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於湖南省立第四師範讀書時曾保存下部分課堂筆記,這些課堂筆記
一共有47頁,其中前11頁都是毛澤東用工整的小楷抄錄的屈原《離騷》和《九歌》全詩。在《離騷》正文的天頭部分,毛澤東還對各節內容進行了概括。其謄抄工整娟秀,雍容平和,有晉唐遺風,是今人不可多得的小楷佳作。
湖南是戰國時楚國舊地,也是屈原行吟之地,更是其殉難之所。湖湘文化的鐘靈毓秀,孕育了屈原,也孕育了毛澤東。也許是地緣上的聯結性,毛澤東畢生都與屈原結下了不解之緣。
愛其作品:伴隨毛澤東一生的讀物 從青年到老年,屈原的作品,伴隨了毛澤東的一生。
屈原,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時期楚國人。生於公元前340年,卒於公元前278年。曾任楚懷王時期左徒、三閭大夫等職,倡議變法圖強,后遭讒去職,被流放於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軍攻破楚國郢都。屈原深感楚國前途無望,自己的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遂投汨羅江而死。屈原一生心繫國家,在流放期間以其卓越的才華寫下許多不朽詩篇,代表作品有《離騷》《九歌》《天問》等。這些作品融入個人人生遭際和政治理想,以憂國憂民為主旨,構思奇特,想象豐富,開創了中國詩歌史上著名的「騷體」流派。西漢劉向輯錄屈原等人作品所成的《楚辭》,作為中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對後世詩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上文中所提到的毛澤東讀書時期所抄寫的《離騷》和《九歌》,便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熱愛和苦學屈原作品的珍貴記錄。此外,根據毛澤東青年時代好友羅章龍的回憶,1915年5月,他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時,二人就談論了許多與《離騷》有關的內容,主張對於離騷進行新的評價。後來,羅章龍還為此次會面寫了一首題為《定王台晤二十八畫生》的詩歌:「白日東城路,嫏嬛麗且清;風塵交北海,空谷見庄生。策喜長沙傅,騷懷楚屈平;風流期共賞,同證此時情。」頸聯中的「騷懷楚屈平」一句,說的便是屈原的《離騷》。可見,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對屈原及其《離騷》情有獨鍾。

◆毛澤東抄寫的課堂筆記。
《離騷》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詩372句,2400餘字,是一篇近似於自傳性質的抒情長詩,也是中國古代最早的抒情詩。「離騷」,現在一般解釋為,「離」為遭受,「騷」為憂愁。《離騷》為遭受憂患之後所作之辭。全詩以浪漫的想象,瑰麗的言辭,豐富的意象,多彩的神話,敘述了詩人自己坎坷不平的生活遭際,表達了其對於「美政」理想的熱烈追求,抒發了熾熱的愛國情感。《離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的明珠,無論是其藝術價值還是展現出的精神力量,都給人以強烈的震撼。
解放戰爭勝利后,毛澤東在日理萬機的工作中,依然常讀《楚辭》中的屈原作品,不僅時而使用其中的詩句,還經常推薦給他人閱讀。
1950年3月,毛澤東在接見新中國駐外大使時,就發生了一件與《楚辭》相關的趣事。當毛澤東走到首任匈牙利大使黃鎮面前時,問道:「黃鎮,你原來那個名字黃士元不是很好嗎?改它做什麼?」黃鎮回答:「我的脾氣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鎮靜』。」毛澤東隨即說:「黃鎮這個名字也不錯。《楚辭》中說,白玉兮為鎮。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黃而不可毀其節。派你出去,是要完璧歸趙嘍。」毛澤東在這裡所引用的「白玉兮為鎮」就出自屈原《九歌》中的《湘夫人》。
1951年7月,毛澤東邀請老友周世釗、蔣竹如在中南海里划船時,再次稱讚《楚辭》,並說:「《左傳》《楚辭》雖是古董,但都是歷史,也還有一讀的價值。」同年的12月,毛澤東又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列一個目錄,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收集了50餘種。
1958年的一段時間裡,毛澤東較為集中地閱讀了《楚辭》。1月12日,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信中說:「今晚我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1月的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批示印發《離騷》給與會者,並在結論報告中引用《離騷》中「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與「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后指出「以上是判斷問題」,以此說明要做到「文件的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就要解決概念、判斷和推理問題。1月18日凌晨,面對國民黨飛機向南寧方向飛來,毛澤東堅持不去防空洞,點著蠟燭繼續研讀《楚辭》。1958年3月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提倡幹部要講真話時,說屈原是敢講真話的人,敢於為原則而鬥爭。1958年9月,在視察合肥時,向隨行的張治中推薦《楚辭》,並說,這是本好書,我介紹給你看看。這一時期,正是最富於幻想的「大躍進」的年代,毛澤東在這期間頻繁閱讀《離騷》等《楚辭》作品,並推薦給其他領導幹部閱讀,除了其本身的文學價值外,也許還有著其他深意。
晚年的毛澤東不僅閱讀《離騷》等《楚辭》作品,還對其蘊含的思想進行深入的探討。1964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與幾位哲學家談話時說,對屈原《天問》的思想意涵作了闡發,他說道:「到現在,《天問》究竟講什麼,沒有解釋清楚。《天問》講什麼,談不懂,只知其大意。《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於宇宙,關於自然,關於歷史。」此外,毛澤東還特別點名要過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辭集注》和明陳第撰寫的《屈宋古音義》。在現藏於中南海菊香書屋裡的《屈宋古音義》中,毛澤東用紅藍兩色鉛筆對《離騷》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畫。比如: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在周恩來陪同下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時,贈送他一套《楚辭集注》。
毛澤東喜愛《楚辭》,並願意將中國文化中的瑰寶推介給世界。1954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會見訪華結束即將回國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時,引用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的詩句來表達自己的心情。他還說道:「屈原是中國一位偉大的詩人,他在兩千多年前寫了許多愛國的詩篇,政府對他不滿,把他放逐了。最後屈原沒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後來中國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為節日。人們吃粽子,並把它投入河裡餵魚,使魚吃飽了不傷害屈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將一套線裝《楚辭集注》作為國禮贈與田中首相,可見《離騷》等《楚辭》作品在毛澤東心中分量之重。
從這些閱讀屈原作品的點滴記錄中,我們似乎也可以管窺毛澤東閱讀《離騷》等《楚辭》作品的全貌。從青年到老年,這些作品伴隨了毛澤東一生,令他常常「有所領會,心中喜悅」。
贊其人格:「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 屈原的不朽,除了源自於其文學作品的價值,更源自於其所擁有的高尚人格與愛國主義精神。屈原的一生,獨立不遷,儘管「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卻始終保持高潔品性與鬥爭精神,用滿腔熱血寫就不朽愛國詩篇。
毛澤東熱愛屈原作品,更讚賞其高尚人格。
1949年12月,毛澤東在赴前蘇聯訪問的火車上,與蘇方陪同的漢學家費德林談起屈原。這段談話,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關於屈原最為完整的論述。
毛澤東認為《詩經》之後,中國「首屈一指」的詩人是屈原,稱屈原為「第一位有創作個性的詩人」。毛澤東深情地說:「屈原生活過的地方我相當熟悉,也是我的家鄉么。所以我們對屈原,對他的遭遇和悲劇特別有感受。我們就生活在他流放過的那片土地上,我們是這位天才詩人的後代,我們對他的感情特別深切。」
