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侄女
1901年3月29日 在輪船上
我們於3月11日離開北京,在天津逗留了一夜。拉各斯代爾領事開車帶我們去看了因去年夏天那場可怕的戰鬥而成為歷史遺跡的地方。
發生在天津但那些戰鬥很激烈。中國人顯示出的勇氣遠遠超出了那些了解他們的外國人的想象。他們下定決心,英勇作戰,使外國軍隊遭受了痛苦的考驗。外城的城牆被夷為一片平地,現在成了一條大道。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定是令人心酸的一幕。應外國人的要求,塘沽拆除了堡壘。
我們在上海待了好幾天,然後去了香港。格林上校邀請我們到橋上去看美麗的港灣。我們在這個英國港口受到了熱情的款待。麥卡拉上校在紐沃克船上接待了我們。所有人立正敬禮,向一位公使表示敬意。有些與我們一起度過圍困期的陸戰隊士兵也在船上,我們見到他們真是非常高興。
在香港逗留了兩天之後。我們啟程去廣州。關於這個美麗的地方我能說出比你從書上讀到的更多的東西嗎?這個獨一無二的,古老興旺的,濃縮型的大城市令我著迷。這裡的一切都是廣州式的。中國每個大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從而使自己從而使自己與所有其他城市區別開來。在上海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就只是上海,而不是天津,北京或廣州。內陸城市也有各自的個性,有它們自己的工業,有自己的方言。但它們書寫的文字及其涵義在整個帝國都是統一的。搜集資料的人會發現在中國歷史的每個階段都是如此。由於這種資料非常豐富,因此這種現象也就變得相當有趣。
我正處在一個所謂異教徒的國度里。我們受過的教育說異教徒是迷信,殘忍和無知的化身。但我發現,這些品質在那些被稱為文明的基督教國家裡和那些構成這些國家的個人甚至我自己的身上也能或多或少地找到痕迹。
我在遠東所學到的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儘力根除我所譴責的存在於他人身上也存在於我的品質中不好的方面,同時澆灌並精心培育在我自己的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小小小藤蔓,這樣的藤蔓也存在於別人的生活中,我欣賞並頌揚它。我把這一過程叫做根
除惡習。
外國人在廣州的定居點位於一個島嶼上(廣州沙面島),晚上它會被一道上鎖的大門隔在城外。這個島上有一些兩三層的樓房,它們常帶有寬寬的走廊。這裡的氣候和植被都帶有典型的熱帶特徵。寬闊的街道,棕櫚樹和其他品種優良的樹木,美麗的花朵,灌木,草坪,公園,花園和林蔭道。這一切結合在一起,為外國人提供了一個美好的家園。
1860年至1880年間遠眺沙面的風景
1870年代沙面內的風景
1880年左右沙面與對岸沙基大街之間風景
舊日於沙面的廣州轎夫與所載的外籍僑民
廣州沙面島今貌 (目前,沙面是廣州著名的旅遊風景區,島上綠化較好,有古樹150多株。建築方面,多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造,並帶有西方風格,島上建有白天鵝賓館等星級酒店,因此經常可見外籍人士在此留連。沙面傳統上是各國駐廣州領事館的集中地區,但因應領事館自身規模的擴大和市內其他區域的快速發展,多數領事館已經從沙面遷出,隨著美國領事館在2013年7月遷往珠江新城,現時島上只剩波蘭領事館留守。島上目前駐有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河南省人民政府駐廣州辦事處等行政機關,廣葯集團、美晨集團等企業總部。)
除了坐轎子或走路,人們設法驅車在廣州那些非常狹窄的街道內穿行。有些街道不過六英尺,另外一些則有八到十英尺的寬度。那裡房子的高度從兩層到四層不等。每個店鋪的入口處都有一個小神龕。街道上懸掛著很多顏色絢麗,樣式別緻的招牌。它們看起來令人賞心悅目。因為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人來做的,所以城裡看不到動物的蹤影。女人在這裡的船上或街上幹活,這類的事情華北的女人幾乎不做。
