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一年間，小資產階級中的人士，他們大家都責難我黨的新運動，說我黨對於國家是抱著反對態度的，所以各黨振的政客們，大家都主張採用種種方法，來撲滅這新世界的理論的戰士。
他們在意把小資產階級來忘掉，而在小資產階級所謂國家已經不是純一組織；「國家」一個名詞並沒有一定的定義。
各黨派的政客，他們大家漠視這種的事實，大家都置之不問。
然而在我國國立各等學校中的法律都是他們在講解國家法律的時候，無非來強詞奪理，對於豢養他們的中樞，解釋他是不存在的必要而已。
一個國家的組織愈是不良，那麼世人來解釋他的存在的目的，也愈是奧妙解。 譬如生於二十世紀最惡劣之畸形國家中的大學教授，他們要暢所欲言的來說國家的意義和目的，豈不是一件難事嗎？
德國的人民，大抵可以他成為三派：第一派，他們把國家看作是人民自動結合而受治於政府的。
從他們的眼睛里看起來，國家的存在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他們因為要貫徹這一種瘋狂廖妄的思想，所以甘心去俯首貼耳，來尊重「國家的威權。」因此，在一反掌之間，他們立刻把手段變成為目的，國家不俯首貼耳，來尊重「國家的威權。」因此，在一反掌之間，他們立刻手段變成為目的，國家不復是為人民服公役的，人民反以崇拜國權為人生的目標，而官僚便是此國權所庇護的。
第二派他們不相信以樹立威權為國家唯一的目的，國家也應當計及國民幸福的增進。
這一種國家觀念，錯誤在含有不大正確的「自由」思想。
實際上，一種政體，不能因其存在的緣故，就說它是有著神聖不可侵犯的理由；「到底」它適宜與否，還須加以考核。
我國的純正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民產黨人都贊成這一種主張。
第三派的人數最少。
第一派的主張聯合語言相同的民族，去實現一種空泛的武力政策國家是不過實現這一種政策的媒介而已。
最堪痛心的，就是在近百年來抱著上述各種見解的人，喜歡濫用「日耳曼化」
的一個名詞。
我還能想到當我在少年時化，這個名詞競怎樣引起了可驚異的錯誤觀念呢，曾經聽到「泛日耳曼」一派的建議。說是如果得政府的助力，那麼奧地利斯拉夫人民的日耳曼化便可實現了。
真是出入意料之外的，有人以為一個黑種人他們因為學過德文的，而且終身講著德語，並且為德國的某政黨投票，就可以變為德國人。
然而我們不能想像他是能變為德國人的。
這種辦法實在就是種族混雜的開始。
從我們的情形看起來，這並不是日耳曼化，實在日耳曼成分的毀滅而已。
民族或是人種的鑒定，在乎血統不在乎語言；倘使能夠改變了人種的血統后才能說到同化。
但是血統的改變，勢所難能，所唯——的方法，就是血統混合；要是真的這樣了，那麼，優秀種族的品質，必至低落無疑。
從歷史方面去觀察，我們的祖先用了武力征服這一塊土地，實行日耳曼化，這是大為有益的；因為居定在這地方的大都是德國的農民。
如果一朝引進了異族亂了我們的血統，那就要有不幸的結果發生，這結果就是使我們的民族性毀滅殆盡。
我們順有這個根本的認識。
國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國家雖然是形成了人類高等文化的基礎，但是國家並不是創造文化的原動力。
能夠創造文化的仍舊是賦有天才的種族。世界上僅有幾百個模範國家，但是，保持文化的亞利安族如果一朝衰替了，那麼現在最高民族的文化，也將不再存在。
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說，倘使人類的高等智力和適應能力。
因為同有種族為之護持而致喪失了，那國家雖由人民來構成，也豈能防止了人類為之滅亡？
國家的本身並不能產生一定的文化標準；國家僅能把決定這項標準的種族集納於一處，所以產生高等人類文化的必要條件，產不是國家，而是優秀的種族。
賦有文化和創造天才的國家中種族，即使因為環境惡劣而不能發展，但是他的才能，仍舊是潛伏在這種族之中的。
所以如果說紀元以前的日耳曼人是一種粗野的蠻族，實在是十分荒謬的。
我們的祖先是一種文明的種族，決不是蠻族。
他們聚居於氣候嚴寒的北國，環境把他們束縛了，使他們的創造性未能發展。
假使沒有古化典型文化專美於前，而我們的祖先得宅居於環境較優的南方，利用那些劣等民族最初所用舶器械以謀進展，那他們創造文化人潛勢力，必定能夠磅礴於外，因而產生出燦爛的文化和希臘文明，先後的交相輝映了。
民族德國國家所努力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保存種族原有的一種特質；這種特質，是利用學術的有機體，它的使命，不單是僅在保持固有的民族，而且還須繼續著培養它的智力和想像力，使它達到最高的自由的境域。
現在，我們因國家而受以的壓迫，乃是人類極端的錯誤的結果，將來的後患，是談都談不完的。
世間的一切，因了我們的思想，就把民族社會主義的黨員認為是亂黨，對我們橫加污衊，這是我們並非不知道的。
然而，我們萬萬不可以因了一時的毀譽，便就改變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必須要堅決的服應我們所認識的真理。
我可以確信後世的人，他們不僅要諒解我們現在的行動，並且還要認為合理而加以推崇呢。
這是我們必須加以牢記的；國家的重要使命完全寄託於民族中；國家的責任，只是在利用它的組織力，以求達到促進民族的自由發展。
可是，我們試問一下德國人所需要的國家究竟應去該怎樣組織？要回答這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明了國家的旨趣窨是在容納那一種人民和完成那一種目的。
但是很不幸，我民族的中堅的組織，它的種族的成份已經不純粹了。
各種複雜的成分尚還沒有完全融化，我們便不能斷定德國的民族是一種新民族。
反之從三十年戰爭以來德國的民族，因了血統混淆所受的毒害，不但是摧毀了我們的血統，並且還摧毀了我們的靈魂。
我國的四境，門戶洞開，四鄰的異族，不時的從邊際徒居於內地。
外力的侵襲繼續不斷，實在沒方法使我們的血統能夠完全融化的時候。
凡是血統單純的民族，他們都具有合群性，能夠在民族憑於危急的時候，共同一致的起來稟侮救難；可是，我們德國人就缺乏了這一種天性。
這種缺陷，使我們受害很大。
因為德國的民族缺乏合群性，所以國內的群雄，大家割據一方，各自為政；結果，把德國的民族，自主權利完全剝奪得沒有了。
一個有生命的國家，應當以實施較高的理想為標誌，而去代替毫無生氣的只為它本身圖謀生存的組織。
德國人應該國家的權能，把一切德國人團結起來，還須從日耳曼的民族之中，選擇原有的優秀分子而加以維護，更須逐慢慢地使它取得統治的最高地位。
自然的，現在統治我們的國家的官吏他們是樂於維持現狀的，他們決不願為了未來的幸福而去奮鬥。
在他們眼中看起來，國家好像是架機器，單為維護他們的生活而存在的，所以他們常常愛說他們的生命是「屬於國家。」
照這樣看來，我們果真為這新的理想（這種的理想和事物的原義是完全符合的）
而去奮鬥，那麼，在這些行屍走肉的無用的人群之中所得的同志，必定是寥若晨星。
只有國內的那些頭腦新而有著壯志的老年人願來和我們拉手，那些因循苟安的人是根本談不到的。
我們必須記著，如果把一個民族中的少數的出類拔萃的英俊完全團結在同一的目標下面並且擺脫去一切群眾的惰性，那麼這少數的出類拔萃的英俊，必定可以成為多數人的領袖。
世界的歷史的造成，完全是少數人，因為這少數人，他們實在具有最多的民族的意志與和毅力的。
因此有些事在多數人看起來是不利的，實際上倒就是我黨勝利的必要條件。
我黨的事業，是那樣的繁重艱巨，所有加入我黨去共同奮鬥的，多數都是些驍勇之戰士，這才有希望我黨成功的保證，必須在選擇優秀的戰士上面。
如果說異族雜交后。較高的民族能夠保留他們固有的品質的話，那麼，那些雜種，遲早必致衰亡。
如果說文化比較高的種族，因了雜交而失去他們固有的品質，那麼，那些雜種，必定不會不滅絕的憂慮。
復興民族的程序，是在因勢利導，就是緩進也不妨的。不過我們必須奠定我們的基礎，這種程度，才能慢慢地驅除去敗壞我種族的毒素。
不過，這是假定基本種族的品質還存在，而血統的破壞受了制止以後的話。
民族國家的緊急任務就是在於改進婚姻的制度，使它免得在種族上永久的留著污點，婚姻必須看作是神聖的制度，用以來創造像神的人類。
而不是創造半人半獸的怪物的。
站立在所謂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出而反對上面的主張；他所持論點是和時代不合的。因為吾人所處的時代一方面既是允許腐化份子繁殖子孫而貽害當代，流毒後世；一方面又可能允許藥商小販，向健康的父母去兜售節制生育的藥品。
在這自稱秩序井然的近代國家中一就是當這民族中的小資產階級雄視一民的時候，一像防止身染梅毒、肺癆、和其他的遺傳病的人以及殘廢；白痴等人的生育，常常看作是一種罪惡；反之，如果有幾百萬健全的國民，他們實行節制生育。
那就不算一回什麼事，不認為是違犯了社會的道德：從他們這種淺陋的思想上看起來，反而可以引為沒有頭腦的人安慰的。
不然，他們勢必憂慮怎樣去和對於民族的健全份子的保護。
以後的健全份子，對於他們自己的後代，應該擔負起同樣的職務。
理想和榮譽，在這整個制度是多麼的缺乏呢！世人大都得過且過的因循度日不想去改革，不肯為後世去培植最優秀的人才。
民族國家的責任，就是在捕救現在所怠忽的一切事業。
民族國家必須命名使種族成為全民族生活的中心，設法使它保持著種族的純潔。
民族國家必須認兒童是民族的無上寶貝；民族國家只許健康的國民生育子女；而把病人或是殘廢者的生育認為可恥。
如果他們能夠制止病人或是殘廢的人的生育，那是很光榮的一種舉動。
反之，凡剝奪民族的健康的兒童，就應該加以痛斥。
國家應該把極新式的醫藥，來供給這種公認的用途。
凡是有疾病或是遺傳病人的缺陷的人，國家應宣布著他不宜生育的理由，並且來實行加以禁止。
國家又當注意健康的婦女的生育，以免因窮困而受阻礙，因為窮困常使人看作生育並不可喜，反而是一處父母的累。
國家教育國民的時候，應該使他們明了疾病和衰弱，並不是可恥。
實在是不幸，倘使把自己的不幸，去累及無辜的兒童，那麼，不但是有罪，而且是可恥了。
