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轉化與新官僚政治的成長

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與轉化

一

本篇講中國現代官僚政治的第二階段，即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接續階段。

「中華民國」的招牌由辛亥革命懸掛起來以後，其間雖曾由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未成）一度拆除下來，但很快又給懸掛著。這表示中國人至少已很厭惡名義上的皇帝，同時也表示任何野心人物至少已不敢再居皇帝的名義了。可是我們一般的政治進步卻到此為止了。古舊的專制官僚政治建築上的冠飾雖被折落，那建築卻還腐朽而毫無生氣的殘延著。

專制政體或專制官僚政治的歷史交代一般是由議會政治承續下來；這個過程無異是非常緩慢而曲折的。市民的議會政治權力增大一分，領主或地主的專制官僚政治就減退一分。而他們兩者勢力的消長，儘管是從政治領域內或政治舞台上顯現出來，但稍微深入一點考察，就知道那在實際是取決於現代性商工業與封建性經濟的屈伸變化。中國以特殊土地所有製為核心的封建經濟，既如我們前面所說，有傳統的特殊社會生產關係，尤其是特別的專制官僚統治在範圍它、妨阻它，使它特別不容易孕育成長出「自我否定」的新生產力，而同時從鴉片戰役開始侵入的國際資本，對它又是發生一面分解、一面維持的複雜作用。結局，新式商工業發展的緩慢和變態，封建經濟轉型或解體的延滯，就一直成為中國現代經濟的非常顯著的特徵，而這也正是中國現代畸形丑相政治之更本質的基礎。

商工業經濟或市民階級的力量不容易增大，舊社會原有的階級關係就無法根本改觀；換言之，商工業未發達起來，資本家階級固然是難得形成，與資本家階級同時平行產生的勞動者階級，就不易由農民或小生產者轉化出來，結局，擁有社會重要生產手段——土地的所有者，租稅收領者，以及寄生於土地剩餘的一切大小權勢人物或所謂官紳，就必然還是，至少在現階段還大體是特殊的統治階層，而把那些靠著土地生存的農民或小生產者，作為其被支配、被侵削的主要對象。一句話：就是官民對立之局，官紳以特殊社會身分駕凌於一般農民之上的社會階級生產關係還或隱或顯的存在著；亦就因此之故，名義上的皇帝雖然被革去了，而為一簇或一團有特殊社會身分的官紳或官僚階層所託命所恃的首腦，無論是誰，只要他接受他們的依託，他就無法在實質上不成為最大、最高特權的化身。

袁世凱，有人擁戴他做皇帝，徐世昌、黎元洪、曹錕、段祺瑞，有人擁戴他們做大總統、做執政，無非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特權者或官僚們、豪紳們，為了要達成其對於一般人民特別是對於農民的統治剝削目的，總要求有一個最高最大的特權者來作他們的傀儡。所謂「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那並不是為了什麼忠君愛國，為了行什麼鳥道，而實是為了行使其統治榨取的特權。所以，不但是一國的大總統或執政，就是割據一省兩省的軍閥，甚至威臨一區的豪霸，都不難簇集一群士大夫或官紳，串演出一個「小朝廷」的局面。

因此，從本質上說來，在有一大批特殊社會身分的官紳存在著，並急於要找到靠山來行使其各種特權的場合，為他們所擁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再開明，也很難不「飄飄然」自認為至尊萬能的主宰者；在傳統的土地所有權還大體保持其範圍著官民對立的社會階級關係的場合，無論是官是紳，即使再潔身自好，也難免不利用特殊身分、利用職權，向人民表示出不可一世的優越感。

然而，所有上面的說明，還只讓我們知道，中國舊官僚政治與新官僚政治的一般的共同社會基礎，而新官僚政治對舊官僚政治所具有的特點，則必須從那種社會基礎之相對變化中去求得解答。

二

歷來研究中國官僚，特別是論及新舊官僚制之區別及其演變的文字非常之少，而我根本就只見到一位號稱「中國通」的日人長野朗，在所著《中國土地制度研究》一書中，給了我們這樣一個簡括的解釋：

滿清推翻后，包圍清朝的官僚階級，少數擁護袁世凱以圖自存。其後，北京政府的主權者，各自為擴張勢力，相互爭奪，官僚階級於是環繞各軍閥左右，攫取政權。而軍閥因為用全力於戰爭，無暇過問政治，不得不與官僚階級相提攜，如奉系軍閥與舊交通系提攜，即是一例。然而國民革命發生后，又產生了大批新官僚。這些新官僚，就是從來的士大夫階級，現在稱為知識階級，他們的主體就是學生。民國以來，一般求知慾很盛，大學及專門學校設立很多，產生多數畢業生，而且多半是學政治及法律的，這是因為中國產業不發達，學生所求得的學問，不能在實業方面發展，不得不傾向於政治方面。但是，因為士大夫階級的階級封鎖，不能償他們的宏願，於是投入國民革命的隊伍里，加入國民黨，成為一種新型的官僚階級。注79

