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丁在君這個人

作者:change?  於 2024-1-7 22:35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1評論



  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只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孟真說: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確切的評論,這裡只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意寶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說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the  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並且往往不放鬆他的「結論」。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關節目上終本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產兒。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於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鬆,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為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吃藥。醫生還沒有趕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幹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為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里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皮的水果,必須在滾水裡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兒,內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著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前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煙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為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他所謂「貪污」,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他接受凇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后,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僱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著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干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傖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得很重,他手裡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干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傖。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久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周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國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採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則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胡適 文) 


丁文江(1887年3月20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蘇泰興黃橋鎮人,中華民國地質學家、社會活動家,曾任私立南開大學校董會董事。

生平

丁家是當地鄉紳,祖父沒有功名。一直到15歲,丁都還受著傳統教育。1901年,龍研仙到泰興做知縣在本地招考,他看中了丁文江決定送他出洋留學。1902年秋,留學日本,期間他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為刊物撰文。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他受到吳稚暉的來信,講到在蘇格蘭念書環境好,不受政治事務打擾,費用又便宜,所以他和李祖鴻、庄文亞決定轉赴英國,研究動物學和地質學。暮春,他們三人搭乘一艘德國輪船前往歐洲,途經檳榔嶼時還曾拜訪客居於此的康有為。到了愛丁堡,他們的資費已經花光,見到吳稚暉后,吳和經濟狀況最差庄文亞到格拉斯哥半工半讀。他們在船上遇到了一位在中國行醫的傳教士,他建議丁和李到他的家鄉司堡爾丁念中學。1906年,他進入了劍橋大學,1907年春於1911年春轉入格拉斯哥大學。1911年,獲得動物學和地質學雙學位。5月,返國從印度支那下船轉乘火車到雲南、貴州,進行考察。8月,返回江蘇老家,參加滿清政府學部遊學畢業生考試,獲得「格致科進士」名銜。同時在上海南洋公學任教。

1912年冬,南京政府決定在工商部礦政司下設地質科。次年2月,赴北京任農商部地質科科長,這時中國並無礦業人才,北大地質系應考人數也很少,幾近廢系。地質科中只有丁文江和章鴻釗兩人受過專門的學術訓練,他們延攬在北京外國專家到地質科工作。這年礦政司開辦地質研究所,丁文江、章鴻釗和北大地質系的索爾格承擔了大部分的教學。12月,赴山西、雲南等地進行地質礦藏調查。1914年,翁文灝接替索爾格任教。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恢復地質系,地質科也更名為「地質調查所」。1919年2月,些梁啟超去歐洲考察。五四運動時他也不可避免地參與了進去,結識了陶孟和、胡適、梁啟超等人。1920年,他和蔡元培聘請李四光和葛利普萊到北大任教。1921年,辭去地質調查所的工作由翁文灝接任,他前往熱河擔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同鄉劉厚生為董事。他一直負擔著家庭經濟的重擔,而且科學工作的阻撓不斷,這都影響了他的轉向,雖然他離開了學界,但仍保持著很大的影響力。1922年,參與發起中國地質學會,任副會長;主編《中國古生物志》和政治評論刊物《努力》。1923年發表《玄學與科學》論文,與張君勱開展了科學與玄學的論戰。

1925年秋,丁辭去了經理的職務,投奔孫傳芳幕下。1926年5月5日,出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經過談判,於8月1日代表江蘇省政府與外國駐上海領團簽訂《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丁文江出任總辦是他政治活動的重新開始,也是對五卅慘案的回應。但是這個選擇,也引發不少爭議。當時還在歐洲求學的傅斯年曾經因此向友人疾呼:「丁文江該殺!」。10月,孫傳芳的部下浙江省長夏超嘩變,丁文江也參與了平叛。12月31日,他辭掉上海的職務,在北京隱退,后因張作霖的敵視搬到大連居住。次年,搬回北京,3月,前往廣西考察。12月,重返地質調查所。1929年到1930年夏,他到西南考察。

