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诗社第十轮：黄公望子久不至--亲情篇

三十年代的中国，婚姻仍多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是何等幸运，我的生命是父母炽热爱情所缔造，为了这份纯真的爱情，他们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感谢父母, 他们用最真挚的爱把我带到人间。

一九三九年初夏，在马道街美国人开的医院里我的第一声啼哭被日本人扔下的炸弹的爆炸声淹没了在马道街美国人开的医院里我的第一声啼哭被日本人扔下的炸弹的爆炸声淹没了。日本飞机频频狂轰滥炸成都, 父亲非常担心。他不敢把我们留在危险中, 于是匆忙将母亲先送到乡下亲戚家安顿好, 等到父亲再到医院来接我, 发现奶妈坐在医院门前的台阶上哭,而我却已不知去向。父亲气急败坏，紧急调动各方面关系与美国人交涉, 终于把我找了回来, 原来, 美国人把我送到医院附近他们办的孤儿院去了。小时候, 我曾多次找父亲的麻烦,说：“当年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人, 我是别人的孩子吧?”父亲急了, 忙说：“你右手臂上有蚕豆大一颗胎记, 背上还贴着李妹妹三个字, 怎么可能会错呢?”

那时，父亲正在为西康建省忙得不亦乐乎，一天，婆婆突然大声说：“涵儿，妈妈回来了。”我不知所措，赶快躲在婆婆身后。婆婆说：“你们看涵儿，妈妈回来了，居然还不好意思起来。”

原来妈妈和父亲一起去了西昌一段时间，父亲正在为西康建省忙得不亦乐乎，这次妈妈回成都，是来看望婆婆和爷爷，处理一些家事；最重要的是父亲很想念我，要带我去西昌团聚。

一九四四年初，我们一行人分乘几辆轿车和一辆卡车前往西昌，道路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车开得很慢。走了两天，离西昌不远了，前面的道路塌方，车队停下来，找了一个大院子住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惊呆了，天地之间已成白茫茫的一片。高耸的雪峰融入雪雾迷茫的天际，山坡上到处是凝成千姿百态的硕大冰块，晶莹剔透。又粗又长的冰柱从山岩上、屋檐上挂下来；远远近近的树木被冰雪包裹着，有的象一丛丛纯白的珊瑚，有的象一堆堆洁白的绒花，我觉得好象进入了神话中那美丽而神秘的国度，兴奋地冲出门想跑进这童话般的世界，一脚踩着路面上的薄冰，狠狠地滑了一跤，只得乖乖地回屋。

大家在房间里烤火，一个叔叔耸着肩、搓着手，不停地唸：“嗖嗖冷，冷嗖嗖”。我们被困在这里几天，消息传到父亲那里，父亲急得大发脾气，下令赶快疏通公路，并亲自乘车沿崎岖山路来接我们。

当我们进入西昌时，驻西昌卫戍司令刘元瑄派出的一连骑兵和八县彝族头人出城十里相迎。当时，鞭炮齐鸣、鲜花簇拥、盛况空前。父亲抱我坐在他腿上，另一只手搂着妈妈，兴高采烈地说：“看看，多少人来欢迎我们，这里是我们的另一个家啊。”

到了西昌，气温和路上迥然不同，干燥而暖和，蓝天白云之下，空气特别清新。父亲已买来了一辆外形是汽车的四轮脚踏车，大红色的车身油光铮亮，我从父亲怀里跳下来，兴奋地坐进汽车，汽车便平稳地往前滑动。父亲看我这么高兴，拍拍妈妈的肩，也满脸堆笑。父亲引领着我骑着汽车到花园，我下车和父亲拉着手跑来跑去。我的父亲简直就象个孩子，我一点也不怕他，还专门和他淘气。开始的新鲜感很快就过去，我有些寂寞了。父亲看出我不太愉快，去刚建成的公园里借了两只小白兔回来。兔子养在花园里，我每天喂它们，父亲“办公”回家，也陪我喂兔子。只要有父亲在，我就在院子里雀跃奔跳，追得兔子满园跑，父亲说：“乖乖，那兔子是红眼睛，专门和小孩子作对，让我来帮你。”胖胖的父亲笨拙地和我一起追来追去，而兔子却突然不知去向。妈妈大笑起来，说：“光普，我看兔子把你当成大狗熊，早就躲起来了。”父亲走过去，一把抱起妈妈就跑，说：“哈哈！我总算抓到一个我要的小东西。”他们说笑着，毫不在乎佣人们看见。我则跟在后面又叫又闹，大有嫉妒之意。

晚上，父亲喜欢把我抱起来坐在他的膝上，我也喜欢依偎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躺在父亲怀里的幸福，象水，静静地流进我心里；象火，迅速地漫延到我全身；象一首动人的歌，让我陶醉；象一幅美丽的画，任我感受。我趴在父亲身上，问：“爹，为什么我长得没有妈妈漂亮？”

父亲捧起我的脸微笑，说：“我的乖乖，你妈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你也是老天爷送我的礼物，不过，你长得更象我。难道你不就愿意象爹吗？”

“我当然愿意象你，但我还是想漂亮点。”我翘着嘴唇，撒起娇来。

“傻孩子，你在我眼里是最美的，你是我的无价之宝。你的漂亮在你的眼神里，在我的心坎里。”

我六岁生日那天，吃过早饭，父亲和妈妈一脸的神秘，叫我去花园看看。带着好奇走到花园，哇！我高兴得跳了起来，那里站着一匹全身雪白的小马，多漂亮的一头温顺的小马啊，身上已配着崭新的马鞍。它毛色发亮，正低头吃草呢，原来这就是我的生日礼物！我转身冲回去，跳进父亲的怀抱，把头倒在妈的臂弯里。父母抱着我走进花园，小心地把我放在马鞍上，他们牵着小马在花园里缓缓而行。我骑在小马身上神气活现，高兴得大喊大叫，看起来父母的快乐更胜过我。这个生日礼物，让我非常震动也非常感动，我象掉进蜜罐子里，被甜蜜包围起来。

我们在西昌住了两年多，一九四六年底，回到成都。父亲为了纪念他和妈妈在桂湖边渡过的蜜月，买了两棵桂花树种在通往正屋的石板路两旁，一棵开黄花，叫金桂；一棵开白花，叫银桂。他希望两棵桂树长得更高大后，也会“叶叶相覆盖，枝枝相交通”。

上午父亲在家“会客”的时候多，最熟悉的几个朋友谈完话后，都要和妈妈见见面，逗逗我。有时父亲来了兴致，叫我拿日记出来唸。我知道我的日记写得很糟糕，有的甚至是抄前一年的习作，觉得不好意思，但父亲每次都很得意，总是带着炫耀和显示的神情。一次，父亲在给友人的信上写道：“吾有此女，可以慰平生。”

我长得不好看，又不注意衣着打扮，做事丢三拉四，还非常任性，我的父亲怎么会这么宠爱我。当然，我也非常爱父亲，我爱父亲，不是因为他带给我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不是他为我提供了富裕的生活；我爱他，仅仅因为他是我最慈祥、最温柔的父亲。

父亲有时回家晚一点，我和妈妈一起等他。夏夜，繁星满天，我们坐在沐浴着月光的院子里，周围一片寂静，月光下树影婆娑，微风送来阵阵百合花淡雅的香味。我把头枕在妈的腿上躺了下来，一起享受包围着我们的那份静谧和安祥。妈妈有时和我一同数星星，有时轻轻地哼小曲，有时我们谁也不说话，有时我又缠着妈妈唸童谣，比赛谁念得快。

父亲的车一进家，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父亲带着一脸的轻松，拉着我和妈妈又坐到庭院里，我们一起看星星，赏月亮。在迷茫的夜色里，父母常常说：“等涵儿长大，送她出国留洋。”我却不知留洋是怎么回事，也不想多问，“长大”离我太遥远了。接着是吃宵夜，父亲的宵夜从来不变花样，一大碗面条，是他最爱的东西。这碗面条，父母同时夹着吃，父亲最喜欢高高地挑起面条，我抬着头，大张着嘴去接他从上送下来的面条。妈妈故作惊恐状，大叫：“小心！不要把调料溅到涵儿的眼睛里去了！”可我和父亲不顾妈妈的叫喊，继续嘻笑着玩这种把戏。

