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只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孟真說: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確切的評論,這裡只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意寶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說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the 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並且往往不放鬆他的「結論」。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關節目上終本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產兒。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於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鬆,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為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吃藥。醫生還沒有趕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幹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為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里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皮的水果,必須在滾水裡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兒,內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著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前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煙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為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他所謂「貪污」,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他接受凇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后,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僱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著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干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傖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得很重,他手裡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干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傖。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久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周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國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採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則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胡適 文)

丁文江(1887年3月20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蘇泰興黃橋鎮人,中華民國地質學家、社會活動家,曾任私立南開大學校董會董事。
生平
丁家是當地鄉紳,祖父沒有功名。一直到15歲,丁都還受著傳統教育。1901年,龍研仙到泰興做知縣在本地招考,他看中了丁文江決定送他出洋留學。1902年秋,留學日本,期間他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為刊物撰文。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他受到吳稚暉的來信,講到在蘇格蘭念書環境好,不受政治事務打擾,費用又便宜,所以他和李祖鴻、庄文亞決定轉赴英國,研究動物學和地質學。暮春,他們三人搭乘一艘德國輪船前往歐洲,途經檳榔嶼時還曾拜訪客居於此的康有為。到了愛丁堡,他們的資費已經花光,見到吳稚暉后,吳和經濟狀況最差庄文亞到格拉斯哥半工半讀。他們在船上遇到了一位在中國行醫的傳教士,他建議丁和李到他的家鄉司堡爾丁念中學。1906年,他進入了劍橋大學,1907年春於1911年春轉入格拉斯哥大學。1911年,獲得動物學和地質學雙學位。5月,返國從印度支那下船轉乘火車到雲南、貴州,進行考察。8月,返回江蘇老家,參加滿清政府學部遊學畢業生考試,獲得「格致科進士」名銜。同時在上海南洋公學任教。
1912年冬,南京政府決定在工商部礦政司下設地質科。次年2月,赴北京任農商部地質科科長,這時中國並無礦業人才,北大地質系應考人數也很少,幾近廢系。地質科中只有丁文江和章鴻釗兩人受過專門的學術訓練,他們延攬在北京外國專家到地質科工作。這年礦政司開辦地質研究所,丁文江、章鴻釗和北大地質系的索爾格承擔了大部分的教學。12月,赴山西、雲南等地進行地質礦藏調查。1914年,翁文灝接替索爾格任教。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恢復地質系,地質科也更名為「地質調查所」。1919年2月,些梁啟超去歐洲考察。五四運動時他也不可避免地參與了進去,結識了陶孟和、胡適、梁啟超等人。1920年,他和蔡元培聘請李四光和葛利普萊到北大任教。1921年,辭去地質調查所的工作由翁文灝接任,他前往熱河擔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同鄉劉厚生為董事。他一直負擔著家庭經濟的重擔,而且科學工作的阻撓不斷,這都影響了他的轉向,雖然他離開了學界,但仍保持著很大的影響力。1922年,參與發起中國地質學會,任副會長;主編《中國古生物志》和政治評論刊物《努力》。1923年發表《玄學與科學》論文,與張君勱開展了科學與玄學的論戰。
1925年秋,丁辭去了經理的職務,投奔孫傳芳幕下。1926年5月5日,出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經過談判,於8月1日代表江蘇省政府與外國駐上海領團簽訂《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丁文江出任總辦是他政治活動的重新開始,也是對五卅慘案的回應。但是這個選擇,也引發不少爭議。當時還在歐洲求學的傅斯年曾經因此向友人疾呼:「丁文江該殺!」。10月,孫傳芳的部下浙江省長夏超嘩變,丁文江也參與了平叛。12月31日,他辭掉上海的職務,在北京隱退,后因張作霖的敵視搬到大連居住。次年,搬回北京,3月,前往廣西考察。12月,重返地質調查所。1929年到1930年夏,他到西南考察。
1931年秋,任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這年日本侵佔東北,受政治局勢驅使,1932年,為《獨立評論》撰文。同年任私立南開大學校董會董事。1933年與翁文灝、曾世英合編《中華民國新地圖》以及《中國分省新圖》。6月,離開上海前往華盛頓參會,後到歐洲訪問,9月到蘇聯旅行。1934年6月應蔡元培之請,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936年,他在湖南勘探煤礦。時值冬季,但是煤礦坑內濕熱,丁文江堅持親自下坑探查,出坑時全身衣服濕透,到旅館時把門窗緊閉,使用壁爐。第二天他沒有起床,才發現是煤氣(一氧化碳)中毒,緊急叫醫生急救,施以心肺復甦術。本來昏迷的情形有好轉,甚至一度在他堅持下,下床行走。不料後來卻因為心肺復甦術時壓斷肋骨,導致發炎,突然病情直轉而下,病逝。摯友傅斯年聞訊第一個從北京趕去看護。1月5日在長沙湘雅醫院逝世。按其遺囑,葬於嶽麓山。

