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韻詩社第十輪：黃公望子久不至--親情篇

 

 

 

 

           lilly13--我的父親

 

應朋友之約，把本文法在這裡。內容都是舊事，以前大家看過的。

三十年代的中國，婚姻仍多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是何等幸運，我的生命是父母熾熱愛情所締造，為了這份純真的愛情，他們幾乎付出生命的代價。感謝父母, 他們用最真摯的愛把我帶到人間。

一九三九年初夏，在馬道街美國人開的醫院裡我的第一聲啼哭被日本人扔下的炸彈的爆炸聲淹沒了在馬道街美國人開的醫院裡我的第一聲啼哭被日本人扔下的炸彈的爆炸聲淹沒了。日本飛機頻頻狂轟濫炸成都, 父親非常擔心。他不敢把我們留在危險中, 於是匆忙將母親先送到鄉下親戚家安頓好, 等到父親再到醫院來接我, 發現奶媽坐在醫院門前的台階上哭,而我卻已不知去向。父親氣急敗壞，緊急調動各方面關係與美國人交涉, 終於把我找了回來, 原來, 美國人把我送到醫院附近他們辦的孤兒院去了。小時候, 我曾多次找父親的麻煩,說：「當年你們是不是弄錯了人, 我是別人的孩子吧?」父親急了, 忙說：「你右手臂上有蠶豆大一顆胎記, 背上還貼著李妹妹三個字, 怎麼可能會錯呢?」

那時，父親正在為西康建省忙得不亦樂乎，一天，婆婆突然大聲說：「涵兒，媽媽回來了。」我不知所措，趕快躲在婆婆身後。婆婆說：「你們看涵兒，媽媽回來了，居然還不好意思起來。」

原來媽媽和父親一起去了西昌一段時間，父親正在為西康建省忙得不亦樂乎，這次媽媽回成都，是來看望婆婆和爺爺，處理一些家事；最重要的是父親很想念我，要帶我去西昌團聚。

一九四四年初，我們一行人分乘幾輛轎車和一輛卡車前往西昌，道路肯坑坑窪窪，很不好走，車開得很慢。走了兩天，離西昌不遠了，前面的道路塌方，車隊停下來，找了一個大院子住下。第二天早上起來，我驚呆了，天地之間已成白茫茫的一片。高聳的雪峰融入雪霧迷茫的天際，山坡上到處是凝成千姿百態的碩大冰塊，晶瑩剔透。又粗又長的冰柱從山岩上、屋檐上掛下來；遠遠近近的樹木被冰雪包裹著，有的象一叢叢純白的珊瑚，有的象一堆堆潔白的絨花，我覺得好象進入了神話中那美麗而神秘的國度，興奮地衝出門想跑進這童話般的世界，一腳踩著路面上的薄冰，狠狠地滑了一跤，只得乖乖地回屋。

大家在房間里烤火，一個叔叔聳著肩、搓著手，不停地唸：「嗖嗖冷，冷嗖嗖」。我們被困在這裡幾天，消息傳到父親那裡，父親急得大發脾氣，下令趕快疏通公路，並親自乘車沿崎嶇山路來接我們。

當我們進入西昌時，駐西昌衛戍司令劉元瑄派出的一連騎兵和八縣彝族頭人出城十里相迎。當時，鞭炮齊鳴、鮮花簇擁、盛況空前。父親抱我坐在他腿上，另一隻手摟著媽媽，興高采烈地說：「看看，多少人來歡迎我們，這裡是我們的另一個家啊。」

到了西昌，氣溫和路上迥然不同，乾燥而暖和，藍天白雲之下，空氣特別清新。父親已買來了一輛外形是汽車的四輪腳踏車，大紅色的車身油光錚亮，我從父親懷裡跳下來，興奮地坐進汽車，汽車便平穩地往前滑動。父親看我這麼高興，拍拍媽媽的肩，也滿臉堆笑。父親引領著我騎著汽車到花園，我下車和父親拉著手跑來跑去。我的父親簡直就象個孩子，我一點也不怕他，還專門和他淘氣。開始的新鮮感很快就過去，我有些寂寞了。父親看出我不太愉快，去剛建成的公園裡借了兩隻小白兔回來。兔子養在花園裡，我每天喂它們，父親「辦公」回家，也陪我喂兔子。只要有父親在，我就在院子里雀躍奔跳，追得兔子滿園跑，父親說：「乖乖，那兔子是紅眼睛，專門和小孩子作對，讓我來幫你。」胖胖的父親笨拙地和我一起追來追去，而兔子卻突然不知去向。媽媽大笑起來，說：「光普，我看兔子把你當成大狗熊，早就躲起來了。」父親走過去，一把抱起媽媽就跑，說：「哈哈！我總算抓到一個我要的小東西。」他們說笑著，毫不在乎傭人們看見。我則跟在後面又叫又鬧，大有嫉妒之意。

晚上，父親喜歡把我抱起來坐在他的膝上，我也喜歡依偎在父親溫暖的懷抱里。躺在父親懷裡的幸福，象水，靜靜地流進我心裡；象火，迅速地漫延到我全身；象一首動人的歌，讓我陶醉；象一幅美麗的畫，任我感受。我趴在父親身上，問：「爹，為什麼我長得沒有媽媽漂亮？」

父親捧起我的臉微笑，說：「我的乖乖，你媽是老天爺送給我的禮物，你也是老天爺送我的禮物，不過，你長得更象我。難道你不就願意象爹嗎？」

「我當然願意象你，但我還是想漂亮點。」我翹著嘴唇，撒起嬌來。

「傻孩子，你在我眼裡是最美的，你是我的無價之寶。你的漂亮在你的眼神里，在我的心坎里。」

我六歲生日那天，吃過早飯，父親和媽媽一臉的神秘，叫我去花園看看。帶著好奇走到花園，哇！我高興得跳了起來，那裡站著一匹全身雪白的小馬，多漂亮的一頭溫順的小馬啊，身上已配著嶄新的馬鞍。它毛色發亮，正低頭吃草呢，原來這就是我的生日禮物！我轉身沖回去，跳進父親的懷抱，把頭倒在媽的臂彎里。父母抱著我走進花園，小心地把我放在馬鞍上，他們牽著小馬在花園裡緩緩而行。我騎在小馬身上神氣活現，高興得大喊大叫，看起來父母的快樂更勝過我。這個生日禮物，讓我非常震動也非常感動，我象掉進蜜罐子里，被甜蜜包圍起來。

我們在西昌住了兩年多，一九四六年底，回到成都。父親為了紀念他和媽媽在桂湖邊渡過的蜜月，買了兩棵桂花樹種在通往正屋的石板路兩旁，一棵開黃花，叫金桂；一棵開白花，叫銀桂。他希望兩棵桂樹長得更高大后，也會「葉葉相覆蓋，枝枝相交通」。

上午父親在家「會客」的時候多，最熟悉的幾個朋友談完話后，都要和媽媽見見面，逗逗我。有時父親來了興緻，叫我拿日記出來唸。我知道我的日記寫得很糟糕，有的甚至是抄前一年的習作，覺得不好意思，但父親每次都很得意，總是帶著炫耀和顯示的神情。一次，父親在給友人的信上寫道：「吾有此女，可以慰平生。」

我長得不好看，又不注意衣著打扮，做事丟三拉四，還非常任性，我的父親怎麼會這麼寵愛我。當然，我也非常愛父親，我愛父親，不是因為他帶給我較高的社會地位，也不是他為我提供了富裕的生活；我愛他，僅僅因為他是我最慈祥、最溫柔的父親。

父親有時回家晚一點，我和媽媽一起等他。夏夜，繁星滿天，我們坐在沐浴著月光的院子里，周圍一片寂靜，月光下樹影婆娑，微風送來陣陣百合花淡雅的香味。我把頭枕在媽的腿上躺了下來，一起享受包圍著我們的那份靜謐和安祥。媽媽有時和我一同數星星，有時輕輕地哼小曲，有時我們誰也不說話，有時我又纏著媽媽唸童謠，比賽誰念得快。

父親的車一進家，氣氛一下子變得熱烈起來。父親帶著一臉的輕鬆，拉著我和媽媽又坐到庭院里，我們一起看星星，賞月亮。在迷茫的夜色里，父母常常說：「等涵兒長大，送她出國留洋。」我卻不知留洋是怎麼回事，也不想多問，「長大」離我太遙遠了。接著是吃宵夜，父親的宵夜從來不變花樣，一大碗麵條，是他最愛的東西。這碗麵條，父母同時夾著吃，父親最喜歡高高地挑起麵條，我抬著頭，大張著嘴去接他從上送下來的麵條。媽媽故作驚恐狀，大叫：「小心！不要把調料濺到涵兒的眼睛里去了！」可我和父親不顧媽媽的叫喊，繼續嘻笑著玩這種把戲。