1931年秋,任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這年日本侵佔東北,受政治局勢驅使,1932年,為《獨立評論》撰文。同年任私立南開大學校董會董事。1933年與翁文灝、曾世英合編《中華民國新地圖》以及《中國分省新圖》。6月,離開上海前往華盛頓參會,後到歐洲訪問,9月到蘇聯旅行。1934年6月應蔡元培之請,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936年,他在湖南勘探煤礦。時值冬季,但是煤礦坑內濕熱,丁文江堅持親自下坑探查,出坑時全身衣服濕透,到旅館時把門窗緊閉,使用壁爐。第二天他沒有起床,才發現是煤氣(一氧化碳)中毒,緊急叫醫生急救,施以心肺復甦術。本來昏迷的情形有好轉,甚至一度在他堅持下,下床行走。不料後來卻因為心肺復甦術時壓斷肋骨,導致發炎,突然病情直轉而下,病逝。摯友傅斯年聞訊第一個從北京趕去看護。1月5日在長沙湘雅醫院逝世。按其遺囑,葬於嶽麓山。

督理湖北軍務兼省長陳宴請英國退還庚款委員團攝影庄士敦、胡適、齊燮元、威靈頓、陳嘉謨、安德森夫人、蘇希爾、葛福、王景春、丁文江、勞之常、劉晉、王世堉、洪鍾美、夏昌熾、沈子良、陳介、王毅靈、曾務初、王光

著作

丁著《動物學教科書》,所遺地質考察材料,編成《丁文江先生地質調查報告》,於1947年出版。

丁著《梁任公年譜長編》為研究梁啟超之重要參考書。

丁文江還是中國第一個系統研究彝文的人。胡適曾著有《丁文江的傳記》一書,胡適說他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胡適:《丁文江這個人》)。

評論

林毓生認為他並未看懂康德理念論論述的精華部分。

家庭

弟:丁文淵、丁文治

侄女:丁子霖,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者。

參考文獻

維基共享資源中相關的多媒體資源:丁文江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07-09. ISBN 9780674892705.

 夏綠蒂·弗思; 丁子霖. 丁文江.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7. ISBN 9787535700780.

 林毓生,熱烈與冷靜,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6月,第174至175頁

延伸閱讀

中文

《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費俠莉著,丁子霖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從張君勱和丁文江兩人和〈人生觀〉一文看1923年科玄論戰的爆發與擴展,葉其忠,頁211-267,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五期(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丁文江圖傳》,宋廣波,秀威出版,2007

一九二六年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任內的丁文江,何漢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81:1 2010.03[民99.03] 頁37-150

《中國之前的中國: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國史前史的發現》,馬思中.陳星燦,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2004

外文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 Magnus Fiskesjö and Chen Xingcan , Bilingual ed. English/Chinese. 159 pages.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Ostasiatiska Museet), 2004; ISBN 91-970616-3-8 hardback.

外部鏈接

馬勇:丁文江和他的科學主義

竺可楨給丁文江的一封佚信《光明日報》2006年5月18日

傅孟真 傅斯年,字孟真,祖籍江西省永豐縣,1896年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名門望族。他自幼敏而好學, 10歲已讀畢《十三經13歲考入天津府立中學,接受新式教育;17歲北大預科, 20歲升入本科國文門;23歲投身文學革命,參加五四運動;24歲負笈英、德,先主修科學,後偏向哲學,涉獵甚廣,留學7年,卻沒有獲得任何學位。1926年10月回國后,先受聘於中山大學,后長期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開始執掌史語所時,他「禁止通過編寫歷史或製造任何歷史哲學來回答當下的政治問題」。但「九一八」事變后,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時勢討論會上,他率先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此後,他身體力行,撰寫了一系列涉及中華民族問題的論著,如《東北史綱》( 1932)、《夷夏東西說》( 1933)等。1935年,為策動華北五省自治,日寇與漢奸大造輿論,蔑稱國民政府是南方人的政府,煽動北方分裂出去。傅斯年於該年 12月 15日在《獨立評論》第 181號上發表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和《北方人民與國難》兩篇文章,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從理論上給予日本人和漢奸以有力的反擊,展現了其書生報國的一腔熱忱。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這一句話怎麼講呢?原來二千幾百年以前,中國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說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據有高下不齊之文化。經過殷周兩代的嚴格政治之約束,東周數百年中經濟與人文之發展,大一統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二二一年,政治統一了。又憑政治的力量,「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自從秦漢之盛時算起,到現在二千多年,雖有時候因為外夷之侵入,南北分裂,也有時候因為奸雄之割據,列國並立,然而這都是人力強的事實,都是違背物理的事實。一旦有適當的領袖,立時合為一家。北起朔漠,南至瓊崖交趾,西起流沙,東至雞林玄菟,這是天然賜給我們中華民族的田園。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

