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肅芝1945年底經印度第二次進西藏,在申請赴印簽證時曾經得到重慶英國駐華使館某位信佛文化參贊的幫助:
在場的還有一位叫作普洛夫的參贊,對中國的禪宗倒是頗有研究,很喜歡談論佛教包括西藏的密宗,和我交談得十分投機……上了飛機,我一眼就見到英國使館的普洛夫參贊,正巧和我乘同一架飛機準備經印度回英國,於是兩人聊了一路佛學。(《雪域求法記》,第331-332頁)
這位「普洛夫參贊」不是別人,正是英國著名漢學家、佛學家蒲樂道(John Blofeld, 1913-1987)。他的中文自傳《老蒲遊記——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回憶》,兩年前被美國漢學家李丹(Daniel Reid)譯成英文(John Blofeld, My Journey in Mystic China: Old Pu's Travel Diary, Rochester,Vermont: Inner Traditions, 2008)。可惜大陸讀者知此妙籍者甚少,更不要說利用其中的史料了。
「特別西人」老蒲
老蒲是倫敦人。他在《遊記》開頭自報家門說:
祖先為鄉紳,系譜延及五六百載前。至我祖父卻改入商界。先父則以畫時裝圖樣謀生(第14頁)。
老蒲從未提過他的母親,似乎是由姑母一手帶大的,這裡面怕是有什麼隱情。他自幼就對中國的人和事有好感,四處搜讀有關中國的書籍:
十五歲以來,每有人問到我成人的計劃,便答:「要居中國。」若問在中國欲幹甚麼職業,我難以回答。思能居中國為足,不必有預定的「計劃」。隨時隨機尋業何難?(第14頁)
有一回,老蒲隨姑母去海邊玩耍,進城購物時路過一家古玩鋪,看到店中放著一尊中國式小佛像,當時雖不識為何物,卻難抑心中的歡喜,流淚涕泣求姑母買下。從此以後,他每晚睡前必在佛前獻花頂禮:
我得到這座佛像好久之後,才從一位年長於我的友人口中得知:我所崇拜的小像乃是釋迦佛祖之像。從此後我產生了求知佛學的強烈的願望。甚至有時暗中到佛寺去向兩位錫蘭和尚求法。後來竟下決心皈依三寶入法門,但因不欲使信奉上帝的家父傷心,故當時未讓家人知道。(第15頁)
老蒲十八歲入劍橋大學,未滿兩年就逃學跑來中國。他於1932年抵達香港,在民生書院教英語謀生,同時學習中文和粵語。在港期間,老蒲嘗過「黑飯」,上過「花船」,參加過居士林的活動,接受過西藏喇嘛的灌頂,生活倒也豐富多彩。1934年,他得友人之助,在天津河北工業學院謀得英語教師職位,附帶條款是「每周宿北京三夜」,「每禮拜三下午回歸天津工作四日」。當時的北京,中西新舊之爭甚烈,老蒲身處其間,經常發表同情舊時代中國的言論,所交也以滿清遺族、老道番僧以及流落民間的乞丐流民、賣笑女子為主,言行顯得極為怪異,被朋友戲稱為「我們中國人不常遇到的特別西人」(第52頁)。老蒲曾趁假期遊歷曲阜、鄒縣,觀孔廟、孟子墓,登華山、五台,尋僧訪道,直到1937年6月接家書促歸才暫時返英:
所以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我正在坐火車行過西伯利亞。從無線電中驚聞日本侵略軍開始佔領華北,我無盡悲哀,在同行者面前難忍淚水。(第66頁)
老蒲很快處理完家事,於1937年9月中旬再度入華,先到香港,后赴桂林。他本來有意在西南聯大求職,卻鬼使神差地住進昆明郊外的禪宗道場華亭寺習禪十月,因坐禪無功而經蒙自、河內返回香港,繼續在民生書院教書,數月後再返英國,入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語言學院研習漢、日、緬、馬來四種語文。1941年1月,老蒲獲得第三次入華機會,準備擔任重慶英國駐華使館文化隨員。1942年春,他抵達重慶,開始負責中英文化教育界的聯絡,其間結識徐悲鴻、吳作人、曹禺等文化界人士。老蒲喜歡老舍的作品,曾將《貓城記》翻為英文,可惜沒有出版家願意出版。
