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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日本的東西我什麼都喜歡採訪周作人井上紅梅 著 董炳月 譯
周作人乃魯迅之弟，1885年生於浙江紹興。曾就讀於南京水師學堂，后被作為建築學研修生派來日本留學。明治三十八年到東京，改變目的轉入法政大學，後來從事文學研究。明治四十四年 (1911) 因辛亥××回國，在浙江擔任視學一年，執教紹興中學四年，大正六年 （民國6年 1917）入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不久被聘為同校教授，並一度擔任燕京大學教授。後來在北京大學設立外國文學科，講授日本文學，致力於中國新文學建設的指導，以至於今。有《域外小說集》（外國文學讀本）、《過去的生命》（詩集）、《看雲集》（隨筆集）等著作。大正八年曾經來東京，這次是相隔十六年的訪日。
問：您這次是為什麼來日本？
答：我在北京大學外國文學科（英、德、法、日文學）講授日本文學，很久沒來日本了，這次是利用暑假來搜集資料。
問：日本文學的課程是怎樣劃分的？
答：從現代日語回溯到《萬葉集》。《萬葉集》每周兩課時，一年講完，所以只能講個大概。講授這門課的是這次一起來日本的徐祖正先生。
問：《萬葉集》與苗族的山歌等等好像有類似之處。您怎麼看？
答：是嗎？這個問題我不太清楚。不過，《萬葉集》與《詩經》倒是有類似之處。在率真地表達感情這方面，古人的共通點很多吧。
問：據說日語中的「漢音」是一種特殊的東西。先生對此有何高見？
答：有人說日語中保留著許多唐代的發音，對於唐音研究頗有參考價值。學習日語最初兩年會覺得很容易，但越是深入就越難。法語、德語倒是讓人覺得簡單。
問：中國有沒有和謠曲、能樂類似的東西？
答：崑曲很相似，但崑曲是近代的東西。
問：崑曲里也有佛教的厭世思想嗎？
答：崑曲是雖然也有《思凡》《白蛇傳》等吸收了佛教思想的作品，但大部分還是有所不同。這或許是因為受到了道教的現世思想的浸染。
問：現代日語的教材是哪些作品？
答：基本是明治文學。大部分尚未被譯成漢語。例如幸田露伴、夏目漱石、高濱虛子、田山花袋、志賀直哉、佐藤春大、長冢節等等。長冢節先生的《土》等作品很受學生歡迎。
問：被翻譯成中文的一般是什麼樣的作品？
答：最初武者小路實篤先生的作品頗受歡迎。那是因為五四運動時期有很多人對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產生共鳴。文學理論方面，當時也是托爾斯泰的文學理論受重視。島崎藤村、國木田獨步、芥川龍之介、有島武郎等人的作品也有翻譯。菊池寬的作品被翻譯過去的都是通俗小說，其中包括《再與我接個吻吧》等等。現在左派正在大量翻譯普羅文學，例如林房雄、小林多喜二、藤森成吉、德永直等人的作品。
問：尾崎紅葉、泉鏡花、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等，您覺得這類作家的作品怎麼樣？
答：不受歡迎。
問：我覺得純粹日本風格的東西在中國並不受歡迎，中國歡迎的是外國化了的日本。是這樣嗎？
答：也許是那樣。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精通日語的人，讀不懂。
問：先生的《域外小說集》開了介紹外國文學的先河。據說那時候還沒有白話體，是使用古文忠實地進行翻譯。
答：是的。那是明治四十二三年和家兄一起翻譯的。第一集印了五百本，結果只賣出去十本，實在可憐。出乎意料的是現在反而暢銷。現在那本書由上海的群益書社出版了第一集和第二集。
問：在那之前林琴南大量翻譯了外國小說。據說那是一種特殊的東西，稱之為「改寫」也未嘗不可。
答：確實如此。我們並非沒有受過林琴南的影響，但是，從比他的古文更古的章炳麟的古文中接受的東西多。不過，我們是打算在盡量不違背原意的前提下下功夫翻譯。
問：被收錄的是哪些作家？
答：王爾德、莫泊桑、愛倫·坡、安特萊夫、顯克維支等。
問：據說中國的歐美文學研究者如果不學日語的話，翻譯的時候在表達上就會遇到困難。實際情形是那樣嗎？
答：外國文學作品都是直接從原文翻譯。中國沒有新辭彙，所以從日語中借用。不懂日語的人也到《德日辭典》中去找辭彙。不過那不稱「日語」，而是稱「新成語」。但是，俄語著作的翻譯幾乎全部以日語譯文為依據。左派作家中留學日本的多，討論熱烈，知識豐富，但其理論並不能與創作實踐統一起來。
問：據說中國的歐美文學研究者如果不學日語的話，翻譯的時候在表達上就會遇到困難。實際情形是那樣嗎？
答：外國文學作品都是直接從原文翻譯。中國沒有新辭彙，所以從日語中借用。不懂日語的人也到《德日辭典》中去找辭彙。不過那不稱「日語」，而是稱「新成語」。但是，俄語著作的翻譯幾乎全部以日語譯文為依據。左派作家中留學日本的多，討論熱烈，知識豐富，但其理論並不能與創作實踐統一起來。
問：關於魯迅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您怎麼看？
答：家兄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之後，在文學理論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創作方面基本上沒有拿出什麼東西。理論搞過了頭，對作品的要求也就更加嚴格，小說之類也就寫不出來了。關於最近的魯迅，您怎麼看呢？