他分析了屈原所處的時代:「歷史上任何一個偉大變革都會產生一些悲歡離合的故事。至於屈原,政治變遷是他個人的不幸。屈原艱苦地走過他的時代。他憂國憂民,力求挽救楚國的危亡。」「連年戰亂使國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國滅亡了,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接著開始了另一個歷史過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爭權奪利爭戰不休的諸侯王國統一起來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最後,它以秦始皇統一中國而告終,從而形成第一個集中統一的帝國。這對中國的命運產生了重要作用。這是事情的另一個方面。」
最後,毛澤東用富有詩意的話語表達了對屈原人格的讚賞:「是的,這些都發生在我的故鄉湖南,發生在屈原殉難的土地——長沙。因為這緣故,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
50年代初期,毛澤東在得知費德林把俄譯《離騷》等《楚辭》作品推薦給蘇聯讀者並受到歡迎之後,他再次評述了屈原:「屈原的功勛並不是馬上就得到人們的承認。那是後來過了不少日子,詩人的品格才充分顯示出來,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來。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為真理服務的甜酒,詩歌像其他創作一樣,是一種精神創造。」
毛澤東還特別讚賞屈原敢講真話、追求真理的精神。1958年的成都會議,毛澤東提倡幹部要敢講真話,列舉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其中就有屈原。他說,屈原是敢講真話的人,敢於為原則而鬥爭,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而最能反映毛澤東對屈原人格和精神讚賞之情的,應該是毛澤東晚年所創作的詩歌《七絕·屈原》。

◆毛澤東1961年《七絕·屈原》。
毛澤東一生僅為三位古人創作過詩歌,其中就有作於1961年秋的這首《七絕·屈原》:
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
首句「屈子當年賦楚騷」,闡述了屈原及其著作《離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次句「手中握有殺人刀」,以「殺人刀」喻指《離騷》強大的戰鬥威力。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曾在會上說,「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於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殺人刀」的比喻,新穎而獨特,是對屈原作品批判性的形象表達。「艾蕭太盛椒蘭少」,隱喻屈原所處的政治環境是奸佞當道,好人遭殃。「艾蕭」和「椒蘭」的比喻出自《離騷》,「艾蕭」即艾蒿,臭草,一般比喻小人;「椒蘭」即申椒和蘭草,皆為芳香植物,一般比喻君子。「一躍沖向萬里濤」,寫屈原終因社會政治的黑暗一躍投身汨羅江,壯烈殉國、以身殉志。「躍」和「沖」字一掃前人描寫屈原投江一事的悲戚,突出了屈原的凜然正氣和勇毅果敢。整首詩情感充沛、氣勢撼人,是毛澤東對屈原人格的詩化讚賞。
毛澤東之所以寫下這首詩,與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國內外形勢有密切聯繫。當時的中國,正面對國內外反華勢力的進攻,中國共產黨所處的環境似乎正是「艾蕭太盛椒蘭少」,在毛澤東看來,中國所選擇並堅持的正確道路,正是投向一切敵對勢力的匕首,這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豪邁宣誓,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捍衛真理而鬥爭到底的生命告白與革命宣言。
毛澤東在國內外鬥爭十分困難的時期,能聯想到屈原並為其一生賦詩,可見,屈原的人格和精神給予了毛澤東支持與力量。
受其影響:毛澤東詩詞中的「屈原」 毛澤東不僅為屈原寫詩,其詩詞創作也深受屈原影響。
從文學創作角度看,屈原作品是中國古代文學浪漫主義表現形式的開端。他用美人香草、菱荷芙蓉、望舒巫咸、湘君山鬼等意象或形象,塑造了一個充滿想象、奇妙瑰麗的繽紛世界。毛澤東受到這一藝術追求和創作旨趣的影響,其詩詞中充滿著「屈原」的烙印。
其一,毛澤東與屈原詩詞中都展現出濃烈的浪漫主義詩風。
屈原是浪漫主義詩風的代表人物。毛澤東詩詞中也充滿著這一風格。毛澤東的詩詞經常充滿誇張的描寫、浪漫的想象、濃烈的色彩,他筆下的山川草物、花苗魚蟲、神仙人物,似乎都被賦予了獨特的個性。
他在《沁園春·雪》里寫道:「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寫道:「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在《水調歌頭·游泳》中寫道:「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在《蝶戀花·答李淑一》中寫道:「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毛澤東將自然、宇宙中的一切景象,都納於自己的筆端,使其詩詞作品達到了藝術非凡的浪漫主義境界。
其二,毛澤東詩詞中的許多意象,來自於屈原作品。
毛澤東善於在自己的詩詞化用屈原作品的意象。比如這首毛澤東創作的《七律·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
這首詩是贈答友人周世釗的,毛澤東用奇絕高古的詩思,浪漫幻變的筆調,描寫了其對於故鄉湖南的懷念和對故人的追思,同時也表達了對未來的美好憧憬與希望。其中,「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化用的就是屈原《九歌·湘夫人》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而「洞庭波涌連天雪」化用的則是「洞庭波兮木葉下」一句。兩首詩歌意象相連,讀毛詩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屈原作品,但其又打破了原詩中較為悲涼的基調,賦予意象以新的生命。
毛澤東在詩詞中,還直接表達過對於屈原的欣賞,「屈原」本人及其作品《離騷》也成為了他詩詞中的意象。在寫給好友羅章龍的詩歌《送縱宇一郎東行》中,他寫道「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鍾此」,「屈賈才」中的「屈」指的便是屈原。在《沁園春·雪》中,他寫道「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其中「騷」指的便是《離騷》。
其三,毛澤東詩詞的創作方式,與屈原有相似之處。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曾針對屈原的文學創作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他說:「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開除『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受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正如司馬遷所言:「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毛澤東在這裡,指出了文學創作中的一個關鍵,即好的文學作品離不開豐富的人生閱歷和真正的社會現實。這與毛澤東一貫的文學創作主張相一致,也是毛澤東自己在進行詩詞創作時所堅持的。
縱觀毛澤東一生的詩詞作品,儘管充滿浪漫主義的風格,但卻沒有一首詩詞脫離過中國的現實,都是紮根中國大地的產物,與毛澤東本人的人生經歷、與中國社會進程息息相關。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毛澤東的詩詞作品又被稱作中國革命鬥爭的壯麗史詩。
毛澤東的一生與屈原惺惺相惜。「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是兩千多年前屈原的人生理想,其又何嘗不是毛澤東一生的寫照呢?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離騷》白話版 和原文見文後評論區
毛澤東給江青通告"又讀《離騷》心中喜悅"的 歷史背景回顧:
話說1958年1月1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和部分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性質的「南寧會議」。毛澤東通知的27人中,陳雲、鄧小平、潘復生3人因故沒有到會。周恩來則是在中途到會的。
毛澤東的住處離廣西自治區政府交際處大樓不遠,這棟建築是經常接待越南胡志明的別墅式的高大平房。他主持的會議就在這間大平房的客廳里舉行。
南寧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問題,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出現高潮的形勢下,如何改進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的問題。
