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他在六办做的”

办公机关为面积两千平方米的多层楼房，座落在这墙里面。

      “六办”设于在原法租界的高档住宅区，一条名叫安亭路的朝南顶端，周围幽静而清净。

       现在的人写东西老是故弄玄虚，喜欢用“神秘”两字，但要说六办，倒确实神秘。百度里没有，谷歌里也查不到；若问上海人“六办”在哪里，百有九九反问你：什么是“六办”？人民广场200号市府大厦，里面没这个办公室，连市府一般工作人员，也不清楚六办的性质，以及它在哪幢房子，里面在做些什么，因平时根本接触不到，不过要是六办想接触谁，任何人，包括市府各位领导，都轻而易举。

       市府领导高高在上，但对两个驻沪机构不敢怠慢，一是新华社驻沪分社（国内部），另一个就是六办，即公安部驻沪办事处。它的权限为上海地区，但也就等于说，可以监督这个地区所有的人。附带说说，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可以将地方上发生的任何事，编成“国内动态“清样，直接发给中常委，人手一册。  

       且举个例子：若有某华侨回国做生意，联系上老同学，时任的市府领导，两人交往密切，六办有权监听他们的电话，并把疑点直接向公安部长汇报。这里要说明一下，直辖市市委书记由政治局委员兼任，而党内规定，政治局委员这一级高官，不受任何部门、任何技侦手段监控，这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定下的规矩，但是，从技术上来说，电讯监听的双向性质，使这条规矩等于不存在，除非毛主席亲自兼任市委书记。      

      六办的神秘在于，一块形式上的招牌，行使通天的职权，甚至连同这块招牌本身也保密，只有在执行任务时，实在是要向党内组织人事部门说明来由，才不得不说：“我是六办的”，让听的人两腿发软为止。

       六办有一位科级干部，姓高，是整个办公机构里为数不多的本地人。他爸爸1947年从苏北盐城到上海滩学生意，摆自行车摊，小老板一直做到1985年病死为止。摊位摆在武康路拐角的大铁门边上。解放前那里是周佛海的公馆，“湖南别墅”；解放后，最初成排成连露宿街头、不占市民一砖一瓦的军队官兵，都找到了房子，“湖南别墅”先变成陈毅将军的家，后变成贺子珍隐居之地。

      （此处插一段注解：1，替陈毅找房的是新四军军办秘书，此人姓李，上海本地人，自复旦大学肄业后投奔新四军；五十年代即为张春桥亲信，六十年代中期调任上海机床厂党委书记，文革“721光辉指示”，“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即取自毛主席在上机厂党委调查报告上的亲笔批示。2，变成贺子珍的家，是陈毅调解夫妻关系的主意，毛立即同意，那是上海的顶级别墅。）

       好了，现在我们继续“六办”。

       小高进保密单位前，有空就来帮他爸爸补补胎，拆洗拆洗链条盘。他在六办工作后，看到邻居熟人点点头，不多话，唯有偶尔经过爸爸的摊位，那些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修车老顾客，知道他在六办做的，便凑上去聊上一会儿“内部消息”，他还往往讲到一半就刹车，象煞有介事。

       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六办电话通知高母到安亭路去一次。高母还是第一回去儿子单位，觉得有些奇怪，但她没啥不放心，儿子经常是几个星期不回家的。

       办公室头头见到高母前来，便领其到一间房间，指着办公桌上的东西说：“这是你儿子留在单位里的东西，你可以带回家去。”

       高母急忙问道：“我儿子呢？”

      “他死了。这你收好，他的死亡通知书”。

      “怎么死的？”

      “开枪自杀的，死亡通知书上有。”

       高母不识字，只认得通知书上注明的日期，却见是两个月之前，不由腿一软就往地上瘫，头头连忙叫来一个女同志，一起把高母拖扶到沿墙沙发上，高母嚎啕大哭足足半个钟头，谁也劝不住。最后，六办派小车，将高母连同小高的遗物送回家。

       第二天一早，高母伙同另两个儿子，三个亲戚（其中有个部队家属），闯入六办讨说法，结果到最后来也没个明确说法。那位头头外出不在，另一个头头出面予以严肃告知：这事涉及国家机密，根据部里决定，我们只能宣布结果，但我可以以个人看法表个态，死的不是你们这一家，与小高一起出事的一位处长也死了，都是他们违法乱纪、咎由自取，现经组织查实，跟家属无关，没你们的事，希望能正确对待。

       小高是高家的光荣，他在六办做的，所以光荣；小高也是高家的耻辱，他在六办做的，所以耻辱。

（注：这样的“办公室”，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只是性质从1983年下半年起，有了变化：它的一半职能和任务，划给新设立的国家安全部驻各省、市、自治区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