問：是的。在《文學》上讀到了他的《我的種痘》。和《吶喊》《彷徨》時代相比，風格基本上沒有變化。魯迅的小說揭露了舊社會的痼疾，展示了中世紀的社會形態在新文化衝擊下急劇變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同樣在半信半疑中徘徊的景象。這一點好像是最受一般人歡迎的。不過，實際上，魯迅小說耐人尋味的地方是對舊社會作富於同情的描寫，在揭露社會痼疾的同時對社會懷有深切的關懷。我覺得，也許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沒有流於其他作家的乾癟與枯燥，而能寫出藝術蘊含豐富的作品。您以為如何？
答：是的，也有人試圖把文藝作為政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手段來使用。
問：郁達夫的《遲桂花》等作品即日本所謂「心境小說」，您覺得那類東西怎麼樣？
答：受到了左派大規模的批判和貶損。總之，撞上左派的槍口誰都不是對手。在日本，經過明治、大正，各種外國文學都被消化過了，但是在中國，是一抬腳就飛向普羅文學。什麼前提、根據都不要，只有「革命」是他們關心的。
問：德田秋聲、宇野浩二的作品，中國有翻譯嗎？
答：宇野浩二的情況不清楚。德田秋聲的作品連一篇都沒有被翻譯。
問：橫光利一的作品也有了翻譯。去年在《文學》上刊載的《拿破崙與金錢癬》似乎是橫光作品中最初被翻譯為中文的。
答：好像是。那種作品翻譯起來很困難。
問：通俗小說是怎樣的東西？
答：有討論，但作品還沒有出現。中國的章回小說里有一種特殊的類型，隨便虛構一個人物使故事繼續下去，即所謂「連續小說」。也許可以算作通俗小說吧。那也被政治或者訓導所利用。
問：據說上海的一位名叫張恨水的作家寫了很多。
答：是的。藝術價值低，但很受大眾歡迎。而且，那種作品的暢銷構成了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以革命為題材、以貧民為朋友的作品是受歡迎的。不過，左派對他的作品不滿意，說他的作品里只有黑暗沒有光明。
問：據說您的弟子中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很多。
答：不，沒有那種事。來學校聽我講課的人很多，但關係密切的只有兩三位。俞平伯現有擔任清華大學教授，他是俞曲園的曾孫，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他經常寫些評論。作家裡有馮文炳和冰心女士。馮文炳筆名「廢名」，現在擔任北京大學英文科教授。他的《桃園》、《棗》、《橋》（上卷）以及《莫須有先生傳》等作品已經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前三個集子中的作品與鈴木三重吉的風格類似。《莫須 有先生傳》是一種特殊的作品，受到莊子的文章和李義山詩的影響，大量吸收了支那固有的思想。象徵手法的運用甚至會使讀者在最初閱讀的時候不易理解，但我覺得那種作品很好。社會改革家們如果把過去的、傳統的東西徹底破壞，「中國」這種特色也就消失了。
問：這次來日本，有沒有什麼特別引起您注意的事情？
答：好像是。那種作品翻譯起來很困難。
問：通俗小說是怎樣的東西？
答：有討論，但作品還沒有出現。中國的章回小說里有一種特殊的類型，隨便虛構一個人物使故事繼續下去，即所謂「連續小說」。也許可以算作通俗小說吧。那也被政治或者訓導所利用。
問：據說上海的一位名叫張恨水的作家寫了很多。
答：是的。藝術價值低，但很受大眾歡迎。而且，那種作品的暢銷構成了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以革命為題材、以貧民為朋友的作品是受歡迎的。不過，左派對他的作品不滿意，說他的作品里只有黑暗沒有光明。
問：據說您的弟子中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很多。
答：不，沒有那種事。來學校聽我講課的人很多，但關係密切的只有兩三位。俞平伯現有擔任清華大學教授，他是俞曲園的曾孫，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他經常寫些評論。作家裡有馮文炳和冰心女士。馮文炳筆名「廢名」，現在擔任北京大學英文科教授。他的《桃園》、《棗》、《橋》（上卷）以及《莫須有先生傳》等作品已經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前三個集子中的作品與鈴木三重吉的風格類似。《莫須 有先生傳》是一種特殊的作品，受到莊子的文章和李義山詩的影響，大量吸收了支那固有的思想。象徵手法的運用甚至會使讀者在最初閱讀的時候不易理解，但我覺得那種作品很好。社會改革家們如果把過去的、傳統的東西徹底破壞，「中國」這種特色也就消失了。
問：這次來日本，有沒有什麼特別引起您注意的事情？
答：丸之內的變化讓我吃驚。還有交通事業的發達。
問：日本飯菜合先生的口味嗎？
答：沒問題，日本的東西我什麼都喜歡。
——譯自改造社《文藝》1934年9月第2卷第9號。
譯者附記