也有憑附在這個民族上的少數民族,但我們中華民族自古有一種美德,便是無歧視小民族的偏見,而有四海一家之風度。即如漢武帝,正在打擊匈奴用氣力的時候,便用一個匈奴俘虜做顧命大臣;在昭帝時,金日磾竟和霍光同輔朝政。到了現在,我們對前朝之旗籍毫無歧視,漢滿之舊恨,隨清朝之亡而消滅。這是何等超越平凡的胸襟?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們最大;世界上的歷史,我們最長。這不是偶然,是當然。「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一句話,是歷史的事實,更是現在的事實。

有時不幸,中華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於外族,或裂於自身。在這時候,人民感覺無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統。未統一時,夢想一統,既一統時,慶幸一統,一統受迫害時,便表示無限的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復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會上之搗亂分子,視之為敗類,名之曰寇賊,有力則正之以典刑,無力則加之以消極的抵抗。

中國經辛亥年的革命,由帝制進為共和,一統的江山儼然不改。只可惜政治上不得領袖,被袁世凱遺留下些冤孽惡魔。北廷則打進打出速度賽過五季,四方則率土分崩,複雜超於十國。中山先生執大義以勵國民,國民赴之,如水之就下。民國十五六年以來,以北方軍閥之惡貫滿盈,全國居然統一;平情而論,統一后之施政,何曾全是朝氣,統一后之兩次大戰,尤其斫喪國家之元氣。中年失望,自甘於頹廢,青年失望,極端的左傾。即以我個人論,也是失望已極之人,逃身於不關世務之學,以求不聞不見者。然而在如此情勢之下,仍然統一,在如此施政之下,全國之善良國民,仍然擁護中央政府者,豈不因為中華民族本是一體,前者以臨時的阻力,偶呈極不自然的分裂現象,一朝水到渠成,誰能御之?所以這些年以來,我們老百姓的第一願望是統一,第一要求是統一,最大的恐懼是不統一,最大的怨恨是對於破壞統一者。

北伐戰爭中的國民革命軍

這個心理有最近的兩個事實明白表示出來,段芝泉先生本是北洋耆舊,論其個人,剛性高節,本可佩服,論其政治的貢獻,則師心自用,縱容群下,《春秋》責備賢者,正不必為之諱,然自其避地南歸之後,無論何種政治思想者,除共產黨外,無不欽佩他,他居然是無疑的民國之元功,社會之三老。所有安福政績,在國民心中一齊消賬。至其最近「股東不同意」(見《益世報》)之表示,尤為社會上稱道不已。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字芝泉。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號稱「北洋之虎」,皖系軍閥首領,孫中山「護法運動」的主要討伐對象。1916年至1920年為北洋政府的實際掌權者。1924年至1926年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1926年3月18日發生了段祺瑞政府鎮壓北京學生運動的三·一八慘案。「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段嚴詞拒絕。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逝於上海宏恩醫院。

又如閻百川先生,雖在北方有最老之資格,其人之勤儉樸誠,愛惜地方,尤為國人所稱道,然其見識與辦法,亦有多人不以為然,且有嘲笑之者,自從他毅然決然飛到南京去,全國人都另眼相看,以為此老畢竟高人一籌,不待耕者有其田,他老先生已經有了全國人的心田!這種國民心理的轉移,不是明白表示國人渴望國家不分裂嗎?

閻錫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 號龍池,山西五台縣河邊村人,清末民國時期重要政治、軍事人物,晉系軍閥的首領。1936年面對日軍侵略,自任「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十月下旬,閻錫山邀請共產黨員薄一波主持「犧盟會」的工作。從此,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共產黨員參加閻錫山的官辦團體,運用山西的某些進步語言,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犧盟會」的領導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太原一時成為全國抗日呼聲甚高的城市。二十幾個省市的數千名進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參加軍政訓練,為抗日戰爭開始后組建新軍、開展武裝鬥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至此,閻錫山在擁蔣的前提下,基本上確立了聯共抗日的路線。

然而這些天里,平津一帶「空穴來風」,有所謂自治運動。若說這是民意,民在哪裡?若說這是社會上的事件,請問誰是出名領導的人?若問國人的心,他們只是希望統一,以便安居樂業。雇來的苦力不足為民眾,租界上住著昔曾大量剝削人民后經天然淘汰之官僚軍閥,不配算領袖,滿街灑的黃紙條,都是匿名帖子!天下哪裡有不具名的政治運動?黑市上哪裡有正人?孔子有一句現成話:「將誰欺,欺天乎?