记得父亲有一首诗，就是在他晚归时脱口而出的：

月色朦胧罩前庭，

花自芬芳树弄影。

阶阶石级上客楼，

弯弯小道通后厅。

轻风阵阵拂面过，

细雨丝丝洗浮尘。

春去秋来妻女伴，

何羡蓬莱好仙境。

深秋时节，细雨绵绵，雨象薄纱的帘子给花和树更增一层幽雅之美，柔和似絮的秋雨，也带给人淡淡的喜悦、悠悠的暇思。这种时候，我们最喜欢烤蒲荠吃，全家围坐在火盆旁，蒲荠放在火边烤得嗞嗞地响，当深红的蒲荠皮烤成了黑红色，就说明已经烤熟。我们慢慢地撕下蒲荠皮，把它扔满地，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再一点点地咬着里面又甜又爽口的白色果肉。

窗外雨声淅淅沥沥，雨丝飘在树叶上，又从树叶上跌落到草地里，嗒嗒地轻响着，我们听着这秋之韵交响乐，悠闲地吃着、谈着、笑着、被满屋的柔情包围着。这种时候，父亲和妈喜欢对对联，可惜好多我都忘记了，仅有几对我记得很深。那天父母的兴致很高，父亲说道：

秋风秋雨秋渐凉；

妈妈立即接上：

秋情秋思秋意长。

父亲说：

执子之手，与子同偕老，

入君之怀，伴君到天荒。

妈妈对。

父亲一把抱住我：

吾有此女，慰我平生，

妈妈则和我们靠在一起：

吾嫁此夫，携手地老。

说着，他们相视而笑。我却很不服气，说：“你们说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话，我也会说，我有我爹，让我骄傲；我爱我妈，数她漂亮。”父母听了哈哈大笑，整个屋子被温馨和快乐充填得满满的。

从西昌回成都后，我和妹妹在成都实验小学读书。一次上体育课，天空万里无云，炽热的太阳蒸烤着操场，热浪一股股逼人而来。我向老师谎称脚疼，不去参加童子军操练，躲在芭蕉树下无聊地东张西望。突然看见父亲走进校门，我忘了刚才还在叫脚疼，跳起来张开双手飞奔过去。父亲顺势举起我放在肩上，在操场上走来走去，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下，八岁的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感到好骄傲、好得意：我有一个多么爱我的父亲！原来，父亲有事路过实验小学，他走进学校想来看看我，正好遇到我在教室外面并向他飞奔而去，他高兴坏了，让我坐在他肩上也是满脸骄傲，真不知道我这个小丑鬼有什么可以使他引以为荣的地方。

我与父亲的交流比较多，父亲个子不高，身体比较肥胖，黄昏时，我最爱坐在父亲膝上，一边敲打他的大肚子一边面对面和他说东道西，说到高兴处往父亲怀里一倒，两个人就笑成一团。可惜那时太小，只能谈些小孩子的奇想。父亲曾教我念过很多儿歌，其中一首印象最深刻：

幺儿幺，

会耍刀。

刀儿尖，

杀汉奸。

汉奸亡，

杀天皇。

天皇死，

我们胜利雪了耻。

因为父亲说得很快，我把“雪了耻”听成“绝了子”，怎么也想不通是什么意思。

我问：“爹，为什么我们打赢了日本人却没有了儿子？”

父亲大笑，指着我的鼻子说：“小傻瓜，那意思是说把国家的耻辱洗刷掉了，你怎么扯到儿子身上去呢，真是个东拉西扯的小东西。”

（二）

父亲个子不高，身体比较肥胖，他为人宽厚，态度亲切随和，不太讲究穿着，平常除了立领的中山服，就是穿中式长衫。记得一次天气突然变冷，他随手找来一根绳子绑在腰上，惹得同事们大笑不止。西昌屯委会的工作人员暗地里都叫他“李老厅”，他知道后也只是笑笑，于是有人当面也这样叫他。但处理起事情来，他一下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特别有主张，所以很受下级的敬重。父亲是原西康省财政厅长、二十四军唯一获授少将级军衔的文职官员。他的工作主要是解决刘文辉最棘手的事务，财政厅的日常工作另有人负责。在解决了西康建省的复杂情况后，父亲兼任西昌屯垦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刘文辉挂名主任委员）。为什么刘文辉要在西昌成立屯垦委员会？主要是针对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把西昌定为第二陪都，如果重庆不保，即撤退到西昌。为此，他在西昌成立委员长行辕，有张笃伦负责。由于这种情况，两方都要在这里扩张势力，西昌也就成了二十四军和蒋介石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地方。父亲被派到这里，其工作之艰巨、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父亲在西康，不仅第一次请中央银行印制了藏币券，还在那里兴建学校、实业、开办公司，发展西康经济。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西康遂成为战时祖国内地与西藏进行经贸往来的重要枢纽。为发展康藏经济，一九四二年八月，身为主持西康省财政金融的最高官员李万华和李先春与在西康的康藏知名人士共同筹资，设立了“康藏贸易公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西南地区重要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被迫关闭，国外援华物资难以运往抗战大后方，由印度经西藏、西康至重庆等地成为由内运物资的惟一通道。康藏贸易公司成立后，即运用驮力，接受各方委托，曾经先后由印度代运物资十余批至康定。由于委托者越来越多，康藏贸易公司又与交通部协商合组康藏驮运公司。

由于康藏贸易的繁荣，特别是康藏贸易公司的经贸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英印对西藏经济的控制；康藏贸易公司从印度经西藏向国内运送了不少战略物资和机器设备，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日大业，对支撑持久抗战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美国飞虎队战机B-29在宁属所属地区的月儿坡坠毁，机上十一名美军飞行员下落不明。此事惊动了中、美两国政府，宁属屯垦委员会和西昌行辕都急了，国民党中央急电西昌行辕：“火速弄清情况。”可行辕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父亲决定派特区区长李仕安带领专程从美国赶来的穆伦少校一同去寻找。因为这架战上安装了特殊设备, 穆伦少校还带来足量的炸药以备用。他们先坐飞机到印度, 后在群山中跋涉, 历尽千辛万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日夜兼程，终于赶到月儿坡。还没有上山，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焦味，走近了就看到一个飞机坠毁形成的二十多米深的大坑，大坑周围一两百米范围内的参天大树都被连根拔起，稍远一点的只剩下树桩，还有因飞机坠毁引发森林大火的痕迹……。原来B-29战机飞临雷波上空时，由于雾大迷航,飞机在大山中兜圈子，在燃料即将耗尽之际,十一名机组人员跳伞自救，美军驾驶员临危不惧，一直镇静地驾驶飞机，等到机上的全部人员安全脱险后，自己却因来不及跳伞而英勇牺牲。救援人员在那里找到了跳伞后被当地彝族百姓救起的飞行员和完全毁坏的战机残骸。在回程时走到金沙江边黄华镇渡口，穆伦上校让背夫卸下背上的炸药，全部抛到江中! 现在已不再怕被汉奸窃取飞机的秘密，卖给日本人了。这架飞机就是美国最先进的B-29轰炸机,号称“空中堡垒”。

李仕安完成任务回到西昌，父亲称赞他的勇气和吃苦精神，并提升他为屯委会中校参谋。

作为刘文辉的左右手，父亲的政治取向，总是听从刘文辉的意见，所以，他是倾向共产党的。四十年代后期，刘文辉和父亲李光普坐镇的西康地区，以及刘文彩和二爸李育滋坐镇的安仁镇，都一度享有“小延安”的美誉，是川西地下党员最重要的避风港和活动据点。即便在白色恐怖最疯狂的时期，這两個地方的地下党仍十分活跃，国民党当局莫可如何。這显然是刘文辉家族和李氏兄弟鼎力支持和刻意掩护的结果。

一天，我家后门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门刚打开，一个中年男人闪身进来，原来是常到我们家的邹趣涛。

他说：“今天真危险，我刚到青羊宫就被特务盯上了，绕来绕去始终甩不掉‘尾巴’，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他转身对母亲说：“你看，我能在这里躲几天吗？”母亲赶紧叫人绕着西马棚和后门所在的焦家巷走了几圈，没有发现可疑人物，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家院子左边是田颂尧的寓所，右边是孙德操的公馆，这种地方本不易被特务怀疑和搜查，但当时的情况非比寻常，留下被特务盯梢的邹趣涛，我们肯定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然母亲和婆婆历来笃信佛教，救人性命是她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义务；更不忍眼看父亲的好友被逮捕、尽管被杀戮，尽管心里很怕，仍请邹趣涛留了下来。