然則新式學校出身的大學專門學生，為什麼「一投入國民革命的隊伍里，加入國民黨」就成為一種新型的官僚階級呢？他繼續舉出了三個原因：

（一）中國學生承繼幾千年來官僚階級讀書人的氣味，把做官當作一種最好的賺錢手段，所以，國民政府下的官吏，貪贓枉法，更甚於清朝。

（二）國民政府內部，殘留了不少舊官僚階級的餘孽，所以內部有很濃厚的士大夫階級的氣味。

（三）依附於北方政府的舊官僚，目睹國民革命是一種不可輕侮的勢力，恰如明朝的官僚投降於清朝一樣，都捨棄北方歸附南方，因此在國民黨中流入許多舊官僚階級的份子。

國民政府、國民黨內部有舊官僚餘孽，北方的舊官僚投入國民政府，與新學生染有舊士大夫習氣，都只能說明舊官僚政治的繼續，無從解釋新官僚政治的發生。他以為「北伐完成之後，戰鬥集團的勢力漸漸衰弱，新官僚階級的形式也漸趨完整，以三民主義代替了章句之學，很明顯而森嚴的限制了黨員的資格，實行階級的封鎖」。他未明白指出新官僚政治與舊官僚政治的分野，只含糊的說新官僚時代與舊官僚時代，畢竟有一些不同：其一是「中國與各國通商以後，中國產業亦有相當的進展，從來在農村方面投資的士大夫階級，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資了」；其二是「農村中除了士大夫階級的地主以外，又增加了一種軍閥階級的地主，使農村受了更大的毒害」；其三是「農村中的新官僚勢力與舊官僚勢力不同，就是說，從來的舊官僚勢力沒有組織，而新官僚勢力在黨的組織下，組織民眾，利用民眾與舊官僚勢力對抗」。注80

所有上面的考察，只證明長野朗是中國社會政治事象的熟識者，但卻無法保證他是對於中國社會政治事象之科學的理解者。他差不多觸到了問題有關的一切論點，但所有的論點都不曾系統的關聯起來，以致成為零碎片斷的湊集。

其實，新官僚政治與舊官僚政治的根本不同點，與其從官僚的來源去看，不如從官僚的行動、作法或組織去看；與其從這些方面去看，又寧可從他們所由形成、所由寄託的社會經濟基礎去看。因為如其照長野朗氏所說，新式學校出身而又有舊士大夫習氣的人為新官僚，那麼，舊官僚投入國民革命隊伍中的人，為什麼也一下子變成了新官僚呢？國民政府內部殘留下的舊官僚餘孽，又為什麼一下子變成了新官僚呢？又照他的邏輯，所有上述的新學生、舊官僚，一加入國民革命的隊伍中，以三民主義代替章句之學，以黨的組織組織民眾、利用民眾，以黨員的限制實行階級的封鎖，他們就變成了新官僚，可見是否新官僚，並不盡關係他們是有舊意識的新學生，抑是有新企圖的舊士大夫階級，而是由於他們參組在那種不同於以往的官僚政治活動中，更進一步，同是官僚，同是利用政治權力或職權，以保持並擴大社會經濟利得，為什麼要採行那些新作法，又何以能採行那些新作法呢？長野朗氏只觸覺到問題的邊緣，不著邊際的提論到「從來在農村方面投資的士大夫階級，因產業有相當發展，也都向都市方面投資了」，不曾把問題從這一視野深入一點去看，而最為遺憾的是，他高談闊論著中國現代的政治經濟問題，對於中國現代政治、經濟問題發生過極大影響的帝國主義勢力與革命運動兩個有力因素卻始終沒有放在眼裡，並很不正確的認定中國國民黨自始就是一個新官僚集團，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自始就是一種向舊官僚統治攘奪政權、攫取貪污剝削職權的政治活動。由於他把這些極關重要的關節弄錯了，他所謂新官僚政治，就是一些相互連接不起來的片斷現象，而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也無法顯出一個明顯的輪廓。

三

由辛亥革命到抗戰開始前，其所以被視為是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階段，乃因這一階段以國民革命發展至長江流域為分野的前半期，是新舊政治勢力明顯鬥爭的時期，而在此後，則是新舊政治勢力發生曖昧關係的時期。在前一時期，中國舊政治勢力還是立在正統地位，對於新起革命運動，動員一切反動力量予以抵制和壓迫；在後一時期，中國新政治勢力已立在支配的、正統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妥協、收編舊的殘餘，同時又因為它對舊的政治勢力妥協，自不得不對於它在前一革命運動過程中驚動了新階級利害情緒或喚起來了的革新力量，採取一些不同於舊政治勢力的統治方式和作風；但如再推後到國民革命運動為什麼一發展到了長江流域特別是到了江浙，到了上海、南京，就開始一個大轉彎呢？那是不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復演呢？不儘是的，那不能單從政治消長上得到說明，而須注意到當時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變化。

