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CUSPEA的方舟

（選自文集《秋水長天》）

1980年夏天，中科院研究生院105班已有將近一半的同學通過不同的途徑出國或準備出國，張鴻欣、王垂林、錢裕昆、徐依協、吳真等經由小批量CUSPEA先期赴美；出去或等待出去的還有李先卉、余理華、李品官、倪煊中、周郁、吳關洪、劉祺吉、馬宇培、孫立博等。這種形勢對我自然產生了不小的衝擊，但是家庭狀況讓我卻步，出國不是我的首選。首先，老母親已經年近8旬，兩個孩子一個六歲，一個三歲，尚且幼小；二來，經濟條件相當差，把全家老小都送到人市拍賣恐怕也湊不夠盤纏。走公費得不到校方推薦，想自費手頭沒錢，故而對出國深造的好事只好望洋興嘆。我只剩下一個選擇：等待1981年的畢業分配。  

不久，消息傳來，經李政道先生髮起，1980年秋可以公開報名參加中美物理考試申請，由教育部公派，面向全國，況且沒有年齡限制。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對我觸動很大，決定重新考慮出國問題。我年事已高，面臨畢業，如果放棄這次機會，那就無異於「末車已過」，以後再想出國可就難了。如果不報名，將來會有遺憾。 如果報了名，無非再考幾回試，不存在風險。考上可以走，考不上可以留，後退有路，前進有門。何況我的碩士論文大體完成，有充裕的時間準備。於是我爭得家人同意，報名參加CUSPEA，磨刀霍霍，躍躍欲試。

這時已經到達美國的研究生院的同學，經常往國內寄來一些試題，有好幾份來自哥倫比亞大學。高能所的10幾個同學組成了一個學習互助組，把這些試題刻版油印，人手一份。各自分頭去做或去尋找答案。然後，每星期在高能所聚會幾次，共同討論。這個小組的倡導者有陳風至、趙天池和漆納丁。參加的還有顧友諒、何禮雄、王榴泉、夏毅等。當時我常常在一天之內從金魚池到中關村，再從中關村到高能所，晚上再騎車回家。在北京西北部跑上一個大三角，總共有100餘里的路程，然而對一個35歲的青壯年還是輕而易舉。陳風至學兄是我考研究生時認識的第一個同學，他師從朱洪元老師，專攻理論粒子物理。我們這些人大多數來於實驗物理或電子學。陳兄的理論底子紮實，成了這個小組的義務輔導員，助人為樂，誨人不倦。趙天池同學在討論中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經過幾個月的研討，我的物理知識和解題能力都有了顯著的長進。 

CUSPEA考試定在1980年陰曆九月初，地點是北京大學圖書館。我之所以記住了陰曆，是因為母親的生日。每年在母親生日那天，我都會買些吃的，祝福老母生日快樂。可是，這回母親過生日時，我卻因為考試不能相陪了。古人云「忠孝不能兩全」，只好等著以後再為老母慶生。可是誰知道，這次考試卻讓我漂洋過海，一去數載，使得1979年的九月初六成了我為母親過的最後的一個生日。人生總會留下一些遺憾。

考試分四門，普通物理、經典物理、近代物理和英語，分別在星期一到星期四的上午進行，試卷全部用英文解答。我們幾個人圍坐在圖書館的一張大閱覽桌上，全神貫注，爭分奪秒。考試時我習慣於先撿容易有把握的做，拿下基本分。我多次舉手向監考老師討要白紙。由於那年的試卷是哥倫比亞大學出的，有個別題目我們做過，於是又增加了幾份信心。英語考試不按托福，由小克魯克出題，聽力測試也出自他口。跟他學過幾個月的英語，對他的發音已經熟悉。那幾天的下午，我都到圓明園走走，稍事放鬆，以備再戰。由於精神緊張，經過四天考試，我的嘴犄角起了一片大皰，一個星期後才消退。

不久，考試結果下來。研究生院的秘書張雪羅老師不厭其煩，一個一個地告訴我們考試成績和名次。有點喜出望外的是我的四門平均成績是61.5分，位居第15名。在全國好幾百人參加的比賽中，能拿到這個名次顯然超過了我的預期。 

