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

現在拿來問世的這本書——《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內容共分十七篇，曾分篇連載於上海出版的《時與文》雜誌上。在登載第一篇「論所謂官僚政治」時，作者曾在前面附上一個引言式的楔子，說明從事這種研究的動機、態度，並附帶列舉出全書內容的預定篇目。動機是已定的，不必說；在將近半年的寫作過程中，雖然現實的官僚政治的毒害，在國內外引起了更普遍的責難或咒詛，而我卻幸能勉強避免激動的情緒，一貫的維持住客觀的科學的研究態度；至於內容方面，與原來預定篇目雖略有更改，那無非是為了說明的便利。因此，除了篇目一項，由目錄一見明白，無須瑣贅外，我在這裡，只想把楔子中關於研究動機和研究態度的自白，移植過來，而最後更簡單解說我在研究中及研究后所接觸或感觸到的一些情節。

先言研究動機。1933年，英國Prof．Needham(英國科技史家、生物化學家李約瑟 )因為某種文化使命，曾到那時尚在粵北坪石一帶的國立中山大學。我在坪石一個旅館中同他作過兩度長談。臨到分手的時候，他突然提出「中國官僚政治」這個話題，要我從歷史與社會方面作一扼要解釋。他是一個自然科學者，但他對一般經濟史，特別是中國社會經濟史，饒有研究興趣。他提出這樣一個話題來，究是由他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對此發生疑難，抑是由於他當時旅遊中國各地臨時引起的感觸，我不曾問個明白，我實在已被這個平素未大留意的問題窘住了。當時雖然以「沒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來奉告」的話敷衍過去，但此後卻隨時像有這麼一個難題在逼著我去解答。我從此即注意搜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資料了。加之，近年以來，官僚資本問題已被一般論壇所熱烈討論著。官僚資本與官僚政治的密切關係是非常明白的。有關官僚資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匯報》「新經濟」及《時與文》上發表），處處都要求我進一步對中國官僚政治作一科學的說明。此外，我在大學里，有時擔任中國經濟史的課程。中國社會經濟之歷史演變過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認為有許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經濟發展規律固然很難，應用那種作為社會基礎看的規律，去解說歷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會文化事象，更屬不易。中國官僚政治形態，是屬於那些社會文化事象之一，它將和中國社會突出的宗法組織、倫理傳統、儒家思想等等，同樣成為我們所提論到的中國社會經濟特殊發展規律是否正確的考驗。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為我關於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副產物。而我也希望藉此減輕我對於非所專習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

次言研究態度。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歷史上是已經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禍害的，而就中國說，且還在繼續發生反時代的破壞作用。而況國人皆曰可咒的官僚資本，正在猖獗的橫行著。我們在這種場合來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衝動。過分渲染一種急待除去的東西的醜惡和過分渲染一種急待實現的東西的美好，也許在宣傳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樣會妨礙科學上的認識。當作一種社會制度來看，官僚政治究是如何存在，究竟是如何取得存在，最後，它將如何始能喪失其存在，那才是我們研究的真正目標。一切存在的東西，在它其所以取得存在的一般社會條件還在發生作用的限內，我們是無法憑著一己的好惡，使它從歷史上消失去的。而且，在我們今日看來，官僚政治一般已成了過了時的落後的東西，但在以往，它確曾在歷史上伴隨著其他社會體制扮演過進步的角色；而中國官僚體制的比較一般的提早出現，甚至無妨看為是中國社會早前比較進步的一個表現在政治方面的特徵。曾是進步的東西，現在成為退步的象徵；曾是比較出現較早的東西，現在居然當著其他各國典型官僚政治已分別交代其歷史命運的時候，還在中國社會極明顯的存在著、極有力的作用著，那決不是偶然的。那都需要比較縝密的科學研究，始能抉出它的實在關鍵來。

再次，要講到我在研究過程中及研究后的接觸和感觸了。我從來的寫作，沒有像這次「研究」這樣受到普遍的注意；第一篇發表以後不久，相識的朋友，不相識的青年研究者，連續來信提到或討論到其中觸及的論點；有時，因為我暫時間周轉不過來，或處理題材發生滯礙，致脫期未續刊出來，隨即就接到探問我、敦促我、鼓勵我的函件。大家這樣關心這個研究，顯然除了這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上是一個新的課題而外，它——官僚政治，在中國當前社會改造的實踐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儼然和中國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像斬除了隨即又新生起來的九頭蛇似的怪物，它許久許久就在以不絕的「復活」，而在人們心目中，特別在官僚意像中，保證其「永生」。這對於「望治頗殷」、「除惡務盡」的志士仁人，有時也難免引起一些迷惑。我這種研究，無論如何，總是希望能把這長久籠罩在觀念塵霧中的政治暗影或社會幽靈，在某種限度，讓其「原形」顯現出來的。我那種希望，究在何種程度實現了，那要訴之於讀過本書以後的讀者諸君的客觀評價。而在我自己，卻顯然因此加深並加廣了對於一般政治經濟，特別是中國政治經濟的基本認識。經過這次研究以後，我像把以往中國社會史上想得不夠透徹、講得不夠明白的許多問題豁然貫通了；而我一向強調的所謂中國社會的特殊發展，這才實實在在的有了一個著落。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問題，地主經濟封建形態問題，官僚主義、專制主義、封建主義的混一問題，官民對立問題，舊士大夫的階級性問題，封建剝削性問題，儒家學說長期作為代表意識形態問題，商工市民階級不易抬頭問題，新舊官僚政治的差異問題，中國民主政治與土地改造的必然關聯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在經濟的、歷史的或唯物史觀的系統說明中，都直接間接關聯到了中國社會的特殊發展的命題上，並由是明確規定了中國今後歷史的發展道路。自然，我的解說，沒有任何理由叫一切人都同意的，那不過是表示我個人在研究中乃至研究后在主觀上感到的一種「收穫」罷了。事實上，在這樣一部小著作中，處理這樣多的一些大問題，其不夠周延、不夠詳密，是非常明白的；就是在表現的方式上，有的朋友曾表示，要再博引旁征一點；另一些朋友則希望更潑辣、更通俗一點，但是，當作中國社會政治之基本原則的科學的研究，它是用不著過於學究化，同時也不必是一種宣傳品。它對於中國這種既古舊又現實的社會政治形態，只不過是挈領提綱的作了一個研究導言。設用我原來在前述「楔子」中的表現，就是「由於我個人的學力及研究範圍的限制，我對於這個新鮮的大題目，自不敢期待有了不起的貢獻，但因為這是中國研究社會科學者應當踏入的新境界，至少也希望能由我的錯誤而引出真理」。

最後，我得回過頭來對於《時與文》雜誌負責諸先生表示謝意了。《時與文》有限的篇幅，令我長期得到發表的便利，已夠心感了，而他們在我寫作過程中所給予的鞭策和鼓勵，更屬永遠難忘。假如《時與文》不發刊，也許這著作還只是潛在我的想像中。由《時與文》分期發表到集印，沒有經過多大的增補，而其中字句欠妥或命意欠明確地方的修改，全系勞生活書店編者史枚先生提出，而經我同意改正了的。對於史先生的精細與認真精神，異常感佩。原稿全部由國立廈門大學經濟學系高材生孫越生君抄校過，為我分擔了不少煩累，特志盛意。本書後面，原來打算把有關官僚資本的兩篇論文（「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分析」和「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作為附錄，但因為那兩篇論文，已經載在該店出版的《中國經濟原論》中，讀者容易找到參考，所以從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