如果有一個患有殘疾而思想純潔的人，他願意放棄他的生育權，並且把他的慈愛的心去給予毫不相識的貧兒，而這貧兒，而這貧兒的先天健全，將來可以做強健的國民的，這就可以說是高尚人的表現，那是值得加以敬佩的。
國家從事於這種的教育工作，尤應該注意於知識方面的實際的啟發。
這種工作不問人家是否能夠明白，是否受人的歡迎，國家理應毫不顧忌的力行不解。
民族國家中的民族意識，必定能夠創造出一個光榮的時代來，以了那個時候，人類不會再去用人力注意於馬、狗、貓等的種類的改良，而注重於提高人類的本身；到了那時候，，世界上的人或許因了知識上的覺悟，竟是毅然放棄他的生育權了；或是甘心犧牲自身而使他人有利。
現在的人，因為遵守教律而甘心抱獨身主義的，在這世界上正不知有了千千萬萬，那麼將來毅然放度生育權的中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
如果一時代的人，他明知自已有著某種缺陷，而竟偽稱沒有補救的方法而苟且圖安，那麼，這種社會，斷無倖存之是可言。
我國的小資產階級，現在便是這樣的。
我們不再被他們欺騙了。
我國的資產階級人士的腐敗現象已經達於極點，他們決不能擔任任何的文化事業的。
我以為他們的腐敗，並不是由於他們的道德墮落，而是由於他們的懶惰性成，積重難返。
所謂政治團體，概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早已變為特殊階級和職業的代有團體。
他們除了儘力去維護他們本身的利益以外，對於其他的事差不多是不去顧問的。
我國的小資產階級之政治團體，他們絕對不適宜於奮鬥了。
國家的責任，是把青年鍛煉成一副有用的工具，去發揚未來的種族。
要達到這個目的，國家舉辦教育事業，首先應該注重國民身體之鍛煉，而並不是單單知識的灌輸。
因為有了強健的身體，然後才能使他智力發展。
國民性的陶冶，也是應當注重的，尤其應該獎勵意志毅力、和責任心的培養，最後乃授以純粹的科學知識。
一個國民，如果他有健全的體格堅定的性情，並且富於自信力和意志力，那麼他雖然僅僅受的是普通教育，實際上他比了解常識淇深的體質虛弱的人更能造福人群。
這一點，國家是應該知道的。
所以在民族國家中，國民的身體的鍛煉，既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僅僅和他們父母有關的問題，更不是和社會沒有多大關係的次要事件，實在保持民族的必要的要素，國家是應當來加以護持的。
教育的工作，國家應該好好的分配，應該使青年男女在童年的時代就受到相當嚴格的鍛煉，養成他們將具有耐勞耐苦的體格。
這是政府應當特別加以注意的，萬勿造成那「足不出戶」的沒用的國民。
民族國家的一切學校，應該增加運動的時間，使大家去作身體的鍛煉。
不論在早晨或是下午，兒童們每天至少應該有一小時的體育的訓練。
遊戲和體操並重；拳術一項，有許多國民每看作粗暴無用，實在是絕不可少的號稱曾受教育人士，他們對此每持一種廖見，這是殊難索解的。
如果青年練習劍術，以備決鬥之用，他們便視為高尚；如果練習拳術，他們便認為粗暴，這種理由，究竟在什麼地方？須知拳術一項，最使人鼓勵起戰爭的精神，養成一種靈敏的決斷力，並且能使身體順應自如。
倘使青年用利劍來解決爭端，那比了拳斗，不是更粗暴了嗎！
假使我國家知識階級能夠把他們注意虛文的時間和精神來注意拳術，那麼一切暴徒判黨式的德國革命的騷亂或許不會發生了。
因為騷亂之來，實在是為了我國的高等教育不知培養普通的人材，只知造就那些官僚、工程師、化學家、文學家、以及保存這種知識的大學教授。
在知識方面的成就，我國往往有出人頭地的地方；然而出於意志力的培養，那就不足一評了。
我們日耳曼民族，現在已經陷於崩潰沒落之中，到處被人雖以唾棄，所以國民必須由自信力去產生自覺力，這才能挽救危亡。
這種自信力必須要自幼培養成功的。
青年所受的教育的訓練，應該要造成唯我獨尊的一種自信力。
同時青年必須由體力和武術方面示發生信仰，確信他們的民族是不會被人征服的。
因為德國軍隊從前的勝利，完全是靠著他們個人的自信，而且能夠共同的信仰他們的領袖。
唯有這一種信念，才能替德國的民族去爭回自由，並且恢復過去的尊榮地位。
然而，這必須有待為億萬的國民都具有一種同感，然後這種信念才能生出來。
關於這一點，請大家不要誤會；因為我民族的腐化既是很厲害，那麼將來要圖恢復，也必須有極大之力量才能消滅這不幸的情形。
關於這一點，我們是不容輕忽的。
惟有整個民族團結一致，表現出一種偉大的意志力專心一志地渴望著自由和懇摯，那我們才能恢復一發的舊貌。
民族國家具有鍛煉青年體力的責任，這種的鍛煉不僅是限於青年的就學期間；就是青年離開了學校以後，如果他的身體尚在繼續發育之中，仍應該加以注意，他們的發育健全。如果使青年們的學校生活完畢了。國家就中止了他的監護權，一直到青年入伍的時候再行加以監護。這真是叫人莫名其妙的。
國家對於青年的監護是一種權利，同時也是一種義務，這是永無終止的時候的。
軍隊是最高的最後的國民教育，無不是單單學習工步走、立正等便算完了。
青年入伍生，自然要學習軍器的動用，亦應該注意於未來生活的訓練。
從軍以後，青年就變為成人了，不僅須養成服從的習慣，而且還當給予軍官的訓練，使他們將來有指揮的能力。
不僅須默受正當的責備；在必要的時候，且須能忍受不幹的事而毫無怨言。
一個青年自己既有充分的自信力，再加上軍隊的團體精神，那自然能確信他自己的民族是不會屈服於人家的。
青年于軍隊服役結束之後，必須有兩種證明書；一種是公民證明書，許可他在一切的公共機關中服務；一種是健康證明書，證明書，證明他的體格健全，可以結婚。
關於婦女教育，第一應當著重地體育，其次是德育，再其次是智育，婦女教育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培植未來的良母。
在大戰的時候，我們常常從各方面聽到指責國人的不能緘默，致把重要的消息泄漏於敵人。
我們不仿先想一下，在戰前的德國教育，是不把緘默作為一個人的美德嗎？不，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對於這些當是當作不悄注意的瑣事的。
在訴訟上的毀滂案件，什麼是起於不能緘默，因此而耗去了巨額的訟費。
言語不慎，每多敗事；我國的國民經濟時因任意泄露了開業上的秘密而蒙受損失；在國防上的秘密準備，也因為國民的不知道緘默而失去了效力。
在戰爭的時候，國民隨便的談論軍事，常常足以使戰事失敗，戰事的結局不良，主要原因學是在於國民的多嘴。
我們須知道，我們的習慣不在少年時代先養成了，到了壯年，那就不能再去養成了。
現在的教育，缺乏美德的陶冶。
今後，我們應當改變方針。
誠實、犧牲和緘默三件事，都是偉大民族所必具的美德。
這三種美德的陶冶，實在比了現在一切學校中的任何什麼課程為重要。
所以民族國家的教育，應把人格的修養和體格的訓練並重。
現在我國的國民，道德上的缺陷已經根深蒂固，但是。如果能予以證實的訓練，即使不能把這種缺陷根本剷除，至少也可以大加糾正。
我們國人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十二兩月的處處失敗，每多怨言，說上自國君下至下級軍官，竟沒有人能夠敵愾同讎和敵人決心作戰。
實在大家都知道這種可怕的事實，是導源於我國教育的缺陷。
平時大家都不屑注意的瑣事，觀在乃實在冤大的慘祝禍了。
我國現在之所以不能切實的抵抗，這並不軍備的不足，實在是意志的缺乏。
國民缺乏意志，積習已深，對地稍有危險性的事件大都踟躕不前彷彿任重致遠，用不到什麼膽力的。
一個德國的將軍，曾經得到一個公式，很足以暴露這種優柔寡斷的弱點，然而他並不自知；他說：「我在作戰的時候，如果勝利的希望不及百分之五十一，我決不敢動」這「百分這五十一」便是德國的慘敗的慘劇的主因。
國民缺乏責任心，這是由於青年教育的不良；一切的公共事業，沒有不受到這種不良教育的薰染，在議會制度，一種缺乏責任心的弊病，已經是達於極點了。
民族國家既須用全力去培養青年的意志和毅力，也須養成青年從小就樂於負責的勇於改過的習慣。
現在世界各國的教育，大都以科學訓練為唯一的目的，而民族國家的教育，應該採取科學訓練而略加修改。
修改的旨趣可以分三點來淪述。
第一，現在一般學校中的功課，百分之九十一不是青年學子所需要的，所以把這種課程，強迫去灌注於青年的腦中，青年每固不需要而易於遺忘。
例如，一個尋常的公務員，他曾畢業高等學校的文科或是理科，到了他們年齡在三十五或四十五的時候，試部當年所給他注入的知識，尚能記憶的有多少？
我所說的關於學校中的功課已經足夠為大多數青年國民所享用，如果青年們想再進而去研究一種專門的學問（例如語言），也可據此作為基礎，再依了他個人的志願而加以學習。
學校中的學生，對於體格的鍛煉以及其他必要的修養，學校中應該定出充分的時間來的。
歷史的教學方法尤其要加以改良。
現在的教學歷史，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實例中，所得的結果。那是至堪痛心的。
因為所教者不過是一些少數的日期，以及生死的年代、和人名地名而已。
至於大綱要領，倒反而概付闕如。
他們概不把根本的要點來教人；僅由那些少數的具有天才的去自行發同無數日期和史實中的意義。
歷史教材，必須要減少因為我們讀史，並不是單單研究已往的陳跡，實在要去找一種教訓用，用作未來的警戒，民族前途的殷鑒。
我們對於古史的研究也是不可忽略的，就大體而盲，羅馬史不便給予現代人以一種良好的教訓就是推之於百世，也是一樣的。
民族國家應該加以注意：我們必須有一世界史的著作，而這著作是把民族問題放在居首要的地位的。
從將來從中於職業的觀點，來看我們現在的教育，我們就可以知道，出身於三種學校的學生，他們都能從事於同一職業；從這一件事上，足以證明現在我國的學校一尤其是在高等學校，對於學生的未來的職為，很少有過籌劃。
所以我國的普通教育，比較的還算有些價值，而專門教育那就無足稱道了。
凡是一件事需要到專門知識的，在我國中等學校的課程中，可以說是毫無準備的。
像這類的缺陷，我民族國家，極應設法彌補才好。
第二普通教育和專門技術教育必須要嚴加區別。
因為專門的技術教育，既是有降為拜金主義的危險，那麼，普通教育，至少在理想上及應設法加補救。
