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神化袁隆平

　　據湖南日報客戶端消息，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於2021年5月22日13時07分在長沙逝世，享年91歲。

　　袁隆平是我國研究與發展雜交水稻的開創者之一，被後世譽為「雜交水稻之父」，他的團隊於1964年開始研究雜交水稻，成功選育了世界上第一個實用高產雜交水稻品種「南優2號」，其雜交水稻的成果自1976年起在全國大面積推廣應用。

　　袁隆平院士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斯人已去，唯有緬懷。本來不想掰扯關於袁隆平院士的其他問題，無奈已經看到了小右們下面這種不僅可笑而且無恥的腔調，就不得來說一說了：

　　市場經濟真的有這麼神奇嗎？中國的鄰國印度自1947年建國以來一直施行的是市場經濟，印度的國情與中國相似。然而，與早已吃飽飯的新中國相比，印度至今還有三到四億以上的人口處於飢餓、半飢餓的狀態；自由貿易也沒能讓印度從國際市場買到足夠多的糧食，反而是一場大流行讓多個糧食生產國限制甚至是停止了糧食出口。

　　印度的農業自然條件甚至遠遠好於中國——耕地面積是中國的三倍、作物普遍一年三熟、降水豐沛……

　　然而，在殖民地時代之前，印度的農業生產便落後於中國，種姓制度下的印度，農業生產領域的剝削程度更是遠甚於中國的地主-小農經濟經濟時代，嚴重製約了農業的發展；殖民地時期以後，殖民者熱衷於種植經濟作物（例如鴉片）而非傳統糧食作物，也導致大多數印度平民處於飢餓狀態。

　　新中國成立之初，新中國與獨立建國的印度相當於處於同一起跑線，甚至作為英國曾經的殖民地，它的工業基礎要遠遠好於中國。1949年，印度人均糧食產量155.4公斤，中國人均糧食產量208.6公斤；到了2014年，印度的人均糧食產量僅為192.7公斤，而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卻達到了442.8公斤。

　　試問，市場經濟怎麼沒能讓印度人吃飽飯？

　　小右們或許會說，是改開讓中國人吃飽飯的，因為改開開始也實行了市場經濟。

　　然而事實情況是，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進行了僅僅四年，到1956年306.8公斤，達到讓中國人吃飽飯的要求；其後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通過高積累支援工業化，加之三年自然災害的波折以及人口預期壽命大幅增長導致的人口總量的迅速增長，人均糧食產量到改開前的1978年也僅僅是增長到316.6公斤。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時代積累起來的種子改良、農田水利建設、化肥生產線投產在70年代末期開始才逐漸顯現出了威力，到1996年將人均糧食產量推升到412.2公斤；全面市場化改革以及加入WTO之後，人均糧食產量不增反減，到2003年更是掉到333公斤。

　　2003年之後的減免農業稅費、農業補貼，提高了農民種田積極性，才使得糧食產量逐漸回升到1996年的水平，然而，這樣的農業補貼行為恰恰是違背價值規律的「反市場」操作——多年來，美國政府一面要求中國遵循自由貿易規則、取消農業補貼，一面又為了保護本土農業對美國農民實行高額補貼——這是對小右們鼓吹的「市場開發，都有飯吃」的又一個辛辣諷刺，小右們的美國主子真要遵循市場原則，就不該補貼美國的農民。

　　可見，糧食產量的增減、「吃飽飯」的問題跟所謂的市場經濟並無直接關係。

　　所謂的「市場經濟讓國人吃飽飯」的說法，與80年代初流行的「包產到戶讓中國從此解決了吃飽問題」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深層次的邏輯是「精神作用（制度）決定了糧食產量」；然而，持這種說法的人，卻又對毛時代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以及「人人為公、戰天鬥地」的精神嗤之以鼻。這就是典型的雙標——一面鼓吹「一心為私」的精神，一面討伐「一心為公」的精神！

　　上面已經說了，毛澤東時代通過農業合作化已經實現了糧食產量的大幅增長，到1956年就使得人均糧食產量達到溫飽線水平，並為八九十年代的糧食產量進一步增長提供了物質基礎。

　　而毛澤東時代這一切成績的取得，靠的不僅僅是精神力量和制度，而是把精神力量充分轉化成了生機勃勃的物質力量。

　　真正能提高糧食產量的只有以下幾個因素：擴大和改良土壤、提高耕地的灌溉和排澇能力、增加肥料尤其是現代肥料的供應、培育和推廣良種、適度的密植和兼作，提高複種指數、應用科學技術消滅病蟲害影響、加強大田管理、在耕作、播種、收穫、儲存時應用機械技術。

　　毛主席在1958年把上述一切要素概括進了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

　　所以，從客觀歷史的角度看，無論是說袁隆平是「雜交水稻之父」，還是說「袁隆平讓中國人吃飽飯」，都有「神化袁隆平」的嫌疑。

　　我們不妨從農業八字憲法的角度一一來梳理一遍。

　　土：這個字既包括擴大耕地面積，也包括土壤改良。1953年全國查田定產，測出全國耕地面積為10853萬公頃，到八十年代初我國耕地面積增加到13250-13790萬公頃，這離不開毛時代通過生產建設兵團對西北和東北的大面積墾荒；舊中國，中國有大面積的鹽鹼、沙荒田，大量耕地位於山區和半山區，自然條件極其惡劣。通過「農業學大寨」，大片鹽鹼地的得到治理，山區修起了梯田，人們耳熟能詳的典型有很多，如蘭考焦裕祿，沙石峪「萬里千擔一畝田，青石板上創高產」。

