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賦》很醒腦? 哲學很耐死?

文｜解亦鴻

編輯｜陶若谷

圖｜呂萌

本文來源公眾號極晝工作室（media-fox）

海淀醫院西樓七層01號床

談話在上午11點半準時開始。第一天朱銳躺在床上，朝我揮了揮手，跟一個月前出現在人大哲學課堂相比，他瘦了不少，胳膊能看出橈骨的輪廓。他主動詢問，「我這樣會嚇著你嗎？」持續一小時左右，他就累了，需要閉眼休息，遺留的問題就放到第二天繼續。

他用末端的生命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每天早上7點左右，他在看護者的攙扶下坐起來，只能坐10分鐘。親人在安寧病房裡照顧，如果是身體狀況更好一點的早上，她會把他抱到輪椅上，推到樓下小花園，一起晒晒太陽。通常是15分鐘，朱銳感到有些累，就回到病房。談話也是秩序的一環。

內外交困，節奏紊亂，是他身體最深的感受。他開始注意一些平時不會注意的事物，比如曬太陽時，會望著馬路對面的烤鴨店、徽菜館。朱銳以前是個不怎麼愛吃飯的人，但是徹底不能進食后，還是會懷念跟朋友一起坐在餐廳里，點菜，聊天。睡前他在手機里刷到河南的麵食，有些嘴饞，晚上就夢到自己吃了碗麵條。

他的輪椅上掛一根登山杖，等電梯時可以戳按鍵，選樓層。「擁有行動的自由，仍然是件很快樂的事。」朱銳說。住進安寧病房前，他跟親人出門散步，會把電動輪椅馬力開到最大，體驗風一般的速度，沖在前面，像駕駛自己的車，誰都追不上。現在要靠人推，行動變得更加有限。

住進來第七天，一位生命禮儀師小夥子走進病房問他，想選什麼款式的壽衣、骨灰盒。朱銳有些疲憊，全程沒有說話，由親人代溝通。他後來想起這件事，「其實我當時在想，人是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所以我也想赤條條地離開，不用穿什麼特別的衣服，有一條紙內褲遮一下，像亞當夏娃那樣，就夠了。」

朱銳在安寧病房

如果不考慮父母的意願，他更想用生態堆肥的方式，「化作春泥更護花」。出於尊重長輩，他還是同意了傳統喪葬，火化，並將骨灰葬於老家安慶，墓地是父母選的。7月18日，朱銳的病房裡開了一場家庭會議。床位旁邊架一台手機，他在美國的孩子、安徽的父母、北京的家人，都連線參與討論，聊這些事。

人生的最後二十天，朱銳就在人民大學附近的海淀醫院度過。是不是因為離學校比較近？朱銳否認了，「我只是比較幸運，才能住進來。」他不想討論這些人情上的事。

5月的最後一堂哲學課上，朱銳分享了生命的小大之辯——薛定諤曾提出，「為何原子如此之微，而生命卻如此之巨？」朱銳告訴學生，「一個生命，想要認識這個世界，千萬不能至精至微，聽到看到每一個原子無序的運動，那些就是這個宇宙的噪音。我們的生命必須要比原子大，才能在無序中看到有序。」

6月中旬，他發現自己有了小肚子，而癌症病人通常會逐漸消瘦。他去醫院才確認，不是胖了，是癌細胞侵蝕了腹膜，腹水開始變多。醫生根據檢查結果下了判斷，告訴朱銳，「你的生命還剩個把月的時間。」

就在那一天，朱銳聯繫我與他合作對談，「生死問題是哲學最大的問題，而我又恰好處於這樣的生命歷程里。我們就以聊天的方式，可長可短。你可以問問題，或者我自己提問題，有收穫最好，沒有收穫也沒關係。」他不記得這想法最初在什麼時候產生，只是病情發展得快，到了這個階段，已經無法獨立完成，希望有人配合。他同時讓我做好心理準備，「（我）有可能隨時走人，或許就是明天」。

為行文方便，這裡僅呈現部分對話，完整內容將按照與朱銳的約定，交由他的家人整理出版。

區別「死」和「死亡」

7月16日，陰天，朱銳穿著住院服，蓋著被子。我們從前一天遺留的問題開始聊起——為什麼覺得「死亡」是件快樂的事？

朱銳：首先我們應該把「死」和「死亡」區分開來。「死」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而「死亡」是那個過程的終結。我們好像不怎麼關注「死」的過程，卻過多地關注「死亡」本身，我覺得這是有一定的偏頗在裡面。