工商業的工藝科學，惟有在理想高尚的民族社會中，就是人人不重私利而勇於犧牲，樂於退上的社會中如能發達，這一個原則，我們當牢記勿忘。
國家到現在還沒有明確的定義，普通所給予人民的，除了狹義的愛國之外，不再有其他的東西了。
我國古代的國家觀念，不過是對於那些王候等模糊的尊重而言，所以我民族的真正偉大，始終是不能享受到任何的尊崇。
因此這時，我們的人民，對於德國的歷史，只有一些級殘缺而不健全的觀念，歷史的要義逐失掉了。
在這種的情形之下，沒有人能夠真心愛國，那也不足怪了。
怎樣去使學校的兒童崇拜我國的真正的偉大英雄，而且怎樣去集中國人的注意力於這等人物，以激發他們的敵愾同讎的心理，這些問題國人對之更是茫然不知所以了。
德國自從革命以後，那些忠君的觀念慢慢是熄滅了，教授歷史的目的，只在求取知識而已。
我國同在好像是用不到愛國勢忱。
在共和國中，愛國心實在也難有持久的力量。
如果在大戰期間，以「擁護共和國」口號來向德國人相號召，那麼，這次的戰事不能支持有四年半的長久。
共和國的制度，極能投合世界各國的人的口胃。
因為粗暴的人決不會怯弱的人被人所喜，為的是他不能怯弱者的易於受到利用。
所以敵人同情我國的政體，這實在是出於一種惡意的批評。
敵人的贊同德的共和政體，並且任其繼續維持，這沒有別原因，不過是想來奴役我民族而已。
而這種下政體，最能為上作倀的緣故。
民族國家，應該國存而奮鬥。
道威斯（Dawes）的建議，對於我國的自衛產沒有什麼的幫助。
我們為民族的生存計，為國家的自衛計，我國所需要的，正是世人所信為可棄的；因為我國的形式和實質愈是完備而愈有價值，那麼，敵國對我們的憤恨和仇視也愈深。
國家最良好的屏障，是公民而不是武器。
國家所賴以捍衛的，不在堅固的堡壘，而在舉國一致的男女的熱心愛國。
第一，就是科學教育；民族國家必須把科學看作是增進國家榮譽的一種工具。
這不單是教學世界史應當依照這種觀點，就是文化史也是一樣，發明家的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發明家，實在是因為他是我們的同胞。
一種豐功偉績，能夠受稱讚，這是因為他是建樹我民族的一員，所以他可以引以自豪。
吾們應該把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來曉示青年，給青年以一個深刻的印象，使青年們成為愛國思想的台柱子。
民族主義決不可有了階級的偏見。
一民族之中必定要沒可恥的階級，這才可以誇示於入；反之，如果一個民族之中在半饑寒交迫，痛苦不堪，甚而至於墮落，那麼情形既是這樣，還有什麼可以向人誇耀的地方呢？我們必須等到整個的民族，處處地方都健人了，而後我們的人民，才可以表示屬於這民族為光榮，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民族的光榮。「但是，這種榮譽，只有當人民知道民族的偉大時候才能獲得。
現在大家都駭怕著和人家發生衝突，這就是一種民族的懦弱的表現。
不消說，這世界確實有劇烈的急變之中。
變化的結果，究竟是亞利安種族的福利，還是猶太人福利，這實在是一個問題的焦點。
所以，民族國家的重任，就是給予青年以良好的教育，使種族得以保存，使能夠適應世界上最後而又最大的戰鬥。
那得到取最後的勝利的，必定是撫發制人的民族。
從種族的分佈看起來，這種青年的教育，應該以軍事訓練來完成，恰恰像德國尋常的國民的教育，應該以軍事訓練作為最的的階級。
國民的身體智力的訓練，雖然應被民族國家所重視，然而優秀國民選擇，也是同樣重要的。
現在的人。
對於這事件的措施，每多輕率。
照例處境富足的上流社會的子女他們較宜去受高等的教育。
至於天才問題，那是還是在其次的。
因為所謂的天才，只有相對的價值；一個農夫的子女，他的天才或許會遠勝於世家縉紳子弟；然而世家子弟的知識較高，這實因為他在幼小時候已受了比較良好的教育，見聞較廣，所得的印象較富，這是和他個人的天才是無關的。
硬學來的學問，根本談不到發明，只富於天才的人才能談以發明可是現在的德國人，大家都不為重視這一點，只知道重視分數的多少。
民族國家必須要另負一種教育的任務，就是國家不應該把任命權支委之於某一階級，應該從全國的民眾之中，去選拔出一些有才智的人士來出任要務。
對於尋常的，國家本來是應該人他們受規定的教育的，尤其是應該使具有天才的國民享受充分的教育機會。
國家的高等教育機關，應該儘是開放，不論階級，不加歧視，這種措施，實在是國家至高無上的職責。
國家所以應該注意地這種事情，尚有進一步的理由。
在德國的知識階級，他們素來和民人隔絕的，故所以和下屠民眾，更是漠不相關。
因此，就有兩種不良的結果產生了。
這兩種不良的結果，一是知識份子對於干民隔離太久，所以對於群眾心理，茫然不知；因而對群眾缺乏同情心像是路人樣的毫無關係。
二是知識階級缺乏最關重要的意志，凡是知識份子，他們比沒有受過教育的民眾，比較的要毅力薄弱些。
我們德國人，不是缺乏知識，不過是缺乏意志和毅力而已。
不妨舉例來說；我們試看我國家的政治，大抵他們的知識愈高，他們便愈是層弱，他們事業的成就也愈小。
在大戰的時候，我國的政治方略和軍備都不充分，這並不是為了統治者的缺乏知識，實在是因為他們的知識太高，他們的腦中充滿了知識，反而沒有健全之本能，以及毅力和勇氣去叫一個文弱書和去擔任聯邦的總理，要他去領導群眾掇作犧牲的奮鬥，這真是我民族的一個大幸。
向使領導都不是像如貝特曼。霍爾威克（Bethman—Hollwg）一流的人物。而是中國的健將，那麼，沙場烈士的熱血也不致完全白流了，況且我國領袖，他們大都傲漫浮誇，這不啻暗助著十一月革命的叛徒，使之乘虛而入。
我國民把本身的福利去託付給他們，他們不能用全力來替我們增進福利，反而用了插劣的手段，為阻遏我們國民的押民的福利，這就是知識不足成事，反足以幫助了敵人。
關於這一點，羅馬公教會便是良好的例證，這是可供給我們作為參考的。
教會有禁止結婚的規定，所以獨身的牧師，在選取繼任者酌時候必須從民間去選取，則教士內部，沒有承繼人的。
普通人大都不明白這種取締結婚的特殊意義，不知道羅馬公教會的力量，就是以為基礎的。
民族國家的責任，是在盡它教育的能力，注意於吸引下層的新進優秀分子，去更換那些知識階級。
國家應該十分的小心，從全體的國民中去慎選卓越的天才，服務於社會。
然而在現世的情狀之下，這事件是很難辦至的。
一發的事業，大都雖具有物質和理想的方面的價值，完全要看它所成事為重要性，然後看這重要性的程度怎樣，再來給以相當的評價。
事業的重要與否。
並不是重在物質方面的，必須看這重要的程度怎樣。
就是來給以相當的評價。
事業的重要與否並不是重在物質方面的，必須看它根本的效用怎樣。
就理想方面為說，人類的平等，須使處境不同的個人，有他的範圍之內，表現他的才力。
對地估量個人價值的時候，須得照他履行職務的態度為轉移。
因為個人的工作，是他生存的手段，不是他的目的。
個人應該進而去從事於各人自己人格的完成和提高；他的先決條件，又是重在他本身所受文化程度和其所在國的文化基礎。
現在國中的一發措施，完全是無異於自取滅亡。
我國現行的普通選舉制度，大都是空談權利平等，然而不能舉它的理由來。
在他們看起來，個人所得的報酬，便是佧人價值的表現；這樣平等的原則的基礎，根本就發生了動搖。
平等決不是（而且決不能）把個人的成就作為根據；不過，倘使各人都能履行它的特殊的義務，這平等才能實現。
必定要這樣然後對人的評價，方不被偶然的遭際所左右，而各人也能創造了他自身的價值。
對於現在人的生活之中，金錢是有極大的勢力的，然而，我相信將來的人類，必定會崇拜更高尚的神明。
現在有不少的事物，完全是根於富有的要求而才生存的。
不過，如果人類缺乏了這些，那麼人就未必將更窮，我黨一種任務是在於揭示一個新時代，期望至了那個時候，人人能各取所需；並能保持著一個原則，就否認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質的享受。
欲實現這件事，那麼國家對於工作的報酬，務須精細的規定分配的標準，使誠實的工人，大家都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在的公民生活。
但願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空虛的紀想，不要以為在現在的世界上，事實上不容許而且決不能實現這種的理想。
我們雖然愚蠢，還不致去妄想那毫無缺憾的時代可以實現於這個世界。
但我們也決不可因此便自甘暴棄，不去努力於彌補缺陷，剷除弱點，和追求最後的理想。
這種理想，發生種種事實上的障礙，這是勢所不免的。
所以我們人類各盡了自己心力，去共赴最後的目的。
我們不可因了一時的失敗，逐然把原定的目的放棄；這正像我們不可因為法律側有一些瑕疵，就是說法律可以廢除；因了疾病難免，就說醫藥無用。人類地於理想的力量，請勿過分的看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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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支影片並沒有任何政治立場，請勿帶風向，只是我半年來去中國讀書、生活、旅遊的真實想法。
回憶魯迅 他討厭杭州
