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性格

 性格

前幾年，有一回，我答覆一位比較知心的朋友的問話（他問我，究竟為什麼到香港來的？）道：「我是為了要寫許多人的傳記，連自傳在內，才到香港來的。第一部，就是要寫《魯迅評傳》。」這位朋友，還不十分了解我的苦心。其實，蔡邕臨死時，也只想續成《漢書》，而黃梨洲、萬斯同晚年唯一寄託就在編次明史。先前，我也還有埋首研究，做不配盛業的雄心。而今，我恍然明白了，我若不趕快把所知道的寫起來，那先父夢岐先生在蔣畈六十年的文化工作，就等於一個泡沫，在轉眼之間，就消失得乾乾淨淨了。而說魯迅的，也只能讓聶紺弩、王士菁、鄭學稼顛倒黑白，亂說一陣了。我要把真實的事實，魯迅的真面孔，擺在天下後世的人的面前。（那些接近魯迅的人，都已沒有膽量把真實的魯迅說出來了。）

筆者寫到這兒，似乎魯迅坐在我的面前，我要笑著對他說：「你只能讓我來寫你了，因為你已經沒有來辯論的機會了！」有一位替羅斯福作傳的人說：「羅斯福不是個簡單的人，將來會有許多記述羅斯福的書，但是不會有兩本書對他作同樣的描寫的，因為不會有兩個人從他的一生中看到過相同之處。而一切對於他的描繪，其種類之多，矛盾之甚，會是駭人聽聞的。知道他，以及生活在他的時代的人們，都和他相處過於密切，並且對於他黨派觀念也太強，他們不是偏護他，便是反對他，因此，都缺乏必須具備的客觀性。」我想，對於魯迅，大概也是如此吧。

這兒，可以讓我來談談他的性格了。我們且先聽聽魯迅生前的一段話。他的這段話是從前人罵嵇康、阮籍開頭的。（魯迅可說是千百年來嵇康、阮籍的第一個知己。）「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年多。季札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地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稀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意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 這段話，我們仔細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所啟發的意義太深刻了。我們絕不能說是看了幾部魯迅的作品，幾篇魯迅的散文，就算了解魯迅了。魯迅表現在文章的是一面，而他的性格，也許正和文章所表現的完全不相同的。那些要把魯迅捧入孔廟中的人，怕不使魯迅有「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之嘆呢！

我曾經對魯迅說：「你的學問見解第一，文藝創作第一，至於你的為人，見仁見智，難說得很。不過，我覺得你並不是一個難以相處的人。」他也承認我的說法，依孟子的標準來說，他是屬於「聖之清者也」。

魯迅是一個「世故老人」，他年紀不大，但看起來總顯得十分蒼老。他自幼歷經事變，懂得人世辛酸以及炎涼的世態，由自卑與自尊兩種心理所凝集，變得十分敏感，所以他雖不十分歡喜「世故老人」的稱謂，卻也只能自己承認的。魯迅曾對許廣平說：「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我又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醒的時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國的老法子是『驕傲』與『玩世不恭』，我覺得我自己就有這毛病，不大好。……一，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途』，倘是墨翟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見老實人，也許奪他食物來充饑，但是不問路，因為我料定他並不知道的。如果遇見老虎，我就爬上樹去，等它餓得走去了再下來，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帶子縛住，連死屍也決不給它吃。但倘若沒有樹呢？那麼，沒有法子，只好請它吃了，但也不妨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卻也像在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里姑且走走。但我也並未遇到全是荊棘毫無可走的地方過，不知道是否世上本無所謂窮途，還是我幸而沒有遇著。二，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為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歌唱，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總結起來，我自己對於苦悶的辦法，是專與襲來的苦痛搗亂，將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算是樂趣，這或者就是糖罷。但臨末也還是歸結到『沒有法子』，這真是沒有法子！（這也可說是他的阿Q精神）」 這些話，都是世故老人的說法。他的性格，正是從幼年的憂患與壯歲的黑暗環境中陶養而成的。芥川龍之介，他看了章太炎先生，比之為鱷魚，我覺得他們師徒倆，都有點鱷魚的氣味的。