會議印發了22個參考文件,其中有周恩來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報告的記錄稿,有李先念在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報告的有關反冒進部分,有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摘要,作為有錯誤的材料供與會者批判。
毛澤東在社論摘要材料上加了這樣的批語:
「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尖銳的針對我的。」
吳冷西見毛澤東如此批評《人民日報》社論,他馬上找到胡喬木,問毛澤東批評的《人民日報》社論是怎麼回事?胡喬木說他也不清楚。兩人商量后,當晚打電話回北京,要《人民日報》編輯部把1956年6月20日社論的全部過程稿,送到南寧,還要寫一個關於社論起草與修改、定稿過程的簡單說明。第二天,吳冷西收到《人民日報》編輯部送來的材料,他和胡喬木一起查看了社論的整個起草過程。原來,這篇社論最初是由《人民日報》編輯部起草的,中宣部在討論時,陸定一認為不能用。他請示了劉少奇,劉少奇要他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組織中宣部起草。後來,中宣部的初稿由王宗一起草,中宣部討論修改後,由陸定一送劉少奇和周恩來審閱。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作了一些修改,還提出了一些意見。陸定一又做了一些修改,再送劉少奇。劉少奇在個別地方修改後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后,未改一字,只在最後定稿的清樣上圈了他的名字,批上了3個字:「不看了。」
1月11日晚,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批評說:
「國務院向全國人大的報告,我有兩年沒看了。只給成品,不給原料,不行。要離開本子講問題,把主題思想提出來,進行交談。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沒有共同語言。為了反對分散主義,我編了一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
毛澤東又說:
「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為早已紅了,鑽到裡面出不來。1956年冒進,1957年反冒進,1958年又冒進。看是冒進好,還是反冒進好?」「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沒有把指頭認清楚,10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3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不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沒有搞清楚6億人口的問題,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破破爛爛的一個中國,蔣委員長20年只搞了4萬噸鋼,理應失敗。」
1月12日清晨,毛澤東在翻看新到的全國各地報紙后,挑了幾份送給廣西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書記處書記韋國清,並給他們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劉建勛、韋國清二同志:
送上幾份報紙,各有特點,是比較編得好的,較為引人看,內容也不錯,供你們參考。
省報問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研究,同《廣西日報》的編輯們一道,包括版面、新聞、社論、理論、文藝等項,鑽進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報紙比較又比較,幾個月時間就可以找出一條道路來的。精心寫作社論是一項極重要任務,你們自己、宣傳部長、秘書長、報社總編輯,要共同研究。第一書記挂帥,動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論,是必要的。一張省報,對於全省工作,全體人民,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作用。請你們想一想這個問題,以為如何?
毛澤東
1958年1月12日上午7時
1月12日上午,毛澤東在會議上一開頭就說:
「8年來我們為這樣一個工作方法而奮鬥。」
他所說的工作方法是指多快好省。接著,他繼續批評反冒進,說道:
「在杭州會議上,我當著恩來發了一通牢騷。1955年12月,我寫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個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麼原因,全國各地的報紙、大小刊物都登了,發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
「財經工作有很大成績,10個指頭只有1個不好,講過一萬次不靈。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這一次,千里迢迢請同志們來一趟,是總理建議的。本來我不想多談,有點灰心喪志。」
毛澤東又說:
「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錯誤,是政治問題。6億人民一泄了氣不得了,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面反『冒進』。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慌起來了。什麼『今不如昔』,『冒進的損失比保守的損失大』。」
他還說:
「一個時期搞得快一點,多一點,調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進』的口號。『反冒進』挫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是錯誤的方針,是反對多快好省的方針的。」「最怕的是6億人民沒有勁,抬不起頭來。」
毛澤東再次批評了分散主義,他說:
「我對付分散主義的辦法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當著眾人批評。事先要通一點情報,總是說沒有搞好,實際上是封鎖。開會前10分鐘把文件拿出來,要人家通過,不考慮別人的心理狀態。」「我不是攻擊所有的人,是攻擊部長以上的幹部,攻擊下傾盆大雨的人。」
1月12日晚,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寫道:
「今晚我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
1月13日,周恩來乘飛機到達南寧。
是日晚,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談話,直到深夜。
1月14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第3次講話,主要內容是工作方法問題,共有24條。他說:
「我們的工作計劃,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凈講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進就是講平衡,卻不知道反冒進傷了許多人的心,興修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要注意9個指頭與1個指頭的區別,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錯了就不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種做法,歷史上吃過大虧。教條主義這樣搞過,因小失大。」
1月15日,各省市黨委第一書記和國務院分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開始在會議上彙報1958年的工作安排。這一天,毛澤東在會議上插話說:
「什麼時候都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人民日報》今年的元旦社論寫得好,因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乘風破浪,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問題。」
這天晚上,毛澤東找胡喬木和吳冷西到他的住處談話。他一開始就問:
「今年的元旦社論是誰寫的?」
胡喬木說:
「是《人民日報》的同志寫的。」
吳冷西說:
「這篇社論經喬木同志作了較多的修改,並經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定稿。」
胡喬木說:
「當時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說定稿時已打電話報告了主席。」
毛澤東說:
「社論寫得好,題目用《乘風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愨就說過『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我們現在是要乘東風壓倒西風,15年趕上英國。你們辦報的不但要會寫文章,而且要選好題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聞也得有醒目的標題。」