魯迅作故的時候，我正飄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台一家飯館里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面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後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裡，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台走回城裡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鐘以後，正是報館里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只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於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於驚愕之餘，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餘事面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活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知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著對日開戰，上海的智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所以民眾對於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不可的象徵；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情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所出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弔魯迅的文字。
但我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以為魯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這許多追悼他的文字與著作，那我這一個渺乎其小的同時代者，正可以不必馬上就去鋪張些我與魯迅的關係。在這一個鬧熱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於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於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我只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現在。
現在哩！魯迅的《全集》，已經出版了；而全國民眾，正在一個絕大的危難底下抖擻。在這偉大的民族受難期間，大家似乎對魯迅個人的傷悼情緒，減少了些了，我卻想來利用餘閒，寫一點關於魯迅的回憶。若有人因看了這回憶之故，而去多讀一次魯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對於故人的報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寫這些斷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漢壽
和魯迅第一次的見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對於時日地點，以及人的姓名之類的記憶力，異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見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將一個人的名氏和一個人的面貌連合起來，記在心裡——但地方卻記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磚塔衚衕一間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為記得那一天天氣很陰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學教書的那一年冬天，時間彷彿是在下午的三四點鐘。若說起那一年的大事情來，卻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錕賄選成功，做大總統的那一個冬天。
去看魯迅，也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他住的那一間房子，我卻記得很清楚，是在那兩座磚塔的東北面，正當衚衕正中的地方。一個三四丈寬的小院子，院子里長著三四棵棗樹。大門朝北，而住屋——三間上房——卻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說的倒騎龍式的房子。
那時候，魯迅還在教育部里當僉事，同時也在北京大學里教小說史略。我們談的話，已經記不起來了，但只記得談了些北大的教員中間的閑話，和學生的習氣之類。
他的臉色很青，鬍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
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
房間里的陳設，簡單得很；散置在桌上、書櫥上的書籍，也並不多，但卻十分的整潔。桌上沒有洋墨水和鋼筆，只有一方硯瓦，上面蓋著一個紅木的蓋子。筆筒是沒有的，水池卻像一個小古董，大約是從頭髮衚衕的小市上買來的無疑。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北風吹得很大；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說了一句什麼笑話，我記得一個人在走回寓舍來的路上，因回憶著他的那一句，滿面還帶著了笑容。
同一個來訪我的學生，談起了魯迅。他說：「魯迅雖在冬天，也不穿棉褲，是抑制性慾的意思。他和他的舊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訪問他時，來開門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婦人。她人亦矮小，纏足梳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太太。
前數年，魯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時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魯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衚衕後面西三條的小房子里，去看過這中年的婦人。她現在還和魯迅的老母住在那裡，但不知她們在強暴的鄰人管制下的生活也過得慣不。
那時候，我住在阜城門內巡捕廳衚衕的老宅里。時常來往的，是住在東城祿米倉的張鳳舉，徐耀辰兩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的三昆仲；不時也常和周作人氏，錢玄同氏，胡適之氏，馬幼漁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會的席上。這些同事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而對於魯迅的古怪脾氣，都當作一件似乎是歷史上的軼事在談論。
在我與魯迅相見不久之後，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裡聽到了，原因很複雜，而旁人終於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麼。但終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有和解的機會。
本來，魯迅和周作人氏哥兒倆，是住在八道灣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這一所大房子，系魯迅在幾年前，將他們紹興的祖屋賣了，與周作人在八道灣買的；買了之後，加以修葺，他們兄弟和老太太就統在那裡住了。俄國的那位盲詩人愛羅先珂寄住的，也就是這一所八道灣的房子。
後來，魯迅和周作人氏鬧了，所以他就搬了出來。所住的，大約就是磚塔衚衕的那一間小四合了。所以，我見到他的時候，正在他們的口角之後不久的期間。
據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過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個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只有他們才是真正君子。現在頗有些人，說周作人已作了漢奸，但我卻始終仍是懷疑。所以，全國文藝作者協會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開信，最後的決定，也是由我改削過的；我總以為周作人先生，與那些甘心賣國的人，是不能作一樣的看法的。
這時候的教育部，薪水只發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辦的，所以，魯迅很有工夫教書，編講義，寫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孫伏園氏拿去，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教書是除北大外，還兼任著師大。
有一次，在魯迅那裡閑坐，接到了一個來催開會的通知，我問他，忙么？他說，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台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說雖則這樣的說，但做到無論什麼事情時，卻總肯負完全的責任。