所謂要求自治,雖然聞其聲(黑路上的怪聲)不見其人,而發揮其良心之主張,在平津者有教育界(宣言見上星期日《大公報》),其他各界雖未宣言,居心無二。這個宣言,初簽名者數十人,到了第二天,幾有千人,這才是民意的負責表示。宣言中指明這是破壞國家領土完整的陰謀,這才是有識人民的明確認識!

1935年間,由日本特務機關幕後策劃的獨立於中華民國政府、投靠日本的運動,亦稱「華北特殊化」。1935年7月6日,南京政府親日派首領何應欽與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訂了賣國的《何梅協定》,內容主要是:取消河北境內的國民黨組織,撤出河北境內的中央軍,取締一切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之後,日本侵略者及大小漢奸開始大肆鼓噪「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自治」。

我終不相信此間事情就此惡化下去了,因為此間地方最高當局宋商二公之人格與歷史是國民信賴不疑的,就宋主任說,他是西北軍中最忠實的將軍,從馮煥章先生經過無數艱苦,不曾棄他,這地方最足以表顯其忠心的氣節。忠於主帥者,自易忠於國家,何況他的捍衛國家的勛績,雖在婦人孺子,至今稱道。就商主席說,他早年便是志士,後來在北方軍閥罪惡貫盈的時代,他最先在綏遠舉義。至其衛國之功,正與宋公伯仲。所以我深信他們決無忽然改換其自身歷史,墮於大海中之理,所以在此洶洶之局,我們窮學究尚在此地安心默祝國家多福!

不過,偽造民意,擾亂人心的各種陰謀,也是可慮的。負責當局,應以國家民族的立場,把背叛國家的敗類,從嚴防範,盡法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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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change? 2024-1-7 22:38
傅斯年

選自《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

(1936年2月16日北平出版)。

   丁文江(在君)先生去世,到現在過一個月了。北方的報紙僅《大公報》上有一個認可而悼惜的短評,南方的報紙我所見只有《字林西報》有一篇社論,這篇社論是能充分認識在君品行的。李濟之先生說,「在君的德行品質,要讓英美去了解。」這是何等可惜的事!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適之先生將來為他作一部傳記。他若不作,我就要有點自告奮勇的意思。

   論在君立身行世的態度,可以分作四面去看:E對自己(或應曰律自己),F對家族,G對社會,H對國家,現在依次敘說一下:

   一:在君之律自己,既不是接受現成的物質享受之絝袴子,也不是中世紀修道的高僧。他以為人們沒有權利過分享受,因為過分享受總是剝奪別人,同時他也不願受苦,因為他覺受苦的機器是沒有很大工作效能的。人要為公眾服務而生活,所以服務的效率愈大,生活愈有意義,起居飲食愈少磨擦,服務的效率愈大。我們在此地不可把舒適和華侈看混了。在君很看重舒適,有作用的合理的舒適。他對於朋友的趨於華侈的習慣,卻是竭力告戒的。舒適可以減少每日生活中之磨擦性。只要不為舒適所征服,舒適是增加生命力的。臂如,在君是有機會坐頭等車,他決不肯坐二等車,有地方睡安穩的覺,他決不肯住喧鬧的旅館。但是這些考量,這個原則,絕不阻止他到雲貴爬高山去看地質,絕不阻止他到黑海的泥路上去看俄國工程,絕不阻止他每星期日率領北大的學生到西山和塞外作地質實習,絕不阻止他為探礦為計劃道路,半年的遊行荒野中。他平日之求舒適,正是為儲蓄精力,以便大大的勞作。他以為人人有要求舒適以便工作的權利,人人都沒有享受奢侈,或得到舒適而不動作的權利。在這一個道理上,他不是明顯的受英國的「理論急進者」的影響么?雖然他沒有這樣自己宣傳著!

