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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文獎主撰文 中共瘟疫讓盲人看清真相

作者：change?  於 2020-3-22 05:34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博你一笑|已有4評論



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秘魯作家和詩人）的書籍突遭中共封殺 原因是他於3月15日在《國家報》發表題為「回到中世紀」的文章（見下留言欄）（ 第二天，中共駐秘魯使館立即發聲明強烈抗議 隨即中國當當網在當天下架了尤薩所有的書籍 尤薩在文中寫道 如果中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而不是一個專制國家 那麼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他提到中國「吹哨」醫生 檢測出了這種病毒 但中共當局並沒有採取適當措施 而是消滅聲音，並試圖掩蓋消息 這跟所有獨裁政權的做法一樣就像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事件 只有當災難擴大到 無法掩蓋時才被確認 他認為，只要進步不能伴隨著自由 這種進步就會遭到削弱 有些人相信所謂「中國模式」適合第三世界 即所謂政治獨裁 與市場自由的結合 但這次疫情「可讓盲人看到真相」 尤薩說，儘管文明取得了非凡的進步 但人類的恐懼不會消失 因為科學無法安撫人的恐懼感
在中世紀，瘟疫讓祖先們因絕望而瘋 古人把自己鎖在高聳的城牆後頭 用有毒的護城河與吊橋保護自己 但是這些防禦只能抵擋「人」卻擋不了瘟疫 因為瘟疫不是人類 而是魔鬼的傑作 是來自上帝的懲罰
他認為，面對瘟疫 人們除了祈禱與認罪悔改 別無他法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西班牙語：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1936年3月28日－），秘魯作家和詩人。創作小說、劇本、隨筆、詩歌、文學評論、政論雜文，也曾導演舞台劇、電影和主持廣播、電視節目及從政。詭譎瑰奇的小說技法與豐富多樣而深刻的內容為他帶來「結構寫實主義大師」的稱號。Mario（馬里奧）是名字，Jorge（豪爾赫）和Pedro（佩德羅）也是名字，Vargas（巴爾加斯）是父親的姓，Llosa（略薩）是母親的姓，分別代表Mario父親和母親的家族。因「他對權力結構描繪，以及他那反抗、起義、失敗的犀利印象」獲頒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2011年2月3日，被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依Real Decreto 134/2011號令，封為第一代巴爾加斯·略薩侯爵（Marquesado de Vargas Llosa)


早年生活

巴爾加斯·略薩於1936年3月28日生於秘魯南部亞雷基帕省省政府所在地亞雷基帕市，母親朵拉·略薩·烏雷達（Dora Llosa Ureta），父親埃爾內斯托·巴爾加斯·馬東那多（Ernesto Vargas Maldonado）。

1937年1歲多時跟母親一家人移居玻利維亞的科恰邦巴，1946年回到祖國秘魯的皮烏拉省省政府所在地皮烏拉市，在薩萊西諾學校（Colegio Salesiano）讀書，1947年移居首都利馬，轉入拉薩葉學校（Colegio La Salle，又譯薩勒學校），1950年到1952年就讀位於利馬的（國立）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後來在秘魯皮烏拉市的皮烏拉省國立聖米蓋爾中學（Colegio Nacional San Miguel de Piura）完成中學學業。1953年入位於利馬的國立聖馬爾科斯大學雙主修文學與法律。

年青歲月

1955年19歲時與舅媽的妹妹胡莉婭·烏爾吉蒂·伊利亞內斯（Julia Urquidi Illanes，1926年生，玻利維亞人）相戀結婚。青年巴爾加斯·略薩做過銀行職員、圖書館編目員、研究助理、助教、守墓人、新聞記者、編輯、特約撰稿、廣播電台新聞部主任等傳播媒體工作。曾同時做七份工作維持家計。

1957年入國立聖馬爾科斯大學文學系語言學專業讀研究生，1958年中旬以研究尼加拉瓜作家；詩人魯文·達里奧的學位論文（《闡釋魯文·達里奧的基礎》Bases para una interpretación de Rubén Darío）獲得文學（語言學）學位，同年得獎學金出國到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讀文學哲學博士（Doctor en Filosofía y Letras，研究文學的哲學博士）研究生，在馬德里開始創作第1部長篇小說《城市與狗》。

1960年獎學金中斷，青年巴爾加斯·略薩轉往法國巴黎，沒有申請到新的獎學金，夫妻陷入經濟困境，選擇留在巴黎。巴爾加斯在法新社西班牙文部和影視公司找到工作，工余時間在妻子幫助下寫作《城市與狗》，1961年完稿，找了好幾家出版商，都沒有一個願意出版。1962年通過法國的西班牙語文學研究者Claude Couffon（克勞戴·可風）這個朋友介紹給巴塞羅那的出版家Carlos Barral（卡洛斯·巴拉爾），得到巴拉爾的賞識和提拔，巴爾加斯從此走上職業文學創作的道路。


寫作生涯

1962年到1965年間在巴黎拉丁區1家叫做威特酒店（el Hotel Wetter）的小旅館，寫下讓他與加西亞·馬爾克斯齊名的第2部長篇小說《綠房子》。

1971年6月25日巴爾加斯·略薩在阿隆索‧薩摩拉維森特（Alonso Zamora Vicente）教授指導下以研究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博士論文《加西亞·馬爾克斯：其敘事作品的語言和結構》（García Márquez: lengua y estructura de su obra narrativa，整理后以《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Historia secreta de una novela y 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題名出版）得到馬德里大學文學哲學博士（西文版維基百科引馬德里大學網站），也有一說是英國倫敦大學文學哲學博士學位（見外部鏈接3：D. L. Shaw）。曾在英國劍橋大學擔任教職（1977年獲聘），也曾在英國倫敦大學（1967年和196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75年）、美國哈佛大學（1992年）等校客座教職。許多著名學府與研究院常邀請他去客座講學與研究。巴爾加斯·略薩現在擔任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院士。他還有美國波士頓大學（1992年）、耶魯大學（1994年）、哈佛大學（1998年），英國牛津大學（2003年），法國巴黎大學（2005年）等許多大學頒授的榮譽博士頭銜。

1964年與第一任妻子離婚。1965年與表妹帕特麗西婭·略薩·烏爾吉蒂（Patricia Llosa Urquidi）再婚，直到現在。與第二任太太育有二子：Álvaro Vargas Llosa（阿爾瓦羅·巴爾加斯·略薩）和 Gonzalo Vargas Llosa（龔撒羅·巴爾加斯·略薩）；一個女兒：Morgana Vargas Llosa（摩爾加那·巴爾加斯·略薩。小孩順序按出生先後排，兩個兒子是哥哥，他的第一個小孩Álvaro Vargas Llosa生於1966年，也是作家。第二個小孩生於1967年，小女兒生於1974年）。


文學生活

1952年，巴爾加斯·略薩讀軍校中學4年級時，寫下他的第1個舞台劇劇本《印加王的逃遁》（La huida del Inca）。1953年，他讀皮烏拉省國立聖米蓋爾中學5年級時，由學校同學組團，劇作者本人擔任導演，在皮烏拉市當地劇院舉行《印加王的逃遁》售票公演。這是巴爾加斯·略薩首度導演戲劇，同年，劇本得到秘魯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的2獎（Segundo premio del III Concurso de Teatro Escolar y Radioteatro Infantil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Pública ），這是巴爾加斯第1次獲得文學獎。1957年，巴爾加斯·略薩出版了生平第1本書：收錄2個短篇小說的《〈首領們〉和〈祖父〉》（Los jefes y El abuelo），同年以短篇小說《挑戰》（El desafío）獲得法國《法國雜誌》的文學獎（Premio de la Revue Française），這是巴爾加斯第1次獲得國際文學獎，受獎助到他從小就想去的法國巴黎旅遊，1958年1月在巴黎會見了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爾貝·加繆。1959年，巴爾加斯·略薩的6個短篇小說（〈首領們〉Los jefes 、〈挑戰〉El desafío 、〈幼弟〉El hermano menor、〈周日〉Día Domingo、〈訪客〉Un visitante、〈祖父〉El abuelo）結成短篇小說集《首領們》，讓他成為西班牙的雷奧波多·阿拉斯文學獎（Premio Leopoldo Alas）1959年年度得主，獲得國際文學獎的這本書可以說是給讀者的「巴爾加斯·略薩文學少年時期創作總結彙報」。

