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同一個中國人結婚,你會後悔的

作者:change?  於 2023-12-9 04:24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詩詞書畫|已有1評論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一九九〇年代一個冬天的夜晚。晚飯後楊憲益、戴乃迭在位於百萬庄的外文局寓所對飲。酒酣之後他們唱起了年輕時喜愛的歌曲,兩人放下酒杯,拍著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眼淚順著憲益的臉頰靜靜地淌著,他聲音哽咽了,「我真想我們的兒子……」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隻杯子搡給憲益,「咱們喝酒,喝酒!」乃迭邊說邊大口喝,白蘭地濺濕了她藍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襖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藍的眼睛無光無淚……

  二〇〇九年,又是春寒料峭的三月,楊家屋外的二月蘭已傲寒待放。

  我每周一次叩訪小金絲衚衕轉眼已經一年有餘。每個周三上午,我進門后右顧,便會看見坐在絳色沙發上的憲益先生,從正在閱讀的報刊抬起頭,笑眯眯地望著我。范瑋麗銀絲般的白髮把老人慈祥的笑臉襯托得無比燦爛,我心裡感動著,也向老人報以一個會心的微笑。然後,把自製的八寶粥交給護工小薛,把洗好的智利無籽葡萄和十四歲的小女烤的香蕉麥芬或巧克力蛋糕擺在老人身邊的茶几上。落座后,小薛必定給我遞上一杯紅茶。然後,我們開始聊天。

  我早已不再拿著錄音筆,捧著筆記本,同憲益先生一問一答地對話。雖然是隨意聊,但我會注意盡量不提楊燁。我知道那是老人的心痛,我不忍觸及。

  我問,您這一生有什麼讓您後悔的事嗎?我自作聰明,滿以為當年謝絕哈佛大學的邀請,錯過一個會改變他和乃迭、乃至全家命運的機會確是一件值得後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輕聲說道:我打過乃迭一個耳光。

  我愕然。

  老人輕輕舉起左手(右手在2003年中風后不再聽使喚),輕輕一掃:就這樣,我打了乃迭一個耳光;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乃迭。因為她不停地喝酒……

  我無語。

  望著老人噙著淚花的雙眼,我觸摸到的豈止是後悔。

  故事始於一個善意的預言。

  一九三九年,在牛津大學讀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鄭重宣布,她愛上了一個中國同學,準備畢業后同他一起回中國,在那裡結婚安家。母親又驚又恐,極力反對。作為傳教士在中國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親,深諳兩國在經濟、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也親眼目睹了許多跨國婚姻的失敗。她的第一反應自然是要扼殺女兒的跨國之戀於蓓蕾。

  「如果你同一個中國人結婚,你會後悔的,」母親耐心勸導著剛滿二十歲的女兒,「你們的婚姻維持不了四年,」母親斷言,「如果你們有了孩子,他們也許會自殺的。」母親以過來人的姿態預示這段異國姻緣的將來。母親認為女兒少不更事,女兒則認為母親觀念陳舊,無法理解他們的愛情。母女倆各執己見,誰也無法說服對方。

  乃迭暗自下定決心,她只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齡;屆時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

  一九四〇年初始,剛剛步入二十一歲的乃迭獨自做出了改變她一生命運的重大決定——她同中國男友楊憲益訂婚了。

  他們後來的婚姻遠遠超出了母親預言的四年。事實上,他們的異國姻緣持續了整整一生,儘管他們的婚姻道路上不乏或預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種種障礙與困境。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歐洲戰火紛飛,中國也備受日軍鐵蹄蹂躪。這對熱戀中的情侶從英國的南安普敦出發,乘俄羅斯女皇號郵輪,取道加拿大回國。

  她帶著兒時對北京童話般的記憶和重歸故里的興奮,他懷著一顆對戰亂中的祖國的憂慮和赤子之心,雙雙情篤意深,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在柏溪和貴陽,他們雖然住茅屋、點油燈、汲井水,但云集在大後方的文人學者,思想自由,談古論今,撰文吟詩,針砭時事。活躍的思想與自由的精神彌補了物質的匱乏與戰亂的流離。

楊憲益:那一記耳光讓我後悔一生- 知乎

  一九四二年八月,憲益、乃迭離開英國整整兩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一個男孩兒,取名燁。

  雖然生於戰爭的動亂與困頓,楊燁卻成長得聰明伶俐、陽光可愛,恰如其名。因為喜歡教父邁·薩利文寄來的美國玩具,「他強烈地嚮往美國,對任何美國的東西都有一股超乎尋常的崇拜,」乃迭在給薩利文的信里如此描寫楊燁。「但在世俗之事上他又是一個十足的小傻瓜,常常把自己的玩具送人,或把家裡的餅乾、糖果偷出去送給小朋友。」楊燁那時僅只三歲,抗日戰爭剛剛結束,解放戰爭又已開始,生活的困頓與戰爭的動亂仍在繼續。

  三年後,乃迭在給薩利文的信中把楊燁描繪成一個「小書蟲」,吃飯都不肯放下手中的書,「極不善於交際」。六歲的小楊燁已經熟讀了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兒童文學。一天,他聽到媽媽給三歲的妹妹講小紅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他聽出媽媽講的跟自己書里讀的不一樣。「媽媽錯了,不是那樣的。」他打斷媽媽,指出媽媽的錯誤。

  楊燁從小就知道自己的媽媽同別人的媽媽不一樣,「媽媽不要來接我。」他有時會這樣央求媽媽:「我不想讓小朋友們都來看媽媽。」但有時他也會眨著大眼睛,不無驕傲地對媽媽說:「媽媽真漂亮!」

  這個生性敏感的小男孩兒是隨著新中國一起長大的。

  一九五二年,楊憲益、戴乃迭應邀加入了外文局,十歲的楊燁跟隨父母從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與別人的不同,長相異樣,媽媽又是外國人;但他努力與同學們打成一片,保持一致。在學校里,他表現出色,學習優異,很快戴上了紅領巾,又戴上了兩條杠。在五十六中和後來的五中,他當上了班長,加入了共青團,儘管他入團的時間要比別人晚一些。按他的表現,他本應一滿十五歲就被吸收入團的。但他沒有怨言,認為自己的母親是英國人,團組織對自己的考驗長一些是應該的。

  真正的考驗是在一九六三年。

  學業優異,躊躇滿志的楊燁報考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第二志願清華大學數學系。他不僅輕而易舉地通過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更是無可挑剔,還是出色的長跑運動員。他堅持不懈地在腿上綁著沙袋訓練長跑,不僅是訓練體力,更為了鍛煉毅力。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楊燁想象不到前面的道路上有何障礙。

  六月的北京燥熱,楊燁的心情卻像北京周邊的櫻桃園裡晶瑩剔透的果實一樣期待著豐收。發榜的日子到了,楊燁既沒有收到北大,也沒有收到清華的錄取通知書,收到的卻是來自剛建校不久的北京工業大學錄取通知書。

  楊燁懵了。該不會哪裡出了差錯?是不是張冠李戴了?他期待著也許幾天後會收到另一通知,告訴他搞錯了,北工大錄取的是另一個同名同姓的年青人。然而他失望了;糊裡糊塗地失望了。不僅楊燁想不到,就連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楊燁報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他的出身——身為英國人的母親,出身於官僚資產階級的父親,是無法讓他通過政治審查的。

  楊燁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現實,但並沒有氣餒。他越發更加積極地表現自己,尤其在政治上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在那個政治決定一切,時時處處都要填寫家庭出身的年代,楊燁深知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是他的「跛足」,他需要比別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一九六六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讀大三的楊燁迅速加入了紅衛兵,積極投入了這場紅色風暴。他用自己的零用錢買了一部油印機,為紅衛兵組織印刷傳單;還加入了學校廣播站,為宣傳「文化大革命」撰文組稿。當紅衛兵們四處抄家,大破四舊的時候,楊燁也對自己的父母採取了革命行動。他回到家把媽媽的古典音樂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個家傳的古董花瓶。從不罵人的楊憲益罵了兒子「混蛋」。又氣又急,楊憲益撥打了外文局辦公室的電話;外文局派人前來制止楊燁,說你對父親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國人,毀壞她的任何東西都是外事問題。楊燁這才揚長而去。