我馬上到生物物理所的辦公室，往北京磨石廠給我妻子打電話，讓她把這個消息告訴家裡。回到所舍，有位同學問我結果如何，我說第15名。他說，全高能所第15？我說，不是。他又問，全科學院第15？ 我說也不是。他說，那你是哪兒的第15啊？我說，全國第15。看來，這位同學對我的考試結果也不大看好。但是，不管成績如何，我畢竟獲得了留學美國的路條。在我的一生中，又要翻開新的一頁，踏上新的征途。

在這次考試中，高能所共有7人被錄取，陳風至（第7名）、趙天池（第14名）、顧友諒、何禮雄、蔡嘉齡、漆納丁和我。從1978年考研到1980年赴美考試，幾度嘗到奮鬥的艱難和趣味。正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誰讓我當初非要考進大學改變門風，走上一條沒完沒了的求學之路。 

這時節，許多同學都有了錄音機，輔助英語學習，偶爾也用來欣賞王潔實、謝莉斯的校園歌曲以及鄧麗君女士的靡靡之音。我每月工資都得用來養家糊口，56元拿到后自己只留下15 元作伙食費。買錄音機？這對我來說太天方夜譚了。現在情況變了，我要出國了，沒有錄音機怎能提高英語聽力呢？於是姐姐把她那輛騎了20年的生產牌自行車賣了60元，我又從清華好友王志忠那裡借了60元。 

一個星期六上午，陳風至、顧友諒和我一起到西單商場去買錄音機。友諒買了個檔次較高的雙喇叭收錄機，我花120 元買了個單頭收錄，可以聽長、短波，還可以錄音，一機多能。然後我們幾個到宣內大街路西的蘇州飯館吃午飯，由大師兄陳風至請客。Thanks God， 我們這個窮家破業總算又添置了一件了不起的家電。

我買來《Essential English 》的書和錄音帶，大部分時間都在聆聽一位先生和夫人的對話，知道了電冰箱的塑料門裝著磁鐵，可以隨手關閉。有時還打開短波，收聽中央台的英語廣播。由於這次考試105班一起出國的人數較多，班上組織了一個午餐Party，地點在宣內絨線衚衕的四川飯莊。出國的每人出幾元錢，不出國的每人出幾毛錢。那時，花上一兩塊錢，可以在一個中級飯館吃個酒足飯飽。聚餐中，我有生第一次喝上鍋巴湯。不過，後來在美國吃到的都沒有四川飯莊做得地道。

研究生院為了解決入選學生的英語訓練，請來一位外國老師，給大約20人左右的小班上課。學生來自高能所、原子能所、生物物理所、物理所等院屬單位。班上有位不屬於這次錄取的學生，他經常向美國老師暴露一些中國的陰暗面，比如他的導師房間狹小等，老師似乎又愛做這方面的打聽。我總覺得不大舒服，有時會說一些給中國人長氣的話，比如小米加步槍打垮了美式裝備的蔣介石。總之，我對那位旁聽的同學和這位女老師有點反感。自然，那位老師對我也不大滿意。您瞧，我當時的思想狀態還真有點左派幼稚病哪。

              圖 46聚餐后105班同學的合影。 

圖 47高能所領導、導師和105班同學的合影。

到了11月中，我們開始填寫志願院校，託人寫推薦信。當時參加CUSPEA的美國大學有58個，後來又增加到 60幾個。每人可選三個大學。我對美國大學一無所知，只聽說過哈佛和MIT。隨手選了三個院校，紐約市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前兩個大學有先到的同學，而斯坦福大學有著世界著名的兩英里長的電子直線加速器，是學習高能物理的絕好去處。 

11月下旬的一個晚上，我們去友誼賓館參加兩位美國教授和夫人的面試。一位年輕的教授來自哥倫比亞大學，一位中年教授來自康奈爾大學。面談沒有涉及物理，重點在於觀察考生的口語能力和一般印象。當他們問我年紀這麼大，如何與20幾歲的美國學生相處時，我說我會用一顆熱（hot）心去對待他們。他們沒聽明白，我又改用溫暖（warm）的心，設法接近西方習慣的表達。我問了哥大教授紐約132街的安全情況，這樣膚淺的問題顯然轉達了我對曼哈頓的憂慮。