記得父親有一首詩，就是在他晚歸時脫口而出的：

月色朦朧罩前庭，

花自芬芳樹弄影。

階階石級上客樓，

彎彎小道通后廳。

輕風陣陣拂面過，

細雨絲絲洗浮塵。

春去秋來妻女伴，

何羨蓬萊好仙境。

深秋時節，細雨綿綿，雨象薄紗的帘子給花和樹更增一層幽雅之美，柔和似絮的秋雨，也帶給人淡淡的喜悅、悠悠的暇思。這種時候，我們最喜歡烤蒲薺吃，全家圍坐在火盆旁，蒲薺放在火邊烤得嗞嗞地響，當深紅的蒲薺皮烤成了黑紅色，就說明已經烤熟。我們慢慢地撕下蒲薺皮，把它扔滿地，踩在上面軟綿綿的；再一點點地咬著裡面又甜又爽口的白色果肉。

窗外雨聲淅淅瀝瀝，雨絲飄在樹葉上，又從樹葉上跌落到草地里，嗒嗒地輕響著，我們聽著這秋之韻交響樂，悠閑地吃著、談著、笑著、被滿屋的柔情包圍著。這種時候，父親和媽喜歡對對聯，可惜好多我都忘記了，僅有幾對我記得很深。那天父母的興緻很高，父親說道：

秋風秋雨秋漸涼；

媽媽立即接上：

秋情秋思秋意長。

父親說：

執子之手，與子同偕老，

入君之懷，伴君到天荒。

媽媽對。

父親一把抱住我：

吾有此女，慰我平生，

媽媽則和我們靠在一起：

吾嫁此夫，攜手地老。

說著，他們相視而笑。我卻很不服氣，說：「你們說些什麼奇奇怪怪的話，我也會說，我有我爹，讓我驕傲；我愛我媽，數她漂亮。」父母聽了哈哈大笑，整個屋子被溫馨和快樂充填得滿滿的。

從西昌回成都后，我和妹妹在成都實驗小學讀書。一次上體育課，天空萬里無雲，熾熱的太陽蒸烤著操場，熱浪一股股逼人而來。我向老師謊稱腳疼，不去參加童子軍操練，躲在芭蕉樹下無聊地東張西望。突然看見父親走進校門，我忘了剛才還在叫腳疼，跳起來張開雙手飛奔過去。父親順勢舉起我放在肩上，在操場上走來走去，在同學們羨慕的目光下，八歲的我騎在父親的脖子上，感到好驕傲、好得意：我有一個多麼愛我的父親！原來，父親有事路過實驗小學，他走進學校想來看看我，正好遇到我在教室外面並向他飛奔而去，他高興壞了，讓我坐在他肩上也是滿臉驕傲，真不知道我這個小丑鬼有什麼可以使他引以為榮的地方。

我與父親的交流比較多，父親個子不高，身體比較肥胖，黃昏時，我最愛坐在父親膝上，一邊敲打他的大肚子一邊面對面和他說東道西，說到高興處往父親懷裡一倒，兩個人就笑成一團。可惜那時太小，只能談些小孩子的奇想。父親曾教我念過很多兒歌，其中一首印象最深刻：

幺兒幺，

會耍刀。

刀兒尖，

殺漢奸。

漢奸亡，

殺天皇。

天皇死，

我們勝利雪了恥。

因為父親說得很快，我把「雪了恥」聽成「絕了子」，怎麼也想不通是什麼意思。

我問：「爹，為什麼我們打贏了日本人卻沒有了兒子？」

父親大笑，指著我的鼻子說：「小傻瓜，那意思是說把國家的恥辱洗刷掉了，你怎麼扯到兒子身上去呢，真是個東拉西扯的小東西。」

（二）

父親個子不高，身體比較肥胖，他為人寬厚，態度親切隨和，不太講究穿著，平常除了立領的中山服，就是穿中式長衫。記得一次天氣突然變冷，他隨手找來一根繩子綁在腰上，惹得同事們大笑不止。西昌屯委會的工作人員暗地裡都叫他「李老廳」，他知道后也只是笑笑，於是有人當面也這樣叫他。但處理起事情來，他一下子就變成另外一個人，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特別有主張，所以很受下級的敬重。父親是原西康省財政廳長、二十四軍唯一獲授少將級軍銜的文職官員。他的工作主要是解決劉文輝最棘手的事務，財政廳的日常工作另有人負責。在解決了西康建省的複雜情況后，父親兼任西昌屯墾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劉文輝挂名主任委員）。為什麼劉文輝要在西昌成立屯墾委員會？主要是針對蔣介石。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把西昌定為第二陪都，如果重慶不保，即撤退到西昌。為此，他在西昌成立委員長行轅，有張篤倫負責。由於這種情況，兩方都要在這裡擴張勢力，西昌也就成了二十四軍和蔣介石矛盾最尖銳、最複雜的地方。父親被派到這裡，其工作之艱巨、困難之大可想而知。父親在西康，不僅第一次請中央銀行印製了藏幣券，還在那裡興建學校、實業、開辦公司，發展西康經濟。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西遷，西南成為抗戰大後方。西康遂成為戰時祖國內地與西藏進行經貿往來的重要樞紐。為發展康藏經濟，一九四二年八月，身為主持西康省財政金融的最高官員李萬華和李先春與在西康的康藏知名人士共同籌資，設立了「康藏貿易公司」。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我國西南地區重要國際交通線——滇緬公路被迫關閉，國外援華物資難以運往抗戰大後方，由印度經西藏、西康至重慶等地成為由內運物資的惟一通道。康藏貿易公司成立后，即運用馱力，接受各方委託，曾經先後由印度代運物資十餘批至康定。由於委託者越來越多，康藏貿易公司又與交通部協商合組康藏馱運公司。

由於康藏貿易的繁榮，特別是康藏貿易公司的經貿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英印對西藏經濟的控制；康藏貿易公司從印度經西藏向國內運送了不少戰略物資和機器設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日大業，對支撐持久抗戰並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美國飛虎隊戰機B-29在寧屬所屬地區的月兒坡墜毀，機上十一名美軍飛行員下落不明。此事驚動了中、美兩國政府，寧屬屯墾委員會和西昌行轅都急了，國民黨中央急電西昌行轅：「火速弄清情況。」可行轅一點辦法也沒有，於是，父親決定派特區區長李仕安帶領專程從美國趕來的穆倫少校一同去尋找。因為這架戰上安裝了特殊設備, 穆倫少校還帶來足量的炸藥以備用。他們先坐飛機到印度, 后在群山中跋涉, 歷盡千辛萬苦，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日夜兼程，終於趕到月兒坡。還沒有上山，就聞到了一股濃烈的焦味，走近了就看到一個飛機墜毀形成的二十多米深的大坑，大坑周圍一兩百米範圍內的參天大樹都被連根拔起，稍遠一點的只剩下樹樁，還有因飛機墜毀引發森林大火的痕迹……。原來B-29戰機飛臨雷波上空時，由於霧大迷航,飛機在大山中兜圈子，在燃料即將耗盡之際,十一名機組人員跳傘自救，美軍駕駛員臨危不懼，一直鎮靜地駕駛飛機，等到機上的全部人員安全脫險后，自己卻因來不及跳傘而英勇犧牲。救援人員在那裡找到了跳傘后被當地彝族百姓救起的飛行員和完全毀壞的戰機殘骸。在回程時走到金沙江邊黃華鎮渡口，穆倫上校讓背夫卸下背上的炸藥，全部拋到江中! 現在已不再怕被漢奸竊取飛機的秘密，賣給日本人了。這架飛機就是美國最先進的B-29轟炸機,號稱「空中堡壘」。

李仕安完成任務回到西昌，父親稱讚他的勇氣和吃苦精神，並提升他為屯委會中校參謀。

作為劉文輝的左右手，父親的政治取向，總是聽從劉文輝的意見，所以，他是傾向共產黨的。四十年代後期，劉文輝和父親李光普坐鎮的西康地區，以及劉文彩和二爸李育滋坐鎮的安仁鎮，都一度享有「小延安」的美譽，是川西地下黨員最重要的避風港和活動據點。即便在白色恐怖最瘋狂的時期，這兩個地方的地下黨仍十分活躍，國民黨當局莫可如何。這顯然是劉文輝家族和李氏兄弟鼎力支持和刻意掩護的結果。

一天，我家後門傳來急促的敲門聲，門剛打開，一個中年男人閃身進來，原來是常到我們家的鄒趣濤。

他說：「今天真危險，我剛到青羊宮就被特務盯上了，繞來繞去始終甩不掉『尾巴』，好不容易來到這裡。」他轉身對母親說：「你看，我能在這裡躲幾天嗎？」母親趕緊叫人繞著西馬棚和後門所在的焦家巷走了幾圈，沒有發現可疑人物，這才鬆了一口氣。

我們家院子左邊是田頌堯的寓所，右邊是孫德操的公館，這種地方本不易被特務懷疑和搜查，但當時的情況非比尋常，留下被特務盯梢的鄒趣濤，我們肯定要承擔很大的風險。然母親和婆婆歷來篤信佛教，救人性命是她們信仰中最重要的義務；更不忍眼看父親的好友被逮捕、儘管被殺戮，儘管心裡很怕，仍請鄒趣濤留了下來。

