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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八、我政治生活的開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歸慕尼黑從親自再進我那一團的後備隊。
但是，該隊被「軍人會議」（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著。
我對這一點深為不滿，所以決意立刻脫離。我和戰爭時的一位忠實同志史密特.愛侖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裡一直至軍隊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們再回慕尼黑。
在當時的情況，實在不大好，革命擴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勢。
Hurt Eisner 愛士諾庫爾特·艾斯納(愛士諾)（Kurt Eisner，德語發音：[kʊʁt ˈʔaɪsnɐ]；1867年5月14日－1919年2月21日）是一位德國政治家、革命家、記者和戲劇評論家。庫爾特·艾斯納生於德國柏林市，父母皆為猶太人。1890年至1895年，擔任《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特約編輯。在此期間，他因撰文批評威廉二世而入獄9個月。1898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1907年至1910年，擔任紐倫堡Fränkische Tagespost主編。
1917年，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1918年，因之前涉及煽動軍火工人罷工被判叛國罪，進入斯塔德海姆監獄服刑。同年10月，因大赦而出獄。出獄后，參與組織推翻巴伐利亞君主制的革命。
1918年11月8日，庫爾特·艾斯納宣布巴伐利亞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並擔任元首。
1919年2月21日，艾斯納在慕尼黑遇刺身亡。艾斯納遇刺迅速導致革命，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隨之成立。
愛士諾（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這一個情勢的進展。最後竟造成了由會議操縱的形勢，這或者可稱之為猶太人過渡期間的統治更為洽當些，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這期間，我的腦海中的計劃有了不少。
當新革命在進行的時候，我最初的行動引起了中央會議（Central Council）對我發生惡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點兒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當我舉槍相向的時候。他們的勇氣頓失，驚惶循著舊路走了。
在慕尼黑解嚴以後 天，我便奉命出xi委員會，調查第二步團革命事主的經過，這是我參加近乎純粹政治的第一次。
過了幾星期之後，我又奉命出席為國防邊軍官佐而設的特別班。
該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軍人以一定的主義，使他們去指導一國國民的思想，這特別班對於我個人的價值，便是使我因此認識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們可互相暢論當時的局勢。
我們都確信德國的崩潰，已經迫在眉睫，他們十一月的罪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實在不能救了德國的危亡。
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國民黨」，雖然他們的用意很好，但也救bu了既成的創傷。
我們中有少數的人便就討論新黨的組織了，我們所持的根本原則，和後來所實現的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則相同。
這一個新運動的名稱。一開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間的可能性；因為如果缺乏了這個特質，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沒有什麼意義徒然多了一舉了。
因此，我們便決計定名為「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因為這新建設的社會觀念，實在是含有革命意義的緣故。
再者，尚有著一層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於經濟問題的研究，這對於社會問題發生的思想多所限制。
這研究的範圍，等到後來我研究了德國的聯盟政策始行擴大，德國所以採取這種聯盟政策的緣故，大半由於把國內的經濟估計錯誤，以及對於將來德國食物供給基本原則不明白所致的。
這種理想，是根據了一種假定，就是把資本純粹作為勞動的產物，而且和勞動同改正為一切足以促進或限制人的活動的因素的基礎。這就是資本對於民族的意義，因為資本的自身，完全依賴於國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偉大，自由和勢力，所以兩者的聯合，必定要使國家和民族因了資本的維持和增加面向前發展。
資本和自由獨立的國家，有著十分深切的相互關係。
所以資本勢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強大做目的。
因此，國家對於資本的責任是十分簡單明了的。國家只要注意資本供國家使用，而不操縱著民族就好了。
國家既堅持著這種態度，那麼，便就可以定下了兩個目的來：一方面維持著有效率的國民的獨立經濟，另一方面是再維持工人的社會權利。
我對於資本純由勞動所產生的，和純由投機而獲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別。
對這問題，我不知道該怎樣應付。
這個問題，就是在當時上述的特別班講量中的一人來加以極詳盡的討論——這人就是古特弗里德.費德（Gottfied Feder）
在我第一次聽了費德的講演以後，腦海中立刻就發生了一種觀念，就是我已經發現我們組織新黨的一個重要原則。
我立刻知道了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具有真理的，對於德國的前途關係是很大的。