至於說到唱戲呢，在北平雖則住了那麼久，可是他終於沒有愛聽京戲的癖性。他對於唱戲聽戲的經驗，始終只限於紹興的社戲、高腔、亂彈、目蓮戲等，最多也只聽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執鋼鞭將你打」，就是亂彈班《龍虎鬥》里的句子，是趙玄壇唱的。
對於目蓮戲，他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有好幾次同我說，這戲里的穿插，實在有許許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經舉出不少的實例，說到一個借了鞋襪靴子去赴宴會的人，到了人來向他索還，只剩大衫在身上的時候，這一位老兄就裝作肚皮痛，以兩手按著腹部，口叫著「我肚皮痛殺哉」，將身體伏矮了些，於是長衫就蓋到了腳部以遮掩過去的一段，他還照樣的做出來給我們看過。說這一段話時，我記得《月夜》的著者，川島兄也在座上，我們曾經大笑過的。
後來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予倩、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來作宣傳的話，他根本就不贊成，並且很幽默地說，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么」。
孫伏園氏在晨報社，為了魯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戀愛的詩，與劉勉已氏鬧翻了臉。魯迅的學生李小峰就與伏園聯合起來，出了《語絲》。投稿者除上述的諸位之外，還有林語堂氏，在國外的劉半農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卻是《語絲》的中心。而每次語絲社中人敘會吃飯的時候，魯迅總不出席，因為不願與周作人氏遇到的緣故。因此，在這一兩年中，魯迅在社交界，始終沒有露一露臉。無論什麼人請客，他總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絕對的不大規模（或正式）的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後，才稍稍改變了些。
魯迅的對於後進的提拔，可以說是無微不至。《語絲》發刊以後，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魯迅推薦的。他對於高長虹他們的一集團，對於沉鍾社的幾位，對於未名社的諸子，都一例地在為說項。就是對於沈從文氏，雖則已有人在孫伏園去后的《晨報副刊》上在替吹噓了，他也時時提到，唯恐諸編輯的埋沒了他。還有當時在北大念書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屬望的青年之一。
魯迅和景宋女士（許廣平）的認識，是當他在北京（那時北平還叫作北京）女師大教書的中間。前後經過，《兩地書》里已經記載得很詳細，此地可以不必說。但他和許女士的進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慘案之前，章士釗做教育部長，使劉百昭去用了老媽子軍以暴力解散女師大的時候。
魯迅是向來喜歡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釗的橫行不法，又兼自己還是這學校的講師，所以當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師大的時候，他就和許季茀、沈兼士、馬幼漁等一道起來反對。當時的魯迅，還是教育部的僉事，故而部長的章士釗也就下令將他撤職。為此，他一面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釗，提起行政訴訟，一面就在《語絲》上攻擊《現代評論》的為虎作倀，尢以對陳源（通伯）教授為最烈。
《現代評論》的一批幹部，都是英國留學生；而其中像周鯁生、皮宗石、王世傑等，卻是兩湖人。他們和章士釗，在同到過英國的一點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點上，都不得不幫教育部的忙。魯迅因而攻擊紳士態度，攻擊《現代評論》的受賄賂。這一時候他的雜文，伯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熱意的妙筆。在這一個壓迫和反抗、正義和暴力的爭鬥之中，他與許女士便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機會。
在這前後，我和他見面的次數並不多，因為我已經離開了北平，上武昌師範大學文科去教書了。可是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釗的狀子，而女師大為校長楊蔭榆的問題，也正是鬧得最厲害的期間。當他告訴我完了這事情的經過之後，他仍舊不改他的幽默態度說：
「人家說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卻以為在釘槍傷老虎，在扮演周處或武松。」
這句話真說得我高笑了起來。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認識，以及有什麼來往，我卻還一點兒也不曾曉得。
直到兩年（？）之後，他因和林文慶博士鬧意見，從廈門大學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館去看他，談到了中午，就約他及景宋女士與在座的許欽文去吃飯。在吃完飯後，茶房端上咖啡來時，魯迅卻很熱情地向正在攪咖啡杯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又用誡告親屬似的熱情的口氣，對許女士說：
「密絲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罷！」
在這一個極微細的告誡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許女士中間的愛情。
從此之後，魯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閘北去竇樂安路不遠的景雲里內一所三樓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層的前樓，許女士是住在三樓的。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外人還是一點兒也沒有曉得。
有一次，林語堂——當時他住在愚園路，和我靜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魯迅，談了半天出來，林語堂忽然問我：
「魯迅和許女士，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只笑著搖搖頭，回問他說：
「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麼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麼來。」
說起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純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士，他決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我只舉一個例出來，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當他在美國向他的夫人求愛的時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冊克萊克夫人著的小說《模範紳士約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記了，又捧呈了她以這冊受批johnHalifaxGentleman。這是林夫人親口對我說的話，當然是不會錯的。從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看出語堂真是如何的忠厚老實的一位模範紳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紳士態度，我們都在說，這些都是從他的InferiorityGomplex（不及錯覺）心理出發的。
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並沒有什麼關係之後，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茲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著好好先生的微笑說：
「你這個人真壞！」
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拾枝裝包。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襖的袋裡去摸出一枝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後再從煙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將煙包塞回袋裡去。他這脾氣，一直到了上海，仍沒有改過，不曉是為了怕麻煩的原因呢，抑或為了怕人家看見他所吸的煙，是什麼牌？
他對於煙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講究的；對於酒，也是同煙一樣。他的量雖則並不大，但卻老愛喝一點。在北平的時候，我曾和他在東安市場的一家小羊肉鋪里喝過白乾；到了上海之後，所喝的，大抵是黃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蘭地他也喝，不過總喝得不多。
