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周樹人周作人在酒樓上及其它

作者:change?  於 2024-8-20 04:0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2評論




魯迅(1881 年 9 月 25 日生於中國浙江紹興 — 1936 年 10 月 19 日卒於上海)是一位中國作家,被公認為 20 世紀中國文學最偉大的作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批評家,以對中國歷史傳統和現代狀況的犀利而獨特的文章而聞名。 

 青年 周樹人出生於一個傳統、富裕、受人尊敬的家庭(他的祖父曾是北京的政府官員),童年幸福。然而,1893 年,他的祖父因科舉舞弊被判入獄,父親卧床不起。這個家庭的聲譽一落千丈,他們遭到社區和親戚的鄙視。這段經歷被認為對他的寫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的寫作以敏感和悲觀為特徵。

周樹人於1899年離開家鄉,進入南京的一所礦業學校學習;在那裡,他對達爾文的進化論產生了興趣,這對他的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達爾文的理論鼓勵社會改革的鬥爭,主張新鮮事物優先於舊事物和傳統事物。1902年,他前往日本學習日語和醫學,並在那裡成為聚集在那裡的中國革命者的支持者。1903年,他開始為中國留日學生編輯的激進雜誌撰寫文章。1905年,他違背自己的意願進入了包辦婚姻。 1909 年,他與弟弟周作人一起出版了兩卷本的 19 世紀歐洲小說翻譯本,希望以此激發讀者革命熱情,但該項目未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失望的魯迅於當年晚些時候回到中國。 

 文學生涯 
在家鄉當了幾年老師,然後在北京當了幾年低級政府官員后,魯迅重拾寫作,並於 1918 年參與了新興的中國文學運動。同年,在朋友的敦促下,他出版了如今著名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該小說以俄國現實主義者尼古拉·果戈理的同名故事為藍本,譴責了傳統的儒家文化,狂人敘述者認為這是一個「吃人」的社會。這是第一部完全用白話文寫成的西式小說,這部傑作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幫助人們接受了短篇小說作為一種有效的文學載體。

另一部代表作是中篇小說《阿Q正傳》(1921 年)。這部作品幽默而悲情,是對舊秩序的批判;它為現代漢語添加了「阿Q主義」一詞,用來描述中國人傾向於將失敗合理化為「精神勝利」。這些故事被收錄在《吶喊》(1923 年)中,確立了魯迅作為中國著名作家的聲譽。

三年後,集子《徘徊》(1926 年)出版。他的各種象徵性散文詩(發表於《野草》集,1927 年)以及他的回憶錄和重述的古典故事都展現出一種現代感,其中充滿了諷刺幽默和尖刻的諷刺。

20 世紀 20 年代,魯迅在北京多所大學兼​​職教授漢字和文學。他的學術研究《中國小說史略》(1923-24 年,中國小說簡史)和古典小說的配套彙編仍然是標準作品。他的翻譯作品,尤其是俄文作品的翻譯,也被認為意義重大。 

 儘管取得了成功,魯迅仍然在與他對中國社會越來越悲觀的看法作鬥爭,而他個人和職業生涯中的衝突加劇了這種看法。除了婚姻問題和政府壓力不斷加大外,他與周作人(當時也是北京的主要知識分子之一)的分歧也導致兩兄弟在 1926 年決裂。這種令人沮喪的狀況使魯迅形成了這樣一種觀點:只有對社會持悲觀態度,才能抵抗社會黑暗。他的名言「絕望的抵抗」通常被認為是他思想的核心概念。

上海歲月 
魯迅因政治和個人原因被迫於 1926 年逃離北京,前往廈門和廣州,最終於 1927 年定居上海。他在那裡開始與他以前的學生許廣平生活在一起;1929 年他們有了兒子。魯迅停止寫小說,致力於寫諷刺性批評文章(雜文),並以此作為政治抗議的一種形式。1930 年,他成為左翼作家聯盟名義上的領導人。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開始將中國共產黨視為國家唯一的救星。雖然他本人拒絕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同路人(同路人),通過他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中文翻譯以及他自己的政治寫作,招募了許多作家和同胞加入共產主義事業。 在魯迅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政府禁止出版他的大部分作品,因此他以各種筆名發表了大部分新文章。他批評上海共產主義文壇對宣傳的狂熱,遭到許多共產主義文壇成員的政治攻擊。

1934 年,他將自己的政治立場描​​述為「橫站」,意思是他同時在與左派和右派、文化保守主義和機械進化作鬥爭。「橫站」是魯迅後期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表明了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複雜而悲慘的困境。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魯迅死後將他視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典範。他的許多小說和散文作品被納入學校教科書。1951 年,魯迅博物館在上海開館,館內收藏有信件、手稿、照片和其他紀念品。魯迅作品的英譯本包括《沉默的中國:魯迅文選》(1973年)、《魯迅全詩》(1988年)、《狂人日記及其他故事》(1990年)。


周作人 中國作家和學者 
 又名:周作人、周奎壽 周作人 威妥瑪拼音:周作人 原名:周奎壽 出生:1885 年 1 月 16 日,中國浙江省紹興市 逝世:1967 年 5 月 6 日,北京(享年 82 歲) 
重要家庭成員:兄長魯迅 研究科目:文學 
周作人(1885 年 1 月 16 日出生於中國浙江省紹興市 — 1967 年 5 月 6 日逝世於北京)是一位中國散文家、評論家和文學學者,他將多種語言的小說和神話翻譯成白話文。他是 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最重要的中國散文家。 周作人是著名作家周樹人(文名魯迅)的弟弟,受過古典教育。1906年,兩兄弟去了日本,在那裡周作人學習了日本語言文學、古典希臘文學和英國文學。他和魯迅一起翻譯出版了一本歐洲小說集,精選了一些作品,以其他在壓迫統治下反抗的人為榜樣,激勵中國人民。 周和他的日本妻子於1911年回國。

1917年,他成為北京大學教授,並開始撰寫使他聲名鵲起的散文。他最喜歡的話題包括語言改革的必要性和白話的使用;他還提倡他所謂的「人道」文學,讚揚西方作家的現實主義。隨著他作為外國文學權威的知名度不斷提高,他的希臘、羅馬、俄羅斯和日本文學譯本集不斷出版。 由於周在抗日戰爭期間(1937-45 年)留在北京,並為日本資助的教育局工作,戰爭結束后,國民政府以通敵者罪審判周,並判處他死刑。他的刑期被減為監禁,並於 1949 年獲得完全赦免,這使他得以繼續進行研究。同年共產黨接管政權后,他回到北京,繼續寫作和翻譯。


魯迅1924年的小說《在酒樓上》

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這裡的學校里當過一年的教員。深冬雪后,風景凄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竟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里了;這旅館是先前所沒有的。城圈本不大,尋訪了幾個以為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一個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裡去了;經過學校的門口,也改換了名稱和模樣,於我很生疏。不到兩個時辰,我的意興早已索然,頗悔此來為多事了。

我所住的旅館是租房不賣飯的,飯菜必須另外叫來,但又無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漬痕斑駁的牆壁,帖著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鉛色的天,白皚皚的絕無精采,而且微雪又飛舞起來了。我午餐本沒有飽,又沒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識的小酒樓,叫一石居的,算來離旅館並不遠。我於是立即鎖了房門,出街向那酒樓去。其實也無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無聊,並不專為買醉。一石居是在的,狹小陰濕的店面和破舊的招牌都依舊;但從掌柜以至堂倌卻已沒有一個熟人,我在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終於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徑到小樓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張小板桌;獨有原是木欞的後窗卻換嵌了玻璃。

「一斤紹酒。——菜? 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

我一面說給跟我上來的堂倌聽,一面向後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張桌旁坐下了。樓上「空空如也」,任我揀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樓下的廢園。這園大概是不屬於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過許多回,有時也在雪天里。但現在從慣於北方的眼睛看來,卻很值得驚異了:幾株老梅竟斗雪開著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為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里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裡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