母親把他安排在客樓佛堂後面的房間里躲藏，第二天早上去看他，發現桌上放著幾本紅色封面的書：《新民主主義論》、《土地法大綱》等。母親嚇壞了，說：「你的膽子也太大了，我這裡也不可能絕對安全，還是多加小心為好吧。」

從此，鄒趣濤就住在我們家，母親親自照料他的生活，父親經常和他長談。當時，關於共產黨的傳言不少，什麼共產共妻呀、什麼殺人如麻呀、什麼富人要遭殃呀，父親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一下子思想很亂，這時才發現自己對共產黨其實並不了解。最初，只因抗日熱情與車躍先接觸，後來，因對蔣介石不滿才與共產黨有了合作。現在共產黨馬上要坐江山，突然湧來那麼多傳言，他真有點拿不定主意。此時，兩個朋友前來邀父親同去香港，父親正好清理結束了濟康銀行的業務，就把自己的全部動產轉入香港的銀行，打算全家暫時先去香港看看，再做主張。但一家老小十幾口人搬遷異地並非易事，父親猶豫不決。

鄒趣濤看出父親的心情，一再向父親宣傳，他說：「那些都是國民黨特務散布的謠言，你千萬不能相信。你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協助劉文輝起義，共產黨對起義人員有明確的政策，你不要害怕。」聽了鄒趣濤的話，父親想，自己和共產黨打了那麼多年交道，幫共產黨做了那麼多好事，而且和川西地下黨一些負責人有很深的私人感情，對共產黨有什麼可怕的呢？何況故土難離啊！

此時，劉文輝也告訴父親：「我已和中共高層已經講好，他們答應對我的家人和二十四軍的官員以禮相待，決不為難大家。」父親至此終於拿定主意，留下來支持劉文輝起義。

這段時間，父親跟共產黨的關係更近了。一九四八年，共產黨通過鄒趣濤和他們結成統戰關係，進而被吸收為新民主主義會會員。入會時，要求父親資助銀洋二百兩給地下黨購買槍支彈藥，還要求用父親辦的培文印刷廠作為川西地下黨的秘密聯絡處。接受中共地下黨的指示，父親拿出蔣介石發給西康省的部分省款暗中交給地下黨。地下黨用這些錢大量製造假幣，並迅速投放市場，成都經濟的大滑坡當然更一發不可收拾。人民生活更加不堪，反對國民黨的浪潮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也更加一浪高過一浪。一天夜裡，一輛卡車直接開進家門，隨即大門就關上了。車上卸下好些沉甸甸的大麻袋，夜色里，幾個人從車上跳下來。有人小聲說：「快！快！」一個個袋子被抬到後花園，那裡早已擺好兩張大桌子。打開袋子，裡面全是銀元。所有人的神色都很緊張，父親卻鎮定地指揮著。來的人和我家的僕人悄無聲息地、有條不紊地幹活，先把銀元十個一疊在桌面的一邊整齊地擺好，其他的銀元不用數，一疊一疊擺滿桌子。隨即，以數好的那一排位標準，用一把大尺子擀過去，自然每疊都是十個，再把這一疊疊銀元包好，放到準備好的箱子里。兩張桌子同時進行，母親不停地協調大家的工作，我則在大人中間穿來穿去，好奇地觀看這一切。不知過了多久，所有袋子里的銀元都包好、點清，放入一個個大箱子里。在包銀元的時候，父親在花園裡叫人挖了一個大坑，箱子全被放入坑中，再用泥土把坑填平，最後整理好地面，讓花園恢復原狀，一點不露痕迹。一切都是在靜悄悄中進行。汽車離去后，父母才長長地噓了一口氣。

原來那是國民黨政府發給西康省最後一筆省款。大概，蔣介石想以此來穩住二十四軍，希望二十四軍不致走上其一之路。父親深知這筆巨款的意義和隨之而來的危險，所以要親自保護好它們。建政后，父親派原寧屬屯委會主任秘書伍柳村把這些銀元如數交給成都市軍管會。

（三）

一九四九年二十四軍的起義正在密鑼緊鼓地準備。劉文輝和劉元瑄的家都在國民黨特務監視之下，父親就擔負起與西康省政府、二十四軍各部官員及四川各路軍閥聯繫的任務，他總是忙忙碌碌、早出晚歸。十一月底的一天，熊克武率幾個隨從，全部長衫、禮貌，一色商人打扮，來到我們北通順的家，通過父親的安排，由雅安派一連人接應，悄悄離開成都，安全到達約定的起義地點。一九四九年底，胡宗南隊伍在成都只抄了劉文輝和我們的家，幸虧我們都沒有被抓住，不然，就成為位烈士了。

建政後父親又開始忙起來，他被任命為川西行政公署委員，經常被請去開會或參加一些大型的慶祝活動。一次，他還帶我坐在主席台上觀看成都市人民慶祝解放的秧歌表演。

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運動從退押開始。成都周圍的七個縣(成都、華陽、雙流、溫江、郫縣、新繁等)的農民協會在成都市內成立了駐蓉聯合辦事處，簡稱「七聯」，處理成都市周圍土改的具體問題。我家的田產多在郫縣、溫江一帶。父母賣掉西馬棚街和北通順街的住宅，完成了全部退押任務，我家的佃戶沒有一人到成都來表示過異議或不滿。

我們在窄巷子三十九號租了一個朋友家的後院居住，生活過得還算平靜，直到1951年初父親被大邑縣派人來「請」回去。

大邑縣派了兩個人先到「七聯」，說要「請」李光普回安仁鎮「幫助」二爸退押。父親在大邑縣沒有一畝田產，而且我們的退押任務早已完成，本無押可退，所以他們只好拿二爸做借口。當時的「七聯」主任就是建政前夕任川西邊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兼游擊隊政委的李維嘉。李維嘉原在重慶搞地下工作，重慶地下黨被叛徒出賣而被破壞，馬識途把他派到成都。他也曾躲藏在二爸家裡並接受過父親很多幫助, 建政后和父親同任川西行署委員。他竟然同意了大邑縣提出的違反「政策」的要求，讓他們把父親悄悄押回安仁鎮。

父親臨行前一天晚上，媽媽挺著即將生產的大肚子，為父親準備行裝。父親坐在矮椅子上，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著我，盯得我心裡毛毛的、酸酸的，我便把臉埋在父親身上；真希望時間就此停滯下來，讓自己和父親融在一起，永不分離。婆婆不停地嘆氣，妹妹也收起平時的調皮，規規矩矩坐在婆婆身邊。誰都不說話，家裡出奇地安靜。

晚上，父母房間里的燈亮了一整夜，聽得到他們輕輕的說話聲。父親知道，他這一去不知何時能回來，一家老小的生活都得商量和安排；他和媽媽考慮到各種最壞的可能，也挖空心思地設想以後一家人該怎麼辦。最後，父親對媽媽說：「周鼎文當了大邑縣法院院長，看來他這個人有問題，他原來以地下黨需要為借口從我手上拿走那麼多錢，但到底怎麼用的從來沒有一個交待。而且賣鴉片、印假鈔的事他們都沒少干。現在他要我回去不知玩的什麼把戲，可能他認為我知道得太多......。要是我回不來，你就另外找一個人吧，只要他對我們的孩子好就行了。」

媽媽立即掩住父親的口，說：「千萬別說這種話，不管怎樣，你一定要回來。你一定記住，全家人都在等你，肚子里的孩子也等著叫你爹啊！」

「萬一……。」

「沒有萬一，你不能有萬一！」　

父親一把摟住媽媽，久久說不出話。媽媽抬起頭來，說：「只要我們兩個人心裡都一直想著能再見面，我們就終將有見面的一天。」

「是啊，我明天一出家門就會不停地想了。」　

「你放心，不管有多艱難，我一定會把孩子們養大成人，等你回來。」父親的眼睛潤濕了，他深情地看著媽媽，說：「你自己一定要好好保重啊！」

天快亮了，他們還有說不完的話。媽媽抓住父親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說：「你摸摸，這孩子動得多厲害，一定是個兒子。」父親說：「這是我們盼了好多年的兒子啊，可憐的小傢伙來得真不是時候，他這麼又蹬又踢的，是在忙著到人世吧。我們真是對不起他，他得跟著我們吃苦了。」

清晨，我一大早起來，大邑縣的兩個公差就到了，父親什麼也沒說，跟著他們就往外走，兩人立即一左一右把父親夾在中間。看到這種情況，我很害怕，想拉，又不敢拉父親的手；一種不可言狀的離愁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緊跟在他們後面，一直送父親到窄巷子街口。他們轉彎向金河街方向走去，父親長衫的衣襟隨著腳步飄動著，就這樣，父親一步一步離我而去，我盼望父親回頭看我，可他一次也沒有回頭。看著父親漸漸遠去的背影，一股苦澀的寒氣湧上來堵在喉頭，淚水嘩嘩地往下淌……。為什麼，為什麼呵！我久久佇立在寒風中，眼前除了一大片問號外什麼也看不見；十一歲的我，第一次嘗到離別的切膚之痛。

