如龍回憶說，父親到美國初期還有些演出，但很快就只能「閉關」在家「專心」作曲了。「因為『四人幫』無孔不入地製造麻煩，使父親出不來。」

晚年的馬思聰越來越廢寢忘食地進行創作。每天一早，馬如龍起床時，常發現父親趴在客廳的桌子上睡著了，面前的紙已經擺了一大摞。大型芭蕾舞劇《晚霞》、《雙小提琴協奏曲》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

馬思聰晚年創作的作品主調由早年的歡樂轉為悲涼，這在他的《雙小提琴協奏曲》、《熱比亞》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來。

《雙小提琴協奏曲》-01（馬思聰）

這不禁令人聯想到他是否在通過作品感懷身世，宣洩心中的悲憤。馬如龍否定了這種說法，他說，「父親生前一直對我們說，我沒有對不起祖國……魔鬼害了人，難道會使人覺得冤屈嗎？對的就是對的，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1984年，收到「平反」通知書後，馬思聰逢人就表達歸國的心愿。

馬之庸說，1985年年初二，馬思聰會見自己獲得平反后、第一個前去採訪他的中國大陸記者時，萬分感慨地說：蘇武牧羊十九年啊！

馬思聰獲得平反后，國內當時的音協主席和領導寫信向他道賀，他在回信時說「我是收到信才知道自己有投敵叛國的罪名」，他在信中表示慶幸大家都還健在，並表示自己「適當的時候會回國」。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曾在與女兒馬碧雪通話時轉達了馬思聰的話，「國家不是房子。房子住舊了，住膩了，可以調一間。」

可是，馬思聰等待回國的「適當時候」並沒有「出現」。1987年3月，馬思聰感冒住院，轉為肺炎並引發心臟病。5月20日，手術失敗，在美國費城賓州醫院的手術床上，中國一代音樂巨子馬思聰，與世長辭。終年76歲。

《音樂：中國協奏曲》
美國《時代》雜誌
2 分鐘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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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5 月 27 日 12:00 AM GMT-4

當這位中國第一音樂家九歲時，他的父母認為中國在音樂方面給他提供的太少了。他們把馬思聰送到了巴黎音樂學院。九年後，他回到中國，在南京任教，組織了重慶第一個交響樂團，並很快成為中國最好的小提琴家。

戰爭期間，馬思聰和妻子從香港逃到平石村，在那裡他在流亡的中山大學任教，工資比工廠的苦力還低。在那裡，他開始創作中國第一首協奏曲。

上周，現年 33 歲的馬思聰首次聆聽了上海交響樂團演奏的 F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演奏者是中國最優秀的音樂家，他們都是白俄羅斯人以及義大利和德國難民，他們勉強只允許一名中國人擔任小提琴手。在西方人聽來，這首協奏曲（以華南民歌為基礎）比大多數中國音樂更容易接受。

觀眾熱烈鼓掌，對獨奏者更是熱烈鼓掌，馬似乎並不介意。小提琴手是馬思宏，他 22 歲的弟弟。馬思宏的下一個項目是：《地獄》，這部交響曲將描繪「戰爭年代發生的所有悲傷」。

* 版權所有 1941，羅賓斯音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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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Concerto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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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7, 1946 12:00 AM GMT-4

When China』s No. 1 musician was nine years old, his parents decided that China had too little, musically, to offer him. They packed Ma Si-tson off to the Paris Conservatory. Nine years later he returned to China, to teach at Nanking, to organize Chungking』s first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o become, in no time at all, China』s best violinist.

During the war Ma escaped with his wife from Hong Kong to the village of Ping-shih, where he taught at the exiled Sun Yat-sen University, on a salary lower than that of a factory coolie. There he began to compose China』s first concerto.

Last week Ma, now 33, heard the first performance of his Violin Concerto in F Major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Symphony Orchestra. The musicians, China』s finest, were white Russians and Italian and German refugees who have grudgingly admitted only one Chinese as violinist. To Western ears, the concerto (based on South China folksongs) was easier to take than most Chinese music.

The audience applauded it generously, and even more generously applauded the soloist, a fact which Ma did not seem to mind. The violinist was Ma Sihon, his 22-year-old brother. Ma Si-tson』s next project: The Inferno, a symphony which will depict 「all the sadness . . . which happened in these war years.」

* Copyright 1941, Robbins Music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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