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城市化=減少人口? 馬力
不是世界有多弔詭,而是我們有多單純。
第一部分:未知的經濟學原理
一、問題的提出
標題有點驚悚,好在這不是恆等式。所以問題是這個等號在什麼條件下能夠成立。中國之前的大規模城鎮化曾讓幾億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鎮打工,過上了曾經望而不得的城市生活。農民的大遷徙和如影隨形的城市大建設寫下了中國改開后大規模城鎮化的一頁,也是中國GDP的主要來源。二十年後中國的生育率就降到了維持人口不變的2%以下。如今中國的總人口也開始下降。這一現象同樣反映了幾乎所有發達國家中非移民人口的變化趨勢。
總人口的下降與城市化之間是否存在著因果關係,從而使上面的等號成為邏輯上的恆等號≡(identify ),這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話題。為了說清來龍去脈,文章從基本的新經濟原理說起,最後水到渠成,答案呼之即出。文章分兩部分發出。在獲得結論之前,了解新的基本原理也很有趣,因為那些本該知道的事實卻是現有的經濟學不知道的,但卻是看懂當代世界不可或缺的邏輯基礎。
二、新型城鎮化
雖然我們還不知道中國目前的低生育率與之前的城鎮化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的聯繫,但城鎮化的確帶來了不少問題。為了消化中國城市過剩的房地產,尋找中國GDP的新礦源,識途老馬輕車熟路找到了新的非市場化資產,那就是中國的農村土地。光把農村土地的使用權出售給私人企業,用於開發私人農場就可以創造出天量的GDP,實際上這一資產使用權的轉讓過程並沒有創造新的財富。這與以前將城市土地的使用權轉讓給房地產商來提高GDP是同樣的道理。
怎樣才能讓農民讓出土地離開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鄉村?就是給他們在城市安個家。在城市居民大量失業的背景下,許多原來進城的農民因找不工作而準備返鄉。因此新的城鎮化需要新的口號,政策和策略來說服農民。據說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城鄉融合的戰略方向。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將全面振興,從而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這個新口號不同於之前的移民式城鎮化,不只是改變農民的居住地和戶口,而是要農村和城鎮共同發展。但是怎樣才能實現城鄉共同發展的目標?依然是見仁見智各說各話。本文將介紹兩位當代改革家的觀點。首先來看中國原重慶市長,現任中國國創會學術委員會的常務副主席的黃奇帆先生的一次演說。
根據講演內容,中國計劃在2030年之前完成2.5億進城農民的戶籍城市化,使城市戶口達到全國人口的66%,到2040年進一步達到75%,再有兩億多農民將獲得城市戶口,擴大中國的製造業。到那時農村只剩下七千萬戶人口,每戶平均30畝耕地(質量不論,現在是7.8畝/戶)。這就是聯合國確定的農村小農經濟可以存活和發展的標準,並可以在農村推動所謂的適度經營規模的農業經濟,使農民的收入達到城市水平。根據這個計劃,中國還將建設一批新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這就難怪很多人把新的城鄉融合發展理解為新一波城鎮化,學習美國的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效率,解放幾億農業人口。
三、什麼是改革紅利?
