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官中國來信之 答疑追責（48）

 北京 1902年5月9日

某某夫人來信要求我回答關於您對慈禧太后持怎樣的態度的問題。我隨信附上她來信中的提問部分。您是否可以告訴我，您將如何回答這些問題？或許您更願意自己回復她。我覺得非常有必要儘可能向這位夫人提供對於整個事件正確的看法，因為她與我們國內很多有思想的婦女常有書信往來。不幸的是，她來北京之前僅僅了解報紙上的評論。但她似乎很樂意了解更為廣泛更為真實的觀點。如果想讓她在離開朝鮮前收到回信的話，我想有必要明天就給她寄封信。周一早上有船去那裡，接下來兩周之內都沒有別的船了。

如果你不認為這是一件好事的話，我為你添了麻煩而感到抱歉。

您真誠的朋友 慕懋德

上面所提到的那份來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請於5月底前回信給我，來信請寄至朝鮮漢城，我可能會在報上引用它。康格夫人的宴會：（1）是午餐聚會嗎？（2）報上報道說慈禧太后在康格夫人的肩上垂泣，根據是什麼？（3）能否為我提供一份當時康格夫人發言的復件？（4）以及皇太后發言的內容？（5）自從第三次宴請皇室女眷后，她們之間還有沒有社交往來？（6）她的宴會是午餐會，還是接待會，還是其他什麼？很抱歉，與在北京時一樣，我對此事還是不太清楚，所以如果要發一篇簡訊回國的話，我想最好能得到令人滿意的資料。儘管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時，我持完全不同的觀點，但我還是不想為康格夫人辯護。

北京，美國公使館 1902年5月10日

親愛的慕懋德教士： 作為對您9號來信的答覆，我想說，由於已經過去的事情與這件事的起因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因此只對其中一些事情做出聲明沒有太大的意義。從讀者大眾的立場來看，我常常對新聞界的評論感到遺憾，因為它們經常誤導他人。如果給我這個機會，我會很樂意和您的朋友談談我所接觸過的中國人性格中的不同側面。我願意回答您朋友的問題，因為我沒發現這有什麼害處。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這些問題的意義太微不足道。 （1）我向11位皇室女眷提供了一次「午餐」（中午飯）。這是這些女士們第一次走進一個外國人的家。她們之中有好幾位從來沒有見過外國女士。這是有歷史意義的一天。 （2）太后沒有在我的肩頭哭泣。在金鑾殿里舉行了莊嚴的覲見儀式后，我們應邀來到接待室。太后陛下提出要見我，於是我就被領到她面前。她拉著我的雙手，動情地說，她對圍困期間發生的可怕事情和我們所遭受的重大傷害深感抱歉。她說，那是個巨大的錯誤，這樣的事決不會再次發生。她聲稱，從此以後外國人在北京會得到保護。我們雙方誰也沒有提到原諒和遺忘。在宴會廳里，太后陛下舉止端莊，態度誠懇。我們的談話充滿了樂趣，也給我很多啟示。我和太后 陛下一起坐了一個多小時，我對她各種各樣的話題和禮節感到震驚，同時也感到很高興。一幅畫中的細節會增加它的美感和價值，這件事情的細節也是如此。我無法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口述效果會更好。 （3）附上皇室成員回京后太后首次接見各國公使夫人時我的發言稿。（4）以及太后陛下的回答，請查收。（5）自招待大公主后，我們之間仍有社交往來。（6）那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午餐會，大公主和很多嬪妃，福晉和格格一起來的。

我在中國人中間生活了近四年，一直嘗試著去了解他們，向他們學習。我發現有很多無法接受的事情，同時我也在他們的性格里發現很多值得尊崇的東西。為了了解中國上層社會的家庭生活，我認真而耐心地等待，並尋找和利用更多的機會走進每一扇向我敞開的門。

我有理由相信，我對太后陛下及她的子民持有正確的想法並採取了正確的行動。我不想使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裂痕變得越來越寬。我很願意讓中國人看到基督教國度更好的一面。既然我們心中有根深蒂固的基督精神，難道我們不能原諒和遺忘嗎！ 我們應該減輕重擔而不是增加負擔。的確，過往的日子記錄了我們在中國的那段黑暗恐怖的歲月，但緊抱著仇恨的毒刺我們又能得到什麼呢？外國人與中國人的交往歷史悠久而錯綜複雜。外國人怎能先批評他人呢？這不是單一方向的聯繫。如果願意與中國成為朋友，所有的國家都需要懺悔，原諒並耐心工作。他們在《議和大綱》中做出了他們會成為朋友的承諾。希望中國與所有國家都會證明他們的誠意。

我相信，我已經嚴格按照您朋友的要求回答了那些問題。

慕懋德教士（Dr.Maud A. Mackey 1872-1957 美國長老會教士，醫生，在下面的文獻中有提及她）

初返三晉 ——庚子教難後山西禾場的宣教報告
2021年03月號（總第85期)

引言

1900年8月中旬，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中外局勢急轉直下。曾向列強開戰的慈禧太后在「西狩」途中，急召李鴻章入京議和。翌年9月7日，中西各方正式簽約，史稱「辛丑條約」。在整個議和過程中，在庚子事變中最大的受害者——中西基督徒，面對四大重要議題：如何安葬逝者？如何懲辦兇手？如何協議賠償？如何重整教會？就以上議題，筆者在1901年和1902年的《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中選譯了部分文章，希望對今天華人教會反思庚子教難有所助益。

1901年5月，原英國浸信會的李提摩太（Rev. Timothy Richard）[1]、壽陽宣教會唯一的倖存者葉守真醫生（Dr. E. H. Edwards）及美國公理會唯一的倖存者文阿德醫生（Dr. Irenaeus J. Atwood）等三人，代表西方差會入京，於5月29日向李鴻章呈遞《清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條，提出追究匪首、賠償教民損失、贍養孤寡、在山西辦學開啟民智、保護重返宣教士等要求。[2]李鴻章認可之後，遂通知山西巡撫岑春煊辦理。李提摩太原本計劃由京入晉，和地方官共同落實各項政策，但因故未能成行，改由英國浸信會敦崇禮（Moir Dunkan）[3]前往。同時，何斯德（D. E. Hoste）、榮晃熙（Archibald Orr-Ewing）[4]、狄教士（Tjader)[5]、戴存信（Ernest Taylor）[6]等幾位內地會宣教士加入代表團，經直隸入山西，一路都有公館（Kong-kwan）接待。[7]