巴爾加斯·略薩以1963年出版的《城市與狗》一書奠定卓著的國際聲譽，這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很快就有超過二十種語文的翻譯本在世界各地出版，也很快被秘魯軍政府當局查禁，將一千五百冊本書在書中故事主要場景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廣場焚毀，高層將領宣稱這部小說「腐化墮落、包藏禍心」、「拿厄瓜多的錢」、「妄想打擊和瓦解秘魯軍隊的士氣和風紀」。有評論認為《城市與狗》、《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1962年）、《跳房子》（Rayuela，阿根廷胡利奧·科塔薩爾著，1963年，中譯本孫家孟譯）、《百年孤獨》（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著，1967年）是標誌拉丁美洲文學爆炸時期展開的四部里程碑小說，並將巴爾加斯·略薩在內的四位作家稱為主將（另外還有智利的何塞·多諾索等）。1960年開始寫作的《城市與狗》書稿（1961年完成）讓他在1962年得到西班牙Seix Barral出版公司舉辦的簡明圖書獎，1963年出版后，又成為福明托文學獎（el segundo puesto del Prix Formentor）二獎1963年的年度得主。巴爾加斯·略薩1965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綠房子》，讓他成為1967年委內瑞拉設立的首屆羅毛羅·加列哥斯國際小說獎（Premio internacional de novela Rómulo Gallegos，簡稱Premio Rómulo Gallegos）得主。得獎同年（1967年），《綠房子》也讓他得到祖國秘魯的國家小說獎。《城市與狗》和《綠房子》讓巴爾加斯·略薩在1963年及1966年先後2度得到西班牙文學批評獎（Premio de la Crítica Española）。

1975年，巴爾加斯·略薩親自將1973年發表的小說《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搬上大銀幕，本人編寫電影劇本並與何塞·馬利亞·古帝耶雷斯（José María Gutiérrez）聯合導演，在多米尼加拍攝，是這部小說第一次改編電影，也是他首度執導電影。同年，他1967年出版的小說《崽兒們》也在墨西哥由墨西哥導演Jorge Phons改編成電影。同年，他也獲選為秘魯學院院士（Miembro de la Academia Peruana de la Lengua）。 《城市與狗》和《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出版后都遭到母國禁毀。1980年代秘魯民主化后才解禁，自行編導的《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電影版，1981年才在秘魯國內公開上映。

1976年8月，巴爾加斯·略薩在英國倫敦召開的國際筆會大會中，獲選為第41屆國際筆會會長，成為首位出任國際筆會會長的拉丁美洲人，1979年他以國際筆會會長身份首次訪問日本，與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東京、大阪、廣島等地會晤。大江健三郎後來曾與他通信，並公開發表自己寫給他的其中兩封信。1977年，經過授證儀式，他正式出任（真除）秘魯學院院士。同年，他發表《胡利婭姨媽與作家》，極為轟動和暢銷，以自己和前妻做主角的這部作品也引起劇烈爭議，自認受傷的前妻之後寫出《作家與胡利婭姨媽》（中文版尹承東、蔣宗曹、王治權合譯，書名原文Lo que Varguitas no dijo的意思是「小巴爾加斯沒有說的話」，Varguitas是Vargas的昵稱；愛稱），詳盡記述他們的這段婚姻。

1981年，長篇小說《世界末日之戰》出版，不過，他認為196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酒吧長談》是寫的較好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同年，發表的劇本《塔克納小姐》，頗受歡迎。1983年，發表喜劇《凱蒂與河馬》，在許多國家公開上演。1985年，《城市與狗》在秘魯首度改編為同名電影。秘魯作家、詩人何塞·渡邊編劇，秘魯導演Francisco José Lombardi監製、執導。Francisco José Lombardi於1999年在秘魯執導《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的第二個電影版本，入圍1999年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1986年，得到西班牙頒發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子文學獎（Premio Príncipe de Asturias de las Letras），這個獎頒發給使用西班牙語創作的作家、詩人。

1990年，他1988年在該校客座教職的講義結集A Writer´s Reality （暫譯《作家的真實》），美國雪城大學出版，這是他首部以英文寫成的著作。1993年發表的小說《利圖馬在安地斯山》讓他成為行星文學獎（Premio Planeta）1993年的年度得主。在巴爾加斯·略薩從政競選總統過程中, 熱心支持協助他的秘魯著名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作家和詩人海梅·巴以利於2005年也獲此獎。1994年3月24日，被西班牙國王委任為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1995年4月23日（這天是塞萬提斯去世的紀念日），在塞萬提斯的故鄉從西班牙國王手中接過西班牙語文學的最高榮譽塞萬提斯獎（此獎每年12月評出年度得主，次年4月23日頒獎），成為1994年年度得主。1996年，成為德國法蘭克福書展頒發的德國圖書和平獎當年度得主。1997年5月，發表小說方法論《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又譯《給1位青年小說家的信》，由趙德明翻譯成中文）一書，剖析自己的寫作技法、文學理念及經驗，介紹Catoblepas（本意是一種神話里的怪獸，垂頭長頸，從腳開始吃掉自己）、連通管（Vasos Comunicantes，又譯連通器）、中國套盒（Caja China，原意是1種層層疊疊的烤箱，通常用來烤肉）等手法。1998年3月，他非小說文集《頂風破浪》的英譯本Making Waves這部文選成為美國的全國書評獎評論類1997年年度得主，是首位非美國公民的外國人得主。

2001年，母校秘魯國立聖馬爾科斯大學出版其大學學位（相當於台灣的碩士學位）論文《闡釋魯文·達里奧的基礎》，並授予榮譽博士頭銜。2004年，客座英國牛津大學教職，並將部分講義結集為論著《不可能的誘惑》。2005年，將1990年發表的文學評論集《謊言中的真實》（以單篇評論分別介紹和討論二十五位作者的小說或散文，目前只翻譯出該書書序〈謊言中的真實〉和其中六篇評論，收入同名的巴爾加斯·略薩創作論集中譯本內，這部中譯本另收錄他與巴西記者的訪談紀錄、談其兒童青少年成長過程和早期文學經驗的回憶錄《水中魚》單數章節，均由趙德明翻譯）改編為舞台劇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公開上演，由Joan Ollé導演，原著作家兼劇作家本人親自登場與職業演員Aitana Sánchez Gijón聯合領銜主演，這是巴爾加斯·略薩第一次主演戲劇，之後又演了《奧德賽與佩涅洛佩》和《一千夜又一夜》這兩出自己的劇作。2008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版他在該校客座教職的講義結集Wellspring （暫譯《活水》），是第二部以英文寫成的著作。

巴爾加斯·略薩自承受到福克納、塞萬提斯、博爾赫斯(又譯波赫士或波赫斯)、司湯達、薩特、福樓拜、海明威、費奧多·陀斯妥耶夫斯基、阿爾貝·加繆、梅爾維爾、大仲馬、亨利·詹姆斯、維克多·雨果、聶魯達等的影響，讀過中國作家魯迅、茅盾、巴金、王蒙、莫言、三毛等作品，知道《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


政治活動

巴爾加斯·略薩讀大學時參加秘魯共產黨組織的共產主義學習小組（台灣常稱共產主義讀書會），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思想家的著作，還擔任指導員，並短期加入秘魯共產黨，活躍於秘魯共黨的外圍青年組織「卡烏依德」（Cahuide）。巴爾加斯·略薩在秘魯共產黨內化名「阿爾貝托同志」（Comarada Alberto），其成名作長篇小說《城市與狗》主要人物「詩人」（這是外號）原名阿爾貝托（全名阿爾貝托·弗雷南德斯·特布雷Alberto Fernández Temple），有些評論家認為「詩人」這個人物就是巴爾加斯·略薩的化身。早年也熱烈支持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當年的古巴革命，1960年代成名后多次造訪古巴哈瓦那等地。

