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重大提案 ——取消毛澤東思想

     一份黨內絕密文件，有意識地在全中國傳開了。

     精彩提要：取消毛澤東思想這個重大議案由習近平提出特別值得重視。習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舉重若輕，一舉掙脫了束縛自己，也束縛黨和全國人民的繩索，這反映了他的執政風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貪不色，一身正氣，關鍵時刻會有勇氣與權貴資產階級切割，他可能領導中共走向中興，領導國家走向民主共和。習近平和十八大寄託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巨大期望。

高：中國何時才能走出毛澤東的陰影呢？ 

辛：就在最近有了轉機，有點「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在胡錦濤主持下通過了《關於毛澤東思想若干建議意見》的決議，編號（179）號，又稱（170179）號，是指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179）號議案。該議案由吳邦國、習近平兩人共同提出，內容是：關於黨的會議公報、黨的工作任務決議、黨的方針政策制定、黨的理論學習、黨的宣傳教育、黨的政治思想建設、組織建設、政府工作報告、政府有關政策、措施、決議等文件中，「毛澤東思想」不列入。據悉，當會議宣布一致通過（179）號決議案時，全體政治局委員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長時間鼓掌、歡呼。這個決議的作出，是民間重新評毛的推動。在中上層幹部中，在知識界，毛澤東思想已成為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必須排除這個障礙，已經形成了共識。 

     取消毛澤東思想這個重大議案由習近平提出特別值得重視。習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舉重若輕，一舉掙脫了束縛自己，也束縛黨和全國人民的繩索，這反映了他的執政風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貪不色，一身正氣，關鍵時刻會有勇氣與權貴資產階級切割，他可能領導中共走向中興，領導國家走向民主共和。習近平和十八大寄託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巨大期望。（179）決議，沒有嚴厲的、高調的政治語言，沒有大叫大嚷，平和的像個裝集裝箱的單子，註明某一種貨物不準進入集裝箱。 就這樣，把幾代領導人想辦沒敢辦的事情辦成了。人們有理由期待，政治體制改革將要啟動了。既然翻過了嚴冬的最後一張日曆，春天還會遠嗎！ 

     吳邦國在這個轉折關頭上支持習近平，改變了他「兩個絕不」的頑固派形象，在自己從政的歷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筆。 

     此次政治局會議，未聞有棄權和投反對票者，就是說薄熙來也投了贊成票。這意味著由他發起的「唱讀講傳」[7]活動也將畫上一個休止符，中國「棄鄧歸毛」的趨勢將得到根本扭轉。薄熙來這位紅色諸侯要想在十八大新班子中立足，必須要參與非毛化的進程。乃父薄一波留下的遺囑是重新評毛。劉華清去年臨終時建議撤銷毛主席紀念堂。老一代革命家對毛的認識已漸趨一致。年輕一代的政治家想利用毛澤東影響的迴光返照提高自己，從根本上就錯了。

     這個179號決議，有告別過去，開闢未來的劃時代意義。這是胡錦濤執政以來最大的亮點。中共在政治上、在理論上、在傳統上完成了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切割，是中共歷史上最大的撥亂反正。走了這一步，中共就能夠甩掉歷史包袱，由僵化走向新生，脫胎換骨地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民主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 中擔負起新的歷史使命。 

2011.2.26

以下是全文

「評習近平提出取消毛澤東思想這個重大議案--辛子陵接受《新史記》特約記者高伐林專訪」 - 2011-04-03, 12:29 

高：辛老師，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國內正準備隆重紀念。其重頭節目是推出《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初版印行5萬部。但黨史界、史學界、理論界捧場的似乎不多，表示失望的不少。您對此事怎麼看？

辛：因為沒有做到實事求是，沒有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沒有執行鄧小平的指示，徹底揭蓋子，重新評毛。當然比起文化大革命時期，有很大的進步。最重要的一點是徹底否定文革，承認大躍進中餓死了1000萬人。但這不是突破，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就達到了這個認識水平。

高：您提到的關於鄧小平的重新評毛的指示是怎麼回事？

辛：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過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中共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外，還有鄧小平、陳雲、彭真、萬里、薄一波、楊尚昆和王瑞林。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於若干年後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一生功過，要作出科學、全面評價的講話。鄧小平說：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 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會議主持者、第十四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建議，對小平同志這一談話紀要及其他同志的發言紀要，作為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議題存案。在會上曾舉手表決，一致通過。

     2004年七一前夕，萬里寫信給胡錦濤，敦促中央執行鄧小平指示，執行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議。胡錦濤在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陪同下到萬里寓所拜訪，明確表示說：

     當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我個人是理解的，遲和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后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的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

高：這次出版的黨史第2卷，是否體現了鄧小平關於重新評毛的意圖？

辛：黨史2卷出版前後，中央黨史研究室沒有交代與鄧小平講話的關係，沒有交代與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議的關係，講話和決議還算數不算數？執行不執行？ 

