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 我不是紅學家

入獄前， 與戴乃迭利用業餘時間著手進行《紅樓夢》的翻譯。沒想到，幾千頁的譯稿沒遭到文革的破壞，神奇地保留下來了，不過此時戴乃迭對於這本巨著的翻譯工作「已經沒有什麼熱情了」。經過一番波折，終於兩人翻譯的英文版《紅樓夢》第一卷於一九七八年出版，而且聲名大噪，接連不斷地接受採訪。原本默默無聞的他們深受困擾，尤其是楊憲益，對於自己被稱為「紅學家」厭煩至極。

英文版的《中國文學》創刊於一九五一年，是外文出版社旗下的官方刊物，旨在對外宣傳中國文化，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各出一期。

一九五二年秋，亞太區域和平大會在北京舉行，楊憲益，戴乃迭作為會議急需的翻譯人才被政府從南京調至北京。在京期間，新成立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外文出版社領導都遊說二位加入各自單位。最後，楊憲益選擇了外文出版社，因為劉尊棋社長關於系統地，全面地譯介中國文學的宏偉計劃深深地吸引了楊憲益。

劉尊棋計劃辦一個像「商務印書館」一樣的外文出版社，將燦爛的中國文化從古至今系統地翻譯成英文，這很像梁實秋當年在國立編譯館的計劃。楊憲益，戴乃迭當年的《資治通鑒》翻譯項目因為國共內戰，國民黨敗北，編譯館撤銷等種種原因而擱淺。現在有機會再續先前的大業，他們自然就接受了劉尊棋的邀請。

一九五二年底，楊憲益和戴乃迭「忍痛割愛」，賣掉了剛買了不久的一座帶有庭院的小平房，舉家從南京遷至北京，開始了他們夫妻搭檔，珠聯璧合，持續了四十多個春秋的翻譯生涯。

然而，作為《中國文學》的翻譯主將，他們對於翻譯的作家，作品是幾乎不可自主選擇的。雜誌的內容完全受政治氣候，當代「革命」文學佔主導地位。一九五三年《中國文學》出版兩期，並從第二期開始，開闢了「古典作品」欄目；一九五四年改為季刊。隨著大躍進的開始，《中國文學》一九五八年改為雙月刊，一九五九年改為月刊。「古典作品」欄目從《離騷》開始，譯介了一批古典文學作品，如《長生殿》，《儒林外史》，《聊齋志異》，《史記》等節選。

一九六三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學術界再次掀起了研究《紅樓夢》熱潮；《中國文學》先後刊載了何其芳，吳世昌，茅盾關於《紅樓夢》的論文，並於一九六四年，分三期刊載了《紅樓夢》九個章回。外文出版社決定借《紅樓夢》熱的東風，翻譯出版古典文學名著。當時《水滸傳》分派給了沙博理，《西遊記》由英國漢學家詹納爾翻譯，《紅樓夢》則分派給了楊戴。但由於楊戴的首要任務是為《中國文學》譯稿，審稿，已是月刊的《中國文學》，工作量很大，戴乃迭還需為年輕翻譯的譯稿校對，潤色，所以他們只能用業餘時間兼譯《紅樓夢》。

一九六四年，戴乃迭給母親的信中寫道，她很喜歡翻譯《紅樓夢》，但遺憾的是他們無法為這樣一部文學巨著傾注足夠的心血，恐怕《紅樓夢》的翻譯得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當然，更大的遺憾還在後面，因為「文革」的到來使他們不得不終止了《紅樓夢》的翻譯。

當他們受命停止翻譯《紅樓夢》時，楊憲益已經完成了一百二十回的初稿戴乃迭校對與潤色的二稿也進行了一半。一九六八年三月，戴乃迭在給母親的信中再次提到《紅樓夢》，對終翻譯感到無奈和遺憾，「因為這是一部世界級的經典之作，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真實寫照，英語世界現在只有節選的譯本。」當然，一部關於「封建社會」的巨著自是不折不扣的「四舊」，受到文革炮火的襲擊不足為奇。此時的戴乃迭萬萬想不到，「文革」的烈火很快就要燒到自己身上。