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舊政治重心雖然仍在北方，而新經濟動態卻一直愈來愈顯現在南方。舊政治與新經濟的不調和、不適應的演變，日益使北方成為舊勢力的堡壘，南方成為新勢力的策源地。辛亥革命根本是從這種不調和現象中產生的，但那次革命不但不曾解消這矛盾或不調和現象，且把它加深、擴大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辛亥革命以後三年發生的。那無疑是中國一個振敝起衰的好機會。但當時主要在北方捲起的軍閥相互結托又相互火併的混亂局面，對當時主要在南方，在廣州、上海、漢口一帶逐漸發展起來的新工商業變成了更大的桎梏。它不但不能作著配合商工業要求的種種政治設施，且還因其腐敗、貪污與對外的依託，不絕斷送國權，不絕造出社會的、人為的災難，使勉能掙紮起來的商工業受到窒息。因此，以反帝反封建為號召的國民革命運動，儘管在本質上是為了承續辛亥革命未了的大業，為了建立當時逐漸抬起頭來的商工業所要求的市民民主政權，但因為——

（一）帝國主義各國憑藉著各種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國民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又因為——

（二）中國新式產業，特別是商業、金融業，直接、間接對帝國主義發生的依有關係，或其買辦的性格，致使所謂資產者市民的進步意識或革新要求，不易或不夠表現得明朗、堅定；最後還因為——

（三）資產不發達社會的國民革命，必須給予廣大農民群眾以解除其封建剝削與束縛的權益，而這又將不免使許多認識不清的地主階層的新舊知識份子，在革命運動過程中感到眩惑與疑慮。

所以，一時會震動著整個世界的國民革命運動，發展愈迅速，分離的傾向也愈增大。等到「自古帝王都」的南京被攻下，江浙一帶的買辦資產階層、北洋軍閥下的官僚政客，以及所謂「革命隊伍內」的投機份子與封建餘孽，便或明或暗的夥同帝國主義雙管齊下的壓力與助力，把國民革命運動的兩面大旗捲折起來了：以後反帝的號召就不很響，反封建的呼聲更似不好喊出來。此後的北伐，遂不曾怎樣驚動封建勢力盤踞相當牢固的北方社會，而只是利用江浙買辦金融的支助，從外部去收買或收編那裡的軍閥勢力；可是，就在北方舊軍閥勢力尚待清除或收裝的當時，南部各省卻因前此國民革命運動所激蕩起來的階級利害情緒，給予了反政府勢力以大大可乘的機會。於是，北伐征鞍未卸，而南剿動員又起。在此種動蕩過程中，有關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幾件事體逐漸出現了：

第一，政治與金融的合一。中國舊的官僚統治原本是把廣大的農村作為基礎，農村的安定或動亂，就是那種統治能否繼續的證驗。鴉片戰役以來的農村社會經濟的分解與不安定情形，愈到晚近，愈益嚴重化了。北方舊統治不易撐持，主要就是因為不絕破產與貧困化的農村，對它再無法提供維繫那種統治場面的經濟底力，反之，直接由江浙金融界得到了支持，得到了北伐南征戰費的新政治勢力，自然愈來愈覺得這是比較信賴得過的靠山。由於農村的動亂，資金瘋狂向都市集中，而大量集中到中國金融機關的存款，在民國二十三年已經有一半以上是用以購買政府的公債。政府要銀行救急，銀行靠政府發財。結局，新政治勢力在間接方面雖主要仍是寄存在封建的租稅剝削上，但因它與買辦金融的相互依存關係，很容易給人以「資產者政權」的印象，至少，那已把它的封建性格沖淡了。政治上的這一轉變，很快就影響到執政者，特別是負責財政經濟者的性能上，許多買辦、銀行老闆、公司大亨……開始向政界進出了。「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而多買辦，開始雖有些不慣，慢慢就順眼且順勢了。