毛澤東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報》不宣傳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精神。他說:
「《人民日報》能結合形勢寫出這樣好的元旦社論,為什麼去年就成了死人辦報?」
他對著胡喬木說:
「我當時很生你的氣。我先一天批評你,第二天批評總編輯鄧拓和副總編輯。當時在氣頭上,說話有些過重,很不溫文爾雅。因為不這樣就不能使你們大吃一驚,3天睡不著覺。去年4、5、6月,實際上是我當《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你也上夜班,看大樣,累得不行。後來我想,這也不是辦法,才找個人給你做助手。找不到別人,就派吳冷西去。」
毛澤東又轉對吳冷西說:
「當時我對你說過,如果在《人民日報》呆不下去,就回到我這裡當秘書。看來派你到《人民日報》去沒有錯。現在大家對《人民日報》反映比較好,認為有進步。評論、新聞都比較活潑。但是還要努力,不要翹尾巴,還是要夾著尾巴做人。」
吳冷西說:
「現在《人民日報》採取各編輯部包干寫評論的辦法。」
毛澤東說:
「《人民日報》的評論要大家來寫,各編輯部在他們分工的範圍內包乾的辦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個統帥,你這個總編輯就是統帥。你的任務是組織大家寫,自己也寫。有一些重要的評論你要親自主持寫,像我們前年起草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編輯部文章那樣,是我親自主持寫的。」
毛澤東說到這裡,提起他在12日寫給劉建勛、韋國清的那一封談要辦好省報問題的信。他說:
「我之所以寫這封信,是鑒於《人民日報》的經驗教訓,不僅中央報紙,而且省級報紙,也要認真辦好,關鍵是黨委要抓緊。
你們採取包乾的辦法寫社論,可以避免一個人獨攬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獨攬,這也是一種生產關係,一種工作方法。總編輯同各編輯部主任的關係應該這樣,有統有分。各編輯部和各版可以展開競賽,半年或1年評比一次,看誰搞得好。
寫評論要結合形勢,結合當時的政治氣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緊,轉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論這樣,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樣,對我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毫無反應,聞風不動。評論要寫得中國化,有中國氣派,不要歐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動活潑。形式要多樣化,有編者按語,有短評、時評,有專論、社論,有評論員文章,有觀察家文章,編輯部文章,等等。評論是說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並茂。」
毛澤東說罷,問吳冷西:
「最近有沒有到地方上走走?」
吳冷西說:
「我到《人民日報》后一直忙於內部工作,還沒有到地方上調查研究。」
毛澤東嚴肅地說:
「《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頭頭,一定要經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鮮空氣,了解下面的實際情況,搞好同省委的關係。你2月份就下去,到兩廣和福建跑一跑,既當記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氣重,只能做加工廠,沒有原料,原料來自下面。你的位置應該活動一下,經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1個月或2個月都可以,八大二次會議時再回來。《人民日報》是中央一個部門,有任務經常聯繫地方,還有任務經常轉載地方報紙上的好東西。這對地方報紙是鼓勵,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報》不可,而且還可以把一個地方上的好東西向全國推薦。你們前些日子介紹上海梅林食品廠和浙江桐廬縣的經驗就很好。上海、廣東和浙江省委的3個報告,要《人民日報》考慮轉載。這3個報告也不是都寫得很好,報紙可以摘要發表。」
吳冷西報告說:
「《人民日報》準備有計劃的在第5版發表一些思想評論。」
毛澤東說:
「《人民日報》是中央機關報,不能簡單的報道各項具體工作、具體業務,它的主要任務是從思想上、政治上影響全國。我贊成你們寫思想評論,而且要當作一項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來做,認真做好。比方說,紅與專的關係是一個重大問題,你們可以就這個問題展開議論,要號召全國各地、中央各部門、黨政軍民學都來注意紅與專的問題。」
毛澤東又詢問了《人民日報》內部的情況,吳冷西彙報了報社內幹部的基本狀況。毛澤東對他說:
「要學會用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長處和短處。要善於用他的長處,幫助他克服短處。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讓不同的意見能充分發表。古人就提倡『兼聽』,共產黨人應該更能『兼聽』。『兼聽則明』,聽到各方面的反映,就能夠從中吸取各方面的營養,減少工作中的失誤。」
胡喬木插話說:
「我在去年初沒有抓緊宣傳主席講話,主席批評我淺、軟、少,是對的。」
胡喬木趁機彙報了1956年6月《人民日報》那篇社論起草的整個過程,並說他那時正在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無暇顧及此事。毛澤東說:
「這不關你的事。那篇社論寫好后曾經送給我看。我在清樣上寫了『不看了』幾個字。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麼要看。」
這次談話已經進行了近2個小時,毛澤東毫無倦意,他說他還要準備明天的講話,胡喬木和吳冷西就起身告辭了。
1月16日,會議聽取柯慶施的彙報。毛澤東在插話中先從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屆二次黨代會上的報告講起。他說:
「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
原來,柯慶施的報告題目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此文曾經毛澤東親筆修改。後來,他又要求將此文全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
毛澤東接著說:
「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有100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資產階級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這樣的文章,北京不是沒有也,是不多也。」
他轉向周恩來問道:
「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
周恩來說:
「我寫不出來。」
毛澤東說:
「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他又轉向大家說:
「周恩來的報告(指周恩來1957年6月26日在一屆全國人大4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筆者注),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問題是如何說成績與缺點。省委書記要研究理論,培養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據、詞章,一人每年搞個把篇文章,事情就好辦了。蘇聯文件不重視理論,沒有理論興趣,不講哲學,文法也不對,光說些事務上的事情。領導幹部也要研究文法,什麼叫介詞、連接詞;因為,所以,雖然,但是等,都是連接詞。研究詞章之學,這是文法。不講這些東西,於革命事業不利。要學理論,讀點書,還要學習一點外文。沒有理論,憑什麼做領導工作?領導幹部要自己動手,集體創作,開動腦筋,不搞出點理論不行。」
「任何一個部門,任何一個省委,任何一個軍委,特別是報紙,一定要學理論,做理論工作。各個部門、黨委和報紙的主要負責人,要經常擠出時間來學習理論,學習各方面的知識。
這次我特意指定吳冷西來參加會議,因為他是黨中央機關報的總編輯,他應該了解全面的情況。報紙是新聞紙,對許多事情的反應要快,但勉強求快就會出錯。現在《人民日報》反應中央的意見比較快,比較好,但還要進步。有些重大問題自己沒有把握,就應多加斟酌,不可草率從事。不僅報紙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門、各地方黨委給中央的文件,應該像中央前年寫《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文章那樣認真討論,認真修改。如果不這樣認真,那麼你這個部長,你這個省委書記,早晚有一天要垮台。
現在大家都說很忙,為黨為國,夜以繼日。但是,只搞些數字,不搞理論,不搞辭章學,不搞考據學,不搞邏輯學,寫出來的東西就是一大堆數字、材料,沒有把心思放在理論方面,這種情況很不好。《人民日報》總編輯更要重視理論,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聞報道淹沒了。」