安葬與追責[8]

由於離京城最近，保定府最早為殉道者舉行了安葬禮，3月23日（周六），美國公理會的明恩溥（A. H. Smith）[9]、謝衛樓夫婦（Dr. & Mrs. Sheffield）[10]和幾位單身女宣教士們[11]，美國長老會的惠志道博士（Dr. Wherry）[12]、慕懋德醫生（Dr. Mackey）[13]等人[14]和內地會的博教士（R. M. Brown）進行了紀念在城北被焚殉道者的安葬禮；24日（周日），又進行了紀念在城南被斬首的殉道者的安葬禮。[15]

但是，最受重視的，莫過於山西首府太原的善後措施，因為太原府發生的屠殺，殉道人數最多，情形最慘烈，執法者官階最高。1901年7月9日（周三），在沒有刻意安排的情況下，由八位宣教士組成的代表團在太原屠殺案發生的一周年抵達太原府城，受到隆重歡迎。離城30英里時，便有官兵前來打探具體抵達日期；離城10英里時，巡撫侍衛列隊展旗歡迎；離城八英里時，太原警衛隊行禮致意；離城三英里時，停車撤換轎輿；離城半英里，官府和信徒在接官亭迎接代表團。曾在劍橋留學的山西洋務局督辦沈道台（Shen-tao-t』ai）[16]用英語請遠客入座用茶，令宣教士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第二天，按中國官場慣例，宣教士們回訪了眾地方官。第三天，太原府眾官員設宴接風，併合影留念（見圖1）。沈道台為了活躍氣氛，故作輕鬆地說：「義和團一定會說我們是『二毛子』了，他們如今有了真憑實據，因為我等和『洋鬼子』們一起拍照了。」因他說時親善自然，宣教士們也不以為忤。



圖1：差會代表團與山西官員的合影（1901）

註：3文阿德； 4何斯德； 6郭崇禮； 9榮晃熙； 11葉守真； 13沈敦和

差會代表團進入山西境內后兩三天，天降大雨，中國民間一直流傳著洋人帶來旱情的迷信，但掌管天地萬物的神扭轉了這種偏見。12日（周六）代表團首次正式與地方官會談，探討如何舉辦合宜的安葬禮。因為北京方面的壓力，山西官員擬定的善後方案，相當周全，沈道台也非常樂意執行眾差會的共同心愿。山西方面同意按照中國人的儀式，舉行一場公開的葬禮，官府和士紳皆到場致敬。中西雙方也都認為，宣教士遇害前的宅子當被剷平，在原址上建造一座碑亭，銘文記事。屠殺地點附近的牆面上當嵌入紀念性的碑石，在南城門外為毓賢立碑的原址改放一塊巨石。雙方進一步議定，山西各地凡有宣教士殉道之處，都當以官府斥資厚葬死難者，監理墓園，樹碑銘文。代表團在北京時，英國外交官告知他們，差會或宣教士產業的理賠問題，當由英國使館（British Legation）派專員議定，而中國信徒的賠償問題則由各地解決處理。另外需協商的一個問題，便是對義和團拳民的懲罰。出於法不責眾的考量，以及避免民眾對基督徒進一步的反感，中西代表決定只對各地區的頭目和首領繩之以法，或斬首或下監；其餘從犯的名字記錄在冊，存檔於各級衙門，以示警戒，若再犯事，再嚴懲不貸。相對於4500名基督徒的遇難（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只有107名義和團的首領被處死。沈道台甚至懇請代表團加派更多的宣教士過來，並說女教士在山西也會很安全。

殉道者死後，或是拋屍野外，或是草草掩埋，被野狼野狗撕咬噬嚙。直到1900年底，也就是事發五個月後，才有諭令下來，掘屍出土，妥善入棺。當收到代表團即將到訪的確切消息之後，山西巡撫（Governor）下諭縣令，挑選一塊墓地，各級官員頻頻垂詢，兩百名工匠日夜趕工，在十天內打造成一個中西合璧的墓園。

幾位代表清晨坐牛車（carts）造訪了墓地，走大道總在兩三英里之遙。墓園選址甚佳，可以俯視全城和平原。但也有人覺得殉道諸君若能葬在離府城更近的舊墓園會更易於憑弔。墓園的外牆鑿有中式的出入口，從外向內一目了然。墓園大門朝東，入門的大道左右植樹，樹下左右附有花床，大門前建有一座六角涼亭，由東西兩面拾階而上，內置一套綠色的陶桌陶凳。亭西便是墓地。簇新的新墳下掩埋的是去年在太原街口倒下的34條生命。墳墓用磚砌成方形，二又半英尺高，外面批灰。每一排墳墓前所立石板上，一一鐫刻著殉道者的中文姓名。每個墳墓的中間豎有一個木製十架，日後會被石鑿十架取代。代表團成員一致認為，地方官在整個墓園工程的修葺方面，盡其所能尊重了死難者，希望對過往之事有所贖過。

墳墓共分四排，第一排是十位男子，其次是八位宣教士妻子，再次是九個孩子，最後一排則是七名單身女宣教士。如果有人之前尚難領會去年那場屠殺的意義，在數點亡者新墳時便能完全切身體會這事件的慘烈。同時，身處靜謐優雅的墓園，又令人難以置信一年前的慘劇是真實地發生了。

離京之前，宣教士代表與李鴻章大人達成協議，安葬禮上可以使用「ming ching」[17]，在中國傳統中乃是賦予亡者哀榮的一種特別追念方式。沈道台也欣然置辦，但有人強烈反對幡旗從巡撫衙門出發，切切懇求說，巡撫衙門的場地不足以提供各種預備所需的空間。所以宣教士代表勉強讓步，同意改在府台衙門（prefect）整隊出發，但又強調，在城裡舉行的追思禮應該在諸君被害的原地點舉行。多次協商之後，葬禮改在7月18日周四上午9點舉行。宣教士代表自置得體的喪服。大家認為，當地信徒，尤其是那些在教會有職分的人，也應該和外國同工一樣穿戴。直到那時，巡撫仍未露面，始終以身體欠佳為由，不能出席。