我們的旅途非常有趣。每個店鋪都專賣不同的東西,比如銀器,木雕,象牙,刺繡,絲綢,抽綉,皮飾,珠寶,扇子,瓷器,銅器,古玩,煙花,亞麻布,鞋子,衣服。這裡還有肉市和菜市。
當我們參觀其中一座宏大的廟宇的時候,我們的中國嚮導給我們講了幾個世紀以來代代相傳的宗教儀式。我跟你說說其中一個我們很感興趣的內容,因為這一切對我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我們來到一尊大佛前,大佛身上披掛著所有他該披戴的東西,還外加兩塊「算命牌」,這兩塊牌子的形狀就像一個長頸葫蘆被劈成兩半並在一起,然後在大佛面前撒開。如果這兩半都是扁平面朝下,那就說明是吉兆,如果是一半朝上一半朝下,那就是不好不壞,如果兩個扁平面都朝上,那就預示著惡運。這種動作他們會重複三次,如果神靈預示好運,他們就會去實踐他們的願望,如果是惡運,那他們就會放棄打算。
我們的嚮導如此解釋這個習俗:「比如我想去旅行或想進某個工廠。那我們就到這裡來,拿著這兩個算命牌,求佛祖顯靈,然後我把牌子撒開。我相信佛祖通過這些牌子告訴我的話,所以我就按照他的意思去做。」
領事帶我們去看了三個被囚禁在籠子里的海盜。他們被當街示眾,這樣路人就可以看到他們所受的折磨。他們光腳站在地上,手被鎖鏈困在一起。每隻籠子剛好是一個人的高度和寬度。這三個人白天都被隔在籠子里,晚上他們會被放出來,但還棏受到嚴密的監禁。有的犯人會被判六個月監禁,其他的被判一年,多年或一輩子,還有一些犯人被判餓死。這些判決的目標就是使他們受到的懲罰能與他們所犯的罪行相抵消。
據說,李鴻章憑藉嚴厲的律法在這裡取得了很大成就。我們我們帶著濃厚的興趣遊覽了這座美麗的古城,參觀了這裡奇異的廟宇,行會,店鋪和狹窄的街道。看來廣州人是中國人中優秀的階層,他們既勤勞又儉樸。
2023年的廣州夜色 街女閃閃
我腦中有不少對中國人的看法還沒有說出來或寫出來。這拒絕接受或憎惡他們的很多習俗,想法和行為的同時,我又真誠地欽佩他們的許多品質。外國人被認為是可憎的侵略者,因此,中國人心裡充滿仇恨。根據他們的法律,懲罰應與罪行相抵。外國人的刑罰也是一樣,只是方式不同。這只是思想方式上的鬥爭,每種方式都極力維護自己。由於長期形成的複雜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不願意讓外國人插手自己內部的事務,不願意讓外國人打破這一套井然的秩序。
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而深刻的隔閡。外國人決定關閉中國根深蒂固的習俗,而中國則儘力爭取保留這些習俗。最終的結果會是什麼呢?我們這一代人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李先生和美國領事安排我們去拜訪一位高官,並與之共進晚餐。這位官員是廣東最有權勢最有財力的道台大人。
晚上6點半的時候,在一隊舉著火把節的士兵的陪同下,我們坐著轎子進城。沿途的大門在我們靠近的時候打開,又立刻在我們身後關閉。每件事看起來都怪怪的,昏暗燈光里站著的那些人帶著懷疑的目光,那是一片陰鬱凄涼的景象。狹窄的街道在飄忽不定德燈光下看起來更狹窄。我們前面,身邊和後面都有很多燈籠和火把。城裡的每個區域都有一個門,晚間都會被關閉。剛才那些門就是為了讓我們進來才開的,我們進來后就又關上了。
走了大約四十五分鐘的路程,我們來到這位官員宮殿一般的官邸。穿過很多庭院,我們在一個大院里通往客廳的門前停了下來。我們被告知周先生是當地的按察使,作為商人和錢莊主人,他是華南最富有的人之一。
當我們進入那個擺放了很多椅子的大院時,李先生上前迎接我們,並向我們介紹了周先生和他那些富有的官場弟兄。他們陪同我們進入那座祖傳的大廳,裡面儘是華麗的匾額和裝飾。在這裡,我們和周夫人見了面,接受了敬茶。他們11歲的小兒子走進來,並被介紹給我們。