  楊燁選擇了媽媽去友誼賓館游泳的時候回家造反的。他莫非在採取革命行動之前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和計劃?他想革命,想造反,想以實際行動宣告他與家庭劃清界限;然而他又難以橫眉冷對自己的父母,尤其不忍面對深愛著自己的媽媽。也許他想與其讓別人抄家,不如自己先下手為強,自己終歸會手下留情吧。我們只能猜測楊燁回家造反抄家的動機和矛盾心理,他的確在外文局來人的幾句勸說下停止了行動。也許他以為自己的主動革命已經明確表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場及對偉大領袖的忠誠。

  然而不管楊燁多麼努力,他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就像他無法改變自己的西方面孔。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文革」中推遲了的大學生畢業分配開始了。楊燁聽說自己的去處可能是湖北,表示堅決聽從黨的分配。乃迭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他願意接受任何工作,主動要求去外省……我們當然會很想他,但他想離開生活舒適的首都,到條件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自己,我很支持他的這種動機和決心。」憲益、乃迭都表示了對兒子的選擇的支持。「儘管政府有政策,不主張把獨子分配到遠離父母的地方,我們不想干涉兒子認為正確的選擇。」乃迭這樣告訴自己的母親。「有不少家長大鬧」,但楊燁為父母的理解與支持驕傲。

  他們推測楊燁很有可能被分配到武漢,因為那是湖北的主要工業城市。但誰也沒有料到楊燁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農機廠做技工。楊燁再一次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黨的分配,決心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對黨和國家的赤膽忠心。

  鄂城是長江邊上一個閉塞的小縣城,楊燁的西方面孔一下子就成了眾人指手劃腳、觀望議論的對象。楊燁裝作視而不見,盡量不去理會。但在一個沒有文化可言的小縣城,楊燁是孤獨的。他寫信要妹妹楊熾,讓她給寄些書籍來,不料卻惹火燒身。

  妹妹把哥哥的書籍一股腦打了包,寄走了。書籍到后革委會先開箱檢查,竟發現一本摩斯密碼小冊子。楊燁中學時曾積極參與當時流行的「國防體育運動」,學習發報、練習跳傘等等。這本摩斯密碼小冊子就是當時學發報留下的。而此時,已經以間諜罪名鋃鐺入獄的父母和這本摩斯密碼都順理成章地成了楊燁間諜嫌疑的鐵證。

  逼供、審訊自是當時流行的伎倆。我們無從知道楊燁經歷了何種逼供、審訊,甚至體罰,因為他從未對人講起這些經歷。我們只知道他開始自閉,疑神疑鬼。一次他同師傅一起外出修電線,他爬到電線桿頂端作業,但張貼在電線桿上的標語礙手礙腳,師傅在下面高嘁:「楊燁,你把標語撕了,不然怎麼幹活?」楊燁便把電線周邊的紙撕了。待他檢修完畢,從電線桿上下來,才看清標語原來是「毛澤東思想萬歲!」而他撕掉的正是「毛澤東」三個字。他嚇出一身冷汗。在那個人崇拜鼎盛的時期,有多少人因為失手摔碎毛主席石膏像,或無意撕毀印有毛主席像的報紙而付出了慘重、甚至是生命的代價。楊燁此舉足以把他打成現行反革命,投進大獄。他不僅害怕,甚至懷疑他的師傅是有意陷害。

  儘管事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楊燁的臆想、多疑愈加厲害了。

  一九七〇年三月,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把全國範圍內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推向高潮。楊燁作為來自北京的昔日紅衛兵又首當其衝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審查,被批判。

  一九七二年三月底,楊憲益、戴乃迭先後出獄。四月,四分五裂的楊家在分別四年之後終於團聚,雖然短暫,卻幸福無比。乃迭在給姐姐希爾達的信中說:「在小妹熾經濟上沒有自立之前燁每月給妹妹寄生活費」;又說:「三個孩子原本就關係密切,這幾年的困境使他們越發親密了,儘管他們天各一方。」

  乃迭出獄后給希爾達的書信大多是談孩子們,畢竟作為母親的她整整四年沒見到孩子,也沒有聽到孩子們的任何消息。五月,乃迭寫道:「幾天前收到燁的甜蜜來信。他在小縣城,小工廠的工作經歷對他是有益的,他已不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知識分子了。作為那裡唯一的技術員,他不得不解決各種問題。」但是乃迭也感到兒子身上似乎有某種失落或憂鬱,「我常常感到他更渴望能去大一點的企業,能在有一定的文化生活的城市工作,或者能有機會使用他的外語知識。」沒過多久,乃迭和憲益就發現了兒子精神異常。

  一九七三年一月,乃迭給友人大衛·霍克斯信中說,我們的兒子「在『文革』中由於我們的牽連而受到衝擊,工作生活都不順心……如果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我們的兒子能調回北京,他也許就不會太敏感多疑,情況會大大改善」。

  一九七三年九月,兩個女兒已先後調回北京;楊燁的調動也大局已定。「這完全是因為黨的政策對外國人的特殊照顧,」乃迭在給霍克斯的信中寫道,「我們兒子的心理狀態仍然不夠正常,但他還能工作,醫生們說換了環境他就會好起來。」

  在給另一位英國友人約翰·吉廷斯的信里,乃迭說楊燁對許多事物的看法太「古怪」,「他不打撲克,不聽西方音樂阿爾巴尼亞音樂除外),不看英文書,也拒絕往國外寄信。」

  一九七四年十月,乃迭給霍克斯夫婦的信中更加憂心忡忡:「我們的兒子被拘留了。他在『文革』中心理失衡,起初他極左,懷疑外國的一切……當然他工作不順,所分配的工作既不對口,也乏味。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應當回國。」楊燁從七月開始三次闖英國大使館,要求「回國」。第三次他終於成功闖進大使館,並拒絕離開。英國大使館不得不要求有關部門把他帶走,所以楊燁被拘留了。「儘管這是一起嚴重事件,但當局對楊燁很寬容,對他進行再教育和治療。他們說他已經有所改善,但我們不可以見他。」

  拘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當局是如何對他「再教育和治療」的?為什麼父母不允許見他?人人都只能猜測,因為楊燁回家后更加自閉,拒絕說話,整日把自己關在自己的房間里,甚至吃飯都只在夜深人靜時到冰箱里找一點西式食品充饑。

  乃迭在十二月的一封信里寫道:「我們的兒子回家了,本應很快就回工廠工作,但他拒絕去上班,仍然堅持出國。」他們擔心楊燁的心理狀態,即使出去了也難以適應社會,想盡量打消他的古怪念頭。「這是我們全家為之頭疼的事」。

  一九七五年三月,乃迭給友人的信里稱楊燁是家裡的主要問題,他有嚴重的精神障礙,拒絕工作,一心想「回國」;他拒絕承認憲益是自己的父親,拒絕同家裡的中國成員說話,拒絕與他們同桌吃飯。「他只講英語,如果我同他說話時偶爾夾帶中文,他便問『你什麼意思?』這實在令人頭疼,是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但楊燁總算接受了「回國」也必須辦理正常手續的現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楊燁終於拿到護照。乃迭匆忙購機票,整理行裝。母子倆於十二月初經香港赴倫敦。

  楊燁一路沉默。

  在倫敦的希思羅機場,他們順利地通過海關,楊燁仍然緘默。

  取行李時,楊燁主動搬行李,裝手推車,盡量不讓媽媽動手。然後媽媽推車,兒子隨後,走向出口。乃迭馬上在接客的人群中見到前來接他們的好友費·格林,擁抱問好之後乃迭回身介紹楊燁,卻發現兒子已經無影無蹤。

  兩人大驚,立即報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發現楊燁的蹤影。無可奈何的乃迭只好隻身隨格林前往倫敦北郊密爾希爾區的姐姐家。

  「我已經大敗了!」乃迭一進門,就兩手一攤,一臉無奈地對姐姐說。

  幾個小時之後,楊燁風塵僕僕、汗水淋淋地出現在希爾達家門口。楊燁從未告訴任何人他是如何從機場來到姨媽家的。但不難猜出,身無分文,又受過嚴格長跑訓練的楊燁一定是從希思羅機場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媽家的。

  在那幾個小時里,他都經歷了哪些思想鬥爭?從機場失蹤是否意味著他想象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樣消失在倫敦的人群中,人不知鬼不覺地融入他「自己的國家」,從此把他的過去一舉抹煞?儘管他講一口純正的英語,但沒有錢、沒有合法證件,他的此舉此念是否已經在現實面前碰得粉碎?