尤其感恩的是，當日破曉之後，天氣晴朗。9點前後，九台轎子各有四名轎夫抬到代表團的住處。柏來樂將軍（Major Pereira）[18]則以個人身份陪同，到了道台衙門之後，與藩台（fan-t』ai）以下的各級官員一一見禮。所謂的「ming ching」，是一面紅色錦旗，用金線綉出亡者姓名，撐開裱在一面長長的木框上，以綵綢相纏，立在一個由人扛起的架子上，架子上還豎有一把比官員出行時所用的傘蓋略小的紅布傘。當日所列之「ming ching」中，19面為西方人，一面為中國信徒，精心陳列，令人矚目。[19]在沈道台的提議下，地方官、士紳和生員按西俗獻上花環，列在木架上。還有一座用各色布綢交織纏繞而成的屋頂模型，看著有點像路邊常見的一座座小廟。眾官員引路前往去年屠殺案發生的地點，葉守真醫生在那裡主持了追思禮，約半小時左右。

送葬的儀仗隊順序如下：敲鑼人、眾官員、花環、兩百步兵、五十騎兵、外國人所坐之轎、中國會友、「ming ching」、更多的信徒，少量兵丁殿後。[20]一大隊人沿街而行，速度很慢，但人人肅穆恭敬。原本希望上午11點到達墓地，但路上走了一個半小時，直至下午1點才到。下轎后，先坐進一個由各色彩布在木架上交織撐搭的大帳篷用茶點，之後再進入墓園，在涼亭前列隊集合，眾官員向墓群三次鞠躬，行禮如儀。由沈道台宣讀府台大人為這一特殊時刻準備的悼詞，以文言成篇，好在代表團事先已悉知其內容，不然便不知所云。讀畢悼詞，官方儀式便告結束。眾官員向舉哀者長揖致意，隨即返回城中。接下來，由何斯德先生帶領中西基督徒主持安葬禮拜。

太原府的善後告一段落之後，差會代表團一行人前往平遙（Ping-iao），並在那裡分成三路：榮晃熙繼續往西到隰州（Sih-cheo）和大寧（Ta-ning）；狄教士南下到運城（Uin-cheng）；何斯德和戴存信向東越過山嶺到潞安府（Lu-an Fu），再從那裡到洪洞和曲沃（K』üh-u），與榮晃熙會合。

7月29日，葉守真醫生、敦崇禮教士和德彌士醫生（Dr. Creasy Smith）[21]參加了忻州（Hsin Chou）安葬禮。

8月9日，文阿德醫生、敦崇禮教士、葉守真醫生、德彌士醫生、何斯德、戴存信和柏來樂將軍參加了太谷縣（T』ai Ku Hsien）和汾州府（Fen Chou Fu）殉道的宣教士和中國信徒的安葬禮，文醫生堅持所有同工必須合葬在一個墓園，合計14個棺木，當地商會和行業公會送了十面幡旗。

9月18日（周六），第二個宣教士代表團抵達太原；21日（周一），卜存仁（Belcher）[22]和米道榮（Middleton）[23]向北，主持長城以外的安葬禮；祝家寧（Judd）[24]、安體仁（Ambler）和索教士（Soederstrom）[25]則向南重訪空置的宣教站。其中索教士在經陝入甘的路上，感染傷寒去世。

11月29日，葉守真醫生在壽陽出席了為中國信徒舉辦的安葬禮，共有37面幡旗，代表72名死難者。[26]直到1902年6月11日，太原府巡撫衙門口第一塊紀念碑才被豎立起來。雖然碑石很大，但刻完名字之後，就連最簡潔的悼詞也放不上去了。立碑那天，在軍樂和軍械的襯托下，沈道台率知府、知縣等人代表中國官方為兩年前的慘劇表示歉意，在場的有內地會代表羅幹臣夫婦（Rev. Dugald and Mrs. Lawson）[27]以及浸信會同工德治安（J. J. Turner）。[28]浸信會宣教士蘇道味牧師（Rev. Arthur Sowerby）代表西方差會作了回應：雖然亡者不能復生，但能公開地宣告他們的無辜，仍值得感恩。這些宣教士正是希望他們為之而死的真理，會被中國官府和百姓接受；這樣，中西各族能在對耶穌基督的信心中，在兄弟般的和睦情誼中，在全能造物主的敬拜中聯合。若是如此，這些殉道者的捨命便不是徒然的。

賠償與撫恤

當差會代表團在1901年7月初入三晉之時，聯軍的部隊還駐在直隸，天主教方面在談判中提出種種苛刻條件，令中國官民惶惶不安，不知新教洋教士在賠償一事上，會如何獅子大開口。

劍橋七傑之一何斯德，彼時已被戴德生任命為內地會的署理總主任（Acting General Director），他帶隊入晉的目的之一，便是代表內地會與中國官員協商善後賠償事宜。1870年代以來，教案頻仍，為善後賠償提供了各種先例。新教差會總體而言，皆認為生命是無價之寶，無可賠償，但是會提出療傷安葬的費用，以及物業和財產的損失。內地會在戴德生的帶領下，歷年來逐步建立不索取賠償的原則。在庚子教難之後，在瑞士療養的戴德生在信中指示何斯德，只有在中國政府提出為差會物業損失提供賠償時，才能接受。何斯德反覆思量之後，在回信中建議，放棄所有的賠償，即便是中國政府主動提出賠償，亦拒絕接受，以此充分彰顯基督徒的仁恕之愛。但同時他又強調，「放棄賠償」的原則僅適用於西方宣教士，因為中西同工身份不同，與官府的互動原則也應不同：西方宣教士是福音使者，應主動放棄特權；中國信徒是大清子民，理應受到政府的保護和賠償。何斯德的理念最終得到同工們的認可。

整個談判過程分兩大階段，首先處理中國信徒的損失和撫恤問題，當何斯德把反覆核對的數據提交上去之後，中國官員想在這個基礎上扣除二到三成。何斯德堅決反對這種做法，因為如果接受這樣的討價還價，就意味著默認中國信徒最初提交的金額有水分。看到洋人的態度如此「強硬」，對接的官員面帶難色，但也只能通盤接受。等到商討差會方面的賠償問題時，何斯德提交了一份同樣詳盡的損失清單，但這次卻宣布一文錢都無需賠償，完全地寬恕，完全地豁免，所有罪債一筆勾銷。

按照葉醫生的記錄，隸屬內地會的中國信徒的被害人數和財產損失居眾駐晉差會之首，可想而知，內地會自身的人員物業損失，在眾差會中也是最大的。內地會捨棄所有賠償，無疑讓中國官紳民眾如釋重負：[29]

