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官中國來信之 俄國國歌（36）

致侄兒 

  北京，美國公使館 1900年12月12日

光陰似箭，我們的身後又留下了一長串的日子，史冊中又隨之平添了多少頁啊！

我們與美軍和英軍的將領們逐漸熟識起來，他們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歡樂。姑娘們幾乎天天都待在馬背上。幸好她們沒有做圍困解除后立即離開北京，對此她們表示從真心誠意的感激。過去的兩個月中，圍困所帶來的恐懼心理已被歡快和喜悅削弱了。查飛將軍和其他將領總是很關心我們的生活，不斷給我們帶來快樂。

10月10日那天，李鴻章到達北京。這推進了關鍵性的外交工作。在天津待了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後，俄國公使奉命把俄國公使館搬回北京。其他國家的公使館都沒有離開北京。14日，美國第14步兵團離開北京，以龐大的陣容向馬尼拉進發。所有在此駐紮的軍隊都聯合起來，護送這支部隊出城。康格先生和一位英國將軍走在護送隊伍的前面。這些士兵們8月14日與聯軍一起趕到這裡解救了我們。我們真誠的感激之情，美好的回憶和真摯的祈禱會伴隨他們遠行。很少有人能理解被解救者所懷有的深深情意。

保定府和內地其他地方的傳教士們的遭遇傳到我們耳中，我們深感悲痛。一旦被激起的殘忍支配了人類的理智，它們就會把世界變成苦難的地獄。有時，義和團捉住這些基督教的受難者們，把他們的一隻手和一隻腳綁在一起，掛在一根竿子上，然後由兩個人抬著竿子走。有時，他們又會把這些人的兩隻手腳都捆在一起，把他們吊在一根竿子扛著走。一撥奉命殺害基督徒的義和團團員把他們帶到很遠的地方，然後對他們說：「我們奉命要殺了你們，但我們做不到。我們放你們走，你們自尋生路去吧。」 但不久，又有另一撥義和團團員追來，接著是更多的跋涉和更多的迫害。還有一些基督徒受到了可恥而殘忍的虐待，在可恥的野蠻儀式后被刀亂砍一通並斬首。有些人則被綁在教堂里，然後教堂被火點著了。這些人沒有一個能逃出那熊熊大火。這只是外國基督徒的最可怖的遭遇中的一例。

那些當地的教民則受到了更殘忍的虐待。義和團的迷信思想在一個四歲小孩的例子中得以證實。小王保羅是當地一位教民的孩子，他的身上有兩處劍傷，一處矛傷，他曾三次被扔進火中。他顯示出極其頑強的生命力，於是為首的義和團團員向他鞠躬，把他交給村裡的長者，說是佛祖在保佑他。

不可思議的是，為什麼人類的憤怒要以虐殺和恐怖的暴行作為回報？不過，基督徒的心靈深處都明白，不朽的，永恆的正義仍舊站著上風。唉，我們多麼心痛啊！

英軍，法軍，德軍和美軍的遠征隊深入到保定府和內地其他地方，去擊退並消滅義和團。一支清政府的軍隊看見外國軍隊來了，根本就沒有抵抗。他們說：「我們既不打也不跑。」他們確實沒打也沒跑。因為無暇顧及俘虜，所以聯軍的政策是不抓俘虜，因此無人受傷。

圍困解除之後，英國公使館里的醫院立刻就搬走了。各國公使館也把自己的傷病員接走了。美國公使館的班布里奇夫婦把他們敞亮通風的客廳讓給邁爾斯上校和利皮特教士做病房，因為他們原來的房屋被子彈和炮彈破壞的很嚴重。班布里奇夫婦擠到一個狹小的房間里。這一切都是悄悄進行的，他們沒說一句抱怨的話；他們從未提起過自己所做的犧牲，也沒說起他們所做的善事。兩位女醫師，倫娜德教士和慕木矛木心德教士，兼作護士，她們精心照料著邁爾斯上校和利皮特教士。

由於受到救援和保護，中國基督教民試圖以獨特而難忘的方式表達謝意。這樣的謝意與其他國家教民所表達的感激之情不同。他們送來的橫幅我可以帶回家，但那些精心打扮，滿臉喜悅的人們拿著橫幅，抬著漂亮的轎子和擺滿裝有水果，糕點，果仁和糖果托盤的桌子，列隊前來致謝，這樣的場面我只能銘記在心中。將來總有一天我會跟你說說這些的。