     黨史2卷的先天不足是沒有突破1981年《歷史決議》的框框，繼續為毛澤東文過飾非，避重就輕，為尊者諱。把黨和毛澤東綁在一起，以為把毛的錯誤說輕一點，說少一點，黨的執政的合法性就多了一點，今天紀念建黨90周年面子上就光鮮一點。這個指導思想註定了這個本子在歷史上是站不住的，只是紀念建黨 90周年的一件壽袍，是應付門面的東西，過後就被束之高閣了。

高：您剛才說「把黨和毛澤東綁在一起」，聽起來很新鮮，難道共產黨和毛澤東能夠分開說嗎？

辛：當然能夠分開，也必須分開。京戲裡面職位最高的人就是皇帝。但皇帝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是主角，不是1號，不是拿錢最多的演員。三國戲若以漢獻帝為中心就沒什麼可演的。蜀國這一支要以劉備為中心，就沒有「群英會」、「草船借鑒」、「借東風」、「空城計」以及「六齣祁山」、「七擒孟獲」等膾炙人口的劇目。

      我們寫黨史有個慣性，必須以毛澤東為主線，必須靠毛澤東的英明偉大出彩，出高潮。一旦毛澤東錯了，這個黨史就沒法寫了。怎麼辦呢？有幾招：

     一是強詞奪理。有錯不認錯。明明是毛「左」了，不能說，得說別人右了。廬山會議，不能批毛澤東的「左」，卻要批彭德懷的右。

     二是李代桃僵。文化大革命的種種罪惡，是林彪、「四人幫」造成的，毛是充滿了崇高的動機，但被壞人利用了。
    

     三是瞞天過海。把群眾拉出來說事。大躍進非說是人民群眾「急於擺脫貧困的強烈願望」，而毛澤東只是群眾願望的執行者。

     四是共同負責。全黨人人有份。不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有黨中央的決議，但讓劉少奇、彭德懷和毛澤東共同分擔文化大革命的責任公平嗎？

     今年是建黨90周年。黨史2 卷編寫者想給黨多唱讚歌增加喜慶氣氛，但他們搞錯了一件事情，就是給黨過生日，不是給毛澤東做壽。黨和毛澤東是兩個主體。毛澤東錯了不等於黨錯了。黨是在戰勝了毛澤東的錯誤走向改革開放、走向正確的，戰勝了空想社會主義和封建社會主義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如果講主流、主旋律，應該寫這個。從這裡找出黨的自信和光榮來。例如反對家天下的鬥爭，寫出來是何等的驚心動魄，這是毛澤東的恥辱，但卻是共產黨的光榮。你不敢寫，你要掩蓋和迴避，那就找不到黨的光明面，只剩下瞞和騙了。

高：過去中共黨史講兩條路線的鬥爭，結果，就是毛澤東一個人正確，別人都錯了，都犯了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錯誤。

辛：照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建國以後他主政的建設時期的歷史，八屆中央委員會全黨都對了，就是毛澤東一個人錯了。我講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建國后劉少奇和毛澤東關於是搞一段新民主主義還是立即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爭論和鬥爭，劉少奇的清醒、堅定和遠見卓識，是很給黨增光添彩的。1951年5月7日他在中南海春耦齋給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課時說：

     一、 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新民主主義階段將是很長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間。

     二、 這個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要把中國工業化。

     三、 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五種經濟成分，將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

     四、 國民經濟得到恢復之後，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及必要的軍事工業；然後建立和發展重工業。只有先發展農業、輕工業，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積累資金，然後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資金和力量去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

     五、 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步驟。實行社會主義，就意味著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要觸動私有制。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私有權在今天中國的條件下，一般地還不能廢除，並對提高社會生產力還有其一定的積極性。在農村對私有制又動又不動是不對的。太歲頭上動土。你去動搖一下，削弱一下，結果豬牛羊殺掉，是對生產力的破壞。[1]

     劉少奇的思想是一貫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所作的《關於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的報告中就說，「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消滅了以後你還要把它請來的」。

     我們今天總結出來的建設國家的主要經驗就是回到新民主主義，叫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鄧小平的解釋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還在社會主義這個台階的底層，所以叫初級階段。基本經驗有四條：一、只要不發生戰爭，就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多種經濟成分、多種所有制共存；三、把資本家請回來，發展市場經濟，憲法和法律保護私有制；四、下大力量改善人民生活，調節分配，防止兩極分化。原以為是我們經過六十年摔了無數個跟頭找到了建設國家的法寶，其實早在六十年前劉少奇就告訴全黨了。我們是揣著指北針找方向。如今還要假裝天真騙後代，說找到這些經驗像唐僧取經一樣，經歷九九八十一難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不能說毛澤東一個人迷失了方向，全黨就都找不到北了；毛澤東一個人感冒，全黨就都在發燒；毛澤東一個人發昏，全黨就都在犯傻。不能用矮化全黨的寫法去成全毛澤東之高。中共黨內有高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德懷、鄧子恢、張聞天等就都是高人，把這些高人的事迹寫出來，就是我們黨的主流和本質，就是我們黨閃光的亮點。難道這些不能在生日集會上說道說道嗎！