         被殺信徒人數        獲賠償金額
中國內地會        156        73,156兩
英國浸信會        112        35,776兩
美國公理會        79        25,000兩
壽陽差會        27        5,600兩

除了內地會，葉守真醫生也代表所有死難同工放棄了壽陽教會的賠償。[30] 其他差會提出的要求，不僅公平，也相當節制。不僅如此，差會代表團還帶來英美兩國募集來的巨額賑濟金（約26,000兩，相當於美國公理會的獲賠金額），山西巡撫在全省張貼公告，呼籲民眾體察西教士以德報怨之情。

1901年11月份的《億萬華民》刊登了何斯德的一封信，其中說道[31]：

你們知道，雖然去年冬天災禍頻仍，窮途末路，卻沒有一名信徒死於饑饉。在神的主權之下，他們的柴米來源有：第一是地方官的免費派發；其次是我們捐輸的賑濟；第三是賠款的預支。我們的信徒收到的款項剛超過二萬兩（約合3000英鎊）。[32]也許，我應該加上一句：這筆賠償金是巡撫主動提供，我輩沒有任何的索取。我們為這筆本地信徒的賠償金列出了一些可靠的人名，與每個地方洋務局的官員對接。許步雲長老（Elder Hsü）和渠萬鎰牧師（Pastor Ch』 ü）受命統籌管理賠償金的協談。幾天前，我們拜會了巡撫。他很客氣，顯然想儘快解決此事。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經歷，莫過於親耳聆聽信徒們去年所經受的可怕苦難。所附信件，乃是我傳送給不同地區的牧函，以及受命負責信徒賠償之事的人員名單（見圖2）。諸君可以就此對我們的處置略知一二。


圖2：受命與山西地方官對接的華人傳道名單（1901）



何斯德牧函：[33]

與榮晃熙、狄教士、戴存信等教士以及眾本地長老會議禱告之後，我們在各地區揀選了一些領袖，來管理教會諸務。我已將你們的姓名交給朝廷的洋務局，希望你們會儘快地輔助官府善後安排。

茲事體大，事關眾人生死榮辱，因此我懇求諸君切切尋求主的幫助。

你們責無旁貸，在這些不尋常的情況下，當以主耶穌的心為心，小心維護主名，而非簡單地視為自己的私務。

信徒中若有親人被害，甘願為主捨命也不願向官府呈報此事的，可以說是選擇了上好，但是若他們無力如此行，可以將實情稟報官府，以便父母官按律酌定。

那些受傷之人，或重傷或致殘，但那些有產業之人若可以自養，也願意赦免仇敵，並因此不願將此事報官者，必得賞賜。但是，如果他們無力做到，那麼受委任的教會領袖可以上報，由官長查明詳情，並呈報洋務局。信徒遺留下的、無人撫養的孤兒寡母，也當接受周濟。我們已議定四種處理方法。

至於盜竊搶劫的情況，賠償清單必須嚴格按照實際損失而列，絕不可草草了事，或誇大虛報，免得因你們的不誠實而在仇敵面前羞辱主名。官府和教會也不想為你們的私事做主。受命管理這些事的領袖首先要謹慎徹底地審查，若諸務明白瞭然，可以為損失物資列出明細，呈交洋務局，同時送一份備份給我。接下來，在收到賠償金之前，他們必須安靜等待。這封信必須抄送給每位受命負責賠償事宜的教會領袖，他們人手一份，作為行事原則，以及如何管理教會事務的範例。願三位一體的真神引領你們中的每一位。

內地會中國主任何斯德

整頓與懲戒

何斯德入晉的另一個任務，便是以「老山西通」的資歷重新整頓晉南內地會體系下的眾多教會。而所要處理的首當其衝的問題，便是如何處理在去年的血雨腥風中背棄了信仰的長執和信徒，他在信中寫道：[34]。

如何處置去年背棄信仰者的問題，至今仍讓我們絞盡腦汁。一兩天前，在渠牧師、眾長老和另外兩三位執事的幫助下，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考量取得了進展。我指出，最好的方案是：首先處置所有在教會中有職分的失足者；並接著說，在我看來，那些棄教者已經以自身的行為置身於教會之外，何況他們放棄了職責。因此，正確的處置方案便是讓這些人坦然承認這一點，明確告訴大家，他們通過自己的所作所為放棄了教會職分和教會會友的身份。

當然，不同的人放棄信仰的程度各異。通常而言，地方官派發的Pai-tsi時，是帶著保護教友的意思，在大部分情況下，都被接受了。[35]地方官是出於善意，採用這一策略，在狂風暴雨中避免針對基督徒們的極端手段。地方官像是委託各村的士紳，擬寫各樣的辯解和親善的言辭，說服基督徒接受這些Pai-tsi，作為逃避義和團暴行的權宜之計。有些人似乎是在短時間內跌倒了，復又自我堅立；還有一些人完全走回老路，重立偶像，再度燒香，不一而足。

在這一切令人深深痛心的情形中，看到一些親愛的當地弟兄在我離開后的成長，則令我大為欣喜。師清蘭長老（Elder Si）精神大不如前，身心健康也岌岌可危。

渠牧師的屬靈狀態良好，是一位極佳的同伴。許長老也展現出不凡的理事能力，眾人也欣然看到他的種種恩賜。

何斯德信中提到的師長老，曾是晉南教會的頂樑柱，是他本人以及他的繼任海恩波（Marshall B. Broomhall）的親密同工。師長老的生命見證和為人的結局，有助於我們對庚子前後的山西教會形成更具象立體的認識。[36]

師長老出生於山西洪洞西南幾英裡外的一個村子，原本家道殷實，但因抽鴉片而敗落，他自己從16歲起便上了癮，如此抽了11年，身心日益敗壞。直到27歲那年，一位原來也是癮君子的鄰居，力勸他到戒煙所聽福音。但家有餘糧的師清蘭卻一直取笑這位鄰居。不久荒年臨到，一方面是維持煙癮的巨大開銷，一方面是物價飛漲后的額外支出，師家開始入不敷出。師清蘭因窘迫而想到悔改，最後搬進了席勝魔牧師監管的戒煙所。負責的同工叫他禱告，一開始他不懂，但是某個晚上他開口禱告，竟花了大半夜的時間求神救拔他。神也確實醫治了他。身心皆得救之後的師清蘭，立志要帶領全家入光明。他的父親抽了四十年的鴉片，而且還是秘密會社的成員，但神垂聽了師清蘭的禱告。師家父子都得救之後，便一起決定將假神之像全部燒毀，開始敬拜真神。