第二，革命運動向「建設」運動的轉換。國民革命運動的收斂，勢須在精神上找一種代用品，以便好從革命言論上轉換過來，並藉以鎮定安撫那些認真想革命的人；這代用品，顯然是由買辦及有關的學者們設計出來的，既穩當又響亮的所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從那時起，就一直成為我們政界（簡直很難說是經濟界）、我們各級政治領導人物施政講演的大課題，可是，經濟是建設在什麼基礎上呢？大工業、大農業對於動搖而並未被掃除的封建體制，是否能像買辦商業、金融對於那種體制一樣可以相當調和的並存呢？他們始終不肯略費精神思考這類較根本的問題；甚至就是多年見機掙紮起來的一點新式產業在戰前已經陷在倒產歇業威脅中的事實，他們仍是視若無睹。為什麼呢？那除了被理解為新官僚的新形式主義之外，還有一個說明，就是由言論計劃上給人以「心理的」建設。然而在「建設」 （也許還包含所謂「社會建設」在內）口號下，為備不時之需而大規模設立專門大學，大批派送留學生，卻想不到竟達到了政治上「預定生產」的目的。現代型的教育，原來有三個功能：一是科學的，一是職業的，一是公民的。產業發展的道路一經阻塞，國內外造就的科學人材都無出路，事業的規模與種類，既有所限制，就是自治、選舉一類工作，也無法推行。結局，全部受過現代型教育的人只有做官與權作為做官之後補的任教兩個出路。他們出身的社會還在對他們另眼相覷，又沒有適當市民性的事業，沒有革命的環境，以清灑或改變他們傳統士大夫的想頭，於是，在官場，乃至在作為預備官場的學校，就由排擠而鬥爭，而造出系統，各種政治集團產生了，學閥產生了。根據競爭者愈多便愈容易使其就範的社會經濟原理，政府大可按照它的需要、按照它的標準、按照它可能出的價格，選定「貨色」了。新官僚能造出一個「型」，這是一件不可忽視的事實，可是如何造出一個「型」，卻需要進一步去說明了。

第三，訓政對憲政的代置。領導著國民革命運動的國民黨，完成了統一大業之後，原是要還政於民的。國民黨的創建者孫中山先生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政治建設階段，絕對是為了推行民權主義的方便，或民主主義的有效實行，而決不會想到那是封鎖仕路、獨佔政權的一個方略。但把訓政當作憲政的預備階段，一定要執行訓政者自身能堅決貫徹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反買辦官僚的革命事業；實行主義和宣揚主義雖然是兩件事，但實行才是最有力的宣傳。如其宣傳的是一套，而實行的又是一套，那就很容易使主義的宣傳變成一種與實踐無關的形式，而成為前述長野朗所謂「以三民主義代替章句之學」；惟其對主義沒有實行的決心與勇氣，自己就會從兩方面發生霸佔政權的要求：其一是，革命的意識逐漸低減，希望保持祿位、擴大權勢的意識定然要相對增高；其二是，自信無法獲得人民的信心與支持，便愈不能放鬆對人民的統治。結局，訓政就可能被誤用為把持政權、拑制異己、統制思想的手段與方術。由是大規模的組訓、各色各樣的訓練機構就似乎只能收到一種效果，就是造成「道一風同」之局，造成專講形式、專講門面話，並會仰承上面意旨的人材。而經過這種新官僚的「煉獄」，前此較有革命氣質的新舊知識份子，或者是被銷鎔了，或者是被分解出去了。然而也許這種「冶鍊」不夠普遍深入，最後還有：

第四，保甲組織對地方自治的執行。為了配合訓政和建設，或者為了在安定中推行訓政與建設事業，對於被經濟逼迫與政治風波驚擾得無法安穩的農村是不能不思所以管治了。過去宗法約束與豪紳羈勒的辦法，畢竟在新時代不易收到大的效果，於是在戡剿過程中施行於動亂地區的保甲制度便被推廣到政府統治力量所及的一切領域了。關於保甲鄉區各級幹部人物，由國外歸來的洋學生，固然是不便委屈，就是由國內製造的大學專門學生，也難望其小就，事實上，那裡仍舊是豪強土霸的天下，受有新式教育的後生小子究是無法插進或站穩腳跟的。結局，在這傳統社會關係改變得較少的農村，就差不多仍是由那些較少嗅到新時代氣息的人們行使統治。不過，通過層層的組織與訓練，通過它們被賦予的新管治任務，以前他們僅還「儼然」是官，而現在「簡直」是官了，當高高在上的官僚，為了適應時代，還不時需要裝出一種非官而平民的姿態，而他們為了成就戡剿時催糧催兵的大使命，卻反而更需要擺起非平民而官吏的排場了。「時勢造英雄」，又算是一個證驗。

四

要之，新舊官僚政治的分野，在本質上有了這樣的「社會的」規定：

起先，舊官僚政治完全建立於傳統的封建土地經濟上，以與外國完全隔絕為保持其絕對主義的首要條件，所以不免有些「土氣」；新官僚政治，因其不完全建立在封建土地經濟上，而更直接靠近買辦商業、金融，以與外國發生依存關係為保持其「生命」與「活力」的首要條件，所以不免有些「洋氣」。

接著，舊官僚政治下的人物，因為常誇境內為天下，眼界不很大，同時也許消費慾望還不很強，雖然依著中國官、商、地主、高利貸者「四位一體」的原則，有時不免「喻於利」，究還有些人保有優良傳統的一面，而很執著的「喻於義」；反之，在新官僚政治下的人物，早就習於資本社會的經濟生活，而與買辦之流周旋久了，覺得貨幣真箇萬能，利得就是一切。結局，舊官僚還偷偷摸摸不肯公然從事的牟利活動，新官僚卻滿不在乎的當作時髦來大展「宏圖」了。他們個人的意向與作法直接影響到整個的國策上。於是——