秘魯民主化以後，第一位民選總統費爾南多·貝朗德·特里（威權時代前因軍事政變下台的民選總統）1980年代曾邀請他擔任總理或駐英大使，他婉拒。1987年，回到秘魯組新政黨Frente Democratico（簡稱Fredemo，暫譯「自由運動組織」或「民主陣線」簡稱「民陣」）投入政治，並在1987年8月第1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獲推為一任四年的政黨主席。立場已然右傾，反對時任總統阿蘭·加西亞銀行國有化等政策，主張國營企業私有化（民營化）和全面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1989年6月4日在出生地亞雷基帕市正式宣布投入總統選戰，角逐一任五年的秘魯總統大位，1990年總統大選，一度為聲望最高的候選人，並在1990年4月8日的第一輪投票，得到相對多數的最高票（得票率37％），與名列第二的總統候選人藤森謙也（得票率25％）進入第二輪投票對決，但是藤森謙也以57％的比數勝出，略薩競選落敗。

1990年6月13日，略薩離開秘魯到長期僑居的歐洲休息，1991年到1992年間在德國柏林科技學院（Wissdenschaftskolleg）成為高級訪問學人，1991年8月，政黨主席改選后，隨即交卸黨職。1993年應聘客座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職，在普林斯頓完成他在德國期間開始撰寫的回憶錄《水中魚》，並於同年發表，以其中偶數章節詳盡敘述1987年到1990年政治活動的過程。1993年7月2日起，擁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2003年，時任秘魯總統亞歷杭德羅·托萊多一度想找他回國擔任總理，後來在他的建議下，任命他昔日的政黨夥伴梅麗諾（Beatriz Merino Lucero）出任秘魯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理，梅麗諾於2003年12月卸任。

持有雙重國籍的對錯

台灣中央社2009年4月9日台北特稿〈藤森真的罪有應得嗎？〉第8段「幾個右派政黨推出了文學家瓦加斯尤沙，一時之間彷彿無人能與爭鋒，可以直取大位，但瓦加斯略薩國際聲望雖高，卻與秘魯基層脫節，甚至不肯放棄西班牙國籍，都引起民眾反感。」巴爾加斯·略薩在秘魯威權時代輾轉歐洲各地，作品在國內被查禁。秘魯民主化以後，才回到祖國組黨和競選，那時還沒有其他國家的國籍，直到1993年，顧慮自己的秘魯護照可能會被藤森謙也主政的政府沒收（這是專制國家對付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常用的手段），才另外申請了西班牙護照，因此他1994年3月24日被委任為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皇家學院院士須有西班牙國籍）。反而是藤森謙也，長期秘密保有日本國籍，2000年棄職逃回日本，這才見知於世，連其日裔前妻蘇珊娜·樋口都不知情。

巴爾加斯·略薩與中國大陸

1979年，北京大學西語系教師趙德明首次撰文介紹巴爾加斯·略薩。他第1部中譯的作品是成名作《城市與狗》（外國文學出版社，1981年，北京），趙德明當時是用筆名「趙紹天」翻譯。1980年代中國組織翻譯家大批中譯巴爾加斯·略薩的作品，全部直接從西班牙語原文翻譯。1982年，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韋平、韋拓合譯的《青樓》和趙德明、李德明、蔣宗曹、尹承東合譯的《胡莉婭姨媽與作家》。《青樓》是巴爾加斯·略薩名作La casa verde的第一個中文版本，孫家孟翻譯的第二個中譯本《綠房子》也很快在1983年由北京的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1983年，南京的江蘇人民出版社初次出版趙德明、段玉然、趙振江合譯的鴻篇巨構《世界末日之戰》。1986年，孫家孟翻譯的《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由北京的十月文藝出版社首次出版。1988年，王成家、孟憲臣合譯的《狂人瑪伊塔》（Historia de Mayta）中文譯本由昆明的雲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

巴爾加斯·略薩的許多小說《城市與狗》（趙德明譯，寫利馬的秘魯國立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學校裡外的故事，曾2度改編電影）、《綠房子》（孫家孟譯，寫妓院與社區發生的故事，以作者青少年時生長的秘魯皮烏拉省為背景，韋平、韋拓合譯的另1中譯本譯名《青樓》）、《酒吧長談》（孫家孟譯，寫秘魯威權時代利馬市區1家叫做大教堂La Catedral的也賣咖啡的酒家兼妓院里的談話）、《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孫家孟譯，寫秘魯軍方在國內熱帶雨林區駐地秘密試辦性服務的故事，勞軍女郎本意只是勞軍康樂活動的女性表演者，在這裡是那批軍中妓女的隱晦說法，曾2度改編電影）、《胡莉婭姨媽與作家》（趙德明、李德明、蔣宗曹、尹承東合譯，寫他和前妻Julia的故事，曾在哥倫比亞改編電視劇；Jon Amiel1990年在美國好萊塢改編電影Tune In Tomorrow）、《世界末日之戰》（趙德明、段玉然、趙振江合譯，寫巴西反抗軍與政府軍爭鬥的故事）、《狂人瑪伊塔》（王成家、孟憲臣合譯）、《誰是殺人犯》（孫家孟譯，推理小說，寫1個兵Palomino Molero遭殺害的刑案）、《敘事人》（孫家孟譯，寫1個說故事的人的故事）、《情愛筆記》（趙德明譯，言情小說）等，都已譯成中文，主要譯者有留學智利的趙德明、留學秘魯的孫家孟等，多部作品都經過多次再版，翻譯者多次修訂。

巴爾加斯·略薩於1994年7月6日偕家眷到中國首都北京，期間參訪長城等名勝，並於同年7月12日早上在北京與中國西班牙語文學資深譯者趙德明和尹承東會談，併當場口述〈致中國讀者〉（中文版趙德明譯）1文，與趙德明記述這次會面的〈巴爾加斯·略薩在北京〉同時收入中國出版的第一部巴爾加斯·略薩文學評論集中譯本《謊言中的真實：巴爾加斯·略薩談創作》，同日全家轉往西安，並在遊歷上海后才回到長住的英國倫敦。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的時代文藝出版社通過趙德明與他的版權代理人在1996年4月3日達成協議，自1996年起出版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全集，預定出版18卷，但沒有出齊。

2000年，巴爾加斯·略薩早期兩部論著《給白臉蒂朗下戰書》（El combate imaginario. Las cartas de batalla de Joanot Martorell，1971年發表，朱景冬譯）和《無休止的縱慾》（1975年問世，朱景冬譯）出版中譯本，同時，他的第一部小說集《首領們》（與中篇小說《崽兒們》合訂一本出書，尹承東譯）、非小說文集《頂風破浪》（趙德明譯）、西班牙行星文學獎得獎作品《利圖馬在安第斯山》（李德明譯）的中譯本也出版了。巴爾加斯·略薩的小說方法論隨筆集《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中文版在中國經百花文藝出版社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先後在2000年和2004年出版（百花文藝版譯名《中國套盒：致1位青年小說家》，新版譯名《給青年小說家的信》）。2009年8月，巴爾加斯·略薩《公羊的節日》（寫多米尼加獨裁者Rafael Trujillo專制的故事，2005年Luis Llosa Urquidi改編同名電影，資金來源是西班牙和英國）、《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漢語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同時還出了《城市與狗》漢譯21世紀新版，它們都是趙德明的譯作。《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是世界史上第二部擁有兩個漢語譯本的巴爾加斯·略薩長篇作品，第1部是《綠房子》，巧合的是不同譯本的題名也不同：《青樓》（韋平、韋拓譯）和《綠房子》（孫家孟譯）；《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台灣關文軍譯）和《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趙德明譯）。2008年，留學匈牙利的餘澤民發表了中篇小說Los cachorros的第二個漢譯本《小崽子們》（尹承東譯本題名《崽兒們》），寫被狗咬掉生殖器的青少年男子的成長故事，是史上第1篇有2個漢語譯本的巴爾加斯·略薩中篇作品。有二個漢語譯本的巴爾加斯·略薩短篇作品是寫青少年械鬥的El desafío和年青人馴馬的El hermano menor：《挑戰》（尹承東譯）；《尋釁》（台灣陳長房譯）和《兄弟》（尹承東譯）；《幼弟》（台灣張清柏譯）。2009年尾，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孫家孟譯《綠房子》及趙德明、李德明、蔣宗曹、尹承東合譯《胡莉婭姨媽與作家》與孫家孟譯《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21世紀新版。