   他有兩句名言,「準備著明天就會死,工作著彷彿永遠活著的。」所以無論在何等疾病痛苦之下,無論在何等的艱危環境中,我總不曾看見他白日的發空愁,坐著憂慮消耗光陰(不幸得很,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若是他憂慮,他便要把這憂慮立時現為事實,若不能立時現為事實,他決不繼續憂慮著。例如他大前年冬天從俄國回來后,覺得身上像有毛病,到協和醫院去診察他的左腳大拇指發麻的癥候。他問醫生說,「要緊不要緊?」醫生說,「大概不要緊。」「能治不能治?」醫生說,「不能治。」他告我,當時他聽到這話便立時放心了。我問所以然。他說,「若是能治,當然要想法子去治,既不能治,便從此不想他好了。」他這次在病危中,除末了一星期不大言語外,以前,雖偶有病人免不了的憤怒,但大體上是高高興興專說笑話的。他從不曾問過醫生,「我這病有危險沒有?」他在病中也不曾憂慮到任何身內的事。他能暢談的最後一日,和我所談的是胡適之先生應該保重他的身體,節約他的用度,是凌鴻勛先生的家庭如何快活,北方大局如何如何。這樣的心神安定,有幾個宗教大師能做到?

   二:論到在君的對家庭,真是一位理學大儒。他對於他的夫人史久元女士是極其恩愛的。他們兩個人的習慣與思想並不全在一個世界中,然而他之護持她,雖至新少年的恩愛夫妻也不過如此。丁夫人也是一位很可以敬佩的女士,處家,待朋友,都是和藹可親,很誠心,很周到的,並且對兩方的家庭都是絕對犧牲自己的。她不斷的病,在君便伺候了她二十多年的病,不特做她的保護人,並且做她的看護生。他真是一個模範的丈夫,無論在新舊的社會中,都做到這個地步了。

   說到這裡,我不妨連著敘述他的性道德觀。他並不反對「自由生活」,假如「自由生活」不影響一個人的服務社會。他主張人的「性本能」應得其正,不然,要失卻一個人的精神平衡,因而減少一個人的用處。他從俄國回來,尤其稱讚俄國的婚姻制度,他說,兒童既得公育,社會上又從此沒有Scandals了,這是自從人類有配偶制度以來的最大革命。他這樣的信念,卻是想送給將來的中國人們去享受。他自己,不特沒有利用任何一種現成的左傾或右傾思想便利私圖的事,或存心,並且凡是合理的舊新習慣所要求者,他總要充分的盡其責任。他論人是很寬的,自由戀愛是可以的,或者有時是很好的,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業。娶妾也未嘗不可,也要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業。我們大家知道,他對於志摩之再度結婚是反對的,在君不是反對志摩再婚,他是反對志摩那樣一結婚不能工作了。他十分的相信,服務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於在能充分服務一個條件下之個人自由,不應該用成見的道德論去干涉他或她。

   在君對他的兄弟,又是一位模範的人格。他同母的,一兄二弟,異母的,三弟。從他的老四以下,求學的事總是他在操心。他之所以辭地質調查所的原因,據說,大部分由於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薪水不夠他津貼弟弟們上學。在他「失業」的那一年,我問他小家庭外大家庭內之負擔,連著親戚們共若干。他說,今年兩千。待他次年不失業了,他的進款也只是每年六千。

   三:在君對於社會的觀念完全支配在「服務」一個信心之下。若把他這個主義寫文字,我想可以這樣說。看看中國人是在何等階級的生活中。據何廉博士的研究,中國人平均進款,是每年二十七元。再看看我們知識階級的生活是怎樣。若把我們的生活降低到每年二十七元,一件事業也不能做了。若受今日社會給我們的待遇而給社會以相當的回報,只黽勉服務,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盡了,然後可以問心無愧。在這一個基本認識之下,他是永不間斷的為社會中團體及個人服務。他論一件事之是非,總是以這一件事對公眾有利或有害為標準。他論一個人的價值,總是以這一個人對公眾有利或有害為決定。他並不是一個狹隘的功利論者,但是他的基本哲學,確是一種社會價值論。

   他一生的服務範圍雖是多元的,但十之七八是學術及學術行政,其餘二三或者當由行政的(包括有助行政之技術的)及實業的平分了罷?他放棄了自己研究來管別人的研究,他犧牲自己一時的工作來輔助別人的工作,其意無非以為一人之成績總有限,多人之成績必然更大。在不深知者或者覺得他有一個舍己耘人的天性,其實他是為社會求得最大量的出息,而不求其自我。這樣熱心的人本已少見,這樣熱心又加以在君那樣的見識與學問,又有誰呢?

