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CUSPEA的方舟

作者:瀑川  于 2022-5-29 00:2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纪实|通用分类:原创文学|已有6评论

登上CUSPEA的方舟

(选自文集《秋水长天》)

                          

1980年夏天,中科院研究生院105班已有将近一半的同学通过不同的途径出国或准备出国,张鸿欣、王垂林、钱裕昆、徐依协、吴真等经由小批量CUSPEA先期赴美;出去或等待出去的还有李先卉、余理华、李品官、倪煊中、周郁、吴关洪、刘祺吉、马宇培、孙立博等。这种形势对我自然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家庭状况让我却步,出国不是我的首选。首先,老母亲已经年近8旬,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尚且幼小;二来,经济条件相当差,把全家老小都送到人市拍卖恐怕也凑不够盘缠。走公费得不到校方推荐,想自费手头没钱,故而对出国深造的好事只好望洋兴叹。我只剩下一个选择:等待1981年的毕业分配。  

不久,消息传来,经李政道先生发起,1980年秋可以公开报名参加中美物理考试申请,由教育部公派,面向全国,况且没有年龄限制。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触动很大,决定重新考虑出国问题。我年事已高,面临毕业,如果放弃这次机会,那就无异于“末车已过”,以后再想出国可就难了。如果不报名,将来会有遗憾。 如果报了名,无非再考几回试,不存在风险。考上可以走,考不上可以留,后退有路,前进有门。何况我的硕士论文大体完成,有充裕的时间准备。于是我争得家人同意,报名参加CUSPEA,磨刀霍霍,跃跃欲试。

这时已经到达美国的研究生院的同学,经常往国内寄来一些试题,有好几份来自哥伦比亚大学。高能所的10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学习互助组,把这些试题刻版油印,人手一份。各自分头去做或去寻找答案。然后,每星期在高能所聚会几次,共同讨论。这个小组的倡导者有陈风至、赵天池和漆纳丁。参加的还有顾友谅、何礼雄、王榴泉、夏毅等。当时我常常在一天之内从金鱼池到中关村,再从中关村到高能所,晚上再骑车回家。在北京西北部跑上一个大三角,总共有100余里的路程,然而对一个35岁的青壮年还是轻而易举。陈风至学兄是我考研究生时认识的第一个同学,他师从朱洪元老师,专攻理论粒子物理。我们这些人大多数来于实验物理或电子学。陈兄的理论底子扎实,成了这个小组的义务辅导员,助人为乐,诲人不倦。赵天池同学在讨论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经过几个月的研讨,我的物理知识和解题能力都有了显著的长进。 

CUSPEA考试定在1980年阴历九月初,地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我之所以记住了阴历,是因为母亲的生日。每年在母亲生日那天,我都会买些吃的,祝福老母生日快乐。可是,这回母亲过生日时,我却因为考试不能相陪了。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只好等着以后再为老母庆生。可是谁知道,这次考试却让我漂洋过海,一去数载,使得1979年的九月初六成了我为母亲过的最后的一个生日。人生总会留下一些遗憾。

考试分四门,普通物理、经典物理、近代物理和英语,分别在星期一到星期四的上午进行,试卷全部用英文解答。我们几个人围坐在图书馆的一张大阅览桌上,全神贯注,争分夺秒。考试时我习惯于先捡容易有把握的做,拿下基本分。我多次举手向监考老师讨要白纸。由于那年的试卷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的,有个别题目我们做过,于是又增加了几份信心。英语考试不按托福,由小克鲁克出题,听力测试也出自他口。跟他学过几个月的英语,对他的发音已经熟悉。那几天的下午,我都到圆明园走走,稍事放松,以备再战。由于精神紧张,经过四天考试,我的嘴犄角起了一片大疱,一个星期后才消退。

不久,考试结果下来。研究生院的秘书张雪罗老师不厌其烦,一个一个地告诉我们考试成绩和名次。有点喜出望外的是我的四门平均成绩是61.5分,位居第15名。在全国好几百人参加的比赛中,能拿到这个名次显然超过了我的预期。 

我马上到生物物理所的办公室,往北京磨石厂给我妻子打电话,让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回到所舍,有位同学问我结果如何,我说第15名。他说,全高能所第15?我说,不是。他又问,全科学院第15? 我说也不是。他说,那你是哪儿的第15啊?我说,全国第15。看来,这位同学对我的考试结果也不大看好。但是,不管成绩如何,我毕竟获得了留学美国的路条。在我的一生中,又要翻开新的一页,踏上新的征途。