1934年暑假，周作人攜妻羽太信子往東京。7月11日離開北京到天津，乘大阪商船長城丸出發，l4日上午到門司，l5日到東京，停留約一個半月，8月28日離東京，30日自門司乘船離開日本回國。此間的日記中關於井上紅梅的記載有兩處：7月28日項下：「下午井上紅梅君來訪」；8月4日項下：「上午改造社鈴木來入浴同耀辰往訪阪西君午返井上紅梅又來未見下午一時同信子耀辰往淺草觀音一參」。顯然，上面這篇訪談是7月28日二人見面的結果。一周后「又來未見」，可見周作人對井上紅梅並不那麼熱情。井上紅梅，生卒年未詳，一說為明治十四至昭和二十四年（1881—1949）。大正二年（1913）到上海漫遊，著有《支那風俗》三卷，被稱為「支那通」。昭和十一至十二年（1936—1937）參加改造社七卷本《大魯迅全集》的翻譯工作。在《改造》《文藝》等雜誌上發表過介紹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文字。
上面這篇訪談發表之後，黃源先生立即作了節譯，譯文收入陶明志所編《周作人論》。筆者查閱了日文原文後，發現黃源先生譯出的部分只相當於原文的三分之一，所以這裡將全文譯出，以供國內學者參考。為照顧譯文風格的統一，這裡將黃源先生譯過的部分作了重譯。文中周作入對於日語及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左翼作家等的認識與評價，均值得注意。（1998年夏記於東京）
周作人的「日常」
周作人1967年5月6日離開人世，距今已經半個多世紀。他在八十歲那年的日記中表明心跡，說「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但他這理想未能實現。他 留下了大量著作與譯作，留下了許多照片。他「活」在文學史上，「活」在當今的文化生活中。不言而喻，現在是「活」在這套叢書中。
周作人的神情，可謂超然、冷靜。他中年之後的每一張照片，幾乎都在展示那種出家人式的超然、冷靜。周作人認為自己是和尚轉世，
在《五十自壽詩》中稱「前世出家今在家」。光頭，形象也接近出家人。相由心生，文如其人。周作人的超然、冷靜，是可以用其作品來印證的。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那些說古道今、回憶往事的散文，談茶、談酒、談點心、談野菜、談風雨的散文。也就是本叢書中《我這有限的一生》《都是可憐的人間》《日常生活頌歌》這三本散文集收錄的作品。本質上，周作人的超然與冷靜，與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關。這種日常性，亦可稱為「世俗性」或「庶民性」。在周作人這裡，「日常」是一種價值，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書寫方式。因此他追求「生活的藝術」，主張「平民文學」，獲得了「自己的園地」。
年輕時代的周作人，也曾是憂國憂民、放眼世界的熱血青年。五四時期，他投身新文化建設，倡導新村運動，參與發起了文學研究會。周作人獲得超然、冷靜的日常性，是在中年之後。確切地說是在1920年代中後期。他在1923年7月18日寫給魯迅的絕交信中說：「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人生觀開始改變。1925年元旦寫短文《元旦試筆》，聲稱「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義上來了。」「五四時代我正夢想著世界主義，講過許多迂遠的話，去年春間收小範圍，修改為亞洲主義。及清室廢號遷宮以後，遺老遺少以及日英帝國的浪人興風作浪，詭計陰謀至今未已，我於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覺得民國根基還未穩固，現在須得實事求是，從民族主義做起才好。」思想起伏頗大。1926年經歷了「三一八慘案」的衝擊，1928、1929年間寫《閉戶讀書論》《啞吧禮讚》《麻醉禮讚》等文，於是進入「苦雨齋」，喝「苦茶」並且「苦住」，最終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日常」的價值觀。不幸的是，1939年元旦遭槍擊，在內外交困之中出任偽職。所幸，日本戰敗，晚年周作人在社會的邊緣向日常性回歸。《老虎橋雜詩》中的作品，就體現了這種回歸。
上文所引「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一語中的「人間」是個日語漢字詞，意思是「人」。魯迅的《人之歷史》一文，1907年12月在東京《河南》月刊上發表時，題目本是《人間之歷史》。1926年魯迅將其編入《墳》的時候，改文題中的「人間」為「人」。精通日語者，中文寫作難免打上日語印記。不過，周作人這裡使用的「人間」一詞，大概也表達了一種超越個人的「人間情懷」。他1926年6月7日寫的雜文《文人之娼妓觀》，就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的那句「我是跪在人類的一切苦難之前」，並說「這樣偉大的精神總是值得佩服的」。辭彙的微妙體現了思想的微妙。
在周作人這裡，「日常」與「非日常」保持著或隱或顯的對應關係。