  楊燁先後在費·格林、教父邁·薩利文和姨媽希爾達家居住。乃迭在返回中國前與楊燁匆匆見了一面。看到兒子面色紅潤了,眉頭舒展了,乃迭深感欣慰。

  一九七六年一月,乃迭回到北京后給霍克斯寫信,大談兒子:

  我離開倫敦前見到了我兒子,現已改名為大衛·薩利文。看到他的身體狀況有明顯改善,我很高興,儘管他不肯同我說話。他仍有一些目前無法克服的問題,如拒絕承認他的中國國籍,拒絕出示身份證件,也不要申請學校入學。不過他很想找一份工作,儘早自立,也有過幾次工作機會。我想當他一旦意識到人人都必需按規章行事才可以工作,他也就不會拒絕出示證件了。他現在常常幫朋友、鄰居修剪樹籬、劈木頭、洗汽車等等。他也不惜去很遠的地方訪問他所認識的寥寥無幾的朋友。他下決心一定要喜歡英國。他對英國的第一點批評是「這裡外國人太多了」。他的根深蒂固的清教徒式教育常常會佔上風,他對我的姐姐說,這裡的許多電視節目都毫無意義,荒唐之極。這至少表示他還是有一定的判斷力。

  乃迭還在信中婉轉地提出,不知霍克斯在倫敦的女兒們是否願意邀請大衛外出社交,她和姐姐希爾達都很希望大衛有機會結交更多的年輕人。「當然大衛也不是個容易交往的人」,乃迭也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因為他已經把自己在中國的全部經歷一概否定並遮蔽起來,而對英國他又了解甚微。」

  楊燁雖然有過幾次工作機會,其中不乏理想合適的工作,比如翻譯科技辭彙或文獻,牛津大學出版社提供的翻譯編輯工作,都因楊燁拒絕出示證件,拒絕承認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諸東流。但乃迭對兒子的康復仍然很有信心,她對朋友說,認識大衛的人都喜歡他的溫文爾雅和甜甜的微笑;除了不習慣說中國人通常不用的「請」和「不用了,謝謝你」等字眼外,大家也都覺得大衛是個彬彬有禮的年輕人。最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經不再緊鎖眉頭了。

  楊燁當然也在努力地去適應和喜歡英國的生活。一九七七年春天,姨媽家的後花園草坪一片嫩嫩的新綠,抽出新芽的月季叢中火紅的鬱金香和黃燦燦的水仙花亭亭玉立。楊燁一早幫姨媽推剪草坪,剪碎的草尖嫩綠散發著陣陣清香,生機盎然的春色令人陶醉。楊燁告訴姨媽想去找幾個剛認識不久的新朋友打籃球,姨媽求之不得,說快去、快去!

  楊燁和朋友們去了附近的小操場。曾經是運動員的楊燁籃球打得既投入,又開心;大汗淋漓之後是無可名狀的輕鬆。

  「你是哪裡人呵?」回家的路上新朋友隨意地問了一句。楊燁愣了。該如何回答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呢?他來自何處,他從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極力忘記的,是他要全盤否定的。他的情緒一落千丈。他選擇了沉默。回家后又再一次選擇了自閉。

  一年一次的簽證續簽,更是無情地、再三地提醒著他,他是誰,他來自何方,他有過怎樣的過去……如同一個剛剛結痂的傷疤,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撕開。

  楊燁要為自己打造一個全新身份的努力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被現實擊碎。越是想甩掉過去,過去越是神出鬼沒地纏繞著他。楊燁也許不無痛苦地意識到,只有一條路可以擺脫過去。

  一九七八年的聖誕節期間,希爾達應邀去弟弟家裡過節,他們也邀請了楊燁。但楊燁表示更想一個人清靜。這當然正是楊燁的性格,希爾達也沒有堅持楊燁同往。一九七九年元旦剛過,希爾達攜大女兒璐斯和弟弟家的兩個女兒回到倫敦家中,幾個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後幾天遊覽倫敦。

  家中寒氣襲人,供暖的鍋爐不知何故停止運行,楊燁似乎全然不覺。冰箱里只有幾杯酸奶,儘管希爾達給楊燁留下了足夠的錢讓他自己採買食物。

  希爾達請人修好鍋爐,女孩子們去超市採買了大量食品,融融暖意和女孩子們的說笑聲給家裡平添了生氣和快樂。一月五日是女孩子們在倫敦的最後一天,她們計劃懶洋洋地放鬆一天,因為第二天是周六,她們要驅車返回學校駐地。早飯後她們想打撲克,三缺一,楊燁便欣然加入進來。四個表兄妹玩牌玩得很是開心。難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境,璐斯很受鼓舞。

  「大衛,天氣不錯,咱們出去散散步吧?」打完撲克,璐斯向表哥發出邀請。她真希望表哥不要總是長時間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

  「好吧,今兒的陽光真好!我再不曬太陽就快發霉了。」楊燁似乎心情極佳,竟輕鬆地開起玩笑來。

  望著表兄妹倆出門的背影,希爾達深深地鬆了一口氣,也許楊燁終於從過去的陰影里走了出來。她想,待明天璐斯她們幾個上路之後,就給乃迭寫信,告訴她楊燁的進步。

  冬日的陽光溫暖宜人,青檬街兩邊粗大的法國梧桐雖然頂著枯枝,但樹下的一方方草坪綠意蔥蔥,似乎在提醒著人們春天的腳步正悄然而至。他們談小說,談詩歌,談將來的打算……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璐斯說話,楊燁聽。

  突然,楊燁問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

  這突如其來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絕才能不傷害這個性情敏感的表哥呢?

  接下來的沉默也許比一個直接了當的NO來得更響亮。

  「咱們回家吧!」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楊燁說。

  回家后,表兄妹們又打了一輪撲克,楊燁仍然表現得輕鬆活躍,然後他回到二樓自己的卧室。

  幾分鐘后,在樓下聊天的女人們聽到噗的一聲悶響,像爆炸,又像重物墜落屋頂。璐斯衝出房屋,只見濃煙夾著火苗,從楊燁卧室的屋頂沖向藍天。

  「媽媽快撥999!」璐斯大喊……

  楊燁自焚之後,希爾達在他燒毀了近一半的房間里找到一個空的汽油桶,一定是楊燁背著姨媽,在她節日外出時購買的;他沒有在獨處或與寡居的姨媽單獨在家時自焚,正反映了楊燁思想的縝密——他在時間上的選擇無疑避免了一場更大的火災。希爾達還在楊燁熏黑的書桌抽屜里找到一張戳滿了洞的毛主席像;幾張寫滿數學演算和公式的紙,好像一個數學家留下的研究某種數學理論的草稿;和一本抄寫了許多詩與歌詞的筆記本。這是一本綠色封面的活頁筆記本,工整娟秀的筆跡近乎印刷的手寫體,優美的文字從莎士比亞、拜倫、到流行歌曲的歌詞,共八十八頁。最後一頁抄寫的是英國詩人威廉·厄內斯特·翰力的著名詩歌《永不屈服》(不可戰勝/天下無敵):透過覆蓋我的深夜深不見底,籠罩一切的黑暗我感激任何一個上帝賜我不可征服的靈魂在境遇無情地鉗制下我不畏縮,也不驚叫面對命運一次次的猛擊我滿頭鮮血,但絕不低頭在這滿是憤怒與淚水的世界外恐怖的陰影仍在遊盪未來的日子充滿威脅但我毫不畏懼我將穿過的那扇門不論有多窄我將承受的責罰無論有多重我是自己命運的主宰我是自己靈魂的統帥這最後一頁有明顯的摺痕。莫非楊燁曾把這首詩摺疊起來,揣在胸前的襯衣口袋裡?我們不禁要問,曾經感受過如此永不屈服的激勵,曾經如此堅定地向命運宣戰,是什麼讓他最終無法承受生命?在那些孤寂的日日夜夜裡,當他伏案疾書,認真工整地抄寫著這些不朽的詩篇,他在心裡想著什麼?他是否被這美麗的文字,激勵人心的思想帶到另一個世界?

