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六四,這幾天心裡很不平靜。
走在路上,躺在床上,吃飯上網,白天黑夜,腦子裡總是有關六四的前前後後。自己本不是那場運動的參與者,作為觀眾,隨遊行的隊伍從中關村走到過天安門,見過學生與警察的對峙,跟著學生一起激動過,歡呼過。運動中間有過幾天,一切似乎都平靜過去了了,和朋友到北師大校園,校園裡也安靜得出奇,當時就跟朋友講,學生們只有絕食,才會將這場民主運動的烈火重新點燃起來。
果然不出所料,過了三天,學生開始了廣場的絕食活動,自己卻於那時離開了北京。六月份再回北京的時候,大街上依舊可以看到焚毀的卡車,許多街道戒嚴不通。一切的希望,似乎在那一天,全部破滅了。
二十多年過去了,「六四」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會有定論。但將現在的中國,與二十年前相比,或者再推回九十年,與魯迅先生寫《吶喊》的那個時代相比,心情突然更加的沉重沮喪。
在《吶喊》自序里,魯迅先生有這樣一段話: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這段話講了快一百年了,看這間鐵屋,似乎依然牢不可摧,尤為可笑的,是捍衛這個鐵屋的,居然是將魯迅捧了幾十年的一個政權。鐵屋裡熟睡的人們,比一百年前更多,那幾個清醒的人,依然關在牢籠里。我覺得自己要發瘋發狂了,如同《狂人日記》里那個患「迫害狂」的狂人,思緒和講話已經雜無倫次:
「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吃人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他們會吃我,也會吃你,一夥裡面,也會自吃。但只要轉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是人人太平。」
這個制度,造就了太多吃人的人。你們今天吃別人的孩子,明天說不準別人會吃你們的孩子,立刻改了吧,為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