在重慶期間,老蒲與謝慶垚(《老蒲遊記》寫作「謝慶堯」)最為友善。謝習慣於一邊吃英式早餐一邊讀英文小說如弗吉尼亞沃爾夫(第132頁)。謝曾翻譯漢明威(海明威)《戰地鐘聲》和芙琴尼亞吳爾芙(老蒲說的「弗吉尼亞沃爾夫」)《到燈塔去》。《到燈塔去》(重慶:商務印書館,民國34年11月初版)編入「中英文化協會文藝叢書」,老蒲的主要工作之一正是為該協會服務。漢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來華訪問,老蒲也負責聯絡接待。老李當時正為睡覺的工具發愁:
這位大才士同時是個大個子,來中國不到一月,就睡塌了三四張木床,坐崩了無數椅子,所以得了諢名叫Elephant Joe(「大象約瑟」)。(第135頁)
1945年9月,日本投降,抗戰結束,老蒲在年底短期返英,回劍橋深造。據《遊記》說:
戰後重慶很快失去其戰時的熱鬧景象。外國大使館都跟著中央政府遷往南京。我乘機自請離職回歸北京。當時幸運地獲得中國政府所給予的獎金,俾得研究唐朝佛學。告退之後,先返回英國一趟,續讀劍橋大學。這次復學的目的,主要是彌補因戰時服兵役,后改為政務出國而停學所造成的損失。由於我對哲學和文學素有研究,故僅用半年時間就修完學業,獲得了文學碩士學位。(第179-180頁)
老蒲結識邢肅芝,就在這次返英之前。而「研究唐朝佛學」者,指他翻譯出版黃檗禪師《傳心法要》(1947)和慧海禪師《頓悟入道要門論》(1948)一事(第185頁)。
1946年,老蒲第四次入華,任教北京師範大學,安家於北京某前清王府。由於「在中國,未婚的中年人被視為怪物」(第180頁),剛剛跨進中年人行列的老蒲經友人介紹,與張美芳女士結婚,算是找到了他的薛寶釵。不過,兩年的好夢很快過去。1948年夏,解放軍(老蒲稱為「紅軍」)兵臨城下,老蒲左右權衡,終於決定攜妻離京赴港:
自問此後漂游無定,離開我所熱愛的中國后,生存何益?回頭遙望西山,白雲片片,被風吹散,如同本人從少年時起一直所懷抱的期望。(第193頁)
老蒲在香港生有一子一女,子名明德,乳名小風,女名雪嬋(英文名Susan),乳名小雲。1951年4月,老蒲再次搬家,遷居泰國曼谷,先是擔任朱拉隆公大學英國文學教授,教書十年後轉任聯合國駐泰東方經濟機構主編,十二年後退休,在風雲精舍(House of Wind and Cloud,也許是取自老蒲那對嬌兒玉女的乳名)專心從事著述,直至去世。
老蒲晚年隱居曼谷,舊日友人多不知其下落。戴鎦齡在《英語教學舊人舊事雜記》一文中說:
蒲樂道後來不知何往。我曾見同姓名的英國作者寫過幾本書,但我不敢斷定是同一人……幾年前我到倫敦,承在英國定居多年的武大外語系舊同事王雲槐教授在其郊區小築中招飲,縱談往事,得知蒲樂道在泰國當了和尚,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
「同姓名的英國作者」應該就是老蒲,他早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至於「在泰國當了和尚」則純屬八卦。不過,老蒲的確多次從泰國赴印度、錫金大雪山間修學西藏密法,早年接受喇嘛灌頂時播下的種子至此終於發芽了。
老蒲華化考
《老蒲遊記》的譯者李丹原在台灣研究道教,很熟悉蒲樂道的著作。他1986年從友人處聞說老蒲住在曼谷,就立刻跑來風雲精舍拜謁,本來計劃只待兩周,結果盤桓兩月才離去,與老蒲結下忘年之交。李丹在《遊記》英譯序里說,老蒲和我同屬「中國症患者」(sinopath),而不僅僅是「中國愛好者」(sinophile)。老蒲這個人取漢名、穿華服、說漢話、妻華女,甚至在很多方面比中國人還中國。李丹剛見到他時,就被他中國式的山羊鬍、八字須、盤花扣、燈籠褲給鎮住了。
關於「蒲樂道」一名的來歷,老蒲解釋說:
我少年時在英國,請一位溫州同學李超英先生為我取一個中國姓名。溫州人把 P 聲讀為 B 聲。結果他以「蒲」字代Blofeld 之 B,以「樂」代lo,以「道」代 d,而把fel三個字母置之不理(第151頁)。
剛來華教書時,老蒲很愛穿長袍馬褂:
有的學生喜歡我雖然是西人但穿華裝,也有的視我為怪人。一次快上課時,我怕趕不上時刻,奔跑了幾步。一位老教授看到,乃云:「教授該當從容不迫。您若愛著華衣,該從華禮,否則難免貽笑。」我以為此話對極了。(第56頁)