接著,我們經介紹認識了他們的11個女兒。這些姑娘都裹著小腳,她們的衣著顏色非常鮮艷,裝飾優雅。這場景美得讓人目眩。她們的臉幾乎完全被染成白色,然後又很雅緻地被染成紅色,下唇被點了一個深紅的紅點。
我們隨後參觀了周夫人的私人房間。這些房間里有很多雕刻品,繡花掛件和中國最值錢的擺設,美得令人震驚。
我們得知這是第一次有外國人進入到這些私人房間里。這次參觀揭開了中國文化和家庭生活中罕見的篇章。這裡還有很多其他房間,所有這些房間的風格協調一直,莊嚴高貴。這些塵封的房門莊重而沉著地向外國人敞開了。
接著,有人陪我們前往戲台,並讓我們在台前的餐桌旁就坐。這個戲台被汽油燈照得雪亮,戲台本身和戲服都艷麗奪目,鮮艷華美。這出特別為美國公使而演出的戲講述了一位官員由於貢獻突出而獲得升遷的故事。
粵劇花旦常見造型
名角們首先上台公使和他的隨行人員表示歡迎,並表達了他們的良好祝願。李先生在每幕戲開始之前好心地為我們做翻譯。在場的人員,環境,音樂,演唱,表演,戲裝,舞台——所有的一切營造出卓越而和諧的整體效果。
香港粵劇 《帝王花》據稱是巔峰之作
中國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隱含著期待回應的意義。外國人不懂這些歷史久遠的戲服所表達的含義,似乎沒有理會對中國人來說都很熟悉的禮節。當他們表現出尊重和敬意的時候,我沒能向他們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為此感到難過。
他們早已形成了不變的禮儀習慣,並原原本本地傳授給了年輕人。對於各階層的人來講他們都知道自己在不同的環境下該怎麼做,並嚴格按照這些禮節去行事。這樣幾乎總會產生好的效果。
中國女士都坐在我們上面的露天陽台上。房間里還有很多桌子,桌邊坐著其他中國官員。我們在那兒待到10點半。我們表示要先行告退就離開了,而那些清政府官員們一晚上都待在那兒享受盛宴。
專為美國而安排的戲結束后,我們又被帶著參觀了其他由最精美的中國藝術品裝飾的房間。吃飯時,他們的兒子就跟我們道了別。周夫人再次露面,熱情而禮貌地問候我們。我們再沒見到他們的女兒們。我非常肯定地告訴你,我們這個晚上玩的很開心。
在我們的旅途中隨處可以看到人們對美國公使的敬意,因為中國對我們的政府很尊敬。
我們快樂地告別了這座陌生的古老城市!
在香港,亨利爵士和布萊克夫人邀請我們共進晚餐。
亨利爵士是這個英屬島嶼的總督。晚餐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他和所有人都起立,共祝英國國王健康。他說全世界由英國統治的地方都已形成一個習俗,那就是祝願敬愛的女王健康,現在是祝願國王進口,所有人都在一個固定時間去表達這種敬意和愛戴。這樣,24小時中每一個小時都有人惦記中他們的國王。
我們對此表示贊同,因為我們意識到太陽永遠不會在大不列顛的領土上落下。這是一個好習俗,在祝酒聲中記住一個國家的統治者。
開姆夫少將命令艦船下水,隨後我們參觀了最好的一艘戰艦——「肯塔基號」。這艘戰艦動力強大,機械設備精良。樂隊的演奏,士兵的敬禮,禮炮聲,軍官們的立正姿勢,巨大戰艦上有條不紊的秩序和整潔都使這艘艦船顯得莊嚴壯觀。
介紹這艘當時強大戰艦的視頻
當我們向艦船靠近時,船上多次鳴放禮炮來歡迎美國公使。直到最後一聲禮炮響過,公使一直都脫帽站在那兒注視著戰艦。
當我們離開香港,離開海灣,經過「肯塔基號「時,船上的樂隊奏起樂曲,並向美國公使揚旗三次表示敬意。
格林船長升起美國國旗,向他們揚旗回禮。
我們現在真的在回家)的路上了。
亨利爵士(Sir Henry Arthur Blake )
早年生活、家庭和事業
布萊克出生於愛爾蘭利默里克。 他是科巴利城堡的彼得·布萊克(Peter Blake of Corbally Castle,約 1805 年 - 1850 年 11 月 19 日出生都柏林聖安)的兒子,出生於戈爾韋,是愛爾蘭警察局的縣督察,其妻子簡(M. Mobarnan,蒂珀雷里郡) 萊恩(蒂珀雷里郡蘭斯帕克,1819 年 3 月 5 日 – ?),蒂珀雷里郡蘭斯帕克的約翰·萊恩的女兒,戈爾韋郡科巴利城堡彼得·布萊克的孫子(? – 1842 年,戈爾韋郡彼得井) 妻子(1800 年 5 月 14 日結婚)瑪麗·布朗 (Mary Browne),閣下的女兒。 約翰·布朗和妻子瑪麗·科克斯,第一代阿爾塔蒙特伯爵約翰·布朗和妻子安妮·戈爾的孫女。 他被列入戈爾韋郡基爾莫伊蘭科巴利城堡布萊克的後裔中,彼得·布萊克(? – 1712)的後裔,彼得·布萊克於 1697 年 12 月 20 日被授予戈爾韋郡基爾莫伊蘭科巴利的土地,他的妻子瑪格德琳·馬丁 ,布萊克。 彼得·布萊克是理查德·布萊克爵妻子蓋爾斯·基爾萬的兒子。