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而日本文化的日常性、世俗性、庶民性正是他鐘情的。他讚美日本人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喜愛日本浮世繪，翻譯了日本名著《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本叢書中清少納言的《枕草子》與石川啄木的《從前的我也很可愛啊》，同樣包含著這種日常性。
關於清少納言與其《枕草子》，周作人在其中文譯本的後記中做了說明。他將《枕草子》的內容分為三類——類聚、日記、感想，從其分類可見，「散文」之於《枕草子》，是體裁也是精神。早在1923年，周作人在《歌詠兒童的文學》一文中言及《枕草子》，即稱讚其「敘述較詳，又多記宮廷瑣事，而且在機警之中仍留存著女性的優婉纖細的情趣，所以獨具一種特色」。日常性，本是清 少納言觀察生活的主要視角。她在《枕草子》中寫道：「那些高貴的人的日常生活，是怎麼樣的呢？很是想知道，這豈不是莫名其妙的空想么？」（卷十二）推敲《枕草子》的書名，亦可推敲出散文式的自由與散漫。在日語中，「草子」本是「冊子」（或「草紙」）的諧音詞，「枕草子」中的「草子」即「冊子」之意。但是，為何是寫作「枕草子」而不是寫作「枕冊子」？在我看來，寫作「枕草子」的結果，是書名與日語固有詞「草枕」（くさまくら）發生了關聯。「草枕」一詞體現了日本傳統遊記文學的自由精神。束草為枕，乃旅寢、暫眠之意。夏目漱石亦有小說名作《草枕》（1906年）。
石川啄木（1886—1912）二十六歲病故，與其說是英年早逝不如說是夭折。五四後期他就受到周作人的關注。周作人編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兩條血痕》（開明書店1927年出版），收錄了石川啄木的同題小說《兩條血痕》。周作人在這篇小說後面的譯者附記（寫於1922年8月1日）中介紹石川啄木的生平與創作，說《兩條血痕》「是一種幼時的回憶，混合『詩與真實』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詩歌，尤為著名，曾譯其詩五首登《新青年》九卷四號，又短歌二十一首，載在《努力》及《詩》第五號上」。至1959年翻譯《可以吃的詩》，周作人翻譯石川啄木作品的時間長達近四十年。他喜愛石川啄木的作品，不僅是因為石川作品混合了「詩與真實」，也不僅是因為他與石川同樣悲觀於生命的偶然與短暫，而且與石川作品的日常性、日本性有關——結合石川的詩歌來看尤其如此。《一握砂》《可悲的玩具》兩本詩集中，多有描寫日常生活的詩。「扔在故鄉的/路邊的石頭啊，/今年也被野草埋了吧。」「茫然的/注視著書里的插畫，/把煙草的煙噴上去看。」等等。有的詩吟詠的日常生活過於瑣細，因此如果不反覆閱讀就無法品味其中近於禪味的詩意。這兩本詩集收錄的都是三行一首的短詩。這種「三行詩」的形式並非偶然形成，而是石川啄木受到其好友、歌人土岐善麿（1885—1980）羅馬字詩集NAKIWARAI（可譯為《泣笑》）的三行詩啟發，刻意追求的。在周作人看來，短小的形式最適合表現日本詩歌的美的特質。他在《日本的詩歌》（約作於1919年）一文中說：「短詩形的興盛，在日本文學上，是極有意義的事。日本語很是質樸和諧，做成詩歌，每每優美有餘，剛健不足；篇幅長了，便不免有單調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為貴。
」清少納言與石川啄木，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品出味道、發現美，是因為他們有一顆「日常」的心，並且身處日本的精細文化之中。在《枕草子》中，清少納言描寫日常生活情景之後，經常重複那句「這是有意思的」，可見其品味生活的自覺性。石川啄木，甚至能夠把自己豐富的情感投射到海島沙灘上的一把沙子（「一握砂」）中。這兩位日本作家生活的時代相差近千年，而他們同樣為周作人所喜愛。周作人翻譯他們的作品，是發現、認同他們的同一性，也是發現自我。這五本書中，三本是創作，兩本是翻譯，但保持著精神與美學的一致性。由此能夠讀懂周作人，讀懂他與日本文化的共鳴，讀懂現代中國文化史的重要側面。更重要的是，我們通過這種閱讀，能夠感受到豐富的日常性，深化對日常性的理解。對於我等往來於世俗生活之中的芸芸眾生來說，「日常」是一種常態，是生命本身，因而是尊貴的。
2018年12月31日序於寒蟬書房
董炳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
答：沒問題，日本的東西我什麼都喜歡。
——譯自改造社《文藝》1934年9月第2卷第9號。
譯者附記
1934年暑假，周作人攜妻羽太信子往東京。7月11日離開北京到天津，乘大阪商船長城丸出發，l4日上午到門司，l5日到東京，停留約一個半月，8月28日離東京，30日自門司乘船離開日本回國。此間的日記中關於井上紅梅的記載有兩處：7月28日項下：「下午井上紅梅君來訪」；8月4日項下：「上午改造社鈴木來入浴同耀辰往訪阪西君午返井上紅梅又來未見下午一時同信子耀辰往淺草觀音一參」。顯然，上面這篇訪談是7月28日二人見面的結果。一周后「又來未見」，可見周作人對井上紅梅並不那麼熱情。井上紅梅，生卒年未詳，一說為明治十四至昭和二十四年（1881—1949）。大正二年（1913）到上海漫遊，著有《支那風俗》三卷，被稱為「支那通」。昭和十一至十二年（1936—1937）參加改造社七卷本《大魯迅全集》的翻譯工作。在《改造》《文藝》等雜誌上發表過介紹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文字。
