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了崇洋媚外,中國人就無法生存。最明顯的就是學歷,這玩藝出自西方,傳到中國,就成了只會鑽營的書蟲,在沒有成果時,往臉上貼金的手法。雖然經常爆出學術腐敗,但是,人們心中,學校依然是個神聖的殿堂。只有敢言的竇文濤談到,今天的『北大』早已沒有了當年的大師,卻空掛著一個最高學府的虛名。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青少年,不但被《哈利波特》,《笑傲江湖》等神話故事洗腦,以為知識必須由師傅教授,而且,各大學術單位還有龐大的刪帖部門,不斷刪掉敢於挑戰這種思維的帖子。使得整個學術體制變成了中世紀的教會組織。這其實是『學而優則仕』的翻版,中國特色,只認等級,不認成果,它使得學術腐敗名正言順。不弄清楚這一點,中國人只能活在崇洋媚外的心態之中。反映到黨內就成了主義,思想,理論,觀念等等,逐級遞降。中國文字的確可以組成豐富的辭彙,但也經不起這種沒有意義濫用。就算是封建時代的謚號,也是可以循環使用的。對於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的負面討論已經很多了。這裡不妨從正面猜測一下:將它寫進黨章的目的是與毛澤東思想抗衡。沒有新思想,舊思想就陰魂不散;這就是賭博。
只認學銜的一代人,對於前人的一切成果,都能倒背如流。但是,最關鍵的,創新能力,他卻沒有。而這恰恰是社會最需要的能力。更要命的是,如今的學術體制,已經失去了起碼的自信。失去了自信就只能依靠更加嚴格的篩選來避免外人說閑話。正是這種嚴格的篩選,佔用了被選拔者的大量時間和精力,最終,對專業感興趣的人被淘汰,對選拔本身感興趣的人被選上。可以說,學術選拔的有限民主是學術活動的天敵。如果不能做到完全的民主,還不如獨裁。
《韓非子.喻老》中有一段:趙襄主學御於王於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后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后也。而先後心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古代世襲制,一個人說了算,伯樂與馬的相對地位不會變,一旦弄清了馬的習性,問題就解決了。可如今,虛名崇拜盛行,能當伯樂的人,自己本身必須先要成為千里馬。但既然沒有伯樂,哪來的千里馬?這就成了一個悖論。一個沒當過千里馬的人,要想成為伯樂,最大的障礙是自己的心理。一旦我捧上一匹千里馬,回頭把我踩到腳底下怎麼辦?尤其,現在什麼都和待遇掛鉤,他跑到我頭上去,待遇比我高,我家裡那口子答應嗎?況且,我一步一步爬上來,看了多少領導的臉色,容易嗎?憑什麼非要提拔你這麼個標新立異的傢伙?
虎克與牛頓曾經是連續兩代英國皇家科學院的院長。虎克時代,不斷打壓牛頓,到了牛頓時代,為了報復,他抹去一切虎克的痕迹。如果這兩個人活在今天的中國,那麼,結果一定是,兩人說的話都不算數,黨委書記說了算。科學院黨委總結了虎克與牛頓的優點,摒棄了他們的缺點,因此,代表了世界科學的頂峰。正是由於科學院黨委堅持學術民主集中制,才使得中國科學戰無不勝。也就是說,中國只要還是黨指導一切,那麼就即不會有虎克,也不會有牛頓。如果他們倆不是生在英國,中國人根本不會學習牛頓定律和虎克定理。中國人崇拜的永遠是已經有的虛名。從來不關心一個人如何比另一個人更有感染力。就如馬克思與列寧,如果他們出生在中國,可能一文不名。但出生在別國,就有了被崇拜的基礎。因為在中國有權才能有思想。一個外國人不會爭奪中國領導權。無論怎樣吹捧,對當權者都是安全的。
西方國家,由於是民主體制,任何選拔最終都要接受人民的考驗。中國沒有這個平台,只能吹捧西方國家已經評選出來的人才。至於本國人呢,宣傳機關說,最好的姓黨。知情人認為,最壞的姓黨。但兩者都需要外國虎皮壯膽。結果,對待外國人的態度上,大家保持一致。即使是愛國賊也要引用外國觀點。誰也不服誰,只能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