「客人,酒。……」

堂倌懶懶的說著,放下杯,筷,酒壺和碗碟,酒到了。我轉臉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來。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干雪怎樣紛飛,這裡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我略帶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本來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

大概是因為正在下午的緣故罷,這雖說是酒樓,卻毫無酒樓氣,我已經喝下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還是四張空板桌。我看著廢園,漸漸的感到孤獨,但又不願有別的酒客上來。偶然聽得樓梯上腳步響,便不由的有些懊惱,待到看見是堂倌,才又安心了,這樣的又喝了兩杯酒。

我想,這回定是酒客了,因為聽得那腳步聲比堂倌的要緩得多。約略料他走完了樓梯的時候,我便害怕似的抬頭去看這無乾的同伴,同時也就吃驚的站起來。我竟不料在這裡意外的遇見朋友了,——假如他現在還許我稱他為朋友。那上來的分明是我的舊同窗,也是做教員時代的舊同事,面貌雖然頗有些改變,但一見也就認識,獨有行動卻變得格外迂緩,很不像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

「阿,——緯甫,是你么?我萬想不到會在這裡遇見你。」

「阿阿,是你? 我也萬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躊躕之後,方才坐下來。我起先很以為奇,接著便有些悲傷,而且不快了。細看他相貌,也還是亂蓬蓬的鬚髮;蒼白的長方臉,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靜,或者卻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當他緩緩的四顧的時候,卻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

「我們,」我高興的,然而頗不自然的說,「我們這一別,怕有十年了罷。我早知道你在濟南,可是實在懶得太難,終於沒有寫一封信。……」

「彼此都一樣。可是現在我在太原了,已經兩年多,和我的母親。我回來接她的時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乾凈。」

「你在太原做什麼呢?」 我問。

「教書,在一個同鄉的家裡。」

「這以前呢?」

「這以前么?」他從衣袋裡掏出一支煙捲來,點了火銜在嘴裡,看著噴出的煙霧,沉思似的說,「無非做了些無聊的事情,等於什麼也沒有做。」

他也問我別後的景況;我一面告訴他一個大概,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筷來,使他先喝著我的酒,然後再去添二斤。其間還點菜,我們先前原是毫不客氣的,但此刻卻推讓起來了,終於說不清那一樣是誰點的,就從堂倌的口頭報告上指定了四樣菜:茴香豆,凍肉,油豆腐,青魚乾。

「我一回來,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著煙捲,一隻手扶著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么?」

「這難說,大約也不外乎繞點小圈子罷。」我也似笑非笑的說。「但是你為什麼飛回來的呢?」

「也還是為了無聊的事。」他一口喝乾了一杯酒,吸幾口煙,眼睛略為張大了。「無聊的。——但是我們就談談罷。」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來,排滿了一桌,樓上又添了煙氣和油豆腐的熱氣,彷彿熱鬧起來了;樓外的雪也越加紛紛的下。

「你也許本來知道,」他接著說,「我曾經有一個小兄弟,是三歲上死掉的,就葬在這鄉下。我連他的模樣都記不清楚了,但聽母親說,是一個很可愛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來還似乎要下淚。今年春天,一個堂兄就來了一封信,說他的墳邊已經漸漸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裡去了,須得趕緊去設法。母親一知道就很著急,幾乎幾夜睡不著,——她又自己能看信的。然而我能有什麼法子呢?沒有錢,沒有工夫:當時什麼法也沒有。

「一直挨到現在,趁著年假的閑空,我才得回南給他來遷葬。」他又喝乾一杯酒,看著窗外,說,「這在那邊那裡能如此呢?積雪裡會有花,雪地下會不凍。就在前天,我在城裡買了一口小棺材,——因為我豫料那地下的應該早已朽爛了,——帶著棉絮和被褥,雇了四個土工,下鄉遷葬去。我當時忽而很高興,願意掘一回墳,願意一見我那曾經和我很親睦的小兄弟的骨殖:這些事我生平都沒有經歷過。到得墳地,果然,河水只是咬進來,離墳已不到二尺遠。可憐的墳,兩年沒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決然的指著他對土工說,『掘開來!』我實在是一個庸人,我這時覺得我的聲音有些希奇,這命令也是一個在我一生中最為偉大的命令。但土工們卻毫不駭怪,就動手掘下去了。待到掘著壙穴,我便過去看,果然,棺木已經快要爛盡了,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我的心顫動著,自去撥開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麼也沒有。我想,這些都消盡了,向來聽說最難爛的是頭髮,也許還有罷。我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裡仔仔細細的看,也沒有。蹤影全無!」

我忽而看見他眼圈微紅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總不很吃菜,單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舉動都活潑起來,漸近於先前所見的呂緯甫了。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後迴轉身,也拿著酒杯,正對面默默的聽著。

「其實,這本已可以不必再遷,只要平了土,賣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我去賣棺材雖然有些離奇,但只要價錢極便宜,原鋪子就許要,至少總可以撈回幾文酒錢來。但我不這樣,我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里,運到我父親埋著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因為外面用磚墎,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 監工。但這樣總算完結了一件事,足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阿阿,你這樣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還記得我們同到城隍廟裡去拔掉神像的鬍子的時候,連日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以至於打起來的時候。但我現在就是這樣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時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見我,怕會不認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現在就是這樣。」

他又掏出一支煙捲來,銜在嘴裡,點了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還有些期望我,——我現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還看得出。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終於辜負了至今還對我懷著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了,吸幾口煙,才又慢慢的說,「正在今天,剛在我到這一石居來之前,也就做了一件無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願意做的。我先前的東邊的鄰居叫長富,是一個船戶。他有一個女兒叫阿順,你那時到我家裡來,也許見過的,但你一定沒有留心,因為那時她還小。後來她也長得並不好看,不過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臉,黃臉皮;獨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長,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無風的晴天,這裡的就沒有那麼明凈了。她很能幹,十多歲沒了母親,招呼兩個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親,事事都周到;也經濟,家計倒漸漸的穩當起來了。鄰居幾乎沒有一個不誇獎她,連長富也時常說些感激的話。這一次我動身回來的時候,我的母親又記得她了,老年人記性真長久。她說她曾經知道順姑因為看見誰的頭上戴著紅的剪絨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親的一頓打,後來眼眶還紅腫了兩三天。這種剪絨花是外省的東西,S城裡尚且買不出,她那裡想得到手呢?趁我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買兩朵去送她。

「我對於這差使倒並不以為煩厭,反而很喜歡;為阿順,我實在還有些願意出力的意思的。前年,我回來接我母親的時候,有一天,長富正在家,不知怎的我和他閑談起來了。他便要請我吃點心,蕎麥粉,並且告訴我所加的是白糖。你想,家裡能有白糖的船戶,可見決不是一個窮船戶了,所以他也吃得很闊綽。我被勸不過,答應了,但要求只要用小碗。他也很識世故,便囑咐阿順說,『他們文人,是不會吃東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然而等到調好端來的時候,仍然使我吃一嚇,是一大碗,足夠我吃一天。但是和長富吃的一碗比起來,我的也確乎算小碗。我生平沒有吃過蕎麥粉,這回一嘗,實在不可口,卻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幾口,就想不吃了,然而無意中,忽然間看見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氣。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約怕自己調得不好,願我們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來,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於是同時決心,放開喉嚨灌下去了,幾乎吃得和長富一樣快。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我只記得還做孩子時候的吃盡一碗拌著驅除蛔蟲藥粉的沙糖才有這樣難。然而我毫不抱怨,因為她過來收拾空碗時候的忍著的得意的笑容,已盡夠賠償我的苦痛而有餘了。所以我這一夜雖然飽脹得睡不穩,又做了一大串惡夢,也還是祝讚她一生幸福,願世界為她變好。然而這些意思也不過是我的那些舊日的夢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著也就忘卻了。

