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妹妹 1900年9月13日星期四
這裡發生了奇怪的事情。令人鼓舞的事件和令人沮喪的事件一件接著一件,好像它們是相伴而行的。現在開始出現了可怕的戰爭後遺症。軍隊不僅帶來了血腥,也帶來了心靈上的恥辱。
倫納德教士剛剛進來。她從保定府帶來了最可怕的消息。那裡以及當地所有的傳教士都遭到了最殘酷的迫害和殺戮,當地的基督教民和其他一些對外國人示好的人也慘遭毒手。
令人心碎的消息正從不同的地方傳來。我們擔心還有許多類似的事情沒有被報道出來。這意味著什麼?我不相信所有這些無私的,堅定的,充滿奉獻的愛心行為在中國毫無價值。也許這些聞所未聞的殘忍行為將會使這裡和國內的傳教工作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那些尋求正義,散布「愛上帝有好報」教義的深邃思想家們將不會再像以前那樣解答關於基督徒義務的問題了。
那些憤怒,仇恨,狂暴以致於要折磨,殺害,毀滅的人們,他們心裡都在想什麼?受這種狂熱意識驅使的中國人已經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們瘋狂的行為缺乏條理。
憤怒的暴風雨的確很可怕,但上帝在微笑,甚至當人們皺眉或發怒的時候他都在微笑。
憑藉始終如一的信仰,我們看見了上帝的微笑。冤冤相報永遠無法驅除陰霾。善意與愛心使我們能夠看到晴空。我們注視著他,向他禱告並信任他,在可怕的黑暗中,儘管我們看不見,但我們確實感到上帝在指引著我們。
有時,有人會問我:「圍困期間誰做得最好?哪個國家?」
其實在可怕的圍困中沒人意識到國籍,我們都是一家人。懷著對上帝的感激之情,我們把「誰最偉大?」這類的爭論擋在了門外。所有人都竭盡所能。
這場圍困是世界上各個民族的心跳保持一致。我們的心能跳個不停,是因為脈搏里流淌著基督的血。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很多人都在關注中國,但仁愛的禱告者們為被圍困者的禱告都沒有消失,它們還在我們的身邊閃耀著光輝。
慶親王隨皇室成員一起逃走了,但今天他又返回到正由士兵們把守著的官邸。然而他身邊的整個城市都成了一片廢墟。皇帝,太后,皇后和他們的皇族成員還躲避在外。李鴻章正在趕往天津。現在,這裡大約駐紮著五萬外國軍隊,然而他們還是回來了。
9月4日。俄國公使接到命令,要將公使館遷往天津。有消息說,本省總督分別以15美元,20美元和50美元來懸賞外國人的人頭。慶親王今天和羅伯特。赫德爵士會了面。
外國人現在可以去很多以前禁止對他們開放的地方,其中就有我們已經參觀過的天壇。
我是不是真的走進了那塊我從遠處眺望過並一直渴望進入的禁地?它具有皇家的宏偉和壯觀。除了供祭品用的建築和火爐,皇帝及其家族和隨處居住的行宮之外,還有三座美麗的神殿。其中最大最精美的神殿是為「宇宙的統治者」修建的。中國皇帝,即「天子」,在神龕前鞠躬,向天庭供奉祭品,它們隨即將被焚燒。
但是現在,皇帝卻拋棄了這座殿堂里的神靈,逃的遠遠的了。在天壇這片寬闊的土地上駐紮著英軍指揮部。我們現在可以參觀這座美麗殿堂的每一個部分。這兒有用來準備祭品的房屋,用來焚燒祭品的火爐,還有一本攤開的怪書,它詮釋了開天闢地的始末。
天壇規模宏大,壯麗而奢華。此刻我獲准可以在這個庭院和建築群中隨意走動。你會說這是在褻瀆神聖嗎?我們不反對這種說法。
先農壇現在是美軍的指揮部。我們自己人已經讓這裡——中國的聖地——成為我們所熟知的地方了。
由於過去一年的變故,整個北京城呈現出一片奇怪的景象。它被原來的主人拋棄了,毀壞了,現在處於外國軍隊的掌控之下。軍隊將街道打掃乾淨了。
英國公使館里一片悲慘景象。在那段艱苦的歲月里,這裡曾是許多人的家,成千上萬的沙袋將它的花園塞滿了。為修防禦工事,所有不必要的牆都被推倒,磚石鋪成的便道被挖開。竇納樂夫人是個極其友善的女主人,公使館里所有的人都齊心協力地幫助她。