「死」的過程越痛苦，死亡相對來說就應該是個更積極的事兒，是快樂的。「死亡」其實是「生命」最偉大的發明。它恰恰跟永生相對，「死亡」給了世界一個重生的機會。你想一想，如果這個世界什麼東西都不死的話，會是怎麼樣？

作者：可能會很可怕。

朱銳：對，新生物永遠出不來，因為沒有空間了，世界充滿老舊。所以死亡恰恰不是對生命的否定，而是對生命的肯定。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死亡，身體那些老舊的細胞都不死，它實際上就是癌細胞。癌細胞拒絕死亡，它以個人的永生，而排斥生命。

作者：但有不一樣的聲音，反而會認為死亡一定是「我」才能經歷的，沒有人可以替「我」來經歷死亡。

朱銳：那是「死」。「死」是有主體的，也是孤獨的，沒有人能夠代替。「死亡」是沒有主體的。打個比方說，蛹變成蝴蝶，你不能說蛹死了，蝴蝶生了，你只能說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大化的關係，大化流行。如果你已經像蛹一樣變成蝴蝶，你不能再追問，「蛹該怎麼辦？」蛹已經不存在了，這種不存在，其實就是生命的更替。

作者：那我們該如何在「死」的過程里，儘可能快樂地去生活？

朱銳：「死」的過程是對生命極大的否定，會讓你感到絕望。這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我沒辦法回答。

病房窗檯

一個小時后，朱銳有些說不動了，他主動提出想聽我的故事。於是我談到自己的生命歷程，如果把它想象成一幅畫，會是什麼樣，「我像是一個推石頭的人。」朱銳一直閉著眼睛聽，我想知道他的答案，他說，「咱們明天再聊。」

克里斯蒂娜的世界

7月17日，北京發布高溫黃色預警。朱銳繼續穿著住院服，他覺得這件衣服透氣性還不錯。這天的談話就從「一幅畫」開始——

朱銳：其實，我昨天當時就有一個答案，但是沒有告訴你。

分幾個階段。第一幅是小時候10歲左右做得非常多的一個夢。夢裡，我在空中飛行，翱翔，像鳥兒一樣。那種低空飛行的感覺，特別美好。現在我們管它叫「翼裝飛行」，當時還沒有這個概念。

實際上，我覺得我一輩子的生活方式，就是對這種「翼裝飛行」的追求。因為我去過很多國家，走過很多地方，我覺得這些經歷是在實現自由翱翔的夢。

但是昨天你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腦海里馬上出現的是另一幅畫，我不知道為什麼，是畢沙羅1874年在巴黎畫的《白霜》。一個中年人肩負著柴火前行，地上都是霜雪，看似寒冷的白霜，有一種冷峻的美。

我覺得它可能代表我中年的心情狀態，享受孤獨。白霜不是凄慘的，你仔細看會發現，雪花里有晨光的顏色。我的朋友很多，但我也追求孤獨。我覺得一個人應該學會做一個孤獨的思想者，讓自己安靜下來，不帶任何幻想和猜想，去冷麵地但是又熱情地看待這個世界。

第三幅畫代表著我當下的身體狀態，它是1948年安德魯·懷斯畫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這幅畫在我看來，就是「死」的過程——像「寄居蟹」一樣，身軀不再聽我的使喚，遠方那個最後的歸宿，可能是我所想要的，但又很難企及，因為我無法依靠自己達到。

我可以主動選擇醫學手段如何干預生命，但是從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們直面這個問題本身（時），已經不可能走得動了。所以你看克里斯蒂娜的動作，那種扭曲，也是類似的情形，一種生活的局限，行進式的分離。

為了正視聆聽者的眼睛，朱銳把床頭抬高了30度。癌細胞已經入侵尾椎，他基本上失去了對下肢的控制。多數時刻躺在床上，定時吃止疼片。為避免腸道梗阻，他不再進食，依靠輸營養液維持身體所需的能量。

畫中的克里斯蒂娜是一名殘疾人女性，她趴在草坪上，肢體動作不舒服，遠處有一幢房屋，她正望向房屋的方向。這幅畫朱銳在哲學講座中曾多次提到，講「類比推理與隱喻」的作用——如何把類比看作人類思維的核心認知機制。