入選的同學基本上全部通過面試。這期間，我們和美國的各個大學有過不少直接書信往來，有時候，美國郵局不小心把信投到台灣，而台灣把信轉送到大陸時往往會放進一張反共的傳單。見到傳單，不敢聲張，怕弄不好會背上裡通外國的罪名，只好偷偷地燒掉。志願書發出不久，12月，我收到了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的錄取電報。我尚在猶豫之中，沒有立即回信。有位同學批評我，吃著碗里，看著鍋里的。我也沒大在意。

1981年2月初，我收到斯坦福大學的通知，我隨即發信接受錄取。那一年不知道為什麼，MIT未能按時發來錄取通知，急得幾個MIT粉絲在規定的最後一天，直接到電報大樓苦等。不知申報MIT的考生是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獲得錄取通知的。4月中，錄取工作基本結束。

5月初，收到斯坦福大學駐京人員道格拉斯•莫瑞的邀請，到友誼賓館參加一個面對斯坦福大學校友的接待活動。我那天穿上僅有的一身確良藍色建設服，可是沒有一雙不露腳趾的鞋子，只好提前把一雙塑料涼鞋穿在腳上。好在聚會在晚上，沒人注意我的腳下。參加這次活動的每人胸前都別個紙片，上面寫著英文的姓名。

道格拉斯•莫瑞先生是斯坦福大學對外辦事處的主任，金髮碧眼，手裡總拿個煙斗。他對到會的校友、在校學生以及新錄取的學生表示歡迎。然後讓大家個別交談，相互介紹，新學生可以向老學生提出問題。我向一位華裔學生討教了帕羅阿托和門羅公園的環境。沒去過美國，一直以為門羅公園是一個公園，其實那是一個小城市的名字。

招待會上預備了各種飲料、食物，我第一次出席這樣的場合。後來才知道，這就叫Party。交談中，我認識了幾位從北京去斯坦福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有地球物理所的，有北京大學的，還有新聞專業的。幾周后，道格拉斯•莫瑞又為這些新學生舉行了一次小型問答會，解答大家的問題。我只問了什麼時候動身比較合適。通過這兩次活動，我發現美國人辦事的認真和敬業，沒有國內機構的官僚作風。

這次選派的120多人里，只有一位姓何的同學沒有通過政審。據說，他母親在文革時因一件命案受牽連，而且尚未定論。因而，他必須推遲赴美時間。幾年後，他才獲得甄別，到紐約州的某大學開始學業。

那時候，出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鄭林生先生說過，到了飛機場都不算出國。高能所的一位訪問學者正在去往機場的路上時，美方突然來電，經濟資助取消。所里馬上派車，一道金牌把這位學者追回。

高能所有位劉同學，聯繫好自費留美，準備從香港登機。出國的前一天，他來到海關。海關說，他的機票是明天的，他在香港又無親朋，勸他回去刮刮鬍子，修修邊幅，明天再走。第二天早晨，他再到海關時，二機部和高能所等單位聯合派人阻止他離境，帶他回了北京。原來出國前，老劉得罪了原單位的政工組。政工組惱羞成怒，通報二機部：「此人知密，不宜出國。」後來老劉每天到二機部苦磨硬泡，好不容易才重新獲得深造的機會。幾年後，在芝加哥的一個取款機前，105班的孫立博同學自言自語地說 ：「取款機壞了。」只聽得後邊有人搭腔：「It is good。」 老孫回頭一看，竟然是老劉。老同學異地重逢，異常高興。

1981年夏天，教育部為即將赴美的120多名留學生在語言學院辦了個政治集訓，為期三天。主持這項工作的是教育部留學生司司長解其綱同志，辦事員是年輕氣盛的劉力。首先作報告的是教育副部長、前清華大學副校長高沂同志。高部長提到國家花這麼多外匯送大家留學很不容易，這些美元是用襪子、衣服等低價商品換來的，大家應當珍惜。他講道，解放前有不少留日的回來后都成了抗日的，有不少留美的後來都成了反美的，激勵大家要熱愛祖國。