9月10日。號角聲日夜響個不停。當我們在這鼓舞人心的旋律中歡呼雀躍的時候,它也給人們的心中增添了一絲感傷。
查飛將軍說他從天津帶來了一支樂隊,希望他會給我們帶來樂趣。得到查飛將軍的許可,軍官們帶著我,勞拉和瑪麗去參觀紫禁城。
真實的紫禁城啊!陪同我們的軍官打開了很多建築和皇帝,太后,皇后的寢宮的房門。我們穿梭其間,見到了皇室的許多雅緻的裝飾,玉器,瓷器,銅器,象牙,漆器,青銅器,木雕,巨大的鏡子,富麗堂皇的裝飾,繡花的簾幔,精美的大地毯,還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物件。
大清國最珍貴的財寶都收藏在這裡。新的景象讓我們大開眼界,驚奇萬分。巨大而華麗的皇宮,還有造價昂貴的御座,以及藏有美麗珍寶的其他建築物都向我們敞開了大門。
大清國的皇帝陛下,皇室成員和其他高官以前可從來沒向外國人提起過大清國在她的高牆後面居然還藏有如此豐富的寶藏。
日本人和美國人正在保護這些寶藏不受毀壞。
朝南徑直穿過許多門,就到了紫禁城的前門。所有重要的建築都面朝南方。青銅製的翁缸,香爐,鼎,鹿,鸛,龍,還有宮廷里的其他裝飾品都極其精美。這些大廳,專用房屋或庭院里沒有一件東西被弄亂。漂亮的物件都在它們該在的地方保持著原樣。
由於某種原因,中國人在日本人的轄區,而不是在城市的其他地方,開起了鋪子。許多人甚至搬了回來,置身於日本人的保護之下。
我和康格先生在環繞內城的城牆上漫步時,看到了義和團,清政府和外國軍隊留下的破壞痕迹。
在圍困期間,中國人做了大量的準備,在城市的西面和北面加強防范。他們在城牆上放置了許多大炮和小炮。當外國軍隊從東面進攻時,中國人丟下這一切逃了。他們在東面沒有做多少防禦工作,所以聯軍進來的時候只遇到少許抵抗,只有日本人從東北面入城時遭到了抵抗。
西面和北面有離皇城最近的門,8月15日早上,皇帝,太后,皇后就是從那些門離開的。他們走的很倉促,是坐輕型馬車逃走的。
城牆上的士兵也跑了,丟下大炮,小型武器,劍,旗子,衣物。他們的營帳還在那兒,營帳里有磚炕,下面可以生活取暖。現在是仲夏季節。難道他們想把我們困到冬天?茶壺,茶杯都還放在凳子上和炕上,就好像險情發生時他們正在喝茶似的。
觀象台和貢院都沒有遭到毀壞。這些雄偉莊嚴的觀測儀器已經經歷了四個世紀的電閃雷鳴和風吹雨打。要把它們從崗位上挪走似乎太殘忍了。
當來到這個對我而言非常珍貴的地方,我們都下了車,爬到這些儀器上面去了。它們在東面的城牆上站得那麼高,那麼驕傲,以致聯軍把它們當成了靶子,但只有少許子彈和炮彈在他們身上留下了醜陋的傷痕。
這些精緻的老儀器錯落有致地佇立在那里,對時間的流逝毫不畏懼,儘管已有幾個世紀的時間從它們身邊流過。它們就像中國本身,如果無人打擾,它們還會在將來的幾個世紀里繼續偎依在真龍天子的御座旁。

赫德爵士,Bt,GCMG(Sir Robert 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字鷺賓,是英國外交官和中國清朝政府官員。生於英國北愛爾蘭阿馬郡波特唐,1853年畢業於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1854年5月,19歲時來到中國。曾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半個世紀(1861年-1911年)。著有《中國論集》等。
赫德爵士在義和團事件之後於1901年4月3日結集成書出版了他在英國《雙周評論》雜誌上的文章,對義和團事件和中國做了分析評論和預測----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由英國《雙周評論》雜誌刊登,1901年4月3日成書出版,1903年再版。收錄了6篇文章:
The Peking Legations: A National Uprising and International Episode(《北京使館:一次全國性的暴動和國際插曲》),發表於 The Fortnightly Review(《雙周評論》)1900,11; Cosmopolitan(《世界雜誌》)1900,12
China and Her Foreign Trade (《中國和她的對外貿易》),North American Review (《北美評論》)1901,1;
China and Reconstruction (《中國與重建》),《雙周評論》1901,1;
China and Non-China(《中國與非中國》),《雙周評論》1901,2;
The Boxers:1900(《義和團:1901》),《德國評論》《世界雜誌》1901,3;
China,Reform and the Powers(《中國,改革和列強》),《雙周評論》《當代評論》《巴黎周報》《德國評論》1901,5
關於這些文章的內容,赫德自己做過這樣的概括:「第一篇文章是呼籲人們注意:將來會有一天,武裝起來的中國會成為一個強國;第二篇文章是請大家在進行商務談判時,更加註重各省的政府;第三篇是建議在解決現存問題時,要慎重從事,以使中國將來念及我們的好處,而不是進行報復;第四篇談的是治病的問題,提出了醫治的方法,不論人們是否同意,早晚不得不使用這個方法;第五篇是第四篇的摘要展開。」第六篇,是「用另外一種方式,把我曾寫過的內容歸納一下,給那些可能不完全理解我的文章的批評家們,提供一把正確理解的鑰匙。」該書中譯名為《這些從秦國來——中國問題論集》。
在此書中,1900年的赫德如此描寫與預言中國的未來:
今天的這一事件(義和團運動)不是沒有意義的,它是一個要發生變革的世紀的序幕,是遠東未來歷史的基調:2000年的中國將大大不同於1900年的中國!民族感情是一個永久性的因素,這是必須承認的,在研究一個民族世紀狀況時,決不能排除這個因素,而在中國,唯一普遍存在的感情就是對中國制度的自豪和對外國一切的蔑視 .......
中國人是一個有才智、有教養的種族,冷靜、勤勞,有自己的文明,無論語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是中國式的,人口總數約有四億,生活在自己的疆域內,在他們所繁衍的的國度里有肥沃的土地和眾多的江河,有千姿百態的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谷,有各種各樣的氣候和條件,地面上生產著一個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埋藏著從未開發過的無窮的寶藏,這個種族,在經過數千年唯我獨尊與閉關自守之後,已經迫於形勢和外來者的巨大優勢,同世界其餘各國發生了條約關係,但是他們認為那是一種恥辱,他們知道從這種關係中得不到好處,所以正在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夠十足地強大起來,重新恢復昔日的生活,排除同外國的交往、一切外來的干涉和入侵,用睡眠來形容,這個民族已經酣睡了很久,但現在他已經蘇醒,他的每一個成員身上都激蕩著一種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是中國的,把外國人趕出去!」
義和團無疑是官方煽動的產物,但是這個運動已經吸納了群眾的想象力,將會像野火一樣燒遍中國各個角落。簡單說來,它是一個純粹的愛國的自發運動,其目標是使中國強盛起來--以實現中國人的計劃。通過武力來達到它所預期的目的,即根除外國宗教和驅逐外國人的目的,它的第一次實驗並不是十分成功,但是,作為一次對志願行動是否可行的試探,或者作為將來所要採取的途徑和手段的一次試驗,它並不是一次失敗。他證明了廣大民眾會如何齊心協力的響應號召,也進一步表明原來謹小慎微的官方有意限制義和團只使用大刀長矛,這是不夠的,必須要用毛瑟步槍和克虜伯大炮來代替他,將來的愛國者將擁有金錢所能買到的最好武器" ..........