愛護他、關心他的健康無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問我：「周先生平常喜歡喝一點酒，還是給他喝什麼酒好？」我當然答以黃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卻說，他喝黃酒時，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來她在給他喝五加皮。並且說，因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時拔開，好教消散一點酒氣，變得淡些。
在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為魯迅犧牲的偉大精神來；仔細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淚的，但我當時卻笑了，笑她的太沒有對於酒的知識。當然她原也曉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學常識，可是愛人愛得過分時，常識也往往會被熱摯的真情，掩蔽下去。我於講完了量與質的問題，講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較問題之後，就勸她，以後，頂好是給周先生以好的陳黃酒喝，否則還是喝啤酒。
這一段談話過後不久，忽而有一天，魯迅送了我兩瓶十多年陳的紹興黃酒，說是一位紹興同鄉，帶出來送他的。我這才放了心，相信以後他總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記憶力很差，尤其是對於時日及名姓等的記憶。有些朋友，當見面時卻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載以上，不曉得他的名姓的；因為混熟了，又不好再清教尊姓大名的緣故。像這一種習慣，我想一般人也許都有，可是，在我覺得特別地厲害。而魯迅呢，卻很奇怪，他對於遇見過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點糾葛過的人，都記得很詳細，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說起過的，魯迅到上海的時日，照理應該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為他於離開廈門大學之後，是曾上廣州中山大學去住過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顧頡剛起了衝突，脫離中山大學之後；並且因恐受當局的壓迫拘捕，其後亦曾在廣州閑住了半年以上的時間。
他對於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之後，在廣州閑住的半年那一節事情，也解釋得非常有趣。他說：
「在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隻雄雞，在和對方呆斗。這呆斗的方式，並不是兩邊就咬起來，卻是振冠擊羽，保持著一段相當距離的對視。因為對方的假君子，背後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經示弱，對方就會用無論那一種卑鄙的手段，來加你以壓迫。
「因而有一次，大學里來請我講演，偽君子正在慶幸機會到了，可以羅織成罪我的證據。但我卻不忙不迫地講了些魏晉人的風度之類，而對於時局和政治，一個字也不曾提起。」
在廣州閑住了半年之後，對方的注意力有點鬆懈了，就是對方的雄雞，堅忍力有點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備，而離開了廣州。
人雖則離開了，但對於代表惡勢力而和他反對的人，他卻始終不會忘記。所以，他的文章里，無論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話，他總不肯放鬆一著，老會把這代表惡勢力的敵人押解出來示眾。
對於這一點，我也曾再三地勸他過，勸他不要上當。因為有許多無理取鬧，來攻擊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來成名。實際上，這一個文壇登龍術，是屢試屢驗的法門；過去曾經有不少的青年，圍攻擊魯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釋，卻很徹底。他說：
「他們的目的，我當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卻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們；第二，是也因為他們，而真理愈得闡明。他們的成名，是焰火似的一時的現象，但真理卻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最初，是高長虹等，其次是太陽社的錢杏屯等，後來則有創造社的葉靈鳳等。他對於這些人的攻擊，都三倍四倍地給予了反攻，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鬥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成績俱在，在這裡可以不必再說。
此外還有些並不對他攻擊，而亦受了他的筆伐的人，如張若谷、曾今可等；他對於他們，在酒興濃溢的時候，老笑著對我說：
「我對他們也並沒有什麼仇。但因為他們是代表惡勢力的緣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們卻做了活的風車。」
關於堂•克蓄德這一名詞，也是錢杏屯他們奉贈給他的。他對這名詞並不嫌惡，反而是很喜歡的樣子。同樣在有一時候，葉靈鳳引用了蘇俄譏高爾基的畫來罵他，說他是「陰陽面的老人」，他也時常笑著說：「他們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當不起。」
創造社和魯迅的糾葛，系開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評，後來一直地繼續到了創造社的被封時為止。
魯迅對創造社，雖則也時常有譏諷的言語，散發在各雜文里，但根底卻並沒有惡感。他到廣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們結成一條戰線，來和反動勢力拮抗的；這一段經過，恐怕只有我和魯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於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遊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生過衝突。
後來，創造社因被王獨清挑撥離間，分成了派別。我因一時感情作用，和創造社脫離了關係，在當時，一批幼稚病的創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獨清等的煽動，與太陽社聯合起來攻擊魯迅，但我卻始終以為他們的行動是越出了常軌，所以才和他計劃出了《奔流》這一個雜誌。
《奔流》的出版，並不是想和他們對抗，用意是在想介紹些真正的革命文藝的理論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稍稍糾正一點過來。
當編《奔流》的這一段時期，我以為是魯迅的一生之中，對中國文藝影響最大的一個轉變時期。
在這一年當中，魯迅的介紹左翼文藝的正確理論的一步工作，才開始立下了系統。而他的後半生的工作的綱領，差不多全是在這一個時期里定下來的。
當時在上海負責在做秘密工作的幾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靜安寺路的寓居里進出的人；左翼作家聯盟，和魯迅的結合，實際上是我做的煤介。不過，左聯成立之後，我卻並不願意參加，原因是因為我的個性是不適合於這些工作的。我對於我自己，認識得很清，決不願擔負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所以，左聯成立之後，我就在一月之內，對他們公然地宣布了辭職。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為左聯及各工作者的幫忙，也著實不少。除來不及營救，已被他們殺死的許多青年不計外，在龍華，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許多作家，或則減刑，或則拒絕引渡，或則當時釋放等案件，我現在還記得起來的，當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數。
魯迅的熱心於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說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卻外邊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後來卻用攻擊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還是彰明顯著的事實。而另外還有些「挑了一擔同情來到魯迅那裡，強迫他出很高的代價」的故事，外邊的人，卻大抵都不曉得了。在這裡，我只舉一個例：
