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高低杠之戀

一春是我大學時的閨蜜，可是，大學畢業后，我把她丟了。心中那塊傷疤不能碰，這麼多年了，一碰還會痛。

一春和我一個宿舍。她住在我的斜對面的上鋪。她的個子比我還要高一點，有一米七多。都是女生中的高頭大馬。一春走路有點外八字，黑黑的頭髮用兩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皮筋梳成兩個刷子，還永遠是一個高，一個低。走起路來，兩個刷子在耳邊有節奏地使勁地甩。一春的家是個「母系」社會， 外婆，媽媽和她。她從來沒有正式地談到過爸爸，言談話語中似乎她爸媽離婚了，有個弟弟在爸爸那邊。與我們大多數女生不同的是，她很戀家， 每當心裡有不痛快的事，像考試的成績不理想啦，她就會氣呼呼地收拾東西，然後甩搭著兩個刷子摔門而去，我們都不用擔心，知道她一準兒是回家了。

醫學院的大課多，有時是三個班一塊在大的階梯教室上。晚自習也是在這樣的教室里。但我們的實驗課，見習和實習都是以小組為單位，所以一個小組的六七個人會走的很近。一春和我一組，我們性格不同，我是急性子，她則是火上房都不著急的慢性子。在外人面前，我總是急赤白臉地叫著，喊著，著急著；她總是像受了氣還陪笑臉的小女生，「好了，好了，就來……」柔弱地應付著。我們一同上課，上實驗，上自習，一同去食堂打飯，直到第三年的上半年，直覺告訴我，一春有情況了。突然間，一春不和我一同上自習了，每天回來的很晚。她臉上的興奮和惶恐是我從來都不曾見過的。「我想跟你說一件事，你要替我保密啊。」她終於綳不住了。「說吧，怎麼回事？」我看著她的眼睛。「他說，他喜歡我，想和我交朋友。」「誰？」「沙通。」「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我差點沒跳起來， 聲音也高了八度。沙通是我們組的一個男生，人聰明，老實，個子不高，也就一米六五左右，在男生里算矮個兒。想著一春和比她矮半頭的沙通，這不就是我們常常笑話的高低杠嗎？我一氣說出了無數個「不可能」。生活中太多的不可能，就是發生了。發生了，就成為了可能。一春和沙通的高低杠之戀很快就被歌頌為我們班最值得稱頌的愛情故事，因為他們扛住了世俗的理念，頂住了你我俗人的譏笑。從此，一春再有什麼不快，她不收拾大包小包的東西回家了，她甩著兩個刷子出去，半夜三更她還會回來。沙通義無反顧地代替了她的媽媽和外婆。

大學畢業不久，他們結婚了。然後，他們一同去了日本。儘管我們的聯繫少了，但只要我們都在北京我們會時不時地聚一聚。後來，沙通回到了北京，在一家大醫院當了外科醫生，他在日本學的東西也派上了用場。他在北京日本之間跑著， 累並幸福著。一春比過去獨立了很多，這是我始料不及的。還記得一次她回北京， 來我的醫院找我，她像看著一個怪物一樣看著我，「你為什麼還在這干？ 你一定要出去，一定。」我不開竅地看著她 「為什麼？ 我沒覺得有什麼不好。」心裡有希望的時候，會覺得每天再累都值。因為，心裡的目標似乎唾手可得。

上天就像安排好的一樣， 我們的兒子和一春他們的兒子差10天先後來到了這個世界。我期盼著他們小哥倆也能成為好朋友。然而，自從一春有了兒子以後，她的消息就越來越少了。直到有一天，沙通來醫院找我，手裡拿著兒子的血樣。他說，兒子患有癲癇，需要長期服用抗癲癇葯。 血樣是用來查藥物血濃度，以便調節藥量的。我們都明白，這意味著什麼。抗癲癇葯會使孩子嚴重智障。我看著沙通，老同學加老朋友我們不用寒暄不用拐彎抹角，我們從來都是直截了當的。「再計劃一個孩子吧。」我說。沒等他插話，我接著說「第一，你們兩個還年輕，再生一個生活還有希望。第二，給這個孩子一個小伴兒，將來有人照顧他。」「再說吧。」沙通的聲音低的幾乎聽不清。「為什麼？」我逼問著。「一春去了美國。」「啊？」 還記得，她上次來時那麼堅定地說服我出國。可我沒想到一春這麼決絕。沙通沒有帶孩子去美國和一春相聚，箇中原因不少，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有沙通喜歡的事業。病孩子跟著爺爺奶奶，或外婆，聽說後來上了智障小學。自從一春去了美國，就與我們所有同學朋友失去了聯繫。像人間蒸發一樣。從沙通那兒要來的一春的電話，從來就沒有打通過。

看著沙通閃爍迴避的眼神，我們越來越少在他面前提起一春了。我們同學聚會，沙通能不來就不來。來了，我們還和往日一樣，談笑風生，不談孩子，不談家。

天下有真愛嗎？ 他們的愛曾經讓不可能成為了可能，讓人們調侃的高低杠之戀成為了我們引以為驕傲的一段佳話。若干年後，就這麼迷失了，丟了。

新年時去紐約，和兒子侄女走在中央公園裡，看著走在我前面的一對情人，我有些恍惚。那背影太像一春了。兒子問我，看什麼呢？我給他們講了一春和沙通的故事。「叫住她， 叫住她呀！」侄女興奮地說。我沒有。我知道，一春不再是梳著兩個刷子的小姑娘了。我寧願相信，那段高低杠之戀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