新的城鎮化戰略能不能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再現曾經的經濟奇迹?不妨先來總結一下產生改革奇迹的改革紅利是什麼。現在人們把改革紅利說成是人口紅利,因為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城發展工業化的城市經濟,包括各種低端加工業和製造業,推高中國的GDP直至世界第二。那麼為什麼這些改革紅利現在不再起作用了呢?是人口老化嗎?中國目前有無數年青人失業返鄉,還有剛畢業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只能送外賣。可見並不是人口紅利推動了中國改革初期GDP的高增長。今天中國的人口紅利也沒有用罄。
真正的改革紅利是之前的社會主義經濟能夠長期保持物價穩定而形成的極低物價,包括廉價勞動力。這個真紅利從兩方面推高了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所創造的GDP。一是中國製造,包括外資製造,具有超級比較優勢,能夠以極低成本和物價佔據大片海外市場,從而以龐大的數量優勢積累大量的GDP。光有這個還不夠。推高GDP的第二個強大作用就是改革后中國原來的極低物價迅速攀升形成的高通脹。名義GDP是不去通脹的,包括了通脹帶來的水分。在前一篇文章中(見非再生經濟——中國經濟的現有屬性),我論證了如果從1979年到44年後的2023年,中國的加權平均的物價哪怕只是上漲了二十倍,去除這些通脹后,中國GDP的年增長率不到3%。這低於改革前,甚至低於文革十年。可見官方公布的GDP的高增長包括了更大的通脹水分。
除了物價紅利,資產紅利也很重要。這不是指改革前留下的所有固定資產,而是那些可以被直接市場化轉化成貨幣或資本,並被直接計入GDP的資產,如城市土地和生產設施等。這些資產幾十年來一直支持著中國的赤字經濟和土地財政,提高了中國的GDP和其增長率,也補貼了中國的民營企業,減少了失業人口。然而為了GDP的迅速擴張,中國過度消耗了資產紅利,並因此造成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這些資產紅利不僅被用來補貼中國的企業,還通過中國出口企業的內卷和價格戰,大量補貼了外國消費者,使進口中國商品的國家能夠長期保持低物價和低通脹。
改革開放前留下的紅利還包括工業基礎紅利,民眾的儲蓄紅利和精神紅利等。精神紅利最不被重視,但卻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理想主義的世界觀,集體主義的思想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以及十幾億熱愛祖國對未來滿懷希望的民心。憑藉著這樣的精神紅利,中國能夠平安度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經濟蕭條,先是四千萬國營企業的工人失業下崗,被私有化的浪潮沖走了飯碗,接著又是幾千萬農民工因外資撤離而失業還鄉(非再生經濟——中國經濟的現有屬性)。如今他們中的許多人花光了幾十年的銀行儲蓄,又背上了幾十年都難以還清的債務。
經過了四十多年的經濟改革,物價紅利與城市資產紅利基本上消耗殆盡。中國基於低物價的比較優勢逐步讓位於新興的低緯度國家,這導致了西方國家進口供應鏈的轉移。而在國內市場上,如果沒有政府的貨幣調控政策、早已出現了嚴重的通縮現象。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城市土地也已經賣不動了。那些城市土地只能用來基建和蓋房,不能用來種地和建農場。於是就有人盯上了農村的土地。這片廣袤的農村土地大概就是上面的視頻中所說的,新的城鎮化戰略可以進一步釋放的改革紅利。
四、經濟學的隱形假定
為了說明白在什麼情況下城市化=減少人口,首先必須指出西方經濟學一個致命的,但至今不被人知的錯誤。這個錯誤是中國繼續城市化,無限增加城市人口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基礎或認知誤區。它來自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隱形假定:市場是無限的。早期自由經濟學的著名口號就是:有多少產品就有多大市場。換句話說就是生產不受市場的限制,並總能找到產品的市場。這才是自由經濟的原教旨。在資本主義的早期競爭對手相對較少,同時生產落後但市場很大,全面性的過剩危機還沒有系統性地發生,即便有某種產品達到市場飽和,也很容易找到附近的市場或遠銷海外,所以說有多少產品就有多大市場,就看廠家有沒有能力發現新市場,包括強行打開新市場。