再其次，舊官僚在客觀上儘管是以特殊身分和農民對立，而主觀上還因「民為貴」、「民為邦本」……一類政治哲學詞句的熏炙和生活形態的不過於懸隔，特別是還因社會階級關係的不十分明確，而不大肯把自己看為同胞中的「超人」；反之，新官僚是不同的，特別是受了洋教育從外國歸來的人，他們因為腦子是為另外一些觀念佔據著，生活的享受與窮苦農民有天淵之別，社會階級意識也較為敏銳，又加以功利精神的強烈，所以在舊官僚是不知道如何「革命」，他們卻知道如何迴避革命了。「革命為了建設」的遺教，其所以被「意譯」為「建設代替革命」，那並不是他們一兩個人的小打算，而是整個市儈主義、自利主義、享受主義、形式主義的綜合表現。

然而，我們由上述新舊官僚或新舊官僚政治的比照，就知道由舊官僚政治演變到新官僚政治，隨在皆同社會經濟關係、社會階級利害關係的變化保有相當聯繫；那並不是專由知識份子的來源、知識份子一時的高興或經常的做作就可轉移過來的。那都只算是一些現象。

關於這點，我們還可由新官僚在戰時及戰後的特殊發展予以進一步的說明。


 新官僚政治的成長

一

我們現在來研究中國現代官僚政治的最後第三個階段。

由前一階段逐漸形成的新官僚政治，在僅及十數年的短期內即有了突躍的發展，那原因，主要是由於戰時及戰後的許多特殊情形，或者就新官僚政治說，許多有利的特殊條件給予了它非常大的敦促和鼓勵。

特這裡所謂新官僚政治的「發展」或「特殊發展」，乃意味著我們前面所形狀的新官僚政治諸特質的加強，換言之，即政治集中把持傾向的更形強化，其貫徹作用的更形深入，特別是政治與買辦金融結合或混一所造成的特殊官僚政治經濟體制，更加成為整個國民政治經濟生活的嚴重威壓與窒息；至若一般論壇上，甚至官僚自己內部依著某種警覺性，或者某種外部壓力所昌言反對的所謂不健全政風，如敷衍因循，個人小派利益至上，貪污，顢頇無能，專講好話、門面話，不肯認真實幹，等等，那其實不過是那整個官僚機構或機體中所表現在外面的一些現象罷了。

當我們說明新官僚政治形成過程的時候，是從決定新舊官僚政治之轉捩點的政治與買辦金融合一的關鍵開頭，但我們說明它的發展過程，卻宜於先從政治干涉管制擴大範圍開頭。因為，新的官僚政治體制一經依著買辦財政金融的補強與支援而確立起來，它一碰到政治權力可以集中運用的戰時機會，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國的前所未有的官僚經濟形態，而由是反過來把它自身安置在更為廣泛的基礎之上。經過政治與經濟的這種反覆相互作用，當作一個龐大的極有滲透性的怪物看的官僚政治經濟混一體就逐漸完成了。它現在正在以無所不在、無所不入的極大壓力，向著每個中國人，甚至每個官僚自己，發出「遵從我，否則就是災禍」的威嚇性的頑執令。

二

從辛亥革命以後，中國一直就不曾停止過戰爭。但舉國一致的抵抗日寇侵略的大規模戰鬥，卻是從民國二十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開始。現代性的戰爭，從民族的立場說，是所謂全民族戰爭；從社會立場說，是所謂社會總力戰。但團結全民，動員社會總力，都難免受到國民經濟發達水準的限制，而由是使擔當動員總機構任務的政府或政治組織，也不能不顯出極大的差異性能來。

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不斷的內戰與繼續為官僚所統治，幾乎成為政治上互為因果的兩種現象。當對付現代性的強大敵人的對外戰爭發生后，內戰是停止了，不統一的裂痕是暫時被彌縫了，彷彿已大體做到了中國古諺所謂「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境地。

但一個產業不發達的國家，它的人力、物力主要在農村。要把在農村安土重遷而鬆懈慣了的人民，動員到戰鬥行列中，要把他們分散的零碎的物資，彙集為支持戰爭的物質手段，單從技術上講，那已經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如其把我們的農村社會生產關係，即土豪劣紳依著保甲組織行使支配的統治情形加入考慮，那麼，要農民透過多重壓迫與束縛的關係看出民族的利益，要他們在土豪劣紳的多方捉弄下，向民族戰爭貢獻其生命和僅有的資產，那自然是更不容易了。