接著，科學院副院長、CUSPEA在中國的最高執行官嚴濟慈老先生給大家講話。他說，有一回，胡適問他是從哪兒畢業的，嚴老說巴黎。胡適接著說，巴黎可不是個學習的地方。嚴教授回答，只有會讀書的才到巴黎去學習。嚴老又說，不要強調什麼抗日還是反美，還應當以友誼為主嗎。顯然與高部長的要求有些偏差。集訓中大家圍繞愛國主義展開小組座談，樹立起為祖國學習的正確觀念。最後，120多人合影留念。

圖 48前排左三是高部長，左四是嚴老先生，右二是研究生院負責人吳塘先生。

按當時的標準，教育部發給我們每人850塊錢作為置裝費，可以到百貨大樓後邊的出國人員服務部去買各種緊俏物品。我買了兩個人造革的皮箱，一個黑色手提箱、睡衣、浴衣、大地牌風衣、兩雙三接頭皮鞋和回力牌高腰球鞋等。活了這麼大，我還是第一次穿上這些名牌。我花了130元量身訂做了一套毛料灰色中山裝。為什麼不弄套西服呢？因為我預計4年後拿到學位就回國了。到了國內，還是中山裝更有用場。沒想到幾年後，國內連自由市場賣菜的都穿上了西服。人民日報還專門撰文，稱讚農民不系便宜領帶。也沒想到，我花了7年才拿到學位。更沒想到拿到學位后又在美國滯留不歸。這套中山裝沒穿過幾回，倒是讓弗吉尼亞的蟎蟲叮了個小孔。 

1981 年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辦理出國手續。我是從科學院考出去的，屬於教育部和科學院雙重派遣，先到位於三里河的科學院凍結戶口，然後經過體檢政審。體檢時，本來美方要求X—光胸部透視膠片，但醫院不用膠片，只好拿著透視「合格」的兩字當作體檢結果。

辦簽證那天，我們到位於大木倉的教育部集合，拿著護照和IAP66 表格，集體乘大轎車去了秀水東街的美國大使館。我們先坐在接待廳里，等候辦簽證的領事一個一個地點名，再到窗口接受面談。每人只需幾分鐘，很容易就獲得了J1 簽證。在大使館里，有不少關於美國大學的介紹材料，我也帶回了兩本。聽說後來辦簽證的人多了，都得在大使館門外排長隊等候。

圖 49趙天池（前右一）、漆納丁（后左一）、陳風至（中）、顧友諒（前左一）和我在大北照相館合影。

           圖 50 1981年，我的護照照片。

在一次親友送行的家庭聚會上，我含著淚對白髮斑斑的老母親說：「父母在，不遠遊。這回對不住您了。」讀過私塾的堂兄王岐說：「還有一句遊必有方呢。老王家有你這樣好學上進的，我們高興，不算不孝。」

8月 11日下午，我去家門口金魚池大街路北的理髮館剃頭，我對理髮員說：「明天我要出國了。」理髮師不動聲色，她大概以為我在發燒，說胡話。然後騎著自行車到語言學院去取機票和500美元的現金。大家左等右等，心急火燎，可就是發不下來。因為明日一早就要動身赴美，還有不少事情要準備。我們一再向辦事員劉力催促，劉力同志不慌不忙地回答：「 好事多磨 。」鄰近6點，我們才把機票和美元拿到手。快到家門口時，妻子正摟著小兒子坐在街口郵報亭旁焦急地等候。 

晚飯後，我獨自一人，沿著天壇馬路，從金魚池走到天壇北門，深吸著這裡的空氣，俯嗅著這裡的土香，認真品味著這個育我養我多年的地方，這個曾經給了我快樂童年的地方，這個使我懂得了人生的艱辛和情趣的地方。至少要等兩年我才能再見到你。別了，龍鬚溝；別了，天壇；別了，金魚池；別了，天橋。