一個多月以後的一天深夜，楊憲益，戴乃迭雙雙入獄。他們留在辦公室一摞一摞的《紅樓夢》譯稿下落如何，恐怕厄運降臨，自身難保的二位已無暇顧及。

一九七二年春，楊憲益，戴乃迭先後出獄；同時，英國漢學家大衛 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第一卷即將由英國的「企鵝叢書」叢書出版，英文名為《石頭記》。中國尚無自己的譯本。外文局有了緊迫感。於是決定由楊戴二人繼續《紅樓夢》的翻譯。

已經完成的譯稿哪裡去了？難道還要從頭開始嗎？

一九六八年春天那個刻骨銘心的夜晚，他們一前一後分別被抓走，隨後家裡被抄。第二天，一位有心的年輕同事熊振儒（時任《中國文學》英文組組長得知楊戴被捕后馬上想到了他們留在辦公室里一摞又一摞的《紅樓夢》譯稿。他似乎能仍能聽到楊憲益別具一格的僅用右手食指單指打字的啪啪聲（左手總是夾著香煙}。他似乎仍能看到戴乃迭打字機旁一邊放著《紅樓夢》原著，一邊放著楊憲益的譯稿，她「左顧右盼」，校對潤色，十指飛快地打著二稿。他深知這些稿子的分量，這是他們在為《中國文學》譯稿，審稿，校對，潤色的繁重工作之餘，一字字，一頁頁敲打出來的幾千頁的稿件。同時，熊振儒也知道如果造反派們要抄查楊憲益辦公室，這些浸透著楊戴心血的稿子很有可能毀於一旦。於是他小心地將散見於寫字檯，文件櫃及大小抽屜的一稿，二稿一一收起，按順序用報紙包好，放進一個二尺多長的紙箱。他把紙箱放到文件櫃頂端的牆角處，再蓋上一堆舊報紙。

幾千頁的譯稿就這樣在舊報紙堆里安然沉睡了四年多。

正當楊戴思忖著《紅樓夢》譯稿的下落時，熊振儒踩著椅子，蹬著桌子，從文件櫃的頂端取下了一個塵封的紙箱，將一包又一包裹著報紙的譯稿取出，一一擺放在楊憲益的桌子上。楊戴二人不約而同地喊道：「啊，都在呢！」

他們相視而笑了。

戴乃迭與霍斯克討論彼此的《紅樓夢》譯文

然而，即使找回了全部譯稿，繼續《紅樓夢》的翻譯仍面臨漫長的「準備工作」。外文局決定要出最具權威性的譯本，所以由各路「紅學家」組成的《紅樓夢》專家對不同版本展開比較研究。專家們往往各執己見，最權威版本遲遲沒有定局。當戴乃迭終於被告知《紅樓夢》的翻譯得以繼續時，她對《紅樓夢》的熱情早已冷卻。

一九七三年一月，戴乃迭在給霍克斯的信中坦稱「我對譯《紅樓夢》已經沒有什麼熱情了，因為你會比我們譯得更好。」她明知地預見了他們翻譯過程的複雜與繁瑣。

到了九月，戴乃迭給霍克斯的信中還在談版本問題。「我們出版社終於決定要翻譯出版《紅樓夢》了，很可能分三卷出，但這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關於版本的選擇和各種編輯問題大家意見不一，我們必須請外來的專家審核。」