僅僅家人得救還不能讓他滿足，師清蘭聯合另一名信徒，在席牧師的帶領下到鄰縣趙城（chao-ch』eng）開辦了一家戒煙所。他們一起忠心服事了好幾年，帶領很多人信主。在這個地區很多村莊里，數百家的偶像被離棄，這裡的工作被神大大祝福。幾年後，他被任命為洪洞縣的長老，並被席牧師選定為二把手，管理監督山西和鄰省的眾多戒煙所。1896年席牧師去世之後，眾同工全票通過由他接管席牧師留下來的所有戒煙事工。

毋庸置疑，總有人對師長老的地位和影響力心生嫉妒。其中一人，在很多方面更有能力，但不如師長老靈里成熟。此人在一個公開的聚會上惡意攻擊師長老，控告他野心勃勃，不忠不敬。師長老生性溫和，寧可辭職，也不願針鋒相對。但當時的西方同工海恩波提醒他，不可因針對他個人的譖言而辭職。帶頭攻擊他的那個人長期債務纏身，師長老仗義地代他償還。這事之後不久，此人過世，留下妻子和三個孩子無人撫養。師長老先把他們接到家中，再做長期的安置。他著實在領袖的位置上展現了基督耶穌的謙卑柔和。[37]


當拳民興起的時候，他作為眾所周知的教會領袖，在全省之內首當其衝。1900年5月14日午後，一群攜槍帶棒的亡命之徒打上門來。師長老見來者不善，趕緊插上門閂，好言相勸，希望能平息他們的怒氣。這群人看無法破門而入，便馬上開始收集燃火之物，準備燒房子。見此情景，師長老不得不打開門出去，但馬上被打倒在地，多處受傷，屋裡屋外被洗劫一空，帶不走的家當都被蓄意毀壞。因為沒有找到預期中的白銀，惱羞成怒的拳民竟捅了師長老的腹部，其他人則準備點火把他燒死。師長老央求他們手下留情，終於讓帶頭的拳民相信，他沒有其他貴重物品藏在別處。拳民們雖然悻悻離去，但他傷勢很重，數周之內皆命懸一線。幸好在衛理森醫生（Dr. Millar Wilson）[38]的精心調治下，他慢慢康復了。但是師長老受的磨難並非到此為止。同年7月，他的家再次受到攻擊，房子和所剩無幾的財產皆被付之一炬，他和家人僅以身免。無家可歸，貧病交迫，身心俱遭重創，長時期的迫害所造成的痛苦終於迫使他背棄信仰。就像彼得一樣，這次跌倒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他深深的悔恨和悔改，他的健康也每況愈下。他要求信徒們不可再稱他為「長老」，但是眾信徒都拒絕聽從。1902年7月8日周四，他突然安息主懷，留下妻子和三個孩子。師太太是席勝魔師母的姐妹之一。追思禮拜上，所有的教會領袖和眾多信徒濟濟一堂，一起表示對這位屬靈前輩的敬重和追念。



當內地會西方同工回顧師長老一生時，發現「愛」是他身上最顯著的聖徒品質。雖然他沒有出眾的才幹，但他愛主內的肢體，愛同胞同鄉，心胸寬廣，悲天憫人。在聽到別人不幸遭遇時，常常以淚相陪。在他負傷之後卧床不起的日子裡，他最掛心的乃是西方同工們的安危。很多宣教士也以與他為友、共享團契之情為榮。他最喜歡引用的經文便是：「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西3:14）他深知何為「更高之道」，並緊緊遵行。

重返與差遣[39]

禾場寄回的報告，字字句句都在敲打教難倖存者的心門，繼合約的簽訂和善後事宜的落實，內地會的同工陸陸續續返回中國，返回山西。到了1902年6月的內地會年會，能夠彙報山西教會情況的同工已經不多，顧純修（E. J. Cooper）是極少數中的一位：

親愛的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很榮幸地能代表山西，一個對我們非常寶貴的省份；對在座的一些人而言，我們與這個中國省份的聯結是血肉相連的。這也是一個當被普世教會看為寶貴的省份，因為我們的主在那裡，在這末后的日子裡留下了奇妙的見證。

在發言的幾分鐘內，我想回顧一下過去兩年的山西省。兩年前，當我在潞城（Lu-cheng）宣教站時，中國內地會有27個宣教站，20個宣教支站，103名宣教同工，和1358名具備領聖餐資格的會友。我記得當時全省加起來共有至少150名宣教士。每個宣教站的事工都蒸蒸日上，不斷有靈魂得救。大約兩年前的這個時候，風暴驟降山西。112位宣教同工和40名孩童都被烈火與榮耀的戰車接走，很多本地信徒也一起進入榮耀光中。哦！願感動他們的靈加倍感動曾經見證過火車火馬的我們；哦！願我們和今天在座的一些人因著逝者而被聖靈之火沐浴。

在潞城宣教站，曾住著我的家人（見圖3）：我親愛的妻子，女兒Edith和兒子Brianerd，還有兩位美國籍的女同工。[40]現在，只剩下了我和我的小女兒Edith。[41]去年年會上，我大病初癒，坐在這個平台上；今天，因著神極大的慈愛和旨意，我得以重獲健康，重新得力，可以向各位作彙報。



圖3：庚子教難前的顧家全家福（1899）

現在，讓我們看看山西省。1900年底，山西的教會百廢待興（in ruins）。教會失去了領袖，和一些最優秀的信徒。是的，百廢待興。但是，這個教會從灰燼中重新升起，大有榮美。中國教會從此擁有了自己的殉道者和屬靈英雄。兩百名新教教徒為主被害，其中很多人奇妙地見證了神的大能和恩典。然而也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否認了主，以不同的形式做了妥協。為了保住性命，開始拿出似是而非的理由，有些人因此跌倒。1900年底，山西教會百廢待興。一連數月，山西封鎖與外界的聯繫，沒有人可以出入。代表團進入山西后，重建的工作才開始。