12月8日。我們應邀去了駐紮在先農壇的美國軍營，參觀他們的升旗儀式，並與查飛將軍和其他軍官共進午餐。步兵在東邊一個較大的露天大理石祭壇前集合，騎兵在南邊，炮兵在西邊，而北邊是樂隊和指揮儀式的軍官們。12點，樂隊開始奏響「星條旗」的樂曲，每個人都脫帽立正，接著國旗冉冉升起。它穩健而又緩慢地向上升著，升著，升著，當最後一個音符響起時，它就升到了旗杆頂上。當這面過去隨風飄揚時，我們發出激動人心的歡呼聲。

人們都對自己的國旗極其尊重，每當他們的國歌被奏響或被唱起的時候，他們都會脫帽站立。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會像美國人民那樣對他們的國歌顯示出共同的敬意。有一天，兩個俄國士兵闖進一個富足的中國人家裡，一路搶劫，並試圖侮辱那家的女人和孩子。作為丈夫和父親，那人反抗了，但沒用。最後，他拿出短笛，開始吹奏俄國的國歌。那兩個士兵放下搶來的東西，終止了惡劣的行徑。他們在這位樂手面前站得筆直，安靜地聽著那動聽的樂曲。最後一個樂符結束時，他們向樂手致敬，然後空手走到街上。

對於國歌表示出如此崇高的敬意有什麼涵義，我就此詢問了一位俄國的大公爵，他答道：「這是一種祈禱。」

也許你會問這個中國人是怎麼知道俄國國歌的。北京有一位著名的英國紳士，他受到外國人和中國人的一致愛戴。這位紳士就是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爵士。他是一個音樂愛好者，他相信音樂會產生良好的影響力。他組建了一支能演奏40支樂曲的中國樂隊，他花錢雇樂手，雇教練，購買精緻的樂器，樂譜，制服以及與一支好樂隊相關的一切東西。然後，他邀請外國人來參加他的草地晚會，室外音樂會，室內舞會，晚宴。每逢周三，他會在家裡接待客人。圍困開始的時候，羅伯特爵士和其他外國人一起被迫丟棄他美麗的家園和所有的財產，逃進英國公使館。他的樂手們都四散逃亡了。這個吹短笛的中國人就是其中的一個樂手。的確，好意和善行沒有被白白浪費。

我對羅伯特爵士說：「如果你投進那個樂隊的心血沒有其他收益的話，那個中國人一家能獲救就是你最大的收益。」他笑了，眼中流露出發自內心的喜悅。

16日，李鴻章登門與康格先生會晤。公務之後，他要求見見女士們，在這裡待了大約三十分鐘。他好像認為圍困期間吃馬肉是個玩笑，聊到這個話題時還對此感到好笑。我們告訴他，不是我們的食物讓我們記憶深刻，而是我們的人被殺，以及他的同胞曾試圖傷害我們讓我們難以忘懷。

他說皇上已經下了一道密令，讓他嚴懲這次暴動的頭領們。他告訴了我們密令的主要內容，還說會送一份復件給我們。

那些懲罰太微不足道了，更別提考慮它是否合適了。

李鴻章對康格先生說：「我希望你能發揮你對同事的影響力，說服他們去相信這些懲罰對我們的百姓已經很重了。」

康格先生答道：「在引導我的同事這樣想之前，我必須首先說服自己去相信那些懲罰已經足夠了。」

李鴻章看起來身體不錯，不比他一年前來訪時差。當然，他目前要替他的國家解決一個大問題，但他今天從美國公使館沒法得到多少安慰或鼓勵。

英國人正在修一條由城牆通往天壇的鐵路。成百上千的苦力們在鋪墊鐵軌的斜坡。兩個苦力用一根棍子抬著不滿一筐的土去斜坡那兒倒掉。這種體力活要花費不少時間。從這裡到老車站的這段鐵路看起來好像呈一條直線，而且要穿過一片古老而面積很大的墓地。有很多苦力在搬移那些巨大的棺材和由石頭和金屬做成的小棺材。通常，那些棺材根本挪不動或者是已經散了架，所以只能用籃子裝遺骨；每個籃子都標了名字，所有的籃子都被埋進又場又深的坑道里。中國人敬畏他們的祖先，每年兩次虔誠地去上墳，在墳上供奉祭品，所以外國人修這條鐵路對他們來說是最令人心碎的事。這條鐵路本來可以朝這個巨大而古老墓園的右邊或左邊偏一點的。