督理湖北軍務兼省長陳宴請英國退還庚款委員團攝影庄士敦、胡適、齊燮元、威靈頓、陳嘉謨、安德森夫人、蘇希爾、葛福、王景春、丁文江、勞之常、劉晉、王世堉、洪鍾美、夏昌熾、沈子良、陳介、王毅靈、曾務初、王光
著作
丁著《動物學教科書》,所遺地質考察材料,編成《丁文江先生地質調查報告》,於1947年出版。
丁著《梁任公年譜長編》為研究梁啟超之重要參考書。
丁文江還是中國第一個系統研究彝文的人。胡適曾著有《丁文江的傳記》一書,胡適說他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胡適:《丁文江這個人》)。
評論
林毓生認為他並未看懂康德理念論論述的精華部分。
家庭
弟:丁文淵、丁文治
侄女:丁子霖,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者。
參考文獻
維基共享資源中相關的多媒體資源:丁文江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07-09. ISBN 9780674892705.
夏綠蒂·弗思; 丁子霖. 丁文江.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7. ISBN 9787535700780.
林毓生,熱烈與冷靜,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6月,第174至175頁
延伸閱讀
中文
《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費俠莉著,丁子霖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從張君勱和丁文江兩人和〈人生觀〉一文看1923年科玄論戰的爆發與擴展,葉其忠,頁211-267,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二十五期(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丁文江圖傳》,宋廣波,秀威出版,2007
一九二六年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任內的丁文江,何漢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81:1 2010.03[民99.03] 頁37-150
《中國之前的中國: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國史前史的發現》,馬思中.陳星燦,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2004
外文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 Magnus Fiskesjö and Chen Xingcan , Bilingual ed. English/Chinese. 159 pages.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Ostasiatiska Museet), 2004; ISBN 91-970616-3-8 hardback.
外部鏈接
馬勇:丁文江和他的科學主義
竺可楨給丁文江的一封佚信《光明日報》2006年5月18日

傅孟真 傅斯年,字孟真,祖籍江西省永豐縣,1896年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名門望族。他自幼敏而好學, 10歲已讀畢《十三經》;13歲考入天津府立中學,接受新式教育;17歲北大預科, 20歲升入本科國文門;23歲投身文學革命,參加五四運動;24歲負笈英、德,先主修科學,後偏向哲學,涉獵甚廣,留學7年,卻沒有獲得任何學位。1926年10月回國后,先受聘於中山大學,后長期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開始執掌史語所時,他「禁止通過編寫歷史或製造任何歷史哲學來回答當下的政治問題」。但「九一八」事變后,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時勢討論會上,他率先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此後,他身體力行,撰寫了一系列涉及中華民族問題的論著,如《東北史綱》( 1932)、《夷夏東西說》( 1933)等。1935年,為策動華北五省自治,日寇與漢奸大造輿論,蔑稱國民政府是南方人的政府,煽動北方分裂出去。傅斯年於該年 12月 15日在《獨立評論》第 181號上發表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和《北方人民與國難》兩篇文章,強調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從理論上給予日本人和漢奸以有力的反擊,展現了其書生報國的一腔熱忱。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這一句話怎麼講呢?原來二千幾百年以前,中國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說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據有高下不齊之文化。經過殷周兩代的嚴格政治之約束,東周數百年中經濟與人文之發展,大一統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二二一年,政治統一了。又憑政治的力量,「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自從秦漢之盛時算起,到現在二千多年,雖有時候因為外夷之侵入,南北分裂,也有時候因為奸雄之割據,列國並立,然而這都是人力強的事實,都是違背物理的事實。一旦有適當的領袖,立時合為一家。北起朔漠,南至瓊崖交趾,西起流沙,東至雞林玄菟,這是天然賜給我們中華民族的田園。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
也有憑附在這個民族上的少數民族,但我們中華民族自古有一種美德,便是無歧視小民族的偏見,而有四海一家之風度。即如漢武帝,正在打擊匈奴用氣力的時候,便用一個匈奴俘虜做顧命大臣;在昭帝時,金日磾竟和霍光同輔朝政。到了現在,我們對前朝之旗籍毫無歧視,漢滿之舊恨,隨清朝之亡而消滅。這是何等超越平凡的胸襟?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們最大;世界上的歷史,我們最長。這不是偶然,是當然。「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一句話,是歷史的事實,更是現在的事實。
有時不幸,中華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於外族,或裂於自身。在這時候,人民感覺無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統。未統一時,夢想一統,既一統時,慶幸一統,一統受迫害時,便表示無限的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復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會上之搗亂分子,視之為敗類,名之曰寇賊,有力則正之以典刑,無力則加之以消極的抵抗。
中國經辛亥年的革命,由帝制進為共和,一統的江山儼然不改。只可惜政治上不得領袖,被袁世凱遺留下些冤孽惡魔。北廷則打進打出速度賽過五季,四方則率土分崩,複雜超於十國。中山先生執大義以勵國民,國民赴之,如水之就下。民國十五六年以來,以北方軍閥之惡貫滿盈,全國居然統一;平情而論,統一后之施政,何曾全是朝氣,統一后之兩次大戰,尤其斫喪國家之元氣。中年失望,自甘於頹廢,青年失望,極端的左傾。即以我個人論,也是失望已極之人,逃身於不關世務之學,以求不聞不見者。然而在如此情勢之下,仍然統一,在如此施政之下,全國之善良國民,仍然擁護中央政府者,豈不因為中華民族本是一體,前者以臨時的阻力,偶呈極不自然的分裂現象,一朝水到渠成,誰能御之?所以這些年以來,我們老百姓的第一願望是統一,第一要求是統一,最大的恐懼是不統一,最大的怨恨是對於破壞統一者。