「我先前並不知道她曾經為了一朵剪絨花挨打,但因為母親一說起,便也記得了蕎麥粉的事,意外的勤快起來了。我先在太原城裡搜求了一遍,都沒有;一直到濟南……」

窗外沙沙的一陣聲響,許多積雪從被他壓彎了的一枝山茶樹上滑下去了,樹枝筆挺的伸直,更顯出烏油油的肥葉和血紅的花來。天空的鉛色來得更濃;小鳥雀啾唧的叫著,大概黃昏將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尋不出什麼食糧,都趕早回巢來休息了。

「一直到了濟南,」他向窗外看了一回,轉身喝乾一杯酒,又吸幾口煙,接著說。「我才買到剪絨花。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這一種,總之是絨做的罷了。我也不知道她喜歡深色還是淺色,就買了一朵大紅的,一朵粉紅的,都帶到這裡來。

「就是今天午後,我一吃完飯,便去看長富,我為此特地耽擱了一天。他的家倒還在,只是看去很有些晦氣色了,但這恐怕不過是我自己的感覺。他的兒子和第二個女兒——阿昭,都站在門口,大了。阿昭長得全不像她姊姊,簡直像一個鬼,但是看見我走向她家,便飛奔的逃進屋裡去。我就問那小子,知道長富不在家。『你的大姊呢?』他立刻瞪起眼睛,連聲問我尋她什麼事,而且惡狠狠的似乎就要撲過來,咬我。我支吾著退走了,我現在是敷敷衍衍……

「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訪人了。因為我已經深知道自己之討厭,連自己也討厭,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 然而這回的差使是不能不辦妥的,所以想了一想,終於回到就在斜對門的柴店裡。店主的母親,老發奶奶,倒也還在,而且也還認識我,居然將我邀進店裡坐去了。我們寒暄幾句之後,我就說明了回到S城和尋長富的緣故。不料她嘆息說:

「 『可惜順姑沒有福氣戴這剪絨花了。』

「她於是詳細的告訴我,說是 『大約從去年春天以來,她就見得黃瘦,後來忽而常常下淚了,問她緣故又不說;有時還整夜的哭,哭得長富也忍不住生氣,罵她年紀大了,發了瘋。可是一到秋初,起先不過小傷風,終於躺倒了,從此就起不來。直到咽氣的前幾天,才肯對長富說,她早就像她母親一樣,不時的吐紅和流夜汗。但是瞞著,怕他因此要擔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長庚又來硬借錢,——這是常有的事,——她不給,長庚就冷笑著說:你不要驕氣,你的男人比我還不如!她從此就發了愁,又怕羞,不好問,只好哭。長富趕緊將她的男人怎樣的掙氣的話說給她聽,那裡還來得及?況且她也不信,反而說:好在我已經這樣,什麼也不要緊了。』

「她還說,『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長庚不如,那就真可怕呵!比不上一個偷雞賊,那是什麼東西呢?然而他來送殮的時候,我是親眼看見他的,衣服很乾凈,人也體面;還眼淚汪汪的說,自己撐了半世小船,苦熬苦省的積起錢來聘了一個女人,偏偏又死掉了。可見他實在是一個好人,長庚說的全是誑。只可惜順姑竟會相信那樣的賊骨頭的誑話,白送了性命。——但這也不能去怪誰,只能怪順姑自己沒有這一份好福氣。』

「那倒也罷,我的事情又完了。但是帶在身邊的兩朵剪絨花怎麼辦呢?好,我就托她送了阿昭。這阿昭一見我就飛跑,大約將我當作一隻狼或是什麼,我實在不願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了,對母親只要說阿順見了喜歡的了不得就是。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過了新年,仍舊教我的『子曰詩云』去。」

「你教的是 『子曰詩云』 么?」我覺得奇異,便問。

「自然。你還以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兩個學生,一個讀《詩經》,一個讀《孟子》。新近又添了一個,女的,讀《女兒經》。連算學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們不要教。」

「我實在料不到你倒去教這類的書,……」

「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這些無聊的事算什麼? 只要隨隨便便,……」

他滿臉已經通紅,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卻又消沉下去了。我微微的嘆息,一時沒有話可說。樓梯上一陣亂響,擁上幾個酒客來:當頭的是矮子,擁腫的圓臉;第二個是長的,在臉上很惹眼的顯出一個紅鼻子;此後還有人,一疊連的走得小樓都發抖。我轉眼去看呂緯甫,他也正轉眼來看我,我就叫堂倌算酒賬。

「你藉此還可以支持生活么?」我一面準備走,一面問。

「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夠敷衍。」

「那麼,你以後豫備怎麼辦呢?」

「以後? ——我不知道。你看我們那時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連后一分……」

堂倌送上賬來,交給我;他也不像初到時候的謙虛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煙,聽憑我付了賬。

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裡。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六日。





Lu XunIn the Wine Shop

Written: February 16, 1924
Source: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1960, 1972

During my travels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east I made a detour to my home, then to S——. This town is only about ten miles from my native place, and by small boat can be reached in less than half a day. I had taught in a school here for a year. In the depth of winter, after snow, the landscape was bleak. Indolence and nostalgia combined finally made me put up for a short time in the Lo Szu Inn, one which had not been there before. The town was small. I looked for several old colleagues I thought I might find, but not one was there: they had long since gone their different ways. When I passed the gate of the school, I found that too had changed its name and appearance, which made me feel quite a stranger. In less than two hours my enthusiasm had waned, and I rather reproached myself for coming.

The inn in which I stayed let rooms but did not supply meals; rice and dishes could be ordered from outside, but they were quite unpalatable, tasting like mud. Outside the window was only a stained and spotted wall, covered with withered moss. Above was the slaty sky, dead white without any colouring; moreover a light flurry of snow had begun to fall. I had had a poor lunch to begin with, and had nothing to do to while away the time, so quite naturally I thought of a small wine shop I had known very well in the old days, called "One Barrel House," which, I reckoned, could not be far from the hotel. I immediately locked the door of my room and set out for this tavern. Actually, all I wanted was to escape the boredom of my stay. I did not really want to drink. "One Barrel House" was still there, its narrow, mouldering front and dilapidated signboard unchanged. But from the landlord down to the waiter there was not a single person I knew—in "One Barrel House" too I had become a complete stranger. Still I walked up the familiar flight of stairs in the corner of the room to the little upper storey. Up here were the same five small wooden tables, unchanged. Only the back window, which had originally had a wooden lattice, had been fitted with panes of glass.

"A catty of yellow wine. Dishes? Ten slices of fried beancurd, with plenty of pepper sauce!"

As I gave the order to the waiter who had come up with me, I walked to the back and sat down at the table by the window. This upstairs room was absolutely empty, which enabled m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best seat from which I could look out on to the deserted courtyard beneath. The courtyard probably did not belong to the wine shop. I had looked out at it many times before in the past, sometimes in snowy weather too. Now, to eyes accustomed to the North, the sight was sufficiently striking: several old plum trees, rivals of the snow, were actually in full blossom as if entirely oblivious of winter; while beside the crumbling pavilion there was still a camellia with a dozen crimson blossoms standing out against its thick, dark green foliage, blazing in the snow as bright as fire, indignant and arrogant, as if despising the wanderer's wanderlust. I suddenly remembered the moistness of the heaped snow here, clinging, glistening and shining, quite unlike the dry northern snow which, when a high wind blows, will fly up and fill the sky like mist. . . .

"Your wine, sir," said the waiter carelessly, and put down the cup, chopsticks, wine pot and dish. The wine had come. I turned to the table, set everything straight and filled my cup. I felt that the North was certainly not my home, yet when I came South I could only count as a stranger. The dry snow up there, which flew like powder, and the soft snow here, which clung lingeringly, seemed equally alien to me. In a slightly melancholy mood, I took a leisurely sip of wine. The wine was quite pure, and the fried beancurd was excellently cooked. The only pity was that the pepper sauce was too thin, but then the people of S—— had never understood pungent flavours .

Probably because it was only afternoon, the place had none of the atmosphere of a tavern. I had already drunk three cups, but apart from myself there were still only four bare wooden tables in the place. Looking at the deserted courtyard I began to feel lonely, yet I did not want any other customers to come up. I could not help being irritated by the sound of footsteps on the stairs, and was relieved to find it was only the waiter. And so I drank another two cups of wine.