上面這篇訪談發表之後，黃源先生立即作了節譯，譯文收入陶明志所編《周作人論》。筆者查閱了日文原文後，發現黃源先生譯出的部分只相當於原文的三分之一，所以這裡將全文譯出，以供國內學者參考。為照顧譯文風格的統一，這裡將黃源先生譯過的部分作了重譯。文中周作入對於日語及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左翼作家等的認識與評價，均值得注意。（1998年夏記於東京）
周作人的「日常」
周作人1967年5月6日離開人世，距今已經半個多世紀。他在八十歲那年的日記中表明心跡，說「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但他這理想未能實現。他 留下了大量著作與譯作，留下了許多照片。他「活」在文學史上，「活」在當今的文化生活中。不言而喻，現在是「活」在這套叢書中。
周作人的神情，可謂超然、冷靜。他中年之後的每一張照片，幾乎都在展示那種出家人式的超然、冷靜。周作人認為自己是和尚轉世，
在《五十自壽詩》中稱「前世出家今在家」。光頭，形象也接近出家人。相由心生，文如其人。周作人的超然、冷靜，是可以用其作品來印證的。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那些說古道今、回憶往事的散文，談茶、談酒、談點心、談野菜、談風雨的散文。也就是本叢書中《我這有限的一生》《都是可憐的人間》《日常生活頌歌》這三本散文集收錄的作品。本質上，周作人的超然與冷靜，與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關。這種日常性，亦可稱為「世俗性」或「庶民性」。在周作人這裡，「日常」是一種價值，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書寫方式。因此他追求「生活的藝術」，主張「平民文學」，獲得了「自己的園地」。
年輕時代的周作人，也曾是憂國憂民、放眼世界的熱血青年。五四時期，他投身新文化建設，倡導新村運動，參與發起了文學研究會。周作人獲得超然、冷靜的日常性，是在中年之後。確切地說是在1920年代中後期。他在1923年7月18日寫給魯迅的絕交信中說：「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人生觀開始改變。1925年元旦寫短文《元旦試筆》，聲稱「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義上來了。」「五四時代我正夢想著世界主義，講過許多迂遠的話，去年春間收小範圍，修改為亞洲主義。及清室廢號遷宮以後，遺老遺少以及日英帝國的浪人興風作浪，詭計陰謀至今未已，我於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覺得民國根基還未穩固，現在須得實事求是，從民族主義做起才好。」思想起伏頗大。1926年經歷了「三一八慘案」的衝擊，1928、1929年間寫《閉戶讀書論》《啞吧禮讚》《麻醉禮讚》等文，於是進入「苦雨齋」，喝「苦茶」並且「苦住」，最終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日常」的價值觀。不幸的是，1939年元旦遭槍擊，在內外交困之中出任偽職。所幸，日本戰敗，晚年周作人在社會的邊緣向日常性回歸。《老虎橋雜詩》中的作品，就體現了這種回歸。
上文所引「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一語中的「人間」是個日語漢字詞，意思是「人」。魯迅的《人之歷史》一文，1907年12月在東京《河南》月刊上發表時，題目本是《人間之歷史》。1926年魯迅將其編入《墳》的時候，改文題中的「人間」為「人」。精通日語者，中文寫作難免打上日語印記。不過，周作人這裡使用的「人間」一詞，大概也表達了一種超越個人的「人間情懷」。他1926年6月7日寫的雜文《文人之娼妓觀》，就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的那句「我是跪在人類的一切苦難之前」，並說「這樣偉大的精神總是值得佩服的」。辭彙的微妙體現了思想的微妙。
在周作人這裡，「日常」與「非日常」保持著或隱或顯的對應關係。
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而日本文化的日常性、世俗性、庶民性正是他鐘情的。他讚美日本人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喜愛日本浮世繪，翻譯了日本名著《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本叢書中清少納言的《枕草子》與石川啄木的《從前的我也很可愛啊》，同樣包含著這種日常性。