  楊燁沒有學習過詩歌;但他有著詩人的敏感和氣質,也許他可以成為一個詩人,一個像父親一樣的自我成就的詩人。

  楊燁早就在數學上顯示出卓越的才華。在鄂城小鎮寂寞冗長的日子裡,他曾寫過一篇數學論文。他的任兩院院士的科學家姑父認為他的論文有發明建樹的巨大潛力。

  然而他走了,在他生命的第三十六年,他終於無法承受生命之重或生命之輕。一個從青年走向壯年的生命,曾經那樣堅定不移地信仰,那樣滿腔熱血地革命,那樣堅持不懈地努力,那樣小心翼翼地活著,卻不曾領略過一絲愛情,不曾有過肌膚之親,不曾施展他的過人才華,就這樣瞬間化成灰燼。

  我不知道作為父母的憲益和乃迭有沒有問過為什麼?又該向誰發問?我只聽說,在乃迭已經失憶的晚年,她曾經仰天長問:我的兒子呢?!我的孫子呢?!

  憲益和乃迭在朋友之間是出了名的「酒仙」。他們常常以酒代茶,款待朋友,或是西方朋友送的軒尼詩、干邑白蘭地,或是土產的五糧液、二鍋頭。曾被一度稱為楊氏沙龍的楊家常常是高朋滿座,觥籌交錯,談藝吟詩,論古析今。自楊燁去世之後,乃迭飲酒便不分時間場合,杯不離手。兒子的悲劇在乃迭面前成了談話禁區。

  一九七九年夏,憲益、乃迭應英國漢學學會之邀,到英國利茲大學參加學術會議。與會前他們先去訪問了希爾達。

  午飯後,重逢的姐妹在起居室里聊天。

  時值盛夏,寬闊敞亮的窗外是爭奇鬥豔的花園:近處的月季,深紅、淺粉、米黃和桃色;開著串串淡紫花的俄羅斯鼠尾草在草坪的另一端輕盈搖曳;相距不遠的兩棵果樹已結滿了綠里泛紅的蘋果。乃迭站在窗前,輕聲說,「如果在北京能有這樣一個花園,該多好啊!」乃迭向來喜歡花木。在北京,她的「花園」僅限於屋後房前緊貼牆根的一長溜土地。乃迭推開紗門,手持酒杯,沿著園中的青石板小路走到花園盡頭;希爾達隨後。乃迭俯身撩起一串鼠尾草花,閉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氣,沉浸在淡淡的芳香之中。

  「我……我真的以為……楊燁好多了……」希爾達試探著說道。

  這是姐妹倆在楊燁去世后首次見面,希爾達心裡裝著楊燁。她們怎能避而不談呢?乃迭怎能不去看一下楊燁的房間呢?

  乃迭直起身,原本輕鬆的面孔此時異常嚴肅,「我們決定了不談楊燁!」乃迭邊說,邊舉起左手,掌心向外,似乎要把這個話題推出去。

  從此沒有任何人可以在乃迭面前提楊燁。

  兒子的悲劇是否因為應驗了母親的預言而令乃迭無法面對?她是那樣堅信自己的選擇。雖歷經種種困苦,包括四年牢獄,她不屈不撓地克服著一切困難,始終不渝地信守著自己的愛情,但她的命運終歸沒能逃脫母親的讖語。她責怪自己嗎?她還能做得更好嗎?她抱怨她所處的時代嗎?她怪罪母親的讖語嗎?她深埋在心底不可言說的痛苦和對兒子刻骨銘心的思念,在酒精的作用下是麻木了還是更強烈?她的晚年失憶又何嘗不是痛苦重壓下的生理反應?

  一九九〇年代一個冬天的夜晚。晚飯後憲益、乃迭在位於百萬庄的外文局寓所對飲。酒酣之後他們唱起了年輕時喜愛的歌曲,兩人放下酒杯,拍著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哦,丹尼男孩,風笛在呼喚,從山巔到山谷。夏日已去,萬花凋敗,你必須走了,而我只能等待。等到夏天重綠草地,或山谷靜裹銀裝,你再回來,我會等候在此,無論是陽光下還是陰雨里。哦,丹尼男孩,我深深地愛著你。

  眼淚順著憲益的臉頰靜靜地淌著,他聲音哽咽了,「我真想我們的兒子……」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隻杯子搡給憲益,「咱們喝酒,喝酒!」乃迭邊說邊大口喝,白蘭地濺濕了她藍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襖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藍的眼睛無光無淚。


  我不忍追問憲益先生失手打了乃迭一個耳光的細節。一個痛失愛子的母親,不得不靠酒精麻木那無法言說的苦楚;一個承載著同樣痛苦的父親,一個儒雅敦厚的丈夫,無奈之下打了酗酒的愛妻,從而留下難以釋懷的悔恨;這個耳光足以讓我們窺見這對翻譯大家、恩愛夫妻在事業、成就、榮譽背後所承載的時代悲劇和巨大痛苦。

  我曾經聽希爾達談到楊燁的手抄詩,讚歎楊燁的筆跡一絲不苟,幾近印刷的藝術體。當我終於有一天親眼看到了楊燁的手抄詩時,我還是震撼了。透過那娟秀的筆跡,優美的詩句,泛黃的紙,塵封的頁面,我看到一個伏案疾書的青年,觸摸到一個備受煎熬的靈魂……我多想撫慰他受傷的心,多想告訴他熬過黎明前的黑暗,終會有一個載著陽光的白晝到來。然而,我們人生軌跡的交叉卻是三十多年以後!也許冥冥中有根看不見的線,把他的遺物,那些凝聚著他的憧憬和絕望的詩篇,送到我的手中。我有責任、有義務把他的故事告知後人。

  一個才華橫溢的生命,在時代和命運的重壓下過早地熄滅了。

  我嘆息他的生不逢時;我感恩自己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列車,感恩自己應當倍加珍惜的幸運。


摘自 《他翻譯了整個中國 >·》一書 作者 范瑋麗


受盡磨難不後悔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因病去世,這對翻譯界的雙星從此天人永隔,和妻子感情深厚的楊憲益怎能不哀傷至極。悲痛欲絕的楊憲益寫了上面這首懷念妻子的的《悼乃迭》。

戴乃迭去世后,楊憲益沒有再翻譯任何作品。這個彩色的世界在他眼中變得黑白了,沒有了戴乃迭,熱鬧都是別人的。

楊憲益用餘生懷念亡妻,這一世相伴顯然太短,如果可以,只想生生世世做夫妻。

1937年,在英國牛津大學讀書的楊憲益認識了小自己一屆的學妹戴乃迭,這個金髮碧眼的姑娘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讓楊憲益十分好奇,她為何如此鍾情中國。

戴乃迭和中國的緣分在她出生那一刻便註定好了,1919年,戴乃迭出生在中國北京,她的父親是傳教士,傳教的同時也在努力救助亂世中的中國兒童。

戴乃迭7歲那年和母親回到了英國,中國的一切卻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後,戴乃迭讀大學時,選擇了學習中國文學,她深深陶醉在中國古典文化里,遇到才子楊憲益后,她更是經常和楊憲益交流中國文化。

這樣一個有才有貌的姑娘很難不讓人喜歡,楊憲益感覺自己戀愛了,幸運的是他不是單相思,戴乃迭也愛上了才華橫溢的楊憲益。

兩人的戀情遭到了雙方父母的反對,戴乃迭的母親雖然在中國生活過,卻並不喜歡中國,因而也不會喜歡中國女婿,當得知女兒要嫁給一個中國人後,戴乃迭的母親說道:「

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會自殺的。」

很不幸

戴乃迭的母親這句話說對了一半。

戴乃迭聽不進母親的勸,她深愛著楊憲益也深愛著養育楊憲益的那片土地,她願意去中國生活。

楊憲益畢業后,決意放棄哈佛大學拋出的橄欖枝而是回去報效祖國,他擔心女友不願去貧窮落後的民國,他對戴乃迭說:「我們不是一塊到美國去,而是到中國。我是預備回去受苦的,你受不受得了?」

楊憲益低估了戴乃迭的決心,她早已非君不嫁,又怎會輕易退縮,更何況那是中國啊,她喜歡的詩人,詞人都出生在那片國土,她有什麼理由不去呢?