現在的中外教科書都說自由經濟是主張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事實上那時的政府完全沒有干預資本經濟的必要和想法,而經濟學家甚至不知道什麼是政府干預,怎樣干預。人們所知道的只是政府用武力等國家力量支持私人資本開拓市場和殖民地,如十七,八世紀的荷蘭與英國政府幫助東印度公司殖民印度,以及十九世紀英國政府對英國商人向中國傾銷鴉片的大力支持。說到底自由經濟無限市場的觀點不過是鼓舞資本經濟開拓市場擴張侵略的一個響亮口號。政府對資本經濟的限制性干預很晚才出現。所謂的自由經濟是反對政府干預的現代說法,只是為了否定和掩蓋資本經濟掠奪市場的歷史而已。許多現代學者,尤其是天真迷信的中國學界,完全不理解西方經濟學。
反對政府干預甚至都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新自由主義承認政府干預的作用,但反對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這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低效率,而是它從根本上傷害了資本家的利益,並表現出更高的社會總效益。如果社會主義經濟真是低效的話,西方國家就不會千方百計地煽動顏色革命以期改變社會主義經濟,甚至用貸款要求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私有化改革,而是相反,不惜一切代價支持和鼓勵用這種低效的經濟加速社會主義國家的滅亡。
實際上今天的發達國家已經沒有不干預市場的政府,規範市場經濟的法律也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經濟制裁,關稅壁壘,反傾銷,反補貼,封禁外國企業等等都是常見的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只是經常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所以當今的自由經濟只能是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新自由經濟,即以政府保護和干預為後盾的壟斷市場經濟。說穿了新自由主義不過是資本經濟羞答答地承認自由經濟的失敗,並偷師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實現鹹魚翻身的遮羞布。
今天在企業管理的專業中有市場的規模或容量之類的分析課程。但在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中,並不考慮市場經濟在有限市場和無限市場下有什麼根本的不同。這從最簡單的利潤公式
利潤 = 產值 - 報酬 - 成本
就可以看到。假定產品的單價是p,根據供求關係,p是產品數量n的函數p = p(n)。因此有
產值 = ∫p(n ) dn
等式右邊是產品單價對數量的定積分,從n = 1到產品總量N。在市場有限的情況下,產品價格不是連續變化的,而是一個間斷函數。當市場飽后,物價會發生突變,甚至為零。這時的物價p成了間斷函數,利潤公式因此變成兩個不同的公式,分別表示市場飽和前後的利潤。如果不考慮市場飽和產生的突變,而用一個利潤公式來研究經濟過程,這樣的經濟學就無法考慮有限市場的真實情況,所以說是以無限市場為隱形假定的經濟學。
五、無限生產與有限市場的矛盾
農牧社會的生產發展受自然周期和土地資源的限制,經濟發展緩慢,很少出現生產過剩的現象。人口增長也緩慢且總數不高。這說明了人口數量是受經濟水平限制的。工業生產則不受自然周期和土地的限制,只要有足夠的能源和材料,在理論上就可以無限發展。這就是自由主義經濟產生的背景,也是市場經濟學中隱形假定產生的原因。直到市場的擴張到達了極限依然不能消化產品的供應后,市場經濟才發生了全面的系統性的過剩危機。市場利潤斷崖式下降到零以致為負,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和國家利益。接著就出現了干預產能無限擴張的政府行為。是自由經濟和自由經濟學在先,政府干預在後,而不是如今天所說的相反。