關於清少納言與其《枕草子》，周作人在其中文譯本的後記中做了說明。他將《枕草子》的內容分為三類——類聚、日記、感想，從其分類可見，「散文」之於《枕草子》，是體裁也是精神。早在1923年，周作人在《歌詠兒童的文學》一文中言及《枕草子》，即稱讚其「敘述較詳，又多記宮廷瑣事，而且在機警之中仍留存著女性的優婉纖細的情趣，所以獨具一種特色」。日常性，本是清 少納言觀察生活的主要視角。她在《枕草子》中寫道：「那些高貴的人的日常生活，是怎麼樣的呢？很是想知道，這豈不是莫名其妙的空想么？」（卷十二）推敲《枕草子》的書名，亦可推敲出散文式的自由與散漫。在日語中，「草子」本是「冊子」（或「草紙」）的諧音詞，「枕草子」中的「草子」即「冊子」之意。但是，為何是寫作「枕草子」而不是寫作「枕冊子」？在我看來，寫作「枕草子」的結果，是書名與日語固有詞「草枕」（くさまくら）發生了關聯。「草枕」一詞體現了日本傳統遊記文學的自由精神。束草為枕，乃旅寢、暫眠之意。夏目漱石亦有小說名作《草枕》（1906年）。
石川啄木（1886—1912）二十六歲病故，與其說是英年早逝不如說是夭折。五四後期他就受到周作人的關注。周作人編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兩條血痕》（開明書店1927年出版），收錄了石川啄木的同題小說《兩條血痕》。周作人在這篇小說後面的譯者附記（寫於1922年8月1日）中介紹石川啄木的生平與創作，說《兩條血痕》「是一種幼時的回憶，混合『詩與真實』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詩歌，尤為著名，曾譯其詩五首登《新青年》九卷四號，又短歌二十一首，載在《努力》及《詩》第五號上」。至1959年翻譯《可以吃的詩》，周作人翻譯石川啄木作品的時間長達近四十年。他喜愛石川啄木的作品，不僅是因為石川作品混合了「詩與真實」，也不僅是因為他與石川同樣悲觀於生命的偶然與短暫，而且與石川作品的日常性、日本性有關——結合石川的詩歌來看尤其如此。《一握砂》《可悲的玩具》兩本詩集中，多有描寫日常生活的詩。「扔在故鄉的/路邊的石頭啊，/今年也被野草埋了吧。」「茫然的/注視著書里的插畫，/把煙草的煙噴上去看。」等等。有的詩吟詠的日常生活過於瑣細，因此如果不反覆閱讀就無法品味其中近於禪味的詩意。這兩本詩集收錄的都是三行一首的短詩。這種「三行詩」的形式並非偶然形成，而是石川啄木受到其好友、歌人土岐善麿（1885—1980）羅馬字詩集NAKIWARAI（可譯為《泣笑》）的三行詩啟發，刻意追求的。在周作人看來，短小的形式最適合表現日本詩歌的美的特質。他在《日本的詩歌》（約作於1919年）一文中說：「短詩形的興盛，在日本文學上，是極有意義的事。日本語很是質樸和諧，做成詩歌，每每優美有餘，剛健不足；篇幅長了，便不免有單調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為貴。
」清少納言與石川啄木，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品出味道、發現美，是因為他們有一顆「日常」的心，並且身處日本的精細文化之中。在《枕草子》中，清少納言描寫日常生活情景之後，經常重複那句「這是有意思的」，可見其品味生活的自覺性。石川啄木，甚至能夠把自己豐富的情感投射到海島沙灘上的一把沙子（「一握砂」）中。這兩位日本作家生活的時代相差近千年，而他們同樣為周作人所喜愛。周作人翻譯他們的作品，是發現、認同他們的同一性，也是發現自我。這五本書中，三本是創作，兩本是翻譯，但保持著精神與美學的一致性。由此能夠讀懂周作人，讀懂他與日本文化的共鳴，讀懂現代中國文化史的重要側面。更重要的是，我們通過這種閱讀，能夠感受到豐富的日常性，深化對日常性的理解。對於我等往來於世俗生活之中的芸芸眾生來說，「日常」是一種常態，是生命本身，因而是尊貴的。
2018年12月31日序於寒蟬書房
董炳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
井上紅梅（1881年—1949年）是一位日本學者，翻譯家。是一位中國文化、中國文學愛好者。
生平
本名為井上進，1881年出生於東京都新宿區新小川町，父親是一位向中國輸送武器的出口貿易商人，但去世比較早。1887年被銀座尾張町（現中央區銀座）的一家從事西服生意的名為井上商店的老闆井上安兵衛收養，1911年養父去世后，由宮田芳三繼承家業。1913年去上海漫遊，1926年翻譯《狂人日記》，1930年返回日本從事寫作和翻譯，1935年至1937年將魯迅全集陸續翻譯為日文。
著作
- 《支那風俗》三卷
參考來源
外部鏈接
- 勝山稔「戦前期において支那愛好者が果たした文化受容活動の実證的研究――井上紅梅を中心に」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科學研究費助成事業データベース）
| 另類的中國通——井上紅梅 | |
龍昇 | |