2010年尾，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尹承東、杜雪峰合譯的《壞女孩的惡作劇》。2011年巴爾加斯·略薩第2度訪問中國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孫家孟譯《酒吧長談》21世紀新版。2011年6月12日，巴爾加斯·略薩飛到中國上海，6月14日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被授予顧問教授聘書，發表講演並與師生、群眾交流，並在上海戲劇學院辦《酒吧長談》朗頌會，與葉兆言、孫甘露、王安憶等作家及師生、群眾交流；6月16日飛往北京，6月17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被授予榮譽研究員證書，發表講演，與陸建德、陳眾議、趙德明、尹承東、莫言、劉震雲、閻連科、徐小斌、李洱、張抗抗等領導、譯家、作家及群眾交流；6月18日在北京塞萬提斯學院活動；6月20日自中國北京轉往日本東京。


有關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的言論爭議

2020年3月15日，略薩在西班牙《國家報》撰文稱新型冠狀病毒正在對西班牙造成嚴重破壞，並指責是中國的專制體制以及早期對疫情的掩蓋導致了全球性疫情。

文章刊發次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秘魯大使館在官網發表聲明對略薩的觀點表示強烈反對，稱略薩的言論體現了「對中國的缺乏了解和嚴重偏見」。同日，中國大陸的電商網站淘寶網下架了大部分略薩的作品，但仍有少量店鋪可以購賣。噹噹網、京東商城、亞馬遜中國的官方自營店鋪中略薩的作品均顯示為「缺貨」，無法購賣。


巴爾加斯·略薩與台灣

作家簡介
較早的簡介文章有：孫家孟〈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簡介〉，發表在1990年7月號的《聯合文學》。至於2010年12月號的《印刻生活志》，則有夏榆的〈政治是讓虛構紮根的沃土—談巴爾加斯·略薩〉、布蘭科專訪巴爾加斯·略薩的文章(尹承東/譯)、彭歌的〈巴爾加斯·略薩台北行〉等文章。

作品翻譯和評介
《青樓》（《綠房子》的台灣版名稱）、《世界末日之戰》、《愛情萬歲》（《胡莉婭姨媽與作家》的台灣版名稱）、《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已在台灣出版繁體版本。在台灣出版多部作品的香港作家西西，撰寫多篇文章評介巴爾加斯·略薩的人和作品，收入《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傳聲筒》等書在台灣出版，可說是在香港和台灣介紹巴爾加斯·略薩的重要推手。張清柏編選、翻譯，陳映真主編的《馬奎斯等：拉丁美洲短篇小說秀作選》（1987年初版），收錄巴爾加斯·略薩短篇小說〈幼弟〉，是台灣翻譯家首度譯介巴爾加斯·略薩的作品，也是台灣翻譯家第1次從西班牙語原文翻譯巴爾加斯·略薩的作品，譯者當時將作者譯為馬里奧·巴加斯·猶薩。鄭樹森主編，1987年在台北市初版的《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集》選了陳長房從英文譯本轉譯的〈尋釁〉。〈幼弟〉和〈尋釁〉（也可以翻作〈挑戰〉或〈挑釁〉）都是巴爾加斯·略薩出版的第1本著作：短篇小說作品集《首領們》（也可以翻成《領導們》或《領袖》）裡面的短篇小說。

2008年8月6日，台灣出版《天堂在另一個街角》（El paraiso en la otra esquina，原文版2003年發表，台灣青年翻譯家關文軍譯）漢譯本，是巴爾加斯·略薩這部作品的第一個漢語譯本，同時是史上首部台灣翻譯家翻譯的巴爾加斯·略薩長篇小說。台灣青年翻譯家曾永銳重新漢譯的巴爾加斯·略薩成名作《城市與狗》，2009年10月由聯經出版出版，《城市與狗》成為世界史上第三部有兩個漢譯本的巴爾加斯·略薩長篇作品和史上第二部台灣翻譯家翻譯的巴爾加斯·略薩長篇小說。

台灣首次以較詳盡的專文評介巴爾加斯·略薩作品是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陳長房1992年發表的〈胸懷八荒的想像：語言魔術師瓦加斯·略薩（秘魯）〉一文，評析《綠房子》和《酒吧長談》2部作品，同年收入《閱讀當代世界文學》1書出版時，增補了評介《城市與狗》的部分。除了香港西西、鄭樹森的文章，也有台灣本地的張大春、張淑英、駱以軍、辜振豐、陳小雀等人介紹巴爾加斯·略薩。

在其第二次訪問台灣的六天，台灣報章連載他的一篇散文隨筆《我的兒子》（台灣中華民國資深外交官陸以正翻譯），是台灣首次翻譯、刊載巴爾加斯·略薩的散文隨筆作品，當時將作者譯為巴加斯·略薩。

多次訪台
巴爾加斯·略薩曾三度訪問台灣。1977年12月下旬，國際筆會會長任內，首度應邀來台，期間參觀中華民國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並會見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嚴家淦。1989年選舉造勢拜會各國政要的旅行期間，應台灣當局邀請，1989年9月29日晚上第二度來台訪問。1989年10月3日，在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連戰陪同，會見李登輝總統。其造訪台灣期間，也和台灣企業家及國民黨其他高層會談，對台灣農村成功的土地改革相當感興趣，並參訪位科學工業園區。10月4日中午，他在台北與殷張蘭熙、三毛等台灣作家；詩人餐敘，當天離開台灣，夜間到韓國訪問。此次旅程，還造訪日本和新加坡。

巴爾加斯·略薩在1993年發表的回憶錄《水中魚》中談到：這趟旅程時，自稱「受到最精彩的接待是在台灣」。落選之後，他還到台灣訪問。中華民國筆會幹部齊邦媛〈蘭熙〉1文有寫到：當時巴爾加斯·略薩曾造訪淡江大學，與台灣的西語系師生座談。


主要小說作品出版年表
1959 Los jefes（《首領們》或《領袖》）
1963 La ciudad y los perros（《城市與狗》）
1965 La casa verde（《綠房子》或《青樓》）
1967 Los cachorros（《崽兒們》或《幼崽》）
1969 Conversación en La Catedral（《酒吧長談》）
1973 Pantaleón y las visitadoras（《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
1977 La tía Julia y el escribidor（《胡莉婭姨媽與作家》）
1981 La guerra del fin del mundo（《世界末日之戰》）
1984 Historia de Mayta（《狂人瑪伊塔》）
1986 Quién mató a Palomino Molero?（《誰是殺人犯》）
1987 El hablador（《敘事人》）
1988 Elogio de la madastra（《繼母頌》）
1993 Lituma en los Andes（《利圖馬在安地斯山》）
1997 Los cuadernos de don Rigoberto（《情愛筆記》）
2000 La fiesta del Chivo（《公羊的節日》）
2003 El paraíso en la otra esquina（《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
2006 Travesuras de la niña mala（《壞女孩的惡作劇》）
2010 El sueño del celta（《凱爾特人之夢》）
2013 El héroe discreto（《離散的英雄》）