在窄巷子街口站了不知多久，我才在寒風的吹擊下清醒過來，心裡不斷地重複著一句話：「爹啊，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父親從此再也不能回家，他就這樣永遠離開了我的生活。

兩個公差把父親押走，三個人的路費和兩個公差的「辛苦費」還得由父親負擔，否則路上就要遭罪了。回到安仁鎮，父親就和二爸一起關在安仁鎮鎮公所，從此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跟外界的一切聯繫。他每天被迫不停地寫交待、寫檢查，要交待的主要是「錢」的問題。父親多年創業的艱辛和對西康、大邑的貢獻他們根本不想聽，有關幫助地下黨省委書記車耀先賣鴉片和拿錢給地下黨印假鈔的事又是諱莫如深的問題，資助周鼎文等人的事也被責令封口。父親把轉到香港銀行的大量財產的憑據交給他們，但這麼大一筆錢他們又鞭長莫及。所以父親無論怎麼寫都不能讓他們滿意，挨打受刑就成了家常便飯。

普希金說過：「希望是厄運的忠實姐妹。」父親像溺水者想抓住那唯一的一根稻草一樣，仍保留著共產黨能兌現「對起義人員的政策」承諾的期盼，希望那些他曾營救過、掩護過的人來證明他為共產黨做過的貢獻。他還寄希望於川西行署，在發現他這麼久沒去上班之後，會有人過問他的行蹤，他就可以重見天日，回到親人身邊了。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一切希望都成了鏡中花、水中月。

在孤苦寂寞中，父親的心靈經受著痛苦的磨鍊。他每天回顧過去那些已顯得遙遠的歲月，思考許多在忙碌的時候、在正常生活情況下沒有去思考過的問題，檢查幾十年來自己所做過的種種。最終不能不承認自己被愚弄了。他曾和蔣介石委派到西昌的行轅針鋒相對地鬥爭過，也在商界與競爭對手勾心鬥角地拼搏過，每每獲勝或失敗，都是在傳統道德標準和按規則出牌的情況下進行，不僅不會搭上自己和親人的性命，有時，事後大家還可以正常交往。現在他才發現自己原來很幼稚，居然僅憑自己一相情願的個人感情和一顆善良的心，就把整個李氏家族的命運託付給某些擅長甜言蜜語的職業革命家，真是悔不當初啊！

但時間不能倒流，走過的路不能回頭。他的生命里還有很多愉快的事情可以回憶，他的內心仍保存著不會消逝的希望。有了那麼多可憶、可想、可盼之事，獄警的喝斥、打罵、侮辱、懲罰都算不了什麼。牢中的日子一天天度過，他看不見天空是灰霧濛濛，還是陽光燦爛；只有天寒地凍在稻草和破棉絮里冷得發抖的時候，他知道冬天來了，酷暑蒸人熱得在泥地上滾來滾去的的日子，他明白夏天到了。在他的心靈深處，像大海永不停息的波濤一樣洶湧的，只有對親人的思念，他還盼望四川省的領導人能知道他已被無辜關在安仁鎮兩年多，前來處理這件事。

兩年多過去了，我們沒有得到大邑縣任何通知，也沒有任何父親的消息。一九五三年底有人很肯定地說，父親已被大邑縣在五三年六月以「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了九年徒刑，至於他被送到哪裡去服刑，誰也不知道。

聽說父親被判刑，我的腦子就沒有停止過思考，父親會被關押在哪裡呢？我拐彎磨角地問別人，終於知道成都的犯人關在「市大監」，於是我幼稚的認為父親也被關在那裡。我想去看他，卻不認得路。冬季到了，成都的冬天又干又冷，我想，這麼冷的天，父親過得怎麼樣？他的衣服夠不夠？冷不冷？

我在家翻箱倒櫃，好不容易找到一雙父親的襪子，這已是家裡僅存的父親的東西了。我偷偷把襪子帶在身邊，想給父親送去。但我不知道監獄在哪裡，好多次，我拿著襪子在街上徘徊，不知道該走哪條路。

一天下午，我終於站在了監獄門口。我在街對面彷徨徘徊了好一陣子，終於鼓足勇氣，瑟縮著，怯生生地走過去，來到拿槍的門衛身邊。看他那一臉嚴肅、目不旁視的樣子，早嚇掉了魂，原來想了一萬遍的話已忘得一乾二淨，只是傻傻地小聲說：「我想找李光普。」他轉過頭瞪了我一眼，又恢復了那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態。我不知該再說什麼，拿著襪子一臉茫然，多想大哭一場呵。但只得強壓住淚水低頭離開，心裡狂喊：「爹啊，你在哪裡？你冷嗎？我怎麼才能找到你呀！」這件事，我不願告訴媽，媽也從不提起父親，但我知道，父親一直在媽心裡，在媽心上最不能碰的地方。

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最緊張的時候，我收到媽媽的來信，她說找到父親了！

一個遠房親戚早上出去，在將軍衙門街口看見走在勞改隊伍里的父親。第二天天剛亮，妹妹就悄悄出門，她走到那裡等了很久，看見一支勞改隊伍過來，呵，那不就是父親嗎？妹妹叫了一聲「爹！」，徑直走進隊伍，和父親並排著走。

父親急忙問：「你姐姐呢？」

「在重慶讀大學。」

「你媽呢？」

「媽又沒有嫁人。」

管教過來叫妹妹走開。這時，媽媽牽著弟弟迎面而來。父親「呵」了一聲，狂喜在眼裡閃耀。

父親說：「我一看就知道是我兒子。」

媽說：「那是因為我牽著，要不，你怎麼認得出來？」

媽趁擦肩而過之機，和父親各說了一句。然後，她轉過身遠遠地跟在隊伍後面，一直跟到目的地。

這就是六年後父母的第一次見面，他們的感覺卻象從來沒有分開過，那麼自然而親切。原來父親就在西勝街、媽媽常去賣鹹菜的學校里修房子！而且，這四年他都在我們家附近修房子。真是咫尺天涯呵！四年來，我們思念父親，尋找父親，他居然一直在離我們只有幾步之遙的地方。

父親沒有修房子的技術，他當雜工：混三合土、搬磚、擔沙子、抬木料等。他幹活很賣力，一心只想好好「改造」，到期出獄回家團聚。四年了，他每天穿著帶有恥辱記號的囚衣，在工地上從早干到晚。上下班排隊走在路上，孩子們向他們扔石子，還唱：

勞改所，真正好，

吃公家，穿公家，

背上背個紅疤疤。.

父親對這些都不在乎，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一家老小；不知道身體柔弱的妻子能否經得起這幾年「運動」的折磨，不知道她能否支撐起五口之家走過六年艱苦歷程。當拿到媽媽的離婚申請時，他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這是在告訴他，媽沒有讓災難壓垮，她不僅正帶領全家頑強地活下去，而且還在想方設法尋找自己。他牢牢記住臨別時媽說過的話，堅信只要一心一意想著對方，就一定會有見面的一天。這不，今天終於相見了！

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六年之後，竟意外地見到朝思暮想的親人，見到已經六歲的兒子，更讓父親感到意外的是，自己最愛的女兒已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了，他舉眼向天，誠心誠意感謝上天的眷顧。那天，父親特別興奮，幹活也特別賣力氣，他把滿腔的快樂和激動傾注到沉重的體力勞動里。

媽媽帶著弟弟留在工地上，遠遠地看著父親，六年的魂牽夢繞、六年的苦苦思念，終於有了結果，今天如願和丈夫重逢。丈夫雖然老了，瘦了，但身體還強壯，精神也很好，還能有比這些更讓人欣慰的事嗎？再等幾年，熬到丈夫刑滿，一家人就能團聚了。

中午吃飯的時候，媽媽獲准把弟弟帶到父親身邊，弟弟不認識父親，遲疑著不肯過去。

媽媽推著弟弟，說：「你不是總向我要爹嗎？怎麼今天見到爹還躲呢？」父親把弟弟抱在懷裡，仔細端詳弟弟，說：「好兒子，認得爹嗎？爹這幾年一直在想你呵，你都這麼大了，來，讓爹看看小夥子胖不胖。」

父親擠著弟弟的肚子哈哈大笑。媽媽叫弟弟給父親唱一支剛學會的歌，弟弟對著父親的耳朵小聲地唱：

騾駝羔子你快長大，

金色的鈴鐺頭上掛，

跟著叔叔走西康呀，

馱載著糧食送邊疆。

拉呀拉呀，拉呀拉呀，

馱載著糧食送邊疆。

父親為這支歌動容，媽媽則站在旁邊，默默無言地凝視著第一次相見的父子倆，聽著弟弟那稚嫩而走調的童音，臉上露出微笑。

這裡的房子很快將修完，媽和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分離，他們珍惜能見面的每一天。媽每天去看父親，總要給他帶點東西。父親不需要穿的，他們都穿統一的灰色勞改服，背上有兩個醒目的紅字「勞改」。媽媽有時給父親買包煙，有時帶點他喜歡的小吃，有時帶些泡菜。那是父母六年來最快樂的一段日子，他們雖然不能隨意交談，卻能相互理解，他們有比語言更能交流的眼睛。父親不知道房子修完后將轉移到何處，在和媽短短的談話時間裡，他不談苦，不談痛，不談過去，只談將來和希望。父親談得最多的，當然是他最愛、最思念的我。