進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之前，他始終覺得即便是癌症，也沒有改變多少他的生活。2022年8月，剛得知自己癌症晚期時，他消沉了兩天。「不是悲傷，不是害怕，就是不相信。因為我身體很好啊。」朱銳回憶，他以為馬上就要死了，但兩天後冷靜下來，跟朋友說，「走，咱們去旅遊。」

治療過程中，疼痛消磨了精神，朱銳很難再完整地看一本書，更無法爬山、徒步。這讓他失去了生命中有分量的瞬間——他許多閱讀和思考都在爬山的過程中完成，失去對身體的掌控，也意味著失去了生活的主動性。

人大哲學院建議他專心養病，他提出要如常上課，並且自嘲生病後，睡眠質量好了不少，「以前總要擔心工作上的瑣事，像填表，申報，現在我再也不因它們而煩惱了。」

自生病第二年開始，生活中「被動的娛樂」越來越多，朱銳有時一醒來就看電視，看了三四遍《我的團長我的團》，喜歡探討死亡與重生的部分。親人也帶著他看《甄嬛傳》，「談戀愛的部分還可以，後面一宮斗就打胎，朱銳認為沒創意，他最討厭勾心鬥角。」

歐洲杯1/8決賽他在家看過幾場，住進安寧病房后，沒有精力看了。他不是真正的球迷，沒有喜歡的球隊，看的樂趣僅僅在於，加入到這個遊戲里，「這是人們認認真真玩的一個遊戲，最後捧起一個杯子。」《PHI：從腦到靈魂的旅行》是朱銳在病房裡讀完的最後一本書，剩下就是刷刷抖音。

主動去找鬼

患上癌症后，朱銳做了許多關於恐懼的研究，他不止一次提到對「死亡」的恐懼，在學哲學之後就打消了，並把這個理念分享給學生，這也讓他引起了社會關注。針對恐懼，他具體的練習過程是怎樣的？以下內容來自7月17日和7月22日的對話。

朱銳：我小時候怕鬼，有一段時間甚至不敢走夜路，大人總講鬼故事嚇唬我。而學哲學以後，我曾有過一個巨大的追問，「人死以後到底有沒有靈魂的存在？」如果有的話，死亡根本沒什麼可怕的，只是你換一個方式去生活，也許還更自由。所以，我希望看見鬼。我不相信鬼故事，因為那是道聽途說，我覺得要親眼見過才行，這樣我至少可以說，儘管沒從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從實踐上解決了它。

作者：怎麼從實踐上解決？

朱銳：主動去找鬼。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學校附近有棟私人豪宅，裡面四五十個房間，鋪著金貴的地毯，掛著19世紀富麗堂皇的畫，但是沒人住，房子空在那兒，民間許多有憑有據的傳說，說那間房子里能遇到鬼，沒人敢去，連警察也不敢巡查。

我跟學校主動申請，一個人住了進去，在這個100多年的舊宅里，孤零零的，周圍沒有民居，全是森林。頭一兩天，我確實聽見走路的聲音，起初很興奮，以為鬼來了，後來發現，實際上是木頭老化的聲音。

一個月後的晚上，我突發奇想，想到《閃靈》那部電影，有兩個小孩鬼出現在樓道上。我就晚上兩三點爬起來，注視著樓道。這個時候警察正好來查房，他們被我嚇了一跳，後來我們成為了朋友。

作者：所以您從沒找到過鬼。

朱銳：對，從來沒有。

作者：那您相信靈魂的存在嗎？

朱銳：我覺得靈魂既有，也沒有。其實不需要宗教和死亡，我們平時都在談論自己的靈魂。比如，我們可以鼓勵自己，做個靈魂有趣的人，也可以批評某個人，說他是沒有靈魂的人。我自己明知道靈魂不存在，但是我們作為人類，總是相信自己也有某種靈魂。這種靈魂是一個參數。

每一個平常的人，他在談死亡的時候，都離不開傳統的參照系，包括肉體、身體、軀體、意識，但是最重要的參數還是靈魂。它是人類自古以來自創的一種擺脫不掉的神話，一個大眾的神話。