"This time it must be a customer," I thought, for the footsteps sounded much slower than those of the waiter. When I judged that he must be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I raised my head rather apprehensively to look at this unwelcome company. I gave a start and stood up. I never guessed that here of all places I should unexpectedly meet a friend—if such he would still let me call him. The newcomer was an old classmate who had been my colleague when I was a teacher, and although he had changed a great deal I knew him as soon as I saw him. Only he had become much slower in his movements, very unlike the nimble and active Lu Wei-fu of the old days.

"Ah, Wei-fu, is it you? I never expected to meet you here."

"Oh, it's you? Neither did I ever. . . ."

I urged him to join me, but only after some hesitation did he seem willing to sit down. At first I thought this very strange, and felt rather hurt and displeased. When I looked closely at him he had still the same disorderly hair and beard and pale oblong face, but he was thinner and weaker. He looked very quiet, or perhaps dispirited, and his eyes beneath their thick black brows had lost their alertness; but when he looked slowly aroun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deserted courtyard, from his eyes suddenly flashed one of those piercing looks which I had seen so often at school.

"Well," I said cheerfully but somewhat awkwardly, "we have not seen each other now for about ten years. I heard long ago that you were at Tsinan, but I was so wretchedly lazy I never wrote. . . ."

"I was just the same. I have been at Taiyuan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now, with my mother. When I came back to fetch her I learned that you had already left, left for good and all."

"What are you doing in Taiyuan?" I asked.

"Teaching in the family of a fellow-provincial."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He took a cigarette from his pocket, lit it and put it in his mouth, then, watching the smoke as he puffed, said reflectively, "Simply futile work, equivalent to doing nothing at all."

He also asked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since we separated. I gave him a rough idea, at the same time calling the waiter to bring a cup and chopsticks, so that he could share my wine while we had another two catties heated. We also ordered dishes. In the past we had never stood on ceremony, but now we began to be so formal that neither would choose a dish, and finally we fixed on four suggested by the waiter: peas spiced with aniseed, cold meat, fried beancurd, and salted fish.

"As soon as I came back I knew I was a fool." Holding his cigarette in one hand and the winecup in the other, he spoke with a bitter smile. "When I was young, I saw the way bees or flies stopped in one place. If they were frightened they would fly off, but after flying in a small circle they would come back again to stop in the same place; and I thought this really very foolish, as well as pathetic. But I didn't think that I would fly back myself, after only flying in a small circle. And I didn't think you would come back either. Couldn't you have flown a little further?"

"That's difficult to say. Probably I too have simply flown in a small circle." I also spoke with a rather bitter smile. "But why did you fly back?"

"For something quite futile." In one gulp he emptied his cup, then took several pulls at his cigarette, and opened his eyes a little wider. "Futile—but you may as well hear about it."

The waiter brought up the freshly heated wine and dishes, and set them on the table. The smoke and the fragrance of fried beancurd seemed to make the upstairs room more cheerful, while outside the snow fell still more thickly.

"Perhaps you knew," he went on, "that I had a little brother who died when he was three, and was buried here in the country. I can't even remember clearly what he looked like, but I have heard my mother say he was a very lovable child, and very fond of me. Even now it brings tears to her eyes to speak of him. This spring an elder cousin wrote to tell us that the ground beside his grave was gradually being swamped, and he was afraid before long it would slip into the river: we should go at once and do something about it. As soon as my mother knew this, she became very upset, and couldn't sleep for several nights—she can read letters by herself, you know. But what could I do? I had no money, no time: there was nothing that could be done.

"Only now, taking advantage of my New Year's holiday, I have been able to come South to move his grave." He drained another cup of wine,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and exclaimed: "Could you find anything like this up North? Flowers in thick snow, and beneath the snow unfrozen ground. So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 bought a small coffin, because I reckoned that the one under the ground must have rotted long ago—I took cotton and bedding, hired four workmen, and went into the country to move his grave. At the time I suddenly felt very happy, eager to dig up the grave, eager to see the body of the little brother who had been so fond of me: this was a new sensation for me. When we reached the grave, sure enough, the river water was encroaching on it and was already less than two feet away. The poor grave had not had any earth added to it for two years, and had sunk in. I stood in the snow, firmly pointed it out to the workmen, and said: 'Dig it up!'

"I really am a commonplace fellow. I felt that my voice at this juncture was rather unnatural, and that this order was the greatest I had given in all my life. But the workmen didn't find it at all strange, and simply set to work to dig. When they reached the enclosure I had a look, and indeed the wood of the coffin had rotted almost completely away, leaving only a heap of splinters and small fragments of wood. My heart beat faster and I set these aside myself very carefully, wanting to see my little brother. However, I was taken by surprise. Bedding, clothes, skeleton, all had gone! I thought: 'These have all rotted away, but I always heard that the most difficult substance to rot is hair; perhaps there is still some hair.' So I bent down and looked carefully in the mud where the pillow should have been, but there was none. Not a trace remained." I suddenly noticed that the rims of his eyes had become rather red, but realized at once that this was the effect of the wine. He had scarcely touched the dishes, but had been drinking incessantly, so that he had already drunk more than a catty, and his looks and gestures had all become more vigorous, so that he gradually resembled the Lu Wei-fu I had known. I called the waiter to heat two more measures of wine, then turned back and, taking my winecup, face to face with him, listened in silence to what he had to tell.

"Actually it need not really have been moved again; I had only to level the ground, sell the coffin, an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end of it. Although there would have been something rather singular in my going to sell the coffin, still, if the price were low enough the shop from which I bought it would have taken it, and at least I could have saved a little money for wine. But I didn't do so. I still spread out the bedding, wrapped up in cotton some of the clay where his body had been, covered it up, put it in the new coffin, moved it to the grave where my father was buried, and buried it beside him. Because I used bricks for an enclosure of the coffin I was busy again most of yesterday, supervising the work. In this way I can count the affair ended, at least enough to deceive my mother and set her mind at rest. Well, well, you look at me like that! Do you blame me for being so changed? Yes, I still remember the time when we went together to the Tutelary God's Temple to pull off the images' beards, how all day long we used to discuss methods of revolutionizing China until we even came to blows. But now I am like this, willing to let things slide and to compromise. Sometimes I think: 'If my old friends were to see me now, probably they would no longer acknowledge me as a friend.' But this is what I am like now."

He took out another cigarette, put it in his mouth and lit it.

"Judging by your expression, you still seem to have hope for me. Naturally I am much more obtuse than befor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things I realize. This makes me grateful to you, at the same time rather uneasy. I am afraid I am only letting down the old friends who even now still have some hope for me. . . ." He stopped and puffed several times at his cigarette before going on slowly: "Only today, just before coming to this 'One Barrel House,' I did something futile, and yet it was something I was glad to do. My former neighbour on the east side was called Chang Fu. He was a boatman and had a daughter called Ah Shun. When you came to my house in those days you might have seen her, but you certainly wouldn't have paid any attention to her, because she was so small then. Nor did she grow up to be pretty, having just an ordinary thin oval face and pale skin. Only her eyes were unusually large, with very long lashes, and the whites were as clear as a cloudless night sky—I mean the cloudless sky of the North when there is no wind; here it is not so clear. She was very capable. She lost her mother when she was in her teens, and it was her job to look after a small brother and sister; also she had to wait on her father, and all this she did very competently. She was economical too, so that the family gradually grew better off. There was scarcely a neighbour who did not praise her, and even Chang Fu often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When I left on my journey this time, my mother remembered her—old people's memories are so long. She recalled that in the past Ah Shun once saw someone wearing artificial red flowers in her hair, and wanted a spray for herself. When she couldn't get one she cried nearly all night, so that she was beaten by her father, and her eyes remained red and swollen for two or three days. These red flowers came from another province, and couldn't be bought even in S——, so how could she ever hope to have any? Since I was coming South this time, my mother told me to buy two sprays to give her.