我很同情這些中國人，但我不會以任何方式來維護他們或為他們辯解。他們已經用最令人悲痛，最有辱人格，最具報復性的方式虐待了外國人。但事實仍未改變，中國屬於中國人，她從來就不希望外國人站在她的土地上。外國人來華後會把他的生活強加給中國人，破壞讓他們政府有序運行的車輪上的嵌齒。儘管我們承認中國的狀況已經因這些入侵而得以改變，但外國人有什麼權利擅自闖進這片領土？外國人已經把他自己，他的國家，他的習慣和他的產物都強加給了中國，而同時也總是遭到強烈的抵抗。中國的形勢持續惡化，而且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終於，在最後一搏中，她集聚了不當的力量，試圖把外國人和他們造成的影響從她的土地上清除出去。在回想這些事實之後，我們還能因為他們盡其所能地清除他們認為是侵蝕他們國家古老習俗的害蟲的行為而譴責中國人嗎？ 然而，他們採取的方式卻是極為可悲的。從一開始，這些起義者似乎就想要完全剷除外國人和他們的入侵思想和行為。他們似乎願意為這個目標作出巨大的犧牲。

外國人從來就沒有漠視這樣的事實：清朝大臣希望把他們對外國人隱含的蔑視表現出來，但是外國人直到現在才發現這種願望到了何種程度。迄今為止，外國公使們去覲見清朝皇帝時都是從一個邊門或某個後門進去，在一間專為此種場合而安排的裝飾簡陋的殿堂受到接見。自從圍困解除之後，外國人已經能從正門進入皇家最漂亮的宮殿了。這些宮殿精美絕倫，引人注目，極具東方美，同時絢麗多彩，宏偉莊嚴。總理衙門卻是個骯髒，了無生機的地方，清朝大臣們卻一直在那裡會見外國公使們。所有這些都表現出中國人對外國人的蔑視。

各國瓜分中國將意味著戰爭和一支強大的常備軍駐留在這裡。中國人會越來越痛苦，越來越衝動，他們將會通過一種尚未算計好的毒藥把他們心頭的怨恨注入 外國人的體內(they would sting their venom into the foreigner with a poison not yet calculated)。

沙俄國歌:

赫德樂隊

赫德本身就對音樂有極大的興趣，自己也會彈奏大提琴與小提琴，不過他的演奏能力僅是業餘程度。根據赫德的侄女斐麗珠為他所寫的傳記，赫德在1885 年左右從天津海關督員處得知僱員中有一位洋人會訓練樂隊，赫德便起了建立私人樂隊的想法，自己出錢買樂器、樂譜、並召募中國青年開班授課， 1888 年赫德的信件中提及「我組織了一個樂隊，十二個人，由新來的郵務司比格爾（Bigel）訓練。他以前是個樂隊隊長。」信中所提到的比格爾可能是斐麗 珠所指的僱員，不過之後作為赫德樂隊的教練聞名的應是葡萄牙人恩格諾， 1889 年，另一封信件中則有「我的北京樂隊（全部純北京種，十六到十九歲， 十四人）演奏的很好。這是除了工作以外我僅有興趣的事。」，通過這兩封信可以肯定，赫德的樂隊在 1888 年以初具規模，並且全都由中國當地人組成，1890 年，赫德寄往倫敦的信中就要求他的業務代理人替他「留意一個好的銅管樂器人才」，並列出了一整套的樂器「第一及第二短號、第一及第二中音號（alto）、第一及第二次中音號（tenor）、第一及第二巴雷同號、第一及第二低音號（bass）、鼓和小鼓」要代理人購買，由此可知其樂隊為管樂隊、初期編製有十二件樂器，後來又陸續增加了伸縮號與小號等樂器，同年赫德又在信件中提到他「要二支小提琴和二支大提琴」，可見樂隊已加入、或至少開始學習弦樂器，1899 年赫德信件中有「我德樂隊現在不僅是管樂隊，而且也是弦樂隊。」一年後義和團事件發生，赫德的財產受到破壞，樂隊因此而結束。