票據交易所的資本和國民經濟的絕對劃分，使我們對於德國財政行政的國際化有著可能的抗爭性；同時又不致因為和資本鬥爭的緣故而危及民族獨立生存的原則。
我對德意志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覺得他們最堅苦的奮鬥，產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
費德的講演。實在給予我將來奮鬥的一種絕好的口號。
從這件事後來的發展來加以觀察也可以證明我們當時的見解是怎樣的正確了。
我們不再為我國資產階級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
到了現在，要是他們並不說謊的話，那他們也應該知道國際資本不單是煽動大戰的最有力者；就是在大戰終止了的現在，他仍在極力和平的世界不惜變成為地獄。
我個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會黨人，僅有一個信條，就是民族和祖國。
我們所以必須奮鬥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種族的繁殖，我國的人民及其子孫的教養，血統的純潔，祖國的自由和獨立，並且使我民族能夠完成了上帝所付給我們的使命。
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猶太人馬克思學說和目的，到了現在，我才有了正確的了解。
到了現在我才了解資本論信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國民經濟的鬥爭；並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準備一切，使金融業和交易所的真正國際資本能夠來統制德國。
在另一方面，這上特別班的課程，也會產生了巨大的結果。
有一天，我宣布我有演說的意思。
同班中有一人要替猶太人作爭辯，因此，他就作了長篇的辯論來袒護猶太人。
這就引起了我的反駁。我的主張，在當時在場有人中，贊成者竟佔有大多數。
這結果，在幾天之後，我便奉命以「教官」的名義加入了慕尼黑的軍團。
當時軍隊的紀律不大好，這是因為軍人會議時代的遺毒還是存在。
軍隊因此便受到了影響。要使「同意」的服從——這句妙語是他們形容柯爾特.愛士給（Kurrt Eisner）下的豬圈中的——變成整飭的軍紀。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地做著是不會有加的。而要使軍隊能夠自覺他是民族和祖國的分子，也不是同樣的。
我的新活動，就是在這裡，我用了充分的愛國熱情和靈敏的感覺來開始活動。
我可以說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功：聽我的演說而尊崇祖國和德國民族的同志，竟不知有了多少人，我使德軍「民族化」而且使一般的紀律加嚴。
再有，結識軍隊中和我同情我同志很多，後來，這些同志就和我聯合，因此奠定了新運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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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弗里德·費德爾（Gottfried Feder）（1883年1月27日–1941年9月24日），是一位經濟學家，一個納粹黨的早期主要成員。他是納粹黨的經濟理論家。最初，是他的演講吸引了希特勒成為納粹黨員。
早期生涯
費德爾出生在德國維爾茨堡，1883年1月27日出生，是公務員漢薩·費德爾和瑪蒂爾德·費德爾的兒子。在安斯巴赫和慕尼黑人文學校學習后，他在柏林研究工程（瑞士）；畢業后，他在1908年成立了一個建築公司，在保加利亞，建成了一批建築。
1917年，在聯邦金融政治經濟學研究；1919年，他懷著對富有的銀行家的敵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出一個「宣言，打破利益的桎梏」寫的（「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這是不久之後的一個「工作小組」成立於這些目標，要求國有化的銀行。
在同一年，費德爾和安東·德萊克斯勒，迪特里希·埃卡特和卡爾·哈勒，成立德意志工人黨（德國工人黨DAP）。阿道夫希特勒在1919年夏天會見了他，費德爾成為他的財經導師。他是希特勒的反對「猶太金融資本主義者」理論的啟蒙者。
1920年2月，他與阿道夫·希特勒和安東·德萊克斯勒起草了所謂的「25點」，總結了黨的主張，並提出自己的反資本主義的觀點。當文件在1920年2月24日宣布，超過2000人參加了集會。為了使黨員人數擴大，擁有更廣泛的吸引力，民主行動黨，1920年2月改名為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黨），通常被稱為納粹黨。
費德爾參加了在1923年11月納粹黨的啤酒館暴動。希特勒被捕后，他仍然是納粹黨的領導人。在1924年當選為國會議員，他在那裡直到1936年要求的利率和猶太公民財產凍結，他一直是納粹黨的反資本主義的左翼的領導人，並發表了幾篇論文，包括《國家和社會基礎的德國國家》（1920），《計劃的納粹黨和它的世界觀的基礎上》（1927）《是阿道夫希特勒嗎》《阿道夫希特勒想要什麼》（1931）。
費德爾主要是納粹黨的金融政治官員，但他在1931年成為黨的經濟委員會的主席，他反資本主義的觀點在德國主要工業金融因素下支持大大下降。希特勒決定把黨的主張遠離費德爾的經濟觀點；1933年7月當希特勒成為帝國總理時，他被任命為聯邦經濟部副部長。費德爾非常失望，他希望有一個更高的位置。
納粹德國時期
菲德繼續寫論文，提出了《打擊金融》（1933）和《反猶太人的「死地」》（1933）；在1934，他成為了帝國專員。
1939年他寫了《新城》。這可以被認為是在花園城市建設一個納粹的嘗試。在這裡，他提出了創造的20000人分為九個自治單位和包圍的農業地區的農業城市。每個城市都是完全獨立的，自足的；日常生活和城市設施的詳細計劃是考慮。不像其他的花園城市理論家，他認為，城市地區可以細分為自給自足的社區，並改造現有的建築環境。這種理念創造集群形成完備的社區的一個中型城市普及烏斯。它後來被應用於日本的新城鎮建設的時代。
然而，儘管他實施納粹意識形態的經濟計劃，但是將軍們和容克貴族還是成功的反對了他。將軍們的反對是因為它干擾了重整軍備，因為它會阻止他們，容克貴族因為他們對國際市場的需求。
1934年6月在長刀之夜后，衝鋒隊的領導人如厄恩斯特和左翼政黨官員格雷戈拉切被清算，費德爾開始退出政府。1936年12月，費德爾移居到柏林工業大學，最終成為那裡的一名教授。他一直住在那裡，直到他在1941年在施塔弗爾湖畔的穆爾瑙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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