"Far from feeling vexed at this commission, I was actually delighted. I was really glad to do something for Ah Shun. The year before last, I came back to fetch my mother, and one day when Chang Fu was at home I happened to start chatting with him. He wanted to invite me to take a bowl of gruel made of buckwheat flour, telling me that they added white sugar to it. You see, a boatman who could keep white sugar in his house was obviously not poor, and must eat very well. I let myself be persuaded and accepted, but begged that they would only give me a small bowl. He quite understood, and said to Ah Shun: 'These scholars have no appetite. You can use a small bowl, but add more sugar!' However when she had prepared the concoction and brought it in, I gave a start, for it was a large bowl, as much as I would eat in a whole day. Compared with Chang Fu's bowl, it is true, it did appear small. In all my life I had never eaten this buckwheat gruel, and now that I tasted it, it was really unpalatable, though extremely sweet. I carelessly swallowed a few mouthfuls, and had decided not to eat any more when I happened to catch a glimpse of Ah Shun standing far off in one corner of the room. Then I hadn't the heart to put down my chopsticks. I saw in her face both hope and fear—fear, no doubt, that she had prepared it badly, and hope that we would find it to our liking. I knew that if I left most of mine she would feel very disappointed and apologetic. So I screwed up my courage, opened my mouth wide and shovelled it down, eating almost as fast as Chang Fu. It was then that I learned the agony of forcing oneself to eat; I remember when I was a child and had to finish a bowl of brown sugar mixed with medicine for worms I experienced the same difficulty. I felt no resentment, though, because her half suppressed smile of satisfaction, when she came to take away our empty bowls, repaid me amply for all my discomfort. That night, although indigestion kept me from sleeping well and I had a series of nightmares, I still wished her a lifetime of happiness, and hoped the world would change for the better for her sake. Such thoughts were only the traces of my dreams in the old days. The next instant I laughed at myself, and promptly forgot them.

"I did not know before that she had been beaten on account of a spray of artificial flowers, but when my mother spoke of it I remembered the buckwheat gruel incident, and became unaccountably diligent. First I made a search in Taiyuan, but none of the shops had them. It was only when I went to Tsinan. . . ."

There was a rustle outside the window, as a pile of snow slipped down from the camellia which it had bent beneath its weight; then the branches of the tree straightened themselves, showing even more clearly their dark thick foliage and bloodred flowers. The colour of the sky became more slaty. Small sparrows chirped, probably because evening was near, and since the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snow they could find nothing to eat and would go early to their nests to sleep.

"It was only when I went to Tsinan," he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for a moment, turned back and drained a cup of wine, took several puffs at his cigarette, and went on, "only then did I buy the artificial flowers. I didn't know whether those she had been beaten for were this kind or not; but at least these were also made of velvet. I didn't know either whether she liked a deep or a light colour, so I bought one spray of red, one spray of pink, and brought them both here.

"Just this afternoon, as soon as I had finished lunch, I went to see Chang Fu, having specially stayed an extra day for this. His house was there all right, only looking rather gloomy; or perhaps that was simply my imagination. His son and second daughter—Ah Chao—were standing at the gate. Both of them had grown. Ah Chao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her sister, and looked very plain; but when she saw me come up to their house, she quickly ran inside. When I asked the little boy, I found that Chang Fu was not at home. 'And your elder sister?' At once he stared at me wide-eyed, and asked me what I wanted her for; moreover he seemed very fierce, as if he wanted to attack me. Hesitantly I walked away. Nowadays I just let things slide. . . .

"You have no idea how much more afraid I am of calling on people than I used to be. Because I know very well how unwelcome I am, I have even come to dislike myself and, knowing this, why should I inflict myself on others? But this time I felt my errand had to be carried out, so after some reflection I went back to the firewood shop almost opposite their house. The shopkeeper's mother, Old Mrs. Fa, was there at least, and still recognized me. She actually asked me into the shop to sit down. After an exchange of polite remarks I told her why I had come back to S—— and was looking for Chang Fu. I was taken aback when she heaved a sigh and said:

"What a pity Ah Shun had not the good luck to wear these flowers you have brought.'

"Then she told me the whole story, saying, 'It was probably last spring that Ah Shun began to look pale and thin. Later she would often start crying suddenly, and if you asked her why, she wouldn't say. Sometimes she even cried all night, until Chang Fu lost his temper and scolded her, saying she had waited too long to marry and had gone mad. When autumn came, first she had a slight cold and then she took to her bed, and after that she never got up again. Only a few days before she died, she told Chang Fu that she had long ago become like her mother, often spitting blood and perspiring at night. She had hidden it, afraid that he would worry about her. One evening her uncle Chang Keng came to demand money—he was always doing that—and when she would not give him any he smiled coldly and said, "Don't be so proud; your man is not even up to me!" That upset her, but she was too shy to ask, and could only cry. As soon as Chang Fu knew this, he told her what a decent fellow her future husband was; but it was too late. Besides, she didn't believe him. "It's a good thing I'm already like this," she said. "Now nothing matters any more."'

"The old woman also said, 'If her man was really not as good as Chang Keng, that would be truly frightful! He would not be up to a chicken thief, and what sort of fellow would that be! But when he came to the funeral I saw him with my own eyes: his clothes were clean and he was very presentable. He said with tears in his eyes that he had worked hard all those years on the boat to save up money to marry, but now the girl was dead. Obviously he must really have been a good man, and everything Chang Keng said was false. It was only a pity Ah Shun believed such a rascally liar, and died for nothing. But we can't blame anyone else: this was Ah Shun's fate.'

"Since that was the case, my business was finished too. But what about the two sprays of artificial flowers I had brought with me? Well, I asked her to give them to Ah Chao. This Ah Chao no sooner saw me than she fled as if I were a wolf or some monster; I really didn't want to give them to her. However, I did give them to her, and I have only to tell my mother that Ah Shun was delighted with them, and that will be that. Who cares about such futile affairs anyway? One only wants to muddle through them somehow. When I have muddled through New Year I shall go back to teach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s before."

"Are you teaching that?" I asked in astonishment.

"Of course. Did you think I was teaching English? First I had two pupils, one studying the Book of Songs, the other Mencius. Recently I have got another, a girl, who is studying the Canon for Girls.1 I don't even teach mathematics; not that I wouldn't teach it, but they don't want it taught."

"I could really never have guessed that you would be teaching such books."

"Their father wants them to study these. I'm an outsider, so it's all the same to me. Who cares about such futile affairs anyway? There's no need to take them seriously."

His whole face was scarlet as if he were quite drunk, but the gleam in his eyes had died down. I gave a slight sigh, and for a time found nothing to say. There was a clatter on the stairs as several customers came up. The first was short, with a round bloated face; the second was tall with a conspicuous, red nose. Behind them were others, and as they walked up the small upper floor shook. I turned to Lu Wei-fu, who was trying to catch my eyes; then I called the waiter to bring the bill.

"Is your salary enough to live on?" I asked as I prepared to leave.

"I have twenty dollars a month, not quite enough to manage on."

"Then what do you mean to do in future?"

"In future? I don't know. Just think: Has any single thing turned out as we hoped of all we planned in the past? I'm not sure of anything now, not even of what I will do tomorrow, nor even of the next minute. . . ."

The waiter brought up the bill and gave it to me. Wei-fu did not behave so formally as before, just glanced at me, then went on smoking and allowed me to pay.

We went out of the wine shop together. His hotel lay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mine, so we said goodbye at the door. As I walked alone towards my hotel, the cold wind and snow beat against my face, but I felt refreshed. I saw that the sky was already dark, woven together with houses and streets into the white, shifting web of thick snow.