母亲把他安排在客楼佛堂后面的房间里躲藏，第二天早上去看他，发现桌上放着几本红色封面的书：《新民主主义论》、《土地法大纲》等。母亲吓坏了，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我这里也不可能绝对安全，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吧。”

从此，邹趣涛就住在我们家，母亲亲自照料他的生活，父亲经常和他长谈。当时，关于共产党的传言不少，什么共产共妻呀、什么杀人如麻呀、什么富人要遭殃呀，父亲分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一下子思想很乱，这时才发现自己对共产党其实并不了解。最初，只因抗日热情与车跃先接触，后来，因对蒋介石不满才与共产党有了合作。现在共产党马上要坐江山，突然涌来那么多传言，他真有点拿不定主意。此时，两个朋友前来邀父亲同去香港，父亲正好清理结束了济康银行的业务，就把自己的全部动产转入香港的银行，打算全家暂时先去香港看看，再做主张。但一家老小十几口人搬迁异地并非易事，父亲犹豫不决。

邹趣涛看出父亲的心情，一再向父亲宣传，他说：“那些都是国民党特务散布的谣言，你千万不能相信。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刘文辉起义，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有明确的政策，你不要害怕。”听了邹趣涛的话，父亲想，自己和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交道，帮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好事，而且和川西地下党一些负责人有很深的私人感情，对共产党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故土难离啊！

此时，刘文辉也告诉父亲：“我已和中共高层已经讲好，他们答应对我的家人和二十四军的官员以礼相待，决不为难大家。”父亲至此终于拿定主意，留下来支持刘文辉起义。

这段时间，父亲跟共产党的关系更近了。一九四八年，共产党通过邹趣涛和他们结成统战关系，进而被吸收为新民主主义会会员。入会时，要求父亲资助银洋二百两给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还要求用父亲办的培文印刷厂作为川西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处。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父亲拿出蒋介石发给西康省的部分省款暗中交给地下党。地下党用这些钱大量制造假币，并迅速投放市场，成都经济的大滑坡当然更一发不可收拾。人民生活更加不堪，反对国民党的浪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更加一浪高过一浪。一天夜里，一辆卡车直接开进家门，随即大门就关上了。车上卸下好些沉甸甸的大麻袋，夜色里，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有人小声说：“快！快！”一个个袋子被抬到后花园，那里早已摆好两张大桌子。打开袋子，里面全是银元。所有人的神色都很紧张，父亲却镇定地指挥着。来的人和我家的仆人悄无声息地、有条不紊地干活，先把银元十个一叠在桌面的一边整齐地摆好，其他的银元不用数，一叠一叠摆满桌子。随即，以数好的那一排位标准，用一把大尺子擀过去，自然每叠都是十个，再把这一叠叠银元包好，放到准备好的箱子里。两张桌子同时进行，母亲不停地协调大家的工作，我则在大人中间穿来穿去，好奇地观看这一切。不知过了多久，所有袋子里的银元都包好、点清，放入一个个大箱子里。在包银元的时候，父亲在花园里叫人挖了一个大坑，箱子全被放入坑中，再用泥土把坑填平，最后整理好地面，让花园恢复原状，一点不露痕迹。一切都是在静悄悄中进行。汽车离去后，父母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原来那是国民党政府发给西康省最后一笔省款。大概，蒋介石想以此来稳住二十四军，希望二十四军不致走上其一之路。父亲深知这笔巨款的意义和随之而来的危险，所以要亲自保护好它们。建政后，父亲派原宁属屯委会主任秘书伍柳村把这些银元如数交给成都市军管会。

（三）

一九四九年二十四军的起义正在密锣紧鼓地准备。刘文辉和刘元瑄的家都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下，父亲就担负起与西康省政府、二十四军各部官员及四川各路军阀联系的任务，他总是忙忙碌碌、早出晚归。十一月底的一天，熊克武率几个随从，全部长衫、礼貌，一色商人打扮，来到我们北通顺的家，通过父亲的安排，由雅安派一连人接应，悄悄离开成都，安全到达约定的起义地点。一九四九年底，胡宗南队伍在成都只抄了刘文辉和我们的家，幸亏我们都没有被抓住，不然，就成为位烈士了。

建政后父亲又开始忙起来，他被任命为川西行政公署委员，经常被请去开会或参加一些大型的庆祝活动。一次，他还带我坐在主席台上观看成都市人民庆祝解放的秧歌表演。

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运动从退押开始。成都周围的七个县(成都、华阳、双流、温江、郫县、新繁等)的农民协会在成都市内成立了驻蓉联合办事处，简称“七联”，处理成都市周围土改的具体问题。我家的田产多在郫县、温江一带。父母卖掉西马棚街和北通顺街的住宅，完成了全部退押任务，我家的佃户没有一人到成都来表示过异议或不满。

我们在窄巷子三十九号租了一个朋友家的后院居住，生活过得还算平静，直到1951年初父亲被大邑县派人来“请”回去。

大邑县派了两个人先到“七联”，说要“请”李光普回安仁镇“帮助”二爸退押。父亲在大邑县没有一亩田产，而且我们的退押任务早已完成，本无押可退，所以他们只好拿二爸做借口。当时的“七联”主任就是建政前夕任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游击队政委的李维嘉。李维嘉原在重庆搞地下工作，重庆地下党被叛徒出卖而被破坏，马识途把他派到成都。他也曾躲藏在二爸家里并接受过父亲很多帮助, 建政后和父亲同任川西行署委员。他竟然同意了大邑县提出的违反“政策”的要求，让他们把父亲悄悄押回安仁镇。

父亲临行前一天晚上，妈妈挺着即将生产的大肚子，为父亲准备行装。父亲坐在矮椅子上，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盯得我心里毛毛的、酸酸的，我便把脸埋在父亲身上；真希望时间就此停滞下来，让自己和父亲融在一起，永不分离。婆婆不停地叹气，妹妹也收起平时的调皮，规规矩矩坐在婆婆身边。谁都不说话，家里出奇地安静。

晚上，父母房间里的灯亮了一整夜，听得到他们轻轻的说话声。父亲知道，他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来，一家老小的生活都得商量和安排；他和妈妈考虑到各种最坏的可能，也挖空心思地设想以后一家人该怎么办。最后，父亲对妈妈说：“周鼎文当了大邑县法院院长，看来他这个人有问题，他原来以地下党需要为借口从我手上拿走那么多钱，但到底怎么用的从来没有一个交待。而且卖鸦片、印假钞的事他们都没少干。现在他要我回去不知玩的什么把戏，可能他认为我知道得太多......。要是我回不来，你就另外找一个人吧，只要他对我们的孩子好就行了。”

妈妈立即掩住父亲的口，说：“千万别说这种话，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记住，全家人都在等你，肚子里的孩子也等着叫你爹啊！”

“万一……。”

“没有万一，你不能有万一！”　

父亲一把搂住妈妈，久久说不出话。妈妈抬起头来，说：“只要我们两个人心里都一直想着能再见面，我们就终将有见面的一天。”

“是啊，我明天一出家门就会不停地想了。”　

“你放心，不管有多艰难，我一定会把孩子们养大成人，等你回来。”父亲的眼睛润湿了，他深情地看着妈妈，说：“你自己一定要好好保重啊！”

天快亮了，他们还有说不完的话。妈妈抓住父亲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说：“你摸摸，这孩子动得多厉害，一定是个儿子。”父亲说：“这是我们盼了好多年的儿子啊，可怜的小家伙来得真不是时候，他这么又蹬又踢的，是在忙着到人世吧。我们真是对不起他，他得跟着我们吃苦了。”

清晨，我一大早起来，大邑县的两个公差就到了，父亲什么也没说，跟着他们就往外走，两人立即一左一右把父亲夹在中间。看到这种情况，我很害怕，想拉，又不敢拉父亲的手；一种不可言状的离愁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紧跟在他们后面，一直送父亲到窄巷子街口。他们转弯向金河街方向走去，父亲长衫的衣襟随着脚步飘动着，就这样，父亲一步一步离我而去，我盼望父亲回头看我，可他一次也没有回头。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一股苦涩的寒气涌上来堵在喉头，泪水哗哗地往下淌……。为什么，为什么呵！我久久伫立在寒风中，眼前除了一大片问号外什么也看不见；十一岁的我，第一次尝到离别的切肤之痛。