布萊克最初是在愛爾蘭銀行擔任職員,但只幹了 18 個月,就辭職並於 1857 年開始在愛爾蘭警察學院實習。兩年後,他成為一名特別督察。 1876 年,他被任命為蒂厄姆(愛爾蘭西部一個特別動蕩的地區)的駐地法官,在那裡他以明智和活躍而聞名。 1882年,他被提升為特別駐地縣令。
早期殖民服務
1884 年,布萊克被任命為巴哈馬總督,一直擔任到 1887 年。1886 年,他被任命為昆士蘭州州長,但由於殖民地大臣納茨福德勛爵與昆士蘭州總理之間的糾紛,他在沒有進入政府的情況下辭職。 ,托馬斯·米爾懷斯爵士,關於任命。1887 年,他移居紐芬蘭,擔任總督直至 1888 年底,並於當年 11 月 7 日被封為爵士。 [5] 1889年,他成為牙買加總督兼總督。 應島上立法機關和公共機構的要求,他的任期於 1894 年和 1896 年延長至 1897 年。
香港總督
1898 年 11 月 25 日,布萊克被任命為香港總督,直至 1903 年 11 月為止。 在他抵達香港前五個月,英國政府與清政府談判達成協議,將新界租給英屬香港99年。 在他的任期內,布萊克派遣殖民地行政人員前往新界,以維護對當地龐蒂氏族的控制。 各氏族反抗英國佔領新界,導致六日戰爭爆發; 英國陸軍軍官威廉·加斯科因指揮下的一支主要由印度人組成的軍隊成功擊敗了龐蒂部族,布萊克採取了友好的合作政策以防止進一步的麻煩,並允許他們保留有關土地繼承、土地使用的傳統法律和習俗 和婚姻。
布萊克於1903年11月12日出席最高法院大樓(1985年至2011年香港立法會)奠基儀式后立即離開香港。
香港后
布萊克於 1903 年在香港任期結束時被任命為錫蘭總督,並一直擔任該職位直至 1907 年。這是他在殖民地服務部門的最後一個職位。 剛剛退休的布萊克給喬治·莫里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未能獲得樞密院的閑職以感謝他 41 年的公共服務而感到痛苦。
布萊克夫婦退休后搬到科克郡約爾的默特爾格羅夫,他們都在那裡去世並被埋葬。
個人生活
溫斯洛·荷馬的孩子們在棕櫚樹下布萊克結過兩次婚:珍妮·歐文於 1862 年結婚(她於 1866 年去世),伊迪絲·伯納爾·奧斯本於 1874 年 2 月 7 日在愛爾蘭結婚(她是國會議員拉爾夫·伯納爾·奧斯本的女兒)。 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奧利弗,嫁給了約翰·伯納德·阿巴斯諾特。 在他擔任巴哈馬總督期間,溫斯洛·霍默為他的三個孩子畫了一幅水彩畫《棕櫚樹下的孩子》。 這幅畫隨後出現在 BBC 電視節目「Fake or Fortune?」中。
總督夫人 伊迪絲·伯納爾,布萊克夫人(娘家姓奧斯本;1846年2月7日至1926年4月18日)於 1874 年 2 月 7 日在愛爾蘭結婚(她是國會議員拉爾夫·伯納爾·奧斯本的女兒)。 1874年,她與鰥夫、愛爾蘭皇家警察副督察亨利·阿瑟·布萊克結婚。 由於父母不同意這門婚事,一直在為她安排合適的婚姻,所以夫妻倆私奔了。 婚後,伊迪絲被剝奪了繼承權。 他們曾一度受到馬爾菲爾德之家的朋友理查德·巴格韋爾和哈里特·巴格韋爾的庇護。 這對夫婦育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他們首先搬到貝爾法斯特,看到亨利於 1876 年被任命為駐地安官 (RM),並在陸地戰爭期間被任命為「特別 RM」。 當他收到暗殺威脅時,伊迪絲會帶著槍與他同行。 儘管丈夫有工作,布萊克還是同情浪漫的民族主義,並與安娜·帕內爾成為了朋友。 是一位愛爾蘭植物插畫家和作家,以其對巴哈馬、牙買加和錫蘭等國家動植物群的研究而聞名。