老蒲十九歲即來華,粵語、國語均流暢。晚年定居曼谷,遠離中國本土,乃漸忘華語。好在得到友人幫助,晚年為用中文作傳而勤加練習:
退休以前,心中悲愴,不能自勝,努力欲對中國斷念,如同失戀而儘力忘卻愛人,以防心碎。故在二十多年間,少說華語,更少閱讀中國書籍或書寫中文。結果忘掉了一大部分中國語文。
自從參與林下之游,又奮力學慣用中文撰文。六七年前,有幸相識良師——符馬麗琪教授(按:「符馬麗琪」英譯本作Ma Li-chi,惜不知為何人),那是一位善於編集文章和熟悉中國文學的北京女士。她的教法甚為有效。可惜我在老年時性已愚鈍,文才不足使我老師大有面子。(第196頁)
老蒲對於中國的熱愛,幾達瘋魔的程度。《老蒲遊記》自序云:
自移居中國以來,余對其一山一水、一城一市即愛之成癖,恍如自身居於仙境,並有幸與二位文人(按:香港的蔡淵若和北京的金佩山)結為金蘭之好,且有緣與華女結為連理夫妻。余所出一男一女,面貌多像華人。就連自己也漸然東化,尤其進入老年,吾之風采富有華人之神氣。(第10頁)
老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回大陸探訪友人,在北京時見到老友楊憲益。只不過「人是物非」,「遊歷中國時,頗覺似乎到一處從未見過之地」:
尤其在北京,其古代之莊嚴端麗幾乎盡滅,本來引人注目的城垣和高聳的城樓全被拆去。不但明代與清代的許多古迹全然失蹤,連更古的遺跡亦然。除了皇宮與少些大寺廟以外,今日的北京和昔年故都似乎是完全不同的城市。這座新的大城市並無任何詩情畫意,其平凡之處刺目突出,全無中國文化的固有風格……哀哉!我所熱愛之中國文化,只能於夢寐中求之。
可慘!可慘!那瀕臨滅絕的高尚文化無能重生。正如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我雖身體日衰,但老年生活,亦大可愉悅。今人不能逆轉歷史之潮流,古代中國之珍奇文化,今人已無幸得睹。幸而我在青年時愛之極深,全心全意的浸入其中,至今往往仍能在夢中游賞其境。樂何如之?(第196-197頁)
老蒲著述等身,多與中國宗教和文化有關,比較有名的如《生死輪迴:某西洋佛徒之自傳》(The Wheel of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Western Buddhist,1959;即蒲樂道早年自傳)、《英譯易經》、《尋找觀音大士》和《西藏佛教密宗》(耿昇曾從法譯本轉譯,文字晦澀難讀)等等。我以前考證某民國佛教史問題,曾從其《大寶蓮花》(The Jewel in the Lotus: An Outline of Present Day Buddhism in China,1948)中取材。這本《大寶蓮花》就是太虛法師1945年12月2日為之作序的《今日之中國佛教》。該序說道:
蒲君樂道,籍出近代文化中樞之英嶠,由少之壯,嘗不斷往來於中、英兩國間。本其英國文學哲學之所長,習夫中國之語文學術,亦多諳練,尤精於佛理之研究,通其解,篤其行,粹然為佛教信徒。茲告我近著《今日之中國佛教》一書,將返倫敦印布,期以此時此方之佛教,傳入彼方。余稔君潛修日久,頃自號竹風,虛心若竹,妙悟泠然,勁節凌風,高懷卓爾,必能確徵中、英文化交感之嘉果,乃忻焉不辭而為之序。(《太虛大師全書·雜藏·文叢(四)》,第799頁)
由此可見,老蒲還曾自號「竹風」。「將返倫敦印布」云云,即指與邢肅芝共搭飛機至印度,然後獨自從印度回英(謀求《大寶蓮花》出版)一事。
老蒲把八大處的小道士給氣哭了
老蒲在《遊記》中從不諱言中國是他的「桃源」(英譯本翻作Shangri-la,即被新左派鬥士攻擊的臭名昭著的「香格里拉」),很容易把他攻擊為中了所謂「東方主義」的毒。且不說「東方主義」的宏大理論能否成立,只看《老蒲遊記》中很多充滿人性的插曲,恐怕再疑心西方人懷揣各種陰謀和陽謀的東方人也不能不為之心動。
比如有一次,老蒲游西山八大處時夜宿某寺,寺中住著一位老道和一個侍候他的十二三歲「神態像男,容色像女」的美道童。在老蒲和美道童之間,發生了一段奇妙的對話:
次晨小徒來上茶點,雲公公整夜打坐,未出三昧,他日常如是,故請原諒不送客了。我以「哦」聲表示知曉,轉問小徒是男是女。
他似乎頗感受辱,憤憤的回答:「您想想吧!難道我公公會要個傻笑、尿床的姑娘侍候?」我問:「每個少女都是這樣嗎?」他以瞧不起女人的聲音回答:「可不是嗎?我大姐結了婚,還是要尿床,婆婆幾乎給她氣死。」……問:「世界上哪裡有仙人?」小童大為驚愕,臉露嘲笑而答:「這裡就有大仙人,公公就是了。在本山人人都知道公公會飛,也會突然不知去向。巴不得給你看看,可惜公公不喜歡顯示神通。我要快快成仙,要作個有生命的飛機,只是公公不肯快教我飛向北斗去玩兒。」…… 我嫌那小子過於迷信,欲試他對正當的道學有多少了解,便問:「小弟弟,你可知道『道可道,非常道』的『常道』是甚麼?」小童毫不猶豫,以得意洋洋的神態回答:「不可道之道,能道之乎?你要我道之,我何以道?」同時他目光中射出表示勝於我的一瞥,又說:「這是公公教給我的。他說大道是萬物之始,萬物之母,萬物之性。我們的語言不能形容大道,只能在打坐時領悟之。」這孩子的語調有一點老教授的威風。他顯然很樂意乘機令我看到中國人,即使是小孩,也能把洋鬼子擊敗。我雖討厭此般欲勝人一籌的心態,但認為男孩子常有這種脾氣,何必怪他,反正他是個才智敏捷的頑童就是了。
小童說,昨天有人來訪,可惜其騾子在園裡下了臭糞。小童曾問公公,臭糞之本性也是大道否,他的公公便答:「是也,除非是大笨人,否則對此不必懷疑。」公公又說:「糞的顏色不下於瑪瑙。」小童曾提出糞之臭味:「大道之味不會那麼臭呀?」道人不高興了,瞪眼而假裝要打他,說道:「你該抹去鼻涕,五官若不幹凈,怎能聞到騾糞之道香?」
小童轉述他公公之言時,神態更像一個老夫子那麼莊重。我無法忍笑。他憤然責罵我:「你們外國人真是野蠻!中國人怎麼能尊敬你們?我們講究禮貌,怎敢嘲笑大仙人的金語?公公要我洗鼻孔是應該的。我要是先洗耳屎后才來問道學也是應該的。」就在此刻,他眼中突然湧出熱淚!哎呀,我很後悔笑他,快向他道歉而說好話:「請小道人恕罪,求你再給我賜教。」他卻不肯原諒,默然轉身而別。
此事此景已過五十春秋有餘,但在我心目中當日被那孩子責罵的情況,恍若過去未久。我在心裡還能聽到他責備的聲響。每想起曾使他流淚,又覺得不勝歉疚。他的良教訓對我極有功效。後來又有賢友施以「洗刮五官」之方法,果然有時得觀道光,得聞道音、道香,能了解「萬物有道性」之妙意。(第77-79頁)
哈哈,老蒲對這位未來的「有生命的飛機」的所作所為,怎麼讓人覺得有點兒故意施虐的味道。
老蒲不認師父能海法師
老蒲一生皈依親近過多位漢藏僧人,如虛雲、太虛、能海、多傑格西等。虛雲法師曾為他取法名「智海」,而能海則是他的「寄名師父」。太虛和多傑格西同時也是邢肅芝的老師。不過,老蒲這種逢僧禮僧、跪殿燒香的習慣,在他擔任英國駐華使館文化隨員時,曾招來部分在華英人的不滿,認為他有失體統,丟了英國人和基督徒的臉。老蒲只好稍加節制,但這一節制不要緊,卻使他在偶遇能海法師的時候,因怕再次授人口實,只好故意裝作不認師父,留下終生的隱痛:
從那時數七、八年前,我曾在五台山皈依著名的大僧能海法師為寄名師父。此後與他未曾見面。受了大使的忠告之後,某日與一位同事同往參觀成都一座佛寺,行經大殿時,聽得有講經的聲音。那時我們兩人在大院里參觀古迹。忽然講經之聲停住。講經者離開殿堂,行向和尚私室,和我們在過道上相遇。行近時我憶起那位老僧正是能海法師。我雖不過是他的寄名弟子,但也該向他頂禮。因甚久不見,鞠躬不足為禮。
哀哉!我若向他叩拜,尤其在戶外,必非我大使所能贊成;若不然,豈敢問候?說來可慚,法師行過時,雙眼凝視吾面,似在詢問這不是他蒲姓的弟子?當見吾臉淡然而無表示時,法師顯然迷惑以為認錯,乃徑自前行而去。我極想追趕上前,在屋裡頂禮賠罪。正在躊躇時,同事說:「我們快去吧,恐怕朋友等我們吃飯哩。」次晨,我自己再往那佛寺,欲求恕罪。法師的弟子告知師已外游。自此直至法師壽終,不再有緣會面,思之既愧且悲。(第145-146頁)
被能海法師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盯著看,老蒲內心的痛苦程度,當不下於三次不認耶穌的彼得!