讀完媽媽的信，我的心在狂喜中擴大，覺得自己正輕飄飄地飛到雲端里，六年來我想父親、念父親、找父親，但是見父親的希望卻很渺茫。我曾千萬次問上蒼：「爹在哪裡？爹在哪裡？」卻得不到回答，只能把一腔苦水往肚裡咽。現在找到父親了，看望父親的心情就變得非常急切，就象乾涸的土地需要水一樣，我需要馬上去看父親，為此，我已經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可那時學校的反「右」鬥爭正熱火朝天地進行，我挖空心思想辦法，找校醫院的朋友開了五天病假，偷偷回了成都。可是，這時父親已不在那所學校修房子，他們搬到城外八里庄去了。離我們家十七、八里，我和媽媽上午動身，中午才到。

我們看不到鐵絲網和高牆，一道小門，隔開了人們的視線。那裡不像是監獄，想來應該是父親勞動的地方，管理上似乎也不太嚴格。

我們等在一間象會議室似的很大的空房子里，一個管教坐在角落裡打磕睡。父親從裡面的門大步流星走出來，還是過去走路的姿勢，還保留著過去那種神態，只是瘦多了，老多了。他滿臉喜氣洋洋和興奮，一邊走，一邊大聲說：「我女兒來看我了。」我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動著，情不自禁張開雙手撲過去。父親一把抱住我，拉我坐下來，我們緊靠在一起，他摸摸我的頭髮，捧著我的臉，目光在我的臉上來回「撫摸」。父親才五十多歲，過去圓潤的雙手，現在長滿厚厚的老繭，手背上全是皺紋，成了老人的手了。我摸著父親的手，說不出話來，淚水止不住往下掉。

父親說：「每次聽到火車聲，我就想到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劃清界線，不再來看我了。」

我鼻子一酸，順勢倒向父親懷裡：「我這不是來了嗎？」我仍然改不掉老習慣，不知不覺又撒起嬌來。

「坐火車很舒服呵，不就象躺在搖籃里一樣嗎。.」

「哪像你以前坐軟卧，我是坐在硬椅子上回來的。」

父親沉默了一會兒，說：「你臉上怎麼長了這麼大一顆痣？以前沒有呵。」

「我沒有注意，不知道什麼時候長大的。」我不願意告訴父親，我連鏡子都沒有。

我問：「你的大肚子到哪去了？」

「拿它來對付這幾年的生活了。」

「幸虧有它，我應該感謝它才對，可是它已經沒有了啊！」

父親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好象要把我刻到心裡去似的。他的眼睛慢慢潮濕起來，淚水又順著我的臉淌下。

我爬在父親身上，對著他的耳朵悄悄說：「媽在等你。.」

「我知道。」

我倆相倚著，我感覺到父親有力的心跳，也感受到從他手裡流出來的溫暖和愛意。

我說：「再過兩年我大學畢業，我們家就會好起來。全家都在等你，你一定要照顧好自己，我可不准你讓我們失望呵。」

「你一定要記住，我們李家在康定還有一房人，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父親再三囑咐我，「你將來有機會，一定要打聽他們的消息，爭取找到他們。」

「你放心，我一定會的。」

我說：「這幾年我們每天都在想你，到處打聽你的消息，你的日子一定不好過吧。」父親的眼睛迷迷茫茫地望著窗外，說：

蒙冤大邑入囹圄，

離妻別女嘆凄苦。

往日恩德變成罪，

六載折磨豈堪訴？

日日思家家難回，

夜夜盼兒兒何處？

憶昔當年救危難，

捶胸頓足悔無路。

我流著淚聽完父親的話，說：「爹，別難過，我們還有將來，只要你回來，我們在一起，快樂還會屬於我們。」

「是的，團圓就是幸福啊！」

媽媽默默地坐在旁邊，她的眼神象一首詩：抑鬱中帶著希望，平靜中飽含熱情，酸楚中透出一絲甜蜜。父親把我和媽的手抓在一起，用力握住，三個人就這樣坐了很久。媽媽拿出父親送給她的那綉著百合花的手巾，壓在父親的手心裡，深情地盯著父親，說：「讓它來陪伴你吧，等你回來再還給我。」然後媽輕輕地唸道：

君去六載無消息，

為君消瘦盼歸期。

一家重擔肩強扛，

滿腔悲苦口難提。

舊衣尚能擋冬寒，

破屋亦可遮風雨。

勸君更須多保重，

執手相囑長相憶。

猛然間，我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悲涼感所籠罩，竟說不出一句話。只聽到父親用重濁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對媽說：「你千萬、千萬、千萬要為我好好保重呵！」

是該離開的時候了，我仍依依不捨地靠在父親身上，父親一手擁著我，一手放在媽肩上，三個人眼裡都充滿依戀。父親對我說：「不管怎樣都不要參與政治，要懂得好好保護自己。」他用力緊緊地摟住我們，然後放開手轉身快步離去。我含淚用嘶啞的聲音對著父親的背影大喊：「爹，我還會來看你！」父親回頭向我揮揮手，轉身走了進去。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揮手之間」竟然成為我們父女的永訣。

回家的路上，我仍然處在興奮中，不停地和媽說話，我說：「寒假我還要回來探望爹，我要給他帶些重慶好吃的東西回來。」我又說：「要是爹又派進城修房子，我每天都要去看他。」我問媽：「你看，爹身體是不是還好？下次我們能不能在爹生日那天全家一起去看他？」

等到我象放連珠炮似的說完我的各種想法，媽媽才長長地嘆了口氣，她若有所思地說：「希望他能平安回家，不要再發生意外。」聽了媽的話，我的心哆嗦了一下，是啊，世事難料，我們李家血和淚的教訓告訴我，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我們怎麼能知道明天有什麼事情會發生，怎麼敢去想象明天！

一九五七年冬，媽去看父親時被告知，父親已經被送到雅安裡面石棉縣的石棉礦去了。

這個石棉礦是一九五一年建立的、專門作為勞改營用的礦山。那裡是重重疊疊的大山，山高林密，人煙稀少，生活條件極差。 開始進去時，父親偶爾還有信來，後來再沒有收到過他的信，是父親不想向我們談他的苦，還是他的信不准許寄出來，我們哪能知道。

總之，父親又一次和我們失去聯繫，他在裡面的情況，我們就沒法知道了。

對父親的思念隨著他刑滿的日子越來越近而變得更加強烈。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大慶，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大赦令，這個命令的第二條明文寫著：「反革命罪犯，判處徒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確已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看到報紙，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加速奔流，淚水忍不住湧進眼眶，我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們終於熬到頭了。僅管父親並不是真正犯了反革命罪，但他被判刑九年已經坐牢八年，即使從他被判刑的一九五三年算起，他也「勞改」了六年多，超過了「刑期」的三分之二。顯然，他完全符合大赦令的規定。

父親就要回來了！晚上，一輪圓月當空，父親、媽媽一定和我一樣，都在望著這輪皎潔的明月吧，天涯共此時，月亮一定知道我們的期盼。我忘了幾年來我家遭到的種種不幸，忘了凡是聽起來對我們有好處事都不能在我們身上兌現；我對父親回家的希望太強烈了，竟然失去了分析力，相信父親馬上就會回家，甚至還好像聽見他向我走來的腳步聲。媽媽的表情仍然沒有變化，她總是那麼沉穩，她象一座永不爆發的火山，僅管內心翻騰著滾燙的岩漿，外表卻仍然冷靜而平淡。

一九五九年底，報紙上刊登了杜聿民和其他九名戰爭罪犯獲大赦出獄的報導。但父親卻沒有回家，我們沒有收到他的信，也完全沒有他的消息。難道國家主席的命令不管用？難道父親掩護共產黨員比爛殺共產黨人的戰犯還「惡」？難道他六年多來規規矩矩、努力勞動還不能算「從善」？但是，我們能到哪裡去問呢？我們又敢去哪裡問呢？我的心從快樂期盼的頂峰掉進冰窟窿里。我無可奈何地安慰自己，法國作家大仲馬說過：人類的一切智慧都包涵在這四個字裡面：「等待」和「希望」。父親被判的刑期是九年，一九五一年被「抓捕」，就是不獲赦，明年初也該回來了，不就多等待三個月嗎，我們不會放棄希望，我們也能等待。

一九六零年三月初我就開始坐立不安了，每天都盼著父親回家的喜訊。三月底，我等不及了，寫信給媽，說：「爹回來后，你們馬上復婚，再讓爹好好休養，我們一家人從此再也不要分開了。」