「要破暮氣,講朝氣。暮氣,就是官氣,我們都相當的有一些。世界大發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識分子,都是青年。王弼22歲死,顏回活了32歲,『後生可畏』。周瑜二十幾歲、李世民十幾歲當『總司令』。現在我們這一班人,容易壓制新生力量。要講革命朝氣,保持旺盛的鬥志。」
毛澤東在1月16日的講話提綱中說,學《楚辭》,要先學《離騷》。、
後來,他批示將《離騷》印發給與會者們。
正是:一生知音惟恐少,高山流水誰與聞。耳提面命人不倦,和者蓋寡是陽春。
再說1月17日將近午時,毛澤東的情緒仍然處於亢奮之中。他於兩年前橫渡長江后在《水調歌頭》中描繪的宏偉藍圖,也就是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設想還能夠實現嗎?據薄一波反映說,關於此項水利工程,還有一些人表示反對;而且在水電、水利兩個部門之間,也有許多矛盾難以協調。看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是把爭論的雙方即長江水利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水利專家林一山和主管水電建設的李銳找來,讓他們當面鼓對面鑼,各抒己見,說個清楚。已經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漢接李銳、林一山的專機,也該回來了吧。
1月17日下午,會議聽取李先念彙報。毛澤東又一次批評反冒進。他拿著《人民日報》那篇反冒進的社論,念一段,批駁一段。他說:
「《人民日報》的社論是6月20日發表的,距離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會議上的報告只有5天。那個報告是反冒進的,社論發揮了『反冒進』的思想。」
他接著念了社論中的一段話:
「急躁情緒成為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它不但存在於下面的幹部中間,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的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間,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綱要40條一出來,各系統都不願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的用過高的標準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績。中央幾十個部,每個部一條,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採取一系列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
他念完了這段話,說道:
「這是說,中央已經下決心反冒進了。」
說罷,繼續念社論中的另一段話:
「現在,中央已經採取措施糾正這種情況了,各部門、各地方工作中的冒進傾向,有些已經糾正了,有些還沒有糾正,或者糾正的不徹底,但作為一種思想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徹底克服的,需要我們今後經常注意。」
他讀完了這一段,又邊評邊讀邊議論:
「這些話的意思是說,還要繼續『反冒進』。急躁冒進究竟從何而來?《人民日報》的社論說:『在反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后,在許多同志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面性(急躁冒進)。』這一段話是尖銳的針對我的。
這篇社論說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說它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好像有一點。社論說:『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思想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今後我們當然還要繼續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傾保守思想的各種表現,以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受阻礙的向前發展。』你說這些話不對?這是對的啊!但是,這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你看,這篇社論下面接著就說:『但是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鬆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只有既反對了右傾保守思想,又反對了急躁冒進思想,我們才能正確的前進。』這篇社論的落腳點是落在反對急躁冒進,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論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了『但是』後面。
社論引用了我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中的一些話。看來作者的用意一來不要冒犯我,二來是借刀殺人。但引用時又砍頭去尾,只要中間一段,不引用全文,因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觀點了。我寫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鋒芒是對著右傾保守的。社論引了我說掃盲『用急躁冒進的辦法是不對的』這些話,用來作為反對急躁冒進的根據。社論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沒有重點,實際上重點落在『反冒進』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話來反對我。」
「我並不反對對某些搞過了頭的東西加以糾正,但反對把1個指頭的東西當作10個指頭的東西來反。對過急過多的東西加以調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國範圍內把急躁冒進當作主要傾向來反對就錯了,這實際上是反對多快好省的方針。《人民日報》的社論反冒進,使用的是戰國時代楚國一位文學家宋玉攻擊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這個故事的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說:宋玉此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讓宋玉出入後宮。有一天楚襄王對宋玉說:登徒子大夫說你怎麼樣怎麼樣。宋玉回答說:『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楚襄王問:『你說自己不好色,有什麼理由呢?』宋玉回答說:『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至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束如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窺臣3年,至今未許也。』宋玉說這樣一個絕代佳麗勾引他3年,他都沒有上當,可見他並非好色之徒。接著,宋玉攻擊登徒子說:『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yan)唇厲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意思是說登徒子的老婆頭髮蓬蓬鬆鬆,額頭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張嘴就牙齒外漏,走路不成樣子而且駝背,身上長疥瘡還有痔瘡。宋玉問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醜陋得無以復加,登徒子卻那麼喜歡她,同她生了5個孩子。請大王仔細想想,究竟是誰好色呢?宋玉終於打贏了官司。他採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點,盡量擴大,不及其餘的方法。整個故事見宋玉寫的《登徒子好色賦》。昭明太子把這篇東西收入《文選》,從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詞,至今不得翻身。」
毛澤東在散會後,指示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印發給與會者們。
據薄一波回憶說:「當時,大家心裡在納悶,這到底是批評誰?少奇同志說,主席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約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談話,明確講到批評主要是對陳雲同志的。」
再說這一天晚飯後,毛澤東在離明園不遠的一間會議室里,主持召開專門研究三峽問題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還有各大區和中南各省的負責人及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
林一山、李銳像應試的考生一樣,都坐在毛澤東面前長條桌的對面。毛澤東要林一山、李銳二人先發表意見,他問林一山:
「你要講多長時間?」
林一山說:
「要2個小時。」
他又問李銳:
「你要講多少時間?」
李銳說要半個小時。之後,林一山、李銳兩人之間免不了要推讓一番,於是,林一山就先發言了。
搞三峽工程是林一山朝思暮想的宏大志願,他在來南寧之前,就在文件箱里滿滿的裝上了有關三峽的勘察資料。林一山又是一個博學的人,他侃侃而談,先從漢朝的賈讓治水說起,曆數長江的洪水災害,又講到長江流域也有旱災;講到水力發電是工業的主要資源,以及為了15年趕上英國,鋼鐵工業的發展要求與電力增長要求之間的比列;講到國內航運事業的落後以及以三峽樞紐為主體的長江流域規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後又講了三峽工程投資的可行性及三峽工程在技術上的可能性。
李銳在發言中則是首先對黃河與長江兩者不同的洪水、泥沙最大與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較,說明長江自古以來就是一條好河。他說三峽工程只能控制長江流域50%的面積,而對湖南4水及贛江、漢江則無能為力,對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區的澇災,更是望洋興嘆。他又說,堤防是中國自古以來也是世界各國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既不可貶低它的作用,也不可放鬆它的作用。防洪標準只能隨著國力的增長逐漸提高,長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於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一個三峽工程一下子解決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現實的。他還說,修建三峽工程需要移民100多萬人,是個極其嚴重極為困難的問題。國家應利用水力資源極其優越的條件,儘力開發水力,電力工業長遠方針應該是「水主火輔」的道路。
李銳把隨身帶來的全國水電開發示意圖,攤在桌子上讓大家看。他說,國家財力的許可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左右三峽工程修建時間的重要因素。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電力而不是防洪,像三峽這樣大的工程,要在幾十年後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還有地質情況及工程技術等很複雜的問題,不容有任何忽視。三峽工程同國防與世界形勢,也有不容忽視的關係。
爭論雙方的理由陳述完了,該毛澤東表態了。因為李銳的最後一句話,深深地觸動了他,於是,他就點點頭說:
「三峽這樣的工程當然會吸引敵人的注意,絕不能遭到破壞。那可是下游幾千萬人民生命安全問題。今天講了還不算數,你們兩人各寫一篇文章,不怕長,3天交卷。第3天晚上,我們再來開三峽的會。」
1月18日凌晨1點多,空軍雷達部隊突然發現國民黨的一架飛機正由海上向南寧方向飛來,隨毛澤東一同到南寧的空軍副司令員何庭一非常緊張。他心想,難道是國民黨探知了毛澤東的行蹤?知道了南寧會議的安排?事態緊急,不敢怠慢,他立即要秘書用電話緊急聯繫柳州軍用機場,命令那裡的空軍殲擊機立即起飛,無論如何也要攔住敵機,把他幹掉。他又要求南寧市全部斷電熄燈,全城立即進入空防狀態。
此時,毛澤東正在看書,電燈卻突然滅了。李銀橋和其他衛士也在此時衝進毛澤東的卧室,簡單說明情況,請他速進防空洞。毛澤東把手一揮,說:
「我不去,要去你們去。」
李銀橋說:
「我們要對主席的安全負責。」
毛澤東說:
「蔣介石請我去重慶,我去了,怎麼樣呢?我又回來了,他能把我怎麼樣?現在還不如那時安全嗎?你去把蠟燭給我點著。」
李銀橋堅持勸毛澤東去防空洞,他說:
「主席,還是防備萬一,去防空洞吧。」
毛澤東顯然有些不耐煩了,脫口說道:
「我不去!把蠟燭點著!國民黨把炸彈扔到我門口它就不敢響!我什麼時候怕過他們?」
蠟燭點燃了,毛澤東繼續看書,他看的是《楚辭》,他是那樣聚精會神,津津有味,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似的。
1月19日,毛澤東在一份關於王實味、丁玲寫的《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的報告材料上寫了一個按語,他寫道: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
原來,丁玲在1955年被作家協會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在1957年又被定為「丁玲、馮雪峰反黨集團」,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送往北大荒農場勞動。
後來,丁玲在毛澤東逝世后曾經回憶起這些往事,她非常冷靜的寫道:
「我的案子,當然是文藝界的一些人捏造出來的,彙報上去的。但是,不經上邊,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筆』,他們打不倒我。」
「毛澤東統帥革命大軍,創業維艱,需要知識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這群人的弱點、缺點,從個人角度,可能他並不喜歡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識分子,需要有才華的人。他從革命的需要出發,和這些人交朋友,幫助這些人靠近無產階級,把原有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立場,自覺的轉變過來。」
再說1月19日晚,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了一次話。爾後召開全體會議,周恩來和劉少奇都在會上發言,對反冒進承擔了責任。周恩來說:
「主席是從戰略上看問題的,而我往往從戰術上看問題。」
劉少奇說:
「《人民日報》反冒進的社論,基本方針上是錯誤的,經過我發表的,我負主要責任。對於當時社會主義建設方針有所動搖,沒有感到是方針問題。有這個錯誤感到沉重,對主席的意圖體會不深,感到很難過。沉重又高興,看到群眾高潮高興了。解放以來,我們黨領導革命領導建設,右傾是我們的主要危險。」
這次會議開到次日凌晨1時結束。
1月20日,會議聽取分管計劃、財政和經濟的3位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的工作彙報。毛澤東插話說:
「要採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見相結合的開會方法。北京是一種空氣,地方又是一種空氣,要使這兩種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
1月20日晚上,毛澤東主持的關於三峽工程的會議繼續進行,會議室里坐滿了人。
此時,林一山、李銳的文章,早已印發給各位與會者。林一山的文章洋洋洒洒2萬多字,題目是:《關於長江流域規劃的初步意見》。內容是:1、長江概況。2、綜合開發長江水利資源的迫切性和對我國經濟建設的重大作用。3、以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為主體的流域規劃。4、有關興建三峽樞紐若干重要問題的研究。而李銳的文章則只有3000字,題目為《大力發展水電以保證電力工業十五年趕上英國和修建三峽水電站的問題》。李銳在文章中除了論述電力工業趕上英國的4個問題外,著重對三峽工程提出了6點看法:1、控制三峽工程修建時間的主要因素是什麼?2、投資問題。3、105萬人的搬遷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4、三峽與國防的關係。5、三峽的技術問題。6、關於「圍堰發電」問題。
這次會議的結果,正像李銳在1992年發表的《關於三峽問題的「御前」爭論——憶毛澤東親自主持的1958年南寧會議》一文中洋洋得意的描寫的那樣:「大概有點像圍棋什麼名人戰、天元戰的結局一樣,勝負已分,只待主持者宣布結果,會議不到半個小時就散了。」
毛澤東最後做了總結,他說:
「中央並沒有要修建的決定。對三峽我還是有興趣的,如果今後15年能夠建成,那是趕上美國的問題。還有原子彈問題,太集中了也不好,還得有別的電站。水力用之不竭,應當多搞水電,加快發展水電。『水主火輔』嘛,沒有水力的地方,當然要搞火電。」
毛澤東指著李銳說:
「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養秀才。」
他又轉向李銳說:
「你當我的秘書,我需要你這樣的秀才。」
李銳忙說:
「我當不了,水電業務忙得很。」
毛澤東說:
「你是兼職嘛。」
散會後,周小舟對李銳說:
「你中了狀元了!」
1月21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作總結講話。主要講工作方法60條。
他的講話提綱中借用了《離騷》的詞句,說明文件寫作中的「概念」和「判斷」的問題。這一部分可以說是一篇很好的哲學短文。
1月22日,是南寧會議的最後一天。
這一天毛澤東還要去南寧人民公園接見4萬名各族群眾。說來也是天不湊巧,接見活動安排在下午4點開始,可是還不到2點鐘,天上就下起雨來。南方雨水勤雨量多,一下起來就淅淅瀝瀝沒完沒了。毛澤東望望屋外,讓衛士把劉建勛、韋國清叫來,對他們說:
「這雨老是不停,別讓群眾淋壞了,我們還是早點去吧。」
安排4萬多人的聚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園裡早就披上了盛裝,接受檢閱的4萬名群眾,也早已按照指定位置排好了隊伍,此時儘管風吹雨淋,他們依然是翹首以待,期盼著毛澤東的出現。