領導著抗戰工作的中樞組織，既是我們前面詳細解述過的新官僚政治機構，而這機構，又早經把保甲制度當作它相依為命的基本構成，如其臨到全面戰衝激起來的社會動蕩局面下，要它不依賴這種結構，而採行一種叫農民能自覺自動起來參加抗戰的動員方式，以破壞這種結構，那就等於解除自己的武裝。那顯然比叫土豪劣紳、叫各級地方勢力者去動員民眾還要困難。結局，政府為了迴避前一種困難，而不得不去忍受后一種困難。由是，隨著戰爭範圍擴大而逐漸展開的政府動員工作，或政府對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管制工作，就只好沿著原來的政治路線，或依著擴大了的原來政治機構去推行，在推行過程中，必然而且實在發生了這樣一種支離的現象：就是無論由農村到都市，通通是由一部分人或一部分有權有勢的人，強制另一大部人，為民族、為戰爭貢獻出他們的生命和僅有的財產，而強制者自己，卻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財產，且還藉此捉了發財和擴大權勢的機會。這樣一來，動員工作及其範圍每推進推廣一步，它自己所造出的社會障礙或社會隔膜也就無疑要加大、加深起來。所以，到後來，無論是在政府方面，抑是在人民方面，都彷彿存在著二重的敵人：其一是民族的敵人，其一是社會的敵人。彼此社會的對敵，顯然會減弱民族的同仇敵愾。這不和諧而又不合理的局面，一直延到戰爭結束乃至戰後了；就廣大的人民方面說，他們儘管是在長期的全面民族戰爭的磨鍊中獲得了痛苦的教訓與一些覺醒翻身的機會，但正因為如此，政府的統治機構、管制技術也不得不相應擴大，並相應巧妙的深入到每一社會文化角落，而成為中國曆來專制官僚政體中最龐大、最包容、最險惡的形態了。

但講到這裡，我想附帶述及一件事實，就是一個過於落後的國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創造出一種新型的統治花樣的。可是，一個政府，在經濟上，如照亞丹·斯密所說，最容易仿效他國新的斂財徵稅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許就最容易模仿他國新的統治組織。拋開社會關係或社會條件，專從外觀上、技術上來學樣，當然是會變質的。俄國踢去資產階級而施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到德國及義大利，便反過來成為鎮壓產業勞動大眾翻身的法西斯與獨佔資本混一的新專制政體，更進而轉到中國，又屈降一等，變成了買辦商業、金融與變相封建主義的結合統治形態，不論這種統治階層各別個人的主觀意向如何，在客觀上，他們會不自覺的把一般想從傳統封建底層爬升起來的農民大眾當作管制、鎮壓的對象，並多方阻害民族商工業者，而打擊那些敢於表示異議的自由知識份子。

本來在戰前，在新官僚政治的形成過程中，國外的，特別是德意諸國的統治形態，便已經給了我們不少的鼓舞，和從技術上的模仿上給予了我們不少的幫助；到抗戰發生，我們雖然在把軸心諸國作為敵國看待，但它們用以推行其統治的權力哲學，它們用以拑制、排除異己的政治方術，卻並不曾為我們所嫉視；反之，我們雖然在異曲同工的去效法和運用了。這就是我在前面一再表示中國新官僚政治參雜有外在影響、外在因素的原因。

可是，我們仍得把論點折回來：儘管國外乃至國內的政府反對派，不時用「法西斯蒂」這類（一度曾很時髦而現在則不大雅馴的）字樣攻擊政府，但我們的新官僚政治體制就是發達到了極高峰的今日，依舊與軸心諸國當時的壟斷與獨裁的政治組織不能混為一談；那顯然不是倫理上的善惡好壞的分野，而是為社會經濟本質的結構所區分開了的差別。

我們一把考察移到經濟領域，馬上就會獲得一個很明確的印象。

三

作為中國新官僚政治之直接靠山的特殊財政金融體系，隨著戰時政府統治權力的加強、加大，不但有了異常迅速的發展，且把範圍也擴大到一切生產領域了。雖然在抗戰初期簇集在沿海一帶的商工業都被毀棄，或被遺置在敵偽手中；往後且曾有數年之久阻斷了對外經濟交往關係，但比買辦金融資本更有包容性的所謂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仍系奇迹似的從一般國民經濟的摧毀、衰頹與破滅的景況中成長發展起來了。

戰前那種特殊金融體系與財政或政治緊密結托以後，我們就很快的有了貨幣制度改革。從表面上，伴隨幣制改革而施行的限制發行、集中發行、停止兌現、金銀國有一類措施，像是於金融界不利的，但在一切金融巨頭很快成為政治上的紅人，同時政治上的紅人又很快成為財政金融巨頭的場合，一切有利於政府的措施，自無疑要直接間接造出更有利於金融大亨的場面。在抗日戰爭發生的前夜，金融資本的意志已經是政府的意志了。