現在涉及到賠償這個重要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抓住作為英聯邦子民的權利？不，有比作英聯邦子民更好的武器，這個武器本身便已得勝有餘，是我們的主所依靠的，也是祂希望我們去倚仗的。這是一件雙刃的利器，即愛的武器。我為何斯德先生代表差會主理賠償一事，全心感謝主。是的，以愛為劍正是我們必須使用的武器，而且至少已經在山西對一人之心發出致命一擊——擊中的乃是山西巡撫之心。這是山西巡撫在一道公告中的話，有關內地會拒絕十五州縣賠償，他如此說（見圖4）：

「……此次何牧師來晉辦理教案，不忍存猜忌報復分外要挾之心，且又將十五州縣所毀教堂一律不索賠款，在耶穌教以忍讓為宗旨，本無報復之心……」[42]

圖4：山西巡撫岑春煊告示的影印件（1901年10月11日/光緒廿七年八月廿九日）

我覺得，讓這樣的想法進入一位中國巡撫之心絕非小事。我們當為這樣的得勝而感謝主。每一天，在愛的精神和倚仗權利之間作抉擇，乃是我們都要面對的問題。願神幫助我們效法祂的樣式，在愛中走向那些缺乏愛的人群。為了向在座各位表明這種態度已經達成的果效，我在此引用羅幹臣先生的話，他在信中說：「我們不接受賠償這個事實，在當地人中贏得了美名。他們現在知道了，我們和諸般壓榨百姓的羅馬天主教之間存在的巨大區別。他們在中國官民中臭名昭著。」

代表團離開山西后，宣教同工們開始返回禾場。我覺得我們敬愛的總主任之子——戴存信，成為第一位留下來的人，實為不易。約12個月前，曾奇迹般逃生的羅幹臣先生[43]離開妻子和家人返回山西，尋求重建教會之道。羅先生如何分享他重入山西省的感受呢？他說：「我們幾乎不覺得已身處曾有大規模屠殺發生的那個省份。神如此奇妙地托住我們，不讓我們經歷任何恐懼的陰影。雖然我們在這個世上沒有多少財物，我們眼下的情形也絕談不上舒適，但在神裡面所增添的喜樂，遠遠超過我們所失去的一切。」

我剛剛提到，有些信徒做了妥協。羅先生告訴我們，在潞城地區，教會中充滿了柔和的靈，他們把領到的賠償金作十一奉獻，另一些人奉獻時間和勞力，重建荒廢的禮拜堂。

許長老的信中總結了山西當下的情形，他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人（independent character），對神滿有信心，真誠且誠信，值得完全信託。他說：

「為山西的事工感謝神，神的教會正處於最有希望的狀態中，民眾對教會產生興趣，教會興旺之日可待。不論我們在哪裡講道，百姓都願意聆聽福音——更好的是，不斷有人放棄拜偶像，誠心崇拜真神。不僅如此，教會內部也充滿了進深的記號（signs of advance）。因財產損失而領到的賠償，洪洞（Hung-tung）的信徒都拿出十分之一獻給主，有的獻五分之一。一共收到1600兩（約合230英鎊）奉獻，扣除當地的費用后，手上還剩1400多兩。潞安地區的信徒也拿出十分之一，共認捐1000兩（約140英鎊）。在趙城（Chao-cheng）、平遙（Ping-yao）、永寧（Yong-ning）和其他很多地區，信徒們也大力奉獻。最好的是，有些人熱心懇切地事奉主。」

感謝主，1900年的苦難成了教會巨大的祝福。精金不怕試煉（伯23:10），同時缺陷和不好或不足之處的無益也會顯明出來。正如主在以賽亞書48:10所說：「我熬煉你，卻不像熬煉銀子。」感謝神，在主的工作中沒有錯誤，而且「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8:28）是完全真實的。

對山西這些事工而言，我們個人的責任是什麼呢？兩年前，那裡有103名宣教士，今天只有16名，包括本會的宣教同工，外加浸信會的一兩位。兩年前，那裡有27個聖工蒸蒸日上的宣教站，今天只有12個同工們可監管得到的宣教站，另外15個完全顧不上。[44]我告訴你們，親愛的朋友們，我今天站在這裡，以敬畏和嚴肅的心情回顧過去兩年。主把我從「屢次冒死」（deaths oft）（林后11:23）中拉拔出來——曾奄奄一息倒在路邊，從村裡被當作死人拖出去。在那次逃難途中及之後，我多次靠近榮耀之門，但是神大能的手在我身上，今天我得以站在此地。

哦！有過這樣出生入死的經歷后，讓人眺望不遠的未來時，更覺生命非常、非常的嚴肅。或許我仍可將未來的寶貴歲月納入享年。求主幫助我，充分利用這些歲月。在以賽亞書6章，先知在異象中看到主——萬軍之耶和華。當看到那個異象時，他喊道：「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不潔凈。」然後便有一天使帶著炭火飛過來，使他從罪中得潔凈；榮耀的光中有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接著，先知以渴慕神的心喊出：「我在這裡」，或者如頁眉所註：「請看我，差遣我」。祂的信息是什麼呢？是向以色列人宣告定罪和亡國的信息。今天，聖父——愛世人的那位父神，聖子——為世人而死的那位，聖靈——與世人一起爭戰的那位，從榮耀的光中呼召祂的兒女——我相信，正是今天在此聚集的我們：「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並不是去向中國人宣告定罪和亡國，而是把愛的信息帶去。你今天在心中聽到這個聲音了嗎？哦！但願我們今天，從心底里感到我們的軟弱。我感覺到肉體的熱心都已逝去，面對未來時完全軟弱；但是如果我們看到王——萬軍之耶和華，意識到祂的大能。在神的同在中，我們當有能力說：「請看我，差遣我。」我期盼今年秋天能在神的恩典中出去，只要祂願賜我榮幸看到山西大省的一些果實，只要祂願意以聖靈的恩膏差遣我，我便得滿足。

譯者感言
庚子事變，對中國社會，和對赴華差會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轉捩點。
善後內容包括四方面：安葬死難者、追究暴亂者、賠償倖存者、懲戒背教者。每一個方面都是大難題，需要極大的智慧。新教差會代表要求採用中式的安葬禮，包括破格使用Ming Ching，讓中國民眾感受到其重大的意義，而且在觀禮過程中看出民眾的態度。在對何、榮、葉三人的記述長編考異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年的禾場老將葉醫生的觀察更為深刻：下令殺害所有山西宣教士的毓賢，在西方人眼裡是「中國的尼祿」，但在很多中國人眼裡，卻是民族英雄。太原府的商會對殉道者沒有致意之舉，但是六個行業公會（merchants』 guilds）卻聯名為毓賢樹碑揚名。安葬禮當天觀禮的百姓看上去與其說追悔莫及（repentant），不如說慍怒不快（sullen）。