下午2點多,毛澤東冒雨提前來到公園,4萬名群眾頓時沸騰了,他們歡呼著,跳躍著,一遍又一遍的高呼: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穿著風衣,臉上滴著水珠,接過青年們敬獻的鮮花,迎著人群走去,不住的向群眾揮手致意。
接見很快就結束了,毛澤東對劉建勛、韋國清說:
「天還在下雨,別讓群眾淋著了,快叫他們先回去吧!」
欲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后還有何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敘述。
東方翁曰:關於毛澤東在南寧會議期間就三峽工程所做的結論,李銳後來曾經評價說:「由此可見,在當時那樣緊張的批判『反冒進』的形勢下,三峽這樣具體問題爭論的結局,同這種形勢完全不協調,可見只要言之成理,毛澤東那時還是很聽得進反面意見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見。」
應該說,李銳並不了解毛澤東的全部歷史,也不可能知道毛澤東一貫是喜歡兼聽的。毛澤東在他的一生中,從進入湖南一師的時候開始,後來一直到暮年到逝世前,他都喜歡同別人討論問題,甚至是爭論問題,誰說的對就照誰的辦。李銳可能還不清楚,他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能夠「取勝」,僅僅是在於他那個「國防問題」的一點提示,使毛澤東開始顧慮原子彈的破壞問題了。毛澤東在第一次論證會上就說:「那可是下游幾千萬人民生命安全問題。」那時的中國,尚不具備對原子彈的防禦能力,否則的話,論證會可能就是另外一種結果了。
周小舟(1912年11月11日—1966年12月26日),原名周懷求,湖南湘潭黃荊坪鄉(今排頭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原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員會書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主席。

1912年11月11日,周小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黃荊坪鄉(今排頭鄉)一個地主家庭。他早年在三育小學、明德中學讀書。1931年8月從湖南大學預科班畢業,靠「周公獎學基金」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就讀,曾加入「非基督教同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國共二次合作前共產黨方面地下聯繫人。1934年,周小舟參加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1935年國文系畢業,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北平臨時市委宣傳部部長,曾任支部書記、北平學聯黨團領導人。一二·九運動領導人之一。1935年年11月底,周小舟調到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絡部工作。1936年春季,周小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赴江蘇省南京市秘密和中國國民黨的宋子文、陳立夫談判停止國共內戰、聯合抗日的問題。8月,周小舟赴陝西省延安市向中共中央彙報談判情況,之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秘書,後來作為毛澤東私人代表去新疆、太原宣傳抗日鬥爭和統戰工作。到盛世才主政的新疆、閻錫山主政的山西開展「統戰」工作。因出色完成任務,深得毛澤東的賞識和信任。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1938年秋季,周小舟出任中共冀中區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參加組織了冀中平原抗日游擊戰爭。1943年底,周小舟跟隨區黨委轉至北嶽區,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冀中委員會委員兼第六地委書記、第六軍分區政治委員。之後出任中共易縣縣委書記兼縣支隊政治委員、冀晉區第一地委書記兼第一軍分區政治委員。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周小舟先後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中共北嶽區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中共北嶽區第五地委書記兼第五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南下工作團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等職。期間,周小舟參加了華北解放戰爭和解放湖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小舟先後出任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兼省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中共湘西區黨委書記、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1953年,周小舟任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員會書記、第一書記,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主席、湖南省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南軍區黨委常委等職務。1958年,周小舟補選為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
從1953年起,毛澤東幾乎每年都到湖南視察,每次都由周小舟陪同。周小舟細心周到地安排毛的起居、安全和各種活動,令毛很滿意。

1959年,廬山會議上,周小舟受到批判。周因認同彭德懷批評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中的失誤,他質疑「主席有沒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險?」遭毛定性為「走資派」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員,被撤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省委委員,10月2日到湖南瀏陽縣的大瑤人民公社接受勞改,擔任公社黨委副書記。1962年6月調任廣州,任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副院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批鬥。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73歲生日),周因不堪人格和人身的侮辱,服安眠藥自殺身亡。197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恢復了他的名譽。同年5月30日,在廣州隆重舉行周小舟追悼大會,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楊尚昆主持大會,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致悼詞,給他平反昭雪。
「除四害」:毛澤東曾想把狗一起消滅
1958年,在關於「除四害」問題上,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了周小舟、周惠、胡繼宗、譚余保、徐啟文、李瑞山、秦雨屏(長沙市委書記)、孫雲英(常德地委書記)、華國鋒(湘潭地委書記)、陳郁發(郴州地委書記)、張振江(益陽縣委書記)、張鶴亭(寧鄉縣委書記)等人。與他們座談討論農業十七條。
毛澤東說:我在杭州寫了農業發展十七條,這次從北京出來,一路都在徵求意見,現在看起來十七條不夠,要搞個幾十條,把我國農業的發展目標都規劃一下,請大家發表意見,看能不能完成。今天請你們一條一條地發表意見,看能不能實現。毛澤東自己念,一條一條徵求意見,並親自做記錄。座談一直到晚上11點。
據參加座談的老同志回憶:省委派車接他們去專列向毛主席彙報工作。周小舟規定,不帶本子,不帶材料,憑心記,憑嘴說。專列車廂會議室,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鋪了白布,桌子兩旁擺著整整齊齊的靠背椅。在毛澤東坐處,桌上放著一大把削尖了的鉛筆,一疊稿紙,一盤中華香煙,一杯茶水。
毛澤東身著灰色中山裝,腳穿老式棉布鞋,慈祥可親。毛澤東一一詢問他們的姓名、年齡、學歷、籍貫,並一一用鉛筆記錄下來。周惠通報自己是江蘇潯雲人。毛澤東說,那裡有個雲台山,是花果山,那裡出了個孫悟空呵!孫雲英通報姓名時,毛澤東打趣道:「你是從天上來的呀?」接著講了一段神話故事。《今古奇觀》里有個雲英,是樊夫人的妹妹,修身成仙上天而去。幾句話將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初次見毛澤東的幾個地市縣委書記那種拘謹情態全都消失了。