主要非小說作品出版年表
1971 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博士論文，整理后出版）
1969El combate imaginario. Las cartas de batalla de Joanot Martorell（《給「白臉蒂朗」下戰書》早期版本，書名可以翻作《想象中的戰鬥 朱亞諾·馬托雷爾的爭戰的信》，朱亞諾·馬托雷爾Joanot Martorell是Tirant lo Blanc《騎士蒂朗》這部巴倫西亞語騎士小說文學經典的作者）
1971 La historia secreta de una novela（暫譯《小說秘史》評論文集）
1975 La orgía perpetua: Flaubert y 「Madame Bovary」（《永遠縱慾》或《無休止的縱慾》，副題名「福樓拜與《包法利夫人》」，論著）
1981 La señorita de Tacna. Pieza en dos actos（《塔克納小姐》，劇本）
1983 Entre Sartre y Camus（暫譯《薩特與加繆之間》，研究薩特與阿爾貝·加繆的論著）
1983 Kathie y el hipopótamo. Comedia en dos actos（《凱蒂與河馬》，喜劇）
1983 Contra viento y marea (1962-1982)（《頂風破浪（第1卷）》，收錄1962年到1982年隨筆、政論、雜文、講稿等的文集）
1986 Contra viento y marea. Volumen II (1972-1983)（《頂風破浪（第2卷）》，收錄1972年到1983年隨筆、政論、雜文、講稿等的文集）
1986 La Chunga（《瓊加》或《瓊卡》或《瓊卡姑娘》，劇本）
1990 Contra viento y marea. Volumen III (1964-1988)（《頂風破浪（第3卷）》，收錄1964年到1988年隨筆、政論、雜文、講稿等的文集）
1990 La verdad de las mentiras: Ensayos sobre la novela moderna（《謊言中的真實》，評現代小說與散文的論著）
1991 Carta de batalla por Tirant lo Blanc （《給「白臉蒂朗」下戰書》，論著）
1991 A Writer´s Reality（暫譯《作家的真實》，論著，用英文寫成）
1993 El pez en el agua. Memorias（《水中魚》，回憶錄）
1993 El loco de los balcones（《陽台上的瘋子》，劇本）
1994 Desafíos a la libertad（暫譯《向自由挑戰》，文論政論集）
1996 Ojos bonitos, cuadros feos （暫譯《好眼，壞圖》，劇本）
1996 La utopía arcaica: José María Arguedas y las ficciones del indigenismo（暫譯《文學烏托邦：何塞·馬利亞·阿格達斯與想象的虛構》，論著，何塞·馬利亞·阿格達斯是秘魯作家、詩人、人類學家）
1997 Cartas a un joven novelista（《給青年小說家的信》，小說方法論隨筆集）
2001 El lenguaje de la pasión（暫譯《文學的激情》，論著）
2001 Bases para una interpretación de Rubén Darío（《闡釋魯文·達里奧的基礎》，大學學位論文，1958年完成，母校秘魯國立聖馬爾科斯大學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出版）
2003 Diario de Irak（暫譯《伊拉克日記》，在西班牙的《國家報》El País連載的紀事專欄結集）
2004 La tentación de lo imposible（暫譯《不可能的誘惑》，研究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的論著）
2007 Odiseo y Penélope（暫譯《奧德賽與佩涅洛佩》，劇本）
2008El viaje a la ficción（暫譯《到虛構去的旅行》，談烏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的論著）
2008Wellspring（暫譯《活水》，客座美國哈佛大學講義結集，用英文寫成）
2009Las mil noches y una noche（暫譯《一千夜又一夜》，劇本）

主要參考文獻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著，趙德明譯，《水中魚》，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長春。ISBN7-5387-1020-5/I.977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著，趙德明譯，《城市與狗》，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長春。7-5387-1033-7/I.990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著，趙德明譯，《謊言中的真實》，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昆明。ISBN7-222-02156-6/I.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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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change? 2020-3-22 05:50
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秘魯作家和詩人）的書籍突遭中共封殺 原因是他於3月15日在《國家報》發表題為「回到中世紀」的文章  （西，英，中文）

¿Regreso al Medioevo?
La peste ha sido a lo largo de la historia una de las peores pesadillas de la humanidad. El coronavirus será una pandemia pasajera. Lo que no pasará es el miedo a la muerte, que nos acompaña como una sombra

Back to the Middle Ages?
The plague has been throughout history one of humanity's worst nightmares. The coronavirus will be a passing pandemic. What will not happen is the fear of death, that accompanies us like a shadow

回到中世紀？
在整個歷史上，瘟疫一直是人類最糟糕的噩夢之一。冠狀病毒將是一次大流行。不會發生的是對死亡的恐懼，就像陰影一樣陪伴著我們

MARIO VARGAS LLOSA
15 MAR 2020 - 00:32 CET

El coronavirus comienza a hacer estragos en España. O, mejor dicho, el espanto que causa ese virus proveniente de China ocupa todos los noticiarios y radios y periódicos, se cierran colegios y universidades, bibliotecas y teatros, se paralizan las Fallas de Valencia, se cancelan los plenos de las Cortes, los eventos deportivos se celebrarán sin público, pese a que los distribuidores dicen que habrá provisiones se ven semivacías las estanterías de los supermercados, lo que indica que la gente se carga de productos de primera necesidad para lo que entiende será un largo encierro, y, por supuesto, en las conversaciones privadas no se habla de otra cosa.

The coronavirus begins to wreak havoc in Spain. Or, rather, the terror caused by this virus from China occupies all the news and radio stations and newspaper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libraries and theaters are closed, the Fallas de Valencia are paralyzed, the plenary sessions of the Cortes are canceled, the events sports will be held without an audienc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distributors say that there will be provisions, the supermarket shelves are half empty, indicating that people are loaded with basic necessities for what they understand will be a long closure, and, of course , in private conversations nothing else is discussed.

冠狀病毒開始在西班牙造成嚴重破壞。確切地說，由這種病毒引起的恐怖活動席捲了中國的所有新聞，廣播電台和報紙，學校和大學，圖書館和劇院都關閉了，瓦倫西亞法利亞斯癱瘓了，科爾特斯全體會議取消了，儘管分銷商說會有準備，體育運動將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舉行，而超市的貨架上卻空了一半，這表明人們已經裝有基本必需品，因為他們所了解的將是長期關閉，當然， ，在私人對話中，沒有其他討論。

Todo esto, en términos prácticos, es muy exagerado, pero no hay nada que hacer: España tiene miedo y los Gobiernos, el nacional y los de las autonomías, salen al frente de la pavorosa enfermedad con medidas cada vez más estrictas que, de una manera general, los españoles aprueban e, incluso, exigen que sean más extensas e intensas. Es por gusto que las estadísticas oficiales digan que, hasta el 11 de marzo, hay apenas 47 muertes por culpa de la pandemia y que, por ejemplo, la simple gripe es más asesina que ella, pues causa por lo menos seiscientas muertes anuales, y que son muchos más los que se recuperan del coronavirus que los que perecen por culpa de él, que España tiene uno de los sistemas de salud mejores en el mundo —por encima de la media europea— y que el trabajo que vienen realizando los médicos y sanitarios en todo el país es eficiente y está a la altura del desafío, etcétera.

All this, in practical terms, is very exaggerated, but there is nothing to do: Spain is afraid and the governments, the national and those of the autonomies, come out in front of the dread disease with increasingly stringent measures that, of a In general, the Spanish approve and even demand that they be more extensive and intense. It is for pleasure that official statistics say that, as of March 11, there are only 47 deaths due to the pandemic and that, for example, the simple flu is more murderous than it, as it causes at least six hundred deaths annually, and that there are many more who recover from the coronavirus than those who perish because of it, that Spain has one of the best health systems in the world - above the European average - and that the work that doctors and restroom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efficient and up to the challenge, and so on.