高：您這番高論真是聞所未聞，振聾發聵。但照您的說法，毛澤東不就成了錯誤路線的代表了嗎？

辛：是這樣子的。毛推行的是一條空想社會主義路線，它是這條錯誤路線的代表。建設時期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路線的繼承和發展。這樣概括這段歷史就全順了。1981年討論歷史決議時，鄧小平不敢給毛澤東作路線錯誤的結論，那時還是跪著造反，不上路線錯誤的綱。胡喬木有句名言：「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犯了錯誤還接著偉大。不講路線了，總還有個是非吧。1991年建黨70周年時，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發展趨向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另一個發展趨向是錯誤的趨向。[2] 用這個代替了兩條路線的鬥爭。實際上這兩種趨向的鬥爭從建國初期就開始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正確趨向以劉少奇、周恩來為代表，錯誤趨向以毛澤東為代表。 

     由於長期的個人崇拜，把毛澤東說成是黨的各個時期的天然的正確路線的代表。一切功勞都歸於他，一切錯誤都是沒有執行他的指示造成的。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是這種思維邏輯的代表。不從這個框框中跳出來，建國后前30年歷史寫不好。黨史2卷如果改變一下思路，以劉少奇、周恩來為正確趨向的代表，以受迫害的122名八大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及追隨他們的群眾為正確趨向的支持者；[3]以毛澤東為錯誤趨向的代表，以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及受蒙蔽的群眾為支持者，真實地寫出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那就是一部充滿了歷史教益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

      當然，劉少奇、周恩來以下的中央和地方領導人都有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經過爭論和鬥爭，沒有戰勝毛澤東，後來又檢討，向毛澤東屈服，執行毛的一套，跟毛一起犯錯誤。但他們每個人又都有抵制和反對毛澤東胡作非為的亮點，撥亂反正就是要把這些亮點發掘出來，沒有反毛的亮點他們不可能被打倒半打倒，不能把他們寫成沒有靈魂的一直跟著毛澤東犯錯誤的糊塗的一群。用矮化全黨的辦法突出毛澤東之高是不可取的。

高：黨史2卷強調黨的集體領導，錯誤大家有份，不追究毛澤東個人的責任。

辛：毛當一把手時有集體領導嗎？他尊重多數的意見嗎？常委議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跟他意見不一致，每次都得遷就他的錯誤意見，不遷就不行。廬山會議他要把彭德懷打成反黨分子，周恩來、朱德不同意，他說他要找紅軍去，拿分裂來要挾。朱總發言為彭說情，說大家一起出生入死幾十年，不要就此分手。毛把腳抬過茶几，用手去抓他的布鞋，諷刺朱德隔靴搔癢。弄的朱德臉一紅，停止了發言。毛是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流氓政治家，一切錯誤的、荒唐的、倒行逆施的意見，大家都得通過。所以不能用中央通過的事為他解脫。

     毛澤東建國后的的主要錯誤是：

     一、 一個人推翻了七屆二中全會形成的實行15-20年新民主主義的建國路線，強行停止新民主主義建國進程，1953年開始了「三大改造」，動搖和消滅私有制。 

     二、 一個人推翻了八大務實的經濟建設路線，把空想社會主義路線強加於全黨，1958年強制推行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造成經濟大破壞，餓死37 558 000人。

     三、 一個人以秦始皇自居，以「焚書坑儒」為樂，1957年策劃陰謀，先是動員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幫黨整風，向黨提意見，言者無罪，后又以言定罪，將55萬愛國知識分子打成「右派」，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四、 一個人發起個人崇拜，鞏固終身制的執政地位，以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名義，通過「文化大革命」，消滅和打擊黨內民主派，改變民主共和國的性質，重用自己的親屬，建立家天下。

      五、 一個人公然違背憲法，發動「文化大革命」，停止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國務活動達十年之久，操縱紅衛兵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以私刑將其關押迫害致死；將共和國元帥彭德懷、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鑄關押迫害致死。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4]

     毛澤東這五條嚴重錯誤，別人是無法替他分擔的。文革中的宣傳口徑：錯在全黨，只有領袖是完人，那當然不行；黨史2卷的寫法：錯在全黨，領袖跟著有點錯，這也不行。如果錯誤是100000000（1億），毛澤東是前面那個1，全黨是後面那8個0。毫無疑問，每個0都加重放大了錯誤，但都是因為有那個 1而加重放大的；沒有那個1，就沒有全黨的錯誤。