戰時政府的口號是一切從屬於戰爭，一切貢獻給戰爭。但因政府為它的上述的社會特質所限制，不能推行依人民資力大小決定其對戰爭負擔的原則，或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所以對於戰費的籌措就採用一些間接的聚斂方法。通貨膨脹是從幣制改革以來就在暗中進行的；此後更愈來愈把它當作最簡便有效的彌縫戰費的手段。由通貨膨脹連同物資缺乏造出的物價飛漲現象，已經使專賣、專買、囤積、走私成為很賺錢的買賣了。然而官僚勾結金融資本，或金融資本通過官僚而進行的最有利發財活動，也許還是表現在黃金賣買、外匯管理、生產統制諸方面。他們利用戰時經濟，逐漸使國家變成社會主要的消費者、生產者，乃至流通運輸者的機會，在戰爭過程中，已經把全國可能「取之盡錙銖」而聚斂起來的資產囊括為他們的私有物了。等到戰爭結束，他們那些大小頭目，又很不吝惜的把所有在大後方經營的種種事業摔置下來，而很快的利用「劫收」的機會，變成為更大的、更實在的官僚資本家。極同情中國政府的美國《紐約時報》在1946年8月15日曾登載其駐南京記者的通訊說：「中國政府用各種不同的公司組織，已包攬了國內一切主要的經濟事業，掌握礦產、動力、重工業、絲、棉、紗及糖的生產。」但他實在還忘記補充一句：「中國官僚用各種不同的政治方術和手腕，已把政府所掌握的一切事業，變為自己任意支配、任意侵漁的囊中物。」依著上層的榜樣，由省到縣乃至地方的小小經營，都分別由各級各層的權勢者，假借戰時騫地增加起來的政治權力和任意編造的政治口實而化公為私了。

官僚政治每向前發展一步，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也相應獲得一些擴大與吞併的機會；但反過來，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的巨大成長，那才是新官僚政治得向前邁進、得跨入一個新階段的基因。我們對於目前國人所議論不休的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可以把它和前期的買辦金融比較，而顯出以次幾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是，官僚資本對於前一階段的買辦金融資本，並不是減弱了它的買辦性格，而是加重了它的官僚性格；也並不是減少了它的金融作用，而是加大了金融的政治作用。

第二個特徵是，在前一階段，銀行家或金融家尚是以商業經營者的客位支援政府，而到了這一階段，他們早已是官，或官早已是金融資本家了，任誰都可以把國內公私大小銀行的經理董事，同各級政府的要人，列出一個對照表；即使多少有些出入，那不過是化名，或太太、小姐或少爺的代名罷了。

第三個特徵是，前一階段的買辦金融資本還對各種生產事業無何等密切聯繫，而官僚資本則把它的觸鬚伸展到一切有像樣規模的事業上了；至於當作「淌來之物」而輕易把握到的龐大敵偽資產，對於它那原本極形薄弱的產業基礎，無異從外部給予了一大補助。

然則有了這樣有力的官僚資本或官僚經濟支撐的新官僚政治，是否沒有問題了呢？恰恰相反，許許多多的問題正好是從那種官僚經濟的漏洞中發生出來。

四

目前官僚統治的最大弱點或最感困難的問題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也許大家可以把目前表現在社會各方面的不利的危險現象分別當作問題臚列出來，但我想撇開這些，而去觀察它最根本的癥結。

照理，中國新官僚統治，既然如我們前面所說，利用抗戰及內戰的機會得到了特殊的發展，統治的權力加大了，經濟利得也大大充實了一番，政治、經濟互為補充，應該沒有問題，可是問題就發生在這裡。一般皮相的觀察者乃至官僚階層自己很容易相信，沒有威脅其生存的內戰，那種政治形態是會好好統治下去的；他們迄未反省到：內戰並不是偶然從外部投進的怪物，而恰好是由那種統治在現世界、現中國必然要招致的後果。

作為中國新官僚政治之支撐物的官僚資本，它當作一種客觀存在所展開的運動，就已經含有否定那種政治形態的內在作用。我曾在其他場合注81講過，官僚資本有三個顯著的傾向：其一是獨佔資本化，因為官僚資本原本就是利用政治職權，由壟斷或獨佔創造出來的。官僚經營的無效率，非有獨佔利益，非獲得依政治權勢所享有的差別優遇就無法維持。所以，官僚資本要維持、要擴大，就必須設法增大其獨佔權，增大其政治權力。在這場合，就必然要發生官僚資本之政治資本化的傾向，即原來以官求財，現在反過來以財求官了。官僚將其所佔有、所控制的經濟事業作為政治賭本；他們以此位置安插同政治因緣的人物，以此為各種政治活動費的來源，以此為一黨一派或一系從事政治鬥爭的經濟據點。其結果，一切官僚事業的衙門化、無效率化就成為極自然的現象，而一旦由政治風波掀起的政治勢力者的升沉變化，馬上就影響一切為官僚勢力所及的經濟部門；官僚資本活動歪曲到經濟範圍以外，只須有三幾次的政治人事變動，銀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業組織也好，都將造成脫節、混亂或破產的現象。然而官僚資本最不可忽視，或從國民經濟立場來看，最有害的傾向，還是它到頭一定走買辦化的道路。中國官僚資本的前身已經是買辦金融資本；由買辦金融資本轉型到官僚資本，我們已指明那並不曾減弱它的買辦性格，至多，只是掩蓋了它的買辦性格；等到官僚資本被利用來保持政治勢力，那種資本活動中，參入了有力的外國資本力量，那就無異取得了國外有力的奧援。而有了外國奧援的官僚資本家，他就大可在官僚政治場面下做一個不倒翁了。所以，拚命爭取外援或吁待外國投資。就整個官僚統治講也好，就個別特殊官僚講也好，都無非是藉此充實政治資本。因此，全官僚資本運動的最後的結果，豈不是要國家殖民地化么？