暴亂者雖眾，且咎由自取，但若一一追究，難免會進一步引發排外情緒，所以宣教士們決定只處死帶頭者，而且若某人有悔改之意，亦可免死。

宣教士很快發現，在懲戒叛教者的過程中，同樣需要運用法不責眾的處理原則。何斯德嚴懲叛教者的態度，多少受到他出身軍旅的影響；但在重新審視當地具體處境之後，他也不得不調整方案和標準。譬如，張貼棄教聲明（Pai-tsi）不等同於真的放棄信仰。師長老的個案，更是讓我們看到當時中國信徒的困境。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宣教士沒有叛教背主的機會，他們身為金髮碧目的洋鬼子便是死罪；而中國信徒卻不斷面對棄主求生的誘惑。信徒為什麼會背棄信仰這個問題，遠遠比我們想象的複雜。四福音書里留下彼得三次否認主的例子，供普世教會反省自警；而在提比哩亞海邊，主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也是對歷世歷代軟弱跌倒的信徒愛的呼喚。



師清蘭長老的過世，也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或者說，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而這個新的時代，多多少少取決於倖存者如何重新得力。作為差會領袖，戴德生和何斯德在作抉擇的時候，需要面對各方面的壓力和問責。只有在母國的支持團體認同內地會「不賠償」理念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籌到足夠的經費投入重建，事實上勢必有很多原來的支持者因庚子教難而對中國事工駐足觀望；其他的西方差會，可能也覺得內地會如此唱高調，勢必陷同儕於不義；英國外交部也有可能叱責內地會擅作決定、越俎代庖，並執行強硬的外交政策；而天主教神甫包攬詞訟帶來的惡果，新教團體紛紛引以為戒、避之不及，因此何斯德為中國信徒仗義代言，也會受到「干涉內政」之類的苛責；或許也有理想主義者認為，內地會應該教導窮困潦倒的中國信徒一起放棄賠償，貫徹仁恕精神。好在，內地會的艱難抉擇最終得到了普遍的認可。不僅英國外交部批准他們放棄理賠一事，駐京大使還以私人名義捐贈一百英鎊，以示讚賞和同情。多年後，庚子年出生的英國聖公會主教Stephen Neill也嘉許說：「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戴德生比其他人更有智慧。」[45]

因為何斯德已經接任內地會總主任之職，協商好總體方針之後，便不得不離晉返滬，督領整體事工的方方面面。何斯德日後領導內地會35年，庚子教難及其善後與重建，勢必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比同時代的人更加強調「福音本土化」——中國信徒主領教會，宣教士作為輔助者，聽命於中國教會領袖，凡此種種，都應和他的「山西經驗」息息相關。

重建山西教會的重擔，再次落到一線宣教士和中國信徒肩上。在「擁有了自己的殉道者和屬靈英雄」之後，中國教會是繼續披麻蒙灰，在灰燼中哀悼默想，還是在這場火與血交匯的成年禮后脫胎換骨、力上加力？在母國重新得力的宣教士們，重整行囊再度揚帆之際，大洋彼岸迎接他們的又是怎樣一幅場景呢？請繼續關注下一期「歷史回顧」專欄的連載。

[1] 李提摩太（1845-1919），原為英國浸信會宣教士，1870年抵華，先後在山東、山西等地服事，1890年退出英國浸信會，加入廣學會。

[2] 全文可參：甘韓，《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卷十九。

[3] 敦崇禮（1861-1906），1888年由英國浸信會差派赴華，先後在太原、陝西服事。1901年，敦崇禮被聘為山西大學堂（山西大學前身）西學專齋總教習，五年後病逝。

[4] 榮教士（1857-1930），1886年加入內地會，奉獻所繼承之巨額遺產，在山西、江西服事多年，至1921年退休。

[5] 暫譯，待考。

[6] 全名Ernest Hamilton Taylor（1875-1948），為戴德生與福珍妮所生的第一個孩子，1898年加入內地會，後來與同在山西服事的古姑娘成婚（Elsie Gauntlett），一直服事到1928年。

[7] 行程如下：6月22日，保定府；6月26日，定州（Ting-chou）；27日，Hsia-lo-hsien（疑為新樂縣的誤拼）；28日，正定府（Cheng-ting fu）；29日，獲鹿縣（Hwai-luh-hsien）；7月2日，固關（Ku-kuan Pass）；3日，平定州（Ping-ting-chou）；4日，壽陽（Sheo-yang）。引自：「The Journey to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901, 144-45。

[8] 本節綜合了以下文獻：內地會何斯德教士於1901年7月9日寫於太原府的信（「Tidings from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901, 143-44）、內地會榮晃熙教士於1901年7月22日寫於太原府的報告（「The Memorial Services at T』ai-yuen F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1, 164-65）和壽陽教會葉守真醫生1903年出版的Fire and Sword in Shansi: The Story of the Martyrdom of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Edinburgh &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第三章111-172頁）一書中的記載。山西各地有宣教士殉道處皆舉行過安葬禮（見附錄），形式相仿，因此本文的記述具有代表性。

[9] 全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 1872年來華，先後在天津、山東等地服事半個世紀之久，曾極力向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建議退還庚子賠款，用以在華興辦教育。著有多本關於中國的書籍，其中1899年初版的《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最被稱道。

[10] 全名Develoo Zelotos Sheffield (1841-1919)，1869年來華，從事基督教教育44年，葬於通州。

[11] 包括Misses Russell, Wyckoff, Minor Evans and Chapin。

[12] 全名John Wherry（1837-1918），又作惠立德，1864年來華。

[13] 全名Maud A. Mackey（1872-1957），女醫生，1899年來華。

[14] 還有Rev. C. A. & Mrs. Killie, Misses McKillican, Dr. Leonard。

[15] 詳參：「The Martyrdoms at Pao-ting F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1, 150-52。

[16] 全名沈敦和（1866-1920），字仲禮，浙江鄞縣人，出生茶商世家，留學英國劍橋，攻讀政治和法律，回國后曾先後擔任金陵同文館教習，江南水師學堂提調，吳淞自強軍營機處總辦，上海四明公所董事，上海總商會理事等職務。1901年出任山西省洋務局督辦，統籌負責山西境內庚子教案的善後事宜；1902年出任山西大學堂督辦（相當於校長）。沈敦和後來成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締造者。