實際上，所有這些都被誇大了，但是卻無濟於事：西班牙擔心，各國政府，國民和自治政府，正以日益嚴格的措施走出可怕的疾病之門，總的來說，西班牙人贊成甚至要求他們擴大範圍和力度。令人高興的是，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截至3月11日，僅因大流行導致47人死亡，例如，單純的流感比它更具殺傷力，因為它每年至少造成600人死亡，並且從冠狀病毒中恢復的人數要比死於冠狀病毒的人多得多，西班牙擁有世界上最好的衛生系統之一-高於歐洲平均水平-並且醫生和醫生的工作全國各地的洗手間都是高效的，可以應對挑戰，依此類推。


Jamás las estadísticas han sido capaces de tranquilizar a una sociedad roída por el pánico y ésta es una buena ocasión de comprobarlo. En medio de la civilización ha reaparecido la Edad Media, lo que significa que muchas cosas han cambiado desde entonces, pero muchas otras no. Por ejemplo: el miedo a la peste. Y, a propósito, la literatura tiene un renacer inevitable en esos períodos de miedo colectivo: cuando no entiende lo que pasa, una sociedad va a los libros a ver si ellos se lo explican. La peor novela de Albert Camus, La peste, tiene un súbito renacimiento y tanto en Francia como en España se hacen reediciones y ese libro mediocre se ha convertido en un best seller.

Statistics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reassure a society gnawed by panic and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to verify it. In the midst of civilization, the Middle Ages have reappeared, which means that many things have changed since then, but many others have not. For example: fear of plague. And, by the way, literature has an inevitable rebirth in those periods of collective fear: when it does not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a society goes to books to see if they explain it to them. Albert Camus's worst novel, The Plague, has a sudden revival and reissues are made in both France and Spain and that mediocre book has become a best seller.

統計數據永遠無法確保一個因恐慌而困擾的社會，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驗證它。在文明之中，中世紀已經重新出現，這意味著此後許多事情都發生了變化，而其他許多事情沒有發生變化。例如：害怕瘟疫。順便說一句，在集體恐懼時期，文學不可避免地會重生：當文學不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時，一個社會就會去看書，看看他們是否向他們解釋。阿爾伯特·卡繆斯（Albert Camus）最糟糕的小說《瘟疫》（The Plague）突然復甦，在法國和西班牙都重新發行，那本平庸的書成為暢銷書。

Nadie parece advertir que nada de esto podría estar ocurriendo en el mundo si China Popular fuera un país libre y democrático y no la dictadura que es. Por lo menos un médico prestigioso, y acaso fueran varios, detectó este virus con mucha anticipación y, en vez de tomar las medidas correspondientes, el Gobierno intentó ocultar la noticia, y silenció esa voz o esas voces sensatas y trató de impedir que la noticia se difundiera, como hacen todas las dictaduras. Así, como en Chernóbil, se perdió mucho tiempo en encontrar una vacuna. Sólo se reconoció la aparición de la plaga cuando ésta ya se expandía. Es bueno que ocurra esto ahora y el mundo se entere de que el verdadero progreso está lisiado siempre que no vaya acompañado de la libertad. ¿Lo entenderán de una vez esos insensatos que creen que el ejemplo de China, es decir, el mercado libre con una dictadura política, es un buen modelo para el tercer mundo? No hay tal cosa: lo ocurrido con el coronavirus debería abrir los ojos de los ciegos.

La peste ha sido a lo largo de la historia una de las peores pesadillas de la humanidad. Sobre todo en la Edad Media. Era lo que desesperaba y enloquecía a nuestros viejos ancestros. Encerrados detrás de las recias murallas que habían erigido para sus ciudades, defendidos por fosos llenos de aguas envenenadas y puentes levadizos, no temían tanto a esos enemigos tangibles contra los que podían defenderse de igual a igual, enfrentarlos con espadas, cuchillos y lanzas. Pero la peste no era humana, era obra de los demonios, un castigo de Dios que caía sobre la masa ciudadana y golpeaba por igual a pecadores e inocentes, contra la que no había nada que hacer, salvo rezar y arrepentirse de los pecados cometidos. La muerte estaba allí, todopoderosa, y después de ella las llamas eternas del infierno. La irracionalidad estallaba por doquier y había ciudades que trataban de aplacar a la plaga infernal ofreciéndole sacrificios humanos, de brujas, brujos, incrédulos, pecadores sin arrepentir, insumisos y rebeldes. Cuando Flaubert viajó a Egipto, todavía vio leprosos que recorrían las calles tocando campanas para advertir a la gente que se apartara si no quería ver (y contagiarse) de sus llagas purulentas.


Nobody seems to warn that none of this could be happening in the world if Popular China were a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y and not the dictatorship that it is. At least one prestigious doctor, and maybe several, detected this virus well in advance and, instead of taking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tried to hide the news, and silenced that voice or those sensible voices and tried to prevent the news spread, as all dictatorships do. Thus, as in Chernobyl, much time was lost in finding a vaccin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lague was only recognized when it was already expanding. It is good that this happens now and the world learns that true progress is crippled as long as it is not accompanied by freedom. Will those fools who believe that the example of China, that is, the free market with a political dictatorship, be a good model for the third worl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what happened with the coronavirus should open the eyes of the blind.
The plague has been throughout history one of humanity's worst nightmares.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Ages. It was what made our old ancestors desperate and crazy. Locked behind the sturdy walls they had erected for their cities, defended by moats filled with poisoned waters and drawbridges, they were not so much afraid of those tangible enemies against whom they could defend themselves as equals, face them with swords, knives, and spears. But the plague was not human, it was the work of demons, a punishment from God that fell on the mass of citizens and hit sinners and innocents alike, against whom there was nothing to do, except pray and repent for the sins committed. Death was there, almighty, and after it the eternal flames of hell. Irrationality exploded everywhere and there were cities that tried to appease the infernal plague by offering human sacrifices, witches, sorcerers, unbelievers, unrepentant sinners, rebels and rebels. When Flaubert traveled to Egypt, he still saw lepers roaming the streets ringing bells to warn people to step aside if they did not want to see (and catch) their purulent sores.

似乎沒有人警告說，如果大眾中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而不是它的獨裁統治，那麼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至少有一位有名望的醫生提前很好地發現了這種病毒，政府沒有採取相應的措施，而是試圖掩蓋這一消息，使這種聲音或那些明智的聲音保持沉默，並試圖阻止這種消息的傳播。像所有獨裁政權一樣傳播。因此，和切爾諾貝利一樣，尋找疫苗浪費了很多時間。瘟疫的出現只有在它已經擴大時才被確認。最好現在就發生這種情況，全世界都知道，只要沒有自由，就不會阻礙真正的進步。那些相信中國的榜樣，即具有政治專政的自由市場的傻瓜，會成為第三世界的好榜樣嗎？沒有這樣的事情：冠狀病毒發生的事情應該打開盲人的眼睛。在整個歷史上，瘟疫一直是人類最糟糕的噩夢之一。特別是在中世紀。這就是使我們的祖先絕望而瘋狂的原因。他們被封鎖在為城市建造的堅固的城牆後面，被充滿有毒水和弔橋的護城河所防禦，他們並不懼怕那些能與他們平等地捍衛自己，用劍，刀和矛面對他們的有形敵人。但是瘟疫不是人類，而是魔鬼的工作，是對上帝的一種懲罰，落在了全體公民身上，並打擊了罪人和無辜者，除了祈禱和為犯下的罪而悔改之外，他們沒有其他可做的。死亡在那裡，是全能的，在那之後永恆的地獄之火。非理性情緒到處爆發，有一些城市試圖安撫地獄的瘟疫，提供人類犧牲，巫婆，巫師，不信者，un悔的罪人，叛亂者和叛亂者。當弗勞伯特（Flaubert）前往埃及時，他仍然看到麻風病患者在街上搖曳的鐘聲，警告人們如果不想看到（抓住）化膿性瘡，就走開。

Por eso casi no aparece la peste en las novelas de caballerías que son otro aspecto, más positivo, del Medioevo: en ellas hay proezas físicas extraordinarias, el Tirant lo Blanc derrota él solo a gigantescos ejércitos. Pero los adversarios de los caballeros andantes son seres humanos, no diablos, y lo que el hombre medieval teme son los diablos, esos demonios que escondidos en el corazón de las epidemias golpean y matan sin discriminar a culpables e inocentes.