然而，國家殖民地化，也許並無大礙於官僚政治的存在；假使各種原始的無情剝削還可能繼續進行，官僚經濟雖再多浪費、損害或向外國逃避，仍無關大體，然無奈這裡正存在著一個更基本的阻礙或阻界。

中國官僚資本是在長期大破壞的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外國也有戰時暴發戶，但它們發財的是那些軍火商人，他們的累積還大體是利用戰時軍需品的緊迫需要增多生產、提高售價的結果；而中國官僚們所發的國難財，卻是利用大發通貨、利用黃金外匯買賣、利用強制收購囤積、利用徵收、利用對於各種生產事業的干預管制所詐取混奪的。換言之，他們成為巨富，不是從新式產業中累積起來，而主要是依靠種種原始剝削方式把廣大農村農工生產大眾的貧困、破產、飢餓、死亡作為犧牲而劫奪得來的。一般生產人民無法生存了；一般自由職業者、固定收入者，乃至善良而無政治勢力掩護的商工業者和小地主們，也在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的壓力下，逐漸陷於不可自救的絕境了。照中國歷史通例來說，戰亂已經算有了極大的不可避免的社會經濟的理由，而況在新官僚統治本身，卻不但無力阻止戰亂，且又在多方刺激或促成那種戰亂咧！

首先，在新官僚政治下，官僚資本既然主要是利用政治職權，而製造出來的，那麼，那種資本的擁有者就怎麼也無法遮蓋其貪污不法的伎倆。愈是擁有大資本的人，都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權勢的人，上行下效，他們將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屬的不貪不污呢。貪污其所以變成一個風氣，變成一種從古未有的普遍現象，也就是因為自古以來的官吏，從未像今日這樣同經濟打成一片。

其次，貪污的橫行與財閥的統治，定然使整個社會陷於無是非、不振作的狀態中。其在經濟方面，一定造成浪費，造成無效率，造成各種脫節現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會引起內部組織的鬆懈、散漫，各立門戶，分派系，互斗意氣；一臨到一己小派利害關頭，大家相率把國法、黨紀、政治原則丟在一邊，毫無顧忌的鬧個痛快。試想，年來由接收到選舉，以及其間所表演的每一節目，殆莫不弄得綱紀蕩然，毫無體統。 為此，所以——

又其次，籠罩或浸沉在這種政治空氣中的要人，對於國家的百年大計，固然不易集中才智、集中意志，將世界潮流、現世各國歷史，特別是本國諸般社會經濟條件及人民諸般動態，從長予以客觀、冷靜考察，就是對於自家政治集團的切身利益，亦似不曾作過很合理、很賢明的打算。 等到——

最後，動亂髮生了，戰禍擴大了，平素被雜多資產、胡亂消費及內部鬥爭弄得失掉了警覺性的官僚們，特別是那些擁有大資產的官僚們，不但不肯犧牲自己「既得利益」，藉舒民困，而為統一內部意志、集中內部力量，作一示範的表率，卻一仍舊貫的用惡性通貨膨脹，依強制徵集，把戰爭以內，乃至戰爭以上的沉重負擔、全加在那些已經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的人民身上；「為淵驅魚」的教訓，不肯去體認，「官逼民反」的老戲，就愈加弄得不易收拾了。

現實邏輯的發展如此，其實在理論上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官僚資本雖為新官僚政治撐持著偌大場面，但因為它既沒有堅實的產業基礎，造出新型的嚴密經濟管制與政治組織所需具備的條件，同時又依種種不合國情的治經濟雙管齊下的統治方式，加速把農村社會賴以維繫的舊生產組織、倫常關係從根底予以破壞了，所以在結局，曾經當作新官僚政治之附產物或補強物看的官僚資本，竟反過來演變為新官僚政治的命運的捉弄者了。

歷史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發展的過程。它刻刻在用萬鈞的力量把中國新官僚政治推向它應去的道路。

王亞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