魯迅有一回，因為悼念劉半農（復），因而連帶說到陳獨秀和胡適之的為人。他說：「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這段論人文字，寫得極好，而且就這麼把他們三個都論定終身了。至於魯迅自己的為人呢？我以為他是坐在坦克車裡作戰的，他先要保護起自己來，再用猛烈火力作戰，它爬得很慢，但是壓力很重。他是連情書也可以公開的十分精明的人，他說：「常聽得有人說，書信是最不掩飾，最顯真面目的文章，但我也並不，我無論給誰寫信，最初，總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這一本中，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糊些。」 畢竟他是從紹興師爺的天地中出來，每下一著棋，都有其謀略的。

前人有一句愛用的成語：「一成為文人，便無足觀。」這句話，也許是一句感慨的話，也許是一句諷刺的話，我就一直沒有看懂過。有一天，恍然有悟，文人自己有自己的王國的，一進入文藝王國，就在那個天地中歷劫，慢慢和世俗這個世界脫節了，所以，世俗人看來，文人總是傻裡傻氣的，再了不得，也是看得見的。魯迅也和其他文人一樣，對外間的種種感覺是很靈敏的，他比別人還靈敏些；這些不快意的情緒，很容易變得很抑鬱（自卑與自尊的錯綜情緒）。但我們把這種情緒轉變為文學寫了出來，經過了一次輪迴，便把這份抑鬱之情宣洩出去，成為創作的快感了！現代文人，還有一個便利的機會，便是筆下所寫的，很快就見之於報刊，和千千萬萬讀者相見，很快獲得了反應；這又是一種新獲的快感，對我們是一種精神上的補償。古代文人，還有得君行其道一種野心，現代文人，就安於文藝王國的生活，並不以為「一成為文人，便無足觀」的。（蕭伯納並不羨慕丘吉爾的相位，他自覺得在文藝王國中，比丘吉爾更崇高些，也就滿意了。）魯迅可以說是道地的現代文人，他並不是追尋隱逸生活，他住在都市之中，天天和世俗相接，而能相忘於江湖，看起來真是恬淡的心懷。不過在文藝王國中，他的筆鋒是不可觸犯的，他是不饒人的。有的人，以為魯迅之為人，一定陰險狠鷙得很，不容易相處的。我當初也是這麼想，後來才知道他對人真是和易近人情，極容易相處的。我覺得胡適的和氣謙恭態，是一種手腕，反而使人不敢親近；魯迅倒是可以談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孫伏園先生，他在中學時期，便是魯迅的學生，後來，在北京在廣州和魯迅往來很密切，他曾說過一些小事，倒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魯迅的性格。他說他們到陝西去講學，一個月得了三百元酬金。魯迅和他商量：「我們只要夠旅費，應該把陝西人的錢，在陝西用掉。」後來打聽得易俗社的戲曲和戲園經費困難，他們便捐了一筆錢給易俗社。西北大學的工友們，招呼他們很周到，魯迅主張多給點錢，另外一位先生不贊成，說：「工友既不是我們的父親，又不是我們的兒子；我們下一次，不知什麼時候才來；我以為多給錢沒有意義。」魯迅當面也不說什麼，退而對伏園說：「我頂不贊成他說的『下一次不知什麼時候才來』的話，他要少給，讓他少給好了，我們還是照原議多給。」君子觀人於微，從這些小節上，可以看出他的真襟懷來！

伏園說魯迅的家常生活非常簡單，衣食住幾乎全是學生時代的生活。他在教育部做了十多年事，也教了十多年書，可是，一切時俗的娛樂，如打牌、看京戲、上八大胡同，他從來沒沾染過。教育部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但他並不故意裝出怪腔，只是書生本色而已。在北京那樣冷的天氣，他平常還是不穿棉褲的人。周老太太叫伏園去幫助他，他說：「一個獨身人的生活，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著想的。豈但我不穿棉褲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我不願意換。你再看我的鋪板，我從來不願意換藤綳或棕綳，我也從來不願意換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魯迅很早就過非常簡單的生活，他的房中只有床鋪、網籃、衣箱、書桌這幾樣東西；什麼時候要走，一時三刻，隨便拿幾件行李，就可以走了。伏園說到他和魯迅一同出門，他的鋪蓋，都是魯迅替他打理的。（我想：這一種生活，還是和他早年進過軍事學校有關的。）

我常拿著魯迅的性格和先父夢岐先生相比，他們都是廉介方正的人；但先父畢竟是舊時的理學家，而魯迅則是新時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