就在全家懷著最大的熱情，日盼夜盼，準備迎接親人歸來時候，四月初，派出所突然把媽媽叫去，警察板著面孔扔給媽簡單的一句話：「李光普已於二月初死亡。」這消息就象一個重磅炸彈在媽腳下炸開，她頓時感到天塌地陷。她失去了一貫的鎮定，以強硬的口氣回答：「人死了那麼久，你們對我說幹什麼，他和我沒有關係！你們應該通知他的兒女。」媽媽仍沒有掉一滴眼淚，但是她走回家后就一病不起。

看了媽的來信，我的腦袋「嗡」的一聲變成一片空白。我不能思考、不能說話、也沒有眼淚。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操場上，直到月亮高高掛在天上。我問自己這是不是一場夢？等我回家的時候，說不定父親已經在家裡了，我還會撲在他懷裡撒嬌。可是媽的信還在手上，我再讀一遍，仍然不能相信是真的；是不是他們弄錯了，會不會有一個同名同姓者？我又讀了一遍信，我不能再騙自己，父親真的已經走了。我把頭深深地埋在兩手之間，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胸前和兩袖已濕了一大片。我再也不能被父親擁抱，再也不能聽父親叫我一聲「涵兒」，再也沒有一雙溫暖的大手來撫摸我的頭髮、捧我的臉，我的生活里再也沒有父親了！我永遠失去了一生中最愛我也是我最愛的男人，將來的日子我該怎麼過？繼而，我又想到家裡的每一個人，他們和我一樣，失去了最親的親人，她們又將怎樣熬過這痛苦的日日夜夜——特別是媽媽。

晚上，我一直不能入睡，恍惚中，看到父親來到床邊，給我唱了支歌。

夢裡聽到的歌

孩子，

你睡著了嗎？

爹給你唱支歌，

你要聽好。

不要失望，不要悲傷，

身體的破碎也是一種美妙。

從此，

靈魂獲得自由，可以任意飛翔。

不再聽信謊言，

不再左顧右盼，

不再苦苦等待。

爹從死亡里重生，

來把最愛的人探望。

愛妻，你好。

我了解你的艱辛、痛苦和無奈，

更敬佩你的勇敢、堅韌和剛強。

抬起頭來吧，

你可看到我深情的目光？

孩子，別哭。

爹沒有離開你，

快把頭靠在爹身上。

爹正親吻你的頭髮，

撫摸你的背脊，

你可能感受到？

孩子啊，千萬記住，

爹不會離開你，

爹永遠在你身旁。

早上醒來，夜裡的一切依然清晰，父親的臉龐、身姿、動作、表情，歷歷在目。那不是夢幻，父親真的來看過我，我相信，父親不會離開我，他一定會再次來到我的生活中。我不會失去他，父親永遠都會和我在一起。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一直在等待，從二十歲的青年等到變成近七十歲多的老人，卻從來沒有任何單位通知我們這些當時已經成年的子女們，父親是在哪一天去世的；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們父親葬在什麼地方。我們連看看父親的遺容，在他的墓前給他燒張紙錢的起碼權利都被剝奪了！我更不敢想，說不定父親根本就沒有墳墓，說不定……。

（四）

一個偶然的機會，媽媽竟然遇到三十多年不見的鄒趣濤，一九四九年秋一別，到現在大家都是老人了。周趣濤熱情地上前和媽談個不停，他說：「解放后我一直在公安局工作，李光普被農民帶走，你們為什麼不來找我？你們如果找了我，問題早就解決了。」 媽媽睜大眼睛看著他，哭笑不得，只禮貌而冷淡地應酬著。　

「我知道李光普的案子是冤案，你們應該上訴，現在中央正在搞歷史案件的平反，你們應該趕快提出申訴，不要錯過了時機。」鄒趣濤熱心地說。

此時，我們才決心為當了三十多年「反革命」的父親提起上訴。從這一天開始，我們這幾個幼稚的腦袋拚命地活動起來，找有關部門訊問政策，向各方面打聽上訴的手續，找曾和父親一起工作過的朋友核實當年的情況。其實，只要是「起義人員」就足夠平反條件了，但我們還是努力把申訴材料得寫得很仔細，父親幫助共產黨的事實寫得很具體。一切準備就續，就去找四川省統戰部。

他們回答說：「李光普確屬統戰部管的範圍，但他當年被判了刑，必須先由判刑單位平反。」

媽媽覺得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父親是哪裡判的刑呢？我們雖然沒有任何證據，卻並不操心，當年不就是大邑縣來人帶走父親的嗎，不是在安仁鎮的鎮公所和大邑縣的牢里關押了兩年半嗎，不是從安仁鎮不見了的嗎；我們認為理所當然是大邑縣判的刑。

弟弟去大邑縣人民法院詢問，對方斬釘截鐵地說：「大邑縣沒有判過。」

我們聽了面面相覷，竟會有這種事！

媽媽想了想，說：「我們還有離婚書啊，那是成都人民法院西城區分院民事批覆，是五四民法字第六零六號，上面寫著『茲經本院查明，李光普因反革命案於一九五一年扣捕，經判處徒刑，現在勞改中』。」於是弟弟毫不氣餒，又去找成都市法院。幾天後，他們回答說：「我們從沒有判過李光普的刑，以他的身份，也不該由我們這一級來判刑。」現在，只剩下四川省法院沒有找了，我們覺得既然兩處都沒有判，應該能在省法院找到結果；可是，答案仍使我們失望。他們說：「我們沒有判過，也沒有理由判李光普的刑。」省法院派人和弟弟一同再一次去到大邑，大邑縣的人仍一口咬定他們沒判過。

我們只能叫苦連連，哭天無路。人們常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可這也離奇得太過分了。是哪個單位與大邑縣同時在五一年「抓捕」了李光普？是哪一級法院在大邑縣關押李光普期間，判了他「不法地主、反革命」罪？然後再偷偷地把李光普從大邑縣帶走，送進勞改營？

我們一家小小的老百姓，戴著一頂大大的「黑五類」帽子，還能有什麼辦法？看來一個很好解決的問題，居然莫名其妙地變了，就在成都到大邑這五十公里的範圍內變得摸不著、抓不住了。這可怕的「反革命」、這要命的「反革命」、這害得我家破人亡的「反革命」判決書，忽然間來無影、去無蹤了！看來中央文件上的指示對於我們又將變成泡影。晚上，一輪明月當空，媽媽一臉悲愴，久久地仰望長空，緩緩地、若有所思地對我說：「父不平反，枉為人！」在皎潔的月光下，這話深深地刻在我心上。我在心裡說：「媽，記下了！記下了！記下了！」高爾基說：「不要感嘆生活的痛苦，感嘆是弱者。」我們雖然被人踩在腳下，但我們不願意當弱者；我對著月亮發誓，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難，不管我們還會遇到怎樣千奇百怪的問題，我們一定要為父親申冤，一定要讓父親和二爸被大邑縣所害的歷史事實真相大白。

當時，很多檔案都不能查，特別是大邑縣法院的檔案，他們怎麼會讓我們查？怎麼敢讓我們查？我寫信給中央統戰部，沒有迴音；找四川省統戰部反映，他們也覺得奇怪，但表示愛莫能助。弟弟去了省勞改局，雖查到登記冊上父親的名字，卻找不到判決書。我們真是喊冤無路，叫屈無門。過去有句名言：「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但現在是人民的法院為人民，人民的問題無人問，只是我已經弄不清楚我們現在算不算得上「人民」。

大概老天爺實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幫了我們。在我們走投無路之時，因弟弟的工廠製造鍋爐，而他又是這方面的技術負責人，新康石棉礦正巧到他的廠訂購鍋爐，弟弟就認識了那裡的人。這次輕而易舉就找到了大邑縣對父親的判決書。那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邑縣人民法庭大法刑字第一五九五號刑字判決書，審判長景世魁。大邑縣這一級政府確有它的一貫性，三十年過去了，法院的人早已變了好多次，居然和三十年前一樣，可以瞪著眼睛說瞎話，欺騙老百姓欺騙上級。被拆穿了，竟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象沒事人似的。

這次幸運卻沒有站在他們一邊，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能夠找到當年的判決書，找到了他們無法否認的證據。我們想，這下可好了，大邑縣沒話可說了，父親的平反指日可待了。誰知我們還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找到判決書後，大邑縣法院竟表示不同意平反！已調離大邑縣的周鼎文也跳出來極力反對！這圖窮而匕手見的一招正好暴露了他們的「不承認」是別有用心的有意隱瞞。從「不承認」到「不同意」，正好說明了他們心中有鬼。

但在大邑縣人民政府手裡卻掌握著權力，這個「衙門」我們有冤也沒法進去呵。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向上申訴、再申訴，耐心地等待、再等待。走過了三十多年漫長的路程，我們有耐心，還有足夠的勇氣！等了近一年，到一九八三年，才有一點消息傳出來，父親「平反」的事，四川省統戰部組織了一個工作組，其中有鄒趣濤、李唯嘉等好幾個當年地下黨的領導人一同去了大邑縣。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大邑縣在如山的鐵證面前不得不對父親的案子進行復判。