在窄巷子街口站了不知多久，我才在寒风的吹击下清醒过来，心里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爹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父亲从此再也不能回家，他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的生活。

两个公差把父亲押走，三个人的路费和两个公差的“辛苦费”还得由父亲负担，否则路上就要遭罪了。回到安仁镇，父亲就和二爸一起关在安仁镇镇公所，从此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他每天被迫不停地写交待、写检查，要交待的主要是“钱”的问题。父亲多年创业的艰辛和对西康、大邑的贡献他们根本不想听，有关帮助地下党省委书记车耀先卖鸦片和拿钱给地下党印假钞的事又是讳莫如深的问题，资助周鼎文等人的事也被责令封口。父亲把转到香港银行的大量财产的凭据交给他们，但这么大一笔钱他们又鞭长莫及。所以父亲无论怎么写都不能让他们满意，挨打受刑就成了家常便饭。

普希金说过：“希望是厄运的忠实姐妹。”父亲像溺水者想抓住那唯一的一根稻草一样，仍保留着共产党能兑现“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承诺的期盼，希望那些他曾营救过、掩护过的人来证明他为共产党做过的贡献。他还寄希望于川西行署，在发现他这么久没去上班之后，会有人过问他的行踪，他就可以重见天日，回到亲人身边了。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希望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在孤苦寂寞中，父亲的心灵经受着痛苦的磨炼。他每天回顾过去那些已显得遥远的岁月，思考许多在忙碌的时候、在正常生活情况下没有去思考过的问题，检查几十年来自己所做过的种种。最终不能不承认自己被愚弄了。他曾和蒋介石委派到西昌的行辕针锋相对地斗争过，也在商界与竞争对手勾心斗角地拼搏过，每每获胜或失败，都是在传统道德标准和按规则出牌的情况下进行，不仅不会搭上自己和亲人的性命，有时，事后大家还可以正常交往。现在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很幼稚，居然仅凭自己一相情愿的个人感情和一颗善良的心，就把整个李氏家族的命运托付给某些擅长甜言蜜语的职业革命家，真是悔不当初啊！

但时间不能倒流，走过的路不能回头。他的生命里还有很多愉快的事情可以回忆，他的内心仍保存着不会消逝的希望。有了那么多可忆、可想、可盼之事，狱警的喝斥、打骂、侮辱、惩罚都算不了什么。牢中的日子一天天度过，他看不见天空是灰雾濛濛，还是阳光灿烂；只有天寒地冻在稻草和破棉絮里冷得发抖的时候，他知道冬天来了，酷暑蒸人热得在泥地上滚来滚去的的日子，他明白夏天到了。在他的心灵深处，像大海永不停息的波涛一样汹涌的，只有对亲人的思念，他还盼望四川省的领导人能知道他已被无辜关在安仁镇两年多，前来处理这件事。

两年多过去了，我们没有得到大邑县任何通知，也没有任何父亲的消息。一九五三年底有人很肯定地说，父亲已被大邑县在五三年六月以“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了九年徒刑，至于他被送到哪里去服刑，谁也不知道。

听说父亲被判刑，我的脑子就没有停止过思考，父亲会被关押在哪里呢？我拐弯磨角地问别人，终于知道成都的犯人关在“市大监”，于是我幼稚的认为父亲也被关在那里。我想去看他，却不认得路。冬季到了，成都的冬天又干又冷，我想，这么冷的天，父亲过得怎么样？他的衣服够不够？冷不冷？

我在家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一双父亲的袜子，这已是家里仅存的父亲的东西了。我偷偷把袜子带在身边，想给父亲送去。但我不知道监狱在哪里，好多次，我拿着袜子在街上徘徊，不知道该走哪条路。

一天下午，我终于站在了监狱门口。我在街对面彷徨徘徊了好一阵子，终于鼓足勇气，瑟缩着，怯生生地走过去，来到拿枪的门卫身边。看他那一脸严肃、目不旁视的样子，早吓掉了魂，原来想了一万遍的话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是傻傻地小声说：“我想找李光普。”他转过头瞪了我一眼，又恢复了那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我不知该再说什么，拿着袜子一脸茫然，多想大哭一场呵。但只得强压住泪水低头离开，心里狂喊：“爹啊，你在哪里？你冷吗？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呀！”这件事，我不愿告诉妈，妈也从不提起父亲，但我知道，父亲一直在妈心里，在妈心上最不能碰的地方。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我收到妈妈的来信，她说找到父亲了！

一个远房亲戚早上出去，在将军衙门街口看见走在劳改队伍里的父亲。第二天天刚亮，妹妹就悄悄出门，她走到那里等了很久，看见一支劳改队伍过来，呵，那不就是父亲吗？妹妹叫了一声“爹！”，径直走进队伍，和父亲并排着走。

父亲急忙问：“你姐姐呢？”

“在重庆读大学。”

“你妈呢？”

“妈又没有嫁人。”

管教过来叫妹妹走开。这时，妈妈牵着弟弟迎面而来。父亲“呵”了一声，狂喜在眼里闪耀。

父亲说：“我一看就知道是我儿子。”

妈说：“那是因为我牵着，要不，你怎么认得出来？”

妈趁擦肩而过之机，和父亲各说了一句。然后，她转过身远远地跟在队伍后面，一直跟到目的地。

这就是六年后父母的第一次见面，他们的感觉却象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么自然而亲切。原来父亲就在西胜街、妈妈常去卖咸菜的学校里修房子！而且，这四年他都在我们家附近修房子。真是咫尺天涯呵！四年来，我们思念父亲，寻找父亲，他居然一直在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

父亲没有修房子的技术，他当杂工：混三合土、搬砖、担沙子、抬木料等。他干活很卖力，一心只想好好“改造”，到期出狱回家团聚。四年了，他每天穿着带有耻辱记号的囚衣，在工地上从早干到晚。上下班排队走在路上，孩子们向他们扔石子，还唱：

劳改所，真正好，

吃公家，穿公家，

背上背个红疤疤。.

父亲对这些都不在乎，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一家老小；不知道身体柔弱的妻子能否经得起这几年“运动”的折磨，不知道她能否支撑起五口之家走过六年艰苦历程。当拿到妈妈的离婚申请时，他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是在告诉他，妈没有让灾难压垮，她不仅正带领全家顽强地活下去，而且还在想方设法寻找自己。他牢牢记住临别时妈说过的话，坚信只要一心一意想着对方，就一定会有见面的一天。这不，今天终于相见了！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六年之后，竟意外地见到朝思暮想的亲人，见到已经六岁的儿子，更让父亲感到意外的是，自己最爱的女儿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他举眼向天，诚心诚意感谢上天的眷顾。那天，父亲特别兴奋，干活也特别卖力气，他把满腔的快乐和激动倾注到沉重的体力劳动里。

妈妈带着弟弟留在工地上，远远地看着父亲，六年的魂牵梦绕、六年的苦苦思念，终于有了结果，今天如愿和丈夫重逢。丈夫虽然老了，瘦了，但身体还强壮，精神也很好，还能有比这些更让人欣慰的事吗？再等几年，熬到丈夫刑满，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妈妈获准把弟弟带到父亲身边，弟弟不认识父亲，迟疑着不肯过去。

妈妈推着弟弟，说：“你不是总向我要爹吗？怎么今天见到爹还躲呢？”父亲把弟弟抱在怀里，仔细端详弟弟，说：“好儿子，认得爹吗？爹这几年一直在想你呵，你都这么大了，来，让爹看看小伙子胖不胖。”