北伐戰爭中的國民革命軍
這個心理有最近的兩個事實明白表示出來,段芝泉先生本是北洋耆舊,論其個人,剛性高節,本可佩服,論其政治的貢獻,則師心自用,縱容群下,《春秋》責備賢者,正不必為之諱,然自其避地南歸之後,無論何種政治思想者,除共產黨外,無不欽佩他,他居然是無疑的民國之元功,社會之三老。所有安福政績,在國民心中一齊消賬。至其最近「股東不同意」(見《益世報》)之表示,尤為社會上稱道不已。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字芝泉。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號稱「北洋之虎」,皖系軍閥首領,孫中山「護法運動」的主要討伐對象。1916年至1920年為北洋政府的實際掌權者。1924年至1926年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1926年3月18日發生了段祺瑞政府鎮壓北京學生運動的三·一八慘案。「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段嚴詞拒絕。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逝於上海宏恩醫院。
又如閻百川先生,雖在北方有最老之資格,其人之勤儉樸誠,愛惜地方,尤為國人所稱道,然其見識與辦法,亦有多人不以為然,且有嘲笑之者,自從他毅然決然飛到南京去,全國人都另眼相看,以為此老畢竟高人一籌,不待耕者有其田,他老先生已經有了全國人的心田!這種國民心理的轉移,不是明白表示國人渴望國家不分裂嗎?

閻錫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 號龍池,山西五台縣河邊村人,清末民國時期重要政治、軍事人物,晉系軍閥的首領。1936年,面對日軍侵略,自任「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十月下旬,閻錫山邀請共產黨員薄一波主持「犧盟會」的工作。從此,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共產黨員參加閻錫山的官辦團體,運用山西的某些進步語言,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在「犧盟會」的領導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太原一時成為全國抗日呼聲甚高的城市。二十幾個省市的數千名進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參加軍政訓練,為抗日戰爭開始后組建新軍、開展武裝鬥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做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至此,閻錫山在擁蔣的前提下,基本上確立了聯共抗日的路線。
然而這些天里,平津一帶「空穴來風」,有所謂自治運動。若說這是民意,民在哪裡?若說這是社會上的事件,請問誰是出名領導的人?若問國人的心,他們只是希望統一,以便安居樂業。雇來的苦力不足為民眾,租界上住著昔曾大量剝削人民后經天然淘汰之官僚軍閥,不配算領袖,滿街灑的黃紙條,都是匿名帖子!天下哪裡有不具名的政治運動?黑市上哪裡有正人?孔子有一句現成話:「將誰欺,欺天乎?」
所謂要求自治,雖然聞其聲(黑路上的怪聲)不見其人,而發揮其良心之主張,在平津者有教育界(宣言見上星期日《大公報》),其他各界雖未宣言,居心無二。這個宣言,初簽名者數十人,到了第二天,幾有千人,這才是民意的負責表示。宣言中指明這是破壞國家領土完整的陰謀,這才是有識人民的明確認識!

1935年間,由日本特務機關幕後策劃的獨立於中華民國政府、投靠日本的運動,亦稱「華北特殊化」。1935年7月6日,南京政府親日派首領何應欽與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訂了賣國的《何梅協定》,內容主要是:取消河北境內的國民黨組織,撤出河北境內的中央軍,取締一切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之後,日本侵略者及大小漢奸開始大肆鼓噪「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自治」。
我終不相信此間事情就此惡化下去了,因為此間地方最高當局宋商二公之人格與歷史是國民信賴不疑的,就宋主任說,他是西北軍中最忠實的將軍,從馮煥章先生經過無數艱苦,不曾棄他,這地方最足以表顯其忠心的氣節。忠於主帥者,自易忠於國家,何況他的捍衛國家的勛績,雖在婦人孺子,至今稱道。就商主席說,他早年便是志士,後來在北方軍閥罪惡貫盈的時代,他最先在綏遠舉義。至其衛國之功,正與宋公伯仲。所以我深信他們決無忽然改換其自身歷史,墮於大海中之理,所以在此洶洶之局,我們窮學究尚在此地安心默祝國家多福!
不過,偽造民意,擾亂人心的各種陰謀,也是可慮的。負責當局,應以國家民族的立場,把背叛國家的敗類,從嚴防範,盡法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