"危及世界未來」這幾個字無疑將引起鬨堂大笑,好吧,讓他們去笑吧,但願他們會一直笑下去,兩千萬或兩千萬以上武裝起來的、訓練有素、紀律嚴明而又被愛國(即使是被誤解了)動機所激勵的團民,將使外國人不可能再在中國住下去,將從外國人那裡收回外國人從中國拿去的一切,將額外加價的報復舊日的怨恨,將把中國的國旗和中國的武器帶到許許多多現在連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
五十年以後,就將有千百萬團民排成密集隊形,穿戴全副盔甲,聽候中國政府的號召,這一點是不用懷疑的!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存在下去,它將鼓勵(而這樣鼓勵是很對的)支持並發展這個中華民族運動;這個運動對世界其餘各國將是不祥之兆,但是中國有權這樣做,中國將貫徹她的民族計劃!" ..............
「中國將會有很長時期的掙扎,還會做錯很多的事情和遭受極大的災難,但或遲或早,這個國家將會以健康的、強大的、經驗老到的姿態呈現於世界,並擁有這個世界強加給它的軍事力量,而且,既然它必須擁有,它必將擁有最好的--最好的武器,最適當的訓練,最高級的教育,士兵的數量將視人口的允許和情況的需要而定,士兵的質量將會一代勝過一代,今天,為了義和團在去年的所作所為而懲罰中國,西方在禁止向中國出口的物品中包括武器,關於這一點,一位貴胄子弟曾對我說:」很好,這將迫使我們成為生產者,且請記住我的話,總有一天我們會成為出口商,不僅那樣,而且還會比現在的製造商賣的更便宜。
出身及學歷
1835年2月20日,赫德出生於英國北愛爾蘭阿馬郡波塔鎮頓格農街的一幢小房子里。赫德的父親亨利·赫德(1806-1875)在蒸餾酒廠工作,母親是拜理布雷(Ballybreagh)的約翰·埃德加之女。亨利·赫德據稱「具有有力生動的性格,一定程度上是獨一無二的,及發自內心的衛斯理宗教徒性格」。赫德十二歲時,隨家人搬遷至內湖畔的米爾頓(靠近馬格里),在此居住一年後又搬遷到唐郡的希爾斯堡鎮,並在此地入學。他被送入位於英格蘭湯頓的衛斯理宗學校,開始學習拉丁語。但由於年底學校允許他獨自一人回家,赫德的父親一怒之下將他轉送位於都柏林的衛斯理聯繫學校(現都柏林衛斯理書院)。
少年赫德學習勤奮,因此被冠以「燜燒鍋」(Stewpot)和「遠大屁股」(Consequential Butt)的綽號。15歲時赫德的學校課程結束,他的父母決定送他入讀當時新創立的貝爾法斯特女王學院。他輕鬆通過了入學考試,並贏得獎學金(大學第二及第三年又分別贏得獎學金)。他很少有時間參加體育活動,但受到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的《散文集》的深刻影響,並有詩作在貝爾法斯特報章發表。他成為詹姆斯·麥考士的得意門生,兩人畢生保持書信聯絡。1853年他完成學位考試,在18歲的年紀獲得文學士學位,在文學、邏輯及形上學科目獲得獎牌,並以資深學者身份畢業。他決定繼續攻讀碩士學位,但在1854年春被女王學院提名加入駐中國的領事團隊。
駐華領事經歷
19歲的赫德來到倫敦的外交部,同外務常務次長埃德蒙·哈蒙德會面后,在1854年5月(咸豐四年)離開英國赴中國。赫德從南安普頓出發,經亞歷山大港、蘇伊士、加勒、孟買,抵達香港,在港督寶寧離港期間在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署擔任見習翻譯三個月。寶寧回到香港后,即派赫德赴寧波英國領事館任翻譯官。1855年,英國駐寧波領事與葡萄牙領事發生衝突因而被暫時停職,赫德臨時充任領事數月,在工作中處事不驚及善於判斷因而得到讚賞。赫德在新領事上任后回到原職,但在1857年6月26日寧波發生中葡海盜大戰時赫德仍在寧波。