在这次考试中,高能所共有7人被录取,陈风至(第7名)、赵天池(第14名)、顾友谅、何礼雄、蔡嘉龄、漆纳丁和我。从1978年考研到1980年赴美考试,几度尝到奋斗的艰难和趣味。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谁让我当初非要考进大学改变门风,走上一条没完没了的求学之路。 

这时节,许多同学都有了录音机,辅助英语学习,偶尔也用来欣赏王洁实、谢莉斯的校园歌曲以及邓丽君女士的靡靡之音。我每月工资都得用来养家糊口,56元拿到后自己只留下15 元作伙食费。买录音机?这对我来说太天方夜谭了。现在情况变了,我要出国了,没有录音机怎能提高英语听力呢?于是姐姐把她那辆骑了20年的生产牌自行车卖了60元,我又从清华好友王志忠那里借了60元。 

一个星期六上午,陈风至、顾友谅和我一起到西单商场去买录音机。友谅买了个档次较高的双喇叭收录机,我花120 元买了个单头收录,可以听长、短波,还可以录音,一机多能。然后我们几个到宣内大街路西的苏州饭馆吃午饭,由大师兄陈风至请客。Thanks God, 我们这个穷家破业总算又添置了一件了不起的家电。

我买来《Essential English 》的书和录音带,大部分时间都在聆听一位先生和夫人的对话,知道了电冰箱的塑料门装着磁铁,可以随手关闭。有时还打开短波,收听中央台的英语广播。由于这次考试105班一起出国的人数较多,班上组织了一个午餐Party,地点在宣内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庄。出国的每人出几元钱,不出国的每人出几毛钱。那时,花上一两块钱,可以在一个中级饭馆吃个酒足饭饱。聚餐中,我有生第一次喝上锅巴汤。不过,后来在美国吃到的都没有四川饭庄做得地道。

研究生院为了解决入选学生的英语训练,请来一位外国老师,给大约20人左右的小班上课。学生来自高能所、原子能所、生物物理所、物理所等院属单位。班上有位不属于这次录取的学生,他经常向美国老师暴露一些中国的阴暗面,比如他的导师房间狭小等,老师似乎又爱做这方面的打听。我总觉得不大舒服,有时会说一些给中国人长气的话,比如小米加步枪打垮了美式装备的蒋介石。总之,我对那位旁听的同学和这位女老师有点反感。自然,那位老师对我也不大满意。您瞧,我当时的思想状态还真有点左派幼稚病哪。


              图 46聚餐后105班同学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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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高能所领导、导师和105班同学的合影。

到了11月中,我们开始填写志愿院校,托人写推荐信。当时参加CUSPEA的美国大学有58个,后来又增加到 60几个。每人可选三个大学。我对美国大学一无所知,只听说过哈佛和MIT。随手选了三个院校,纽约市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前两个大学有先到的同学,而斯坦福大学有着世界著名的两英里长的电子直线加速器,是学习高能物理的绝好去处。 

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去友谊宾馆参加两位美国教授和夫人的面试。一位年轻的教授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中年教授来自康奈尔大学。面谈没有涉及物理,重点在于观察考生的口语能力和一般印象。当他们问我年纪这么大,如何与20几岁的美国学生相处时,我说我会用一颗热(hot)心去对待他们。他们没听明白,我又改用温暖(warm)的心,设法接近西方习惯的表达。我问了哥大教授纽约132街的安全情况,这样肤浅的问题显然转达了我对曼哈顿的忧虑。

入选的同学基本上全部通过面试。这期间,我们和美国的各个大学有过不少直接书信往来,有时候,美国邮局不小心把信投到台湾,而台湾把信转送到大陆时往往会放进一张反共的传单。见到传单,不敢声张,怕弄不好会背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只好偷偷地烧掉。志愿书发出不久,12月,我收到了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的录取电报。我尚在犹豫之中,没有立即回信。有位同学批评我,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我也没大在意。

1981年2月初,我收到斯坦福大学的通知,我随即发信接受录取。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MIT未能按时发来录取通知,急得几个MIT粉丝在规定的最后一天,直接到电报大楼苦等。不知申报MIT的考生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获得录取通知的。4月中,录取工作基本结束。