   他對於好朋友之態度,恰如他對於他的家人、妻與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著並且操心到極緊張極細微的地步,有時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還要多。他的操心法,純粹由他自己的觀點行之。他是絕對信賴近代醫術和醫院規律的。朋友病,他便如法泡製之。舉例說,受他這樣待遇的,有適之詠霓兩先生。他是絕對相信安定生活是工作的基礎條件的,朋友們若生活不安定,他便以他的見解促成之。受他這樣待遇的有我。他為一個朋友打算,要從頭至尾步步安排著,連人如何娶妻如何生子都在裡頭。據李仲揆先生說,在君這樣為他安排過,只是仲揆沒有全照他的方法。朋友死了,他便是孤兒寡婦第一個保障人,趙亞曾先生的事可以為例。

   他之看重朋友,似乎大多由於他認識為有用,學術上或事業之用。一旦既成朋友之後,他每每不自覺的頗以監護人自居,對於同輩(聽說對於比他年長的也有時如此)儼然像個老大哥。因此,朋友們一齊稱他曰「丁大哥!」若他認為某一朋友不努力,或行為上喪失或減少其社會服務的或學術的作用,他必要責備,必要督促著改過來,因此常和朋友發生糾紛。

   我可以記一件親見的事。前二月,翁詠霓先生在杭受重傷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在君正在協和醫院躺著,一面檢查身體一面還發點小燒。朋友想,不要告他這消息,偏他看報看見了。一聽朋友說明詳情,他立時想從醫院飛出來。我親自看見他在涕泗交流中與醫生爭執。醫生說:「你在這個時候離開醫院去坐車是極傻的。你到了杭州,一個病人也無一點用處。」因此他才不走,就在床上料理了許多事,皆關於詠霓事業的安排。他沒有許多話,只是說:「詠霓這樣一個人才,是死不得的。」

   四:在君之對國家,或者外國人看得清楚些。他死後,《字林西報》作一社論,題目《一個真實的愛國者》,我相信這是對在君最確切的名稱。誠然,在君沒有標榜過愛國,尤其沒有辦過「救國會」,然而在君對於國家的忠勤是極其顯明的事實。就消極的方面說,他從來不曾坐過免票車,從不曾用公家的費用作私用,從不曾領過一文的乾薪。四年前,資源委員會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來,分給幾個青年編地理教科書。他到中央研究院后,經濟委員會送他每月公費二百元,他便分請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他在淞滬總辦卸任后,許多人以為他必有幾文,乃所余僅是薪俸所節省的三千元,為一個大家庭中人索去。

   積極方面說,他在中國建設出地質學,至少他是創造了一個可以使地質學在中國發達的環境,已可謂功在國家。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在提倡科學研究上比得上他。他在淞滬任中,為後來之上海特別建造弘大的規模,只可惜後來人並不能步趨他。他除了好些積弊。他從外國人手中爭回重大的權利,不以勢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這些權利的外國人,反而能夠誠意的佩服他!雖然他當時的上司是孫傳芳,然而他並不是孫傳芳的私人,他仍為中華民國服務。後來孫傳芳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時,他並沒有跟他。(此中故事,在君曾為我詳說,待后寫出。)至於他對外國人,永遠是為中國辯護的,至少是為新中國辯護。凡外國人抹殺了中國實事而加菲薄,他總起抵抗,論政如他駁濮蘭德的小冊子,論學如他評葛蘭內的文,都是很有精採的。北平教育界致國聯調查團書,是他的手筆,是一篇偉大的著作。

   用充分的知識,忠勤的為國家服務,絲毫不存自我利益心,便是真實愛國者的定義,也便是在君的行事。

   在君雖是一個真實愛國者,卻不是一個狹隘的國家主義者,他以為世界上的文明的和平的民族都應該共存共榮,共致力於人類之知識與幸福,所以有時候他真拿某一外國人作朋友看,這是我所最難能的。

   以上所說是在君的「立身」,以下再談在君的「行道」。

   我們且看在君的道是何道。

   這當然不是「貉道」,「貉道」在近代中國也曾經為幾個無政府主義者提倡過,現在不聞聲氣了。在君既信仰近代物質文明,當然不能簡單成「貉道」。這當然也不是「王道」。我們的近鄰無端把霸字讀作王字,真正不值一笑。在君的道決不退化到二千年前,無論他是王是霸。