1858年3月,赫德被調到英法聯軍佔領下的廣州擔任大英法會理華洋政務總局(Allied Commission)書記官,又被充作香港督署書記官。赫德在政務總局的上司是巴夏禮,赫德對工作「極度的感興趣」。巴夏禮在廣州城內外巡訪時經常帶著赫德一起出行。1858年10月,赫德改任英國駐廣州領事館阿禮國手下的翻譯官。1859年,與赫德熟識的兩廣總督勞崇光請赫德出面在廣東建設類似於李泰國的上海江海關的新式海關。赫德自認對海關事務一竅不通,但去信李泰國詢問在廣州設立海關的提議。李請赫德出任大清皇家海關副稅務司,赫德接受邀請,並詢問英國政府是否同意他從領事隊伍辭職。英國政府回復准許赫德辭職,但告誡赫德不會允許他隨意回到英國領事隊伍。赫德在1859年(咸豐九年)5月向英國遞交辭呈,入職中國海關。

"中國赫德"
《名利場》雜誌1894年12月號刊登的赫德漫畫像
總稅務司
1863年(同治二年),李泰國回到上海銷假,但在阿思本艦隊問題上與恭親王及總理衙門發生矛盾,加上中方認為李泰國傲慢且難與共事,因而李泰國被解職,11月30日李泰國去職,同日赫德正式接替擔任海關總稅務司,徙駐上海。赫德的任命也獲得英國讚許。
作為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主要職責是為中國政府收取關稅,同時負責將新式海關制度推廣到帝國各處的海、河港口及內陸關口,將海關的運作制度化,並提高海關的效率和誠信度。赫德任內建立的新式海關包括1864年(同治三年)所置台灣南北新關、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與德使籌置的膠海新關、1886年(光緒十二年)赴香港、澳門,置關九龍、拱北、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尋與日使籌置大連灣新關、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東三省度地置關等。
赫德從中國的各貿易夥伴國招募海關的高層。赫德對清廷提出的建議改進了中國的諸多港口和航運設施,包括自1869年(同治八年)起赴緣海各地度置鐙樓塔表。
1864年(同治三年),赫德還駐京,加按察使銜,成為清朝的正三品大員。1865年(同治四年),總稅務署從上海遷到北京。從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9年(同治八年),晉布政使銜,官階從二品。
在海關任內赫德一直利用他對清廷的影響推動本職外的近代化改革。赫德在任內創建了稅收、統計、浚港、檢疫等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燈塔、氣象站,為北京政府開闢了一個穩定的、有保障的、並逐漸增長的新的稅收來源,不但比舊式衙門清廉,甚至也是當時全球最清廉的海關;赫德主持的海關還創建了中國的現代郵政系統。1865年赫德回國完婚時上書恭親王,題為《局外旁觀論》,列舉改革建議,並且勸說清政府第一次派員出國考察。清廷上諭將赫德文與署理英國駐華使臣威妥瑪的《新議略論》交各地督撫詳慎籌劃。赫德文中對中國積弱狀況表述率直,例如「自四海各國觀之,竟莫弱於中國」,因此引起廣汎爭議。最終清廷將建設現代郵政系統及監督國內稅收也加入赫德的職責之內。在此文中赫德也寫到:「止有國政轉移,無難為萬國之首,若不轉移,數年之內,必為萬國之役。」雖然此文經過與總理衙門討論才定稿,因此反映了清朝高層的改革意願,但許多建議要到30年後才引起中國改良派的共鳴。他還利用關稅的抵押擔保,直接參与中國舉借外債的活動。
在外交方面,赫德鼓勵清朝在其他國家設立使領館。赫德本人也富有外交才能,與中西官員建立友好關係,並利用這些關係來保證海關在風波中繼續運作。由於中國各處被列強割據,赫德時常需要利用他的外交能力與列強使節協商設立海關和徵收關稅事宜,並在本職工作之外為中國外交服務。1876年(光緒二年),赫德協助簽訂《煙台條約》,其美國籍稅務司認為赫德阻止了一場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戰爭。1884年(光緒十年)中法越南衝突爆發后,赫德赴金陵與法使議越南案。不久,法國轉而攻擊台灣,海關關艦「飛虎」號在台灣海域為燈塔補時被俘。赫德派遣駐倫敦的中國海關官員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赴巴黎協商釋放關艦,同時試探議和解決衝突,1885年初金登干會見法國總理茹費理,同時赫德說服總理衙門同意在賠款和越南問題上做出讓步,最終由金登干代表中國與法國議定合約,中法雙方在天津簽署《中法新約》。