父亲挤着弟弟的肚子哈哈大笑。妈妈叫弟弟给父亲唱一支刚学会的歌，弟弟对着父亲的耳朵小声地唱：

骡驼羔子你快长大，

金色的铃铛头上挂，

跟着叔叔走西康呀，

驮载着粮食送边疆。

拉呀拉呀，拉呀拉呀，

驮载着粮食送边疆。

父亲为这支歌动容，妈妈则站在旁边，默默无言地凝视着第一次相见的父子俩，听着弟弟那稚嫩而走调的童音，脸上露出微笑。

这里的房子很快将修完，妈和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分离，他们珍惜能见面的每一天。妈每天去看父亲，总要给他带点东西。父親不需要穿的，他们都穿统一的灰色劳改服，背上有两个醒目的红字“劳改”。妈妈有时给父亲买包烟，有时带点他喜欢的小吃，有时带些泡菜。那是父母六年来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他们虽然不能随意交谈，却能相互理解，他们有比语言更能交流的眼睛。父亲不知道房子修完后将转移到何处，在和妈短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不谈苦，不谈痛，不谈过去，只谈将来和希望。父亲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他最爱、最思念的我。

读完妈妈的信，我的心在狂喜中扩大，觉得自己正轻飘飘地飞到云端里，六年来我想父亲、念父亲、找父亲，但是见父亲的希望却很渺茫。我曾千万次问上苍：“爹在哪里？爹在哪里？”却得不到回答，只能把一腔苦水往肚里咽。现在找到父亲了，看望父亲的心情就变得非常急切，就象干涸的土地需要水一样，我需要马上去看父亲，为此，我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可那时学校的反“右”斗争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我挖空心思想办法，找校医院的朋友开了五天病假，偷偷回了成都。可是，这时父亲已不在那所学校修房子，他们搬到城外八里庄去了。离我们家十七、八里，我和妈妈上午动身，中午才到。

我们看不到铁丝网和高墙，一道小门，隔开了人们的视线。那里不像是监狱，想来应该是父亲劳动的地方，管理上似乎也不太严格。

我们等在一间象会议室似的很大的空房子里，一个管教坐在角落里打磕睡。父亲从里面的门大步流星走出来，还是过去走路的姿势，还保留着过去那种神态，只是瘦多了，老多了。他满脸喜气洋洋和兴奋，一边走，一边大声说：“我女儿来看我了。”我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情不自禁张开双手扑过去。父亲一把抱住我，拉我坐下来，我们紧靠在一起，他摸摸我的头发，捧着我的脸，目光在我的脸上来回“抚摸”。父亲才五十多岁，过去圆润的双手，现在长满厚厚的老茧，手背上全是皱纹，成了老人的手了。我摸着父亲的手，说不出话来，泪水止不住往下掉。

父亲说：“每次听到火车声，我就想到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划清界线，不再来看我了。”

我鼻子一酸，顺势倒向父亲怀里：“我这不是来了吗？”我仍然改不掉老习惯，不知不觉又撒起娇来。

“坐火车很舒服呵，不就象躺在摇篮里一样吗。.”

“哪像你以前坐软卧，我是坐在硬椅子上回来的。”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脸上怎么长了这么大一颗痣？以前没有呵。”

“我没有注意，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大的。”我不愿意告诉父亲，我连镜子都没有。

我问：“你的大肚子到哪去了？”

“拿它来对付这几年的生活了。”

“幸亏有它，我应该感谢它才对，可是它已经没有了啊！”

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象要把我刻到心里去似的。他的眼睛慢慢潮湿起来，泪水又顺着我的脸淌下。

我爬在父亲身上，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妈在等你。.”

“我知道。”

我俩相倚着，我感觉到父亲有力的心跳，也感受到从他手里流出来的温暖和爱意。

我说：“再过两年我大学毕业，我们家就会好起来。全家都在等你，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可不准你让我们失望呵。”

“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李家在康定还有一房人，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父亲再三嘱咐我，“你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打听他们的消息，争取找到他们。”

“你放心，我一定会的。”

我说：“这几年我们每天都在想你，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你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父亲的眼睛迷迷茫茫地望着窗外，说：

蒙冤大邑入囹圄，

离妻别女叹凄苦。

往日恩德变成罪，

六载折磨岂堪诉？

日日思家家难回，

夜夜盼儿儿何处？

忆昔当年救危难，

捶胸顿足悔无路。

我流着泪听完父亲的话，说：“爹，别难过，我们还有将来，只要你回来，我们在一起，快乐还会属于我们。”

“是的，团圆就是幸福啊！”

妈妈默默地坐在旁边，她的眼神象一首诗：抑郁中带着希望，平静中饱含热情，酸楚中透出一丝甜蜜。父亲把我和妈的手抓在一起，用力握住，三个人就这样坐了很久。妈妈拿出父亲送给她的那绣着百合花的手巾，压在父亲的手心里，深情地盯着父亲，说：“让它来陪伴你吧，等你回来再还给我。”然后妈轻轻地唸道：

君去六载无消息，

为君消瘦盼归期。

一家重担肩强扛，

满腔悲苦口难提。

旧衣尚能挡冬寒，

破屋亦可遮风雨。

劝君更须多保重，

执手相嘱长相忆。

猛然间，我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凉感所笼罩，竟说不出一句话。只听到父亲用重浊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妈说：“你千万、千万、千万要为我好好保重呵！”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我仍依依不舍地靠在父亲身上，父亲一手拥着我，一手放在妈肩上，三个人眼里都充满依恋。父亲对我说：“不管怎样都不要参与政治，要懂得好好保护自己。”他用力紧紧地搂住我们，然后放开手转身快步离去。我含泪用嘶哑的声音对着父亲的背影大喊：“爹，我还会来看你！”父亲回头向我挥挥手，转身走了进去。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挥手之间”竟然成为我们父女的永诀。

回家的路上，我仍然处在兴奋中，不停地和妈说话，我说：“寒假我还要回来探望爹，我要给他带些重庆好吃的东西回来。”我又说：“要是爹又派进城修房子，我每天都要去看他。”我问妈：“你看，爹身体是不是还好？下次我们能不能在爹生日那天全家一起去看他？”

等到我象放连珠炮似的说完我的各种想法，妈妈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若有所思地说：“希望他能平安回家，不要再发生意外。”听了妈的话，我的心哆嗦了一下，是啊，世事难料，我们李家血和泪的教训告诉我，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我们怎么能知道明天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怎么敢去想象明天！

一九五七年冬，妈去看父亲时被告知，父亲已经被送到雅安里面石棉县的石棉矿去了。

这个石棉矿是一九五一年建立的、专门作为劳改营用的矿山。那里是重重叠叠的大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生活条件极差。 开始进去时，父亲偶尔还有信来，后来再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是父亲不想向我们谈他的苦，还是他的信不准许寄出来，我们哪能知道。

总之，父亲又一次和我们失去联系，他在里面的情况，我们就没法知道了。

对父亲的思念随着他刑满的日子越来越近而变得更加强烈。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赦令，这个命令的第二条明文写着：“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看到报纸，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加速奔流，泪水忍不住涌进眼眶，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终于熬到头了。仅管父亲并不是真正犯了反革命罪，但他被判刑九年已经坐牢八年，即使从他被判刑的一九五三年算起，他也“劳改”了六年多，超过了“刑期”的三分之二。显然，他完全符合大赦令的规定。

父亲就要回来了！晚上，一轮圆月当空，父亲、妈妈一定和我一样，都在望着这轮皎洁的明月吧，天涯共此时，月亮一定知道我们的期盼。我忘了几年来我家遭到的种种不幸，忘了凡是听起来对我们有好处事都不能在我们身上兑现；我对父亲回家的希望太强烈了，竟然失去了分析力，相信父亲马上就会回家，甚至还好像听见他向我走来的脚步声。妈妈的表情仍然没有变化，她总是那么沉穩，她象一座永不爆发的火山，仅管内心翻腾着滚烫的岩浆，外表却仍然冷静而平淡。

一九五九年底，报纸上刊登了杜聿民和其他九名战争罪犯获大赦出狱的报导。但父亲却没有回家，我们没有收到他的信，也完全没有他的消息。难道国家主席的命令不管用？难道父亲掩护共产党员比烂杀共产党人的战犯还“恶”？难道他六年多来规规矩矩、努力劳动还不能算“从善”？但是，我们能到哪里去问呢？我们又敢去哪里问呢？我的心从快乐期盼的顶峰掉进冰窟窿里。我无可奈何地安慰自己，法国作家大仲马说过：人类的一切智慧都包涵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父亲被判的刑期是九年，一九五一年被“抓捕”，就是不获赦，明年初也该回来了，不就多等待三个月吗，我们不会放弃希望，我们也能等待。