　　水：旱澇災害是舊中國農業地產的重要原因。新中國成立以後，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開始了大規模的水利基礎設施建設。解放前中國只有大型水庫6座，大中小水庫1223座，總庫容估計200億立方左右，到1976年底，我國建成大型水庫302座，中型水庫2110座，小型水庫82000多座，水庫大中小水庫85400多座，總庫容4200億立方，是解放初期的21倍。到1978年，我國有效灌溉面積達到4497萬公頃，接近世界總灌溉面積的四分之一，這些水庫至今是中國農業抗旱排澇的基礎。

　　肥：對於有幾千年小農基礎的中國，農家肥的使用已經到了極限，化肥的科學使用是糧食增產的關鍵，而化肥的生產又離不開工業化基礎。隨著毛澤東時代的工業積累，50年代我們還沒有化肥生產能力，60年代已經開始發展小化肥農業，毛澤東時代的最後十年各縣都建起了小化肥廠，十年時間化肥增產70%；特別是尼克松訪華的第二年，我國引進了8套化肥大型成套，這些設備到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初才投產。

　　種：在土、水、肥的條件確定之後，良種培育和推廣就成了制約糧食單產的最大因素。我國的小麥、水稻、玉米良種的培育是在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60年代取得突破性成果，70年代良種體系正式成型開始推廣，這恰好是一個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結果。

　　毛澤東時代的良種培育事實上是一項舉國一盤棋的群眾運動，是有組織、有規劃、合作攻關全國一盤棋的整體工程，每一項重大研究都不可能是個人主義的個人行為。

　　1957年，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立並制訂了農業科學研究的規劃和任務。按照當時的規劃，把培育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等作為農業科技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為此，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關科研部門培養的優良小麥、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粱等就開始在生產中推廣，這些新品種還不斷更新換代，使農業產量逐漸提高；1966年全國召開了第三次農作物育種工作會議，會上各地交流了經驗，同時推薦了72個新育成的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優良品種，當時各級政府、各地人民公社對農作物改良和育種工作都十分重視，普遍開展了群眾性的選育和推廣良種的活動，取得了顯著成績。

　　單就水稻品種的研究和改良來說，全國就有十幾個省的科研部門和科技工作者以及人民公社、生產隊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其優良成果獲普遍推廣的先後也有十幾種。例如，我國科技工作者運用花粉單倍體育種方法，培育出水稻「花育一號」、「花育二號」以及「單豐一號」、「牡丹一號」等新品種，都使產量獲大幅度增長，畝產都達千斤以上。

　　與袁隆平同時代、同樣取得偉大成就的雜交水稻功臣數不勝數。

　　如1967年，沒多少文化不會寫論文的人民公社社員李貞生，將45畝旱田改成水田，親自擔任水稻技術員，他就在水田裡琢磨水稻雜交，終於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和向日葵稻，「玉米稻」產量比普通稻高15%，是新中國最早培育出的雜交水稻，比袁隆平的強優組合南優2號足足早了8年。

　　廣東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黃耀祥一生從事雜交水稻育種，創造和推廣了無數個高產優質實用的雜交水稻品種，貢獻巨大，絕不輸於袁隆平，50年代起，黃耀祥和他的助手們經過調查研究，奔忙幾個春秋，通過人工雜交，育成世界上第一個秈稻矮桿良種 「廣場矮」 ，比國際水稻研究所的「 IR8」早出七年。

　　工農兵大學生李必湖1966年畢業於湖南省安江農業學校，他作為袁隆平的主要助手從事三系雜交水稻的研究，1970年在海南島發現「野敗」雄花敗育的普通野生稻，為選育水稻雄性不育系，實現雜交水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三系配套作出了重要貢獻，促成了舢型雜交水稻，1973年與袁隆平等一起，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強優勢雜交水稻。

　　中國工程院院士顏龍安1962年畢業於江西農學院農學系，1972年育成「珍汕97」水稻不育系，1973年完成雜交水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復系三系配套，選育出強優勢組合「汕優二號」雜交水稻，1981年與袁隆平等共獲國家發明獎特等獎……

　　當然，筆者羅列這些並非要否定袁隆平院士的成就和貢獻。作為毛澤東時代雜交水稻的功臣之一，袁隆平院士永遠值得我們銘記和懷念。

　　與屠呦呦女士在獲得諾貝爾獎時明確表示「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榮譽，是中國全體科學家的榮譽」不同的是，袁隆平院士的確從未表達過類似的說法。當然，我們沒必要從個人道德上去苛責袁隆平院士，但也的確不該去神化他。

　　只是，不「神化袁隆平」，不能變成罔顧事實地鼓吹所謂的「市場經濟讓中國人吃飽飯、企業家讓中國人吃飽飯」；真正想要不「神化袁隆平」，就應該還原毛澤東時代依靠群眾路線育種，給農業增產打下堅實基礎的歷史事實。

　　說起企業家，袁隆平院士後來也成了企業家，他的隆平高科在上市之際的種種問題曾經引發過巨大爭議，還有他晚年在轉基因問題上的表現以及海水稻成果上的爭功都引發過不小的非議，而這些負面形象恰恰是在他成為企業家之後才產生的；而在此之前的袁隆平，仍然是毛時代培養的眾多人民科學家的一員，仍然值得我們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