作者：您還經歷過哪些其他的死亡練習嗎？

朱銳：我有一次坐飛機，被乘務人員通報過飛機可能面臨失事。我鄰座坐著兩位猶太老人。我當時只有一個信念，就是不能不顧旁邊老頭老太太的生死，踩在他們的屍體上，獨自去求生。蘇格拉底曾經說過，「卑鄙比死亡跑得快。」所以那時候，在卑鄙和死亡之間，我告訴自己，一定要選擇死亡。

作者：我想知道對您來說，最大的恐懼會是什麼？

朱銳：每個生命階段會不太一樣。比如小時候的我，很怕鬼。中年的時候，生了孩子，我很怕孩子出事兒。我們有時會被非理性的恐懼所控制，從而改變自己的言行，甚至合理化這種恐懼。比如極端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封閉性的恐懼造成的，他們利用了人們的恐懼，把恐懼作為工具，去打壓別人，保護自己，這個在我看來是最具有社會傷害性的恐懼。

作者：您曾有哪些選擇是在非理性的恐懼的控制下做的嗎？

朱銳：不願意去看醫生。因為我覺得很麻煩。但實際上，有可能是擔心自己有大病，所以不敢去看。

飛行玩偶擺在床頭

「破解時間的暴政」

住進安寧病房之前，朱銳從未同意朋友、學生去醫院探望自己。因為在重症病房，人很難保有原本的尊嚴，這是他的回答。而當家屬向醫生提出給病人插管的請求，醫生通常會執行，朱銳開始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被孝道裹挾，而不去思考生命的質量？」

他發現醫生不會主動告訴危重病人所剩的時間，而是告訴家屬。朱銳覺得沒必要，「我願意知道自己還剩多少時間」，他要求醫生在每個階段都公開透明。

今年6月下旬，二兒子從美國回來看他，問他可不可以待一個月，朱銳擔心自己所剩的時間不夠——從拄著登山杖行走在課堂，到坐輪椅、終日躺在床上，他真正進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不過是距離一公里、一個禮拜之內發生的變化。

父子商量下來，把共度的時間定在了兩周。他們就住在醫院附近的酒店，兒子白天去爬山，晚上回來分享這一天，彈父親喜歡聽的鋼琴曲。講起兒子，朱銳罕見地提到了挫敗感——那時他走路已經非常吃力，最多只能走到酒店餐廳，一起吃頓餃子，「沒法跟他一塊兒四處探索北京了。」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朱銳有過許多爸爸的煩惱。「我那時看不到他們長大后的樣子，只能看到擁堵的交通，每天接送他們上下學，覺得時間突然不夠用了。」生第一個孩子時，他說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而第二個孩子出生前，老大仍是調皮的年紀，他一度自我懷疑，「把他（二兒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來，會不會是在讓他受苦。」

他逐漸理解孩子為什麼會撒謊。「那是智力發展的表現。」朱銳說，他所做的就是告訴小孩子，首先要尊重自己，不能自我欺騙，「對自己撒謊，比在社會場合撒謊，危害大得多。」

在安寧病房的家庭會議中，兩個兒子仍然相信奇迹會發生，「爸爸就像《星球大戰》里的天行者和尤達大師那樣。」但當醫生提出，可以對病情採取哪些干預，兒子的態度是尊重朱銳的所有想法，「We are on the same page.」（我們意見一致。）

朱銳拒絕了一切延長生命的手段，在他看來，清醒的意識是第一位的，如果他失去意識，營養液也不用再輸了，並且絕不插管、除顫。7月19日，一場暴雨過後，天氣變得涼爽。他繼續前一天的話題：死亡和時間。

病房書架

朱銳：我想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待死亡。時間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但我們也可以暫時把它簡單化。

我們在哲學概念里，認為時間分A系列的時間和B系列的時間。A系列是時間本身的秩序，我們可以稱之為「時間之箭」，或者「日曆時間」。它在一條無限的直線上，象徵著「逝者如斯夫」，是不可逆的，也具有一定的歷史性。而B系列的時間不是時間的秩序，它是秩序的時間，也就是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它與「事件」有關，比如早上的事件發生得比晚上的事件要早。

所以A系列這種「逝者如斯夫」的時間，在物理學意義上其實是不存在的。我們站在時間長河上來看，我們的生命不過是一瞬，這是一個完全虛無的事情。為了這一瞬間，我們卻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插管，延長「死」的過程，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的文化被這種歷史主義的時間觀以及死亡觀，所控制了？病人想著長壽，家屬想著孝道，而不去考慮生命本身的、內在的質量。