1981年8月12日一大早，我穿上嶄新的毛料灰色中山裝，帶著兩個皮箱，一個手提箱，和一個有拉鏈印著BP的皮夾子，在全家老小的陪同下，第一次去了首都機場。按照要求，提前兩個多小時走進候機廳，辦理登機手續。然後，陪著家人含淚話別。20分鐘后，我發現那個放著機票和護照的皮夾子不見了，趕忙到原來坐過的椅子上找尋，還好，原封沒動，我倒吸了一口涼氣。萬一丟失，豈不耽誤了登機。從那以後，我出門時總把機票、護照帶在身上，不再使用那個容易脫手的皮夾子。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到了進入登機口的時候，我含著滿眼的淚水，告別了77歲的老母親、姐姐、妻子和孩子們。下次相見起碼要在兩年之後了。朝暮相處、親密無間的一家人，怎麼捨得就這麼分離哪？我就要離開北京，一個人孤獨地跑到那個相隔萬里兩眼一摸黑的大洋彼岸，去開創新的生活。那一刻的複雜心情很難用筆墨言表。

第一撥派出的共有十幾個人，兩個去斯坦福，五六個到普渡，還有幾個到以阿華（IOWA）大學。安全檢查的小姐似乎不大喜歡我這身行頭，把穿西服的都放過去了，唯獨要對我這身中山裝掃來掃去。

進了CA981，我按照座位號到了靠近機頭的倉位，我的同伴們都去了波音747樓上的一層。沒出過門，只知道中國有階級鬥爭，不知道機艙還分幾等。原來我們那次出國的同學，全部被安排到頭等艙。我剛坐下不一會兒，一個空姐過來說：「你不能坐在這裡。」於是我跟著她來到後邊的經濟艙，找了個空位坐下來。整個一個土老冒，農民進城。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只好任人擺布。

在上海辦完出境手續后，我回到座位時，發現提包不見了。急忙向空姐詢問。她說我的座位讓別人佔了，讓我坐到一個帶彈簧的摺疊椅上。好在我在清華200號上班時，都是站在黃河大卡車上來來去去，有了這麼一個Fancy的座椅，已經是喜出望外了。也就不再回想登機時的那個寬大舒暢的座位。

我客氣地問他們，為什麼我從北京上來沒座位，上海來的卻有。她說一會兒再幫我找。一個小時后，我被安排到一個經濟艙的座位上。我心裡很不是滋味，這不就是種族歧視嗎？可是我沒敢鬧，我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我聽鄭林生教授說過，出國不是件容易事，到了飛機場，都不算出國。我把這個警示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沒到目的地就不算出國。

因為一個座位毀掉拿學位的機會，值嗎？橫下一條心，她就是把我攆到貨艙，我都認了，不就是10個小時嗎。但我心裡一直留個疙瘩。聽說美國有種族歧視，可是還沒到美國，在自家的飛機上就先領略了國人對我的歧視，上哪兒說理去？不過，想到多年付出的努力，想到機會來之不易，這些瑣細的不快，又能算得了什麼呢？

我們這批登上CUSPEA方舟的弟子由衷地感謝李政道先生，他曾經來北京為我們講授粒子物理和統計物理。又為莘莘學子開闢了一條留學深造的廣闊通道，讓我們開眼界，見世面，在科學的山峰上勇敢地攀登。 

謝謝李先生。 

附李政道先生1980年12月寫給CUSPEA學生的信。

親愛的同學們：

這次由於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各方面及研究院的負責人和教授們的大力支持，使CUSPEA 的初步有很好的結果。當然，最主要地是你們自己的努力。

因為CUSPEA的程序是一種新的嘗試。與中國、美國通常的方法都不一樣。隨信附上我給美國五十八物理系的通告（十二月十二日發出）。其中詳述了申請和錄取的手續和處理等期限。閱后請於研究生院嚴濟慈院長辦公室取得聯繫，使一切步驟按時進行。雖然美國的各大學是各自為政的，但是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使你們一百卅二位之中的絕大多數取得錄取。

來美國后，請不必立刻定專業。除自己的興趣外，對將來的用處國家的需要，還請多加考慮。大體而論，做實驗的應該遠比念理論的要多。還請注意，進研究院不過是學習的初步。得博士學位還僅是就業的開始。這次你們考試的成功表現了中國的高等學院有很好的水準。而將來你們學成回國后，可更快地提高各大學和研究院的質量，使超過世界水平。科學基礎好，工農業也可隨而發展。

祝你們前途光明，

李政道　　八０年十二月十三日　　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