根據有限市場經濟學的原理(見本人在本站2014年的系列文章),過剩危機反應了工業經濟中無限生產與有限市場的根本矛盾。也就是說工業國家或工業城市的生產不能無限發展,其發展上限和在一定水平上養活的人口不是無窮的,而是受外部市場的限制。由於外部市場最終是有限的,尤其在全球工業化的今天,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出現了生育率和總人口的下降趨勢。中國也不可能例外。市場過剩的本質就是勞動過剩,勞動力過剩。勞動力過剩也就是人口過剩。中國城市今天房地產危機實際上也是工業產能過剩人口過剩的表現。大量城市(包括農民工)工人失業收入消減,住房的消費能力驟然下降因而刺破了之前的房地產泡沫。
六、計劃生產避免過剩
起先工業國少,市場很大,過剩性危機很少發生。工業化發展起來后,危機逐漸頻繁,且周期性爆發,表現出典型的階段性特徵。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市場供應減少,要不了多久企業就可以重新開工。這是供求關係的自然調整和自然周期,表現出不治而愈的特徵。早期的經濟學家認為周期性的過剩危機是私人資本的貪婪導致的盲目生產造成的。馬克思因此得出資本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生產資料的個人佔有與生產的社會性之間的矛盾。為了防止過剩性危機,資本經濟走向壟斷,最重要的是市場壟斷,然後根據所佔市場的大小有計劃地進行生產。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烤鴨店老闆根據每天的大致銷量來決定每天烤多少只鴨子,而不相信烤得越多就賣得越多。寧少勿多以免造成浪費,以致有顧客來晚了點就買不到烤鴨了。這就是最簡單的計劃經濟模型。這種簡單的計劃經濟可以有效避免產品過剩和造成的浪費與虧損,因為能夠做到產出小於或等於市場的需求或消費者的購買力。這在產出很小時不難做到。當有計劃的產出無法小於市場需求或購買力時,計劃經濟就還是避免不了經濟危機。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悖論——任何企業都可以根據平均銷量來生產,大不了少賺些,也不至於避免不了生產過剩;所以這樣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沒錯,計劃生產對單個企業來說的確有效,而對整個社會來說就不是這樣。為什麼?因為在市場競爭中,企業可以被過剩。下面就來揭示這個道理。
七、有限市場的無形競爭
購買一個企業所有產品的購買力正好是這個企業的產值,
產值 = 購買力
利用之前的利潤公式
利潤 = 產值 - 報酬 - 成本
可以有
購買力 = 報酬 + 成本 + 利潤
其中報酬是企業老闆付給職工和自己的薪水,成本是老闆支付的除人工報酬以外的資本,利潤就是老闆的盈利,是產值除去報酬和成本后剩下的部分,也被馬克思稱為剩餘價值。如果社會上有很多企業,這個公式告訴我們在不考慮貸款消費和外部市場時,社會內部的總購買力與總產值是相等的,就是企業支付的總報酬和總成本加上企業主所獲得的全部利潤。
由此可見,當所有企業都能售罄它們的產品時,所有的工人、成本商和企業主都必須沒有任何購買力儲存,而將所有所得都用於購買和消費。這樣的經濟是一種無積累經濟。如果資本家想積累資本儲存利潤,原來的經濟運作就無法維持。雖然這是對沒有外部市場的孤立系統而言的,但對外部市場有限的國家同樣適用。這是因為把外部市場包括在孤立系統中,就是一個更大的孤立系統。這時前面所說的無限生產與有限市場之間的矛盾在單一有價的市場經濟中,就表現為資本積累與資本增值之間的矛盾。
事實上資本家不可能將所有利潤用於消費,因為消費不了。於是被資本家儲存的購買力需要有別處的購買力來填補。也就是說某個企業既可儲存利潤,又能賣完所有產品,必然佔有其它企業的購買力,使得其它企業無法積累資本也無法賣完所有產品。這就是一個資本經濟無法避免的市場競爭。這樣的競爭可以在企業主不知道確切的競爭對手時無意識地發生,所以說是一種無形競爭。在無形競爭中失利的企業很難避免這樣的飛來橫禍而被過剩,這是計劃生產也救不了的。無形競爭是西方經濟學迄今沒有意識到的重要核心內容。在無限市場的隱形假定下,西方經濟學把自己吹噓為神通廣大,並因此不願正視無限生產與有限市場之間的矛盾和帶來的無法克服的難題。