楊憲益帶回一個金髮碧眼的女朋友后,楊憲益的母親差點氣昏過去,畢竟民國實現跨國婚姻的人太少,老太太怎能接受一個外國人做自己的兒媳婦。楊憲益卻也不是愚孝的媽寶男,既然戴乃迭能對他如此痴心,他便早已下定決心此生都不會負她。

僅僅是遠嫁其他省份對女人來說都是為愛奉獻,更何況在通訊方式並不發達的民國,戴乃迭選擇遠嫁他國,實在是愛極了楊憲益才會下如此大的決心。

1941年2月16日,楊憲益和戴乃迭在重慶舉行了婚禮,許下了一生一世不離不棄的承諾。

兩人回到中國后,開始發揮自己專業特長,決定合譯中外名著。

重慶國立編譯館的負責人梁實秋一直在找合適的人來翻譯中國名著,他想讓中國的文學作品走出國門,讓更多人的外國人可以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絢爛。

他最終找到了楊憲益夫婦,楊憲益和戴乃迭為此共同翻譯了《資治通鑒》。兩人後來一直致力於翻譯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從翻譯先秦散文到《水滸》《紅樓夢》,《離騷》等,兩人不僅是恩愛夫妻,在事業上也是最佳拍檔。

戴乃迭為楊憲益生下了一兒兩女,兩人的感情多年如一日,並沒有因為太過熟悉而相互厭倦,反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更加深愛對方。

對楊憲益夫婦來說,他們的生活不是民國狗血劇,沒有出軌沒有小三,然而他們的生活也不是偶像劇,因為還有更大的磨難在等著兩人。

在那段特殊時期,因為戴乃迭英國人的身份和楊憲益英國留學生的身份,兩人被打成特務坐牢四年,戴乃迭是這樣回憶被捕的那個夜晚的

:「我們坐在家裡喝酒,希望過一個平安的五一節。隨後我去上床睡覺,留下憲益一個人接著喝。還不等他喝完,他就被捕了。接著,兩個公安,一男一女,把我弄醒。命令我起床,搜查我的房間,把我銬上。問他們為什麼抓我,他們說:「你自己清楚。」「我不清楚。」我回答。他們押著我拿上洗臉盆、洗漱用品、換洗衣服,用吉普把我送進監獄,到那裡我馬上就又睡著了。」

整整四年,兩人都在堅持著,等待著光明的到來,等待著重逢的日子。那段時期,很多人熬不下去自殺謝罪,楊憲益怕妻子也走上這條路,他時常會問看守的人戴乃迭還活著嗎?知道妻子還活著后,他才能放下心來。

只要不死,就有希望。

1972年,兩人被釋放出獄,他們等這一天等得太久,忍不住相擁而泣。在牢獄里的多少個日日夜夜,他們最擔心的還是對方,而不是自己的安危。

楊憲益夫婦坐牢的日子,也牽連了他們的子女,因為是「特務」的子女而飽受歧視和批鬥,他們的兒子楊燁為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知道此事後的楊憲益夫婦心裡十分難過,眼看著兒子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他們把兒子送去了英國接受治療,楊燁卻並沒有好轉,1978年,年僅38歲的楊燁自焚身亡。

得知兒子慘死的消息后,楊憲益夫婦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打擊,他們不怕自己吃苦受難,卻沒想到因此拖累了兒子,這讓他們怎麼不傷心怎麼不痛哭,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是每一天每一刻都不曾消散的。

戴乃迭的身體狀況因此每況愈下,1989年,戴乃迭患上了老年痴呆症,需要伴侶隨時陪伴在身邊照顧。

楊憲益為了老妻,幾乎足不出戶,他寫給友人的信中透露道:

「我目前因老妻有病,整天坐著陪她。什麼事也沒做,除了家務事以外,也從未給朋友寫信,也無法出門,電話倒是常打。」

楊憲益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老妻的折騰,他只求妻子可以長命百歲,他只求可以一直照顧她,然而上天是殘酷的,他最終還是讓戴乃迭先楊憲益而去。

1999年11月18日 ,戴乃迭因病去世。楊憲益送走妻子后,孤獨地過完了人生最後十年,這十年,他不再公開出席活動,因為:

「她不在,我不出現。」

,他也不再翻譯任何作品,只因他的知己已經不在了。

曾經有記者去楊憲益家採訪時,問他最喜歡什麼書,他說沒有;問他最高興的事情,他說沒有;當問他最喜歡的人,他樂呵呵地指著坐在他對面的戴乃迭:「我最喜歡她!」

他最喜歡的戴乃迭走了,人生成了日復一日的寂寞。

2009年11月23日,95歲的楊憲益病逝。

戴乃迭在晚年時說過:

「 母親的預言有的變成了悲慘現實。但我從不後悔嫁給了一個中國人,也不後悔在中國度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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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change? 2023-12-9 04:27
 中外聯姻,在現當代中國已是一種常見的文化現象。他們大多因緣際會萌情生愛,或志趣相投親密結縭,或功利所趨勉為夫妻,情況複雜。人生伴侶,「旅」到一半分道揚鑣者不乏其人。
既彼此忠於愛情,又相投於事業,且在事業上卓有建樹、患難與共、白頭偕老者,鳳毛麟角也。戴乃迭與楊憲益堪稱珠聯璧合的典範。

  戴乃迭,原名Gladys B. Tayler,婚後易名為Gladys Yang,於1919年生於北京一傳教士家庭。其父J.B Tayler,中文名戴樂仁,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上世紀初到中國傳教,曾任燕京大學首任經濟系主任,並負責英庚款使用(派生赴英留學)事務;后又幫助中國創建工合組織(CIC),致力於賑荒救災工作。母親塞琳娜是傳教士兼教師。戴乃迭行四,上有三個兄姐,下有一個弟弟。

  戴乃迭在北京度過了快樂的童年。春節的廟會,元宵的花燈,清明的風箏,以及花轎、人力車、衚衕和小金魚,特別是那拉煤進城的駱駝隊的悅耳的駝鈴聲,給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戴乃迭家境優渥,在抽屜衚衕有座玲瓏別緻的小四合院,北戴河海邊還有棟小別墅。夏日她與姐弟們在海灘數腳印或騎毛驢遊戲;冬日到燕京大學的湖面上溜冰玩耍。某日,戴乃迭與姐姐騎著童車在馬路上玩耍時,被幾個好奇的大兵圍住,向他們發問、逗樂。母親為此深感不安,於1926年帶著兒女們返回英國。

  戴乃迭在柴郡先讀一年小學后,入瓦汗斯托堂的一家教會學校當了10年寄宿生。她的功課很出色,曾榮獲一項國家獎學金。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學,攻讀法國文學。當年牛津大學有許多俱樂部性質的協會,導師修文斯先生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協會。緣此,她結識了後為該協會主席的中國留學生楊憲益。楊憲益本是津門富家子弟,才華橫溢。他的聰明、調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著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國情結使她對楊憲益一見鍾情。當時,日本侵略中國日甚,楊憲益主持的牛津中國協會反日活動十分活躍,他將100多人的組織發展到了1000多人,錢鍾書、楊絳、俞大縝、俞大絪等皆是成員。楊憲益到處發文章、演講、募捐,戴乃迭一道參與,她也成了堅定的反日戰士。戴乃迭回絕了英籍追求者B,認定了楊憲益,兩人感情日深。