當張鶴亭通報自己的籍貫時,毛澤東插話道:「啊!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盧俊義還是你的老鄉呢!」接著問寧鄉情況:「雙江口你去過嗎?回龍山你去過嗎?」張鶴亭答后,毛澤東又說,「回龍山我也去過,那山很高,和尚也多。我們給寺院送了對聯,寺院給了我們一元光洋,並讓我們宿了一晚。那裡虱婆子很多,一夜沒有睡好哩!」毛澤東回憶起1917年他與蕭子升作農村調查的情景,繼續說,「溈山我也去過,那裡有個萬佛寺,建築得很雄偉,珍藏很多佛經。這個寺在日本也有一點名氣。」
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毛澤東轉入調查。他詢問周小舟:湖南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佔總農戶的多少?周小舟回答:有60%多。毛澤東含笑說:你們主動了。周惠補充說:農民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積極性很高,原來省委規定控制在30%,現在達到60%了。毛澤東說,是農民群眾推動你們吧!步子還可快一點,不僅要大力發展初級社,還要辦高級社,「韶山就可以組織大社試試」。
這時,毛澤東的注意力轉到如何加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營管理、發展生產、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問題上了。毛澤東說:「農民組織起來后,合作社辦得好不好,根本一條看是否增產。要抓經營管理,管理好才能增產,增產了才能鞏固。評工記分時,要發揚民主,貫徹同工同酬,按勞分配的原則,不能歧視婦女勞動。」張鶴亭請示道:我在寧鄉縣珍洲農業社勞動模範王國華那裡調查,看到農民組織起來后,農村三分之一的勞動力有剩餘。毛澤東反問道:「怎麼解決富餘勞動力的出路呢!」張鶴亭答:「精耕細作。」毛澤東讚揚說:多種經營加精耕細作來解決農村多餘勞動力出路,是個好辦法。毛澤東邊談,邊取出1955年12月7日的《湖北日報》說:「你們看看王任重寫的《建設社會主義農村,建設人民幸福的新生活》一文吧!他有一些設想呵!」
隨著毛澤東的提示,省委副書記胡繼宗談了湖南農業發展方面的設想,也談了當時農村階級鬥爭狀況,講得有條有理。毛澤東表揚道:你有學問,懂得講科學種田,像個知識分子。在聽取省地市縣同志的簡要彙報后,迅速轉入商討農業發展綱要十七條。毛澤東逐條逐句地念,念一條,討論一條。當討論到「四、五、八」的奮鬥指標時,毛澤東問:「湖南再過12年能不能達到畝產800斤?」周惠答覆說:沒有特大災害,按現在發展速度能達到。胡繼宗說:深耕細作,改良品種,擴種雙季稻,多種綠肥,防止病蟲害,小密植,晚稻躲過寒露風,修好水利,是可以達到的,也許不要12年就可以達到。大家又補充了許多增產條件、措施。毛澤東聽了喜笑顏開,說:糧食指標就這樣定了,到那時,我國的糧食就不緊張了,工業化也有了基礎。
討論到「除四害」,毛澤東提出:烏鴉要不要消滅,麻雀要不要消滅?狗要不要消滅?周小舟說:狗有兩重性,一是看家,二是咬人。消滅它,群眾會有意見。毛澤東同意這個看法,在草稿上將「狗」字刪去了。經過熱烈爭論后,毛澤東說:烏鴉有害有益,可以將功折罪。麻雀吃穀子,大家都知道,給它划入「四害」內,也不冤枉,多數贊成。麻雀嘛,意見不一,有人說是害鳥,有人說是益鳥,麻雀吃蟲子,有保護莊稼作用,在座的都沒有解剖過麻雀,難於說服人,但可以保留意見,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裡嘛!毛澤東富有風趣地作了裁判。老鼠、蒼蠅、蚊子,是世間公認的百害無益的害蟲,消滅它,眾所贊成。但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提出三年消滅這些東西,參加座談者都覺得操之過急,難於實現,甚至是一種幻想。孫雲英爽直地說:「洞庭湖水面大,蚊子多,三年消滅不了。」毛澤東當即在草稿上,改為「基本消滅」。商討一直到晚上11時。
周小舟之死類似屈原乎
周小舟被撤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會後,周小舟到北京,「閉門思過」。直到寫了「認罪書」之後,才獲准回湖南,繼續接受批鬥。
被降為副科級官員
1958年,毛澤東發動「趕英超美」的大躍進運動,全國出現「大鍊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為標誌的「左」傾思潮迅速氾濫成災。
當時的周小舟頭腦還比較冷靜。他不贊成大鍊鋼鐵,專門請了鍊鋼的工程師、他的老同學吳鑒光來察看湖南省委大院內的土高爐。吳鑒光認為,土法鍊鋼,煉出來的東西鐵不像鐵、鋼不像鋼,根本達不到技術要求,是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周小舟決定停止土法鍊鋼。
周小舟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提法持保留態度。他對當時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吃大鍋飯,提出三條意見:(1)群眾願意,辦得好的,繼續辦下去,現有的少數大食堂,必須堅決分小;(2)群眾願意回家做飯的,聽其自願;(3)提倡辦農忙食堂和工地食堂。由於周小舟沒有像其他中共高官那樣「發高燒」,湖南的大躍進運動,沒出現太過極端的問題。
1958年12月,彭德懷回湖南調研,周小舟陪同他視察湘潭。經過3天接觸,周小舟發現他倆的許多觀點完全一致,談得十分融洽。彭德懷對當地幹部提出「八不準」要求:不準搞瞎指揮,不準浮誇,不準說假話,不準搞強迫命令,不準打人,不準罰口糧,不準拆社員房屋,不準毀風景林。周小舟對此表示認同。
1959年4月,周小舟和省委的一些人微服私訪,他把調查所獲的材料歸納為12個問題,主要為:反「共產風」,反「浮誇風」,取信於民,穩定人心。
到1959年,外省大批餓死人,湖南人卻4季都有飯吃。1959年,湖南省總人口3691.95萬,比1958年的3672.72萬,不但沒減少,還略有增加。1959年,中央從湖南調走20多億斤糧食。按當年每人每日1斤原糧標準,足供500萬至600萬人吃一年。
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確保湖南省糧食自給有餘的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不僅沒受到獎勵,相反,因為講真話,受到嚴厲批判,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
1959年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開擴大會議,作出「關於周小舟右傾反黨活動的決議」。會議決定讓周小舟去瀏陽縣大瑤公社當副書記,接受改造。
一場接一場噩夢
1957年春,毛澤東號召黨外人士給黨提意見,后號召黨內知識份子幫黨整風,實際上是「引蛇出洞」。當「蛇」都被引出來之後,毛澤東立即轉向,1957年6月8日,發出「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場大劫難,全國共打了55萬多右派,許多人被迫害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這年9月,湖南省直機關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3倍多,黨內右派比7月底增加4倍多。湖南省委機關報《新湖南報》,54人被打成右派,揪出了一個全國新聞系統最大的反黨集團。周小舟本人是筆杆子,當過湖南省委宣傳部長,跟這些人都很熟,突然看到這些人全部「中槍」倒下,心裡很不是滋味,又無力保護他們,只好向中央請病假,到青島療養。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帶頭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號召「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糧食生產「放衛星」,從6月小麥畝產2105斤,到9月水稻畝產13萬斤,整個國家陷入胡言亂語的顛狂狀態。結果,許多地方出現大飢荒,餓死很多人。1959年7月中共召開廬山會議時,周小舟原以為會對全黨「發高燒」降降溫,沒想到,竟然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打倒。
之後,毛澤東發動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全國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黨員幹部高達365萬人。1959年到1962年,全國餓死老百姓達3860多萬。1961年4月14日,毛澤東秘書胡喬木在一份調查報告中寫道:「據(湖南省湘鄉)縣委說,全縣3年約死3萬人,去年約死2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周小舟被打倒后,湖南也出現大面積餓死人現象。
廬山一別,毛澤東對周小舟恩斷義絕。周小舟內心裡,一直認為自己沒有錯。1959年10月5日,周小舟與大瑤公社書記有過一次長談。他說:「我不承認我是反黨、反毛主席的,我只是如實向中央反映了一些情況。」
萬念俱灰絕望而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一起,周小舟首當其衝,廬山會議的舊賬被造反派翻出來反覆追究,接二連三的批鬥會,沒完沒了的檢查交代,家門口貼滿了大字報,令他身心俱疲。特別是造反派勒令他將多年收藏的古書文物集中燒毀時,他心如刀絞,一邊燒,一邊放聲哭喊:「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
這一切徹底擊垮了周小舟的意志,他感到所有希望都破滅了,什麼理想、信念、奮鬥、事業,統統沒有任何意義了。1966年12月26日,對中共徹底絕望的周小舟,撒手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