老蒲的對象被佛像給嚇壞了
老蒲與張氏結婚前,曾與一位叫陳越汩(化名)的女子訂婚。據說這位陳小姐性格溫婉,神態頗有些像《浮生六記》里的沈芸夫人。可是誰都沒有想到,老蒲忽然中途「變卦」,斷然取消了婚約,原因直接來自他從幼年時就種下的佛教情結:
後來我害了重病,借宿山上古寺靜養。越汩有時前來探訪。病房深在寺后,來客須穿過幽暗的大殿,再經過更暗的走廊。她首次來訪,有老僧偕行。第二次獨自進來時,她臉色發青,全身發抖,恍如大為吃驚,甚至嚇得魂不附體,我為她著急,忙拉住她手骸(按:應作「駭」)問何事。不料她只因殿廊過暗,佛像神像巨大威嚴而嚇得手足失措。
啊呦,如此膽小,令我頗感失望。我一直尊敬她,這時見她這般好像小孩兒似的,不由得心中起了輕視之感。蓋本人最根本的期望是能仰慕配偶,無論何等可愛的人,我若對她失去了仰慕,我的愛情便自然而然的減少。我這個心理傾向很不合理,但不能改變,是天生的、自然的心理作用,與理智無干,因此不可控制。結果,那天,我新生的愛情,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第176-177頁)
好在陳小姐並非死纏爛打之人,最後還是好說好散。老蒲事後做了深刻的檢討:
或有人說,那個老蒲哪裡有什麼道理可說?他要分手,就強辭奪理一番。哀哉!可能如是。我自己也難以了解藏在我心底的動因。……
反省時,自覺我這個人極難作一個好丈夫。我感情易於激發,十分熱烈。唯對獲得吾心之女性期望過高而不合現實。如是蠢笨男子,自然很會失望。理智之人會了解,婦女因屬人類,必然有瑕,丈夫該寬容妻子的某些缺點。可是本人一見愛人不及所期,熱情忽滅,如同火被冷水澆熄。此後,雖然仍能同情她,甚至易於寬恕,但熱烈的感情卻已不能更生。我想男人若有此般巨大缺點,莫如一生作個孤獨隱居者。但恐此路線不易堅持。(第178-179、181-182頁)
後來他與張氏的婚姻,似乎也不美滿,《老蒲遊記》裡面還有「未曾享受比翼雙飛之不可勝言的甜蜜幸福」(第182頁)的句子。定居泰國后,張氏攜兒女多住英國,只剩下泰國養女Bom陪伴老蒲獨守「風雲精舍」。
老蒲與金大俠緣慳一面
《老蒲遊記》寫好后,經老蒲早年在民生書院的學生黃麗松推薦,先在《明報》上摘登,全書最後由明報出版社出版。《明報》的老闆是金庸,金大俠通曉佛學,熟讀英文佛書,自然知道老蒲其人,也會對他的自感測興趣。《老蒲遊記》前面收有老蒲致金大俠親筆信的照片和錄文(第6-7頁):
查良鏞先生台鑒。昨日老友麗松函告
閣下允肯將拙作出版。乃在此前,先登數段於出名《明報》。一得此佳音,心神愉愉如也。自青年曾尊重中文之高尚為天下無匹者,乃決心練達之。不幸自己丑年以來,即卅有八年,得居他國,稀閱中文,何況書寫之。六七年前,始作林下游時,方得繼續學習之,而以拙作實談為消遣。未料有天承不棄,而得出版之喜。甚以為榮。關於書名,《老蒲遊記——一個英國人對中國的敬愛》或《我的第二家鄉——一個(云云)》何如?否則祈
貴公司選出合適之名。此外若有任何問題,請電示麗松。余極願從其決定。就此,順頌
台綏
John Blofeld
蒲樂道拜
八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金庸本欲前往曼谷與老蒲談論佛學,可惜後來忙於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未能成行,而老蒲竟於同年6月17日故去。《老蒲遊記》第8-9頁刊有老蒲寄給金庸的以英文所寫家庭地址和交通方式,以及用泰文標註的交通圖,以作兩人緣慳一面的紀念。
風雲精舍不再是桃源