That is why the plague hardly appears in the chivalric novels which are another, more positive, aspect of the Middle Ages: in them there are extraordinary physical feats, the Tirant lo Blanc defeats gigantic armies alone. But the adversaries of the knights-errant are human beings, not devils, and what the medieval man fears are the devils, those demons that, hidden in the heart of the epidemics, strike and kill without discriminating the guilty and the innocent.

這就是為什麼瘟疫很少出現在中世紀的另一個積極方面的俠義小說中：在其中有非凡的壯舉，《蒂朗·勃朗峰》僅擊敗了龐大的軍隊。但是，騎士的敵人是人類，而不是魔鬼，而中世紀的人所擔心的是魔鬼，那些隱藏在流行病核心，在不區分有罪和無辜者的情況下襲擊並殺死了那些魔鬼。

Ese viejo terror no ha desaparecido del todo, pese a los extraordinarios progresos de la civilización. Todo el mundo sabe que, como ocurrió con el SIDA o con el Ébola, el coronavirus será una pandemia pasajera, que los científicos de los países más avanzados encontrarán pronto una vacuna para defendernos contra ella y que todo esto terminará y será, dentro de algún tiempo, una noticia mustia que apenas recordarán las gentes.


That old terror has not entirely disappeared, despite the extraordinary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Everyone knows that, as happened with AIDS or Ebola, the coronavirus will be a temporary pandemic, that scientists in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will soon find a vaccine to defend ourselves against it, and that all this will end and will be, within some time. time, a musty news that people will hardly remember.

儘管文明取得了非凡的進步，但那古老的恐怖並沒有完全消失。眾所周知，與艾滋病或埃博拉病毒一樣，冠狀病毒將是暫時的大流行，最先進國家的科學家將很快找到一種疫苗來防禦自身疾病，並且所有這些都將終結，並將在某些範圍之內。時間，一個讓人難以忘懷的霉味新聞。

Lo que no pasará es el miedo a la muerte, al más allá, que es lo que anida en el corazón de estos terrores colectivos que son el temor a las pestes. La religión aplaca ese miedo, pero nunca lo extingue, siempre queda, en el fondo de los creyentes, ese malestar que se agiganta a veces y se convierte en miedo pánico, de qué habrá una vez que se cruce aquel umbral que separa la vida de lo que hay más allá de ella: ¿la extinción total y para siempre?, ¿esa fabulosa división entre el cielo para los buenos y el infierno para los malvados de un dios juguetón que pronostican las religiones?, ¿alguna otra forma de supervivencia que no han sido capaces de advertir los sabios, los filósofos, los teólogos, los científicos? La peste saca de pronto a estas preguntas, que en la vida cotidiana normal están confinadas en las profundidades de la personalidad humana, al momento presente, y hombres y mujeres deben responder a ellas, asumiendo su condición de seres pasajeros. Para todos nosotros es difícil aceptar que todo lo hermoso que tiene la vida, la aventura permanente que ella es o podría ser, es obra exclusiva de la muerte, de saber que en algún momento esta vida tendrá punto final. Que si la muerte no existiera la vida sería infinitamente aburrida, sin aventura ni misterio, una repetición cacofónica de experiencias hasta la saciedad más truculenta y estúpida. Que es gracias a la muerte que existen el amor, el deseo, la fantasía, las artes, la ciencia, los libros, la cultura, es decir, todas aquellas cosas que hacen la vida llevadera, impredecible y excitante. La razón nos lo explica, pero la sinrazón que también nos habita nos impide aceptarlo. El terror a la peste es, simplemente, el miedo a la muerte que nos acompañará siempre como una sombra.



What will not happen is the fear of death, of the hereafter, which is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se collective terrors that are fear of plagues. Religion appeases that fear, but it never extinguishes it, there always remains, in the depths of the believers, that malaise that sometimes grows gigantic and becomes panic, what will there be once that threshold that separates life from what is beyond it: total extinction and forever ?, that fabulous division between heaven for the good and hell for the wicked of a playful god that is foretold by religions? some other form of survival that have not the sages, the philosophers, the theologians, the scientists been able to warn? The plague suddenly brings up these questions, which in normal daily life are confined to the depths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at the present moment, and men and women must answer them, assuming their status as transient beings.
It is difficult for all of us to accept that everything beautiful that life has, the permanent adventure that it is or could be, is the exclusive work of death, of knowing that at some point this life will have an end. That if death did not exist, life would be infinitely boring, without adventure or mystery, a cacophonous repetition of experiences until satiety more gruesome and stupid. That it is thanks to death that there is love, desire, fantasy, the arts, science, books, culture, that is, all those things that make life bearable, unpredictable and exciting. Reason explains it to us, but the unreason that also inhabits us prevents us from accepting it. The terror of the plague is, simply, the fear of death that will always accompany us like a shadow.


不會發生的事是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以後的恐懼，這正是這些恐懼之災的集體恐怖的核心所在。宗教安撫了這種恐懼，但它從未消除，在信徒們的深處始終存在著這種不適感，這種不適感有時會變得巨大並變得恐慌，一旦將生活與生活區分開來的門檻將會是什麼？它之外還有什麼：徹底滅絕和永遠滅亡？宗教所預言的天堂之間的美好區分，善良的地獄與惡作劇的上帝的邪惡之間的分野？聖人，哲學家，神學家，科學家們是否能夠發出警告？瘟疫突然提出了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在當今的日常生活中僅限於人格的深處，而男人和女人必須假設他們是短暫的存在而回答它們。我們所有人很難接受，生命擁有的一切美好事物，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的永久冒險，都是死亡的獨家工作，因為他們知道生命將在某個時刻終結。如果沒有死亡，生活將是無聊的，沒有冒險或神秘感，經歷的反覆不斷，直到飽腹感變得更加可怕和愚蠢為止。正是由於死亡，才有了愛，慾望，幻想，藝術，科學，書籍，文化，所有使生活變得可忍受，不可預測和令人興奮的事物。理性向我們解釋了這一點，但我們中也存在著不合理的理由，使我們無法接受它。簡而言之，瘟疫的恐怖在於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總是像陰影一樣伴隨著我們。
回復 change? 2020-3-22 08:09
女華僑奔波30多小時歸國后確診:早知這樣絕不回來

　　「得知自己確診感染，那時候，我感覺整個天都塌了。」3月20日，當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聯繫上邱某某時，電話那頭的她，話語間滿是懊悔，還流露出一些后怕。

　　
　　3月18日，我市報告一例西班牙歸國華僑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這名華僑便是邱某某。而就在兩天前，同航班回國的另一名華僑在北京確診，座位與邱某某僅相隔一排。

　　邱某某回憶道，在西班牙期間，大部分時間她都獨自一人居家隔離，中間因特殊原因外出，防護措施也做得很好，逗留時間非常短，未與他人近距離接觸。

　　3月14日，因西班牙疫情日益嚴峻，國內家人身體突然有恙，害怕封城無法回國的邱某某與好友孫某某兩人凌晨前往西班牙馬德里機場。在候機的10個半小時里，邱某某全程佩戴口罩和手套，刻意與其他人員保持距離，吃食也是自帶。


　　飛機起飛后，邱某某的心更像是被吊了起來，一路上惴惴不安，「看到過一些宣傳視頻里說，飛機是密閉空間，病毒在客艙內更容易傳播，因此心裡是有擔心的。」從馬德里飛回北京的10多個小時里，邱某某因害怕交叉感染，全程不敢隨意活動，也不敢吃飯，盡量少喝水少上廁所。

　　邱某某坦言，從馬德里到麗水，一路奔波30餘個小時，黑白顛倒，身體極度勞累，「原本體質就差，病毒一下就有可乘之機了。」

　　


　　現在，邱某某正在市集中醫療救治點接受治療，好友孫某某也仍在集中隔離點隔離觀察。幾天來，因為不適應，邱某某一直吃不進喝不進，「自己都已經防護得那麼細緻了，還是感染了。要不是家中有急事，我怎麼都不會回來，路途中風險太大了。」 她哽咽著說。
回復 change? 2020-3-22 08:37
City park chess players still making moves despite coronavirus

New York』s iconic park chess players are still making moves despite coronavirus health concerns, players told The Post Saturday.