[17] 應該是一種象徵身份的幡旗，漢字原文不詳，存疑。

[18] 柏來樂將軍全名George Edward Pereira (1865-1925），英國軍官，出身於葡萄牙裔天主教家庭，1900年被調派到英國軍團一部（First Chinese Segment，以威海衛華勇營為主力），參加聯軍天津戰役和北京戰役。柏來樂喜愛旅行探險，其遊記身後由人整理出版，即《從北京到拉薩》（Peking to Lhasa, the Narrative of Journeys in the Chinese Empire Made by the late Brigadier-General George Pereira）。

[19] 葉醫生引用的文獻中說是26面幡旗，約12英尺高。

[20] 葉醫生引用的文獻中說是由100名步兵領隊，30名騎兵壓陣，在喇叭和鼓聲交匯的軍樂中前進。

[21] 德醫生為英國浸信會醫療宣教士，於1899-1907年間在西安廣仁醫院行醫。

[22] 卜存仁（Rev. W. Malprus Belcher, 1864-1929），內地會英國同工，1888年初抵華，在甘肅秦州（天水）、涼州一帶服事。

[23] 全名Rev. R. W. Middleton。

[24] 祝家祖孫三代都有人赴華宣教，按內地會的記載（Editorial Note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1, 161）這裡當指祝家寧（Charles H. Judd Jr., 1876-1966），1899年赴華。其父祝名揚（Charles H. Judd,1842-1919）1868年赴華；其兄祝康寧（Frederick Judd, 1871-1956）1896年赴華，亦為內地會同工。

[25] 暫譯，待考。

[26] 葉醫生參加的安葬禮，載於Fire and Sword in Shansi (111-172)，公理會安葬禮可進一步參考其附錄。

[27] Dugald Lawson，1887年加入內地會首次赴華，先後有五個孩子在中國夭折。1901年，他返回了山西。（參：Some Farewell Addresses, I. by Mr. Dugald Laws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1, 157.）

[28] J. J. Turner 全名Joshua J. Turner，原為內地會宣教士，1876年到山西佈道賑災，1882年轉入英國浸信會。

[29] 表格引自Fire and Sword in Shansi,157。不同文獻提到的中國信徒殉道人數和財產損失皆有不同，甚至出入較大。因年份久遠，考證不易，只能先把葉醫生書中的表格列出供讀者參考。

[30] 詳參：Phyllis Thompson, D. E. Hoste: 「A Prince with God,」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97-98。

[31] 原文：「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Work in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1, 163-64。原文由何斯德教士的信件編輯剪裁而成，幫助當時的英國讀者了解庚子教難后教會重建的種種複雜、痛苦的難處。

[32] 按山西牧長寫給內地會上海總部范明德教士（John Stevenson）的報告來看，第一筆是庚子年臘月收到的1500兩（合215英鎊）賑災銀，翌年正月收到第二筆2000兩。到了1901年6月6日，許長老從上海返回，又帶回3000兩，主要在平陽、潞安、隰州、大寧、吉州（Kih-cheo）一帶二三十處派發。除此以外，山西巡撫岑春煊還通過一位太原府的教會成員，向全省基督徒分發了四萬兩賑濟銀（合5700英鎊）。此事之後，山西教會才收到內地會總部發來的電報，淳淳勸誡他們不可期冀西方列強向父母官施壓賠償。詳參：Report from Native Officials of Shan-si Church – Translation of Letter from the Pastors and Elders of the Churches in Shansi- to Mr. Stevenson, received 25th July, 1901,」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901, 145-46。

[33] 原文應該是白話中文，由何斯德譯成英文登在《億萬華民》上，原文已佚，本文是從英譯復原的現代中文。

[34]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Work in Shan-si,」 163.

[35] Pai-tsi是官員統一印發的棄教聲明，貼在信徒家門口，在很多情況下，這只是友善護民之舉，官方和信徒都視之為在非常時期渡過難關的空洞之言。

[36] 編譯自「In Memoriam – Elder Si, of Hung-tu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902, 154，原文綜合了Days of Blessing中師長老本人的見證和陸義全（A. Lutley）教士的回憶寫成。

[37] 參：<庚子教案前晉南教會風貌>，《教會》82，2020年6月。

[38] 衛醫生1891年9月自費赴華宣教，兩年後加入內地會，在平陽從事醫療佈道。1900年7月9日，在山西巡撫毓賢手下與妻子和幼兒一起殉道，年僅36歲。衛醫生的家人收到噩耗后以德報怨，捐資興建一家醫院，中文名善勝醫院（Wilson Memorial Hospital），取羅馬書12:21「以善勝惡」之意。

[39] 原文為顧純修先生（E. J. Cooper）在1902年5月13日內地會倫敦年會上的報告。「Address by Mr. E. J. Coop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902, 75-77. 略有刪改。

[40] 兩人為米姑娘（Hattie Jane Rice，1859-1900）和胡姑娘（Mary Elizabeth Huston，1866-1900），1900年7月13日，逃難經過山西澤州（今晉城市）時遇襲，米姑娘當場重傷過世，胡姑娘被車碾過後，由地方官護送與眾宣教士會合，8月11日在湖北雲夢不治過世。

[41] 顧師母（Margaret Cooper nee Palmer）在逃難途中，於8月6日在湖北應山縣（Ying-shan）境內，傷重不治而去世，時年45歲。8月17日，顧家幼兒 Ernest Brainerd 也在父親懷中夭折，享齡不到兩歲。

[42] 摘錄自山西巡撫岑春煊於1901年10月11日頒布全省的公告。

[43] 1900年，羅教士收到上海總部的電報，指示他十天後和顧正道牧師（William Cooper）一同啟程，若按此計劃，他勢必與顧牧師一起在保定府遇難。但羅教士改坐火車到天津，因為義和團破壞了鐵路，他所坐的火車成了最後一班車（「Some Farewell Address」, 157）。

[44] 山西牧長在1901年中的統計，全省與內地會系教會相聯的會友和慕道友在六至七千之間，「Report from Native Officials of Shan-si Church,」 146。

[45] 《摯愛中華》，261頁。Stephen Neill (1900-1984)，著名的英國聖公會宣教士、主教和學者，曾著有多本有關教會歷史的著作。（參：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Neill，2021年2月25日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