一九六零年三月初我就开始坐立不安了，每天都盼着父亲回家的喜讯。三月底，我等不及了，写信给妈，说：“爹回来后，你们马上复婚，再让爹好好休养，我们一家人从此再也不要分开了。”

就在全家怀着最大的热情，日盼夜盼，准备迎接亲人归来时候，四月初，派出所突然把妈妈叫去，警察板着面孔扔给妈简单的一句话：“李光普已于二月初死亡。”这消息就象一个重磅炸弹在妈脚下炸开，她顿时感到天塌地陷。她失去了一贯的镇定，以强硬的口气回答：“人死了那么久，你们对我说干什么，他和我没有关系！你们应该通知他的儿女。”妈妈仍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她走回家后就一病不起。

看了妈的来信，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变成一片空白。我不能思考、不能说话、也没有眼泪。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操场上，直到月亮高高挂在天上。我问自己这是不是一场梦？等我回家的时候，说不定父亲已经在家里了，我还会扑在他怀里撒娇。可是妈的信还在手上，我再读一遍，仍然不能相信是真的；是不是他们弄错了，会不会有一个同名同姓者？我又读了一遍信，我不能再骗自己，父亲真的已经走了。我把头深深地埋在两手之间，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胸前和两袖已湿了一大片。我再也不能被父亲拥抱，再也不能听父亲叫我一声“涵儿”，再也没有一双温暖的大手来抚摸我的头发、捧我的脸，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父亲了！我永远失去了一生中最爱我也是我最爱的男人，将来的日子我该怎么过？继而，我又想到家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和我一样，失去了最亲的亲人，她们又将怎样熬过这痛苦的日日夜夜——特别是妈妈。

晚上，我一直不能入睡，恍惚中，看到父亲来到床边，给我唱了支歌。

梦里听到的歌

孩子，

你睡着了吗？

爹给你唱支歌，

你要听好。

不要失望，不要悲伤，

身体的破碎也是一种美妙。

从此，

灵魂获得自由，可以任意飞翔。

不再听信谎言，

不再左顾右盼，

不再苦苦等待。

爹从死亡里重生，

来把最爱的人探望。

爱妻，你好。

我了解你的艰辛、痛苦和无奈，

更敬佩你的勇敢、坚韧和刚强。

抬起头来吧，

你可看到我深情的目光？

孩子，别哭。

爹没有离开你，

快把头靠在爹身上。

爹正亲吻你的头发，

抚摸你的背脊，

你可能感受到？

孩子啊，千万记住，

爹不会离开你，

爹永远在你身旁。

早上醒来，夜里的一切依然清晰，父亲的脸庞、身姿、动作、表情，历历在目。那不是梦幻，父亲真的来看过我，我相信，父亲不会离开我，他一定会再次来到我的生活中。我不会失去他，父亲永远都会和我在一起。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等待，从二十岁的青年等到变成近七十岁多的老人，却从来没有任何单位通知我们这些当时已经成年的子女们，父亲是在哪一天去世的；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父亲葬在什么地方。我们连看看父亲的遗容，在他的墓前给他烧张纸钱的起码权利都被剥夺了！我更不敢想，说不定父亲根本就没有坟墓，说不定……。

（四）

一个偶然的机会，妈妈竟然遇到三十多年不见的邹趣涛，一九四九年秋一别，到现在大家都是老人了。周趣涛热情地上前和妈谈个不停，他说：“解放后我一直在公安局工作，李光普被农民带走，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你们如果找了我，问题早就解决了。” 妈妈睁大眼睛看着他，哭笑不得，只礼貌而冷淡地应酬着。　

“我知道李光普的案子是冤案，你们应该上诉，现在中央正在搞历史案件的平反，你们应该赶快提出申诉，不要错过了时机。”邹趣涛热心地说。

此时，我们才决心为当了三十多年“反革命”的父亲提起上诉。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这几个幼稚的脑袋拼命地活动起来，找有关部门讯问政策，向各方面打听上诉的手续，找曾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朋友核实当年的情况。其实，只要是“起义人员”就足够平反条件了，但我们还是努力把申诉材料得写得很仔细，父亲帮助共产党的事实写得很具体。一切准备就续，就去找四川省统战部。

他们回答说：“李光普确属统战部管的范围，但他当年被判了刑，必须先由判刑单位平反。”

妈妈觉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父亲是哪里判的刑呢？我们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却并不操心，当年不就是大邑县来人带走父亲的吗，不是在安仁镇的镇公所和大邑县的牢里关押了两年半吗，不是从安仁镇不见了的吗；我们认为理所当然是大邑县判的刑。

弟弟去大邑县人民法院询问，对方斩钉截铁地说：“大邑县没有判过。”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竟会有这种事！

妈妈想了想，说：“我们还有离婚书啊，那是成都人民法院西城区分院民事批覆，是五四民法字第六零六号，上面写着‘兹经本院查明，李光普因反革命案于一九五一年扣捕，经判处徒刑，现在劳改中’。”于是弟弟毫不气馁，又去找成都市法院。几天后，他们回答说：“我们从没有判过李光普的刑，以他的身份，也不该由我们这一级来判刑。”现在，只剩下四川省法院没有找了，我们觉得既然两处都没有判，应该能在省法院找到结果；可是，答案仍使我们失望。他们说：“我们没有判过，也没有理由判李光普的刑。”省法院派人和弟弟一同再一次去到大邑，大邑县的人仍一口咬定他们没判过。

我们只能叫苦连连，哭天无路。人们常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可这也离奇得太过分了。是哪个单位与大邑县同时在五一年“抓捕”了李光普？是哪一级法院在大邑县关押李光普期间，判了他“不法地主、反革命”罪？然后再偷偷地把李光普从大邑县带走，送进劳改营？

我们一家小小的老百姓，戴着一顶大大的“黑五类”帽子，还能有什么办法？看来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居然莫名其妙地变了，就在成都到大邑这五十公里的范围内变得摸不着、抓不住了。这可怕的“反革命”、这要命的“反革命”、这害得我家破人亡的“反革命”判决书，忽然间来无影、去无踪了！看来中央文件上的指示对于我们又将变成泡影。晚上，一轮明月当空，妈妈一脸悲怆，久久地仰望长空，缓缓地、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父不平反，枉为人！”在皎洁的月光下，这话深深地刻在我心上。我在心里说：“妈，记下了！记下了！记下了！”高尔基说：“不要感叹生活的痛苦，感叹是弱者。”我们虽然被人踩在脚下，但我们不愿意当弱者；我对着月亮发誓，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不管我们还会遇到怎样千奇百怪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为父亲申冤，一定要让父亲和二爸被大邑县所害的历史事实真相大白。

当时，很多档案都不能查，特别是大邑县法院的档案，他们怎么会让我们查？怎么敢让我们查？我写信给中央统战部，没有回音；找四川省统战部反映，他们也觉得奇怪，但表示爱莫能助。弟弟去了省劳改局，虽查到登记册上父亲的名字，却找不到判决书。我们真是喊冤无路，叫屈无门。过去有句名言：“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但现在是人民的法院为人民，人民的问题无人问，只是我已经弄不清楚我们现在算不算得上“人民”。

大概老天爷实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帮了我们。在我们走投无路之时，因弟弟的工厂制造锅炉，而他又是这方面的技术负责人，新康石棉矿正巧到他的厂订购锅炉，弟弟就认识了那里的人。这次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大邑县对父亲的判决书。那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邑县人民法庭大法刑字第一五九五号刑字判决书，审判长景世魁。大邑县这一级政府确有它的一贯性，三十年过去了，法院的人早已变了好多次，居然和三十年前一样，可以瞪着眼睛说瞎话，欺骗老百姓欺骗上级。被拆穿了，竟面不改色心不跳，就象没事人似的。

这次幸运却没有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够找到当年的判决书，找到了他们无法否认的证据。我们想，这下可好了，大邑县没话可说了，父亲的平反指日可待了。谁知我们还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找到判决书后，大邑县法院竟表示不同意平反！已调离大邑县的周鼎文也跳出来极力反对！这图穷而匕手见的一招正好暴露了他们的“不承认”是别有用心的有意隐瞒。从“不承认”到“不同意”，正好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