老蒲去世前,曾經表示自己死後想葬在一所觀音廟裡。可是,曼谷觀音廟雖多,卻無一家願意接收他的骨灰,養女Bom只好把骨灰暫時存放在風雲精舍的樓上。1987年12月,李丹去泰國度假,才知道Bom終於在曼谷郊外找到了一座願意接收老蒲骨灰的觀音廟。這座廟竟然還是老蒲初到泰國時參與捐錢建立的,廟裡還供著當年他同一位友人與方丈的合影。廟的外觀雖然是漢地式樣,但廟裡僧人修行的卻是西藏的密宗,這很符合老蒲的佛教信仰。兩年後,李丹厭倦了台灣蒸蒸日上的現代化生活,像當年老蒲一樣也把家遷到曼谷。他開始時還在為找房子發愁,但很快就接到Bom的電話:「想不想住我爸的風雲精舍?」於是,一切皆大歡喜,李丹成了風雲精舍的新主人。不過,李丹眼下卻是住在澳大利亞的拜倫灣,也許風雲精舍也早已不再是「特別西人」和「中國症患者」們的桃源了。
高山杉
《老蒲遊記——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回憶》
[英]蒲樂道著
香港明報出版社
1990年第二版
比中國文人還要中國文人
荷蘭漢學家、外交官兼作家高羅佩 ( Robert van Gulik)的一生極為豐富多彩。他在中國學術界最為人熟知的研究著作是《秘戲圖考》和《中國古代房內考》,前者研究明代春宮版畫,後者從社會史和文化史方面系統論述了中國古代性生活。他在文學界也是鼎鼎大名,在翻譯了《武則天四大奇案》之後欲罷不能,又以神探狄仁傑為主角創作了被譽為「中國的福爾摩斯小說」的《大唐狄公案》系列,風靡一時,小說中的插圖都是他自己繪製。他在中國擔任外交官時嚮往傳統士大夫的生活,開始練習書法,古文、詩詞都寫得很漂亮,還拜葉詩夢為師學習古琴,與于右任、馮玉祥等社會名流組織「天風琴社」,互相唱和。雖然他歷任東京、重慶、華盛頓、新德里、貝魯特、大馬士革、吉隆坡等地外交官,但書房始終保持著中式風格。他娶了一位中國名門淑媛水世芳為妻,養育了四個子女。高若蘭說,外公越來越東方化,外婆倒是越來越西化,她後來學習西洋油畫,彈吉他,住在溫暖的西班牙南方。水世芳女士沒有留下文字的回憶錄,她覺得歷史的應該留給歷史。

高羅佩十五歲時已經長到兩米高,英俊瀟灑,是個萬人迷,愛慕他的女孩很多。同為「中國症患者」的英國漢學家蒲樂道(John Blofeld)在自傳《老蒲遊記》里寫過一個小八卦,說老高求婚時水小姐要求他同時娶她妹妹作二房,老高擔心回荷蘭犯下重婚大罪,所以一時憂心忡忡。蒲樂道立刻獻上一計,「老高,切勿絕望。你的愛人必定是個心地溫和的少女。她很愛她的妹妹,所以不肯和她分開。只要你答應她一生讓妹妹跟你們同住,那不是很好嗎?」老高立現愉色,連稱:「妙計,妙計。」低聲笑了半天才止。後來蒲樂道問他成家後生活如何,他左顧右盼,才道:「還好還好!」蒲樂道這樣寫道:「觀他神態愉悅,可知這句話實不足以表達他確實的欣喜。」
高羅佩,字笑忘,號芝台、吟月庵主,荷蘭漢學家、東方學家、外交官、翻譯家、小說家。
出生信息: 1910 年 8 月 9 日,荷蘭聚特芬
逝世於: 1967 年 9 月 24 日,荷蘭海牙
圖書: 大唐狄公案, 朝雲觀奇案, 狄公案, 狄公案之黃金案: 西班牙文, 更多
國籍: 荷蘭
配偶: Shui Shifang (結婚時間:1943 年–1967 年)
活躍時期: 20世紀

邢肅芝,洛桑珍珠格西(藏語:བློ་བཟང་མུ་ཏིག་,威利轉寫:Blo bzang brtson 'grus,1916年11月19日—2014年3月6日),漢地法號釋碧松,俗名邢步有,又名邢肅芝,西藏學位頭銜名為洛桑珍珠格西仁波切,出生於中國南京。8歲時禮寶應縣安樂寺老住持脫和尚出家,16歲進入四川重慶縉雲寺漢藏教理院就讀,擔任太虛法師的秘書。1937年赴雪域西藏求法深造,歷經七年刻苦學習,精研五部大論,於1945年正月,在西藏拉薩格魯派哲蚌寺通過萬人經辯大會獲得榜首,成為藏傳佛教史上第二位(第一位是密悟格西)漢人拉然巴格西。