郁達夫:回憶魯迅

魯迅作故的時候,我正飄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台一家飯館里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面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後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裡,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台走回城裡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鐘以後,正是報館里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只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於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於驚愕之餘,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餘事面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活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知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著對日開戰,上海的智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所以民眾對於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不可的象徵;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情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所出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弔魯迅的文字。

但我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以為魯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這許多追悼他的文字與著作,那我這一個渺乎其小的同時代者,正可以不必馬上就去鋪張些我與魯迅的關係。在這一個鬧熱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於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於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我只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現在。

現在哩!魯迅的《全集》,已經出版了;而全國民眾,正在一個絕大的危難底下抖擻。在這偉大的民族受難期間,大家似乎對魯迅個人的傷悼情緒,減少了些了,我卻想來利用餘閒,寫一點關於魯迅的回憶。若有人因看了這回憶之故,而去多讀一次魯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對於故人的報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寫這些斷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漢壽

和魯迅第一次的見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對於時日地點,以及人的姓名之類的記憶力,異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見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將一個人的名氏和一個人的面貌連合起來,記在心裡——但地方卻記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磚塔衚衕一間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為記得那一天天氣很陰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學教書的那一年冬天,時間彷彿是在下午的三四點鐘。若說起那一年的大事情來,卻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錕賄選成功,做大總統的那一個冬天。

去看魯迅,也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他住的那一間房子,我卻記得很清楚,是在那兩座磚塔的東北面,正當衚衕正中的地方。一個三四丈寬的小院子,院子里長著三四棵棗樹。大門朝北,而住屋——三間上房——卻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說的倒騎龍式的房子。

那時候,魯迅還在教育部里當僉事,同時也在北京大學里教小說史略。我們談的話,已經記不起來了,但只記得談了些北大的教員中間的閑話,和學生的習氣之類。

他的臉色很青,鬍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

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

房間里的陳設,簡單得很;散置在桌上、書櫥上的書籍,也並不多,但卻十分的整潔。桌上沒有洋墨水和鋼筆,只有一方硯瓦,上面蓋著一個紅木的蓋子。筆筒是沒有的,水池卻像一個小古董,大約是從頭髮衚衕的小市上買來的無疑。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北風吹得很大;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說了一句什麼笑話,我記得一個人在走回寓舍來的路上,因回憶著他的那一句,滿面還帶著了笑容。

同一個來訪我的學生,談起了魯迅。他說:「魯迅雖在冬天,也不穿棉褲,是抑制性慾的意思。他和他的舊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訪問他時,來開門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婦人。她人亦矮小,纏足梳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太太。

前數年,魯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時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魯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衚衕後面西三條的小房子里,去看過這中年的婦人。她現在還和魯迅的老母住在那裡,但不知她們在強暴的鄰人管制下的生活也過得慣不。

那時候,我住在阜城門內巡捕廳衚衕的老宅里。時常來往的,是住在東城祿米倉的張鳳舉,徐耀辰兩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的三昆仲;不時也常和周作人氏,錢玄同氏,胡適之氏,馬幼漁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會的席上。這些同事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而對於魯迅的古怪脾氣,都當作一件似乎是歷史上的軼事在談論。

在我與魯迅相見不久之後,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裡聽到了,原因很複雜,而旁人終於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麼。但終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有和解的機會。

本來,魯迅和周作人氏哥兒倆,是住在八道灣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這一所大房子,系魯迅在幾年前,將他們紹興的祖屋賣了,與周作人在八道灣買的;買了之後,加以修葺,他們兄弟和老太太就統在那裡住了。俄國的那位盲詩人愛羅先珂寄住的,也就是這一所八道灣的房子。

後來,魯迅和周作人氏鬧了,所以他就搬了出來。所住的,大約就是磚塔衚衕的那一間小四合了。所以,我見到他的時候,正在他們的口角之後不久的期間。

據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過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個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只有他們才是真正君子。現在頗有些人,說周作人已作了漢奸,但我卻始終仍是懷疑。所以,全國文藝作者協會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開信,最後的決定,也是由我改削過的;我總以為周作人先生,與那些甘心賣國的人,是不能作一樣的看法的。

這時候的教育部,薪水只發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辦的,所以,魯迅很有工夫教書,編講義,寫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孫伏園氏拿去,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教書是除北大外,還兼任著師大。

有一次,在魯迅那裡閑坐,接到了一個來催開會的通知,我問他,忙么?他說,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台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說雖則這樣的說,但做到無論什麼事情時,卻總肯負完全的責任。

至於說到唱戲呢,在北平雖則住了那麼久,可是他終於沒有愛聽京戲的癖性。他對於唱戲聽戲的經驗,始終只限於紹興的社戲、高腔、亂彈、目蓮戲等,最多也只聽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執鋼鞭將你打」,就是亂彈班《龍虎鬥》里的句子,是趙玄壇唱的。

對於目蓮戲,他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有好幾次同我說,這戲里的穿插,實在有許許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經舉出不少的實例,說到一個借了鞋襪靴子去赴宴會的人,到了人來向他索還,只剩大衫在身上的時候,這一位老兄就裝作肚皮痛,以兩手按著腹部,口叫著「我肚皮痛殺哉」,將身體伏矮了些,於是長衫就蓋到了腳部以遮掩過去的一段,他還照樣的做出來給我們看過。說這一段話時,我記得《月夜》的著者,川島兄也在座上,我們曾經大笑過的。

後來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予倩、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來作宣傳的話,他根本就不贊成,並且很幽默地說,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么」。

孫伏園氏在晨報社,為了魯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戀愛的詩,與劉勉已氏鬧翻了臉。魯迅的學生李小峰就與伏園聯合起來,出了《語絲》。投稿者除上述的諸位之外,還有林語堂氏,在國外的劉半農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卻是《語絲》的中心。而每次語絲社中人敘會吃飯的時候,魯迅總不出席,因為不願與周作人氏遇到的緣故。因此,在這一兩年中,魯迅在社交界,始終沒有露一露臉。無論什麼人請客,他總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絕對的不大規模(或正式)的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後,才稍稍改變了些。

魯迅的對於後進的提拔,可以說是無微不至。《語絲》發刊以後,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魯迅推薦的。他對於高長虹他們的一集團,對於沉鍾社的幾位,對於未名社的諸子,都一例地在為說項。就是對於沈從文氏,雖則已有人在孫伏園去后的《晨報副刊》上在替吹噓了,他也時時提到,唯恐諸編輯的埋沒了他。還有當時在北大念書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屬望的青年之一。

魯迅和景宋女士(許廣平)的認識,是當他在北京(那時北平還叫作北京)女師大教書的中間。前後經過,《兩地書》里已經記載得很詳細,此地可以不必說。但他和許女士的進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慘案之前,章士釗做教育部長,使劉百昭去用了老媽子軍以暴力解散女師大的時候。

魯迅是向來喜歡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釗的橫行不法,又兼自己還是這學校的講師,所以當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師大的時候,他就和許季茀、沈兼士、馬幼漁等一道起來反對。當時的魯迅,還是教育部的僉事,故而部長的章士釗也就下令將他撤職。為此,他一面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釗,提起行政訴訟,一面就在《語絲》上攻擊《現代評論》的為虎作倀,尢以對陳源(通伯)教授為最烈。

《現代評論》的一批幹部,都是英國留學生;而其中像周鯁生、皮宗石、王世傑等,卻是兩湖人。他們和章士釗,在同到過英國的一點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點上,都不得不幫教育部的忙。魯迅因而攻擊紳士態度,攻擊《現代評論》的受賄賂。這一時候他的雜文,伯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熱意的妙筆。在這一個壓迫和反抗、正義和暴力的爭鬥之中,他與許女士便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機會。

在這前後,我和他見面的次數並不多,因為我已經離開了北平,上武昌師範大學文科去教書了。可是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釗的狀子,而女師大為校長楊蔭榆的問題,也正是鬧得最厲害的期間。當他告訴我完了這事情的經過之後,他仍舊不改他的幽默態度說:

「人家說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卻以為在釘槍傷老虎,在扮演周處或武松。」

這句話真說得我高笑了起來。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認識,以及有什麼來往,我卻還一點兒也不曾曉得。

直到兩年(?)之後,他因和林文慶博士鬧意見,從廈門大學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館去看他,談到了中午,就約他及景宋女士與在座的許欽文去吃飯。在吃完飯後,茶房端上咖啡來時,魯迅卻很熱情地向正在攪咖啡杯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又用誡告親屬似的熱情的口氣,對許女士說:

「密絲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罷!」

在這一個極微細的告誡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許女士中間的愛情。

從此之後,魯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閘北去竇樂安路不遠的景雲里內一所三樓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層的前樓,許女士是住在三樓的。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外人還是一點兒也沒有曉得。

有一次,林語堂——當時他住在愚園路,和我靜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魯迅,談了半天出來,林語堂忽然問我:

「魯迅和許女士,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只笑著搖搖頭,回問他說:

「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麼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麼來。」

說起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純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士,他決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我只舉一個例出來,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當他在美國向他的夫人求愛的時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冊克萊克夫人著的小說《模範紳士約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記了,又捧呈了她以這冊受批johnHalifaxGentleman。這是林夫人親口對我說的話,當然是不會錯的。從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看出語堂真是如何的忠厚老實的一位模範紳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紳士態度,我們都在說,這些都是從他的InferiorityGomplex(不及錯覺)心理出發的。

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並沒有什麼關係之後,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茲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著好好先生的微笑說:

「你這個人真壞!」

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拾枝裝包。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襖的袋裡去摸出一枝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後再從煙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將煙包塞回袋裡去。他這脾氣,一直到了上海,仍沒有改過,不曉是為了怕麻煩的原因呢,抑或為了怕人家看見他所吸的煙,是什麼牌?

他對於煙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講究的;對於酒,也是同煙一樣。他的量雖則並不大,但卻老愛喝一點。在北平的時候,我曾和他在東安市場的一家小羊肉鋪里喝過白乾;到了上海之後,所喝的,大抵是黃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蘭地他也喝,不過總喝得不多。

愛護他、關心他的健康無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問我:「周先生平常喜歡喝一點酒,還是給他喝什麼酒好?」我當然答以黃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卻說,他喝黃酒時,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來她在給他喝五加皮。並且說,因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時拔開,好教消散一點酒氣,變得淡些。

在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為魯迅犧牲的偉大精神來;仔細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淚的,但我當時卻笑了,笑她的太沒有對於酒的知識。當然她原也曉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學常識,可是愛人愛得過分時,常識也往往會被熱摯的真情,掩蔽下去。我於講完了量與質的問題,講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較問題之後,就勸她,以後,頂好是給周先生以好的陳黃酒喝,否則還是喝啤酒。

這一段談話過後不久,忽而有一天,魯迅送了我兩瓶十多年陳的紹興黃酒,說是一位紹興同鄉,帶出來送他的。我這才放了心,相信以後他總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記憶力很差,尤其是對於時日及名姓等的記憶。有些朋友,當見面時卻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載以上,不曉得他的名姓的;因為混熟了,又不好再清教尊姓大名的緣故。像這一種習慣,我想一般人也許都有,可是,在我覺得特別地厲害。而魯迅呢,卻很奇怪,他對於遇見過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點糾葛過的人,都記得很詳細,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說起過的,魯迅到上海的時日,照理應該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為他於離開廈門大學之後,是曾上廣州中山大學去住過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顧頡剛起了衝突,脫離中山大學之後;並且因恐受當局的壓迫拘捕,其後亦曾在廣州閑住了半年以上的時間。

他對於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之後,在廣州閑住的半年那一節事情,也解釋得非常有趣。他說:

「在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隻雄雞,在和對方呆斗。這呆斗的方式,並不是兩邊就咬起來,卻是振冠擊羽,保持著一段相當距離的對視。因為對方的假君子,背後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經示弱,對方就會用無論那一種卑鄙的手段,來加你以壓迫。

「因而有一次,大學里來請我講演,偽君子正在慶幸機會到了,可以羅織成罪我的證據。但我卻不忙不迫地講了些魏晉人的風度之類,而對於時局和政治,一個字也不曾提起。」

在廣州閑住了半年之後,對方的注意力有點鬆懈了,就是對方的雄雞,堅忍力有點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備,而離開了廣州。

人雖則離開了,但對於代表惡勢力而和他反對的人,他卻始終不會忘記。所以,他的文章里,無論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話,他總不肯放鬆一著,老會把這代表惡勢力的敵人押解出來示眾。

對於這一點,我也曾再三地勸他過,勸他不要上當。因為有許多無理取鬧,來攻擊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來成名。實際上,這一個文壇登龍術,是屢試屢驗的法門;過去曾經有不少的青年,圍攻擊魯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釋,卻很徹底。他說:

「他們的目的,我當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卻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們;第二,是也因為他們,而真理愈得闡明。他們的成名,是焰火似的一時的現象,但真理卻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最初,是高長虹等,其次是太陽社的錢杏屯等,後來則有創造社的葉靈鳳等。他對於這些人的攻擊,都三倍四倍地給予了反攻,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鬥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成績俱在,在這裡可以不必再說。

此外還有些並不對他攻擊,而亦受了他的筆伐的人,如張若谷、曾今可等;他對於他們,在酒興濃溢的時候,老笑著對我說:

「我對他們也並沒有什麼仇。但因為他們是代表惡勢力的緣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們卻做了活的風車。」

關於堂•克蓄德這一名詞,也是錢杏屯他們奉贈給他的。他對這名詞並不嫌惡,反而是很喜歡的樣子。同樣在有一時候,葉靈鳳引用了蘇俄譏高爾基的畫來罵他,說他是「陰陽面的老人」,他也時常笑著說:「他們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當不起。」

創造社和魯迅的糾葛,系開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評,後來一直地繼續到了創造社的被封時為止。

魯迅對創造社,雖則也時常有譏諷的言語,散發在各雜文里,但根底卻並沒有惡感。他到廣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們結成一條戰線,來和反動勢力拮抗的;這一段經過,恐怕只有我和魯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於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遊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生過衝突。

後來,創造社因被王獨清挑撥離間,分成了派別。我因一時感情作用,和創造社脫離了關係,在當時,一批幼稚病的創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獨清等的煽動,與太陽社聯合起來攻擊魯迅,但我卻始終以為他們的行動是越出了常軌,所以才和他計劃出了《奔流》這一個雜誌。

《奔流》的出版,並不是想和他們對抗,用意是在想介紹些真正的革命文藝的理論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稍稍糾正一點過來。

當編《奔流》的這一段時期,我以為是魯迅的一生之中,對中國文藝影響最大的一個轉變時期。

在這一年當中,魯迅的介紹左翼文藝的正確理論的一步工作,才開始立下了系統。而他的後半生的工作的綱領,差不多全是在這一個時期里定下來的。

當時在上海負責在做秘密工作的幾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靜安寺路的寓居里進出的人;左翼作家聯盟,和魯迅的結合,實際上是我做的煤介。不過,左聯成立之後,我卻並不願意參加,原因是因為我的個性是不適合於這些工作的。我對於我自己,認識得很清,決不願擔負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所以,左聯成立之後,我就在一月之內,對他們公然地宣布了辭職。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為左聯及各工作者的幫忙,也著實不少。除來不及營救,已被他們殺死的許多青年不計外,在龍華,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許多作家,或則減刑,或則拒絕引渡,或則當時釋放等案件,我現在還記得起來的,當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數。

魯迅的熱心於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說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卻外邊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後來卻用攻擊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還是彰明顯著的事實。而另外還有些「挑了一擔同情來到魯迅那裡,強迫他出很高的代價」的故事,外邊的人,卻大抵都不曉得了。在這裡,我只舉一個例:

在廣州的時候,有一位青年的學生,因平時被魯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後,魯迅當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雲里那一所三層樓的弄堂房子里。但這一位青年,誤解了魯迅的意思,以為他沒有兒子——當時海嬰還沒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約總是想把自己當作他的兒子的意思。後來,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來同住,意思是為魯迅當兒媳婦的。可是,兩人坐食在魯迅的家裡,零用衣飾之類,魯迅當然是供給不了的;於是這一位自定的魯迅的子嗣,就發生了很大的不滿,要求魯迅,一定要為他謀一出路。

魯迅沒法子,就來找我,教我為這青年去謀一職業,如報館校對、書局夥計之類;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職業,那麼亦必須請一家書店或報館在名義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當由魯迅自己拿出,由我轉交給這書局或報館,作為月薪來發給。

這事我向當時的現代書局說了,已經說定是每月由書局和魯迅各拿出一半的錢來,使用這一位青年。但正當說好的時候,這一位青年卻和愛人脫離了魯迅而走了。

這一件事情,我記得章錫琛曾在魯迅去世的時候寫過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實卻很複雜,使魯迅為難了好幾個月。從這一回事情之後,魯迅就愛說「青年是挑了一擔同情來的」趣話。不過這僅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實還正多著哩!