1901 年夏天，赫德重組他的樂隊，大量訂購管弦樂譜與樂器，此時他對樂隊投注的心力相當多，因為這支樂隊已不再僅作為赫德的私人娛樂，其當時所購買的樂譜多是管弦小品，非常適宜作為社交活動的背景音樂，具斐麗珠的記述，赫德會定期在他的大花園中舉辦遊園會、聚餐與舞會，這是北京洋人社交界的盛事，而樂隊便會在此演出。赫德樂隊亦曾進宮獻演，義和團事件后慈禧太後為改變她的形象，會在宮中招待駐京外國使節與他們的家眷，有時會要求樂隊在此時進宮演出，由此可見赫德樂隊在這個時期除了赫德私人的需求── 工作、宴會演奏，也在北京社交圈中有不少任務，赫德對此相當滿意，曾表示「這支樂隊為這些刻板的送往迎來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不知道現在北京如果沒有它將會是個甚麼樣子！」1908 年赫德返回英國，樂隊在北京車站演奏「珍重再見（Auld Lang Syne）」與「可愛的家園（Home, Sweet Home）」為他送行，並隨其反英而結束這段歷史。赫德樂隊為中國近代第一個由中國人組成的管弦樂團，並間接促成或影響到日後的管弦樂團及軍樂隊。

赫德樂隊的成員，他們本來的職業幾乎都是中國經濟基礎較薄弱的低層勞工階級，因為當時的讀書人和有錢人不會去當「吹鼓手」，並且在加入樂隊之前毫無音樂背景。赫德離開中國、樂隊解散的 15 年後，蕭友梅在北京大學成立音樂傳習所管弦樂團，其中便有一大部分成員是赫德樂隊的隊員，如曾指導過第一位加入上海工部局樂隊的中國小提琴家譚抒真的穆志清，赫德建立樂隊時其實並沒有要將西洋音樂傳授給中國人、在中國發展音樂教育的想法， 但他培養出的這個樂隊卻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管弦樂人才，並影響了西式軍樂隊的普及。

「中國赫德」

英國《名利場雜誌》1894年12月號刊登的赫德漫畫像

作為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主要職責是為中國政府收取關稅，同時負責將新式海關制度推廣到帝國各處的海、河港口及內陸關口，將海關的運作制度化，並提高海關的效率和誠信度。赫德任內建立的新式海關包括1864年（同治三年）所置台灣南北新關、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與德使籌置的膠海新關、1886年（光緒十二年）赴香港、澳門，置關九龍、拱北、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尋與日使籌置大連灣新關、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東三省度地置關等。

赫德從中國的各貿易夥伴國招募海關的高層。赫德對清廷提出的建議改進了中國的諸多港口和航運設施，包括自1869年（同治八年）起赴緣海各地度置鐙樓塔表。

1864年（同治三年），赫德還駐京，加按察使銜，成為清朝的正三品大員。1865年（同治四年），總稅務署從上海遷到北京。從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9年（同治八年），晉布政使銜，官階從二品。

在海關任內赫德一直利用他對清廷的影響推動本職外的近代化改革。赫德在任內創建了稅收、統計、浚港、檢疫等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燈塔、氣象站，為北京政府開闢了一個穩定的、有保障的、並逐漸增長的新的稅收來源，不但比舊式衙門清廉，甚至也是當時全球最清廉的海關；赫德主持的海關還創建了中國的現代郵政系統。1865年赫德回國完婚時上書恭親王，題為《局外旁觀論》，列舉改革建議，並且勸說清政府第一次派員出國考察。清廷上諭將赫德文與署理英國駐華使臣威妥瑪的《新議略論》交各地督撫詳慎籌劃。赫德文中對中國積弱狀況表述率直，例如「自四海各國觀之，竟莫弱於中國」，因此引起廣汎爭議。最終清廷將建設現代郵政系統及監督國內稅收也加入赫德的職責之內。在此文中赫德也寫到：「止有國政轉移，無難為萬國之首，若不轉移，數年之內，必為萬國之役。」雖然此文經過與總理衙門討論才定稿，因此反映了清朝高層的改革意願，但許多建議要到30年後才引起中國改良派的共鳴。他還利用關稅的抵押擔保，直接參與中國舉借外債的活動。