無形競爭是資本經濟的固有矛盾所產生的一種與人的主觀意志無關的相殘本性。如果將市場經濟的固有矛盾推廣到自然界,可以發現生物界的固有矛盾——無限進化與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生物界的固有矛盾同樣會導致生物的無形競爭。生物早期的競爭也同樣是無意識的和無目的的,只有現在的智能生物才會發起有意識有目的的競爭。然而現有經濟學所說的企業競爭是企業主為提高企業效益,打敗同行而展開的有意識的競爭;並認為是市場經濟所具有的一種優勢。但市場競爭可以像生物競爭那樣與意識無關。即便有人一心想與他人或他國和平相處而不是與之競爭,與同行結成一個雙贏的共同體,但在有限市場經濟中誰也不可能逃避無形競爭,除非甘心失敗並被淘汰。
八、計劃避免不了的危機
綜上所述在有限市場的資本經濟中,只要有利潤儲存,就會有市場競爭。富人的購買力儲存造成的市場過剩會轉移到效率不高的企業身上。那些相對低效的企業不一定是劣質企業,可能只是在初創或升級階段,也可能是不善投機,給予職工較好的待遇或對產品質量要求較高的企業。這種因購買力儲存導致的無形競爭雖然有利於提高少數企業的盈利效益,卻不總是意味著優勝劣汰,還可能是劣幣驅逐良幣。不管怎樣,競爭中企業的破產和人口的失業會造成大量資源和勞動力的浪費,從而降低整個社會的生產總效益。這就是中國改革后GDP的平均增長率反而降低了的原因。
由利潤儲存造成的市場過剩與盲目生產無關,甚至與市場飽和無關,而與購買力的分配不公以及消費不足有關。這種現象非常類似中國目前的狀況。一方面是有錢人有大量的資金放在銀行,證券市場和國外,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人沒有足夠的錢用於日常消費。他們也需要儲存一部分錢用來交房貸或房租,付醫療費和孩子的學費等剛需開支。當市場過剩波及各個產業並嚴重到一定的程度時,就可能發生過剩性經濟危機。這種過剩性危機同樣與盲目生產無關,也是無法隨主觀意志來避免的,因此不能靠計劃經濟或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來預防這樣的危機發生。
那麼為什麼前面說的烤鴨店老闆可以通過控制每天的烤鴨數量,來避免銷售不完的情況發生?這是因為可以買烤鴨的購買力不都是由烤鴨店提供的。如果只允許烤鴨店職工購買,那麼就難免會有過剩。因為這時的烤鴨店是個生產與銷售的孤立系統。單一有價的市場經濟是不能在孤立系統中運行的,再怎麼計劃都不行,因為系統中不可能沒有一點利潤儲存以防萬一。烤鴨店要開下去就必須獲得外部的購買力。說到這裡有人會問,既然計劃生產避免不了市場過剩和過剩危機,為什麼改革前遭到西方封鎖的中國在全民就業的計劃經濟時代很少發生過剩危機?
那時中國的經濟也有自然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失速現象,但的確沒有發生過全面的過剩危機。這不是因為沒有競爭,也不是源於計劃經濟。那時不僅國家儲存利潤,城市居民也有不少銀行存款。國家還被西方國家嚴密封鎖,沒有貿易往來,幾乎是一個完美的孤立系統。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可能沒有無形競爭。不同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具有統籌兼顧的功能,可以用其他企業的利潤來貼補虧損企業避免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這樣做比虧損企業的倒閉帶來的損失要小,因為企業還可以生產繼續創造財富。這是改革前經濟發展速度更快的原因之一。
全民就業的計劃經濟時代沒有發生過剩危機的另一個根本原因是無價市場經濟的存在。那些剛需物資和服務的免費分配是計劃經濟的一部分,也是有價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必要補償,可以吸收政府和民眾的貨幣儲存造成的市場剩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價分配是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無價市場經濟,與有價市場經濟相互依存相互補償,形成一種耦合市場經濟。這種無價市場經濟同時又是一種報酬方式,以更公平的分配來避免按資分配造成的貧富分化。這不同於資本經濟國家的福利機制,因為那只是出於人道主義,實際上是救助和鼓勵不勞而獲的生活,而不是經濟運作本身的需要。而且這種福利來自交易后所得的貨幣稅收,無助於防止富人的購買力儲存造成的市場過剩。