5月初,收到斯坦福大学驻京人员道格拉斯•莫瑞的邀请,到友谊宾馆参加一个面对斯坦福大学校友的接待活动。我那天穿上仅有的一身确良蓝色建设服,可是没有一双不露脚趾的鞋子,只好提前把一双塑料凉鞋穿在脚上。好在聚会在晚上,没人注意我的脚下。参加这次活动的每人胸前都别个纸片,上面写着英文的姓名。

道格拉斯•莫瑞先生是斯坦福大学对外办事处的主任,金发碧眼,手里总拿个烟斗。他对到会的校友、在校学生以及新录取的学生表示欢迎。然后让大家个别交谈,相互介绍,新学生可以向老学生提出问题。我向一位华裔学生讨教了帕罗阿托和门罗公园的环境。没去过美国,一直以为门罗公园是一个公园,其实那是一个小城市的名字。

招待会上预备了各种饮料、食物,我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后来才知道,这就叫Party。交谈中,我认识了几位从北京去斯坦福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有地球物理所的,有北京大学的,还有新闻专业的。几周后,道格拉斯•莫瑞又为这些新学生举行了一次小型问答会,解答大家的问题。我只问了什么时候动身比较合适。通过这两次活动,我发现美国人办事的认真和敬业,没有国内机构的官僚作风。

这次选派的120多人里,只有一位姓何的同学没有通过政审。据说,他母亲在文革时因一件命案受牵连,而且尚未定论。因而,他必须推迟赴美时间。几年后,他才获得甄别,到纽约州的某大学开始学业。

那时候,出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郑林生先生说过,到了飞机场都不算出国。高能所的一位访问学者正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时,美方突然来电,经济资助取消。所里马上派车,一道金牌把这位学者追回。

高能所有位刘同学,联系好自费留美,准备从香港登机。出国的前一天,他来到海关。海关说,他的机票是明天的,他在香港又无亲朋,劝他回去刮刮胡子,修修边幅,明天再走。第二天早晨,他再到海关时,二机部和高能所等单位联合派人阻止他离境,带他回了北京。原来出国前,老刘得罪了原单位的政工组。政工组恼羞成怒,通报二机部:“此人知密,不宜出国。”后来老刘每天到二机部苦磨硬泡,好不容易才重新获得深造的机会。几年后,在芝加哥的一个取款机前,105班的孙立博同学自言自语地说 :“取款机坏了。”只听得后边有人搭腔:“It is good。” 老孙回头一看,竟然是老刘。老同学异地重逢,异常高兴。

1981年夏天,教育部为即将赴美的120多名留学生在语言学院办了个政治集训,为期三天。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教育部留学生司司长解其纲同志,办事员是年轻气盛的刘力。首先作报告的是教育副部长、前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沂同志。高部长提到国家花这么多外汇送大家留学很不容易,这些美元是用袜子、衣服等低价商品换来的,大家应当珍惜。他讲道,解放前有不少留日的回来后都成了抗日的,有不少留美的后来都成了反美的,激励大家要热爱祖国。

接着,科学院副院长、CUSPEA在中国的最高执行官严济慈老先生给大家讲话。他说,有一回,胡适问他是从哪儿毕业的,严老说巴黎。胡适接着说,巴黎可不是个学习的地方。严教授回答,只有会读书的才到巴黎去学习。严老又说,不要强调什么抗日还是反美,还应当以友谊为主吗。显然与高部长的要求有些偏差。集训中大家围绕爱国主义展开小组座谈,树立起为祖国学习的正确观念。最后,120多人合影留念。



  cuspea

图 48前排左三是高部长,左四是严老先生,右二是研究生院负责人吴塘先生。

按当时的标准,教育部发给我们每人850块钱作为置装费,可以到百货大楼后边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买各种紧俏物品。我买了两个人造革的皮箱,一个黑色手提箱、睡衣、浴衣、大地牌风衣、两双三接头皮鞋和回力牌高腰球鞋等。活了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穿上这些名牌。我花了130元量身订做了一套毛料灰色中山装。为什么不弄套西服呢?因为我预计4年后拿到学位就回国了。到了国内,还是中山装更有用场。没想到几年后,国内连自由市场卖菜的都穿上了西服。人民日报还专门撰文,称赞农民不系便宜领带。也没想到,我花了7年才拿到学位。更没想到拿到学位后又在美国滞留不归。这套中山装没穿过几回,倒是让弗吉尼亚的螨虫叮了个小孔。 

