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他在六辦做的」

辦公機關為面積兩千平方米的多層樓房，座落在這牆裡面。

      「六辦」設於在原法租界的高檔住宅區，一條名叫安亭路的朝南頂端，周圍幽靜而清凈。

       現在的人寫東西老是故弄玄虛，喜歡用「神秘」兩字，但要說六辦，倒確實神秘。百度里沒有，谷歌里也查不到；若問上海人「六辦」在哪裡，百有九九反問你：什麼是「六辦」？人民廣場200號市府大廈，裡面沒這個辦公室，連市府一般工作人員，也不清楚六辦的性質，以及它在哪幢房子，裡面在做些什麼，因平時根本接觸不到，不過要是六辦想接觸誰，任何人，包括市府各位領導，都輕而易舉。

       市府領導高高在上，但對兩個駐滬機構不敢怠慢，一是新華社駐滬分社（國內部），另一個就是六辦，即公安部駐滬辦事處。它的許可權為上海地區，但也就等於說，可以監督這個地區所有的人。附帶說說，新華社國內部記者，可以將地方上發生的任何事，編成「國內動態「清樣，直接發給中常委，人手一冊。  

       且舉個例子：若有某華僑回國做生意，聯繫上老同學，時任的市府領導，兩人交往密切，六辦有權監聽他們的電話，並把疑點直接向公安部長彙報。這裡要說明一下，直轄市市委書記由政治局委員兼任，而黨內規定，政治局委員這一級高官，不受任何部門、任何技偵手段監控，這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定下的規矩，但是，從技術上來說，電訊監聽的雙向性質，使這條規矩等於不存在，除非毛主席親自兼任市委書記。      

      六辦的神秘在於，一塊形式上的招牌，行使通天的職權，甚至連同這塊招牌本身也保密，只有在執行任務時，實在是要向黨內組織人事部門說明來由，才不得不說：「我是六辦的」，讓聽的人兩腿發軟為止。

       六辦有一位科級幹部，姓高，是整個辦公機構里為數不多的本地人。他爸爸1947年從蘇北鹽城到上海灘學生意，擺自行車攤，小老闆一直做到1985年病死為止。攤位擺在武康路拐角的大鐵門邊上。解放前那裡是周佛海的公館，「湖南別墅」；解放后，最初成排成連露宿街頭、不佔市民一磚一瓦的軍隊官兵，都找到了房子，「湖南別墅」先變成陳毅將軍的家，后變成賀子珍隱居之地。

      （此處插一段註解：1，替陳毅找房的是新四軍軍辦秘書，此人姓李，上海本地人，自復旦大學肄業后投奔新四軍；五十年代即為張春橋親信，六十年代中期調任上海機床廠黨委書記，文革「721光輝指示」，「走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即取自毛主席在上機廠黨委調查報告上的親筆批示。2，變成賀子珍的家，是陳毅調解夫妻關係的主意，毛立即同意，那是上海的頂級別墅。）

       好了，現在我們繼續「六辦」。

       小高進保密單位前，有空就來幫他爸爸補補胎，拆洗拆洗鏈條盤。他在六辦工作后，看到鄰居熟人點點頭，不多話，唯有偶爾經過爸爸的攤位，那些在黨政機關工作的修車老顧客，知道他在六辦做的，便湊上去聊上一會兒「內部消息」，他還往往講到一半就剎車，象煞有介事。

       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六辦電話通知高母到安亭路去一次。高母還是第一回去兒子單位，覺得有些奇怪，但她沒啥不放心，兒子經常是幾個星期不回家的。

       辦公室頭頭見到高母前來，便領其到一間房間，指著辦公桌上的東西說：「這是你兒子留在單位里的東西，你可以帶回家去。」

       高母急忙問道：「我兒子呢？」

      「他死了。這你收好，他的死亡通知書」。

      「怎麼死的？」

      「開槍自殺的，死亡通知書上有。」

       高母不識字，只認得通知書上註明的日期，卻見是兩個月之前，不由腿一軟就往地上癱，頭頭連忙叫來一個女同志，一起把高母拖扶到沿牆沙發上，高母嚎啕大哭足足半個鐘頭，誰也勸不住。最後，六辦派小車，將高母連同小高的遺物送回家。

       第二天一早，高母夥同另兩個兒子，三個親戚（其中有個部隊家屬），闖入六辦討說法，結果到最後來也沒個明確說法。那位頭頭外出不在，另一個頭頭出面予以嚴肅告知：這事涉及國家機密，根據部里決定，我們只能宣布結果，但我可以以個人看法表個態，死的不是你們這一家，與小高一起出事的一位處長也死了，都是他們違法亂紀、咎由自取，現經組織查實，跟家屬無關，沒你們的事，希望能正確對待。

       小高是高家的光榮，他在六辦做的，所以光榮；小高也是高家的恥辱，他在六辦做的，所以恥辱。

（註：這樣的「辦公室」，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有，只是性質從1983年下半年起，有了變化：它的一半職能和任務，划給新設立的國家安全部駐各省、市、自治區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