赫德同時身為英國人和中國官員,力求平衡雙方利益。對於英國在中國的利益,赫德力求維持19世紀中的「利益均沾」局面,對19世紀末英國隨同其他列強開始謀求更大的權利感到憂慮,因此與英國駐華使節關係並不完全良好,在《煙台條約》談判中與英國使臣威妥瑪發生衝突,而英國在租借九龍新界后亦關閉了赫德的新關。赫德認識到自己中國僱員的身份,「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人民的「同胞」,是中國政府用來對付外國商人的外籍僱員。1885年威妥瑪退休,英國政府請赫德出任駐華、韓公使,在猶豫四個月後赫德拒絕了任命。他對外交大臣格蘭維爾勛爵說他在中國海關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和英國都有好處,而轉換職位的結果卻不清楚。而他對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則說由於他與中國政府的密切關係,作為公使任何決定都會被英國輿論視為袒護中方、姿態軟弱。1886年(光緒十一年),赫德獲賞花翎、雙龍二等第一寶星。1889年(光緒十五年),升為正一品,1893年(光緒十九年),賞三代一品封典。
赫德在中國任官長達五十年,頗與士大夫往還。赫德與掌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合作密切,擅長幕後的「業餘外交」,是總理衙門「可以信賴的顧問」,「不但在稅務和商務問題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內政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甚至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命,有時也要諮詢他的意見。恭親王奕訢說:「赫德雖系外國人,察其性情,尚屬馴順,語言亦多近禮…」。同時也與李鴻章合作,在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京鎮壓義和團運動后,赫德與李配合參加《辛丑條約》談判,儘力維護中國利益以求達到中國能夠承受的議和條件。此後晉太子少保。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召入覲,賜「福」字。
赫德的其他外交成就包括:
1886年(光緒十二年)赴香港、澳門,條議洋葯稅釐並征
1887年(光緒十三年),葡萄牙使節來到中國,為解決走私問題,勸說中葡兩國簽訂《里斯本會議草約》,由葡萄牙「永據」澳門,換取澳葡當局協助海關徵收鴉片稅。
1889年(光緒十五年),藏兵在哲孟雄作亂,英軍乘勢介入,赫德遣其弟稅務司赫政馳往,與駐藏大臣會籌劃界諸事,談判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與德使更議膠關章程,改行無稅區地法。尋與日使籌置大連灣新關,征榷一如膠海。
海防事務
1874年,中國開始建設新式海軍,總理衙門委託赫德通過金登干購買四艘艦艇,1879年(光緒五年),赫德又協助清帝國購買八艘軍艦,後來成為北洋水師的起源。1879年赫德向總理衙門提議試辦海防條例,組裝南北兩洋海軍,並自薦出任總海防司,總理衙門決定任命赫德出任此職。但李鴻章幕僚、道員薛福成向李呈文反對,稱赫德「陰鷙而專利」、「內西人而外中國」,認為如授赫德予海防司職權,「數年之後,恐赫德不復如今日之可駑也」。受此影響,總理衙門要求赫德在總稅務司與總海防司之間選擇其一,赫德選擇繼續擔任總稅務司、放棄總海防司職位。
退休及去世
1908年赫德在天津