插圖和寫作
1872 年,布萊克遊覽了歐洲,訪問了奧地利、(德國)、義大利、西西里島、希臘和土耳其。 在這些訪問期間,她繪製了當地建築、藝術和文化的草圖,並在她的第一本書《南歐十二個月》(1876 年)中發表了這些草圖。 布萊克的第二本著作是 1879 年的《共濟會的現實》。布萊克的丈夫於 1884 年首次在英國殖民部門任職,擔任巴哈馬總督(1884 年至 1887 年),隨後擔任紐芬蘭總督(1887 年至 1888 年)、牙買加(1889 年至 1897 年)、香港(1898 年至 1898 年)。 1903 年,以及 1903 年至 1907 年的錫蘭。布萊克與他一起旅行,她沒有招待當地的英國僑民社區,而是專註於植物學和繪畫。 她用水彩畫研究當地的動植物,並從大自然中畫出。 這些作品於 1894 年在都柏林科學與藝術博物館展出。她對牙買加鱗翅目生命階段的研究有 196 件,現藏於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昆蟲學圖書館,她的更多作品由國家植物園收藏 花園,都柏林。 據說,在巴哈馬期間,她的腰上纏著一條寵物蛇。
布萊克創作了風景畫,並描繪了 1888 年紐芬蘭普拉森提亞鐵路的開通。 她為許多英語和美國科學期刊撰稿,並積極參與了這對夫婦所居住國家的發展。紐約的美洲原住民國家博物館收藏了她收藏的 100 多件來自巴哈馬的美洲原住民文物 。 她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語言學家,會說 9 種語言,包括愛爾蘭語、俄語和漢語。溫斯洛·霍默 (Winslow Homer) 為這對夫婦的三個孩子畫了身著阿拉伯服飾的畫。 1907年,布萊克在斯里蘭卡開設了一座佛教尼姑庵,以她的名字命名。
1907 年亨利退休后,布萊克一家返回愛爾蘭。 他們定居在科克郡約爾的默特爾格羅夫,那裡仍然保存著許多布萊克的素描本。 樓梯是她用植物插圖裝飾的。 作為布萊克夫人,她出版了三部戲劇:《薩溫節前夜》、《伊甸人的探索》和《天鵝》,全部改編自愛爾蘭神話。
1918 年丈夫去世后,布萊克過著近乎隱士的生活,但仍繼續作畫。 1926 年 4 月 18 日,她在默特爾格羅夫去世。這對夫婦被埋在房子的花園裡。
她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收藏於 1984 年得到保存,並因其科學價值而聞名。
著作 :
非小說類:
南歐十二個月。 倫敦,1876 年。
共濟會的現實。 查普曼和霍爾,倫敦,1879 年。
《北美評論》卷中的「牙買加的栗色人」。 167 (1898),第 558-568 頁。
戲劇:
薩溫節前夕
伊甸的探索
天鵝
Lady Edith Blake, Irish polyglot, botanical artist and travel writer
Tipperary woman spoke nine languages, wrote three plays, and painted watercolours exhibited in the British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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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y Edith Blake wrote on a wide array of topics based on her experiences abroad, including a history of the Maroons of Jamaica,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China and life and death in Ireland.