1949年第二次驅漢事件后,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官員一同離開西藏,抵達印度。后定居美國洛杉磯,曾任美國密宗總會主席。
著作
《恆河大手印》
《菩提道次第略論》
《上師瑜伽法》
《辨中邊論釋》
《佛理要略》
《漢藏佛教之異同》
《大圓勝會》
《二十一尊救度母禮讚經》
《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
九旬老人碧松法師 (邢肅芝)
本文作者與碧松法師早在幾年前,就從網上閱讀到碧松法師的口述自傳《一個漢地喇嘛的雪域求法記》,深深地被這位漢人喇嘛神奇不凡的傳奇經歷所吸引。最近,在洛杉磯教書期間,經朋友介紹,有幸到碧松老人的寓所,親自拜訪這位九十二歲老人。碧松老人雖然年過九旬,但身體健康,思維敏捷,記憶驚人。他取出一本厚厚的相冊,向我娓娓講述半個世紀前,到西藏求法的傳奇經歷。他認為他能夠到西藏求法學佛,遇到那麼多高僧大德並從他們那兒得到如同珍寶的密法,是他前生修來的福報。
碧松法師,俗名邢肅芝,藏文法名為洛桑珍珠。一九一六年出生在富饒的江南,九歲剃度出家,皈依佛門。自少年時代,受到佛教家庭的熏陶,接受了嚴格而正規的佛學教育,十六歲時,進入由太虛法師主辦的四川重慶《漢藏佛理學院》學習藏文,開始接觸西藏密法,決心到西藏尋求藏傳密法,在西康德格親近宗薩虔澤仁頗且,並領受西藏密法的灌頂。
宗薩虔澤仁頗且,是二十世紀初西藏佛教歷史上最享有盛名的大圓滿宗師,他發起的「日麥」或無宗派偏見運動,開創自由,寬容,相互接納與融洽的氣氛。在近代西藏佛教史上,打破西藏佛教門派對立的局面,宗薩虔澤仁頗且,在西藏近代佛教史上的享有崇高的地位。碧松法師說,他在德格的宗薩寺住了將近十個月的時間,他回憶道:「宗薩活佛是一位體格魁梧,舉止神態安詳自若, 修學非常深厚的聖哲」,碧松法師還珍藏一幅宗薩虔澤仁頗且親自給他書寫的藏文書法祝詞,與一張他親自為虔澤仁頗且拍攝的照片,極其珍貴。
一九三七年,二十一歲時,碧松法師只身前往西藏留學,訪求藏傳佛教密法,決心將西藏密法學成之後,在中國內陸弘揚,彌補漢傳佛教之不足。經過一年多時間路途跋涉,最後抵達西藏首府拉薩,進入哲蚌寺學習。在那兒他拜多位著名活佛為師,包括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經師林倉仁迫切,經過七年的苦讀,據說獲得藏傳佛教最高學位「拉然巴」格西。
碧松法師給我詳細講述了他在哲蚌寺學習的經歷。在藏地的寺院里,出家僧人入寺學習佛學經典,需要一位在寺即位的喇嘛作擔保,方能進入寺院成為正式學僧。碧松法師認為自己福報很大,他找到的擔保喇嘛名叫阿旺嘉參,這位喇嘛在拉薩被稱為「蘭州喇嘛」,他原本是一位漢人,生在蘭州,從小父母雙亡,在蘭州的街上以討飯為生。190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進京會見慈禧皇太后與光緒皇帝時,途經蘭州,在繁華的街上,十三世達賴喇嘛,看到這個無依無靠的漢人孩子,境況令人憐憫,便將他收留下來,當作身邊的侍者帶回西藏。從此以後,這位在街上行乞討生的漢人孩子,在西藏達賴喇嘛身邊長大,並進入拉薩哲蚌寺出家當和尚,學習佛經,完全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藏人,他連一句漢語都不會講。碧松法師說,這位蘭州喇嘛一直跟隨十三世達賴喇嘛當侍者,在拉薩三大寺院是很有面子的,所以,他自己也沾了很多光。