高：編寫組好像也有難處。張啟華講中央要他們寫出光明面來，主流一定是好的，光明的。

辛：我們都看過《長征》的劇目。《長征》寫的是失敗，寫的是大潰退、大轉移。沒人說這不是黨的光明面。這是把博古、李德的錯誤當作歷史背景來寫，主要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跟錯誤路線的鬥爭，在最危難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寫建國后這段歷史，要把毛澤東置於博古、李德那樣的地位來寫，你繼續把毛澤東當成正面人物來寫，就畫虎不成，怎麼寫都不真實。他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錯誤餓死了幾千萬人，使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你非要把他寫成領導黨和人民走出困境的偉大領袖，不說假話就辦不成這樣的「大事」。劉少奇、周恩來才代表主流，代表光明面，代表八大的正確路線。必須站在八大的正確立場上。站在八屆中央委員會多數一邊，站在八屆中央政治局多數一邊，站在八屆政治局常委多數一邊。如果不能擺脫毛澤東的奴僕家臣的立場，就會出現一旦發現毛澤東錯了，就惶惶如也，找不到黨的光明面了。黑暗的對面就是光明。抵制和反對毛澤東的那個多數，受打擊受迫害的那個多數，就是黨的光明面。劉少奇就是光明面，周恩來就是 光明面，彭德懷就是光明面，鄧子恢就是光明面。即如田家英，竹焚不改節，玉碎不改白，堅持不做助紂為虐的事情，也是黨的光明面。這些頂天立地的共產黨人，為什麼只能以受侮辱、受損害者的身份充當歷史的陪襯，不能成為中共歷史上光明面的代表人物？！如果把他們的事迹搬上舞台和銀幕，我們的電視劇就有了寫不完的共產黨人的正面形象和用不盡的道德資源，不必靠重拍《小兵張嘎》和《地道戰》忽悠觀眾了。

高：外電評論，黨史2卷承認了餓死1000萬人，總是個歷史進步。

辛：關於大躍進中餓死人的事情，是測量《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實事求是的程度的一個標尺。該書說大躍進餓死了1000萬人，比起毛時代發表社論說是一個沒餓死，當然是個進步。我說的是1960年「十一」國慶節《人民日報》社論，有這樣的文句：「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飢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承認餓死1000萬人就否定了那篇社論。

      餓死1000萬人的來歷是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3年，經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數據以外，還公布了 1953年和1964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公布數字中，1960年人口總數比1959年減少整整1000萬人（1959年67207萬人，1960年 為66207萬人），這個數字曾引起國內外媒體的強烈反響。日本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1991年由鄧小平題寫書名、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69頁已經把這個數字在黨史文獻上公布了，並明確註明是1960年一年餓死人的數字。如今拿那一年的數字當作四年的數字，用以偏概全的辦法打馬虎眼，說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比起1883年，不僅沒有進步，還退步了。主編說餓死1000萬人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權威」數據。毛派領軍人物、前統計局長李成瑞公開發表的文章是餓死了2200萬人。[5] 前國家統計局長都否定的統計局數據，黨史專著拿出來忽悠人，還有什麼「權威」可言？

      大躍進中在四川任職並擔任共青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和候補中委於克書，1962年6月份到北京參加共青團三中全會。於克書給中央寫過匿名信反映四川餓死人的嚴重問題。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通過胡耀邦把廖於找去了解四川餓死人的情況。

      據廖伯康發表的回憶錄說：入座以後，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尚昆同志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裡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1000萬。」

     「1000萬？你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麼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的註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1000萬。這只是從文件上算出來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麼？」

      廖伯康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只是到1960年的數字，從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二百多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去就收回去了，別說中央，就連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就到滎經縣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只說死了1000萬。」

      尚昆同志聽到這裡，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裡面拿出一個摺疊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6]

      這個「摺疊式本子」就是中央餓死人的底帳。現在就是要追查這個「摺疊式本子」的下落。據主編說，沒讓編寫人員查閱餓死人的歷史檔案，表白編寫人員的苦衷。由此讀者可以知道，黨史2卷離歷史真相，離真正的實事求是，還有多遠！在此我忠告某些領導人，餓死人的事情你們沒有歷史欠賬，如果你們把餓死人的檔案銷毀了，你們的錯誤可就大了，就把自己粘在這個歷史恥辱柱上了。

高：這麼說在評毛問題上，黨史2卷沒有尺寸推進？

辛：比起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來，確實沒有推進，沒有突破。編著者聲言就是要在這個框框里寫歷史。鄧小平1993年1月15日的講話主要精神是要突破這個框框。這不能責難編著者。不執行鄧小平指示的是上頭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