1981 年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办理出国手续。我是从科学院考出去的,属于教育部和科学院双重派遣,先到位于三里河的科学院冻结户口,然后经过体检政审。体检时,本来美方要求X—光胸部透视胶片,但医院不用胶片,只好拿着透视“合格”的两字当作体检结果。

办签证那天,我们到位于大木仓的教育部集合,拿着护照和IAP66 表格,集体乘大轿车去了秀水东街的美国大使馆。我们先坐在接待厅里,等候办签证的领事一个一个地点名,再到窗口接受面谈。每人只需几分钟,很容易就获得了J1 签证。在大使馆里,有不少关于美国大学的介绍材料,我也带回了两本。听说后来办签证的人多了,都得在大使馆门外排长队等候。


图 49赵天池(前右一)、漆纳丁(后左一)、陈风至(中)、顾友谅(前左一)和我在大北照相馆合影。


1981

           图 50 1981年,我的护照照片。

在一次亲友送行的家庭聚会上,我含着泪对白发斑斑的老母亲说:“父母在,不远游。这回对不住您了。”读过私塾的堂兄王岐说:“还有一句游必有方呢。老王家有你这样好学上进的,我们高兴,不算不孝。”

8月 11日下午,我去家门口金鱼池大街路北的理发馆剃头,我对理发员说:“明天我要出国了。”理发师不动声色,她大概以为我在发烧,说胡话。然后骑着自行车到语言学院去取机票和500美元的现金。大家左等右等,心急火燎,可就是发不下来。因为明日一早就要动身赴美,还有不少事情要准备。我们一再向办事员刘力催促,刘力同志不慌不忙地回答:“ 好事多磨 。”邻近6点,我们才把机票和美元拿到手。快到家门口时,妻子正搂着小儿子坐在街口邮报亭旁焦急地等候。 

晚饭后,我独自一人,沿着天坛马路,从金鱼池走到天坛北门,深吸着这里的空气,俯嗅着这里的土香,认真品味着这个育我养我多年的地方,这个曾经给了我快乐童年的地方,这个使我懂得了人生的艰辛和情趣的地方。至少要等两年我才能再见到你。别了,龙须沟;别了,天坛;别了,金鱼池;别了,天桥。

1981年8月12日一大早,我穿上崭新的毛料灰色中山装,带着两个皮箱,一个手提箱,和一个有拉链印着BP的皮夹子,在全家老小的陪同下,第一次去了首都机场。按照要求,提前两个多小时走进候机厅,办理登机手续。然后,陪着家人含泪话别。20分钟后,我发现那个放着机票和护照的皮夹子不见了,赶忙到原来坐过的椅子上找寻,还好,原封没动,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万一丢失,岂不耽误了登机。从那以后,我出门时总把机票、护照带在身上,不再使用那个容易脱手的皮夹子。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到了进入登机口的时候,我含着满眼的泪水,告别了77岁的老母亲、姐姐、妻子和孩子们。下次相见起码要在两年之后了。朝暮相处、亲密无间的一家人,怎么舍得就这么分离哪?我就要离开北京,一个人孤独地跑到那个相隔万里两眼一摸黑的大洋彼岸,去开创新的生活。那一刻的复杂心情很难用笔墨言表。

第一拨派出的共有十几个人,两个去斯坦福,五六个到普渡,还有几个到以阿华(IOWA)大学。安全检查的小姐似乎不大喜欢我这身行头,把穿西服的都放过去了,唯独要对我这身中山装扫来扫去。

进了CA981,我按照座位号到了靠近机头的仓位,我的同伴们都去了波音747楼上的一层。没出过门,只知道中国有阶级斗争,不知道机舱还分几等。原来我们那次出国的同学,全部被安排到头等舱。我刚坐下不一会儿,一个空姐过来说:“你不能坐在这里。”于是我跟着她来到后边的经济舱,找了个空位坐下来。整个一个土老冒,农民进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好任人摆布。

在上海办完出境手续后,我回到座位时,发现提包不见了。急忙向空姐询问。她说我的座位让别人占了,让我坐到一个带弹簧的折叠椅上。好在我在清华200号上班时,都是站在黄河大卡车上来来去去,有了这么一个Fancy的座椅,已经是喜出望外了。也就不再回想登机时的那个宽大舒畅的座位。

我客气地问他们,为什么我从北京上来没座位,上海来的却有。她说一会儿再帮我找。一个小时后,我被安排到一个经济舱的座位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就是种族歧视吗?可是我没敢闹,我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听郑林生教授说过,出国不是件容易事,到了飞机场,都不算出国。我把这个警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没到目的地就不算出国。