   在君的道是近代文明中的一條大道。在這道上走的有「搜求心」,有「理性」,有「智慧」,有「人類同情心」,在這道旁所建築的庭舍,是「世間經驗之擴充」,「科學知識之尋求」,「物質之人工的利用」,「改造不合理性的方案」。自從開闢新大陸以來,人類的知識日向擴充,人類的要求日向增加,人類的思力日向解放,至18世紀出來了成系統的理性論。科學與工業之發達,固頗受這樣思想的影響,而若干人生觀社會觀之改變尤是這類思想所助成。這樣一步一步向著開明走的大路,一直到歐戰後才出來新生的反動。

在君留學英國,在歐戰前若干年(1911以前)。那時候自由黨已起來當政,早年的理論急進派(Phieo-sophicalRapiAcals)若干主張,修改後依然為實際政治上爭議之點。以在君的思力敏銳與多才,在這時候好看報,特別是《泰晤士報》,自然要受這個空氣的影響。我知道在君是好看經濟學書的,我尤知道他關於J.m.Keynes的書每本必看,所以我敢說,他縱不是柯波登,邊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這一派思想的影響者。聰明人嗅著空氣便可得堅實的益處,原不待咬文嚼字如專家。然在君又是學科學的,他在英時的科學興趣,由動物學到地質學。恰恰這一行的科學在英國有聖人達爾文,有護法赫胥黎,有游擊名將葛爾登(ErancisGalton),所以在君若於研究這一行學問時越過實驗室而寄興趣於詞辯,大有精神的安頓處,連宗教都有一個。在君必是一個深刻的受赫胥黎影響者(嚴復並不是),他也在中國以他的科學玄學戰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對方太不行了)。在君所在英國又是利用科學造成福利的最前進國,在若干意義上最近代化的地方。本來天才是生成的,在君思力銳而敏,在最短時間中能抓到一題之扼要點而略去其不重要點,自然不是英國人教會他的。但是他的天才所取用的資料,所表現的方式,所鍛煉成的實體,卻不能不說一部分由於英國的思想與環境,英國有很多極其可惡的思想,不過在君所受者卻是最上層精粹。因為在君能讀法德文書,走過大陸,他對於英國人之守舊,自大,擺架子,不自覺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絕看不起中國人學來一個牛津架子,或者他對於劍橋清談,也不盡看重吧。

   至於他所受者,大來說近代歐洲的,小來說維多利亞朝以來英國的,究是些什麼?我想可以撮成下列幾句。

   行為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縱感情壓倒了理智。

   是是非非要全依經驗,而不容以幻想代經驗。

   流傳之事物或理論,應批評而後接受,而不容為世間的應聲蟲。

   論事論人要權衡輕重,兩害相衡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重。

   一切事物之價值,全以在社會福利上人類知識上之關係為斷。

   社會是一個合作團,人人要在裡邊儘其所有之能力。

   社會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費之處是必須改革的(雖然要用演進的方式),社會上沒有古物保存之必要。

   讀者看到這裡,若是不識在君者,或者覺得此君必是一個「冷靜頭腦」,這卻大不然了。他是一個火把!他又是一個感情極重的人,以強動不息的精神,用極大的感情,來祈求這一個「理性—經驗—實用」的哲學,來實現一個進取而不保守的人生。不知必不行,知之必能行。

   歸納以上兩章,我們可以說,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備中西倫理條件的積極的良善公民,永遠為團體為個人服務著。這一點是使他不能為革命黨處。在君在主義上是欽崇而又信仰近代科學及開明的民生主義者。

   近代文化到中國來,雖有成功,亦多失敗。今日中國在思想上,在社會倫理上,在組織上,依然甚多荒古的現象,這是不得了的。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國」的大隊中最有才氣的前驅。中國若有這樣人二十個,又都在扼要適宜的地位,二十年後,我們庶幾可以成等的近代化國家了。為什麼他先死呢?

   記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間,有一天,我請幾個朋友在我家吃飯。座上有在君,有適之先生等。我議論一個人,適之先生以為不公允,說,「你這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記得在巴黎時,你向我說過三遍,回國后第一件事是殺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在你旁邊,你幹嗎不殺他?」後來我怨適之先生惡作劇,他說:「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

   我開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讀科學玄學戰時,那時我在英國。以為如此才人,何為任於鐵穆之朝,又與呂惠卿輩來往,所以才有「殺」之一說,其中實不免有點如朱子所說,其詞若有憾,其實不盡然也。乃民國十八年初夏相見之後,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後成好朋友,最近幾年中竟成極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時,心中自思,如我死,國家之損失小得多。這個變遷應該有個緣故吧。所以我說他好,比胡適先生說他好更有要求讀者注意之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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