| 讀騰訊·大家上俞天任先生的《支那通，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怪物》（原題《「支那通」以及「支那通」思維》）文，見其文述說的「支那通」是「昭和歷史書經常出現的名詞」，指的「是當時陸軍中的一個群體」。不說讀後感，卻說讀後腦中浮出了另一類「支那通」：一批日本大正時代和昭和初期活躍於中國的文化單位和文化人。對比那一個陸軍群體，他們是一個體制外的文化和文化人群體，比如設在上海的內山書店、日本堂書店、報刊《上海日日新聞》等，比如曾居上海、南京、蘇州多年的文化人井上紅梅，引出上海別稱、寫下小說《魔都》的松村梢風，曾數十次旅行中國、寫下《支那風俗之話》等大量中國風物誌的語言學者后藤朝太郎等。想說說的井上紅梅，有很多頭銜，其一就是「支那通」。 俞天任先生原題中的支那通是加了引號的，非常理解。說井上紅梅也免不了出現「支那通」或」「支那」之詞，我乾脆在文題中用「中國通」吧。 一 他悄悄而來，不善經商，由文青變成了中國通。 井上紅梅的生卒之年，公式說法是1881年—1949年，但沒有具體的生卒月日。只知他的生父是貿易商，未知姓名。只知他幼年喪父，先由祖母領養，后在七歲時過繼給了設在東京銀座尾張町開設「井上商店」的店主井上安兵衛當養子，取名井上進。此後的他才有了較清晰的人生軌跡。就是說，幼年少年的井上紅梅形象很模糊，給人悄悄而來之感。 井上紅梅的較清晰的人生軌跡的出現，除去極少的自己記載，更多地可從宮田芳三、寺田寅彥兩個人的人生軌跡和記載中找到。宮田芳三，也是1881年生，十三歲時進「井上商店」當店員，後來邊工作邊讀早稻田大學的講義，經校外考試，取得了畢業資格。「井上商店」經營紡織品、繃帶材料、醫療器械和雜貨，面對的主要客戶是軍方，宮田芳三發明了一種「伸縮繃帶」的製作方法，成品被軍方大量採用為醫用繃帶和綁腿，他的發明為商店帶來利益，得到店主井上安兵衛的器用。作為養子，井上紅梅被井上安兵衛送進商業學校讀書，這紅梅卻因病中途退學了，原來他志不在商而願當文青。 因以上原因，義父廢了他的名分，改認宮田芳三為義子。卻說宮田芳三比井上紅梅更文青，他早井上一年就在青年文藝雜誌上投稿發文，且比用了筆名的井上紅梅著文多、文采高，因此了解青年時代的井上紅梅可從宮田芳三的人生軌跡中打撈一些。寺田寅彥，是很有名氣的物理學家、隨筆家、俳人，他讀東京帝國大學時曾寄宿在「井上商店」，成名后也常來店作訪。那時的井上紅梅正由少年轉入青年，他們之間有過一段交集，因此井上之名和事情會在寺田的日記和記事中出現。 1911年，「井上商店」店主去世，井上紅梅將商店的經營權和債權讓渡給了宮田芳三。1912年，改姓為井上的宮田芳三正式襲名井上安兵衛第二代。其間，井上紅梅曾開過中華料理店，也因不是經商的料而破產。1913年，三十二歲的井上紅梅囊中羞澀地到中國放浪去了，一去多年，他由文青變成了「支那通」，完成了自著、合著的近三十部的等身著作中的大多半。 二 他多年在上海、南京、蘇州居住，以親臨、親見、親感而成了中國通， 境況窘困的井上紅梅先在上海、香港、台灣漂泊了一年多后，於1915年，在日文版的《上海日日新聞》謀到一個記者之職，才選上海定居下來，先住福州路后居淡水路。住了一段時間，除去一般報道文章，他更深入到對中國風俗的觀察研究，他在淡水路的住房裡創辦了只有一人的「支那風俗研究會」和只有他一個人著文的日本語雜誌《支那風俗》。1918年起，上海日本堂書店，將他積三年觀察研究出的報道文章結集，出版了上中下三部頭的《支那風俗》，內容大部分涉及到中國的「吃喝嫖賭戲」——吃（菜肴）、喝（酒）、嫖（女人）、賭（賭博）、戲（戲劇）。筆者曾從福岡縣立圖書館借閱到《支那風俗》的複寫版，看到書中除去作者自序里提到的那「五大道樂」外，還有對中國南方服裝服飾、方言、茶道、迷信、街頭叫賣聲等記錄描述。 1921年，在發表了《支那女研究香艷錄》之後，井上紅梅移步南京，抱著「想進中國家庭過中國人樣的生活看看」的想法，經人介紹，與一個蘇州籍的帶著拖油瓶的小寡婦畢碧梅過了三年結婚生活，那段生活終因供不起碧梅的吸食鴉片的費用（也包括自己的沉湎於酒）而結束，他又移居到了蘇州。不過在那三年內，井上紅梅又完成了研究土匪內幕的《土匪》、記錄中國農村紅白喜事節假慶典的《支那各地風俗叢談》、翻譯了三部頭的《金瓶梅》（金瓶梅與支那的社會狀態）。 1924年10月5日，上海日本堂書店發行了井上紅梅的《支那ニ浸ル人》(《沉浸於中國的人》)，書的自序寫於「蘇州寓居」。筆者曾在福岡市立圖書館借閱到只供館內閱讀的《支那ニ浸ル人》原版書，見書中收錄了井上紅梅移居蘇州之前三年寫的關於南京的六個小集子：秦匯畫舫錄、四象橋日記、葷素雜誌、俚謠管見、金陵的鳥、家和塔和橋。前三集寫的夫子廟和秦淮風月、旅店瑣事，以及其與蘇州籍小寡婦畢碧梅的被介紹及至成親的故事。后三集則增寫了絲竹之音、江南小曲（從胡琴、鑼鼓到南京歌、泗洲調、到《孟姜女》、《打牙牌》、《十八摸》）……南京的鳥——鶯、鵲、鴉、鴿、八哥、百靈、布谷鳥……江南民居廟宇建築特色、水鄉的橋與塔…… 此後的他，寫了不少關於中國風俗的文章，還於1930年出版了成部頭的《酒、阿片、麻雀》（《酒、鴉片、麻將》）。 三 他確實是中國通，可通得很另類。 井上紅梅是頭冠「中國民俗研究家」的「支那通」。他在《支那風俗》中有不少關於牌九、骨牌、馬吊、麻將的記載，他還寫了單行本《家庭游戱 麻雀の取り方》，介紹了麻將的打法、術語、規矩，因而被評為日本的「麻將普及之祖」。 他在《支那風俗》中描述的戲（戲劇），包括了京劇，對京劇的對外介紹和傳播有著一定的文化意義。他還研究了說書和評彈、詳盡地用日文記錄下《珍珠塔》。井上紅梅不僅耳熏目染、甚至娶中國女人為妻過中國人日子地了解、記錄中國民俗，以至能熟練地使用南方女人的嗔罵「吃儂記耳光」。 和井上紅梅同時代居於中國的日本文化人和訪問遊歷過中國的日本文豪們，也寫過鴉片、麻將和女人，但他們更多地寫過其它的中國風俗民俗山川景緻。井上紅梅雖也寫過絲竹音樂戲劇小曲，但他更沉湎於書寫酒、鴉片、麻將，以至寫得精緻細膩、繪聲繪色、淋漓盡至。這使得他在同一類文化人「支那通」中顯得更另類。 