在廣州的時候，有一位青年的學生，因平時被魯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後，魯迅當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雲里那一所三層樓的弄堂房子里。但這一位青年，誤解了魯迅的意思，以為他沒有兒子——當時海嬰還沒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約總是想把自己當作他的兒子的意思。後來，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來同住，意思是為魯迅當兒媳婦的。可是，兩人坐食在魯迅的家裡，零用衣飾之類，魯迅當然是供給不了的；於是這一位自定的魯迅的子嗣，就發生了很大的不滿，要求魯迅，一定要為他謀一出路。
魯迅沒法子，就來找我，教我為這青年去謀一職業，如報館校對、書局夥計之類；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職業，那麼亦必須請一家書店或報館在名義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當由魯迅自己拿出，由我轉交給這書局或報館，作為月薪來發給。
這事我向當時的現代書局說了，已經說定是每月由書局和魯迅各拿出一半的錢來，使用這一位青年。但正當說好的時候，這一位青年卻和愛人脫離了魯迅而走了。
這一件事情，我記得章錫琛曾在魯迅去世的時候寫過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實卻很複雜，使魯迅為難了好幾個月。從這一回事情之後，魯迅就愛說「青年是挑了一擔同情來的」趣話。不過這僅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實還正多著哩！
民國十八年以後，因國共分家的結果，有許多青年，以及正義的鬥士，都無故而被犧牲了。此外，還有許多從事革命運動的育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長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專為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業工人等救濟而設的一個團體，是共濟會。但這時候，這救濟會已經遭了當局之忌，不能公開工作了；所以弄成請了律師，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鋪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清求保釋的局面。在這時候，帶有國際性的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領導下，在上海成立了起來。魯迅和我，都是這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後來也連做了幾任的幹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緝令下來，楊杏佛被暗殺的時候為止。
在這自由大同盟活動的期間，對於平常的集會，總不出席的魯迅，卻於每次開會時一定先期而到；並且對於事務是一向不善處置的魯迅，將分派給他的事務，也總辦得井井有條。從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出，魯迅不僅是一個只會舞文弄墨的空頭文學家，對於實務，他原是也具有實際幹才的。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誌《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但關於校對、集稿、算髮稿費等瑣碎的事務，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他的做事務的精神，也可以從他的整理書齋，和校閱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來。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亂雜無章的。而魯迅的書齋，卻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對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塗改當然是不免，但總繕寫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嬰長大了，有時候老要跑到他的書齋里去翻弄他的書本雜誌之類；當這樣的時候，我總看見他含著苦笑，對海嬰說：「你這小搗亂看好了沒有？」海嬰含笑走了的時候，他總是一邊談著笑話，一邊先把那些攪得零亂的書本子堆疊得好好，然後再來談天。
記得有一次，海嬰已經會說話的時候了，我到他的書齋去的前一刻，海嬰正在那裡搗亂，翻看書里的插圖。我去的時候，書本子還沒有理好。魯迅一見著我，就大笑著說：「海嬰這小搗亂，他問我幾時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後，這些書本都應該歸他的。」
魯迅的開懷大笑，我記得要以這一次為最興高采烈。聽這話的我，一邊雖也在高笑，但暗地裡一想到了「死」這一個定命，心裡總不免有點難過。尤其是像魯迅這樣的人，我平時總不會把死和他聯合起來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邊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當時當然也對於死這一個觀念的極微細的實感都沒有的。
這事情，大約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兩三年的時候；到了他死之後，在萬國殯儀館成殮出殯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遺容，一面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裡快快樂樂地跑，我的心真有點兒絞得難耐。
魯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誰也知道是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的創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魯迅的學生；因為孫伏園從《晨報副刊》出來之後，和魯迅、啟明、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之發行，當時還沒有畢業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者。
北新書局從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擴張的時候，所靠的也是魯迅的幾本著作。
後來一年一年地過去，魯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來了。北新和魯迅之間的版稅交涉，當年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只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帳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帳，往往不十分清爽。
後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賬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面，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
照北新開給魯迅的舊賬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處地託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設法談判。
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
後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願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餘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這一場事情，總算是這樣地解決了；但在事情解決，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面的衝突。
衝突的原因，是在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也是魯迅的學生，當時也在經營出版事業的某君。北新方面，滿以為這一次魯迅的提起訴訟，完全系出於這同行第三者的挑撥。而忠厚誠實的林語堂，於席間偶爾提起了這一個人的名字。
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發青，從座位里站了起來，大聲地說：
「我要聲明！我要聲明！」
他的聲明，大約是聲明並非由這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並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的險惡。
在這席間，當然只有我起來做和事佬：一面按住魯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