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經師林倉仁頗且原是哲蚌寺的大格西。碧松法師說,林倉仁頗且在哲蚌寺當格西期間,他曾親近多次領受佛法教誨,也曾經是他的教授佛教經典的老師。後來,林倉仁頗且被選為達賴喇嘛的經師,請到布達拉宮做達賴喇嘛的經師之後,他也依然常到布達拉宮拜訪他,去的次數多了,就連布達拉宮的門衛們都認識他,不必通報便讓他入宮。碧松法師還追憶道:林倉仁頗且對達賴喇嘛的管教是非常嚴格的,達賴喇嘛小時后非常聰明,但也比較貪玩。
一九四四年,碧松法師朝拜蓮花生大師的壇場聖地---雜日山。他說,雜日山朝聖前後一百零五天,路途中經歷種種危險。雜日山地處拉薩東南的山南地區,與印度,不丹,緬甸相鄰。在西藏的傳統中認為,蓮花生大師帶到西藏的密法,就是在雜日山上被修證出來,這座聖山每隔十二年才開放一次,供佛教徒進山朝聖,朝聖雜日山,是很多藏人一生的心愿。但,因為地勢險惡,路途充滿危險,也因為每隔十二年才開放一次,所以,能夠到雜日山朝聖而歸的人是非常少的。碧松法師說,他在拉薩哲蚌寺學習期間,經常聽到關於這座聖山和有關它的種種神秘傳說,「心中一直充滿無比的嚮往」,到了一九四四年,正好是雜日山開放的藏曆鐵猴年,他隨藏人朝聖團赴雜日山朝拜,成為「有史以來唯一進入雜日山朝聖並得以生還的漢人。」
一九四五年,攜帶大量藏傳密法的經典滿載而歸,回到重慶。此外,他還攜帶一份西藏攝政王給蔣介石的一份親筆信。由於種種因緣奇妙的結合,促成他一生重大的轉變,他脫去僧服,還俗為民,開始入世參政。一九四五年,奉蔣介石之命再次入藏,創辦西藏拉薩小學並親自擔任校長,即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
一九四九年隨著國民黨軍隊在國共戰場上的節節敗退,此時身為國民黨政府官員的碧松法師撤離西藏。一九五零年移居到香港,開始講經說法,並將藏傳佛教的重要經典,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略論》翻譯成漢文。一九五九年,應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邀請赴美國講授藏文,並定居美國。
碧松法師一生傳奇與多彩的經歷中,可以驗證「吉人自有天相助」的古語中的內涵,他「橫跨漢藏兩地,涵蓋僧俗二界」,獨特的多種身份,使他的經歷具有極其豐富的歷史內涵,他曾是漢地的和尚,親近近代中國佛教界的泰斗太虛法師;入藏之後從師於宗薩虔澤,達賴喇嘛的經師林倉仁頗且等高僧大德。在人才濟濟的哲蚌寺生活學習多年,對漢藏兩地的寺院生活,以及漢藏佛學思想與制度上的演變,交流與互動,了解得細緻深入。
對於近年來漢地流行的藏傳密法熱,片面追求神通功夫的情況,碧松法師說:「西藏的密宗確實為佛法中的魂寶。行者如能依教奉行,皈依於真正有證德證量的上師,得受灌頂傳法,如法起修,今生便能獲得大成就」。他強調修持密法的人,首先必須具備菩提心,菩提心的修持是西藏佛教的根本。「我當年在西藏所有的上師都是這樣教導我的」。
他最後還祝願藏族人民能夠將其絢麗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傳統代代相傳,祈祝藏傳佛法這一佛法中的無上珍寶能夠弘揚四海,饒益一切友情眾生。(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