  楊憲益晚年回憶說,他愛戴乃迭,除了為她驚人的美麗所吸引外,還發現她有一顆質樸的心。她清新脫俗,沒有英國上流社會女孩常有的虛榮與勢利,這一素質在「中國上層的小姐們之中也很少見」。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對朋友們說:我愛的不是楊憲益,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雖是一句戲言,但卻真實地反映了戴乃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摯愛。

  自結識楊憲益后,戴乃迭毅然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改學中國文學,成為牛津大學第一位獲得中國文學榮譽學位的畢業生。楊憲益也放棄了法國文學專業,改學英國文學。這種互補為兩位異國青年日後在翻譯界(中譯英)造就輝煌奠定了基石。是時,他們合作譯出了《離騷》。戴乃迭說:「實際上是楊憲益將中文譯成英文,我又把它改寫成對偶敘事詩。」譯文發表后,著名的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大吃一驚,幽默地評論道:「這部《離騷》的詩體譯文在精神上與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隻巧克力製成復活節雞蛋和一隻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

  1940年某日,楊憲益在牛津大學的宿舍中開了一個早餐會,正式宣布他與戴乃迭訂婚的消息。

  此前,戴乃迭的母親已知女兒與一中國青年談戀愛,明確表示反對。她召回正在巴黎度假的女兒,嚴正警告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有了孩子,他們會自殺的。」並預言:他們的婚姻不會持續4年。戴乃迭是位有獨立主見的女性,不為母親的告誡所動。倒是父親老泰勒開明、豁達。他知道后,為兩個年輕人祝福,但仍告誡女兒:「先別忙著結婚,一定要在中國內地住上幾年,如果覺得可以受得了那個苦,再結婚。」

  1940年楊戴二人由沈從文、吳宓推薦,接到西南聯大的聘書,決定回國。戴乃迭在辦簽證時遇到了點小麻煩。

  簽證官員問:「你一個年僅21歲的姑娘,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去中國?」

  「我要去中國一所大學任教,我有合約。」

  「你不能相信中國人的合約。」

  「我跟一個中國人訂了婚,我們將一起去。」

  「你要是發現他早已有了兩位太太呢?那我們將不得不由政府出錢將您帶回。」

  「我父親在中國,為工業合作組織工作。」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官員這才放下心來,給戴乃迭辦了簽證。

  是年夏,他們經加拿大到香港。那時因戰爭故貨幣貶值,楊家已敗落。楊憲益發現自己一夜間成了窮人,路費還是向准岳母借的。到了香港他們已囊空如洗,困居數周后,準備變賣行李結賬。幸得戴樂仁的舊友陳翰笙博士周濟,才於中秋之夜飛抵重慶,與逃難抵渝的楊母團聚。

  楊母徐劍若租住的是中央大學羅家倫的房子。她本反對兒子與洋人結婚,但與戴乃迭相處一段時日後,覺得戴乃迭通情達理,十分賢惠,便接納了。羅家倫愛才,聽說楊憲益要到西南聯大,便動員他們到中央大學教書。楊母擔心兒子到昆明后的安全,也希望他們留下。他們夫婦被分在中大柏溪分校。初回中國,楊憲益夫婦很不適應,楊憲益仍按自己的行事風格處世,「經常毫無禁忌地對學生談論任何政治問題,因此被學校當局視為危險的自由主義分子。」楊憲益在自傳中如是說。一次有學生問戴乃迭對三青團的看法。戴乃迭直率地說,她從來不喜歡這一類組織,因為這使她想起納粹的蓋世太保。這話傳到學校當局耳中,當時的英語系主任張沅長(羅家倫內弟)懷疑她是英國共產黨的特務。「要不,一個英國的年輕漂亮的女郎,決不會下嫁給一個貌不驚人的中國窮知識分子的。」學校當局乘他們夫婦上課的當兒,多次秘密搜查他們的住所。

  第二年夏天,學校拒聘戴乃迭。戴乃迭晚年在她未完成的自傳里說:「數年之後,已經解放了,中央大學遷回南京,更名為南京大學。學校里發現一張黑名單,上面有我的名字,下面還有小注——『英國共產黨員』。這讓我的同事們又是驚訝,又覺得好笑。」(1950年前後戴乃迭在南京大學執教)

  1941年2月16日,楊憲益、戴乃迭以及楊的大妹妹楊敏如與羅沛霖在重慶同時舉行婚禮,中大校長羅家倫與南開校長張伯苓(楊敏如是南開教師)為兩對新人證婚。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留英派)是戴乃迭父親庚款基金會的同事(同為理事),也被邀請。婚後不久,杭立武宴請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同席者都是國民黨高官: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夫人宋藹齡、國防部長何應欽夫婦以及美駐華大使夫婦。「我們倆是席中唯一的沒有官方身份的人。」席間,杭立武表示希望楊憲益加入國民黨。楊憲益說:「『君子不黨』,這是孔子的話,所以我不加入。」婉拒。

  婚後,戴乃迭與楊憲益應貴陽師院之邀去教書。貴陽地處邊遠,生活艱苦,醫療條件差。不久,戴乃迭有了身孕,母親塞琳娜要她到成都分娩,介紹她到齊魯大學執教,校長是塞琳娜的朋友。戴乃迭到成都后,齊魯大學校長易人,原聘書作廢,不得不去條件更艱苦、薪金更微薄的光華大學。兒子是1942年8月出生的,楊憲益為其取名「燁」,有光輝燦爛、明盛美茂的意思。楊燁的出生,給小家庭帶來了無限的快樂。無奈工資低物價貴,日子過得相當拮据。戴乃迭初為人母,不會帶孩子。楊憲益晚年回憶說,乃迭不會抱孩子,就老把孩子這麼夾著,嘴裡叼著煙捲,可憐啦,那小孩像一個小狗一樣,是趴著睡覺的。那兩年,他們夫婦為了生計,帶著幼小的兒子坐拉貨的「黃魚車」在川滇公路上倒騰了七八次之多,楊憲益還當了一次有驚無險的人質。直至1943年秋,經盧冀野(盧前)介紹到梁實秋主持的北碚國立編譯館工作,生活才有轉機。楊憲益、戴乃迭聯手,歷時3年將《資治通鑒》譯成英文。走翻譯之路這一選擇,改變了他們後半生的人生道路。

  1945年抗戰勝利。10月,大女兒楊熒出生。1946年秋,楊憲益夫婦隨編譯館遷往南京。船過三峽,人倒安然,只是行李船翻船,他們的行李與七八箱由倫敦帶到香港,又由香港輾轉帶到重慶的珍貴藏書,全部付之流水。漂蕩了17個晝夜始到南京。楊憲益另在杭立武組織的中英文化協會兼差,同時為共產黨做「地下工作」。戴乃迭也兼職教書。他們用積蓄在傅厚崗買了一處房子,生活這才穩定下來。

  1949年南京解放。楊憲益此時已是民革南京市負責人之一,后被任命為市政協副秘書長。他為新政權勤奮工作,夜以繼日,對戴乃迭缺少應有的關懷和呵護;甚至連第三個孩子出生,戴乃迭住院,楊憲益也無暇顧及,照料3個孩子的重擔全部壓在戴乃迭的肩上。戴乃迭在南京大學外文系教書期間,正值抗美援朝,學校濃厚的反帝國主義氛圍,使美、英籍人士在政治上感到壓抑。戴乃迭的處境與當時的楊憲益形成鮮明對比,這使背井離鄉的戴乃迭多少感到有點寂寞。即令如此,在政府號召捐獻飛機大炮抗美援朝時,戴乃迭仍積極參加。她與楊憲益共同捐了一架飛機,當錢不夠時,戴乃迭變賣了自己的首飾。以至戴乃迭去世后,女兒在清點母親遺物時竟沒有發現一件「祖傳飾物」,連一枚戒指也沒有!