井上紅梅「蘇州寓居」一年後回到了上海，是因受聘於為《日刊支那事情》的文藝欄記者，在那欄目中介紹《今古奇觀》《儒林外史》《金瓶梅》等中國白話小說古典文學。也因此，他將情趣從「支那風俗」轉向了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得到中國文學翻譯家的頭銜。 同時的井上紅梅，也轉向了中國近代文學的翻譯，著眼點是魯迅，後果很嚴重。 四 他是最早翻譯魯迅作品的日本人，但魯迅對其人及其譯著均不滿意。 最早將魯迅作品翻譯成日文的人是魯迅自己和其弟周作人，而最早將魯迅作品翻譯成日文的日本人可以追朔到井上紅梅。早在1926年，井上紅梅便翻譯了小說《狂人日記》，卻在投刊雜誌過程中石沉大海。1928年，他譯的《阿Ｑ正傳》終於在《上海日日新聞》上刊載，同年還刊載了他譯的《社戲》。1932年，東京改造社出版了他譯的《魯迅全集》，內收魯迅小說集《吶喊》《彷徨》的全作品。 同期著眼並參與翻譯魯迅作品的日本文人作家研究者有好幾位，比如傾心於中國文學的佐藤春夫、因親來上海聆聽《中國小說史略》講義而成了魯迅愛弟子的增田涉。但是，無論對魯迅單篇小說的翻譯還是合集作品的翻譯，井上紅梅都比他們早了一步。 魯迅與井上紅梅有過交集，也對他最初的翻譯作品做過指導。但看到井上改造社版《魯迅全集》后，他表示了不快感：「井上紅梅翻譯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並不同道……近來看到他的大作《酒、鴉片、麻將》更令人慨嘆。」（見1932、11、7魯迅致增田涉書簡）、「下午收井上紅梅所譯《魯迅全集》一冊，略一翻閱，誤譯甚多。」(1932、12、14魯迅日記)、「井上氏所譯《魯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來了。譯者也贈我一冊。但略一翻閱，頗驚其誤譯之多，他似未參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譯的。我覺得那種做法，實在太荒唐了。」（見1932、12、19魯迅致增田涉書簡） 看得出「他和我並不同道」的意思，對中國舊習俗和風俗嫉惡如仇的魯迅，當然與寫了《酒、鴉片、麻將》的井上是兩條道上的人；看得出「我也感到意外」，是「概嘆」譯出改造社版的《魯迅全集》和寫了《酒、鴉片、麻將》的竟是同一個人；看得出「更令人概嘆」的是慨嘆手把手地指導翻譯本人作品的愛弟子增田涉，怎麼被井上搶了頭功。 作為後人，我們可以看出早於增田涉和佐藤春夫許久翻譯魯迅作品的井上紅梅，怎麼會「參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譯的」。總之，也許是投機、但並無惡意地翻譯了魯迅作品的井上紅梅，被魯迅的「實在太荒唐了」一劍封喉了。 魯迅於1936年逝世，次年，日本東京創作社便出版了七卷精裝的《大魯迅全集》，參加各卷的譯者有井上紅梅、增田涉、佐藤春夫、松枝茂夫、山上正義、鹿地亘、山田岳夫等人，編輯顧問是茅盾、許景宋（許廣平）、胡風、內山完造、佐藤春夫。它比中國最早的《魯迅全集》的問世早了一年。 五 他回日本后沒華麗轉身成功，最後悄悄地走了。 井上紅梅好像在1929年與1930年交接時回到日本，先住了一段日子，改造社版的《魯迅全集》便是出版於那時。之後，又以報道記者身份去過中國，而在1933年與1934年交接時回日本，此後，再未去中國。有記載說他住在東京本鄉一棟簡陋的排房裡，好像去中國時囊中羞澀，從中國回來時亦囊中羞澀。 歸國后的他仍堅持對中國書籍的翻譯，除去1937年參與了《大魯迅全集》的翻譯工作，同年他還與武田泰淳合作，將1936年陳賡雅寫的《西北視察記》，翻譯成了《支那邊疆視察記》。1938年出版了與《支那風俗》內容相似的《中華萬華鏡》。1941年，弘文社出版了他以《金瓶梅》改版的《西門慶》，1942年，清水書店出版了他翻譯的《古今奇觀》，1947年他譯的《西門慶》被柳澤書店再版。其中值得一贊的是他譯的《今古奇觀》，從二十年代的上海到四十年代的東京，花費了近二十年心血。 （1947年柳澤書店再版井上紅梅譯的《西門慶》） 縱觀井上紅梅的寫作史，除去步入青年時發表的十幾篇幼稚之作、做記者時的報道的《上海騷擾記》《上海藍衣社的恐怖事件》《蕭（伯納）與孫文未亡人》《關於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等記事、和臨終前在日本刊物上發表的一些俳句，他傾半生之力記錄描述了中國風俗、翻譯了中國的古典白話小說和近代的魯迅作品。儘管他如此努力，但由於日本戰後對「支那通」冷眼相視等原因，他未能華麗轉身為一流作家。儘管他對中國風俗的選項挺另類，但他的《支那風俗》曾被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等大家欣賞併當作了對中國旅行的指南，他對麻將的介紹普及了日本的娛樂文化。儘管他對魯迅作品的翻譯「誤譯甚多」，但今日研究魯迅作品在日本的傳播總繞不開他。 井上紅梅1949年的卒年是推斷出來的，那年躺在醫院病床的他給報刊投稿了一首俳句。此後，音信皆無，沒有訃告不見葬禮，如同他的悄悄而來，他又悄而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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