這裡我想提出另一件相關的歷史，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大邑縣委作了《農村工作檢查報告》，主要檢查縣委的官僚主義，同時解決區鄉幹部中存在的強迫命令作風。他們美其名曰要反對官僚主義和強迫命令，而就在兩天後，六月二十八日，大邑縣人民法院在周鼎文領導下，就以三項由他們編造的「罪行」，秘密判處了當時川西行署委員李光普「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刑后既不通知工作單位，又不通知家屬，也不張貼布告。這種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隨心所欲給不屬於他們可以處理的起義官員冤判的做法，不知要比官僚主義和強迫命令惡劣多少倍，恐怖多少倍。

九月，我們收到了大邑縣的復判書。

大邑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法刑復（83）字第94號

李光普，又名李萬華，光華，男，生於一九00年，四川大邑縣人，判前系起義人員，已故。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邑縣人民法庭以「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處李光普徒刑九年，現今再審查明：

原認定：解放前李光普與其弟勾結偽縣長，誣害農民李吉成挖毀母親之墳，后李吉成被殺之事，現經查，與李光普無關；四九年九月同謀鎮壓農民減租減息運動，無依據；解放后，疏散財物，拒決賠償也無確鑿證拒，不予認定。拒此，原對李光普以「反革命、不法地主」判決不當。原大邑縣人民法庭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法刑字第1595號刑事判決書現予撤銷。

（蓋章）

大邑縣人民法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拿到這份復判書，我欲哭無淚，大邑縣真是太「聰明」了。父親表面上「平反」了，實質上卻留下了一個大尾巴。當年判決的前兩條「罪行」，他們都明白地說：「與李光普無關」和「無依據」，而在第三條上他們卻做了文章。儘管復判上寫著「不予認定」，卻在這句前寫道，因「無確鑿證據」。這話的意思可以理解為：證據是有的，只是不確鑿，只好「不予認定」；可是大法刑字第1595號刑事判決書上卻言之鑿鑿地寫著「轉移財產一千多石糧食到狗腿子潘樹廷家」。我們家的財產不是糧食，更從來就沒有放在大邑縣，何來轉移之說？當年如真在潘樹廷家找到一千多石糧食，怎麼現在會說證據不確鑿呢？顯然是根本無證據，這當年的第三條「罪狀」也是胡編亂造來的。那麼以三條大邑縣製造的、根本不存在的「罪名」來判罪，其結論應該是什麼呢？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知道那是有意冤枉人，是冤案。而復判的結論卻是一句含糊其詞的「判決不當」。「判決不當」的意思太豐富、太含糊了，這含糊的用詞中只有一點不含糊：只是判得不恰當而已。我情不自禁地要問：這不恰當的判決是判輕了還是判重了？是該判九年還是九十年？是該無期徒刑還是槍斃？怎樣的判決才稱得上「判決得當」？

既然決定「予以徹銷」，卻不願意說明李光普無罪，他們迴避了這最重要的一點，用這種伎倆來敷衍受害者家屬，哪裡還有一點平反的誠意？更何況用這三條被編造出來的毫無根據的「罪行」，原判應純屬冤判而不是錯判。最了解情況的周鼎文、當時大邑縣人民法院院長，居然判出這樣的案子，這中間肯定藏著重要問題。而在「平反」過程中大邑縣和周鼎文的表演，也讓我們不得不想到周鼎文在裡面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

大邑縣政府的復判對他們當年的問題沒有一點認識，我們子女不能接受。為此，我寫信給鄧小平，無迴音；我找到四川省委書記楊超反映，並交給他一份材料。

楊超書記接見了我，說：「我們黨對不起你們全家，請你轉告你的姊妹們，你們現在是揚眉吐氣的時候了。」

我說：「我們只希望能明確父親無罪，他的案子是冤案，就心滿意足了。」

可我送去的材料卻仍久久沒有迴音，此事也就不再有消息。後來，大邑縣發給四百元以此作為「落實政策」的全部善後。這四百元多麼沉重啊，它承載著我們家破人亡的苦難、父親幾年的勞改生涯和一條人命、母親忍受了半生的孤獨艱難和凄苦、我們姊妹們失去的父愛和所受的屈辱，以及一家人三十多年「享受」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腳、永世不得翻身的生活。至於落實父親起義人員政策的問題，卻再也無人過問。

我反覆看了父親的份判決書，終於明白了一個問題，當年大邑縣人民法院在周鼎文主持下給李光普判刑，不是他們掌握了父親的「罪行」而判，是他們先決定要這這個人死，而胡亂抓些「罪行」硬扣在他頭上，其結果就是「死於獄中」。現在的「撤銷原判」既不提「平反昭雪」，也不說「賠禮道歉」，不過是做個樣子，愚弄受害者家屬罷了。這裡我還要補充一句，父親的起義人員證書，在父親平反后二十五年的今天，我們還沒有得到。

正象當年鎮反和土改一樣，全國的平反行動也在各種報章雜誌，連篇累牘地報導，但從我父親和二爸的情況看，大邑縣「平反」的真正受益者，不是那些受盡殘酷折磨而死的受害者，而是舉起屠刀利用權力判決他們有罪的人，這些人永遠都是贏家。蘇聯共產黨員奧斯特羅夫斯基說過：「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人只有一次。」面對關天的人命，過了三十多年，在共產黨中央指示平反的大前提下，大邑縣人民法院仍不能進行反思，他們輕描淡寫的「撤銷」，既不符合中央的要求，又不能滿足受害者親人的期望，他們究竟撤銷了什麼？被剝奪的生命能再有嗎？被牽連而死的人能活過來嗎？難道對當時草菅人命的暴行，大邑縣政府就不覺得有愧嗎？何況利用手上掌握的國家權力隨意殺人和把人害死，難道只是個錯誤？就不是犯罪嗎？能把製造血案，殺人、害人至死與錯誤混為一談，真可以稱得上是夠「偉大、光榮、正確」的了。

                             （五）

一九八五年的冬天媽媽已去世一年多，這年冬天特別寒冷，一早起來，成都的地面上、房屋上、樹葉上到處都是銀白的寒霜；早上出門，走一步，腳下就嚓嚓作響。天空中不時還下著水雪。那寒氣好像鑽進人的肌膚、血管、骨髓，多年不在成都過冬天，這年有事回去，覺得我的心都要凍僵了。

一天妹妹趕來告訴我，她雅安的朋友專程到成都來告訴她，說：石棉礦派出兩個年輕人到雅安了解父親起義的情況。他們說父親勞改滿期后，被留礦就業，最近他看了報紙上有關平反的報導，提出上訴。雅安地區認識父親的人很多，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朋友們向兩人提出了很多有關父親的問題，兩人都作了回答。他們描述了父親的體貌特徵，說他個子不高，身體不夠好，為人隨和但不愛講話，有空時喜歡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朋友們都認為這兩個年輕人如果沒有見過我父親，不可能把他介紹得如此具體生動而恰如其人，看來父親還活著是可信的了，所以趕快來告訴我們。

聽了妹妹的話，一股強烈的感情激流洶湧而來，衝擊著我哭得死去活來，我首先想到的是媽媽。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會如此慘絕人寰？媽媽啊，你拋下兒女們闖入死亡的領域去尋找父親，你卻萬萬沒有想到父親還在人世，以前你們倆相思而不能相見，如今竟然陰陽兩隔，你怎麼這樣苦呀？你叫我怎麼辦呀？我就這樣哭了一整天，用眼淚渲泄我們幾十年的苦和痛，才慢慢平靜下來。這時我才想到父親，父親居然還活著！能相信嗎？過去在等待父親回家的時候我曾經想過，父親出獄時我將仰天大笑，現在卻笑不出來，我獃獃的躺著，過去和父親在一起時的點點滴滴全翻騰出來，滿腔的苦情沉重地壓在我心上。

我們三姊妹實在不敢相信，父親如果活著已經八十五歲了，他在那麼惡劣的環境里勞改，怎麼可能經受得住生活的艱苦和獄警的折磨？怎麼可能還活著呢？我們決定叫弟弟先去雅安，親自去了解情況，如果情況屬實，我們立即去接父親。

第二天一大早，天剛剛蒙蒙亮，弟弟就穿上最厚的棉衣坐上前往雅安的汽車。第二天我們收到弟弟的電報：「一切屬實，即去石棉」。我和妹妹懸著的心放了下來，迫不及待地等待弟弟的第二封電報。我們望眼欲穿地一天天盼望著，每一天等到的都是失望，弟弟再也沒有消息傳回來。半個月過去了，弟弟精疲力竭地回來，看他沮喪的樣子，我明白了：沒有好消息。弟弟說：他問了雅安幾個見過石棉來了解情況的兩個人，他們都說情況準確。