但在大邑县人民政府手里却掌握着权力，这个“衙门”我们有冤也没法进去呵。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向上申诉、再申诉，耐心地等待、再等待。走过了三十多年漫长的路程，我们有耐心，还有足够的勇气！等了近一年，到一九八三年，才有一点消息传出来，父亲“平反”的事，四川省统战部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其中有邹趣涛、李唯嘉等好几个当年地下党的领导人一同去了大邑县。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大邑县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不得不对父亲的案子进行复判。

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件相关的历史，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大邑县委作了《农村工作检查报告》，主要检查县委的官僚主义，同时解决区乡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作风。他们美其名曰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而就在两天后，六月二十八日，大邑县人民法院在周鼎文领导下，就以三项由他们编造的“罪行”，秘密判处了当时川西行署委员李光普“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刑后既不通知工作单位，又不通知家属，也不张贴布告。这种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随心所欲给不属于他们可以处理的起义官员冤判的做法，不知要比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恶劣多少倍，恐怖多少倍。

九月，我们收到了大邑县的复判书。

大邑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复（83）字第94号

李光普，又名李万华，光华，男，生于一九00年，四川大邑县人，判前系起义人员，已故。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邑县人民法庭以“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处李光普徒刑九年，现今再审查明：

原认定：解放前李光普与其弟勾结伪县长，诬害农民李吉成挖毁母亲之坟，后李吉成被杀之事，现经查，与李光普无关；四九年九月同谋镇压农民减租减息运动，无依据；解放后，疏散财物，拒决赔偿也无确凿证拒，不予认定。拒此，原对李光普以“反革命、不法地主”判决不当。原大邑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法刑字第1595号刑事判决书现予撤销。

（盖章）

大邑县人民法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拿到这份复判书，我欲哭无泪，大邑县真是太“聪明”了。父亲表面上“平反”了，实质上却留下了一个大尾巴。当年判决的前两条“罪行”，他们都明白地说：“与李光普无关”和“无依据”，而在第三条上他们却做了文章。尽管复判上写着“不予认定”，却在这句前写道，因“无确凿证据”。这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证据是有的，只是不确凿，只好“不予认定”；可是大法刑字第1595号刑事判决书上却言之凿凿地写着“转移财产一千多石粮食到狗腿子潘树廷家”。我们家的财产不是粮食，更从来就没有放在大邑县，何来转移之说？当年如真在潘树廷家找到一千多石粮食，怎么现在会说证据不确凿呢？显然是根本无证据，这当年的第三条“罪状”也是胡编乱造来的。那么以三条大邑县制造的、根本不存在的“罪名”来判罪，其结论应该是什么呢？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知道那是有意冤枉人，是冤案。而复判的结论却是一句含糊其词的“判决不当”。“判决不当”的意思太丰富、太含糊了，这含糊的用词中只有一点不含糊：只是判得不恰当而已。我情不自禁地要问：这不恰当的判决是判轻了还是判重了？是该判九年还是九十年？是该无期徒刑还是枪毙？怎样的判决才称得上“判决得当”？

既然决定“予以徹销”，却不愿意说明李光普无罪，他们回避了这最重要的一点，用这种伎俩来敷衍受害者家属，哪里还有一点平反的诚意？更何况用这三条被编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罪行”，原判应纯属冤判而不是错判。最了解情况的周鼎文、当时大邑县人民法院院长，居然判出这样的案子，这中间肯定藏着重要问题。而在“平反”过程中大邑县和周鼎文的表演，也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周鼎文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大邑县政府的复判对他们当年的问题没有一点认识，我们子女不能接受。为此，我写信给邓小平，无回音；我找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反映，并交给他一份材料。

杨超书记接见了我，说：“我们党对不起你们全家，请你转告你的姊妹们，你们现在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我说：“我们只希望能明确父亲无罪，他的案子是冤案，就心满意足了。”

可我送去的材料却仍久久没有回音，此事也就不再有消息。后来，大邑县发给四百元以此作为“落实政策”的全部善后。这四百元多么沉重啊，它承载着我们家破人亡的苦难、父亲几年的劳改生涯和一条人命、母亲忍受了半生的孤独艰难和凄苦、我们姊妹们失去的父爱和所受的屈辱，以及一家人三十多年“享受”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生活。至于落实父亲起义人员政策的问题，却再也无人过问。

我反复看了父亲的份判决书，终于明白了一个问题，当年大邑县人民法院在周鼎文主持下给李光普判刑，不是他们掌握了父亲的“罪行”而判，是他们先决定要这这个人死，而胡乱抓些“罪行”硬扣在他头上，其结果就是“死于狱中”。现在的“撤销原判”既不提“平反昭雪”，也不说“赔礼道歉”，不过是做个样子，愚弄受害者家属罢了。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父亲的起义人员证书，在父亲平反后二十五年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

正象当年镇反和土改一样，全国的平反行动也在各种报章杂志，连篇累牍地报导，但从我父亲和二爸的情况看，大邑县“平反”的真正受益者，不是那些受尽残酷折磨而死的受害者，而是举起屠刀利用权力判决他们有罪的人，这些人永远都是赢家。苏联共产党员奥斯特罗夫斯基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面对关天的人命，过了三十多年，在共产党中央指示平反的大前提下，大邑县人民法院仍不能进行反思，他们轻描淡写的“撤销”，既不符合中央的要求，又不能满足受害者亲人的期望，他们究竟撤销了什么？被剥夺的生命能再有吗？被牵连而死的人能活过来吗？难道对当时草菅人命的暴行，大邑县政府就不觉得有愧吗？何况利用手上掌握的国家权力随意杀人和把人害死，难道只是个错误？就不是犯罪吗？能把制造血案，杀人、害人至死与错误混为一谈，真可以称得上是够“伟大、光荣、正确”的了。

一九八五年的冬天妈妈已去世一年多，这年冬天特别寒冷，一早起来，成都的地面上、房屋上、树叶上到处都是银白的寒霜；早上出门，走一步，脚下就嚓嚓作响。天空中不时还下着水雪。那寒气好像钻进人的肌肤、血管、骨髓，多年不在成都过冬天，这年有事回去，觉得我的心都要冻僵了。

一天妹妹赶来告诉我，她雅安的朋友专程到成都来告诉她，说：石棉矿派出两个年轻人到雅安了解父亲起义的情况。他们说父亲劳改满期后，被留矿就业，最近他看了报纸上有关平反的报导，提出上诉。雅安地区认识父亲的人很多，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朋友们向两人提出了很多有关父亲的问题，两人都作了回答。他们描述了父亲的体貌特征，说他个子不高，身体不够好，为人随和但不爱讲话，有空时喜欢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们都认为这两个年轻人如果没有见过我父亲，不可能把他介绍得如此具体生动而恰如其人，看来父亲还活着是可信的了，所以赶快来告诉我们。

听了妹妹的话，一股强烈的感情激流汹涌而来，冲击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我首先想到的是妈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如此惨绝人寰？妈妈啊，你抛下儿女们闯入死亡的领域去寻找父亲，你却万万没有想到父亲还在人世，以前你们俩相思而不能相见，如今竟然阴阳两隔，你怎么这样苦呀？你叫我怎么办呀？我就这样哭了一整天，用眼泪渲泄我们几十年的苦和痛，才慢慢平静下来。这时我才想到父亲，父亲居然还活着！能相信吗？过去在等待父亲回家的时候我曾经想过，父亲出狱时我将仰天大笑，现在却笑不出来，我呆呆的躺着，过去和父亲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全翻腾出来，满腔的苦情沉重地压在我心上。

我们三姊妹实在不敢相信，父亲如果活着已经八十五岁了，他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劳改，怎么可能经受得住生活的艰苦和狱警的折磨？怎么可能还活着呢？我们决定叫弟弟先去雅安，亲自去了解情况，如果情况属实，我们立即去接父亲。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刚蒙蒙亮，弟弟就穿上最厚的棉衣坐上前往雅安的汽车。第二天我们收到弟弟的电报：“一切属实，即去石棉”。我和妹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迫不及待地等待弟弟的第二封电报。我们望眼欲穿地一天天盼望着，每一天等到的都是失望，弟弟再也没有消息传回来。半个月过去了，弟弟精疲力竭地回来，看他沮丧的样子，我明白了：没有好消息。弟弟说：他问了雅安几个见过石棉来了解情况的两个人，他们都说情况准确。