「I have hand sanitizer in my bag and whatnot, and if my guest feels uncomfortable touching the pieces, I offer them hand sanitizer. After I』m done for the whole day, I clean my hands, put my mask back on, and boogie on home,」 said Nah-Shon Thomas, 65, who reported seeing a dip in paid challengers at Washington Square Park amid the pandemic.

Union Square chess veteran John Hill, 59, said business was down 「90, 95 percent」 as New Yorkers practiced social distancing.

「People are staying home, people are being more careful,」 he said. 「I wash every day. I had the gloves out and everything, I had a mask, but I didn』t want to be too standoffish,」 he said. 「You don』t want to be too scary if someone comes by, dressed in gloves and a mask, you got the hand sanitizer on the table.」

Rival Carl Neblett, 45, told The Post that he was losing hundreds of dollars per week as would-be chess challengers stayed away.

「It』s brutal!」 Neblett said. 「It is hurting my business, but I don』t want to dwell on that.」

The chess champions hoped to continue going to their usual park spots despite the looming city lockdown, which is set to take effect Sunday at 8 p.m.

「I』m going to stay out here,」 claimed Washington Square Park regular Sarfaraz Ahmed, 43. 「I sanitize my pieces every day. I wipe them with those wet tissues. I do them at home, and then I bring them around. It is what it is.」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be in prison in your own house? I』ll take my chances!」
回復 change? 2020-3-22 09:25
回到中世紀？

在整個歷史上，瘟疫一直是人類最糟糕的噩夢之一。冠狀病毒將是一次大流行。不會發生的是對死亡的恐懼，就像陰影一樣陪伴著我們

MARIO VARGAS LLOSA
15 MAR 2020 - 00:32 CET

冠狀病毒開始在西班牙造成嚴重破壞。確切地說，由這種病毒引起的恐怖活動席捲了中國的所有新聞，廣播電台和報紙，學校和大學，圖書館和劇院都關閉了，瓦倫西亞法利亞斯癱瘓了，科爾特斯全體會議取消了，儘管分銷商說會有準備，體育運動將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舉行，而超市的貨架上卻空了一半，這表明人們已經裝有基本必需品，因為他們所了解的將是長期關閉，當然， ，在私人對話中，沒有其他討論。


實際上，所有這些都被誇大了，但是卻無濟於事：西班牙擔心，各國政府，國民和自治政府，正以日益嚴格的措施走出可怕的疾病之門，總的來說，西班牙人贊成甚至要求他們擴大範圍和力度。令人高興的是，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截至3月11日，僅因大流行導致47人死亡，例如，單純的流感比它更具殺傷力，因為它每年至少造成600人死亡，並且從冠狀病毒中恢復的人數要比死於冠狀病毒的人多得多，西班牙擁有世界上最好的衛生系統之一-高於歐洲平均水平-並且醫生和醫生的工作全國各地的洗手間都是高效的，可以應對挑戰，依此類推。


統計數據永遠無法確保一個因恐慌而困擾的社會，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驗證它。在文明之中，中世紀已經重新出現，這意味著此後許多事情都發生了變化，而其他許多事情沒有發生變化。例如：害怕瘟疫。順便說一句，在集體恐懼時期，文學不可避免地會重生：當文學不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時，一個社會就會去看書，看看他們是否向他們解釋。阿爾伯特·卡繆斯（Albert Camus）最糟糕的小說《瘟疫》（The Plague）突然復甦，在法國和西班牙都重新發行，那本平庸的書成為暢銷書。


似乎沒有人警告說，如果大眾中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而不是它的獨裁統治，那麼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會發生。至少有一位有名望的醫生提前很好地發現了這種病毒，政府沒有採取相應的措施，而是試圖掩蓋這一消息，使這種聲音或那些明智的聲音保持沉默，並試圖阻止這種消息的傳播。像所有獨裁政權一樣傳播。因此，和切爾諾貝利一樣，尋找疫苗浪費了很多時間。瘟疫的出現只有在它已經擴大時才被確認。最好現在就發生這種情況，全世界都知道，只要沒有自由，就不會阻礙真正的進步。那些相信中國的榜樣，即具有政治專政的自由市場的傻瓜，會成為第三世界的好榜樣嗎？沒有這樣的事情：冠狀病毒發生的事情應該打開盲人的眼睛。在整個歷史上，瘟疫一直是人類最糟糕的噩夢之一。特別是在中世紀。這就是使我們的祖先絕望而瘋狂的原因。他們被封鎖在為城市建造的堅固的城牆後面，被充滿有毒水和弔橋的護城河所防禦，他們並不懼怕那些能與他們平等地捍衛自己，用劍，刀和矛面對他們的有形敵人。但是瘟疫不是人類，而是魔鬼的工作，是對上帝的一種懲罰，落在了全體公民身上，並打擊了罪人和無辜者，除了祈禱和為犯下的罪而悔改之外，他們沒有其他可做的。死亡在那裡，是全能的，在那之後永恆的地獄之火。非理性情緒到處爆發，有一些城市試圖安撫地獄的瘟疫，提供人類犧牲，巫婆，巫師，不信者，un悔的罪人，叛亂者和叛亂者。當弗勞伯特（Flaubert）前往埃及時，他仍然看到麻風病患者在街上搖曳的鐘聲，警告人們如果不想看到（抓住）化膿性瘡，就走開。


這就是為什麼瘟疫很少出現在中世紀的另一個積極方面的俠義小說中：在其中有非凡的壯舉，《蒂朗·勃朗峰》僅擊敗了龐大的軍隊。但是，騎士的敵人是人類，而不是魔鬼，而中世紀的人所擔心的是魔鬼，那些隱藏在流行病核心，在不區分有罪和無辜者的情況下襲擊並殺死了那些魔鬼。



儘管文明取得了非凡的進步，但那古老的恐怖並沒有完全消失。眾所周知，與艾滋病或埃博拉病毒一樣，冠狀病毒將是暫時的大流行，最先進國家的科學家將很快找到一種疫苗來防禦自身疾病，並且所有這些都將終結，並將在某些範圍之內。時間，一個讓人難以忘懷的霉味新聞。



不會發生的事是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以後的恐懼，這正是這些恐懼之災的集體恐怖的核心所在。宗教安撫了這種恐懼，但它從未消除，在信徒們的深處始終存在著這種不適感，這種不適感有時會變得巨大並變得恐慌，一旦將生活與生活區分開來的門檻將會是什麼？它之外還有什麼：徹底滅絕和永遠滅亡？宗教所預言的天堂之間的美好區分，善良的地獄與惡作劇的上帝的邪惡之間的分野？聖人，哲學家，神學家，科學家們是否能夠發出警告？瘟疫突然提出了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在當今的日常生活中僅限於人格的深處，而男人和女人必須假設他們是短暫的存在而回答它們。我們所有人很難接受，生命擁有的一切美好事物，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的永久冒險，都是死亡的獨家工作，因為他們知道生命將在某個時刻終結。如果沒有死亡，生活將是無聊的，沒有冒險或神秘感，經歷的反覆不斷，直到飽腹感變得更加可怕和愚蠢為止。正是由於死亡，才有了愛，慾望，幻想，藝術，科學，書籍，文化，所有使生活變得可忍受，不可預測和令人興奮的事物。理性向我們解釋了這一點，但我們中也存在著不合理的理由，使我們無法接受它。簡而言之，瘟疫的恐怖在於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總是像陰影一樣伴隨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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