  1951年北京來了一紙調令,欲調戴乃迭、楊憲益到北京的「毛選」翻譯委員會工作。楊憲益想到復旦大學搞學術研究,拒絕了。

  1952年夏,北京又來一紙調令,作為「政治任務」,戴乃迭與楊憲益被徵調進京參加「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擔任翻譯工作。到京不久,他們又被抽調為宋慶齡編輯英文版《為新中國而奮鬥》。事後,宋慶齡還親自簽名題贈戴乃迭、楊憲益一冊致謝。這以後,他們夫婦在外文出版社社長劉尊棋麾下,盡心儘力從事中譯英的翻譯工作。戴乃迭作為外國專家,工資高達同事的五六倍之多,生活優裕。那些年他們的身心是愉悅的。

  1957年反右,楊憲益雖「倖免」,但後來仍被稱為「漏網右派」。他們夫婦一直是外文局的業務中堅,受到領導和同事的尊重與禮遇。五六十年代(「文革」前)他們中譯英的古典、現代名著的篇目如列表,可長達數頁;而這些譯作都是從不拿稿酬或版稅的,他們也無怨言。

  戴乃迭不喜歡政治,但她思想敏銳,性格直率。正因如此,她在不經意中開罪了外文局的領導,政治上受到懷疑。一是1959年彭德懷「出事」,一般群眾不知。戴乃迭也是從外報獲悉后給領導寫信提意見:「彭德懷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在這兒工作,我們也是人,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另一件是1965年左右,個人崇拜日甚。英文版的《中國文學》為了「突出政治」,刊登了許多亞非拉人民對毛澤東的頌歌,戴乃迭奉命翻譯后,在譯稿上用英文寫了批語:「childish!」(幼稚!)這在當時越來越「左」的政治氣氛下是犯大忌的。最為突出的是「文革」前夕,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整理成「紀要」。1966年4月,中共中央將「紀要」批發全黨。戴乃迭受命翻譯,刊在英文版的《中國文學》上。戴乃迭譯完后又用英文寫了一段「批語」,交給了領導。批語大意為:「這篇『紀要』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可以掘自己的祖墳,可是在中國的對外刊物上掘外國人的祖墳(指『紀要』把西方文藝都打成『資產階級黑線』),這樣的做法在對外宣傳中是非常愚蠢的。」當時《中國文學》的領導見了大驚失色。「他們把這個『燙手』的批語『壓下來了』。」戴的同事吳某認為,「戴乃迭的這個『現行反革命行為』和她日後的被捕有關係。」

  「文革」烽煙四起。1966年7月,楊憲益在外文局被「揪」了出來,因4首「反詩」和「反動言行」,成為外文局「第一罪人」和「牛鬼蛇神」,被掛牌、遊街,被迫站在用三張飯桌疊起來的高端接受批鬥。那是提倡「六親不認」的年代,兒女們與他的關係變得微妙起來,他在家裡也得不到溫暖。楊憲益成了社會的「棄兒」,極度的緊張和恐懼使他產生了幻覺。后隨著運動的深入,工宣隊、軍宣隊進駐,楊憲益在單位的任務是掃廁所、拉煤渣。

  1968年4月27日,晚飯後楊憲益與戴乃迭照例對飲。戴乃迭喝足睡了,楊憲益尚未盡量,夜11時,酒喝到一半的楊憲益被傳喚到外文局大樓,在辦公室里被捕。他在「同意」搜查的文件上籤了字,10分鐘后,另一撥公安人員進入楊宅,叫醒了戴乃迭。戴乃迭在《我的獄中生活》中說:「兩個公安,一男一女,把我弄醒。命令我起床,搜查房間,把我銬上。問他們為什麼抓我,他們說『你自己清楚。』『我不清楚。』我回答。他們押著我,拿上洗臉盆、洗漱用品、換洗衣服,用吉普車把我送進監獄……」由此,戴乃迭開始了她整整4年的鐵窗生涯。

  在獄中,戴乃迭最擔心的是她的3個孩子。她唯一的讀物是《人民日報》和「小紅書」。後來,能讀到美國的左翼刊物。當她看到美國犯人在監獄中可以與家人通信、放風時,十分憤慨,在本子上寫:「我嫉妒他們!」這惹惱了看守。看守問:「你難道不知道他們的是法西斯監獄,我們這裡是社會主義!」戴乃迭答:「那麼,我寧願去坐法西斯的監獄,那樣還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斥她「思想問題太大,你得好好學習。」於是她有了本英文版的《資本論》。

  獄中第一年的冬天,奇冷。沒有暖氣,窗戶也是破的,以至戴乃迭的耳朵上長滿了凍瘡。她是獨囚,沒有人同她講話,她便開始自言自語,或背詩;或用牙刷刷監獄的牆壁,以此活動筋骨打發時光。獄中的戴乃迭仍保持著自己的尊嚴,禮貌待人,對送飯的人都要說聲「謝謝!」一次送飯者給她送來土豆(當時一般的老百姓很少能吃到),問她:「你喜歡吃嗎?」戴乃迭說「喜歡」。那人便每天給她送。她很感謝這位普通中國人的善良。身陷囹圄的戴乃迭特別喜歡提審,因為她太寂寞,渴望與人交流,哪怕是在公堂上。

  戴乃迭生前從未與人談及獄中生活。這段獄中生活記錄,是她去世后楊憲益在清理遺物時發現的一份英文講稿,寫於1992年他倆訪問澳大利亞期間。據楊憲益回憶,戴乃迭後來沒有發表演講。這是目前所見戴乃迭獄中生活唯一的自述。

  1972年五一節前夕,楊憲益出獄。5天後,戴乃迭被釋放。戴乃迭在一篇回憶中寫道:「1972年5月,我知道憲益已經被釋放,一周之後,兩個同事來帶我回家。憲益已經整理好了房間。在我的桌子上,我看到一瓶白蘭地。我說:『好久不見,沒想到你還沒有改變過去頹廢的毛病。』憲益說:『支部書記指示這樣做的。』」

  楊憲益、戴乃迭出獄了,自然是無罪釋放。但在背後戴乃迭的親人有著怎樣艱苦的努力與奮爭,世人鮮知。

  戴乃迭的胞姐希爾達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即通過所在地區的議員催請英國外交部門,通過外交途徑營救戴乃迭;此外她還在英國漢學界和宗教界廣泛活動,徵集籲請中國釋放戴乃迭的請願書籤名。

  原信如下:

  為戴乃迭女士致周恩來總理聯名信

  英國公民戴乃迭在中國音訊全無,已達3年。我們——以下籤名者——請求貴國政府允許她與其英國親屬通信。

  戴乃迭的家人已經通過英國外事處,以及她姐姐和哥哥的議員代表——約翰·高斯特先生和馬克·伍德納先生,多次要求了解她的消息。近來的官方消息說她「安然在世」,固然令人欣慰,但我們仍然焦急盼望著她能早日得到許可,與家人重新取得聯繫。

  姓名 地址 職業

  註:這封請願書由全國範圍內的近兩萬人簽名,後來送交倫敦的中國事務處。

  希爾達

  此前,即1968年4月,戴乃迭突然中斷與87歲高齡老母的聯繫,母親心憂如焚。無奈之下,她用中文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她在中國生活了30年,懂中文),「述說一個母親對女兒突然失蹤的擔憂」,措辭「非常機智和得體」,「請毛澤東主席能夠親自過問一下此事。」然而直至塞琳娜去世,此事也無結果。

  1971年至1972年間,英國媒體以《英國女士突然沉默》等為題,對戴乃迭作了連續報道。在多方努力之下,戴乃迭終獲自由。真相如何?戴乃迭是間諜嗎?數年後,《中國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記》對「清隊」運動作了下述結論:「經過幾年來的複查工作證明,外文局在清隊中受審查的同志沒有走資派,沒有叛徒,沒有特務,沒有裡通外國分子,沒有一個階級敵人。」