弟弟带着最大的信心赶往石棉，当他问到父亲的情况时，管理人员态度和蔼，他说：“你在哪里听到的谣言？你父亲早已去世，你怎么想到来找他？”

“你们派了两个人去核实情况，雅安好多人都知道我父亲还活着并提出了上诉，你怎么不承认呢？”弟弟急切的问。

“年轻人，你误会了，那两个年轻人是我们整理材料时，派出去了解你父亲过去情况的。”他仍然十分镇静，很有耐心的样子。

弟弟问：“为什么他们说我父亲还活着？我希望能见一见他们。”

“啊！真不巧，他们刚刚出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你很难等到他们。再说，他们完全不了解情况，想当然地出去乱说，我们要认真追究他们。”现在脸上透出严肃。

那人在弟弟肩上拍了一把，脸上挂着始终不变的僵在臉上的微笑，说：“这么冷的天，你大老远地赶来，就在我们这里住上几天再回去吧”。

弟弟想：何不利用他的建议，住几天，也好想办法打听打听。可是弟弟想错了，那里大雪封山，山高林密，曲折蜿蜒的山路被白雪覆盖，把所有好的、坏的、恐怖的、血腥的变成一望无际的纯洁，根本无法认清方向，也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住宿和吃饭遇到的人不多；问他们，不是说不知道，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看来消息被封锁了。

几天之后，父亲的消息一丝一毫都打听不到，弟弟只好回家。我们又坠进迷雾里，我不敢想父亲，不敢想如果他还活着，他正在受着怎样的折磨，他有多么痛苦。不久从雅安传来消息，有人出来证实，说父亲是他埋的。他说：他想到父亲过去是有身份的人，怕遗体被野狗刨出来吃了，就用父亲的俄国毛毯裹住遗体，挖了个很深的坑埋了。

多么好心的人啊！且不问为什么不通知家属，他的话里有太明显的漏洞。他们不知道是我亲自把父亲送出家门，父亲两手空空去了安仁镇，哪来什么俄国毛毯？如果真有什么昂贵的俄国毛毯，安仁镇当局还不早就没收了，父亲还能带着它劳改几年而完好无损？谎言是经不起检验的，说谎也必定是有原因的。这位自称埋藏父亲的“好人”，应该是针对我们去找父亲变出来的吧。我的父亲啊，你在石棉矿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屈辱、经受了怎样的秘密处置？为什么你的死亡会弄出那么多奇谈怪论？这位所谓埋葬你的人是为了遮掩你还活着的事实？还是为了掩盖你死亡的真相？不管是什么，这里面的秘密太深，而且绝不是大邑县可以操纵的。这种事牵扯到什么后台，只能留给历史了。

大邑县安仁镇，我的老家，多少年来一直想去看看它，但我们姊妹三人在一九九零年前却从来没有去过。以前大名鼎鼎、人丁兴旺的李氏家族，现在只剩下贫穷的五哥和几个远亲住在那里了。

一九八三年妈妈去世，父亲得到了所谓的平反之后，我们就打算在安仁镇为父母修墓，把父亲的清白昭示于人间。一转眼十年过去了，一九九三年趁女儿回国探亲的机会，我们终于把这一愿望付诸实现。

修墓那天，我们姊妹几家一大早就起身，驾车前往安仁镇。对安仁镇这片生养父亲的土地，我们自然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情，但是解放初期父亲在这里被关押、被陷害，最后屈死狱中。几十年来一提起安仁镇我们就害怕，从不敢回去。

一路上我沉浸在悲凉的心境里，汽车过了崇州市，就进入大邑境内和以前一样的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并颠簸起来。随着车身的摇晃，我仿佛被卷进时光隧道，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原以为随着时间流逝可以淡漠的往事，再一次清晰地、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心上永不会结疤的伤口再一次被撕裂开，我再一次体验到锥心刺骨的剧痛，对至亲至爱的父亲的思念穿透几十年岁月的沉积又顽强地抬起头来。安仁镇到了，我擦干满脸的泪水，却安抚不了那滴血的心，挥不去刻骨的悲伤。

父母的墓地就设在五哥李国孝的自留地里，和二爸李育滋的墓紧挨着。我们匆匆地来到五哥家，亲友们已在门口摆了好多花圈。花丛中没有父母的骨灰，也没有父亲的照片，一付陪伴妈妈度过几十年的塑料黑框眼镜，是墓里唯一的东西。只有在墓碑上才找得到父亲：

                       之墓

母 廖淑蓉

一生艰辛，任他高低贵贱，

修墓的工作，在闷热的天气里进行，农工们个个挥汗如雨，我们坐在五哥李国孝屋里，也热得汗流浃背。中饭由五哥操办，正准备进餐，生产队的“领导”踱着方步，不请自来，毫不客气地坐到主人的桌边。我感到恶心，赶快站起身来，对“领导”们说：“对不起，我们都不是主人，今天的主人是我哥哥，他才应该坐在这里。”说完和姊妹们拂袖而去，也不回头看看那几个“领导”诧异的目光，让五哥以主人的身份去享受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平等”。

下午，五哥和几个乡邻陪我们到处去走走，大家信步来到一片灰砖瓦房前，我大吃一惊，这家的大门怎么竟然跟我们李家的大门几乎相同呢！有人指着它说：

“这就是过去刘文彩的宅第。”

我倒抽一口冷气，难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彩公馆？记得当年冷月英到处做报告控诉刘文彩的“水牢”时，妈妈就告诉我那不是“水牢”，那是刘家存放鸦片的地方。今日见到其庐山真面目，想起好多年来被批判得臭不可闻的《收租院》，心里还余悸犹存。

“你们刘、李两家过去是安仁镇最大的两个家族。”

“你们李家在大邑县做过很多好事，我们都没有忘记。”

“李家办的春花小学为安仁镇培养了好多人才，”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妇女说，“我小时候在里面读过书，你们李家也是安仁镇做善事的人家呵。”

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我被他们朴实无华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原来公道自在人心，安仁镇的老百姓没有忘记李家。

李家修墓的消息在安仁镇不胫而走，前来围观的农民络绎不绝，从开始到落成，墓地一直被乡亲们团团包围着，其中还有当地的大队长和书记。我们兄弟姊妹和近親，在墓前恭恭敬敬地向父母鞠躬，以表达深切的怀念、满腔的忿懑和无尽的哀思。我们把双手久久地放在胸前，默默向父母祝祷：孩子的心都在这儿，你们不会孤独。

安仁镇是父亲出生的地方，他十几岁从这里走出去，在外面的世界奋斗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从没有忘记过家乡。然而，一九五一年他却被骗回这里，在无故关押两年多后，又被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冤判；从这里，父亲被送进劳改营，受尽折磨而冤死狱中。站在墓前，我抬头四顾，仰望苍天，带着从心底里涌出的眼泪大声呼唤：“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的遗骨在什么地方！你曾经冒死相救的人把你扔到哪里去了？爹啊，现在我们为你和妈妈在你蒙冤的地方修建了一个新家。你和妈妈半生不能相聚，现在你们可以长相厮守，再也没有人来打扰你们了。”

我们看到安仁镇仍旧贫穷而落后，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的家里仍挂着被熏黑的打着重重補丁的蚊帐，吃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农民仍旧在苦吃苦做，以磨骨头来养肠子。男人砍下自己屋后长了几年的老竹子，锯成段割成片再削成又薄又细的篾片，女人们用它编一个竹篓才挣几分钱。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升起：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已打倒了四十多年，农民翻身得解放也四十多年，为什么农民仍得面朝黄土背朝天？

修完墓后，我们怀着深切的同情，给了周围几个衣衫烂褛的孩子一些钱，聊表对家乡人民的一点同情和心意。

想不到墓刚修成，安仁镇政府来人向我们提出：原父亲办的“春花小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安仁镇第三中心小学）的大门坏了，希望我们拿出一千元钱修葺校门，这样，他们可以恢复“春花小学”的名字，还可以请我家的人当学校的名誉校长。我的感觉是：历史又要重演了，我可不能走李家前辈们的老路，还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吧，于是逃之夭夭。

当我拿到女儿为我购买的院子的房契和地契时，小孙女给我开了个玩笑，她说：“婆婆，你现在真正当上地主了。”她说得对，至少这片土地已完全属于我。我深信，父亲的命运不会再在我身上重演。

父亲啊，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