民國十八年以後,因國共分家的結果,有許多青年,以及正義的鬥士,都無故而被犧牲了。此外,還有許多從事革命運動的育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長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專為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業工人等救濟而設的一個團體,是共濟會。但這時候,這救濟會已經遭了當局之忌,不能公開工作了;所以弄成請了律師,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鋪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清求保釋的局面。在這時候,帶有國際性的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領導下,在上海成立了起來。魯迅和我,都是這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後來也連做了幾任的幹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緝令下來,楊杏佛被暗殺的時候為止。

在這自由大同盟活動的期間,對於平常的集會,總不出席的魯迅,卻於每次開會時一定先期而到;並且對於事務是一向不善處置的魯迅,將分派給他的事務,也總辦得井井有條。從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出,魯迅不僅是一個只會舞文弄墨的空頭文學家,對於實務,他原是也具有實際幹才的。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誌《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但關於校對、集稿、算髮稿費等瑣碎的事務,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他的做事務的精神,也可以從他的整理書齋,和校閱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來。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亂雜無章的。而魯迅的書齋,卻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對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塗改當然是不免,但總繕寫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嬰長大了,有時候老要跑到他的書齋里去翻弄他的書本雜誌之類;當這樣的時候,我總看見他含著苦笑,對海嬰說:「你這小搗亂看好了沒有?」海嬰含笑走了的時候,他總是一邊談著笑話,一邊先把那些攪得零亂的書本子堆疊得好好,然後再來談天。

記得有一次,海嬰已經會說話的時候了,我到他的書齋去的前一刻,海嬰正在那裡搗亂,翻看書里的插圖。我去的時候,書本子還沒有理好。魯迅一見著我,就大笑著說:「海嬰這小搗亂,他問我幾時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後,這些書本都應該歸他的。」

魯迅的開懷大笑,我記得要以這一次為最興高采烈。聽這話的我,一邊雖也在高笑,但暗地裡一想到了「死」這一個定命,心裡總不免有點難過。尤其是像魯迅這樣的人,我平時總不會把死和他聯合起來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邊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當時當然也對於死這一個觀念的極微細的實感都沒有的。

這事情,大約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兩三年的時候;到了他死之後,在萬國殯儀館成殮出殯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遺容,一面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裡快快樂樂地跑,我的心真有點兒絞得難耐。

魯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誰也知道是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的創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魯迅的學生;因為孫伏園從《晨報副刊》出來之後,和魯迅、啟明、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之發行,當時還沒有畢業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者。

北新書局從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擴張的時候,所靠的也是魯迅的幾本著作。

後來一年一年地過去,魯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來了。北新和魯迅之間的版稅交涉,當年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只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帳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帳,往往不十分清爽。

後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賬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面,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

照北新開給魯迅的舊賬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處地託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設法談判。

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

後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願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餘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這一場事情,總算是這樣地解決了;但在事情解決,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面的衝突。

衝突的原因,是在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也是魯迅的學生,當時也在經營出版事業的某君。北新方面,滿以為這一次魯迅的提起訴訟,完全系出於這同行第三者的挑撥。而忠厚誠實的林語堂,於席間偶爾提起了這一個人的名字。

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發青,從座位里站了起來,大聲地說:

「我要聲明!我要聲明!」

他的聲明,大約是聲明並非由這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並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的險惡。

在這席間,當然只有我起來做和事佬:一面按住魯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

這事當然是兩方的誤解。後來魯迅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為勸語堂多翻譯一點西洋古典文學到中國來,而語堂說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這當然也是誤解,當魯迅去世的消息傳到當時寄居在美國的語堂耳里的時候,語堂是曾有極悲痛的唁電發來的。

魯迅住的景雲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盡頭的西面,去虹口花園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內山書店亦只有幾百步路。

書店主人內山完造,在中國先則賣葯,后則經營販賣書籍,前後總已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他生活很簡單,懂得生意經,並且也染上了中國人的習氣,喜歡講交情。因此,我們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總老喜歡到他店裡去坐坐談談;魯迅於在上海住下之後,也就是這內山書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的三弟喬峰(周建人)被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

他那時也聽到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喬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閑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

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布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一二•八」戰事過後,他從景雲里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面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得貴,生活方式也比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時要想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像是發掘得了至寶。

但他在那裡住得也並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緝令下來,上海的反動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他卻搬上了內山書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陸新村(四達里對面)的六十幾號房屋去住了。在這裡,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時候為止。

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幾個,多半是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令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

說起杭州,魯迅絕端地厭惡;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們,原是使他厭惡的原因之一,而對於山水的愛好,別有見解,也是他厭惡杭州的一個原因。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許欽文到杭州去玩過一次;但因湖上的悶熱,蚊子的眾多,飲水的不潔等關係,他在旅館里一晚沒有睡覺,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來了。自從這一回之後,他每聽見人提起杭州,就要搖頭。

後來,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他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錢王登遐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他從五代時的記錄里,曾看到過錢武肅王的時候,浙江老百姓被壓榨得連褲子都沒有得穿,不得不以磚瓦來遮蓋下體。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書里,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詩的原意,卻就系指此而言。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百萬,曾經呈請南京中央黨部通緝過我們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鄰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兇惡的事情,而且還是在這一次的抗戰軍興之後。我現在雖則已遠離祖國,再也受不到他的姦淫殘害的毒爪了;但現在仍還在執掌以禮義廉恥為信條的教育大權的這一位先生,聽說近來因天高皇帝遠,渾水好撈魚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對老百姓的這一種遠溢過錢武肅王的「德政」。

魯迅不但對於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生地的紹興,也似乎並沒有什麼依依不捨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里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面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哪裡,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魯迅言下就笑著說:

「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

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於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抗戰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后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並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鬍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了,但都被擱置著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後來去市長那裡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裡反對,絕對不準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後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贊成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軍興,現在並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當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譬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他,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里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大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復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這中間,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情。可是從此一別,我就再也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於魯迅的回憶,枝枝節節,另外也正還多著;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裡存著,現在又沒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裡,先暫擱筆,以後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

(原載1940年宇宙風社出版《回憶魯迅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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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2 個評論)

回復 七把叉Archie 2024-8-20 08:01
博主辛苦。魯迅如果不死,建國第一反黨集團就不會是胡風,而是魯迅反黨集團。我們中學生也就不會把他的文章奉為圭皋,考試時搜腸刮肚,抓耳撓腮了。魯迅的文章深刻是毋庸諱言的,只是他的文風,半文半白的文筆,需要有喜歡過程。相較而言,他弟弟周作人的散文就要好太多,行雲流水,給人閱讀的快感。後面的補記郁達夫的文章,看著像魯迅的超級粉絲,文筆很像。郁達夫抗戰中遁走南洋,最後死的不明不白。
回復 change? 2024-8-20 10:20
七把叉Archie: 博主辛苦。魯迅如果不死,建國第一反黨集團就不會是胡風,而是魯迅反黨集團。我們中學生也就不會把他的文章奉為圭皋,考試時搜腸刮肚,抓耳撓腮了。魯迅的文章深
謝謝,同意。郁達夫回憶魯迅的文章有幾篇,似乎有所不同。很喜歡他的回憶友人文章。他失蹤南洋後有各種說法。被中共列為「革命烈士」必有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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