1908年4月13日上午7時,73歲高齡的總稅務司赫德因病休假離職回國,並在辦公室留下一張意味深長的便條:「1908年4月13日上午7時,鷺賓·赫德走了。」此後他仍然掛著總稅務司的頭銜直到1910年。離開中國三年後,1911年9月20日赫德因肺炎發作后心臟衰竭病逝於英國白金漢郡芬格斯特。清廷追賜優恤、加尚書銜、太子太保。赫德離開中國後由妻弟、副總稅務司裴式楷代理總稅務司一職,1910年由安格聯接任。
個人生活
赫德工作勤奮,但在感情生活方面並不完美。赫德年輕時,雖然受衛斯理宗教義熏陶,但不時發生雜亂感情。1857年他在中國納了妻妾「阿姚」,並與她生了三個兒女,兩人之間有「真誠的感情和尊重」。1863年出任總稅務司后,赫德決定要為他的屬下樹立良好榜樣,他認為為此需要與(留在南方的)阿姚分離,並找一個符合身份的英國妻子。1864年12月他到訪香港及廣州,為阿姚作了慷慨的安排,並準備把兩個孩子送到英國,但這一計劃顯然被推遲,因為在進行道別時他又使阿姚懷上第三個孩子,同時他尋求幫助的一個人當時離開了廣州。赫德日記1865年1月15日篇:「我最焦急想要安排的私人事物未能了解,衹好放下。」1866年5月他第一次休假赴英,似乎由隨身的中國副官帶了三個孩子(安娜、赫伯特、亞瑟)同船赴英,並由他的律師為他們找到了寄養家庭。
赫德安頓完孩子們覺得可以自由尋覓符合身份的英國妻子。他的姑媽為他聯繫了她的醫生的女兒。赫德在5月25日到達,31日隨同姑媽去探訪18歲的海斯特·布萊頓(Hester Bredon)和她新近喪偶的母親。赫德對她快速追求,6月5日兩人第三次見面時赫德就向她求婚並獲接受。他們在8月22日在都柏林結婚,9月離開愛爾蘭赴北京。赫德與海斯特育有三個子女:伊芙琳、羅伯特和梅貝爾,但並不經常見到他們。赫德嘗教其子習制藝文,擬應試,未許。赫德夫婦兩人都嘗試維持良好婚姻關係並找到共同興趣,但北京生活有其難處,最終海斯特在1876年攜兩個大兒女回到英國。1878年他第二次休假返英時兩人團聚,但赫德經受了一次崩潰。海斯特估計發現了赫德的私生兒女,以及為他們的教育花費的費用。她隨赫德回到北京,並生下兩人的第三個孩子梅貝爾。慈禧太后曾送給赫德小女兒一枚戒指。但1882年起海斯特和三個孩子長期住在倫敦。兩人之間的關係通過書信維繫。赫德經常寫信給妻子和他的婚生兒女。兩個大兒女在1890年代短暫赴京探望赫德,但此次訪問並不令他滿意,他對三個婚生兒女的成人生活表示失望,但在寫給金登乾的信中也承認他是疏忽的父親,沒有在他們的生活里豎起榜樣,但說中國是他的首要職責。
阿姚何時去世並不清楚。赫德日記在1870年和1872年5月記錄收到她的信,並寫道「這難道不會終止嗎?」雖然赫德與三個私生兒女並無直接聯繫,但他通過他的律師以及朋友和同事金登干對他們的成長保持關切。在生命的最後十年裡,赫德通過法律文件承認了他們是他的兒女。
1882年後赫德維持獨身生活,但與許多女性有過深刻的友誼,其中包括卡拉爾(Carrall)家族的三代女性。的男性下屬認為他既是嚴格的上司也是支持的朋友。他與所有在北京在他眼前學習漢語的有希望的青年,他認為說寫漢語的能力是擔任各埠稅務司的必要條件。
赫德身後留下妻子和三個婚生子女,他的從男爵勛位由兒子埃德加·赫德爵士,第二代基莫里亞蒂從男爵(1893-1963)繼承,埃德加死後勛位傳到其子羅賓·赫德爵士,第三代基莫里亞蒂從男爵,羅賓1970年去世后勛位中止。
赫德樂隊
赫德本身就對音樂有極大的興趣,自己也會彈奏大提琴與小提琴,不過他的演奏能力僅是業餘程度。根據赫德的侄女斐麗珠為他所寫的傳記,赫德在1885 年左右從天津海關督員處得知僱員中有一位洋人會訓練樂隊,赫德便起了建立私人樂隊的想法,自己出錢買樂器、樂譜、並召募中國青年開班授課, 1888 年赫德的信件中提及「我組織了一個樂隊,十二個人,由新來的郵務司比格爾(Bigel)訓練。他以前是個樂隊隊長。」信中所提到的比格爾可能是斐麗 珠所指的僱員,不過之後作為赫德樂隊的教練聞名的應是葡萄牙人恩格諾, 1889 年,另一封信件中則有「我的北京樂隊(全部純北京種,十六到十九歲, 十四人)演奏的很好。這是除了工作以外我僅有興趣的事。」