Nathan Mannion
Wed Sep 5 2018 - 11:00
Edith Osborne led a privileged yet troubled childhood. Her father, Ralph Bernal, was a liberal MP and a member of a fledgling political dynasty while her mother, Catherine Osborne, was the daughter of a wealthy baronet with extensive landholdings across Ireland.
Their marriage was certainly one of convenience and both seem to have actively loathed each other. Her father spent most of his time in London, while her mother remained with Edith and her sister Grace at their estate in Tipperary. In 1863 her mother even anonymously published a thinly disguised attack on her husband titled 'False Positions', which brought his frequent extramarital affairs to public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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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father, Ralph Bernal, was a liberal MP and a member of a fledgling political dynasty.
Catherine also imparted a love for the arts to her daughters, and their home frequently played host to visiting artists and painters, most notably the Swiss landscape artist Alexandre Calame, and the English watercolourist Thomas Shotter Boys. This passion for the arts would remain with both sisters throughout their lives.
As Edith approached adulthood however, she had to contend with her parents』 paranoid phobia of 「fortune hunters」. Her mother felt she alone had the right to determine her daughters』 futures, and would approve any potential suitors. Edith had other ideas, and eloped with widower Henry Blake, then county inspector for the Royal Irish Constabulary. Her family promptly disinherited her and the newlyweds struggled financially at first, but Henry was soon appointed a resident magistrate in Tuam where he oversaw mass evictions, arrests and trials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Land War.
Blak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hated figures locally and the animosity against him was such that Edith felt the need to carry a pistol on her at all times in case an attempt was made on his life. Yet while her husband was an inveterate servant of empire, she herself was a close friend and supporter of Anna Parnell, founder of the Ladies' Land League, and roundly condemned Charles Stewart Parnell when he supressed it in 1882.
With her husband now subject to repeated assassination attempts,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felt it would be better to move him to a post overseas. After efforts to have him appointed Governor of Queensland were thwarted by the resident Irish community there he was instead installed as Governor of the Bahamas in 1884. It would be the first of five governorships he would hold over the following 27 years - the others being Newfoundland, Jamaica, Hong Kong and Ceylon (Sri Lanka).
While stationed in Newfoundland he was knighted and his wife became Lady Edith Blake. Lady Blake delighted in her life overseas, yet despite her role as governor's wife, she refused to spend the majority of her time entertaining the partners of the various local elites. Instead she chose to indulge her passion for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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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specialised in botanical scenes, particularly butterflies, plants and landscapes. She was a technically gifted artist with the ability to capture minute detail. Her work was so highly thought of it was displayed in a special exhibition at the Museum of Science and Art (the precursor t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Ireland) in Dublin in 1894. Later she would bequeath her collection of 196 watercolours to the British Museum, now held by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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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ke was also a gifted linguist and could speak nine languages including Irish, Russian and Mandarin. A clear and concise writer, she published two books and three plays, and was also a frequent contributor to many leading journals includ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gazine,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nd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She wrote on a wide array of topics based on her experiences abroad, including a history of the Maroons of Jamaica,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China and life and death in Ireland. Interestingly while stationed in Hong Kong, two species of oak tree native to the region were named after the Blakes, while later the orchid depicted on the official flag of Hong Kong was named Bauhinia Blakeana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Hong Kong Botanical Gardens.
After her husband's retirement they returned to Ireland in 1907, settling in Youghal in a Tudor manor house once home to Sir Walter Raleigh. The property still remains in the ownership of the family today.
This Extraordinary Emigrants article was written by Nathan Mannion, senior curator of EPIC The Irish Emigration Museum in Dublin』s Docklands, an interactive museum that tells the story of how the Irish shaped and influenced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