作者：我還想到了一些當下流行的說法，比如新聞報道一位逝者，他30多歲去世了，人們會惋惜，說他還這麼年輕，但是一個35歲的人找工作，卻會被市場視作年齡太大的求職者。

朱銳：這其實就是日曆時間的暴政。

作者：那我們自身該如何破解日曆時間呢？

朱銳：個體的破解估計是不大可能的，因為人類的意識它就是有這種傾向。只是，我們應該意識到，當我們遵循日曆時間生活的時候，我們正在執行的其實是一種錯誤，甚至一種桎梏。錯誤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而破解日曆時間的暴政，就是一個社會要為之努力的事了。

我是誰

生病以來，朱銳一直在重新思考「我是誰」——「我」是否可以代表大自然本身的「我」，人是否可以回歸「類」的存在，成為人類？6月中旬腹水的出現，讓朱銳意識到，自己徹底變成「寄居蟹」了。為了描述這種感受，他將食指和拇指並在一起，再慢慢分離，像年輕人比心的動作，但哲學教授想表達的是，「現在，我的靈魂離身體越來越遠了。」

病房窗檯擺滿來訪者送的花，康乃馨謝了之後，新添了兩盆綠蘿。7月是北京的雨季，有不少新生的小蟲，圍著綠蘿飛來飛去。7月23日，除了營養液，醫生加輸了一瓶激素，有助於病人的精神狀況。朱銳的心率、血壓比前幾天都要高。我們的對話越來越簡短。

作者：假設轉世存在的話，您想變成什麼？

朱銳：（沉默了很久）

作者：這是一個建立在假設上的問題，您會不會不喜歡這種提問方式？

朱銳的博士導師 拉杜·博格丹仍健在

拉杜·博格丹  (Radu Bogdan)

生於 1946 年

教育 斯坦福大學（博士）

時代 21 世紀哲學

地區 西方哲學

機構 杜蘭大學

論文 知識的實用主義 (1980)

博士導師 Jaakko Hintikka

主要興趣 認知科學、心靈哲學

拉杜·J·博格丹 (生於 1946 年) 是美國哲學家，杜蘭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名譽教授。他以心靈哲學著作而聞名。

書籍

為什麼是我？：自我反思思維的社會文化演變，劍橋大學出版社 2021   Why Me?: The Sociocultural Evolution of a Self-Reflective Mi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心靈寶庫：假裝和想象的社會文化基礎，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 2013   Mindvaults: Sociocultural Grounds for Pretending and Imagining, MIT Press 2013

我們自己的思想：自我意識的社會文化基礎，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布拉德福德圖書 2010   Our Own Minds: Sociocultural Grounds for Self-Consciousness, MIT Press/Bradford Books 2010

預測思維：命題思維的社會個體發生，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布拉德福德圖書 2009   Predicative Minds: The Social Ontogeny of Propositional Thinking, MIT Press/Bradford Books 2009

關注思想，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布拉德福德圖書 2000   Minding Minds, MIT Press/Bradford Books 2000

解讀思想，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布拉德福德圖書 1997    Interpreting Minds, MIT Press/Bradford Books 1997

認知基礎，勞倫斯·埃爾鮑姆 1994    Grounds for Cognition, Lawrence Erlbaum 1994

 RADU J. BOGDAN

杜蘭大學哲學與認知科學教授，新奧爾良；布加勒斯特大學，布加勒斯特大學認知科學開放思維碩士項目主任   

講座說明

據我們所知，其他動物物種（包括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和可能的古人類）都沒有自我反思的思維，四到五歲之前的人類兒童也沒有。所有這些其他物種都可以很好地應對其生存挑戰，而無需自我反思。一個物種自我反思的原因和適應價值既不明顯，也不容易解釋。更令人費解的是，自我反思的進化可能相當新，可能相當迅速，而且只發生在人類身上，似乎違反了自然選擇通常漸進、節儉、修修補補和跨物種的工作。那麼，自我反思的思維為什麼會進化出來，出於什麼原因，如何進化，從哪些心理資源中進化出來，為什麼只發生在現代人類身上？從一些新的角度，本講座將對這些難題提出一些進化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