,通過這兩封信可以肯定,赫德的樂隊在 1888 年以初具規模,並且全都由中國當地人組成,1890 年,赫德寄往倫敦的信中就要求他的業務代理人替他「留意一個好的銅管樂器人才」,並列出了一整套的樂器「第一及第二短號、第一及第二中音號(alto)、第一及第二次中音號(tenor)、第一及第二巴雷同號、第一及第二低音號(bass)、鼓和小鼓」要代理人購買,由此可知其樂隊為管樂隊、初期編製有十二件樂器,後來又陸續增加了伸縮號與小號等樂器,同年赫德又在信件中提到他「要二支小提琴和二支大提琴」,可見樂隊已加入、或至少開始學習弦樂器,1899 年赫德信件中有「我德樂隊現在不僅是管樂隊,而且也是弦樂隊。」一年後義和團事件發生,赫德的財產受到破壞,樂隊因此而結束。
1901 年夏天,赫德重組他的樂隊,大量訂購管弦樂譜與樂器,此時他對樂隊投注的心力相當多,因為這支樂隊已不再僅作為赫德的私人娛樂,其當時所購買的樂譜多是管弦小品,非常適宜作為社交活動的背景音樂,具斐麗珠的記述,赫德會定期在他的大花園中舉辦遊園會、聚餐與舞會,這是北京洋人社交界的盛事,而樂隊便會在此演出。赫德樂隊亦曾進宮獻演,義和團事件后慈禧太後為改變她的形象,會在宮中招待駐京外國使節與他們的家眷,有時會要求樂隊在此時進宮演出,由此可見赫德樂隊在這個時期除了赫德私人的需求── 工作、宴會演奏,也在北京社交圈中有不少任務,赫德對此相當滿意,曾表示「這支樂隊為這些刻板的送往迎來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不知道現在北京如果沒有它將會是個甚麼樣子!」1908 年赫德返回英國,樂隊在北京車站演奏「珍重再見(Auld Lang Syne)」與「可愛的家園(Home, Sweet Home)」為他送行,並隨其反英而結束這段歷史。赫德樂隊為中國近代第一個由中國人組成的管弦樂團,並間接促成或影響到日後的管弦樂團及軍樂隊。
關於組成赫德樂隊的成員,他們本來的職業幾乎都是中國經濟基礎較薄弱的低層勞工階級,因為當時的讀書人和有錢人不會去當「吹鼓手」,並且在加入樂隊之前毫無音樂背景。赫德離開中國、樂隊解散的 15 年後,蕭友梅在北京大學成立音樂傳習所管弦樂團,其中便有一大部分成員是赫德樂隊的隊員,如曾指導過第一位加入上海工部局樂隊的中國小提琴家譚抒真的穆志清,赫德建立樂隊時其實並沒有要將西洋音樂傳授給中國人、在中國發展音樂教育的想法, 但他培養出的這個樂隊卻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管弦樂人才,並影響了西式軍樂隊的普及。
紀念
為於北愛爾蘭波特唐的赫德爵士紀念學校
由於赫德對中國海關和中外外交的貢獻,赫德成為了世界近代史上獲各國勛賞最多的個人之一,共受封四個世襲勛位、十五個一等騎士(爵士)勛位,及眾多其他名譽學術及市政榮譽。赫德所受封賞包括中國政府授予的一品頂戴、花翎、雙龍二等第一寶星、三代一品封典、太子太保銜;英國授予的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同袍勳章、爵級司令勳章、爵級大十字勳章、從男爵位(封邑是阿馬郡的基莫里亞蒂(Kilmoriarty));普魯士的一級皇冠勳章、以及丹麥的丹尼布洛大十字勳章等。
紀念赫德的事物包括:
銅像
赫德銅像,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及公共租界工部局決議於1914年起於上海外灘樹立赫德銅像,以示紀念,1941年被日軍拆除。
道路命名
為了紀念赫德,在中國一些地方有以他命名的道路。
北京赫德路(Rue Hart),今台基廠頭條。赫德路海關舊址已成為外貿部宿舍。
上海赫德路(Hart Road),今靜安區常德路。
香港赫德道(Hart Avenue),位於九龍尖沙咀,至今仍存在。
學校
在其故鄉北愛爾蘭波特唐有赫德爵士紀念小學(Sir Robert Hart Memorial Primary School),1935年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