弟弟帶著最大的信心趕往石棉，當他問到父親的情況時，管理人員態度和藹，他說：「你在哪里聽到的謠言？你父親早已去世，你怎麼想到來找他？」

「你們派了兩個人去核實情況，雅安好多人都知道我父親還活著並提出了上訴，你怎麼不承認呢？」弟弟急切的問。

「年輕人，你誤會了，那兩個年輕人是我們整理材料時，派出去了解你父親過去情況的。」他仍然十分鎮靜，很有耐心的樣子。

弟弟問：「為什麼他們說我父親還活著？我希望能見一見他們。」

「啊！真不巧，他們剛剛出差，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來,你很難等到他們。再說，他們完全不了解情況，想當然地出去亂說，我們要認真追究他們。」現在臉上透出嚴肅。

那人在弟弟肩上拍了一把，臉上掛著始終不變的僵在臉上的微笑，說：「這麼冷的天，你大老遠地趕來，就在我們這裡住上幾天再回去吧」。

弟弟想：何不利用他的建議，住幾天，也好想辦法打聽打聽。可是弟弟想錯了，那裡大雪封山，山高林密，曲折蜿蜒的山路被白雪覆蓋，把所有好的、壞的、恐怖的、血腥的變成一望無際的純潔，根本無法認清方向，也根本看不到一個人影。住宿和吃飯遇到的人不多；問他們，不是說不知道，就是顧左右而言他，看來消息被封鎖了。

幾天之後，父親的消息一絲一毫都打聽不到，弟弟只好回家。我們又墜進迷霧裡，我不敢想父親，不敢想如果他還活著，他正在受著怎樣的折磨，他有多麼痛苦。不久從雅安傳來消息，有人出來證實，說父親是他埋的。他說：他想到父親過去是有身份的人，怕遺體被野狗刨出來吃了，就用父親的俄國毛毯裹住遺體，挖了個很深的坑埋了。

多麼好心的人啊！且不問為什麼不通知家屬，他的話里有太明顯的漏洞。他們不知道是我親自把父親送出家門，父親兩手空空去了安仁鎮，哪來什麼俄國毛毯？如果真有什麼昂貴的俄國毛毯，安仁鎮當局還不早就沒收了，父親還能帶著它勞改幾年而完好無損？謊言是經不起檢驗的，說謊也必定是有原因的。這位自稱埋藏父親的「好人」，應該是針對我們去找父親變出來的吧。我的父親啊，你在石棉礦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苦難屈辱、經受了怎樣的秘密處置？為什麼你的死亡會弄出那麼多奇談怪論？這位所謂埋葬你的人是為了遮掩你還活著的事實？還是為了掩蓋你死亡的真相？不管是什麼，這裡面的秘密太深，而且絕不是大邑縣可以操縱的。這種事牽扯到什麼後台，只能留給歷史了。

大邑縣安仁鎮，我的老家，多少年來一直想去看看它，但我們姊妹三人在一九九零年前卻從來沒有去過。以前大名鼎鼎、人丁興旺的李氏家族，現在只剩下貧窮的五哥和幾個遠親住在那裡了。

一九八三年媽媽去世，父親得到了所謂的平反之後，我們就打算在安仁鎮為父母修墓，把父親的清白昭示於人間。一轉眼十年過去了，一九九三年趁女兒回國探親的機會，我們終於把這一願望付諸實現。

修墓那天，我們姊妹幾家一大早就起身，駕車前往安仁鎮。對安仁鎮這片生養父親的土地，我們自然有一種血脈相連的感情，但是解放初期父親在這裡被關押、被陷害，最後屈死獄中。幾十年來一提起安仁鎮我們就害怕，從不敢回去。

一路上我沉浸在悲涼的心境里，汽車過了崇州市，就進入大邑境內和以前一樣的坑坑窪窪的泥土路，並顛簸起來。隨著車身的搖晃，我彷彿被卷進時光隧道，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原以為隨著時間流逝可以淡漠的往事，再一次清晰地、一幕幕出現在眼前，心上永不會結疤的傷口再一次被撕裂開，我再一次體驗到錐心刺骨的劇痛，對至親至愛的父親的思念穿透幾十年歲月的沉積又頑強地抬起頭來。安仁鎮到了，我擦乾滿臉的淚水，卻安撫不了那滴血的心，揮不去刻骨的悲傷。

父母的墓地就設在五哥李國孝的自留地里，和二爸李育滋的墓緊挨著。我們匆匆地來到五哥家，親友們已在門口擺了好多花圈。花叢中沒有父母的骨灰，也沒有父親的照片，一付陪伴媽媽度過幾十年的塑料黑框眼鏡，是墓里唯一的東西。只有在墓碑上才找得到父親：

父 李光普

                       之墓

母 廖淑蓉

兩旁刻著：

一生艱辛，任他高低貴賤，

天理照章，歷史自有公論。

修墓的工作，在悶熱的天氣里進行，農工們個個揮汗如雨，我們坐在五哥李國孝屋裡，也熱得汗流浹背。中飯由五哥操辦，正準備進餐，生產隊的「領導」踱著方步，不請自來，毫不客氣地坐到主人的桌邊。我感到噁心，趕快站起身來，對「領導」們說：「對不起，我們都不是主人，今天的主人是我哥哥，他才應該坐在這裡。」說完和姊妹們拂袖而去，也不回頭看看那幾個「領導」詫異的目光，讓五哥以主人的身份去享受他從來沒有享受過的「平等」。

下午，五哥和幾個鄉鄰陪我們到處去走走，大家信步來到一片灰磚瓦房前，我大吃一驚，這家的大門怎麼竟然跟我們李家的大門幾乎相同呢！有人指著它說：

「這就是過去劉文彩的宅第。」

我倒抽一口冷氣，難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劉文彩公館？記得當年冷月英到處做報告控訴劉文彩的「水牢」時，媽媽就告訴我那不是「水牢」，那是劉家存放鴉片的地方。今日見到其廬山真面目，想起好多年來被批判得臭不可聞的《收租院》，心裡還餘悸猶存。

「你們劉、李兩家過去是安仁鎮最大的兩個家族。」

「你們李家在大邑縣做過很多好事，我們都沒有忘記。」

「李家辦的春花小學為安仁鎮培養了好多人才，」一個年紀和我差不多大的婦女說，「我小時候在裡面讀過書，你們李家也是安仁鎮做善事的人家呵。」

鄉親們七嘴八舌地說著，我被他們樸實無華的話語深深地感動了，原來公道自在人心，安仁鎮的老百姓沒有忘記李家。

李家修墓的消息在安仁鎮不脛而走，前來圍觀的農民絡繹不絕，從開始到落成，墓地一直被鄉親們團團包圍著，其中還有當地的大隊長和書記。我們兄弟姊妹和近親，在墓前恭恭敬敬地向父母鞠躬，以表達深切的懷念、滿腔的忿懣和無盡的哀思。我們把雙手久久地放在胸前，默默向父母祝禱：孩子的心都在這兒，你們不會孤獨。

安仁鎮是父親出生的地方，他十幾歲從這裡走出去，在外面的世界奮鬥發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從沒有忘記過家鄉。然而，一九五一年他卻被騙回這裡，在無故關押兩年多后，又被強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被冤判；從這裡，父親被送進勞改營，受盡折磨而冤死獄中。站在墓前，我抬頭四顧，仰望蒼天，帶著從心底里湧出的眼淚大聲呼喚：「爹，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的遺骨在什麼地方！你曾經冒死相救的人把你扔到哪裡去了？爹啊，現在我們為你和媽媽在你蒙冤的地方修建了一個新家。你和媽媽半生不能相聚，現在你們可以長相廝守，再也沒有人來打擾你們了。」

我們看到安仁鎮仍舊貧窮而落後，農民的生活並沒有多大改變，他們的家裡仍掛著被熏黑的打著重重補丁的蚊帳，吃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農民仍舊在苦吃苦做，以磨骨頭來養腸子。男人砍下自己屋后長了幾年的老竹子，鋸成段割成片再削成又薄又細的篾片，女人們用它編一個竹簍才掙幾分錢。一個問題在我心裡升起：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已打倒了四十多年，農民翻身得解放也四十多年，為什麼農民仍得面朝黃土背朝天？

修完墓后，我們懷著深切的同情，給了周圍幾個衣衫爛褸的孩子一些錢，聊表對家鄉人民的一點同情和心意。

想不到墓剛修成，安仁鎮政府來人向我們提出：原父親辦的「春花小學」（現在已經改名為安仁鎮第三中心小學）的大門壞了，希望我們拿出一千元錢修葺校門，這樣，他們可以恢復「春花小學」的名字，還可以請我家的人當學校的名譽校長。我的感覺是：歷史又要重演了，我可不能走李家前輩們的老路，還是給自己留條活路吧，於是逃之夭夭。

當我拿到女兒為我購買的院子的房契和地契時，小孫女給我開了個玩笑，她說：「婆婆，你現在真正當上地主了。」她說得對，至少這片土地已完全屬於我。我深信，父親的命運不會再在我身上重演。

父親啊，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