  戴乃迭愛楊憲益「終身不悔」,始終認為他是一個「靠得住的人」,但在對子女的教育與關懷上還是有遺憾的。3個孩子都因父母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受到社會的歧視,遭到不公的待遇。用小女兒楊熾的話說,他們是在「夾縫中求生」,提心弔膽地過日子。1969年遠在吉林農村插隊的楊熾回京過春節,已無親可探,無家可歸。她先住同學家,後到在京的唯一親戚大姑楊敏如家,徘徊在姑姑家門口,左思右想不敢進門,怕被懷疑「黑串聯」,禍及親戚。在舉目無親之際,不得不提著小包到河北滄州去找姐姐楊熒……

  楊憲益、戴乃迭出獄后,孩子們回家了,但心情是複雜、難堪的。楊熾後來說:「我們開始回來覺得有點彆扭。因為——雖然我也沒有到哪兒去揭發過他們,或者跟他們表示什麼劃清界限,但是這麼多年來就是這個事實。可是現在又好了,他們又沒事了……反正有點彆扭。」

  然而親情是割不斷的。70年代末那幾年,戴乃迭與楊憲益把主要精力用在挽回失去的親情上,他們將3個孩子先後調回北京,又費盡心血為兩個女兒操辦婚事,想盡辦法讓她們出國留學,希望以此來彌補孩子們被耽誤的青春,求得己心的寧靜。但效果並不理想,「我的兩個女兒都已結婚,但後來對自己的婚姻不滿意,又都離了婚。兩人都前往美國深造。」「楊熒先學的機械工程,後來改學語言學;楊熾念的是亞述學。」時下,楊熒在哈佛教中文,楊熾回國在大學任教,嫁給了一加拿大學者。當然,這些都是「后話」。

  最叫戴乃迭撕心裂肺的是兒子楊燁,他的精神疾病不斷加重,以致發生了悲劇。

  楊燁秉承父母智慧的遺傳,本是一個聰明好學的青年。60年代初報考北大未被錄取,后就讀北工大。在那階級鬥爭日熾的年代,楊燁的思想日益變「左」。楊憲益說「他是個極左派」。「文革」初期,楊燁全身心投入,真心誠意造反。他自購油印機,印發紅衛兵運動材料,一腔熱血要「徹底埋葬舊世界」。他回家自發「破四舊」,與父親劃清界限。

  他曾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和其他人一起受時為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的委託到南京調查「好派」、「屁派」。周榮鑫被江青點名而倒台後,楊燁也隨之背上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軍亂軍」、「5.16分子」等罪名。後來父母雙雙被捕,畢業后他被分到湖北鄂城一小農機廠工作。

  因楊燁長得像外國人,曾因「被人誣陷偷聽敵台」而受審查。「把他的鐘錶都拆了,把他的被子都拆了,防止有特務活動」。楊燁本是一個積極向上、生性活躍、酷愛體育活動的青年。他上中學時參加國防體育活動,跳傘、騎摩托車、旗語、發報,樣樣在行。在廠里工作時,要求妹妹楊熾寄書給他。楊熾給他寄了一箱子書,其中有一本名為《摩爾密碼》的小冊子,被單位發現,「就認為這是特務活動」的一個證據。另有某次寄信,他把一張印有某頭像的郵票貼倒了;又因工作關係撕牆上標語時,恰恰撕掉了某個偉人的名字。這都是現行反革命的「罪證」。

  楊燁開始多疑,旋又自閉,行為越來越怪異:回家后他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不洗臉,不換衣服,不見人,甚而不吃飯。他做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決定:要做一個自由的外國人。他認為自己是英國人,跟家裡人交談都用英語。楊憲益不能容忍兒子由「極左」一下跳到「極右」,罵他「渾蛋!」兩人對立到不可調和的地步。瘋狂的楊燁屢闖英國駐華使館沒有成功,后持母親戴乃迭的護照成功闖入,但又被使館「送回」,被公安局拘留。反反覆復,進進出出,戴乃迭、楊憲益被攪得焦頭爛額。醫生也建議,此類病人如能順從他的意志,對其恢復健康有益。遂申請出國。此事驚動了周恩來。1975年楊燁被批准赴英。戴乃迭把兒子送到姐姐希爾達家休養。據楊燁的大姑楊敏如說,他走時帶著他的共青團證和毛主席像。

  楊燁一心要變為外國人,以改變自己的人生。他認了一個英國乾爹——楊憲益與戴乃迭的好友菲力克斯·格林。楊燁給自己起了個英國名字——大衛·格林(David Green),用的是乾爹的姓,連墓碑上刻的也是David Green(1942—1979)。在英國他一直住在姨媽希爾達家。姨媽為他整理房間,他會留條「謝謝!」但他不接受姨媽的經濟資助。悲哀的是他始終不能適應英國的生活,特別是在咖啡館之類的公共場所,一見到中國人就逃,怕被抓回去,始終無法擺脫恐懼的陰影。他名「燁」,命中有「火」,終在火中涅槃了——1979年1月6日,他反鎖了自己的居室門,給自己澆上汽油,自焚。他當時的頭腦應該是清楚的,他選擇在姨媽出門前幾分鐘的那一刻點火,這樣才不至於燒毀整棟樓。楊憲益在自傳中悲哀地寫道:「我們兒子的死是我們兩人遭受最為慘痛的損失。尤其是對於乃迭更是如此。在這以後,她的身體很快就垮了下來。」

  兒子的死,把戴乃迭重又推下地獄,特別是被母親當年不幸言中。戴乃迭失去了光華(燁),從此生活在沒有陽光的世界,鬱鬱寡歡。她一面發瘋似地工作,希望在打字機的嗒嗒聲中忘卻煩惱;一面以煙酒為友,在裊裊的煙霧和微醺的醉意中麻痹自己。晚年,她的神志已不清楚,繼而獃痴。楊憲益謝絕一切交遊,朝夕相伴,陪她度完悲愴的最後歲月。

  1999年1月17日,戴乃迭這位為中英文化交流作出不可磨滅貢獻的「譯界泰斗」,在「我的兩個祖國」之一的中國的土地上,步完了她的人生之旅,終年79歲。

  戴乃迭去世后,楊憲益十分悲痛,以詩遣懷,悼詩曰: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髮糟糠貧賤慣,

  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做伴多成鬼,

  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從來銀漢隔雙星。

  戴乃迭是一位非常平實的女性,她為中國服務了一輩子,在《自傳》中淡淡地寫道:「不同於許多外國友人,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學習中國的經驗,而是出於我對楊憲益的愛、我兒時在北京的美好記憶以及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戴乃迭是一個有獨立見解、正直的人,是一個熱愛生活、關愛朋友的人,是位熱愛中國的友邦人士。戴乃迭去世后,她的國內外親友寫了許多感人至深的懷念文字。

  楊敏如說:「有一次,我向她談起想調外地的兒子回京,又苦於沒有後門。她問我:『你不是申請入黨了嗎?那怎麼可以走後門呢?』弄得我啞口無言,十分不好意思。」又有一次,一位身份高貴的外籍華人在她家餐敘,「話間涉及台灣,這位拋出一個詞『Formosa』,時西方習稱台灣為『Formosa』,」戴乃迭聽之,「只見她杏眼圓睜,呵斥對方:『You』ve come back so many years,how could you be still so reactionary!』」(你回國已多年,怎麼還能如此反動!)弄得那位面紅耳赤。黃宗江感慨地說她:「真比中國人還中國人!比共產國際還共產國際!」戴乃迭對朋友是忠誠的,晚年她去看望時已百歲的北大美籍教授鮑勃·溫德,溫德年事太高,說話失禮(咆哮),戴乃迭仍微笑以對。朋友說看他已無意義,戴乃迭仍堅持常去探視。外甥女畫家趙蘅(小姑楊靜如之女)認為她「好看得像一幅畫」。大姑子楊敏如在悼文中高度頌揚戴乃迭的懿德,誇她有顆「金子的心」。在文末深情又深沉地說:「我要替我的祖國說一句:『對不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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