《紅樓夢》的版本以及關於曹雪芹身世的各種猜測歷來都是學究氣十足的紅學家們爭論不休的熱點，因此外文局也在版本的選擇問題上反覆斟酌，舉棋不定。

一九七四年三月，戴乃迭又寫道：「我們出版社決定（可以說很慢很慢的）用另一版本重新翻譯。」

一九七五年二月：」我們出版社現已明確決定了開始《紅樓夢》的翻譯出版。」 社會科學院特派了著名《紅樓夢》專家吳世昌協助tmd翻譯工作。」這當然是很大的幫助，但也有一定的不利因素，因為他們比較學究氣，聲稱要拿出「最完整最可靠的，極富學術性的翻譯」。在他看來，可讀性並不重要。」

戴乃迭還寫道，由於她和楊憲益首先是《中國文學》的翻譯匠，所以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紅樓夢》的翻譯，她為此深感遺憾。

一九七七年，戴乃迭收到了霍譯《紅樓夢》---《石頭記》第二卷。在給霍克斯的回信中，戴乃迭坦言，她是帶著一種「既欽佩又羨慕的心情」讀完這本書的。「你對原文的處理採取了合乎情理的再創造，使譯文很容易為英語讀者理解，這真是很好，但卻是我們無法企及的。同你的流暢自如的譯文相比，我們的翻譯則顯得頗為僵硬。」

她對霍克斯的譯文讚賞不已：「你對對話的處理活靈活現，詩文既通俗又優雅。那些絕妙的詩句，滿是典故，一語雙關，簡直無法翻譯，但你卻能把聯詩遊戲的特點恰到好處地傳達給讀者，使他們對聯詩遊戲達到一定的感性認識。」

戴乃迭信中提到的「合乎情理的再創造」，或曰「藝術破格」，對於為外文局工作的翻譯家們來說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他們「婆婆」太多，不僅翻譯什麼需要有關領導批准認可，如何翻譯也同樣要經得起政治審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書刊大檢查」他們依然記憶猶新。

當時有許多翻譯，編輯僅僅因為譯文中刪掉了一些毛主席語錄，或者偉大領袖的神聖名字出現的頻率低於原文，就遭到牢獄之災或者勞改，撤職，下放等處罰，數以百計的書刊被毀。楊憲益所翻譯的《中國古典文學簡史》充斥著大段大段的毛主席語錄，作者似乎力求證明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與毛澤東的理論和思想是一致的。楊憲益認為這樣的觀點很荒謬，難以被西方讀者所接受。於是，經與編輯商量，他在譯文中將毛主席語錄全部刪掉。此舉無疑是「書刊大檢查」運動中「令人髮指」的罪尤。雖然楊憲益未受波及---他英國專家的妻子及他們作為《中國文學》頂樑柱子的特殊地位也許是他在歷次運動中有形無形的保護傘，但該書的編輯卻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發配到農村勞教，一去二十多年，直至「文革」后才得以平反覆職。復職后很快退休；退休后不久病逝---這樣的悲劇在一代掙扎於政治運動中的知識分子中並非個案。

幾經波折，英文版《紅樓夢》第一卷於一九七八年出版。

許多學者和翻譯家們在比較了楊譯，霍譯《紅樓夢》后，對兩個版本褒貶不一。但大多對楊譯的忠實與準確大加讚賞，對霍譯的創意使其英文流暢易懂予以肯定。據查，自主閱讀的西方讀者往往會選擇霍譯《紅樓夢》，而大學里的漢學教授往往選擇楊譯《紅樓夢》作為授課課本。但戴乃迭對自己的譯文卻是謙虛有加。「我們的譯本優於你的譯本的唯一之處是插圖」，她給霍克斯的信中這樣寫道。她認為這些描繪主要人物及主要事件的插圖「提供了大量有關服飾及傢具陳設的細節，便於讀者想象故事的場景。」雖然插圖並不完美，「因為像沈從文這樣的專家可以從中挑出許多毛病，但對外國人來說足矣。」