因为一个座位毁掉拿学位的机会,值吗?横下一条心,她就是把我撵到货舱,我都认了,不就是10个小时吗。但我心里一直留个疙瘩。听说美国有种族歧视,可是还没到美国,在自家的飞机上就先领略了国人对我的歧视,上哪儿说理去?不过,想到多年付出的努力,想到机会来之不易,这些琐细的不快,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这批登上CUSPEA方舟的弟子由衷地感谢李政道先生,他曾经来北京为我们讲授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又为莘莘学子开辟了一条留学深造的广阔通道,让我们开眼界,见世面,在科学的山峰上勇敢地攀登。 

谢谢李先生。 


附李政道先生1980年12月写给CUSPEA学生的信。


亲爱的同学们:


这次由于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各方面及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教授们的大力支持,使CUSPEA 的初步有很好的结果。当然,最主要地是你们自己的努力。

因为CUSPEA的程序是一种新的尝试。与中国、美国通常的方法都不一样。随信附上我给美国五十八物理系的通告(十二月十二日发出)。其中详述了申请和录取的手续和处理等期限。阅后请于研究生院严济慈院长办公室取得联系,使一切步骤按时进行。虽然美国的各大学是各自为政的,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使你们一百卅二位之中的绝大多数取得录取。

来美国后,请不必立刻定专业。除自己的兴趣外,对将来的用处国家的需要,还请多加考虑。大体而论,做实验的应该远比念理论的要多。还请注意,进研究院不过是学习的初步。得博士学位还仅是就业的开始。这次你们考试的成功表现了中国的高等学院有很好的水准。而将来你们学成回国后,可更快地提高各大学和研究院的质量,使超过世界水平。科学基础好,工农业也可随而发展。


祝你们前途光明,


李政道  八0年十二月十三日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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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6 个评论)

1 回复 NO_meansNO 2022-5-29 07:04
不同凡响。
2 回复 瀑川 2022-5-29 07:30
NO_meansNO: 不同凡响。
谢谢您的评论。
1 回复 是这样吗 2022-5-29 11:14
楼主文中的夏毅不知道是否为我认识的同一人?我认识的老夏是南方人(江浙一带口音),他1991年与我同租一个屋檐下在等他太太和儿子来美国团聚。他说“”;他是李政道支助出来的留学生”,他介绍当时他出国的筛选考试过程与你雷同,那时他已经完成学业,被应聘到一家土壤物理化学分析公司工作,我那时年轻正在读书称他为老夏,但是具体什么名字也没有详细问他,估计老夏现在年龄大约在72-73岁之间或更大些吧?
2 回复 瀑川 2022-5-29 21:31
是这样吗: 楼主文中的夏毅不知道是否为我认识的同一人?我认识的老夏是南方人(江浙一带口音),他1991年与我同租一个屋檐下在等他太太和儿子来美国团聚。他说“”;他是李
谢谢评论。大概不是。我说的夏与我同龄,在清华时比我高一班。
他的家属来美也较早。
1 回复 是这样吗 2022-5-30 07:33
瀑川: 谢谢评论。大概不是。我说的夏与我同龄,在清华时比我高一班。
他的家属来美也较早。
谢谢!IAP-66表是美国新闻总署所发的,是访问学者J1签证,美国要求持有J1签证的访问学者必须得到国内豁免才能继续留在美国。我比楼主晚4年出国,但办理出国程序基本是一样的繁琐!教育部留学生出国中心必须要看到每份文件齐全才能放行,我当时因为粮食关系没有注销不让我出境,后来托关系走后门才得到这份证明而顺利出境!记得登飞机是凌晨3点钟在西长安街由民航大客车接客到首都国际机场(其实飞机起飞是上午10点后,然后经上海出境),那时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道路有一段还是土路,颠簸的非常厉害!来到美国后才发现原来“共产主义”在美国先实现了,物质极其丰富,按需所分(慈善机构分发食物),刚来美国一切都是新鲜的,我们班一位上海来的同学竟然是1937年生人!
1 回复 瀑川 2022-5-30 09:30
是这样吗, 我在NY还见过一个30多岁的人在读高中,他是靠叔叔弄到移民的。83年和87年,我回国探亲,很容易拿到返美签证。早期来美读学位的还有几位右派,他们50年代就上大学了。
81年来美国时,在校园里见到的同胞大部分时访问学者。后来,研究生慢慢居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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