在外交方面，赫德鼓勵清朝在其他國家設立使領館。赫德本人也富有外交才能，與中西官員建立友好關係，並利用這些關係來保證海關在風波中繼續運作。由於中國各處被列強割據，赫德時常需要利用他的外交能力與列強使節協商設立海關和徵收關稅事宜，並在本職工作之外為中國外交服務。1876年（光緒二年），赫德協助簽訂《煙台條約》，其美國籍稅務司認為赫德阻止了一場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戰爭。1884年（光緒十年）中法越南衝突爆發后，赫德赴金陵與法使議越南案。不久，法國轉而攻擊台灣，海關關艦「飛虎」號在台灣海域為燈塔補時被俘。赫德派遣駐倫敦的中國海關官員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赴巴黎協商釋放關艦，同時試探議和解決衝突，1885年初金登干會見法國總理茹費理，同時赫德說服總理衙門同意在賠款和越南問題上做出讓步，最終由金登干代表中國與法國議定合約，中法雙方在天津簽署《中法新約》。

赫德同時身為英國人和中國官員，力求平衡雙方利益。對於英國在中國的利益，赫德力求維持19世紀中的「利益均沾」局面，對19世紀末英國隨同其他列強開始謀求更大的權利感到憂慮，因此與英國駐華使節關係並不完全良好，在《煙台條約》談判中與英國使臣威妥瑪發生衝突，而英國在租借九龍新界后亦關閉了赫德的新關。赫德認識到自己中國僱員的身份，「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人民的「同胞」，是中國政府用來對付外國商人的外籍僱員。1885年威妥瑪退休，英國政府請赫德出任駐華、韓公使，在猶豫四個月後赫德拒絕了任命。他對外交大臣格蘭維爾勛爵說他在中國海關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和英國都有好處，而轉換職位的結果卻不清楚。而他對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則說由於他與中國政府的密切關係，作為公使任何決定都會被英國輿論視為袒護中方、姿態軟弱。1886年（光緒十一年），赫德獲賞花翎、雙龍二等第一寶星。1889年（光緒十五年），升為正一品，1893年（光緒十九年），賞三代一品封典。

赫德在中國任官長達五十年，頗與士大夫往還。赫德與掌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合作密切，擅長幕後的「業餘外交」，是總理衙門「可以信賴的顧問」，「不但在稅務和商務問題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內政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甚至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命，有時也要諮詢他的意見。恭親王奕訢說：「赫德雖系外國人，察其性情，尚屬馴順，語言亦多近禮…」。同時也與李鴻章合作，在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京鎮壓義和團運動后，赫德與李配合參加《辛丑條約》談判，儘力維護中國利益以求達到中國能夠承受的議和條件。此後晉太子少保。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召入覲，賜「福」字。

1862年（同治元年），在赫德與恭親王的倡議下中國第一所新式學校—京師同文館成立，並在廣州設分部。同文館旨在培養中國未來的外交及其他人才，學生學習外語、外國文化以及科學，經費來自海關稅收，負責人也由總稅務司推薦。同文館的早期教職人員包括一個所謂「方根拔男爵」（假名），赫德對方根拔不滿意因此將其解僱，方根拔在英國在華最高法院提起訴訟控告赫德誹謗，此案一直上訴到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 （赫德訴方根拔 ，最終法院裁定赫德有權決定解僱方根拔。同文館後來併入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

海防事務

1874年，中國開始建設新式海軍，總理衙門委託赫德通過金登干購買四艘艦艇，1879年（光緒五年），赫德又協助清帝國購買八艘軍艦，後來成為北洋水師的起源。1879年赫德向總理衙門提議試辦海防條例，組裝南北兩洋海軍，並自薦出任總海防司，總理衙門決定任命赫德出任此職。但李鴻章幕僚、道員薛福成向李呈文反對，稱赫德「陰鷙而專利」、「內西人而外中國」，認為如授赫德予海防司職權，「數年之後，恐赫德不復如今日之可駑也」。受此影響，總理衙門要求赫德在總稅務司與總海防司之間選擇其一，赫德選擇繼續擔任總稅務司、放棄總海防司職位。

表現1900年庚子之禍外國公使館和僑民被圍困的美國電影《北京55天》大片高清，是一部發行於1963年的美國史詩歷史戰爭片，講述的是發生在大清1898至1900年間義和團運動時期中的八國聯軍之役。電影主要由尼古拉斯·雷導演。 該電影在1963年5月29日首映，電影在表演、導演、音樂、動作系列和場景設計上受到好評。很多YouTube 油管觀眾表示非常喜愛這部大片，很震撼，是masterpiece，懇求千萬不要下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