這事當然是兩方的誤解。後來魯迅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為勸語堂多翻譯一點西洋古典文學到中國來，而語堂說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這當然也是誤解，當魯迅去世的消息傳到當時寄居在美國的語堂耳里的時候，語堂是曾有極悲痛的唁電發來的。
魯迅住的景雲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盡頭的西面，去虹口花園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內山書店亦只有幾百步路。
書店主人內山完造，在中國先則賣葯，后則經營販賣書籍，前後總已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他生活很簡單，懂得生意經，並且也染上了中國人的習氣，喜歡講交情。因此，我們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總老喜歡到他店裡去坐坐談談；魯迅於在上海住下之後，也就是這內山書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的三弟喬峰（周建人）被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
他那時也聽到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喬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閑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
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布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一二•八」戰事過後，他從景雲里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面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得貴，生活方式也比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時要想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像是發掘得了至寶。
但他在那裡住得也並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緝令下來，上海的反動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他卻搬上了內山書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陸新村（四達里對面）的六十幾號房屋去住了。在這裡，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時候為止。
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幾個，多半是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令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
說起杭州，魯迅絕端地厭惡；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們，原是使他厭惡的原因之一，而對於山水的愛好，別有見解，也是他厭惡杭州的一個原因。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許欽文到杭州去玩過一次；但因湖上的悶熱，蚊子的眾多，飲水的不潔等關係，他在旅館里一晚沒有睡覺，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來了。自從這一回之後，他每聽見人提起杭州，就要搖頭。
後來，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他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錢王登遐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他從五代時的記錄里，曾看到過錢武肅王的時候，浙江老百姓被壓榨得連褲子都沒有得穿，不得不以磚瓦來遮蓋下體。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書里，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詩的原意，卻就系指此而言。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百萬，曾經呈請南京中央黨部通緝過我們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鄰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兇惡的事情，而且還是在這一次的抗戰軍興之後。我現在雖則已遠離祖國，再也受不到他的姦淫殘害的毒爪了；但現在仍還在執掌以禮義廉恥為信條的教育大權的這一位先生，聽說近來因天高皇帝遠，渾水好撈魚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對老百姓的這一種遠溢過錢武肅王的「德政」。
魯迅不但對於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生地的紹興，也似乎並沒有什麼依依不捨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里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面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哪裡，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魯迅言下就笑著說：
「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
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於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抗戰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后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並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鬍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了，但都被擱置著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後來去市長那裡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裡反對，絕對不準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後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贊成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軍興，現在並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當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譬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他，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里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大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復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這中間，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情。可是從此一別，我就再也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於魯迅的回憶，枝枝節節，另外也正還多著；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裡存著，現在又沒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裡，先暫擱筆，以後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
（原載1940年宇宙風社出版《回憶魯迅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