楊戴始料不及被捲入《紅樓夢》狂熱

楊憲益和戴乃迭萬萬沒有想到，隨著英譯本《紅樓夢》的出版，二位驟然名聲大噪。戴乃迭一九七七年五月給霍克斯的信中寫道：」楊憲益和我默默無聞地當了三十年的翻譯匠，而今借《紅樓夢》的光，我們一下子出名了，接連不斷地接受採訪。我們覺得像假冒。」

戴乃迭以一種幽默的態度來看待各種《紅樓夢》活動。在同一封信中，她還向霍克斯報導了文化部召開的慶祝《紅樓夢》學刊創刊的大會，「鑒於紅學家們常因觀點不一而相互抨擊，會上大談團結統一。很多德高望重的專家，如茅盾，俞平伯，葉聖陶等等都出席了大會，但也遠遠不能為如此奢華的午餐提供充足的理由……最令我尷尬的是被要求在一幅長卷上簽名。我從未使用過毛筆，面前是一個堪稱書法範例的簽名，身後是電視台的記者和攝影機，我真覺得自己像阿Q，手抖著，擔心在死刑書上畫押的圈畫不圓。」

下一封信中，戴乃迭繼續向霍克斯報導紅學家們的喋喋不休吹毛求疵：「不久前周汝昌假借曹雪芹之筆寫了一首詩發表，並評論說他認為這首詩是偽造的。吳世昌立即上鉤，稱不會是偽造的，他可以從詩的風格上斷定這首詩是真的。周後來承認詩是自己寫的，吳教授則說不可能，因為這首詩寫的太好了，等等等等。一切都顯得那麼小家子氣和不得體。」一次，楊憲益同畫家黃永玉一起喝酒，「席間他們都興緻勃勃地l討論要偽造一幅有曹雪芹題字的畫，讓紅學家們繼續為其真偽爭個不休。（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信）。

楊憲益和戴乃迭在吳世昌家中(點擊此鏈接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一九七九年，楊憲益，戴乃迭的名氣直線上升，他們也不由自主地被卷進「《紅樓夢》狂熱」之中。八月份的《人民畫報》，為「迎合《紅樓夢》狂熱」（借用戴乃迭的話語），專題報道了楊憲益和戴乃迭。「楊憲益不斷受到電台，報紙的採訪，甚至還有讀者採訪，直至他厭倦不已」（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信）。

戴乃迭對紅學家們的觀察，也一語中的：「他們相互廝殺，樂此不疲」（一九八零年一月十三日信）。戴乃迭在一九八零年七月給霍克斯的信中寫道，楊憲益對於被列入紅學家行列，捲入他們的狂熱與紛爭厭煩至極；「楊憲益不是紅學家，拒絕被冠以這樣一個頭銜。」 「有些人認為應該把』紅學家『改為』曹學家『，因為許多偽學者不惜耗費大量時間和心思編織關於曹雪芹的各種傳說。華君武答應給我們一幅他新作的曹雪芹漫畫，畫中惱怒的曹雪芹回頭望著一個高度近視，正在細細檢查他的辮子的學究：『你為什麼要數我的白髮?』 "

英文版《紅樓夢》的出版給楊憲益，戴乃迭帶來了始料不及的榮耀，隨後的整整十年中他們聲名遠揚。楊憲益各種頭銜不期而至，家中文化名人，中外記者絡繹不絕。那是一個熱鬧的十年，繁榮的十年，振奮的十年，忙碌的十年。十年的一場風波，又是始料不及地改變了楊戴的生活軌跡，他們逐漸淡出媒體和公眾視野。

《中國文學》歷經五十年的風風雨雨，於二〇〇一年停刊。

摘自《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第九章「我不是紅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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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翻譯範例之一： 紅樓夢兩種英譯本之比較. Comparison between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loumeng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 楊憲益譯： Yang ） The Story of the Stone ； （ Hawkes 譯 ). 【 原文 】 《 紅樓夢 》 （節選） 第三回 金陵城起複賈雨村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 楊譯： CHAPTER 3 Lin Ju-hai Recommends a Tutor to His Brother-in-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